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中,迟子建是为数不多的没有“混迹”在某个潮流里的作家之一。三十多年来,文学史和评论界几乎没有办法将她划进某种“类型”,无法以一种个性化的“命名”来界定她写作的风格。这样,也许她更能够感觉到自己周遭没有光环闪耀的自由,没有束缚和羁绊的快乐,反而愈是增加了许多自省和反思自己的勇气。因此,她虽然没有特立独行的样态,却富于大气洒脱的气度。她常常是“心在千山外”,用心捕捉“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藉着时间的行走,呈现对世界的伤怀之美。
迟子建写出她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北极村童话》的时候才二十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篇小说,决定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迟子建写作的美学方向。说是“童话”,其实内里蕴藉着的,却是成熟的、不可复制的一种“成人经验”。辽阔的东北边域,一个大北国小女孩对生老病死、离情别意的感知和细腻体悟,过早地越过了“懵懂的萌”的边界,仿佛直抵冰雪封满的旷野,自觉地走向一种神性的存在。此后,我感到,这个小女孩的身影,隐隐若现,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迟子建的文字和叙述。“她受童年经验这一先在意向结构的影响,作品中也就更多温暖底色。”{1}无论在迟子建的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文本中,这个“意向结构”如影随形般地幻化成故事、人物和情节密林中的精魂,也在冥冥之中引导着她寻找和发掘存在世界里的神性,像她文字中总是飘忽一股淡淡的忧伤。神性,构成了迟子建写作的重要精神内核之一,这也使得她呈现出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鲜有的气韵、气度和风骨。叙述的虚实相生之中,诗一样的真实情愫,丝丝缕缕地流淌出来,浸漫在黑土地;真实心灵的镜像,也衍生出独一无二的湍急的生命洪流。这些生命的洪流中,涌动着迟子建记忆中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的色彩和气韵,主要的,还有裹挟其间的人性的温暖或者孤寂。的确,“她的小说写的是她个人的心灵景象,所以是他人无法重复,而她自己也不需要重复他人。”{2}也就是说,神性,萦绕着心灵的景象,形成贯穿迟子建写作始终的精神结构——灵魂意象。就是这样,童年的经验和独特的地域熏染,这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以及激情和才气,决定了她作品的一切基调。
的确,“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地听见迟子建的脚步。迟子建来了,奇妙的是,迟子建小说恰好总是带着一种春天的气息。”{3}作为同行,同时代作家的苏童,还在这篇题为《关于迟子建》的文字里回忆和表述了他当年在北师大求学时,在阅览室第一次读到《北极村童话》时的感受和喜悦:“神童不仅指的是男孩,也有女孩子是神童。”显然,这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对另一位杰出作家的脱帽致敬,当然也是才情与才情的惺惺相惜。而我们在充分地阅读迟子建的大量文本时,也深深为她作品的精神力量所折服。数年来她作品的“容颜”及其“颜值”,没有丝毫的逊色,最重要的原因,我想,除了神性力量的驱使,还有她对生命、生活饱含激情的表达愿望。“因为生命的激情是那么捉摸不定,它像微风一样袭来时,林中是一片鸟语花香,但它在我们不经意间,又会那么毅然决然地抽身离去。它虽然离去了,但我们毕竟畅饮了琼浆!在经历了生活的重大变故后,我为自己还能写出这样有激情的作品而感到欣喜。”{4}有激情,才有叙述,才有创作,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惊人发现和表达。正是激情的存在和保持,才使得迟子建富于才情的叙述,像四季一样,在最适宜的时候,让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脚步,极其自然地如期而至。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才情和激情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只有这种富于才情和激情的写作,才有可能创作出杰出的文本,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喧嚣和浮躁的年代。
如此说来,迟子建主要是依靠才情和激情写作。但是,在她的身上,或者说从文本方面看,包括童年经验在内的生命体验和经历,对于她后天持续三十几年的写作而言,无疑都占据重要的成分。而更重要的,当然还有迟子建一如既往的勤奋。毋庸置疑,她的长篇小说、中篇和短篇小说都好,但在这三种文体的作品中,她的七八部长篇,在当代长篇小说的写作水准中,当然地一直占据着相当的高位,但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最喜欢她的短篇,其次是中篇。可以说,她的短篇小说,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最有魅力的激情,而且,恰到好处的叙述控制力,也使得故事和人物获得了最大的正能量。“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激情的演练。故事里凝聚着激情,这故事便生气勃勃、耐看;而激情涣散,无论其形式多么新颖,也给人一种纸人的单薄感。”{5}也许,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更符合迟子建那种舒展而沉郁的才情和性情。