张新颖

　　一、再三重复的恐怖/平常经验

　　沈从文跟随三百余人的队伍上路，当天步行六十多里，黄昏前到达名叫高村的大河边，坐船下行。“船上所见无一事不使我觉得新奇，二十四只大船有时衔尾下滩，有时疏散散浮到那平潭里，两岸时时刻刻在一种变化中，把小小的村落，广大的竹林，黑色的悬崖，一一收入眼底。预备吃饭时，长潭中各把船只任意溜去，那分从容那分愉快处，实在感动了我。摇橹时满江浮荡着歌声。我就看这些，把家中人暂时完全忘掉了。四天以后，我们的船编成一长排，停泊在辰州城下的河岸边。”（《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卷298页。以下引本全集，只标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

　　他们驻扎在辰州（即沅陵）总爷巷一个旧衙门里，每天除了跑早操，大多时候无所事事。沈从文喜欢到河街，“那里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有无数小铺子，卖船缆，硬木琢成的活车，小鱼篓，小刀，火镰，烟嘴。满地皆是有趣味的物件。我每次总去蹲到那里看一个半天，同个绅士守在古董旁边一样恋恋不舍。”（13；299）

　　那时节，五千家户口的辰州地方，驻扎了大致两万名军人，所属十分庞杂。沈从文编在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归芷江人张学济管辖。不久，他们就被派往芷江（沅州）清乡。

　　约两个团的队伍，坐船上行七天，走旱路三天，到了沅州所属的东乡榆树湾。部队在这里住了四个月，杀了将近两千人。所谓清乡，换一个说法是剿匪，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杀人。这种杀人而且简单到不必出去捉人，各乡区团总地主会送人来，倘若肯缴纳捐款，钱一送到，当即取保放人；没有能力拿出钱来的，牵出市外砍掉。有时也把团总地主捉来，罚一笔钱再放回家。

　　沈从文在这里的场集上，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还有一件印象极深的事是，商会会长年轻的女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便被本街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从坟墓中挖出，背到山洞中睡了三天，又送回坟墓里去。这事为人发觉，卖豆腐的男子押解到清乡司令部，随即就地正法了。临刑前，沈从文有机会跟他说过话——

　　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轻轻的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当我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了一会，又自然自语的轻轻的说：“美得很，美得很。”另一个兵士就说：“疯子，要杀你了，你怕不怕？”他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死吗？”那兵士被反问后有点害羞了，就大声恐吓他说：“癫狗肏的，你不怕死吗？等一会儿就要杀你这癫子的头！”那男子于是又柔弱的笑笑，便不作声了。……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13；304-305）

　　榆树湾之后，部队移防怀化镇。因为填造枪械表需要会写字的人，沈从文由这个机会，升为上士司书，到总部秘书处做事。

　　在这个小乡镇，有一种恐怖的经验——看杀人——再次重复发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恐怖仿佛就化为平常，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部分。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种雅观的游戏，本部队官佐中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而且，看过之后，“总有许久时间谈到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地方，或又辗转说到关于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13；308-309）

　　匪夷所思的情景，不仅可见，竟然常见——

　　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匹耕牛。这一行人众自然是应当到我们总部去的，一见到时我们便跟了去。（13；313）

　　《从文自传》叙述这一类事情，多数时候故意表现得不动声色，出以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口吻；他好像把自己写成了一个“看客”——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

　　事实可能与叙述产生的印象相反：看杀人的经验，深刻地“教育”了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小兵，以显著的方式渗透到他的思想、意识、感情、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之中，成为终生不可消除和磨灭的重要因素。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这么一个人，当然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别的人，存在着重要的、无法泯灭的区别。所以，即使《从文自传》有意保持叙述语气的统一，在讲到怀化镇的生活时，还是从叙述的控制之下，泄露出这样不平静的、沉痛至深的内心信息：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切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13；306）

　　乡民被拷打审问时，沈从文照例得行司书之职，坐在一旁录供，“把那些乡下人在受刑不过情形中胡胡乱乱招出的口供，记录在一角公文纸上。末后兵士便把那乡下人手掌涂了墨，在公文末尾空白处按个手迹，这些东西末了还得归我整理，再交给军法官存案。”（13；313）

　　二、“我以为我是读书人”

