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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狗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大概只有狗自己最清楚。要命的是狗在现场的突然现身——不！是现声，让一个女人跑了。那个翻墙跑掉的女人，是九十里铺乡尖山村的董爱翠，她一定是带着爬上去、翻过去、跳下去的伤痛，钻进了上千家农户的汪洋大海里，像融入大海的一根绣花针。

　　狗急了才跳墙呢，但女人不是狗，女人一定是像狗一样急了。一个女人翻越那么高的土墙如果不是生命动力极限的奇迹使然，那么必然是借助外力攀爬上墙的，上不易，下更难，纵是一个粗壮的男人也得摔个驴啃泥、狗吃屎。董爱翠居然能在我们布置下的天罗地网中金蝉脱壳，逃之夭夭，啥叫见鬼？这就是，大家都撞上了。其中到底有多少悬念和谜团，那是另一码事儿，重要的问题是董爱翠这一跑，让那次攻坚战构成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重大缺口，像一件苦心经营的毛线活儿，快收尾了，却从根子上绽线了。

　　那次攻坚战的惨败，给全乡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的重创和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乡长甄塬良的表现如丧考妣，有那么几天，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吃饭，只喝闷酒，粗粗大大的黑汉，眼窝子外多了几道暗影儿。带路人邓友奎还专门赶到乡政府大院痛哭一场，边哭边吼：“我跑冤枉路事小，害得突击队挨饿受冻了大半夜，我对不住大家对我的信任啊！”那种哭天抢地的意思完全是上坟的规格。但这里是乡政府，不是坟。邓友奎凄厉的哭声，顿时给松树遮蔽的大院笼罩了一片阴森。受惊的寒鸦掠过树梢，积雪成团成片凋零，落到地上，像死了一地的白鸽。

　　大家轮番劝勉，邓友奎反而哭得翻江倒海。有几位干部只好陪着抹起了眼泪，似乎是深受感染，似乎真的悲从中来。多数人陷入悲怆，便上升到了集体悲怆，谁也不好挂单。食堂的饭菜热了好几遍，没人去率先动筷子。书记邱敦仁只好动员大家：“同志们不要难过，身体不要垮，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他几个村的结扎、引产、人流、取放环任务等着大伙儿呢。吃吧吃吧，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吃饭，吃饭是头等大事，也是政治任务。”他带头拎起筷子，把饭盒敲得“叮叮”作响。只见大家仍然没有动静，他突然来了硬的：“一个个都什么玩意儿，像炸过油条的乏油似的，还像不像九十里铺的干部？都他妈的给我振作起来！”

　　乡党委秘书小阎从办公室匆匆跑出来：“邱书记，县计生委打来长途电话，要求严格执行一天一报制度，让我们报送尖山村攻坚战的信息呢。”

　　邱敦仁勾了小阎一眼，面无表情。小阎赶紧缩了回去。

　　我就觉得小阎这个干部确实差根弦儿。昨天下午他就让我不痛快了一回，当时他恳求我对他起草的尖山攻坚战信息初稿给予指导，态度当然是积极认真的，问题是他找错了对象。“秦组长是给县长当过秘书的人，请您给把把关，指导指导。”我扫了一眼初稿，觉得高度没上去，角度也平了些，而且还未卜先知地“圆满完成了任务”。迟疑了一瞬，没好立即答应。作为工作组组长，到基层好为人师、越俎代庖肯定不是好事，可是考虑到邱敦仁去了老家，似乎也有责任帮秘书一把，骨子里应该也有职业病在作祟吧，我只好妥协了：“好吧，我谈点个人理解，仅供你参考。”

　　小阎立即铺开纸张，满有嗷嗷待哺的意思。

　　“为了打好这次攻坚战，乡党委、政府按照全县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精神，依据尖山村信息员提供的关于‘育龄妇女董爱翠现身尖山村的重要信息……”

　　小阎却打断了我：“‘信息员是不是改成线人更符合实际呢？我们一般讲线人。”

　　真是遇到猪脑子了，和猪脑子是无法讲大道理的。我点燃一支烟，斜扫了他一眼。这一斜一扫，胜过所有的传道授业解惑。小阎赶紧低下了头。我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在工作原则和态度上，乡党委体现了“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讲求实效，速战速决”和“箭在弦上，分秒必争”的特点；在组织措施和目标上，乡党委把尖山村攻坚战列为全乡春季攻势的重点战役之一，要求高度保密，明确分工，集中攻坚，切实达到拔掉“钉子户”、引导“观望户”、震慑“逃跑户”、奖励“积极户”的目的，推动全乡以查环、查孕、查病为主的“三查”和以结扎、引产、人流、放取环为主的“四术”任务的全面完成；在具体行动上，由乡政府、派出所、联防队、手术队、驻乡工作组的领导、干部组成突击队，在乡长甄塬良和工作组组长秦岭的带领下，在夜幕和风雪的掩护下……

　　“真是醍醐灌顶、点石成金啊！”小阎追问，“下来呢？”

　　“下来的事，明天凌晨才见分晓，我总不能瞎编吧。”

　　“秦组长真谨慎，结果肯定是大获全胜的，到时候，这将是我们九十里铺乡报送的最有分量和价值的信息，赫然入列县计生委《计划生育工作简报》。”

　　我幸亏没有编造那个似乎完全可以囊中取物的结果，纵然侥幸了一把，但事实上我给秘书口授的所谓“个人理解”，有点像未婚先孕，已够让我丢尽颜面，那不是小聪明是什么？用乡下人的话就是“两口子还没捣鼓哩就给娃取名哩”“八字没一撇哩就想给人算命哩”。泼出去的水已无法收回，不难判断别人对我的想法：轻浮、轻飘；草率、草莽……每想到那条半拉子信息，我耳热心跳，只有故作从容。

　　攻坚失败，是不是走漏了风声？谁也不敢妄下这个结论。泄露机密，纵有意无意，都涉及到机要和保密的原则性问题。追根溯源，尖山村与突击队的每一个成员均没有沾亲带故的村民，凡是稍有瓜葛的干部——包括常驻尖山村的包村乡干部也被安排到其他村抓规模养殖了，为了以防不测，行动直接由事先物色好的尖山村村民邓友奎带路。从得到情报到决策乃至行动，前后也就一个半天加上一个晚上的时间，除了我们工作组，突击队员们为了避嫌均没有离开过乡政府大院半步，一个个围着火炉厉兵秣马，讨论方案，喝酒划拳。行动上更是雷厉风行、整齐划一的，队员们同仇敌忾的精气神也足以证明过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在计划生育的问题上，结果永远大于过程，而这次，秋收的枝头挂了一个醒目的歪瓜裂枣。

　　那次行动，原计划由书记邱敦仁亲自挂帅出征的，可是那天中午突然接到老家堡子乡邱家湾村一个农民的口信，说是老娘好端端的突然中了风。这意外的消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节骨眼儿上找上门来，一贯沉着冷静的邱敦仁变得六神无主，他思前想后，横了心：“先拿下董爱翠再说。”这让我想到一句流行语：“计生不能松，宁可死家人。”后背一阵阵发冷。几位乡领导一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都有些动情：“书记，您还是回家看看吧。”

　　甄塬良紧紧地握了邱敦仁的手：“邱书记，您是有名的大孝子，计划生育是大事，老娘也是大事啊。”

　　“我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董爱翠的二胎间隔不够，已经让我们脸上无光了，这次第三胎如果搞不掉……”

　　甄塬良就换了个说法：“书记也得信任我们这帮同志啊！”

　　“哈哈哈。”邱敦仁乐了，和同志们一一握手，“那我就等同志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那些天的暴风雪有些变态，西北风像鬼似的在山梁和沟壑里横冲直撞，空中飞卷着干硬的雪粒儿，春寒和冷气扯天扯地，白茫茫的一片。乡政府大院的四层楼上，各屋的烟囱都在“呼呼呼”地冒烟。乡上为了照顾我们县城来的工作组，把我特别安排在九十里铺镇临街的一家毛衣编织店里，独享火炉和热炕的温暖，而我带来的两位组员，被分别安排在其他农户家中，并配发了对讲机，保持信息通畅，一切经费由乡上处理。这种住法儿比住在乡政府机关大院的成本要高很多，姑且理解为一种待遇吧。我叮嘱组员：“我住编织店，你俩住农户，一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原则问题。”

