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等

　　前 言

　　张清华

　　在中国传统的人格范型中，“废人”似乎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中国文化中一方面有着非常颓废的因素——比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人又有来自儒家的非常坚忍和顽强的品性，一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感慨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可见“废”在我们的先人那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司马迁式的“因废而立”的坚韧人格；另一种才是贾宝玉或者西门庆式的“因贵而废”的反叛或者堕落。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儒道互补、禅宗思想等这些复杂的文化根脉，赋予了中国读书人以一种复杂的人格构造，达而兼济，穷则独善，进退有据，用废平衡。这使得中国文化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而纠结的取向——既不肯有彻底而真正的废，又喜欢标榜或兜售一种“精神上的废”，所以在诗歌中便生出了一种千古不衰的颓废情怀：“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说中国诗歌与文学中有一种天生的颓废气质或者颓废美学也不过分，但也正因为这种“废的美学化”，使得中国人关于文化意义上的“废人”的人格内涵，反而显得并不明晰。因此自魏晋时期兴起的“游仙”与“饮酒”主题，在李白等唐人的笔下虽然有了更为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没人真正将此看成是一种颓废的东西，而是将之合法化地解释为了一种“诗仙”的气质和做派。

　　这是颇有意思的：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颓废”有着不容置疑的美感：无论是表达世俗意义上的哀伤（如李煜），还是哲学意义上的绝望（如陈子昂和张若虚），还是兼而有之（如李白），都是一种“高级”的主题和美学的显现，有着先天式的优越；而在小说中，将颓圮或者废弃人格的合法化处置，也是通过哲学或者佛学的升华——在贾宝玉那里，是通过“繁华”与“大荒”的轮回，在西门庆那里，是通过“由色入空”的交替来实现的。

　　在现代以前的西方文学传统中，似乎同样很难找到典型的“废人”人格，如果说有，那也是与“狂人”并生和联系着的，可以追溯到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两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典范人物。近代以后，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照耀，在那些相对“落后”的文化中，就出现了一种“废的人格”——俄罗斯文学中之所以有大量奥勃洛摩夫式的“多余人”，便是废人文化现象的持续迁移；连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们自己，也有了种种“废人”式的表现，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死于“决斗”这样一种几近无聊的文化，便可以视为一种极端的证明。

　　奇怪的是，西方的“废人”传统与现代中国的“废人”人格就这样相遇了——通过俄罗斯的“多余人”形象，他们来到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变成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当然，更复杂的是变成了鲁迅笔下形形色色的人格残损的“旧人”与迷茫无望的“新人”。他们化身为农民，如阿Q；旧知识分子，如孔乙己；也化身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如狂人，如魏连殳与吕纬甫，甚至也还有作品中时而出现的无望的“我”。鲁迅在新旧文化的交集过渡中，发现了文化的内在死亡与断裂，这种死亡、毁弃和断裂正是“废人”人格出现的原因所在。与鲁迅同时发现“废人”的郁达夫所描写的“零余者”，试图在个人的废与民族国家的积弱之间找到一种隐喻关系，所以他让自己的主人公在醉酒嫖妓之后投海自杀，临死前甚至还说了一句：“祖国，你快强大起来……”本是典型的忧郁症表现，因为难以排遣的自卑与沮丧，还有无法自拔的颓废与抑郁而死，却偏要赋予其一种“意义”。这应了杰姆逊的说法，“在出自第三世界的一些叙事中，人们总是喜欢把个人的创伤或悲剧，解释为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某种寓言。”但无论如何，从鲁迅和郁达夫开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废人”人格诞生并且清晰了起来。

　　这种废的特质，到了钱钟书笔下似乎又有了新的发展：方鸿渐与赵辛楣一般新式的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把五四新文化所推崇的那些东西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和人格支撑，而是衰变为了一群新的废物——不止没有过硬的知识与文化素养，在人格上也沦落成了骗子和混混，所谓的“克莱登大学博士”虽然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恰恰是这种略含夸张的讽喻之中，让我们看出“海通以来西洋文化在中国的两件长存不灭的东西，即鸦片和梅毒”说法的另类式的形象和深刻。五四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鸦片和梅毒这些东西却是拔也拔不掉。新文化的神话通过这些废墟化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无声而无争地宣布了其悲剧性的崩毁与衰变。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革命时期的文学中很难找到真正“废人”的例证。或许是政治伦理压抑了人性中的复杂因素，人物变成了更为简单的“好人”与“坏人”，而不太可能出现不好不坏的“废人”。所以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文学中，几乎难以觅见现代以来的种种“废人”形象的影子。直到80年代，才因为政治劫难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渐渐清晰而露出了踪影。在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小说中，这个影子以一个落难的读书人章永璘的形象而多次出现。不过，作者并没有刻意在人性与精神的层面来展示其颓圮的一面，而是作为一种无意识书写，揭示了他的一些“精神去势”的属性。而人为强加于他的那些正面和积极的性格元素，在某种程度上“纠偏”和淡化了他的“废人”属性，这是时代使然，不过，即使在今天看，这一人物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也是值得我们反复思索和探寻的。

　　随着一元政治的渐渐消失，在新的市场年代到来之际，一部同样具有精神界碑意义的作品——贾平凹的《废都》出现了，1993年，这部作品一问世就引发了洛阳纸贵式的轰动，当然是毁誉参半的轰动，以及“三观尽毁”式的震动。这个当代意义上的“废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人说得清楚，但人们都感受到了某种巨大的隐喻意义：一种年深日久的权力与人格的构造似乎崩塌了，一种价值规则与世界观似乎悄然解体。如果我们不从精神现象学的范畴来看，几乎无法说清楚庄之蝶这个人物的意义：他源自现代以来的种种传统，但却更植根于中国古老的人物谱系——更像是西门庆和贾宝玉们的再世。

　　这个现象至今恐怕也没人能够说的清楚。在人物刻意渲染的喧嚣和热闹里，作者真正感兴趣和想要说的，大概是一种“废都文化”的气质，它是一种废弃的权力、文化、文明，乃至身体的总和；它是古城长安，同时也是中国；是历史，也是现实；是一个人，也是所有和全部文化乃至文明的总和。颓为其象，废为其里，这是一种历史的变动，更是一种文明的断裂和变迁。当然，与前身《金瓶梅》和《红楼梦》一样，它看似倾心于情色的幻梦，物欲的操弄，但骨子里表达的，却是与西门、宝玉一样的迷茫与虚空——前者是世俗层面上的放浪，后者还要再加上哲学意义上的荒诞与荒唐。