　　怀化是个六百户左右的小镇，沈从文随总部驻扎在一所杨姓祠堂。一如从前，他对膏药铺、豆腐坊、南货铺、烟馆一类的地方，总有未曾稍减的兴致。他发现了一个制铁工厂，一个人常常跑到那里去，弄明白了环节和工序，替人拉风箱，看高巍巍的炉口喷起一股碧焰；又跑到修械处，看那个麻子主任高高地坐在一堆铁条上，一面唱《孟姜女哭长城》，一面指挥三个小孩子舞动铁锤。在总部，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小师爷，因为他会焖狗肉，每五天赶一次场，他总得做一回厨子；他自己也高兴做，这比写公函呈文之类更对他的兴味。

　　爱吃狗肉的军法长萧选卿很有点学问，他问小师爷叫什么，听到沈岳焕这个名字，随口道：“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泰伯》，据此建议小师爷改叫沈崇文。军法长作旧诗，热心地要沈从文跟着他学。此前沈从文公务空闲常临帖写字，这一来，他又埋头学了几个月平平仄仄。

　　司令部来了一位姓文的秘书官，白净文雅，在满口野话的官兵中，很是稀奇。他见沈从文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就和气地劝他，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很多好事情可以学。沈从文回答，那你说说，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由此开始谈话，谈到后来，不知不觉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的谈话，其实是一种知识互换，沈从文学狼嚎、虎吼，告诉他野猪脚迹与山羊脚迹的分别，他讲火车、轮船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沈从文说杀头、开膛，他讲美国兵英国兵的制服，鱼雷艇，氢气球。两个人彼此惊奇对方的知识，这种交换谈话各有所得。

　　《从文自传》没有写出这个秘书官的名字——他叫文颐真，湘西泸溪县人，曾经留学日本——却特别真切地写出了他向一个小兵所开启的另一个世界的缝隙。这个小兵本能地亲近自然和人事，现在，在自然的世界和人事的世界之外，又有一个世界引起了他的敬畏之感和探究的渴望。这个世界，以前被他称作用文字写成的“小书”，以后他会慢慢纠正这个看法，慢慢认识文字的“大书”，文化和智慧的“大书”。眼下，只是一道缝隙，就足以让他惊讶不已。三天后出了太阳，文秘书打开行李箱，“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文秘书见他为那两本书发呆，就说，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

　　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

　　“《辞源》，《辞源》。”（13；316）

　　沈从文下楼洗了手，把《辞源》翻了许久。文秘书又问他看过报没有，两人于是讨论报纸。结果是，再加上一个老书记，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报钱买成邮花，寄往上海，等着报纸从上海寄来。这份报纸订了两个月。

　　文秘书把他的《辞源》视若珍宝——这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辞书，一九一五年初版发行，对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是新鲜的——沈从文要每天翻翻看看不可能，还是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或从副官长处一本一本借《西游记》。办完公事，从窗口望去正对着戏台，就用公文纸头描画戏台前面的浮雕。“但我梦里却常常偷翻他那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翻那宝书。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就多半从那本书上知道的。”（13；317）

　　所谓清乡驻防，实际不过是占地就食，靖国联军第二军实力尚厚，得以占到较有优势的防地。到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联军内部之间的势力发生明显消长，陈渠珍接替田应诏任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〇年又任湘西巡防统领，力图自强，日有振作；张学济的二军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出现困难，第一支队清乡除杀人外毫无成绩，防地难以维持，一九二〇年初匆忙中退向下游。“于是仍然是开拔，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满了一河。五天后我又到辰州了。”（13；317）

　　返回辰州未久，第二军全部以“援川”名义，开赴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龄小，就和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抽大烟的书记官，连同二十名老弱兵士，在辰州留守。他每三天写一份报告，月底造一份留守处领饷清册呈报，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事要做了。

　　他每天到河滩散步，上水船下水船那么多，却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水落水涨，船来船往，各色货物，水手，一切那么和谐，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13；319）

　　同卖汤圆的老人谈谈；爬到墙头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跑到井边，看人家接水，看人家洗衣，帮老妇人递桶、递瓢；又到靠近学校的城墙上看教会学生玩球，他们把球踢上来时，给他们踢回去……

　　在城墙上，见一群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就喊“有兵有兵”，想回头走。“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