　　记得两个月前工作组初来乍到，小阎诡秘地告诉过我：“说是编织店，就一个大屋，一台编织机，面对面南北两个大炕，还有两个女人伺候，晚上美着呢，怎么个美法儿，慢慢就晓得了。”这话浅尝辄止，水有点深，言外之意似乎有引君入瓮的意思。我只有报以“哈哈哈”的大笑。工作组和乡干部打交道，有时根本搞不清谁是井水谁是河水，笑声，有时候就是神奇的交流。多年来，我或多或少结识了一些乡上的同志，但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深交并不是太多。论起来，和各乡的团委书记倒是熟悉一些，比如九十里铺乡的团委书记小雷每次进城办事，会到我们团县委办公室坐一坐，聊一聊，他思路开阔，脑子灵活，我们之间算有点小小的默契。入住当晚，我爽快地和老板娘，还有老板娘的儿媳妇粉儿，围坐在我这边的炕上玩扑克。三个人，一张大棉被。玩扑克的样子就像一朵花上的三个花瓣儿。扑克像蝴蝶一样在被面儿上起起落落。伸出去的脚丫子都能感受到彼此的温度。厅中央的火炉是特大号的，燃烧得像个红太阳。烧火炕的麦秸里掺和了煤屑，炕面四角通热，像个摊煎饼的热鏊。就像换季了，酷暑了，大家不得不换上背心短裤。粉儿更是亮胳膊亮腿儿，皮肤白花花的，直晃眼。编织机前搁着一个大尿盆，盆侧置一香炉，缕缕紫香的青烟，或多或少遮蔽了尿骚味儿。老板娘说：“解大手就穿衣戴帽去临街的茅坑完活儿，解小手先灭灯，直接对着尿盆刺溜儿。”我做出老于世故的样子，表示同意。每次解小手，无论是谁，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打完扑克，老板娘和粉儿下了炕，我以为婆媳俩要去对面炕上休息呢，结果发现老板娘瞄了我一眼，独自推开墙角的一个小偏门，去了里间。我的头发一下就竖起来了，一间屋，两个炕，这头和那头，我和粉儿。

　　悬在正厅的大灯泡照得屋子处处通明，连对面炕上绣花枕头的蝴蝶纹都清晰可辨。我趴在这边的被窝里不敢抬头，用枕头垫了下巴，佯装学习省里新颁发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粉儿发话了：“秦组长，你学习模范装得够像呀，现在的干部都看《射雕英雄传》呢，如果没事干，咱就睡觉吧。”我一抬眼，粉儿正在换睡衣，一件肉色的宽边镂空蕾丝睡衣，像明亮水滑的瀑布，轻轻笼着她青春身体的峰峦叠嶂，明明暗暗的光线，像惊蛰后早春的庄稼地里蓬勃发酵的薄雾。粉儿真不愧在城里的歌舞厅干过，举手投足带出的意味，兼容了城市少女和乡下妹子的妙处。我紧张得赶紧低下头。

　　“到底有没事儿？没事儿就睡吧。”

　　“啊啊啊，没事儿，没事儿。”

　　粉儿“吧嗒”一声拉了灯绳儿，救命的黑暗立即让我全身松弛下来。我轻轻舒了一口气，翻了个身，仰面而卧，眼皮子却合不拢，粉儿刚才换睡衣的镜头像是定格了，摁死了录放机里的重播键，周而复始地在大脑的银屏上播放。我留意到，关于睡觉的信息，粉儿提醒了两遍，第一遍是“咱就睡吧”，啥叫“咱”？怎样理解“咱”成了我面临的高科技。而第二遍是“睡吧”，没有了“咱”，为啥没有了，是否碍于我的态度呢？第二天，我私底下向小雷问起店里的情况，小雷却说：“其实……嗯，你如果不乐意住店，就到乡政府来住，如果乐意住店，就住店里。”这话像白开水一样无滋无味儿，却把皮球踢给了我自己，分明是留了一手的，可见这家伙的道行也是越来越深了。“店里，还适应吧。”我轻松应对：“不错，婆媳俩在那头，我在这头，一晚上聊聊家常，也挺有意思的。”

　　既然乡上没人愿意给我透露编织店的背景，我也就不便打问。我获取信息的渠道反而来自赶集的山民。有次在小摊上就着花卷馍喝醪糟，才从人们叽叽咕咕的闲言碎语里略知大概。原来，老板娘生有三个儿女，唯一的儿子曾经是北垣村的民兵连长，某晚夜归，被一伙人打成了植物人，至今破不了案。老板娘像秋菊打官司一样逐级上访，她的理由只有一个：儿子是半个军人，横遭此难，一定是协助乡上催粮要款、刮宫引产惹的祸，请求上级给予革命残废军人待遇。可是，老板娘的理由纵然是一万个真理，却无凭无据，何况当时的现场没有一个见证人。“我就这一个儿子，如果你们还不管，将来谁还替你们冲锋陷阵去？”老板娘的口气太大了，于是落了个“革命妈妈”的绰号——当时她还不是老板娘，他只是儿子的娘。后来乡上照顾婆媳俩，在镇子上开了这家编织店，粉儿织，婆婆卖，生意倒是红火得很！“哈，你这个城里娃，如今整夜享受宋徽宗的待遇了吧？”山民朝我调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就回了一句：“那，谁是李师师呢？”山民们“哈哈哈”地乐了。

　　尖山攻坚战前夜，“革命妈妈”——不！老板娘和粉儿照样用打扑克的方式陪我消磨时光。大概因为我和粉儿相安无事的缘故，后来老板娘也索性不再去里间了，屋里又变成了三人。当着老板娘的面，粉儿时不时用兰花指撩一撩耳边柔软乌黑的秀发，那动作很风情的；或者，用涂着红油的指甲抻一抻紧身内衣，立即会有一种逼人的气息弥漫开来。

　　凌晨一时，我立即拎起对讲机，给我的组员下了死命令：“立即出发！到镇子东头与突击队集合，注意了，不穿皮鞋，穿运动鞋；不穿防寒服，穿乡上统一发的绿大衣，大衣外面套上从乡卫生院借来的白大褂。”

　　“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干部，也学会《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了，套一身白褂子，去捉座山雕不成，抓赌也没这么上心的。”粉儿“嘻嘻嘻”地乐了，“你看看你，像个少剑波似的。”

　　我只是笑了笑。粉儿又开了腔：“看来是急行军了，如果在城里，大轿子车把你们一窝端，屁股一冒烟儿，就到了。山路和城里的柏油马路可不一样哩。今晚，你们到底去端哪户人家？”

　　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天机不可泄露啊！”

　　“真是的，我这里又不是电影里的地下交通站，都说要相信群众相信老百姓，看来我连群众都不如了，也不是老百姓了。”

　　谁是天机？像董爱翠这样的手术对象就是我们最大的天机。董爱翠的大致情况，甄塬良给我介绍过。她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属于典型的纯女户，她本人也是全县一九九四年度挂了号的二百名重点监控对象之一。董爱翠生第一胎时就按规定上了节育环，按照政策，间隔至少四年才能申请第二胎指标，没想到大女儿不到一岁，两口子就借南下打工之机，千方百计找游医取了环。

　　怀胎五个月时，游医托人到医院给董爱翠做了B超，发现并不是期待中的男娃，两口子的长叹几乎异口同声：“引掉！”游医一脸慈悲：“别引了，引来引去，将来想生也挂不了胎。”“那咋办呢？”“好办，如今城里人不孕不育的多的是，生下来，至少卖五千元。”这个女娃来到人间，一看就不是正路货，和游医一样塌鼻子歪眼，两口子只有咬碎牙花子往肚里咽，意见高度统一：“卖！”就卖了。后来又生了一胎，还是个女的，这次没敢卖，倒不是因为长得像爹，先留着，给第一个女娃做个伴儿，然后再……果然又怀了，一查，是个男的。高兴了，喝蜜了，甜透了。“像谁像谁吧，要！”为了逃避南方清理流动人口和严厉打击“超生游击队”的强大攻势，两口子东躲西藏，终于扛不住了。“咱走，老家哪怕是刀山火海，上！”

　　线人提供的情报显示，从董爱翠的肚子和走势判断，至少也有三个月的样子，如果不及时强制做人流手术，肚子一大，问题就大了；问题一大，难度就大了；难度一大，那可比一万个肚子还要大。

　　临出店门，我给自己打圆场：“一切听乡政府的，详细情况我们工作组还真不知道。阿姨和粉儿早早睡吧，我估计天亮了就能回来。”

　　粉儿替我把门开了一丝缝儿，风雪就像箭矢一样射进来。我隐隐听见老板娘嘟哝了一句：“这个狗日的城里干部，不识抬举，滚下崖才好。”

　　粉儿的声音压得低，幽幽的：“妈呀。”

　　2

　　那个凌晨的暴风雪，像吞了壮阳药，丝毫没有泄劲儿的意思，专糟蹋突击队了。从镇子到尖山，整整两个小时的急行军。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北风裹挟着雪粒儿在不知疲倦地呼号。白花花的队伍和风雪融为一体，排头由邓友奎和两名联防队员侦查，大部队保持距离跟进。

　　干警们紧紧攥着手里的消音型麻醉枪，目光一丝不苟地扫视着每一段地埂、每一个崖畔和每一面背坡，一旦发现有游狗现身，在它狂吠之前立即撂倒。麻醉剂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药效，过了劲儿，狗自然会从百思不得其解中缓过神来，晃晃脑袋，抻抻腰身，继续莫名其妙地游荡。沿途经过至少六个村寨，都是绕道而行。突击队不怕狗，怕群众。老远望见有走夜道的农民，大家立即找崖脚和树丛潜伏下来。如果狭路相逢，便就地卧倒，个个都是邱少云。