　　随着以庄之蝶为首的西京四大名人的败落，一个或多个“隐喻的构造”也塌陷或是衰败了——究竟是什么，仍然是说不清楚的。总之我们可以说，《废都》以宏大的精神体量，以浑然的颓败之气，剖开了传统文明之颓败的芯子，也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全面溃败的消息。这是一个含混而又无比丰富的命题。

　　“废人”的主题还在延续。在最近的十几年中，通过“废人”形象来叩问历史且追寻人的灵魂安妥之所的写作仍在继续。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我们就隐约可以看出贯穿着的乌托邦的再度冲动。这个“废人的家族”已经谱系化了，从作为先辈的传统知识分子陆侃，到作为第一代革命者的陆秀米；从红色权力体制中的谭功达，到当代的“废人”式知识分子谭端午，这个谱系还可以旁及到王元庆和许多人，甚至包括了土匪王观澄，他们几乎无不带有生错了时代、走错了房间的多余者、局外人的属性，无不因为与自己的时代擦肩而过而成为了“废人”的命运。

　　显然，格非的处理方法更具有历史和哲学的深度眼光。从某种意义上看，土匪王观澄的世外桃源花家舍，与秀米的大同世界、谭功达的红色公社、谭端午的革命理想、庞家玉无法抵达的西藏，还有王元庆的精神卫生中心以及绿珠的香格里拉……无不是同心圆或者有着隐秘重叠的同构之物，所有堂吉诃德式的战斗，革命的浪漫理想与火热激情，还有个体乌托邦的梦想，都是人类的一种无望的精神现象学，一种源自人性、展示于历史、最终消解和解释于哲学的寻找与废弃的二元混合。当然，更具有现实隐喻力量的是格非的社会或者文明的批判，如果说他的“废人”谱系与之前的人物相比有什么更不一样和更重要的贡献的话，那么对于现代以来的历史与文明的总体性的反思，对于革命历史的揭开迷雾与谜底的书写，对于人的灵魂世界的黑暗的“X光”一样的烛照与洞穿，则是我们应予更多探究的。

　　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用”

　　刘诗宇

　　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到《儒林外史》中的“群丑”，从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纬甫到《围城》中的方鸿渐，从王蒙笔下的刘世吾到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再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近现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中产生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废人”传统。

　　“废人”的形象曾一度是中国文学成就的体现，但时至今日，过剩的“废人”形象也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隐痛。趋炎附势、庸俗丑陋、百无一用，这几乎是联想起当下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时人们脑海里最先闪过的几个关键词。对于这种形象无休无止的牢骚、抱怨，只能说明在今天这个远离革命与理想、埋头于现实的时代里，人们对知识与知识分子，以及对于文学，还抱有某种与救赎、超脱有关的希望。知识分子形象对于这个社会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在批判当代文学中的这一类形象是不合格的“废人”时，人们只知知识分子不应如此，没人知道理想的知识分子该是什么样子。

　　这是社会的责任，文学也难辞其咎。文学在塑造和传播知识分子形象方面作用巨大，因此有必要对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讨论。

　　在中国谈论知识分子问题，似乎是危险的，因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对这个词本身的定义就是存疑的。它几乎和“现代性”一样存在百十种解释，然而正是因为问题的重要性，即便在指鹿为马、盲人摸象的状态中人们对相关讨论仍然乐此不疲。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文本中但凡有着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或者在故事中显示出了细致的思考能力，就有可能被纳入到知识分子形象的讨论，因此在这样的讨论环境中，严格从西方的知识分子定义出发再对诸多文学形象进行框定，恐怕很难同之前的研究谱系形成对话关系。本文愿意使用“知识分子性形象”来划定讨论对象的范围，因为它既包含着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包括那些在某一方面具有知识分子特征，但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却又被前人频繁讨论的对象。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正是希望可以在有限篇幅中避免概念上的分歧，而涉及到更多文学层面的内容与问题。

　　颓废本身或就具有美感，当代作家与文学批评也时常将知识分子性形象中的“废人”视为文学性的寄寓之处。但作为文学与社会中非同寻常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性形象中总是出现“废人”也难免让人担忧。

　　就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的知识分子性形象来看，这一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的“废”非常突出。首先，独善其身是不足以成为合格知识分子性形象的，以张贤亮的《绿化树》为例，当人们都在为温饱挣扎时，主人公章永璘白天因掌握着类似盘火炕这样的“稀有技能”而与众不同，夜晚还能读上一段《资本论》，并且在面对马缨花时这个知识分子性形象全面碾压着代表强健、力量与世俗生活的海喜喜。批评研究者绝不会因为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成了一个“性无能者”，才总是将章永璘作为“废人”型知识分子性形象的代表；而张贤亮在这本有自叙色彩的书中表达出同样的观点——除去夜里偷读《资本论》时，章永璘都愧对了“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资本论》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改天换地的象征性力量，类似作者的观点说明这种力量正和人们对合格知识分子的想象相符，而独善其身无法使他超脱“废人”的范畴。

　　那么“兼济天下”呢？物质生活相对富足但仍然碌碌无为甚至道德出现问题的庄之蝶等人肯定与此无缘。能够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性形象必然要从知识分子的理想出发，向陈腐的现实规则发动挑战，然而知识分子的话语、理想，在不同时代的主潮面前总是显得不堪一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这方面的代表，陆秀米、谭功达两代人心中一直怀揣着建立乌托邦的火热理想，但是历史轨迹证明的是什么？推翻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为了建立另一个殊途同归的政治体制，而乌托邦永远是痴人说梦。于是等待陆秀米和谭功达的结局都是几近幻灭后的隐逸，原本希望超越尘世的知识分子性人物终归被排挤到边缘的位置，于是才有了第三代谭端午这种“进错了房间”的尴尬形象。

　　理想的知识分子性形象是被现实“扫地出门”的，但在民间社会意识中这种形象却理应是进退自如、自愿放弃名利的。太多人选择将对现实的不满寄托在这种子虚乌有的形象之上，而大量真实知识分子性形象只能选择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蝇营狗苟或长吁短叹，呈现出一派颓靡气息。

　　那么不谈理想，知识分子性形象就不能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吗？《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也是人们对知识分子性形象进行讨论时选取的典型，他从一个四处碰壁的准“废人”型知识分子挣扎成为了“副厅长”，从世俗角度来说池大为获得了成功，但是当他说出“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悟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说难听一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时，他已经不再是人们所呼唤的那种知识分子性形象了，要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知识分子需“背叛”自己的这一身份。