　　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13；320-321）

　　这样寂寞的日子，使他躲过了一次大劫。十二月，他们的部队在鄂西来凤遭当地“神兵”突袭，全军覆灭，熟人被杀殆尽。等到消息最终被证实，留守处即告解散，每人领了遣散费，年底各自回家。

　　三、《说部丛书》

　　一九二一年初，沈从文又离家，到芷江投亲。他的堂舅黄巨川做了警察所长，他就在警察所里做办事员；不久警察所接管屠宰税，他就又增加了税收员的事务。芷江还有一位亲戚，是个“大拇指”人物，熊捷三，民国第一任总理、凤凰人熊希龄的弟弟，是他的姨父。

　　他的舅父和姨父来往密切，时常作诗唱和，沈从文成天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很有兴致。为得到对抄写的称赞，他勤习小楷；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字，作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

　　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最初被承认的才华，在书法方面。有一位警备队长两年前殉职，警察所为他立碑，就由沈从文书丹。这块青石碑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现藏芷江县文物馆，碑名“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落款“潭阳邓其鉴撰文 渭阳沈从文书丹 渭阳沈岳焕篆额 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旦立”。有意味的是，篆额署原名，书丹署改名——以前军法长建议他叫沈崇文，后来他自己改为沈从文。这大概是目前可见最早正式用沈从文这个名字，但他似乎并未完全确定下来从此就用它了。名字前面的渭阳，即凤凰，却要古老得多：《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垂拱二年（686年）在坡山西址设渭阳县，坡山即凤凰山，渭阳县城就是凤凰黄丝桥古城。

　　熊捷三的家，青云街的熊公馆，沈从文在这里消磨了不少闲暇时光，不仅看到许多字画，更发现了两大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这是沈从文第一次阅读西方文学，集中反复地阅读林纾以文言翻译的小说——除了那三本书外，他在别处还提到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记》，或者说一大套林译小说——他本能地敏感到小说这种形式和他性情的贴近：“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13；323）

　　沈从文还从熊府的书箱里，找出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从中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公馆右隔壁是熊希龄设立的“务实学堂”，从这个学校的图书室，沈从文翻阅过《史记》《汉书》和其他杂书，其中有一套《大陆月刊》，连载《天方夜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忆。

　　沈从文的母亲把家里的房屋卖掉，和沈从文的姊妹一起，也到芷江来和沈从文同住。既然儿子有一份不错的差事，而且挺有出息的样子，加上芷江的亲戚多，熊捷三的太太是自己的妹妹，迁到这里来生活，似乎是个合理的打算。至少在初来的日子里，她甚至以为，一家的转机就快到了。

　　黄巨川得肺病意外亡故，捐税抽收改为一个新的团防局管理，沈从文就成了团防局的收税员。在团防局他认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两人十分要好，这个人还和和气气邀请沈从文到他家里看他的姐姐，一个白脸高身材的女孩子。很快，沈从文就以为自己爱上了这个白脸女孩子，而且相信那个白脸男孩子的话，以为白脸女孩子也正爱他。他不是学会了作诗吗？正好派上了用场，无日无夜作旧诗，作好就让白脸男孩子捎给他姐姐。沈从文母亲卖房屋的钱是交给儿子保管的，不知怎么开始的，白脸男孩子跟他借钱，今天借去明天即还，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给他，借借还还，到后来算来算去却有大约一千块钱没有着落。直到这个时节，沈从文才明白过来。不用说，那个白脸男孩子再也不来为他传递情诗了。

　　这一笔数目巨大的吃亏吓着了他，他想不出怎么办，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八月底，他偷偷离开母亲和姊妹，想走得越远越好。

　　四、“打流”

　　沈从文坐船下行至常德，靠岸找小客栈投宿，意外地遇到正住在客栈里的表兄黄玉书，他大舅黄镜铭的儿子。黄玉书从常德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去北京等地求职，未成，就回到常德等待机会。沈从文本来预备到北京或别的远处去，黄玉书留他一起住下，以后再做打算。这样，他就在常德过了四个多月无所事事的日子。