　　“有些狗是自由流浪，但有些狗是有使命的。”甄塬良给我介绍。

　　也许察觉到了我满脸的狐疑，甄塬良补充道：“村里人为了提防我们，把吃剩的鸡骨头、废弃的猪下水扔到村外的羊肠小道上、田野里，这样，狗的巡视半径就扩大了数十倍。”

　　我恍然大悟：“这么说，要顺利进入村子，先得围城打援？”

　　“秦组长不愧是全县的青年领袖，一点即通，围城打援的战术，老一辈革命家在解放战争中常用呢，当年我第四野战军在东北就用过，先扫外，后攻内，各个击破。”

　　我带领的两个组员都是团县委的青年干部，城里生城里长，没遭受过这等洋罪，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但谁也不好意思叫苦叫累。作为团县委书记，我给组织上打了包票的。当时组织部长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这次全县从基层各部门抽调了一百名干部，组成了三十个工作组，每个乡镇进驻一个，为期三个月。为什么让你们这一组去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计划生育难度最大的九十里铺乡，我不用多解释了吧。”我当时就有些傻眼，但我必须把无与伦比的庄严、光荣和使命的意味写满我的表情。当场表态：“谢谢组织的信任，因为我们是先锋队，是后备军。组织上安排我们去九十里铺，是对我们的考验，给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锻炼机会。”“哈哈，团干部的作风就是不一样，不过一定要清醒，自从龚安娜事件发生之后，乡上的同志防工作组，像防贼似的，这个教训，深刻着哩。”晚上回到家里，妻子不依不饶：“咱爸咱妈卧床不起，咱孩子才满月，你让我……”我闷头吸烟，一支接一支。妻子的唠叨没完没了：“当个团县委书记，才是个破科级，却把家弄得不像个家，还不如下海挣钱呢。”我第一次朝妻子发火：“你懂个屁啊！”掐灭了烟头，我赌气独卧沙发，一夜未眠。

　　风在刮，雪在飘。队伍翻过三座大梁，钻过两道深沟，又绕到另一个山梁上。

　　“前面，就是我们村。从南边进村，左拐，到大柳树旁再右拐，顺数第五户，再右拐，前行大约百米，门口有个大碌碡的，就是董爱翠家。”邓友奎用手一指，尖山村这才隐隐约约进入突击队的视野。甄塬良一招手，大家立即在一个背风处集中聆听最后一次临战命令。

　　凭直觉，尖山村放出的游狗不会少。干警们立即兵分三路朝村子外围摸去，其他同志原地待命。过了半小时，干警们原路返回。“扫清了？”甄塬良悄声问。

　　“扫清了。”

　　“几只？”

　　“还真不少，村东、村西、村北都有，共打趴了九只。”

　　真佩服了干警们的枪法，黑灯瞎火中打趴了九只狗，居然没有一只乱咬乱叫的。

　　时不我待，战机就在眼前。按常规，必须得给邓友奎腾出回家避嫌的时间，前后十分钟的量。但邓友奎却提出：“甄乡长，您给我二十分钟左右的量吧，我家的大门年久失修，一开门像哮喘似的响，村里人一旦发现是我引狼入室，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我得想办法翻墙进去。”

　　“啊？同志们在这里挨饿受冻，恐怕……”

　　十分钟，这是铁的纪律，也是每次行动中各村带路人约定俗成的时间段，但邓友奎在关键时刻却要求延长一倍，他提出的理由似乎也是有道理的。关于时间问题，之前也的确有过难以挽回的沉痛教训，比如上个月乡武装部长带领的另一支突击队夜袭赵家窑时，带路人刚摸到家门口，黑暗里就遭了一闷棍，手术对象不仅没有逮着，带路人的灾难却没完没了。每到深夜，必然有人往房顶扔砖头，场院里的麦草垛被点燃了一次，大门上常常被抹了臭屎。镶在门楣上的“五好家庭”光荣牌是县精神文明办公室亲自钉上去的，却被人用墨汁涂了，换成了粉笔字：汉奸之家。

　　见大家犹豫不决，邓友奎又倒起了苦水：“乡下人的段子，大家不是不晓得。‘前半夜访野狼，后半夜访队伍。像咱尖山这样的钉子村，后半夜有几家睡得着觉呢。群众对我们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了。群众的眼睛，也越来越雪亮了。”

　　甄塬良终于下了决心：“好吧，破个例，二十分钟就二十分钟，保护好带路人，就是保护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希望大家给予理解和谅解，咱们两个多小时都顶过来了，也不在乎这二十分钟，同志们多忍耐一会儿。”

　　邓友奎立即表态：“老规矩，我学猫头鹰的叫声，大家就发起总攻。”一转身，绕开羊肠小道，翻过地埂，瞬间消失在庄稼地里。关键时刻照顾了邓友奎，甄塬良可能觉得有点对不住突击队，说出了放血的话：“我办公室里有几条红中华，说穿了，那是腐败烟，凯旋后，一人两包，大家共享。”

　　“甄乡长，这鬼天气，咱命都豁上了，才值两包红中华啊。”

　　“咋了？给你一个梯子，你就想上天啊，难道非得给各位放假去赌牌不成？”

　　五分钟过去了，八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二分钟过去了……“猫头鹰”的叫声成为大家最为热切的期待。大家竖起耳朵，屏息静气，像谛听整个大山的召唤。

　　风的鞭子疯狂地抽打着四野，雪的流矢恣意飞射着蜷缩的队伍，昏暗的世界没有其他声音。有位医生小声浪漫了一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有位联防队员顶了一句：“鬼话，我们不是人啊。”医生小声嘀咕：“哪像人啊，像鬼。”手电筒是严禁携带的，谁也看不清对方脸上的表情，像面对一堆儿灰乎乎的碌碡。甄塬良发出警告：“有点纪律性好不好，不能再出声了，还不如这两位群众大哥觉悟高呢。”所谓群众大哥，指替手术队背着消毒高压锅、手术器械箱的两位民工，他俩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据说二位民工是专门从邻乡雇来的，背一趟八十元，管吃管喝管住宿，待遇远远高于劳务市场的用工报酬。几个烟瘾大的干部，把鼻翼和上嘴唇嘬起来，横夹着一支香烟，打火机像健身球似的在手里玩来摸去，却不敢起明火。有人下意识地看手表，但手表像一坨狗屎一样，一塌糊涂。我这次来乡上，忽视了带手套来，戴的是小雷送我的皮手套，既舒适又暖和。乡上人人都叫我秦组长，唯独小雷开口闭口叫我秦书记，一个战壕里的意思。而此刻我的两个组员，活像两只可怜的小白鼠，眼睛像低压状态下的灯泡，有气无力地漠视着远远近近的苍茫。

　　沉寂了片刻，甄塬良突然小声质疑：“他妈的，出发前的夜餐里是不是又有死老鼠啊！我肚子咋有点闹。唉！上了年纪，所有的零件儿稀里哗啦，不像你们青年人是铜墙铁壁。大家稍等，我先解个大手，立马回来。”话音刚落，摸出一卷儿卫生纸，钻进了一片洋槐树林里，顿时没了影儿。

　　我有点替甄塬良担心，刚想摸过去看看，小雷却轻轻拽了我一把：“山大沟深，危险！甄乡长是老乡干了，没事儿的。”

　　主帅突然没了，大家仍然保持高度的自觉和自律，一如既往，各就各位，箭在弦上，丝毫没有松劲儿的意思。我有点替甄塬良抱屈，都五十九岁的老将了，马上就要退休的人，还在一线苦苦支撑。他还有个最要命的难言之隐，几年前，唯一的孙子在地沟里拣了一个软塌塌的气球，一吹就大。小伙伴们争抢气球的时候，只听“叭”地一声响，气球就堵住孙子的喉咙了，立时憋得脸红耳赤，不一会儿蜷在地上直蹬腿儿……大人们发现的时候，孙子已经过了气，这才发现，噎住孙子的是一只废弃的避孕套。一贯温顺贤惠的儿媳妇眼泪汪汪地指责他这个当公公的：“本来要二胎的，您偏偏不让，这下可好，我们失独了，你老甄家呢，绝后了。”噎得甄塬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孙子的坟很小，坟旁的洋槐树上常被人贴了黄表纸，上书两个字：报应。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坟前总猴着一个人，孤零零的，像一头迷途的老耕牛，他就是甄塬良。

　　“汪汪——汪汪汪——”

　　狗叫了，从村口方向传来的。“猫头鹰”没叫，狗倒叫了。狗叫声在风雪的夜空里，像愤怒的、复仇的独唱。大事不好！这是个打死也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村里的狗也跟着叫起来。瞬间，狗叫声连成了一片，像山呼海啸的大合唱。一只狗叫，全村的狗跟着叫，不由让我想到一本儿童读物《半夜鸡叫》。