　　就目前已经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性形象所具备的特征与能力来看，只要作家还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故事，知识分子性形象似乎就难以逃脱“废”的命运。这是批评与研究界比较通行的观点，但对这一逻辑进行检视，就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遭到了忽视——除了道德与责任问题，“知识”在“知识分子”身上更应该扮演基础性的角色。

　　具体说，在大部分当代文学文本中，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不废”总是跳过知识本身进入信仰与道德层面。此时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预设的、无需验证的身份定位，对之“废”与否的评价，看到的往往只是作家预设的掌握知识的人，在社会金字塔的不同等级中能否在不违背道德和责任的前提下做上升运动，并对整个金字塔的构成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本身被忽略了。为了明确文学作品中“知识”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我想举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在武侠小说中，在主人公或成为侠之大者或成为恶人，或碌碌无为或因大彻大悟归隐山林的过程中，武学既是武者们人生选择凭借的工具也是选择的动因。知识之于知识分子一如武学之于武者，现实存在的“知识”五花八门，并且对小到个人生活大到社会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但在知识分子性形象占据主要地位的当代严肃文学作品中，有多少对知识的描写能让读者印象深刻？

　　余华的《鲜血梅花》，是没有具体武学描写的武侠小说的代表作，而主人公阮海阔从武侠的角度上看，正是一个很明显的“废人”形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理，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性形象必然难以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找到应有的尊严，逃离颓废的命运。如果从道德信仰角度看，知识分子的颓废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局限，那么由于“知识”的匮乏而导致的“废人”形象则需要由作家来承担责任。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取材来源于现实，但归根结底是作家创造的产物，如果作家本人对于他要创造的角色所应拥有的知识仅仅一知半解，甚至有意回避，那么作家呈现出来的知识分子性形象必然是空洞而易碎的。

　　在阎连科的《风雅颂》中，主人公是一名文学专业副教授，在小说中他有一本凝聚毕生心血的学术著作《风雅之颂——关于？骉诗经？骍精神的本源探究》，这一著作是主人公身份的支撑。不论从学术角度这样一个题目价值几何，在文本的设定中这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怀抱的“知识”的具体体现，并且这部研究成果是促成他发癫并离家出走、最终以他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建立理想国的核心动因之一，但在小说中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却并没有得到详细说明。相反，主人公妻子与副校长偷情、主人公与性工作者赤裸相对的幻想图景却得到了反复描写。作家未必是专业的学者，但也不能说相比于这些场面，作家对学术方面的问题就理应更加陌生。最终作品呈现出来的主人公，是个知识分子式的“废人”形象，但这种“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人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本身坚守与追求的东西在作者含混的笔触下显得缺乏理性，而并不仅由于他对于现实的心有余力不足。

　　在这一类小说中，知识本身像是“镜花水月”，知识背后的道德、信仰则似乎除了给知识分子带来耻辱，以及精神分裂症式的疯癫之外，很难再见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在这样的呈现效果面前，到底是社会的真实状况使人对知识绝望，还是作家对知识的片面展示使读者对知识分子式人物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自从“新时期”以来，书写“废人”形象在当代文学中有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的趋势，涉及到知识分子性形象时尤其如此。应该说在前二十七年激进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后，“废人”形象的塑造确实对整体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并且为文学审美属性的呈现提供了广阔的土壤。但是过犹不及，新世纪文学经过了十余年的探索与发展，虽然对“知识”的侧重仍显不足，但当代作家们或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问题。

　　以2015年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为例，我认为《地球之眼》的意义在于作者借助一个具有虚构色彩的监视系统，将“废人”从当代严肃文学创作的范式弱化成了一种叙事合法性的“外壳”，进而“废人”得以不“废”。主人公安小男是理科奇才但执意转入历史系学习，最大的志愿就是从历史当中找到改善当下社会道德状况的方式，外人看来他一贫如洗，遭尽现实白眼，毫无地位与尊严可谈，只生存在自己的幻想中，与前文所述的“废人”型知识分子性形象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从自身的责任感与聪明才智出发，安小男在现实与理想间苦苦挣扎，最终以自己发明的先进监视系统使贪赃枉法的“官二代”李牧光得到了法律之外的惩罚，实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良知与道德的追求。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也是一个例子，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相似性的劳改故事，塑造出了一个与章永璘颇为相似的“废人”形象。但是可以看到相比张贤亮，严歌苓采取了不同的讲述角度，使得由“废人”型人格探索的人性深度与社会阴暗面，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作家颇具幽默感的叙述，这种幽默感的背后是知识对生活以及苦难认知态度的改变。对于亲情与回忆的处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人生感悟，成为了陆焉识人生的主线，相反没人在乎这样一个“章永璘”式形象能否承担知识分子身上背负的道德与责任。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总之在“废人”代表的人性以及反思、批判、审美的笼罩下，当代作家已经有蠢蠢欲动，寻求改变的迹象，最明显的趋势就在于对知识分子性“废人”形象的呈现，已经逐渐从最终的追求弱化成面对文学传统与主流批评家检阅时的一层合法性外壳。但我认为既有的努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很多与“知识”有关的问题，仍然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恐怕没有一个严肃文学作者愿意将自己单纯定义为“写手”，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着某种“知识分子”式的追求。因此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泛知识分子性”可能越来越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此时小说家如何处理“知识”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证明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意义并非仅有道德信仰这一条路可走，展现出知识本身的意义与魅力亦是一条根本之路。

　　在这方面，日本小说家京极夏彦在1994年出版的小说《姑获鸟之夏》，可资借鉴。这部作品的开头，只是一场发生在二手书店里关于“意识”与“存在”的对话，就足以使读者对关于这个世界的常识产生陌生与恍惚之感。结合着作家对叙事节奏的巧妙拿捏，以及环境描写上的细微差异，只是最简单的形而上讨论，也许还结合着一些新历史主义的世界观，就使“哲学”这种“知识”在文本中体现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玄妙。京极夏彦是写鬼神怪异的高手，这种目前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常被划为“不入流”类型文学的题材，在他笔下一样通过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恰当处理，而被提升到了现实的高度。与此同时发起谈话的主人公京极堂，虽然只经营着一个半死不活的书店——如若这个题材由中国当代作家来处理，八成又会塑造出一个“废人”——但在知识的加持之下，却显得异常高大。

　　前一段时间蜚声海内外，风靡通俗与严肃文学界的科幻小说《三体》之所以吸引人，在我看来完全要归功于小说中蕴含的“知识”。物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宇宙学等角度的知识虽然从专业的角度都难说绝对正确，但它们确实借助文学的手段体现出了非凡的魅力，而文学也因为它们显得趣味无穷。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几乎全是代表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这一身份在惊涛骇浪的时代巨变中存在感异常鲜明。