　　常德的河街比他以前流连的辰州河街可要丰富得多，两里长，他每天走一两个来回，任何一处都可能随意蹲下来看看。河街中最吸引他的是叫麻阳街的一段，一面是城墙，一面是临河而起的小屋。烟馆，面馆，杂货字号，屠户，贩卖小船上应用器具的小铺子，小小理发馆……专供划船人开心的妓院，常见三五个大脚女人迷笑，轻轻用麻阳腔调唱歌；船只拢岸时，河街上到处是水手，把从本乡带来的干鱼或大南瓜送给亲戚朋友；小孩子三三五五捧了红冠公鸡，各处寻找别的公鸡打架；卖糕的必敲竹梆，卖糖的必打铜锣；骂街的妇女；穿青羽缎马褂的船老板；街头许多人张大了嘴看傀儡戏，到收钱时却一哄而散……“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的意义。”（13；329）

　　有时候他跑向轮船码头看小轮船——他看过湘西河流里许许多多撑篙划桨拉纤的船，却不熟悉轮船——他好奇的不仅是轮船的样貌，更好奇轮船所来自的外面的世界。他看那些学生模样的青年和体面的女人上下船，看那些人的行李，间或发现某个皮箱上贴了上海北京各地旅馆的标志，总悄悄走过去好好研究一番。

　　有时候他出城去找染坊工人和马夫说话；有时候跟随送葬行列，看下葬的程序和家乡的习俗如何不同。他给母亲写了封忏悔与自责的信，接到回信时到城墙上去哭。

　　离小客栈约三里的地方，有一所女子小学，黄玉书和沈从文来这里看亲戚，偶然认识了杨光蕙。杨光蕙生长于凤凰苗乡得胜营，桃源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毕业后在这里教书。黄玉书学的也是音乐美术，与杨光蕙一见钟情，两人不久就恋爱了。几年后沈从文开始写作，在初期的作品中，有一篇散文《流光》，写的就是这两人恋爱的故事；其中，黄玉书是这样的形象：“三表哥是一个富于美术思想的人。他会用彩色绫缎或通草粘出各样乱真的花卉，又会绘画，又会弄有键乐器；性格呢，是一个又细腻，又懦弱，极富于女性的，搀合粘液神经二质而成的人。……清癯的丰姿，温和的性格，在一般女性看来，依然还是很能使人愉快满意的丈夫啊！”（11；37）

　　在这两个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青年”的“自由恋爱”过程中，曾经的小司书沈从文扮演的角色，是在表兄的央求、夸赞之下，代写情书，前后大概有三十封，并负责传递。有时去学校，两个恋人坐在大风琴边，沈从文照例站到后门边观风。校长蒋老太太一到学校，沈从文作个暗号，里面琴声忽然响起。

　　这位女校长蒋慕唐，有个女儿叫蒋冰之，几年之后将以丁玲的名字登上文坛。

　　小客栈每天连伙食共需三毛六分钱，五天结一次账，除了黄玉书每隔一两个月向父亲要一次钱，表兄弟俩就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老板照客栈规矩不破脸就不能赶客人，他们的房间却从三面大窗的官房迁到只有天窗一片的贮物间，再迁到茅房隔壁的小间。表兄性情洒脱，又在恋爱，不以为意，沈从文却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在认识杨小姐之前，表兄弟二人曾经去常德上游九十里的桃源县谋职。当时湘西巡防军的一部分在那里驻扎，两人拿着凤凰同乡向膺生的介绍信，见了二支队司令贺龙。此事无果而终。

　　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只押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从常德上行到保靖，押船人叫曾芹轩，是沈从文哥哥的老朋友；沈从文去桃源时碰到姨表弟聂清，从保靖总部派下来作译电，这时候正要返回总部。一九二二年一月中旬，沈从文抛下表兄，和这两个人一同坐了这小船，向沅水上游驶去。

　　曾芹轩是个妙人，摊开军服躺在船上，听他说种种故事，倒也有意思。他在女人方面经验丰富，说到时，“从不显出一分自负的神气，不骄傲，不矜持。……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轻女子的轮廓，不至于失去她当然的点线，说得对，说得美，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这朋友最爱说的就是粗野话……在我作品中，关于丰富的俗语与双关比譬言语的应用，从他口中学来的也不少。”（13；333）——多年后沈从文写《湘行散记》，第一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写的就是曾芹轩。

　　七百里航程，只走过八分之一时，他们的钱就全花光了，却仍然有说有笑，“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13；333）