　　“坏了！这下可坏了！”副乡长史建川大惊失色，狠狠地瞪了干警们一眼，“这就叫扫清了？难道打趴的狗成精了？”

　　干警们面面相觑，惊愕地张大了嘴，像无法合拢的黑洞。怒火堵在了史建川的胸口，根本来不及发泄出来，迅即转向我：“秦组长，甄乡长的命令是命令，但他拉屎去了。臣在外不受君命。眼下，狗叫就是命令，快！提前行动。”

　　我为邓友奎担心：“可我们没有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啊，邓友奎是否安全回家了呢？”

　　“顾不得那么多了，邓友奎哪怕发出一万只猫头鹰的叫声，也被狗叫声盖没了。”

　　队伍像发疯的狮群，以百米短跑的时速向村子扑过去。一靠近那个显眼的大碌碡，联防队员立即搭起人梯，像猴子一样翻墙进院，抽掉了大门栓，大部队一拥而入，直奔堂屋……应该说，面对突发事件，面对军中无主帅的被动局面，大家的反应是敏捷的，行动是迅速的，步调是一致的，特别是联防队员在手脚冻僵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可圈可点。所谓“结扎放环难上难，火线总是联防员”“催粮要款鬼中鬼，万事不离联防队”，充分证明了联防队员在农村工作中的排头兵作用。各乡的联防队员尽管都是编外聘用人员，身份卑微，比上短一口气，比下多一份薪，但大都接受过人民军队大熔炉的实践锻炼，复原返乡后，千挑万选，就成为乡政府“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一支特殊队伍。

　　飓风送来粗重的喘气声，是甄塬良气喘吁吁地追进了院子。他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在空中挥舞，声音急不可耐：“逮着董爱翠了？”

　　现场出乎意料：火炕上只有一个枕头，一张被，被子里只裹着董爱翠的男人。队员们冲进来的时候，男人的呼噜打得响彻云霄，仿佛压根儿没预感到神兵天降。

　　史建川：“别装蒜了，快起来。”

　　男人沉睡犹酣。一个联防队员推了男人一把。男人这才像受到惊吓似的睁开眼，立即露出一脸的惊恐，张嘴就喊：“啊啊啊——是土匪来了——真是土匪来了吗？”

　　甄塬良已经系好裤子，厉声问：“你女人哪里去了？”

　　“啥？哦哦哦，你说啥？啊啊，原来是乡上的同志们啊。我女人啊！她在南方打工呢，根本就没着过家。”

　　“哼！装得真像！”史建川“哗啦”一声拉开炕头柜的门子，柜子里塞着一个枕头，窝着一堆儿皱皱巴巴的被子。把手插进被子摸了摸，提醒大家：“是热的。”手抽出来的时候，撮着一根长长的头发，“是女人的。”

　　“真是比爬杆子的猴儿还麻利啊！说，你女人躲哪里了？”史建川狠狠地把女人的长发朝炕沿儿甩去。

　　甩那根头发，史建川带了气，用的是千钧之力。头发却并不吃劲儿，在空中飘了个旋儿，轻轻划过炕沿儿，便无影无踪。

　　甄塬良顺手从炕上拎起一把笤帚，用笤帚疙瘩打了男人两下。男人死猪不怕开水烫，抱着脑袋，一言不发。史建川也接过笤帚打了两下。随后，派出所、联防队、手术队的头们，也分别接过来打了两下。笤帚疙瘩软乎乎的，其实也没什么杀伤力，但大家却似乎打出了一种次序，一种节奏。我理解乡干部的火气，但我本人却没有打人的念头，倒不是不忍心，主要还是不习惯。可是，小雷打过之后，却悄悄把笤帚给我递过来。我当时就血往上涌，这个脑子进水的，这不是将我的军吗？我只好朝男人肩膀部位打了两下。打一下，我的心颤一下，打两下，心颤两下。

　　“我……唉！”男人终于又开口了，一边往身上套棉袄，一边挠头，一脸无辜的样子。

　　“立即分出两路人马，一路封锁各个路口，董爱翠肯定没跑多远；另一路搜院子，注意了！草垛、猪圈、鸡舍、地窖，要地毯式搜。”甄塬良刚说完，立即有几个队员冲出屋子。

　　“唉！我的同志啊！”男人突然喟叹一声，“我真不忍心看着同志们辛辛苦苦白忙乎，我还是说实话吧，听到狗叫后，确实有女人从我这里跑了，但她不是我女人爱翠，是……是……唉，让我咋说出口呢。”

　　“你还想耍赖，看来是不见黄河不落泪啊。”

　　“那个女人，……是隔壁邻居赵国花。几年前她男人在山西煤矿打工时染上了矽肺病，已干不了农活儿，娃儿小，借不了力，她家的农活儿就靠我了，赵国花就和我……”

　　联防队员立马翻墙进入隔壁赵国花家。赵国花的男人果然瘫痪在炕上，一个女人正在系棉袄的扣子，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惊惧地缩在炕角。两口子仿佛早有预料，镇定自若地等待突击队发话。

　　“你是赵国花吗？”

　　“……是。”

　　“你刚才……睡哪里？”

　　“不用问了，咱当农民的最实事求是，我刚从董爱翠男人那里跑回来。”

　　“……是真的，我女人，两家睡……”赵国花男人勾着头，也腻腻歪歪帮了腔。

　　史建川和蔼可亲地问小男孩：“小朋友好！上几年级啦？”

　　“我上三年级……”

　　“不用怕，我们是乡上的干部，和你们的老师是好朋友呢，刚才，你妈妈是和你们一起睡吗？”

　　女人一拧身子，发疯似的去捂孩子的嘴。孩子却躲过了，说：“妈妈，我懂怎么回答。”朝突击队：“妈妈刚从隔壁过来。”

　　“你为什么要捂孩子的嘴？”

　　赵国花说：“还用问吗？我只是不好意思让孩子说刚才的话嘛，嫌丢人嘛。”

　　“汪——汪汪——汪汪汪——”全村的犬吠一阵高过一阵，一浪高过一浪，那些打趴的狗一定从麻醉中缓过来，拉帮结派地加入了狂吠的行列，寻找莫名其妙被袭击的答案。

　　3

　　一刻不能等，半刻不松弦，这是态度和作风问题。由甄塬良主持的总结反思会本来当天上午要召开的，但突然接到邱敦仁从堡子乡邮电所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马上要从老家赶回来。那个年代各乡还没有直拨电话，乡与乡之间通话一般都要通过各乡邮电所插转才能接通，一拎起话筒，那就是长途了。碰上十万火急的大事要打电话，直奔邮电所，便是有一没二的选择。

　　甄塬良怔了一下，问：“邱书记，老娘身体怎样？”那边电话中却“哈哈哈”地乐了，“只是中了点风，没大问题。董爱翠那边情况怎样？”

　　“唉！没捉到董爱翠，倒成了捉奸，事情，办砸了。”

　　“噢……明白了。”

　　“那等您回来主持会吧，我带头检讨、反思。”

　　“会嘛，谁主持都一样，你先开吧。我回来后，你把会议情况念叨念叨就行了。”

　　放下电话，甄塬良的手久久没有从话筒上挪开来。从党委角度讲，邱敦仁是书记，甄塬良是副书记。一般说来，书记在家，必然由书记主持会议，这是政治规矩。中午时分，邱敦仁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大家赶紧围上去，邱敦仁却挥了挥手，只让小阎进了办公室。大家面面相觑，在院子里守候。谁也猜不透邱敦仁为啥在这时候会单独召见秘书，更不会想到屋子里会有这样的对话：

　　“我老家邱家湾给你捎口信儿的那个人，何时何地和你见面的？”

　　“昨天上午，集镇上。”

　　“是个怎么样的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满脸皱纹，内穿破棉袄，外边套着城里捐助的西装，用领带束着腰，他自报家门来自邱家湾，一看见我，就说您老娘……”

　　“他怎么知道你是乡党委秘书？”

　　“平时我常跟您走村串户，全乡二十多个村的农民，都认识我啊。”

　　“我老家邱家湾属于堡子乡，你也没去过我老家，我老家人会认识你？”

　　“啊啊啊？还真是的，那个老头子，怎么会认识我呢？”

　　“你想过没有？堡子乡的集镇也不小，一个老头子，冰天雪地的，会舍近求远到九十里铺来赶集吗？”

　　“啊？难道……”

　　“只能说明你是个猪脑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光学写材料了，一点政治嗅觉都没有，我当年也是给乡领导写材料一路上来的，我如果像你这洋芋疙瘩，还到得了正科级？”

　　“我……我……老娘她……没事吧。”

　　“啥事也没有。”邱敦仁盯着秘书，“我告诉你，这事就此打住，谁要问起，就说真的中了点风，但不碍事。记住了？”