　　中国当代的严肃文学在将种种通俗文学从自身砍掉时，也使得各种各样的“知识”消失于严肃文学，进而知识分子性的形象才会面临着诸种问题，最终倒向宿命一般的颓废，在陈规与减法之下，知识分子性形象与严肃文学都难免走向边缘。本文谈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废”与“用”，这可以是只局限在某种具体人物形象上的小问题，也可以是关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问题。

　　从“士人”之废到“文人”之废——20世纪两端的知识分子“废人”形象

　　赵亦然

　　鲁迅先生曾在《呐喊》的序言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1918年的一天，老朋友钱玄同到他在北京的住所绍兴会馆看望他，那时他已经从日本归国六年多了，每天晚上下班后便在这院子的槐树下“钞古碑”。钱玄同劝他为《新青年》杂志作文，二人便有了那段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而鲁迅也终于决定做起文章，这便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由来。

　　历来这故事的后半段为人所瞩目，流传甚广，甚至演变为现代新文学发轫的一个譬喻，鲁迅先生也由此成为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者，被塑造成一个“横眉冷对”封建文化的斗士。但是，在这之前，曾经慷慨激昂、胸怀天下的鲁迅为何甘心日复一日地“消去”自己的生命呢？鲁迅在槐树下俯首抄碑，冰冷的槐蚕落在头颈的场景，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感伤颓废的姿态，它暗示着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为自己恓惶的灵魂寻找安妥的住所，一个回向自我内在世界的后撤。

　　事实上，虽然鲁迅的心境和郁达夫那种沉痛而悲哀的呼喊不同，但他也并不像钱玄同等人那样对中国的命运、文化的前途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毋宁说他是苦闷而颓废的，不相信希望的。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鲁迅精神的内在核心，一个黑暗的也是深邃的核心。这种深渊倾向集中反映在《野草》里，全书充斥着各种黑暗的意象，疾病、坟墓、荒野，死亡与虚无如影随形。而在小说中，他则塑造了一批“废人”形象，他们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知识分子悲凉消沉的精神处境。

　　比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大致勾画他们的行状。他们都曾经是关心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新青年，无论是曾和“我”去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因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而和“我”打起来的吕纬甫，还是守护孩子天真、议论往往“颇警奇”的可怕“新党”魏连殳，都在用一种自主生长、自主思想的力量对抗着社会流俗和人世苍凉。然而故事的结尾，两人都被命运的枷锁牢牢捆绑，动弹不得。吕纬甫渐渐“模模胡胡”过日子，仍旧教他的“子曰诗云”，魏连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在“新的颂扬，新的钻营”中颓废度日，最终放任疾病吞噬自己。在当时的旁观者看来，这两类人属于“废人”无疑，一个得过且过教书混日子，一个赚了大钱却郁郁寡欢孤僻成罕，都没能做出于社会有益的大事。

　　然而我们看到，恰恰是最无能的“废人”，却坚韧地守护着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真善美。吕纬甫想再看一眼的小弟弟的骨殖，正是他无限眷恋的同胞亲情，还有他对邻居阿顺姑娘的惦念，千里携来鲜红的剪绒花正如她的纯洁、朴实与善良。可惜尸骨无觅处，阿顺也终于病死了。魏连殳对祖母孤独一生彻悟，对孩童的天真无条件相信，可是祖母撒手人寰，小孩子也世故圆滑。于是他们感到了灵魂无处安放的痛苦，陷入了漫长的自我放逐。他们的“废”，更近乎一种无奈之下的自我麻醉，正如鲁迅的自况，“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众人眼中的“废”实际上是从世俗社会评判角度看的，在这个范畴中的“上进”“有出息”，在另一个维度上却意味着妥协和屈服，放弃原则和底线，正如贾宝玉对仕途经济的憎恶，正如吕纬甫的苦闷、浑噩与魏连殳的自我厌弃、自我放弃。他们的“废”因而也具有了挽歌式的诗意和痛感，对抗着世俗世界的冷漠与功利。

　　拥有这种感伤颓废姿态的人是真正的“孤独者”，他们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也接续了中国传统的深层文化人格结构。五四时期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废人”形象群塑造——比如《倪焕之》中的倪焕之、《二月》中的萧涧秋、《家》中的觉新——还能看到对家国天下的关心，对历史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依稀有传统“士人”的影子。

　　士人人格是儒家和道家融会的结果，儒家思想主导着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拥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以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自信和抱负，他们对家国天下有着不同于统治者“家天下”的“道统”理想。这种“道统”在传统语境中指的是儒家传承大道的理想，到了现代则演变成一种人本、人道主义的理想。道家思想则主导着士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守护，他们相信只有“绝圣弃智”（《道德经·第十九章》），才能做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第三十三》），进而在儒家理想之外形成了一种睥睨万物、遗世独立的传统。

　　因而，当士人理想被排除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时，他们便用放浪形骸、佯狂疯癫等“废”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反叛和抗议，发展出了冲破一切世俗道德规约和纲常礼教的冲动，一种蔑视权势、我行我素的自在与达观。比如魏晋时期的名士风范：阮籍的纵酒佯狂、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刘玲“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还有“登东皋以舒啸”的陶渊明，“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李白。这种“士人之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精神是向外打开且无限延展的。因此，无论是孤独痛苦还是恬然旷达，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和挣扎，20世纪初文学中的“废人”形象庶几近之。

　　这种颓废感伤的文学思潮和对“废人”形象的书写贯穿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到了世纪末则再一次席卷文坛。于是，当魏连殳们死后80年，在乡土社会长大的庄之蝶们摇摇摆摆地走在一座座遽然耸立的城市中，他们被投入到了汪洋恣肆的“物”的海洋中，他们身上承载的传统文化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世纪末之际，贾平凹敏锐感受到了一种历史情绪，即知识分子的当代处境问题。于是他写下了《废都》，也寓言性地创造了一个“废人”形象——庄之蝶。庄之蝶的受教育情况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到，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曾经写过很多文章并因此成名，并且对古董、字画、传统典籍比较在行。80年代知识分子经历的文化阵痛和剧变在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说，庄之蝶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毋宁说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士人，还有另一支读书人的脉络，那就是“文人”，也即会做文章的读书人。换言之，士人偏重的是读书人的人格理想和道德维度，文人则偏重读书人的雅致情趣和文采技艺维度。蔡邕曾经在上书劝谏皇帝摒弃身边文人时说道：“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 匡国治政，未有其能。”（《资治通鉴》卷五十七）事实上，文人传统“在精神气质上，它属于有别于儒家正统的道家邪狎一类；在文本形态上，它属于野史笔记禁书一类”。相比于士人源远的“道统”，文人的传统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典籍字画以及野史笔记”（陈晓明语）。相比于士人，文人的精神空间更多是向内的，收缩的。当他们遭遇逆境，无法实现理想抱负之际，也同样走向了颓废的道路，然而“文人之废”更多的是一种自怨自怜、风流自赏，沉溺于酗酒狎妓、纵情声色中的自我放逐。“文人之废”与“士人之废”相比，是一群更衰弱灵魂的痛苦。