　　船随同一批有兵队护送的货船同时上行，一百来只大小不等的货船同时拔锚、抛锚，有船出事时总得停顿半天，有些路段船夫还得下水拉纤，每天多则走三十里。为减轻重量，他们三个人也常常上岸步行。

　　十八天后，到了辰州，那天恰是大年初一，黄昏时分三个人空手上岸，到市街看了一阵春联，从一个屠户铺子经过时，忽然上面抛下一个大爆竹炸响，吓了一跳。接着有两个商人经过，屠户家楼口小门里，又抛了一个爆竹下来。曾姓朋友于是拍门，喊老板拜年，门一开，就在那个高个子眼鼻之间，送过去结结实实一拳，然后哈哈大笑迈步回到船上。本以为那人会来报复，白白地等了半夜。就在这么可笑的情形中过了这个年。

　　从辰州上行十四天，在离目的地七十里的一个滩上，他们的船触大石后断了缆，右半舷撞碎，进了水，急流中漂浮了约三里，才傍近浅处。他们在河滩上搭起一个过夜的棚子，担心荒山中有野兽，船夫烧了两大堆火。他们听了一夜滩声，过了一个元宵。

　　这一路四十多天，到达目的地后，沈从文住在做书记的另一个表弟那里，眼见军队气象，与他之前所在的部队大不相同，巡防军统领官陈渠珍精力弥满，调度一切，给他的感觉是，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他非常想加入，总部的熟人也不少，可是要找一份事情做，却不能靠谁说一句话。于是只能继续“打流”——无事可做等事做，名为“打流”。每日应付吃饭，多在熟人处蹭，也为他们帮帮忙，在书记处写点不重要的训令和告示。一次正写一件信札，参谋处一个姓熊的高级参谋无意见到，问他是什么名义。沈从文回答，没有名义，是在这里玩的，帮他们写这个文件。书记官告诉熊参谋，说他帮了很多忙。熊参谋问清楚姓名，把名单开上去，当天他就做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

　　五、动人的产业

　　沈从文的字实在比其他司书好很多，抄写时又能改正笔误，斟酌款式，不久被调到参谋处服务，月薪六元。既然字使他得到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更努力写字。临帖，那时最敬仰王羲之；把薪水藏到袜筒或鞋底里，五个月内居然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一句惠而不费的赞美，就能让他在别人熄灯上床之后，还在煤油灯下，用《曹娥碑》字体誊录公文或报告。“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八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不明白什么叫作疲倦，这分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作书记的命运。”（13；339）

　　此地多狼，白天上山得带一根大棒自卫，夜间月晦阴雨时，狼嗥声音好像伏在地面上，水似的各处流；间或还可听到虎叫，谷中回音延长许久。逢三八赶场，在河边，一只方头平底渡船来往两岸，对河的山岭把一条河显得更加美丽。

　　初夏，陈渠珍派遣张子青部移防川东，沈从文作为机要文件收发员随行，月薪升为九元。他背了个小包袱就上路了。小包袱中除了旧棉袄、旧夹袄、手巾、袜子、鞋子、单衣袴之外，“还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13；343）

　　部队在湘、黔、川边界地区走了六天，从茶峒到松桃又到秀山，第七天在川东龙潭驻防。过茶峒时住宿两天，悲哀的杜鹃声留下深刻印记，后来创作《边城》时，沈从文把故事放到了这个地方，把杜鹃声写进了故事。

　　队部在一个庙里扎营，办事处是戏楼。不远的地方有著名的龙洞，沈从文差不多每天来洞里一回，在大石板上一坐半天，听水吹风。他当然也欢喜到小河边去，看船只上滩。“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上，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当那些船夫把船拉上滩后，各人伏身到河边去喝一口长流水，站起来再坐到一块石头上，把手拭去肩背各处的汗水时，照例总很厉害的感动我。”（13；345-346）

　　他住的房间里贴满自写的字，有一张小小字条，写的是：“胜过钟王，压倒曾李”——那时候他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繇与王羲之，活着的有曾农髯和李梅庵（其实李梅庵已于一九二〇年病逝）——好大的气魄。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在川东过了将近半年，沈从文又返回湘西保靖，到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住在山上高处单独新房子里。这一职务上的更动，触发无声而剧烈的精神活动，将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他住的房子是个大会议室，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橱里约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和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这统领官既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必令我去替他作好。那些书籍既各得安置在一个固定地方，书籍外边又必需作一识别，故书籍的秩序，书箱的表面，全由我去安排。旧画与古董登记时，我又得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概而言之，“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13；355-356）