她自己对短篇小说的确是情有独钟:“我觉得要想做一个好作家,千万不要漠视短篇小说的写作,生活并不是洪钟大吕的,它的构成是环绕着我们的涓涓细流。我们在持续演练短篇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期待中的丰沛的长篇写作的一种铺垫。”{6}尽管迟子建像许多有远大艺术抱负的作家一样,都渴望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留下纪念碑式的长篇杰作,但是她对于短篇小说的理解是尤为深邃的,她显然十分清楚短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她之于短篇小说,一定是源于激情的推动,是源于一个作家的“沧桑感”:“激情是一匹野马,而沧桑感是驭手的马鞭,能很好地控制它的‘驰骋。”{7}
在这里,我非常看重迟子建的“激情”与“沧桑”。那么,迟子建的小说是“如何激情,如何沧桑”的呢?说迟子建的小说富有“沧桑感”,一定要先去考量它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无论少年和老年,男人和女人,仿佛都被凛冽、料峭的岁月寒风冲刷过,涤荡在命运之舟中的人性、苦难、温暖和荒寒,都从人物内心的褶皱中挤压、渗透出来。用苏童的话来讲,就是“迟子建小说的构想几乎不依赖故事,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而来,一只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8}体温,在我看来,是凝结并代表着迟子建心灵方向和精神内核的一个情感“坐标”,这个恰切的体温,使她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惊悸、隔膜、焦虑和疑惑,都神奇地转换为大气磅礴、包容万象的宽厚和从容。有了这样的温度感,才会对世间万物、斗转星移、天地变化、草木人生以及人类困境心有感慨万端之情,才会产生内在的纠结,才会有撕裂感、疼痛感,才会萌生和产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真诚地投入情感,悉心地对待自己的文字,也才会生出为人、为文的大境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沧桑感吧。这实在是一个作家最难修炼的境界,迟子建始终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这样,激情、沧桑感、体温,在生活和文字面前,构成了不竭的勇气、力量和宽柔的灵魂质地,也构成了迟子建小说最内在的心理机制、叙述格局和美学气韵。正是这样一种气魄和胸怀,使得迟子建的写作绵长而畅达,悠远而深邃。
二
这里,我想以迟子建的短篇小说《一匹马两个人》和《雾月牛栏》为蓝本,揣摩和探寻迟子建短篇小说写作的精神和艺术堂奥。无疑,它们是我在重读迟子建近些年的短篇小说之后,挑选出的我倍加喜爱的两个短篇。从这两个短篇中,我体味到迟子建写作的内在驱动力,和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真正的钟爱,也充分体会到迟子建短篇小说具有极大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在谈到短篇小说《逝川》的写作时,迟子建认为自己的短篇小说,就像是从逝川那条河流上打捞上来的一条条不同寻常的“泪鱼”。
在《逝川》里,迟子建写了一条有生命的河流,也写了一个一生都在守望这条河流的老女人吉喜,简洁地描述了她平凡而浩瀚的命运。逝川完全是迟子建虚构的一条河流,逝川上有一种会流泪的“泪鱼”,当然这也是虚构的。我感觉,迟子建试图通过写出一个人与一条河流之间的关系,写出一个有力量的出色的女人及其不屈而不竭的命运。仔细想想,吉喜就像是一条饱经沧桑、不停地与命运抗争的“泪鱼”,她一生不曾有过任何惊心动魄,不曾有什么梦想和奢望,只是在阿甲村年复一年的捕鱼生活中,勤劳朴素地存在着,静静地等待,静静地收获。“我现在觉得,短篇小说,就像这些被打捞上来时流着珠玉一样泪滴的‘泪鱼,它们身子小小,可是它们来自广阔的水域,它们会给我带来‘福音;我不知道未来的写作还能打捞上多少这样的泪鱼?因为不是所有的短篇都可以当‘泪鱼一样珍藏着。但我会准备一个大箩筐,耐心地守着一条河流,捕捉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泪鱼。如今在这个箩筐里已经有一些这样的鱼了,但它还远远不够,但愿真正的收获还在后面。”{9}贾平凹曾经在一部作品的《后记》中谈到,作家与一个故事或者一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宿命般的相遇。那个故事,那些人,其实早就在天地间存在着,等待着,作家不过就是极其用心地将它们记录下来,它并非作家高明的杜撰和表现。能够看出,贾平凹的这种感悟,一方面显示出作家的自信,另一方面体现出作家内在的谦卑。这种说法,之于作家与一个短篇小说的关系而言,似乎更为贴切和吻合。这就是写作中的耐心等待,并且适时地、认真地去下水捕捞。
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一匹马两个人》,应该是迟子建的这个文学箩筐里已经捕捞上来的“泪鱼”中最好的一条。迄今,我认为它仍标志着迟子建短篇写作的一个高度。