　　“哦哦哦……记住……了。”

　　这番话是小阎后来偷偷告诉我的。在他看来，像是要送我一个窥视乡上动态的大礼，献媚中也有求教的意味：“邱书记分明是中调虎离山之计了，可是，这背后是些什么呢？”

　　我着实吃了一惊，立即装了糊涂：“一定是你多虑了。”

　　按照邱敦仁的指示，决定下午准时召开会议，他意味深长地给大家打了预防针：“下午的会很重要，咱不光是总结和反思，而且要开成民主生活会，问题出在哪里，大家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准备。我是计划生育第一责任人，关键时刻去看老娘，首先要承担主要责任。”承担主要责任？邱敦仁把火引到自己身上去了。突击队是甄塬良带队，整个战斗也与邱敦仁无关。要说真与邱敦仁有关系的话，那只能是线人，如果真是线人出了问题，的确就是邱敦仁用人失察了。

　　涉及到线人，这笔账就有了另一种算法，表面上看，如果说攻坚战失利的导火线是由狗引起的，那么，狗叫的缘由只有两种情况，其一，干警们即便把村子外围的狗没有完全扫清，唯独剩下那一只要命的冤家，但在突击队没有惊动狗的情况下，它为啥要莫名其妙地叫呢？狗叫，绝对不是偶然的，说不准是线人在背后监守自盗，临阵反水。其二，有可能是线人不慎暴露了身份，引起了村民的警觉。如果这样，尖山村必然会悄悄全民动员，至少所有的手术对象及其家属早已开始行动了，在干警们把村外的狗扫清后，又悄悄把院内的狗放出来。至于狗因何选择在那个时候叫，有可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早已被反包抄……

　　从全盘看，狗叫与不叫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核心问题是，突击队见到是赵国花，而不是董爱翠，这又涉及到线人情报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假如果真如此，问题就不是一般的复杂了。

　　这些年抓计划生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线人提供的情报一般来说大多是可靠的，线人即便是糊涂虫，也不敢和乡上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多年前尚未实行线人制度时，都是各村村委会努力配合乡政府搞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村支书、村长、文书、生产队长、基干民兵和村民党员理所当然被动员到了第一线：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搜集育龄妇女信息、选择手术场所、控制手术对象、协助手术队抬担架……结果造成村一级领导班子与群众的严重对立，干群关系危如累卵。村长们怨声载道：“你们乡干部把我们的人扎的扎了，引的引了，流的流了，拍屁股走人，受表彰的受表彰，升官的升官，拿奖金的拿奖金。可你们一撤离前线，把我们这些人留给后方，可惨了。过去有一部老片子《闪闪的红星》，里面有支歌，说是‘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我们做后方工作的，日夜盼你们来给我们撑腰，可是，你们来了是天明吗？是春风吗？我们惨到家了晓得不？”

　　惨到啥程度？例子多了去了。上磨村村支书家养了一年的大母猪，肚子里幸福地怀一窝崽呢，每天都要兴致盎然“哼哼唧唧”溜小道儿，有一天却不见返圈，找到时已变成硬邦邦的尸体，大嘴张得像喊冤似的，明显被人下了农药；阳凹村村长家的大门口被人连夜挖了一个陷阱，把老娘掉进去搞成了骨折，至今在炕上哼哼唧唧。“革命妈妈”儿子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这种情况呢？干部在明处，群众在暗处。都是邻里乡亲，都是无头公案，都是水火两重天。“宁走讨饭路，不当村干部”“你结扎我家里一个妹，我放倒你村长一个娘”“当个村里王中王，不如打工把沙扛”。许多村干部被迫撂了摊子，各乡半数以上的村级班子陷于瘫痪状态……

　　线人就这样应运而生。实践进一步证明，线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发挥了村干部难以比肩的作用。线人在乡干部的明处，却在群众的暗处，很快成为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生力军。

　　为了切实保证线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和生命财产安全，乡党委、政府、人大、团委、妇联、武装部、派出所以及驻乡“七站八所”的领导和干部在各村发展的线人，彼此单线联系，接头地点自行掌握，随机应变。乡上给每位乡干部下发了专项情报费。线人每提供一份情报，奖励五十元，事成后再追加五十元。

　　自从有了线人，村干部的配合就变成了戏中之戏，在冲锋与后退、对外和对内之间有了自保的余地。突击队每次进村，村干部们故意显山露水，做出清白清亮的样子，该饮驴的饮驴，该酣睡的酣睡，该晒日头的晒日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给村民们放出的口风，隐含自我证明：“听说夜里个那帮狗日的又来了，都扎了谁流了谁啊？”终极意味其实是站队，父老乡亲们看好了，我胳膊肘朝里，在咱邻里乡亲一边。

　　会议如期进行，邱敦仁的导语却先从老娘开始：“首先感谢同志们对我老娘的关心，病情大家都知道了，小事一桩，不足挂齿，算是一场虚惊吧。当然，我也非常感谢老家邱家湾的老乡，爬山涉水给我捎来了口信，哈哈，说明我在老家那边，还算有点威信和人缘吧。”

　　都以为要打雷下雨刮风呢，没想到邱敦仁一开场居然是逗乐子的调侃。有董爱翠这块大石头压着，谁也没心情乐出声来。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这个当班长的，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邱敦仁把话题转过来，也不像备足火力开枪打炮的意思，“同志们都知道，尖山村的线人和我是单线联系，这次攻坚战失利，对线人打击很大，经过我了解，线人提供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他是眼看着董爱翠从外地回来的，眼看着董爱翠进家门的，眼看着董爱翠家的大门关了整整两天，也就是说，在你们进入她家院子前，董爱翠是睡在家里的。”

　　“可是，事实是，睡在那里的是赵国花。”甄塬良说。

　　史建川：“既然董爱翠是在家里，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进攻前，您的线人突然反水泄了密，于是，有人故意放出狗来，董爱翠和赵国花立即耍了个调包计。”

　　史建川的这番话，分明戳到邱敦仁的软肋了。

　　“建川同志，我尊重你的质疑。可是你想想，我尽管资历不如塬良同志深，但也是咱九十里铺乡的半个老兵了，一路干过来，先先后后发展过十多个线人，哪次马失前蹄过？这次是你们几位带的队，偏偏就失败了，这是为什么？”

　　还真有点民主生活会的意思，我是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带的队”，绵里藏针，针头软软的，那也是针头，所指当然是甄塬良。

　　派出所所长赶紧深挖自己：“我作为派出所负责人，感到十分痛心，归根到底是存在轻敌思想，对村外的狗掉以轻心了，满以为扫清了，做梦也没想到又冒出一只来，使我们过早暴露目标……”

　　“先不谈狗事儿，谈人事儿。”邱敦仁把所长拦了回去。

　　我隐隐觉得味道有点不大对路。“一个桩上的叫驴动蹄子，一个单位的领导扳手腕”。老话了。论本事，邱敦仁和甄塬良不相上下，在地缘上都属于为全县守边疆的封疆大吏，没功劳也有苦劳。平时都传，二人的关系像哥们儿似的，但党政一把手越像哥们儿，越就不是哥们儿。邱敦仁只有四十出头，进城和提升的空间很大，而甄塬良马上就要拎着行李打道回府了，各自拥有怎样的内心世界，只有当事人心明如镜。两个月来的观察，我也不敢轻易断定他俩是好还是不好。工作组在名义上有监督、检查他们的职能，反而让我们沟通的渠道淤泥阻塞，真正的人心隔肚皮。

　　甄塬良吸掉了足有一包香烟，一张过早苍老的脸涨得通红：“邱书记的心情我十分理解，您的意思我也是明白的，我也完全相信，您的线人一定是守纪律的，我也不能轻易怀疑线人的可靠性。但是，我也相信我带领的每一位突击队员，他们没有任何透露消息的理由。当然，我也相信我自己。这一点，可以拿党性做保证。只是，谁能相信那只狗呢？”

　　邱敦仁说：“甄乡长，咱俩一起搭班子同甘共苦多年，心有灵犀，对外，包括对组织上，我始终坦言，只有和塬良同志搭班子，我邱敦仁创业干事，才是最痛快的。”

　　一句话，会议的气氛慢慢缓和了起来。甄塬良长叹一声：“邱书记也说到心里去了，可是这次攻坚失利，我真是汗颜啊。狗，那只他妈的狗啊！”

　　“没关系，大家已经很辛苦，我不能因为这个对大家穷追猛打，雪上加霜。再说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全县方圆两千多平方公里，董爱翠怀胎三月，料想也不敢跑多远，各乡协查围堵就是了。到时候逮着，流不了，就引，受罪的是她自己。”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会议开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长，也不像预期的剑拔弩张，雷声大雨点小地结束了，像走了一次雷厉风行的过场。说是要水落石出，其实水也没有落，石头也没有出来，反而让大家莫名其妙。在邱敦仁这里，攻坚战失利这么大的事件，他始终把握在热处理和冷处理之间，这不像他平时开会的路数。