　　而庄之蝶身上的文人传统在当代社会、当代语境中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焦虑，他虽然声名鹊起，却总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心里却又焦急，怨天尤人，终日浮浮躁躁，火火气气的，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他清醒的意识到了自己对自己文人身份最基本的确认便是做文章，而他似乎面对着江郎才尽的危机——至少在文本叙事时间中他并没有写下什么像样的作品。作为文人的庄之蝶，已经处于“废而不用”的状态。

　　大部分时间他更像一个社会文化活动家，腾挪转移着种种“象征性资本”（李敬泽语）。他经营着书店、画廊，并成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是当地文化的形象招牌，当地官员的“御用文人”；他给商家的产品写宣传语，贩卖“文学性”的创意。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这符号遮蔽了他作为个人的真实生命体验。对这一点他也有自己的感悟：“我常常想，这么大个西京城，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什么是真正属于我的？这有庄之蝶这三个字。可名字是我的，用得最多的却是别人！”和他交往的大部分人都是被他身上这种文化想象或文化资本的力量所吸引，无论是围绕他周围的“文化买办”还是那些主动献身的女人。

　　为了找回自我，庄之蝶试图回向古典文化，恢复文化的历史记忆。他对收集古董的热衷，对字画的鉴赏和品评，以及面对一篇碑文的怀古之思；还有他对女性的认知和想象，将她们想象为或传统社会的贤良淑女，或唐朝长袖善舞的侍女，或秦淮河畔的名妓（董小宛），都是一种对古代文人风雅之趣的替代性幻想。然而悲哀的是，传统至今的文化精神已经颓败不堪，已失去了生命力，它们也只能是一些面目模糊和丑陋的幽灵。

　　另一个方面，庄之蝶文人身份的“废”也伴生着男人肉体的“废”，某种意义上救回男人的自我也有助于救赎文人的自我。于是，当庄之蝶结识了唐宛儿并在她的肉体上痊愈之后，他不禁感慨道：“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唐宛儿不仅恢复了他男人的自尊，也让他在幻想中更加接近自己的文人幻想。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生命力随之走向另一个极端——纵欲，性爱并不能救赎他，越是放纵，他越是感受到了那种无法把握自我的幻灭感，那种接近死亡的荒凉。

　　在和唐宛儿一次疯狂性事后，庄之蝶“把妇人的头窝在怀里”，说“我现在是坏了，我真的是坏了！”……而与此同时，“深沉低缓的哀乐还在继续地流泻”。正如李敬泽所言：“他是一个自知在他的生活世界中存在深渊的人，他甚至在寻找那处深渊，他向着它走去，满怀恐惧，满怀悲哀，他自知有罪但他却不知这罪何以论定、谁来审判和如何惩罚，他的身上有着一种认识自我的强大冲动，他终究是个作家。”

　　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两端，中国社会都经历了理想的幻灭和激情的退潮，从而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彷徨而苦闷的“废人”形象。无论是士人之“废”还是文人之“废”，与其追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奋力一搏去改变命运，不如去思考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体味他们身上传承的文化结构和精神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废人”形象也为文学史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审美范式。

　　白蚁蛀空了莲心——解读《春尽江南》中的当代“零余者”谭端午

　　施冰冰

　　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塑造了一个表面饱读诗书、吟诗作画，实则浑浑噩噩、空虚寂寞的精神“废人”形象。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谭端午因政治风波后回乡避难，在古招隐寺内与一位不谙世事的女大学生发生关系，不料一年半后两人在商场偶遇，竟匆匆结婚。婚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靠“吃软饭”度日的谭端午，面对越来越焦躁的家庭、三教九流的朋友，还有身边各种离奇事件，诸如强占、拆迁、跳楼等，渐渐无能为力，无所适从，甚至感到自己也“正在一点点烂掉”……

　　纵观文学史，谭端午这一形象，可上溯至鲁迅小说中的魏连殳、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甚至与俄国文学中的奥涅金构成一个完整的谱系。在这些被社会挤压至边缘的“零余者”身上，体现着作家对自己所处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勇敢审判和真诚反省。然而在这一谱系中，我认为，格非所塑造的谭端午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身上的软弱性、依附性以及骨子里的那点自尊自怜与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形象遥相呼应，更是因为他的处境及问题直击现实，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心跳与呼吸息息相关。因此，“当代性”是《春尽江南》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最重要特性，也是格非作为作家，勇于面对粗粝现实，敏于把握时代精神症候的体现。

　　两次性格转变

　　论述谭端午的“当代性”及作家在其身上的寄寓，我想先从其两次性格转变谈起。按照小说的历史背景，第一次转变发生在90年代初期，也就是谭端午与秀蓉偶遇并结婚后。那时，他渐渐从一个参加政治运动、反抗导师，并且颇负诗名的哲学硕士，转变为矿山机械厂的文秘，再转变为地方志办公室的文员；从意气风发、玩世不恭走向混沌度日、游手好闲，乃至虚无堕落。第二次转变发生在妻子家玉身患重病，远赴西藏朝圣期间，这时陷入婚姻危机，疲惫不堪的夫妻俩终于静下心来，借助QQ平心静气地聊天，追怀过往，谭端午转变态度，不仅积极寻找妻子，对家庭负责，甚至写起了小说。

　　看过《春尽江南》的人，想必对这两次性格的“断裂”有所印象，可能也会像我一样产生疑惑，作者如此描写人物，究竟是创作意图使然，还是自身叙事的缺陷？我试图用此文给出自己的答案，并希望据此为切入点，解读作者在这位“零余者”身上倾注的理解、同情与批判。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谭端午的性格转变正暗合了知识分子从80年代文化鼎盛时期走向90年代市场经济时期的心态，那种不可一世的诗人的骄傲，原本是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却在迎面而来的金钱和欲望的冲刷下变得一文不值，理想的幻灭、现实的无力，以及内心走向堕落的本质，构成了90年代后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废”。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格非以敏锐的目光洞悉这一群体的精神分裂、价值崩塌，他试图有所拯救，因此才有了谭端午第二次的性格转变，那首写于80年代的《睡莲》正寄寓着格非对一个业已落幕年代的追怀，甚至代表着他对虚幻的“花家舍”和乌托邦的想象与念念不忘，但他自己也知道，恐怕这样的执着和追怀只有在诗与文学中才能真正存在了。