人类生存于苍茫无限之域。人性是复杂的。而我们对于人自身的认识,却总是处于某种有限的维度之内,这个维度之外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片茫茫的黑暗。人们如何发现、发掘那些需要认识的未知领域,尤其洞悉、体察人性的幽暗和宿命的历史,在这里有着无数条途径,但文学的方式,也许才是最容易切近真实、切近灵魂的。所以,米兰·昆德拉说,要“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意味着小说被赋予了独特的使命。而且,这里面还蕴藉着另一种意味,这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非小说而不能发现的东西,倘若没有了小说,有些事物和人性的面貌,就将会永远隐遁于黑暗之中。那么,发现世界和人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真实状态、样貌,以此揭示一个时代和人性的秘密,则构成了小说的崇高使命和写作伦理。尤其是,如果想进入一个生命个体的内心,捕捉和勘查人的命运史、生活史,包括社会集体性的茫然,惟有文学叙述才能涂抹或篆刻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一匹马两个人》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但是,迟子建却在这个并不复杂、简洁故事的叙述中,写出了一家人及其一匹马的命运和生命的历史。叙述,让人的命运和马的命运,无法摆脱地交织在一起。生和死,也似乎都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瞬间开始或者结束。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也算不得神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两个朴素、勤劳的老人:老头和老太婆。迟子建在不动声色地叙写他们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时,写了突如其来的意外变故。他们先后因为意外的情况不幸离去,在此之前,他们的儿子因为与邻里的家庭纠纷,两次犯强奸罪两度被判刑入狱。我们看到,主人公和他们的儿子,与那匹老马一样,在这个文本里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儿子这个角色在文本的叙述时间内几乎没有出现,替代他的实际上是那匹马。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故事的一个真正的主角。它承载的早已不是一匹马的功能,在人与马的关系上,马向人的生活显示出一种异己的、陌生的力量,它甚至平衡着人的无法掩饰的内心的波澜万状。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仿佛箴言般道破了宿命的天机,他们的儿子九年后出狱又第二次案发后,回家抱着老马说:“你帮我给他们送终吧!”以往,他曾经对马倾诉了许多,但这一句话却是马听懂的唯一一句话。于是,马开始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下,加入到这一家人的生活中。设若没有这匹马,叙述或许终将无法进行。而老头和老太婆死后,的确又都是这匹老马依照他们的强奸犯儿子的“嘱托”,完成对老夫妇的“送行”。一切都在字里行间的平静状态里,蕴蓄着生命、生死的波澜,因为一切事物都仿佛颤抖在其他事物的边缘,人与马唱响了生与死的奏鸣曲,凛冽、苍凉而悲壮。我们会注意到,迟子建笔下的这三个主要人物和一匹马,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那几位“次要人物”却都有各自的姓名或者称谓:王木匠,薛敏,胡裁缝。这一点,似乎是在有意颠覆固有的小说理念,谁是生活和叙事的主角?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在天地之间究竟有什么样巨大的差别吗?实际上,人物的符号功能完全取决于作家叙事的重心,在一个短篇里,每个人物都对叙述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个小说里,我们就很难说王木匠和薛敏内心所承载的精神负荷,比这一对老夫妇要轻许多。迟子建并不醉心去表达苦难和伤口,她悲天悯人的情愫,都是在对人和事物的细致认知中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其实表达生活的艰辛、人物的忍辱负重、人的尊严,才是她最用心用力把握和建立的叙事方向。王木匠和薛敏一样,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和寻求自己的尊严。可见,这个小说虽结构简洁,但精神容量却很大,许多人物的心理图像,在若隐若现中渐渐地生成内在的力量,并深入到人的灵魂层面。
我在想,迟子建为什么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这不仅是呈现一家人的处境,三个人和一匹马的遭遇,小说写的是整个底层社会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的生和死。而且,她更想探寻人最为根本意义上的爱、真和美的渊薮。所以,这其中有善良和爱,有快意仇恨,有生死荒凉,还有,少年对性的蒙昧和生性鲁莽、愚妄,这些,竟然在平静的叙述中绵密地交织在一起,才使小说具备了丰沛的生命力。于是,就连这匹老马也具备了神性,具备了温暖性,甚至与人一起进入到一个同悲同心的状态之中。惟有马的加入,才使叙述裹挟着神性,写出造物主设置的大千世界的神奇。这实质上是迟子建以温和的心境,尽量地看取人性的真与善,努力去消解、控制恶之膨胀的美好愿望。是的,面对无奈、难解的现实困境,迟子建找到了一个无限的生路——自然的、神性的建立。即使是对于老夫妇儿子的恶,迟子建也没有将其逼入大奸大恶的死角,而是展示他最后的哪怕一点点柔软,让他内心仍有泪水,仍有忏悔。那么,小说中人物性格或欲望的张力,也就由此而生发出来,凸现出真实的、顽强的生命气息。“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10}可以说,对于每一位作家都可能是这样:写作本身就是最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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