　　有人就怀疑，邱敦仁是不是真的理亏呢？十有八九是他的线人出了问题。晚上，有人看到邱敦仁专门去甄塬良房间压惊，他手里拎的是从老家带来的上等黄酒，这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再次成为大家质疑的作料。

　　几天过后，县里突然传来消息，乡上送到县计生委的那根头发，经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与全县育龄妇女档案中董爱翠的生物检材信息完全吻合。那个年代，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非常猖獗，抛弃女婴、代孕、违法收养、换婴等现象屡禁不止，成为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为此，各县对育龄妇女普遍建立健全了以指纹、毛发、血液等生物检材为主要样本的个人档案。董爱翠的那根头发，显然把云遮雾罩的情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也就是说，那天被窝儿里跑了的，不是赵国花，千真万确是董爱翠。这个消息以铁的证据证明了线人情报的真实性。面对这个对邱敦仁非常有利的消息，邱敦仁并不显得多么喜不自胜，该开会时开会，该下棋时下棋。他越是这样，反而让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么，是谁惊着了那只率先叫响的狗？哦哦，又回到人的问题上来了。

　　现在回想，当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赵国花，为啥要舍着个人名誉为董爱翠打掩护？而平时是否和董爱翠的男人睡觉，根本不重要了。根本上讲，董爱翠和赵国花两家人联合起来，包括赵国花家那个三年级的小学生，不！是全村人联合起来，把突击队给耍了。这一耍，的确耍得不轻。一起耍的，还有尖山村的狗。

　　邱敦仁和甄塬良下棋，几招过后，甄塬良的万般思绪又回到尖山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百姓玩对策，真是玩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面对群众，我们的战略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

　　“是啊！”邱敦仁附和了一声，“老哥，您的棋路不错。”

　　我被甄塬良念念不忘董爱翠的忧患情怀所感染。他的感慨，让我突然想到小学教材里狮子和蚊子的故事。狮子不可谓不强大，却往往被蚊子叮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一筹莫展。

　　4

　　话说回来，拿董爱翠的头发去县里做鉴定，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也出乎我的意料。就像检查感冒时意外动用了CT那一关。史建川从柜子里随手摸出并甩出去的那根女人头发，有人居然会颇费心机地捡起来收藏，收藏也就罢了，还会献给邱敦仁，献给邱敦仁也就罢了，还……

　　为还原真相花费代价做鉴定，据说是全乡首例。把事情调过来看，也可以上升到对计划生育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上来，只能说明九十里铺乡的干部查摆问题的决心、立场更加坚定，坏事摇身一变成了亮点。无论怎样，亮点在邱敦仁那边，丢分的必然是突击队，算是一丢到底了。事实摆那里了，邱敦仁拱手相让给我们的一次良好战机，有一万个理由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但瓮在，鳖没了。

　　对于鉴定结果这个热点，我没听到干部公开议论，但从大家的交头接耳里，我能感受到那种于无声处的暗流涌动。董爱翠的头发毫无疑问是邱敦仁悄悄派人送到县里去的，至于谁送去的，却成了谜。为这事赶一趟城里，巴结一个人打击一大片，谁送谁小人。从逻辑上判断，送头发的，极有可能也是捡头发的那个内鬼，可是那几天里，没有任何一位干部离开过九十里铺半步啊。“做鉴定，绝不是为了否定大家一夜的辛苦，更不是和同志们过不去，我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第一责任人，只是想进一步弄清线人是否真的可靠，大家知道，线人，是我们搞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生命线。”

　　邱敦仁的解释完全从自身出发，自查自纠的意思。这么一解释，大家或多或少理解了邱敦仁因何掖着那位与头发有关的干部。计划生育嘛，该保密的事项多了，只是又冒出个新秘密罢了，姑且如此理解吧。只是那个送头发的干部，也真是太精了。

　　史建川曾私下感慨：“我操！没想到突击队里有这么山高海深、高屋建瓴的干部，脑瓜子比我这个副乡长强一万倍，我如果是总书记，非得提拔他当国务院总理不可。”有位资深老同志就回应了一句：“恐怕人家当总理时，你还窝在副乡长位子没动静哩。总理来视察时，还轮不到你提鞋哩。”

　　我突然一激灵，是不是小雷呢？小雷每天中午常去镇子中街的乡农技站下象棋，民主生活会结束后的傍晚，我刚进店，就看到小雷的影子在农技站的门口闪了一下。农技站是驻乡“七站八所”中最牛皮的，拥有吉普车一辆，那根头发，完全可以由农技站的干部代劳跑一趟。

　　假如真是他，我真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要说我对小雷的了解，完全限于团的工作。偏远乡各方面条件有限，广大农民青年思想工作不好开展，可小雷却能坚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工作态度，干得有声有色，几乎年年都会受到我们团县委的表彰奖励，头上戴着几顶优秀青年思想工作者之类的花环。九十里铺乡的青年思想和宣传工作，一度成为我们了解农村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窗口。计划生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育龄妇女，共青团如何在宣传攻势上密切配合乡党委、乡妇联发挥优势和作用，历来是整体工作的重中之重，小雷就做得很有成效。仅标语宣传这一项，小雷的创意就令人刮目相看，他把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分成两大类，用截然不同的内容分门别类进行张贴，这种形式不仅得到了县里的认可和好评，并在各乡得到大力推广和广泛应用。

　　比如每逢县领导、县计生委领导来九十里铺视察，每逢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在九十里铺召开，每逢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各村沿街的墙壁上、门板上、树干上、过街横幅上的标语大多是“上吊不夺绳子，喝药不夺瓶子”“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上房揭瓦；该流不流，赶猪牵牛”“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尽管这些标语不完全是小雷的发明，但当年小雷在团县委给我绘声绘色地汇报这些招法时，依然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位团干部忍不住咨询：“怎样理解‘上吊不夺绳子，喝药不夺瓶子？我想不明白。”

　　“是这样的，如果结扎对象攥着麻绳儿、毒药瓶子，以上吊、服毒相要挟，可以不吃她那一套。”

　　“啊！真是太……”团干部下意识地把话咽了进去。不能不咽，再不咽，只能说明对基层工作艰巨性、挑战性、复杂性、现实性的认识不够，调研不深入。

　　“各位领导想一想，农村人普遍文化程度低，思想认识上不去，不可能听得进去大道理，但他们懂得刮刮刮，杀杀杀。”

　　可是，每当省市领导来视察时，宣传标语的内容就完全变了，换成了“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少生快富奔小康，致力建设新农村”“时代已经不同前，如今女儿赛过男”……

　　小雷的解释是，省市领导下基层，各级电视台、报社、报道组的记者前呼后拥，宣传标语是要上荧屏、上镜头、上报纸的，务必要中规中矩，讲个体面，太血腥太俗气太扎眼了，影响新闻质量不说，给领导难堪，就不好收场。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光鲜的桌子底下烂透了，谁也不会在乎，可是一旦摆到桌面上来，谁也躲不了。

　　小雷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次省领导来突击检查，一眼瞄见一张没有来得及撤换的标语，那条标语是“宁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领导的脸立刻就拉了很长，厉声呵斥陪同的县乡领导：“真没人性，你们在基层搞计划生育，讲点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好不好！？农村的广大妇女同志，都是我们的同胞。”

　　县乡领导噤若寒蝉，亲自上阵把标语撕了。当时小雷就在现场，赶紧补台：“谢谢领导批评，其实这幅标语是我们团干部贴的，乡党委并不知情。”邱敦仁立即接了茬：“你们这些小屁孩子，真不懂事，计划生育是为人民造福，你们把我们的人民想成什么啦，你们懂不懂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小雷表态：“都怪我们缺乏群众意识，没有走群众路线。”两人的双簧玩得炉火纯青，滴水不漏。

　　晚上在县城招待所就餐。省领导的秘书悄悄给县长透露：“平时，那样的标语，还可以再多一些嘛，多多益善嘛，当然，是我个人管见。”什么个人管见，秘书的意思，八成就是领导的意思。果然，那天的饭局杯盏齐鸣，祥和美满，大家谈笑风生，说不尽的家长里短，像久别重逢的一家人在祝寿迎亲庆高堂。

　　从那时起，我萌生了调小雷来团县委工作的想法。团县委干部多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的对农村工作一知半解，有的甚至百屁不通，比如我这次带来的两个干部，一开始走村串户，总是一惊一乍：“哇塞！原来驴子可以生马啊，原来骡子是马和驴爱情的结晶啊。”

　　“天哪！原来洋芋、土豆、马铃薯是同一种蔬菜啊。”

　　“哦哦哦，原来母鸡可以帮母鸭孵出小鸭子啊！”