　　个体的沉沦与群体的精神危机

　　谭端午是在第一次性格转变中渐成“废人”的，那他究竟为何会“废”？事实上我认为，谭端午与妻子庞家玉两人正意味着80年代经受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出路：面对未来或是守住过去。毫无疑问，家玉是选择前者的，她很快忘记了自己诗歌爱好者的身份，投入到风风火火的社会变革中，当律师、开公司，赚的钵满盆溢，小说中甚至写道：“秀蓉在改掉她自己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

　　可谭端午不同，他抱着《新五代史》、古典音乐和诗集沉浸在旧梦之中。等他偶尔从这个梦中抽身而出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小说借助人物的活动及视角，描写了这个有如脱缰野马似的市场经济时代。私人别墅、高档会所、黑心中介、夜总会、心理干预中心、精神病院，“呼啸山庄”“荼靡花事”“唐宁湾”等等符号和信息拼贴成一幅当代人的生活图景，生活在其中的人焦躁不安，空虚寂寞到只能依靠性爱来达成交易，摆脱孤独。

　　另外，整个时代的价值观也已被置换，曾经被奉为圭臬的诗歌和艺术迅速贬值，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名利和地位。面对这样的现实，仍然坚持写诗的谭端午，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尊与骄傲的他，面临着理想幻灭的巨大落差，并因此走向颓废。小说中，谭端午时常“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历史的虚无与现实的无力填充着他的灵魂，从80年代末期那场政治运动开始，90年代的市场浪潮，裹挟着金钱、欲望和无限膨胀的欲望和愤怒，早已将他的心灵和精神冲刷殆尽。

　　我认为，谭端午的精神蜕变，是80年代曾经有理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灵历程，他们面对着类似于李佩甫《生命册》中的文人纷纷下海，贾平凹《废都》中描述的世态炎凉、感到震惊似的体验，想要挣扎，却早已被现实织成的大网团团束缚，最后只能一脚踩空，走向虚无与荒废。他们写诗而羞于发表，看书而不得其解，终日游手好闲，却也无法做出改变。他们身上的颓废之气带着文人式的自我审视和自我鞭挞，带着受教育后却郁郁不得志的幻灭，更带着置身文化废墟的无奈和惆怅。

　　作为学院里的教授，格非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个体的这般内心沉沦，并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进行深刻描述。事实上，除了谭端午，小说中其他的知识分子或文人也都如此，腐朽的冯延鹤、势力的鲍老师、浮躁的徐吉士等，甚至比谭端午“废”得更彻底和决绝，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知识分子群像。

　　但如果从更深的角度看，我认为在这部小说中，格非不仅在描写知识分子，更是借助知识分子的视角，对整个荒诞不堪、病入膏肓的日常生活和当下世界进行审视和揭露。在当下社会中，竞争和变化让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焦虑之中，为了与之对抗，人们不得不更拼命地追名逐利，却由此堕入精神空虚和理想泯灭的牢笼。正如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论述的一种“生命感到‘耗尽的经验以及对自我思想‘毁灭的情怀”，还有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揭示的现代文明的渗透进生命经验和人格结构中的分裂和矛盾。

　　总之，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总是伴随着文化病态的全面显现，身处其中的每个人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某种精神病状，孤独、寂寞、沉沦、苦恼、颓废。格非对此理解深刻，因此，在《春尽江南》中，从知识分子到商人政客，从碌碌无为的“废人”到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都染上某种“废”气，乃至精神分裂。比如庞家玉，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让她获得内心的安宁，她反而愈加感到“时间本身没有价值”；从前清纯的女大学生宋蕙莲，回国后表面上光鲜靓丽，骨子里却炫耀着虚荣；还有端午的哥哥元庆，生意上曾经轰轰烈烈，却注定要住进自己盖起的精神病院里。他们的颓废，不像谭端午那样充满知识分子特质，更多的是灵魂被金钱和欲望腐蚀后的病态。

　　“白蚁蛀空了莲心”是格非在小说末尾《睡莲》中的一句诗，我认为这句诗中隐藏了谭端午及其他人为何会“废”的原因。格非也好，谭端午也好，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追求也许只是成为一株如月光般清亮的睡莲，可惜“喧嚣和厌倦，一浪高过一浪”，外在纷扰，尘世中的人和事如白蚁般咬噬莲心，这其中带着沉重的无奈或不甘心，而唯一的稻草似乎只有诗中所说的“你也总是在场”。

　　作为拯救的死亡抑或爱情？

　　谭端午的第二次性格转变或许有些突然，作者利用庞家玉身患绝症这样的“外力因素”来结束小说也有些不自然。但瑕不掩瑜，抛弃叙事上的问题，我更情愿将谭端午第二次性格转变视为格非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他仍然对80年代诗人遍地的“黄金时期”充满怀念，但同时又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抱有最后的希望。

　　在小说中，妻子家玉的突然失踪让平日里碌碌无为、在家里毫无地位的谭端午化被动为主动，一下子获得了主体性。在寻找妻子的过程中，端午对她有了更多的理解和疑惑，接着两人在QQ上进行聊天。我认为整个聊天的过程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因为这不仅是叙事上对之前情节的补充，更是谭端午这个人物形象升华的过程。

　　除了嘘寒问暖，聊天中谭端午深情地回顾了1989年的那场相遇：“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车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他表达了对家玉的爱意，而家玉也在死前的光阴里幡然醒悟，吐露真心，意识到自己“一心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可家玉最终还是死了，她死后，谭端午很快改变了自己混沌的人生，他认识到“所谓真理不过是一种依时而变的说法而已”，他终于读完了《新五代史》，并戒了烟，还开始写小说。他甚至续写了二十年前的诗歌《睡莲》将它拿去发表。

　　从小说的逻辑上看，家玉的死以及她和端午之间那场升华了的80年代爱情拯救了作为“零余者”的谭端午，使他重新理解了自己，重新找到了在当今时代里最为符合道德的“简单、朴素的心灵”。但与此同时，家玉在死前的行为也让谭端午更坚定地怀着在文化废墟上重构精神世界的信心。就像家玉在死前带在身上的物品是当初吸引他与端午相见的《海子诗选》，端午大半辈子念念不忘的时光就是招隐寺的那个下午，还有他最为珍视的诗歌就是已经字迹漫漶的当年的那首。