　　《从文自传》称这里为“学历史的地方”，动心地描述出一个年轻人被包含在历史中的“人类智慧的光辉”所吸引、所启明时节的具体情形：“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356）

　　生命流转至此，得遇这样一个悠长、阔大的世界，是沈从文的幸运。当然，这份幸运应当感谢统领官陈渠珍。{1}

　　沈从文依然到山上，到水边，可是这时候接近自然，感觉也有不同了；性格也似乎稍变，感情弄柔和了许多。还有，就是觉得异常寂寞。

　　从北方归来的父亲在辰州的部队里做军医正；母亲和妹妹也到了辰州；弟弟和他同在一个部中做书记。家人无从缓解他的寂寞，他要的是能够听他“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的人，“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不久，他的姨父聂仁德（字简堂）——聂清的父亲，凤凰名儒，与熊希龄同科进士，陈渠珍少年时的老师——受统领官接待住在对河的一个庙里，沈从文便常常过河去听这个姨父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13；358）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13；358）

　　陈渠珍为实现湘西自治的宏大抱负，推行一系列举措，办学校，兴实业，组织工厂，设立报馆，等等。他草成乡自治条例与各种规程，沈从文在石印纸上用胶墨写过一次，现在由新报馆铅字印行，沈从文就调到报馆做校对。{2}

　　报馆里有一个从长沙来的印刷工人赵奎五，与沈从文同住一间房子，他有好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以前可从未见到。很快，沈从文就为这些新书新杂志所展现的“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13；361-362）——“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扩大渗透的影响，到一九二三年，波及到这个湘西一隅的年轻人。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13；362）可是，具体怎么办呢？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饷，偷偷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请转交“工读团”，心中对这一“捐款兴学”的举动有说不出的秘密愉快，却也只是聊以自解而已。因为文件缮写的需要，沈从文又调回陈渠珍身边，却被热病侵袭，大病一场，四十天后才恢复。病刚好，一个老同学在河中淹死了，他去收拾尸骸掩埋，“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13；364）

　　环顾周围，即便陈渠珍励精图治，地方军中陋习仍存，譬如，总部书记处大小六十四个书记，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既然烟土税、烟灯税、烟苗税、川黔烟帮过境税成为部队开支的一大支撑，鸦片烟土可代替货币流行，军中抽鸦片也就算不上一回事。只是沈从文无法融入这个环境，不想再糊涂混下去了。

　　他一个人痴痴呆呆想了四天，到后这样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13；364）

　　他准备到北京读书。

　　姨父聂仁德一向主张年轻人向外跑，受教育、受锻炼、找出路，他明白这个常来自己这里借书看的年轻人；不确证聂仁德是否向陈渠珍表示过他的意见，当沈从文向陈渠珍陈说自己的打算时，陈渠珍应允并且鼓励，还让他领了三个月的薪水，二十七块钱。

　　八月，沈从文从保靖起身，路过辰州时与家人短暂相聚，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听到生身祖母是苗族人；家里又给了他二十块钱。

　　他与朋友满叔远结伴同行，出湖南，经汉口，到郑州，转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之后，提了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坐到一个排车上，拉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他在旅客簿上登记：“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或许可以想象，在这个关口，他确认了自己之前改来的这个名字；带着这个名字，他踏上自己选择的道路，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13；365）

　　注释：

　　{1}沈从文与陈渠珍的精神联系，更深层次的探讨可以从凤凰一地特殊“文明”的脉络中着眼，这方面的论述，参见周毅《沿着无愁河到凤凰》，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1-53页。

　　{2}这一时期陈渠珍颁布的公告，有1922年10月《颁发乡自治真义的训令》、1923年5月《颁发乡自治白话通告的训令并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以及同时以白话写成的《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等。或许沈从文当时的心思，以及后来对这一时期自己经历的叙述，重心在产生离开湘西的想法到另一种生活里去，他没有直接说及公告内容和自己的意见；写《从文自传》时的1932年，说到当下的陈渠珍，既赞他与当地军民甘苦与共，也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努力。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