　　我当场让两个家伙闭了嘴，我给他们提出的工作信条是：多干事，少张嘴；往前冲，别装；勤动脑，勿清高。

　　我们团县委，非常需要小雷这样的农村青年干部。可是这次来九十里铺，小雷给我的印象反而复杂起来，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至少面目不再清晰了。比如夜袭那天，他居然会把笤帚递到我手上，也许是一种随意或无意，但客观上逼我就范打了人，尽管我举得重落得轻，但毕竟是打了。这不像他的脑子，可也不像别人的脑子，别人怎么就没想到给我递笤帚呢？而且像做贼似的，不知情的，以为给我进贡了一个金元宝呢。

　　晚上我正和老板娘、粉儿在炕上打扑克，小雷来了：“秦书记，您来乡上都快两个月了，我都没时间过来陪您，作为基层团口的一员，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咱俩都是一个行当，还客气啥。”我客套着。

　　原以为小雷要陪我打扑克，他却邀请我去东街一家饭馆里喝酒，这使我稍感意外。乡上的酒风我是见识过了，个个是公斤量。所谓“八两才开头，一斤才上头，斤半才晃头，二斤才混头”“工作好不好，酒上见分晓”“酒壮英雄胆，催粮要款大满贯；划拳出好汉，结扎引产全兑现”。诠释的就是乡上的酒文化。乡上四五十号人，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八九位，私下的酒场不在少数，桌上有谁没有谁，多了谁少了谁，背后都是大文章。作为工作组负责人，对于乡上班子的酒，我自然会责无旁贷奉陪全场，私底下的酒局，我一般会装谢绝，我也摸不清谁对我们是真提防，谁是假提防，这就避免了不少蜚短流长。

　　按理说，小雷私下请我喝酒，有共青团这面大旗遮挡，一个战壕里的弟兄，料想谁也不会嚼舌头，可是，他请我太晚了。

　　“小雷，最近我不怎么喝酒，你不是不知道。”

　　我甩出去的这句话不冷不热，够小雷思量一阵子的。他果然在门口怔了一瞬：“知道知道，秦书记，那您忙。”临走不忘朝老板娘、粉儿招呼：“嫂子、妹子，有事吭声啊！对了，我刚刚买了一副新扑克，你们玩儿吧。”说着从怀里摸出一盒新扑克。我和老板娘面对面坐，粉儿靠炕沿儿，但小雷舍近求远，伸臂弯腰，双手把扑克呈给老板娘。

　　那样子，像极了给领导呈送文件。这让我有点诧异。

　　5

　　在后来的几天里，关于狗叫的问题像是划了个句号，很少有人提及，客观上大家也累得一塌糊涂。那天邱敦仁去城里参加全县计划生育阶段性汇报会，就董爱翠事件做了深刻的检讨，第二天就马不停蹄赶回来了，亲自带领突击队和工作组，白天殚精竭虑研究方案，晚上集中行动，南征北战，东奔西走，结扎、引产、人流、取放环一起上，不仅一举拿下了十多个难缠户，沿村发放了八百多盒避孕套、避孕药，还顺手牵羊、将计就计逮住了两个藏匿在本乡的逃跑户，是从毗邻乡跑来的。一般说来，截住逃跑户非常不容易，县上的额外奖励是拿定了，逃跑户所在乡镇至少要送来锦旗什么的。

　　照这个阵势，全乡“平茬”、扛红旗都不在话下。所谓“平茬”，就是像割麦子一样，镰刀到处，不留一根杂毛；所谓红旗，专指全县唯一的一面计划生育流动红旗，各乡流动，视为至荣，谁强谁扛走。如果不是那一声狗叫，红旗早就被九十里铺扛定了。

　　“同志们，我给大家敬酒了。”邱敦仁率先端起杯，一饮而尽。

　　拿下一个，一场庆功酒，每次都放倒一大片。好几次，我是被抬进店里的，一觉醒来，发现炕沿下一片潮湿，显然用清水冲洗过。

　　“秦大哥，你昨夜，又吐了。”粉儿说。

　　我吐出来的秽物每次都被粉儿打扫得干干净净，残存的潮湿里，隐隐散发着淡淡酒精、胃液的酸腐味儿。

　　“又给你添麻烦了。”

　　“听说秦大哥每次才喝四五两就趴了。”

　　我只好笑笑：“人和人的量不一样。”其实我岂止四五两的量啊！“秘书行不行，端杯见英雄”。当年陪同县长下部门奔乡镇、走街道进企业乃至跨省市考察学习，早就锻炼成铁胃钢嗓铜肠子了。我为什么会醉呢？我心里在问自己。还用问吗？“酒不醉人人自醉”。心里压着董爱翠这个大石头，我纵是张飞李逵杨五郎，岂能咽下邱敦仁敬过来的酒？

　　我摆脱不了狗叫，一如我摆脱不了几天前的那次民主生活会。

　　我这个青年领袖的口才，乡上是领教过的，但细想起来，我在那天的民主生活会上反而什么意见也无法表达，也无从表达。邱敦仁自始至终就没有主动征求过我的想法和意见，不大可能仅仅顾忌我当过县长秘书的经历。“秦组长给县长当过笔杆子，在古代就是师爷啊！”对大家的这句口头禅，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基层对我们这种人的忌惮，全因为我们头上有县领导的影子笼着罩着，世俗地讲，如今我和乡领导的彼此相处是热乎还是冰冷，是默契还是疏离，那影子既可以成为他们命运的祥云，也可以成为不祥之兆。在乡上，我时时刻刻在淡化这一点，一方面表明我决不是凭耍心眼玩花活儿而是凭本事上来的，另一面也希望和大家肝胆相照平起平坐。影子是影子，我是我，如果动不动扯起虎皮当大旗，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也实在太没有尊严了。

　　我没想到，我的方寸还是乱了。这几天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一片大好，反而更加让我坐卧不宁，一种莫名的恐惧像狗叫一样弥漫了我的心头。试想，既然线人没问题，突击队也没问题，那么，我作为尖山村攻坚战领导者之一，有没有人怀疑我们工作组呢？只有我们三人住在机关院外，进出自由，与老百姓摩肩接踵，随时有传递信息的可能。现在看来，把工作组安排在院外，避免了与干部更多的接触，是不是有设防的故意呢？不会有人把对工作组的质疑摆到桌面，但完全有可能绕开我直接捅到县里去，据说上次邱敦仁进城开会，照例到县上头头脑脑那里走了一遍。如果种种可能中还有我不希望的可能，这个屎盆子无论如何也摘不掉了，因为你无法确定屎盆子从何而来，又该找谁一起冲洗。

　　就是说，是工作组私下串通尖山人，骚扰了那只要命的狗？

　　这是个让我不寒而栗的问题。前些年各乡上搞计划生育，最不放心的恰恰就是工作组，有的工作组为了凸显自己的身价和尊严，不顾自身半斤八两的分量，监督多于配合，检查多于协助，正面沟通不了，就背地里给县计生委打小报告，弄得乡上敢怒而不敢言；有的工作组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做，光顾笑纳村里的土特产，隔三差五开小差溜进城窝几天，乡上还得违心替他们评功买好；有的工作组男男女女好几位，不久关系发展得柳暗花明，把山高皇帝远当成了逍遥宫；还有的工作组——比如组织部长给我谈话时提到的龚安娜那一组，搞得九十里铺天怒人怨，负面影响至今阴云不散……当年的龚安娜是县妇联主席。她留在九十里铺的故事，谁也不曾当着我的面提起。

　　龚安娜带领的那个工作组，组员都是妇女同志，工作开展起来还是蛮泼辣的，善于和农村育龄妇女面对面做工作，理论上也是一套一套。还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吃住都在群众家里。工作点子也不少，比如在村小的操场上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时，就会问：“小妹妹，你家几个孩子呢？”

　　小妹妹斩钉截铁：“一个，就一个。”

　　“真棒！那，你回去后把这个游戏教给你姐姐好吗？”

　　“她在城里当保姆哩。”

　　“教给弟弟也行啊。”

　　“弟弟在山后的外婆那边上学呢，我一年才见一次。”

　　啧啧！厉害不？不是说“摸排之难难于上青天”吗？但在龚安娜那里，蹦一蹦，跳一跳，一番春风化雨，到手的全是真金纯银。

　　可是一进入实质性的攻坚现场，龚安娜就完全成了银枪蜡烛头。有次全县“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工作现场会”在九十里铺召开，五花大绑的人贩子们站在台子上低头认罪，从全国各地解救回来的一个个妇女与亲人抱头痛哭，有个妇女代表被请上台来，一把鼻涕一把泪，指着人贩子大骂：“你个千刀杀万刀剐的，我十七岁那年，被你卖给了山东打鱼的，和比我大十岁的陌生男人生了三个娃儿……”血淋淋的事实和悲壮气氛，催下了龚安娜同情的泪水，她自告奋勇提出要给妇女们做安慰工作。“知道吗？这叫心理危机干预。”她翻山越岭、挨家挨户与妇女们屈膝谈心。“姐妹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和亲人团聚了，今后好好过日子，一切从零开始。”六天工夫居然齐刷刷做了一遍。妇女们用半土半洋的普通话诚恳表示：“龚主席放心，我们懂零，会从零开始的。”几天后，她又做重访巩固工作，发现那些妇女早已跑个精光，山东的去了山东，安徽的去了安徽，江苏的去了江苏，福建的去了福建。伫立在村口的龚安娜，像一段惨遭雷击的断崖，飞卷的山风，把漂亮的披肩发扒拉成了墙头草。