　　据此作者似乎要传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这个时代如何物欲横流如何腐朽堕落，我依然爱你，你依然爱我，尽管周围的很多人都走在颓废与虚无的道路上，但我们最终会明白，我们的内心仍然渴望抵达二十年前那个闪着圣洁光芒的招隐寺的夜晚，依然不断地想要“在记忆的深处再次打量当年的自己”。

　　这样的结尾让我看到格非作为大作家的苦心孤诣。他看到了当下时代的悲哀和沉痛，甚至那些让人感到脊背发凉、双脚发虚的现实，但他执着地希望有所拯救。他塑造了一个被“白蚁蛀空了莲心”的“零余者”谭端午，将他逼入绝望的深渊，但最后一刻，又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了荒芜的世界一个温柔的拥抱。“白蚁蛀空了莲心”，曾经使作者感到自己已经“像败局已定的将军检阅他溃散的部队”，但最终幸运的是“你也总是在场”！就像《睡莲》中所写的：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

　　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

　　我说，亲爱的，你在吗？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这里的“你”也许是爱情，也许是信念，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能感到诗人内心深处的某一角落尚未坍塌，正像清白的月光那样被用心珍藏。我认为，这也许是格非，对“零余者”谭端午，对他自己，甚至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寄予的期待和希冀。

　　精英的黄昏与人格的颓圮——以铁凝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为例

　　余竹平

　　识分子精神沉沦的标本再度浮出水面，重新确证了世纪末知识分子彷徨、颓废的心态。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而作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铁凝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描画和剖析，并试图刻画出他们“思想的表情”，留下一个时代的精神剪影。

　　话语之废：失落与重建

　　“右派”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备受关注，走过了由歌颂到批判再到丑化的道路。同时这类人也是铁凝关注的对象，方兢作为“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大浴女》侧重展现他在80、90年代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历变，展示其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历史局限。与尹小跳的坦荡、宽容相比，方兢则显得卑劣和萎缩。作品重在展示他在“名人”光环映照下的人格之废。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分子人格高尚者寥寥：孤独沉沦的魏连殳、心怀救国理想而终被现实揉碎的汪文宣、堕落的陈白露和病态的个人主义者莎菲，读之不免令人失望。而“文革”则导致了文人人格的全面陷落，如果说知识分子之间丧失良知的攻讦令人痛心的话，那么那些心甘情愿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其人格的裂变更具悲剧色彩。“文革”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清洗，这“洗”是由里到外，不仅是精神的洗礼，而且要洗去你的声音样貌使之趋近大众，如同作家自己对“洗”的告白：“在清水里泡三次， 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惨烈的“洗”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然而到了80年代，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再度唤起了知识分子言说的欲望，于是方兢们一时间成了言说的主体和时代的宠儿，往日的苦难成了言说的精神资源，并在重复言说中确立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虚妄的自信。这自信一则表现在对话语权的掌控上，二则表现在对男性魅力的张扬上，占有女人并夸张两性关系是他们炫耀的资本。然而不无讽刺的是，性本能的丧失使这种占有显得荒谬。身体的病态隐喻了灵魂的扭曲，种种丑行彰显了其人格之废。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知识分子迅速被边缘化。他们不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精英，“苦难+浪漫”再也无法唤起人们的同情和兴趣，诉说无人倾听，对“伤疤”的展览如同表演，然而方兢毕竟是一个有自省精神并试图超越自我的文人，但是精神资源的有限，以及“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又限制了其超越的步伐。铁凝始终对这代知识分子保持着警觉，对他们的固步自封总是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资源的有限以及世俗的沦入，使这一代知识分子难有超越的可能，因此由喧嚣走向失语和颓废就成了必然。这与其说是时代的悲哀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悲剧。

　　而时时寻找发言的机会、释放言说的激情是他们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树下》中的老于就是一位失去话语权的底层知识分子。老于曾经是中学时代的高材生，到了新时代，当昔日的同学从商从政发达之际，他仍然在郊区租着两间没有暖气的房子，然而他自视在精神上是优于他们的。当老于为了房子问题有求于做了市长的同学时，早已尘封的言说欲望被重新唤起，言之凿凿如滔滔江河，话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从天文到地理，充分地展现了知识之浩瀚，然而他到底没有说出他的真实欲求，这次造访，仅仅为他提供了言说的盛宴、说话的权力、一次启蒙的虚幻完成。铁凝以此拆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揭露了生活在传统文化阴影下的文人的可悲可叹。这时的知识分子虽有操守，但已明显表现出精神的焦虑和对价值的怀疑。

　　知识分子话语权的集体丧失，意味着他们日趋没落的地位。因为“修辞现象背后话语系统的权力可能投射为话语主体的现实权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商业精英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经济权力决定着语言修辞的变化，因此贾贵庚的夸夸其谈并不能为他赢得赖以生存的工作，老于激情的言说也没有为他换取两间有暖气的房子。知识分子的话语陷于无权、无力的境地。

　　所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再度言说就如“鬼打墙”般经过一番徒劳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在新的时代，知识分子拿什么启蒙大众？以什么样的话语启蒙大众？就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或许李泽厚的话能引我们警醒：“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而要认识到真正能够改变社会的还是经济力量，不要再以为自己能够起决定作用，以为一本书，一篇言说就能怎么样，那才是可笑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摆脱传统，所以它没法适应社会，老喊要‘现代化，现代化来了，却不适应了，还是‘精英意识与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祟，不想做社会中真正平等的一员。”故此，对于当下知识分子而言要紧的是返观自身，克服内在的优越性，寻找与社会结合的契机。

　　躯体之废：贬抑化的躯体修辞

　　在传统躯体修辞学中，男性的社会形象总是与文治武功连在一起，帝王将相都有异常之貌，“士”也有“士”的脸谱。传统知识分子无不是相貌清奇、风度儒雅，如《世说新语》中的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这里从相貌、气质、神采等诸方面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原型意义。在80年代的启蒙视野中，出现在公众视域中的知识分子无疑也是高大伟岸的：“他（方兢）嗓音洪亮，笑起来身子频频向后仰，显得很随便，他手握烟斗，话到激动之处，他就把烟斗在半空中挥来挥去，有人称之为潇洒。”这是一个女性眼中的成功男人的社会形象，激赏之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同时如此高大、自信的肖像自然也隐喻他在社会中的不凡地位。而到了90年代启蒙传统受到了挑战，表现在文学上，首先是人物身体修辞学上发出了不和谐之音，表现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俗化。在铁凝笔下，90年代知识分子从眉眼、体型到服饰神态、举止样貌都不具有启蒙者的特征，如年轻的美工贾贵庚：“个子在一米五七左右，烟黄脸，肿眼泡儿。”这是一副毫无美感的贱民之相，既无高大威武之躯，亦无爽朗清举之气。而是肮脏、丑陋甚至病态的形象，铁凝创设此形象以表达她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理解，从生理学上拆解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依据，我们也可以此作为解码器对人物的精神心理进行解读，身体上的劣势直接导致了精神和行动上的卑下，当狗向他扑来时，“贾贵庚便腿软似的往地上一蹲，他腿软地蹲下去是向狗求饶的意思。”在传统修辞学中，高大威猛预示着荣耀地位，弱小的男人预示着社会地位的地下，因此他在现实中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手小”导致婚姻泡汤，在事业上更是毫无进展。作者还进一步挖掘他身上致命弱点：理想大于行动，有言说的激情而无行动的呼应，凸显出知识分子行动的迟疑性。他一味沉浸于过去的“辉煌时光”，只有清谈而缺少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决绝与勇气，最终只能被时代所抛弃。

　　知识分子从声口状貌到服饰神情的疲惫、平庸甚至颓废，完全蜕去了清朗俊奇之貌，也没有启蒙时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面对如此状貌，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自恋不起来。另外，作者从言行举止上进一步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崇高：如贾贵庚向狗求饶，老马因找不到机票怕被众人谴责而跪倒在地，林先生的坊间叫骂等等。作家由此揭开他们被扭曲的灵魂，还他们的生存以真面目：一方面，他们被日常生活所困扰，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又无反抗现实之勇气，或清谈无为或安于现状，丧失了蓬勃的朝气和生命的活力。如果说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那么身体的扭曲则直观地投射出灵魂的病态，作者由此写出了在新的时代，底层知识分子由身体到精神的全面退化。

　　其实在历史上，知识分子也时时有沦入底层的危险，然而，既是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自己的道德坚守。儒家对“士”的要求是“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但杜一夫、贾贵庚之流既不能“美政”，亦不能“美俗”。而是被大众当作异类看待，杜一夫因惧怕人群而甘做“套中人”；“倒霉蛋”老马更是被同事嘲笑、老伴欺负而不自知；而林先生则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走上了毁灭的道路。这些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善自己的道德，又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成了时代的“多余人”。有的甚至害人害己，这里就涉及到钱穆所说的“退婴性”，这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他们在危险面前时时需要依附，如老马自喻为弱小动物“昏厥羊”以及杜一夫对人群的躲避。这种“退婴性”说到底是源于“畏”，对权力的畏惧，尤其是经过“文革”洗礼的杜一夫、林先生更是有感于权力对个人的规训，主动放弃了话语权，试图做一个“大隐隐于市”的普通人。然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投入大众之中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的内心真能平静吗？自绝于世而又异常热情的“马路动作”，不也彰显出内心的寂寞和人格的分裂吗？由此表现出作者对此类知识分子潜在的批判。

　　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重构

　　“真”是铁凝始终如一的追求，这“真”是指真性情、真人格近似于道家所说的“真人”。道家强调自然和人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故而追求放任山水的旷达人格，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生命境界。而铁凝对“真”的追求或许不是来自传统，而是来自于西方绘画，她在绘画作品中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对人类灵魂的洗涤，再加上“文革”期间对虚假的看惯以及下乡插队时对真淳人性的感知，从而使铁凝追求一种健康的而不单是美的生命。铁凝是从生命意义而不单是审美意义上肯定了生命之真，这自然与道家的人格理想有相通之处，同时也暗合了海德格尔所追求的“诗意的栖居”。然而，人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都要受到权力的“规训与惩戒”，人类真的能“诗意的栖居”、获得身心的舒展与放松吗？在作品中铁凝以知识分子为载体表达了她的思考和困惑，表现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戴着人格面具，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挣扎与徘徊。《对面》中言说了人与人“对面”的尴尬；编辑李曼金在满脸笑容背后，却隐藏着戳破真相后的鬼祟，由是真实地袒露了知识分子生存重压之下人格的变异、文明掩盖下的病态。那么，人与人何以能坦诚面对？知识分子如何能时时检视自己的灵魂，保持灵魂的“真”，这就成了铁凝关注的一个命题。在《蝴蝶发笑》中，作家通过知识分子杨必然的生存困境作了形象的解答。作者用“白”“天真”“学生气”来表现他未经世俗污染的真淳，这“真”不仅表现在外貌，还体现在对生存处境的体察上：他不满于白天走路的拥挤，于是每天午夜时分独自走两小时的路；并说服妻子与自己卧雪而眠。这些都体现出对灵魂自由的捍卫和对世俗湮没性灵的抗议，从生命角度来讲，是健康的人性的生活。而且，他不畏权贵，敢于退回名作家的小说，足以显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良知，可以说他的身心是和谐的，并不受社会的规训和制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他与现实的关系却处处“别扭”：妻子因不能忍受他怪诞的想法和行为与他离了婚；因为退了名作家的稿子被扣发了当月的奖金。一个按照内心生活的健康人，在社会中却被视为病态，作品由此表达了一种时代的反讽意蕴，表现出严肃的批判精神。

　　同时作者也始终在思考：人在何时何地才能保持生命之真？这在铁凝的散文《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河之女》中做出了回答：人只有在“雾”“水”等有形物的遮掩下，在一个相对远离世俗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诗意的生存，生命中才有瞬间的灿烂。然而绝望之情还是从字里行间流溢出来，正如同白大省无法停止自己的绝望呼叫：永远到底有多远？人到何时才能摘下面具坦诚相对？铁凝在此表达了自己的忧思。

　　因此可见，在铁凝的小说中少有足以称道的男性知识分子。然而“礼失而求诸野”，于是在《笨花》中就塑造出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向文成，这是一个兼有传统知识分子风范同时又能吸纳西洋思想的兼容并包式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作者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期待与建构。

　　总之，铁凝对知识分子的观照，为我们提供了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检视他们在现实中的尴尬和心灵的蜕变，然而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重塑或许还没有完成。或者散文是最贴近作者心灵的文体，在散文中铁凝从来不惮于对自我的剖析，《真挚的做作岁月》中她饱含激情地讲述自己“文革”时期的真挚与做作，自审的激情与理性的光芒不时流淌在文本之中；而当代作家缺少的恰是这种自审的严肃，只有有了自审和自省才能最终走向重铸的道路，也才能拥有再度言说的可能。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