　　龚安娜请求乡上报警。甄塬良说：“且慢。”龚安娜急了：“那是我的姐妹们……”

　　“那也是我的姐妹们啊！”

　　“乡上这是见死不救。”

　　“追回来可以，你要去山东、安徽、福建给娃儿们喂奶吗？”

　　龚安娜被噎得哑口无言。晚上洗衣服，发现口袋里多了一张纸条，上书：“姓龚的，你以为你是女人吗？我懂你，你才是个零。”落款是：原九十里铺乡脊梁村农民周笨媛，现雷州半岛渔民周丽媛。

　　一到“四术”现场，龚安娜一行更傻眼了。有次突击队堵住了一位引产对象，女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双手紧紧呵护着隆起的大肚子。龚安娜赶紧拽她，女人就是不起来，珠泪滚滚：“龚组长，问您几个问题可以吗？”

　　“啥问题都可以问嘛！咱都是姐妹，你不该这样子。”

　　“听说您的娃是独生女？”

　　“是啊！我很爱她，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呢。”龚安娜进而开导，“传宗接代的思想要不得，那是传统的、陈旧的封建思想和流毒，如今都市场经济了，女人，也是半边天嘛。”

　　“如果光为了传宗接代，说明你太小看咱乡下人了。”女人切换了话题，“假如您生活在咱这穷山沟里，您女儿能帮您扛麻袋、赶牲口、打土坯吗？能学木匠、泥水匠、铁匠给家里挣钱吗？能上房修梁，下井掏泥吗？”

　　“咹……咹……”

　　“您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可是老人们七八十岁了还在庄稼地里玩命儿，您见过哪个乡下老人退休了，拿退休金了？”

　　“咹……咹……”

　　龚安娜被逼得上气接不上下气，但仍然搬出了杀手锏：“其实……咹，女儿长大后，还可以招个上门女婿的，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女人突然“呼”地起来了，指着龚安娜的鼻子骂：“你简直放狗屁，你还像五谷杂粮喂大的婆娘吗？你以为这是解放前啊！如今土地不养人，女娃长大后只能往南方跑，跑哪嫁哪，男娃长大后都去打工，连自己家的门都顶不起来，还能给别人家顶门立户？”

　　“……可是，要服从大局……”

　　“咱的大局就是过日子，你有这样的日子吗？”

　　“……”

　　据说女人的那一跪和一番连珠炮，让龚安娜脸上的表情变成了风霜雨雪，黄色的风衣包不住浑身浮泛而起的惊惧和寒颤，水珠子沿着鬓角往高挺的领子里扑，不知是泪滴还是汗水。后来的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全乡在开展春季、秋季计划生育攻势的时候，有几场战役屡战屡败，乡上不仅被县里夺走了红旗，挂了黄牌，干部的工资被扣了一半儿，连甄塬良即将要调动进城的事情也黄了。乡上痛定思痛，从内部悄悄开展了摸排，发现罪魁祸首恰恰出在工作组那里。原来，每次战略计划，均被龚安娜他们偷偷送了出去。

　　组织上对龚安娜的处理也是严肃的，不仅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还调离妇联主席岗位，调整到县文明办当了主任。文明办属于县委宣传部下面的二级部门。同样的正科，分量却缩水了不少。一名仕途看好的妇女领导干部一旦背上这样的黑锅，一辈子也揭不开甩不掉的，未来的进步也就必然打了折扣。不久，龚安娜永远在县里消失了，确切的消息是请了半年假陪夫君在美国读博，却从此与组织彻底失联……

　　龚安娜当然是龚安娜，我不是龚安娜。即便有十个女人给我下跪，向我诉说，我的立场和决心也丝毫不会动摇。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不是没有同情心。可我认准了一条，现实归现实，工作归工作，我不会因为现实而影响工作。

　　心情，是糟透了。在乡政府吃过晚饭，真想回到店里抱头大睡，却又担心被老板娘和粉儿看笑话，只好脱鞋上炕，铺开棉被，强打精神打扑克。我沮丧的心情没有躲过粉儿的眼睛，她幽幽地说：“哥哥，尖山的事情全乡都传遍了，没关系，大不了扣点工资，又不是天塌下来。”

　　“哈，你都知道啦。”

　　“事情又不是发生在埃及、古巴、西班牙，咋能不知道呢。啧啧，哥哥怎么又出错牌啦。”说着话，脚趾在棉被下轻轻挠我的小腿肚儿。

　　我不好意思动弹，任其所挠。粉儿见我没有反应，就说：“哥哥，怎么让你高兴起来呢？”

　　“这些天真是有些疲惫了，要不，都早点睡吧。”

　　睡到半夜，我被一泡尿憋醒。像往常一样悄悄摸下炕，摸准尿盆，气沉丹田，把手中攥着的家伙死死贴紧盆口，让飞流沿内壁而下，尽量让糟糕的音量削减到最小，最最小。

　　“嘻嘻嘻。”伴着粉儿的笑声，大灯泡突然亮了，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一半儿的尿在肚子里像是突然断电关闸。条件反射似的提起裤子，却发现对面炕上只剩粉儿一人，老板娘又不见了。粉儿蹲在炕上，披着被子。她的蹲姿有些夸张，水红色的蕾丝睡衣如雾似帘，飘飘渺渺，乳白色的文胸和粉色内裤忽明忽暗……

　　说真的，那一刻我还真是想了很多，被质疑的压力和破败的心情，加上噩梦的缠绕和夜晚的混沌，让我发涨的脑袋迷糊了许多，我使劲吞咽了一口唾液，忍不住多瞄了粉儿一眼，我听见自己在说：“粉儿……”

　　“哥哥。”

　　“我……”

　　“哥。”

　　“……别……别着凉了。”

　　粉儿“哇”地一声哭了。被子和身体同时坍塌下去，趴成了一堆儿凋零的花瓣儿。我把灌了铅似的身体连根拔起，摇摇晃晃地爬到自己炕上。灯，就那么亮着，一夜未关。

　　6

　　乡上收到县委组织部寄来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组负责同志开展工作情况调查表，明确要求组长亲自填写并签名，然后由乡党委签署意见并盖章，再寄回组织部。邱敦仁笑着征求我的意见：“秦组长，你看，是你自己填写，还是让办公室的秘书代劳呢？”

　　我说：“还是我自己填吧，这次工作没做好，我会实事求是，把成绩和不足区别开来，特别是尖山攻坚战的重大失误，工作组是有责任的，教训很深刻。”

　　“哈哈，话不能这么说，工作组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不该背这个包袱，填表的事儿不着急，到时寄往县里就行了。”说着吩咐秘书，“通知党委委员开会，研究全乡党员干部群众给手术对象送温暖、献爱心的事。”

　　我赶紧把钱包里仅有的三百元掏了出来。那个年代，三百元等于我一个半月的工资。邱敦仁笑了：“秦书记可别这么大方啊！你这可是大老板的手笔，当领导的这么捐，以为搜刮了民脂民膏又放血买乖呢。乡上有老规矩，正科二十元，副科十元，一般科员五元，普通党员两元。你是工作组，可以不参与。”

　　“书记，我作为团干部，坚决不能落下，那就二十元吧，我再给工作组其他同志动员一下。”我惊讶于我的口气我的姿态我的诚恳，此时此刻，我面对的只不过是一位平级的领导干部，却像面对我的老上司、面对组织部长、面对某个有厉害关系的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何来的心虚？我稍稍挺起腰板，换了口气：“哈哈哈，送温暖送爱心，邱书记绕过我们工作组，就是故意打击我们了。”

　　几天后，调查表却由秘书填好了，公章也盖了，只等我签字。我发现，“工作表现”一栏的内容，既有概括性又有条理性，不仅高度总结了我的突出表现，还特别强调密切配合突击队全面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深入群众”一栏，特别强调我能够克服困难，每天住在群众家中，和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了群众的高度信任。“基层党组织意见”一栏是邱敦仁亲自签署的：“秦岭同志在九十里铺乡工作期间，能够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全面调动全乡广大青年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不仅给予了我们大力指导、检查和帮助，还亲力亲为，不畏困难，直接参与了所有突击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而“存在问题”一栏，除了思想有待进一步解放、有时有急躁情绪等心照不宣、大而无当的文字外，没有一个字涉及尖山，涉及董爱翠。

　　如果让我自己填，又该怎样？秘书替我填写调查表，毫无疑问得到了邱敦仁的授意和把关，这样的做法，这样的结论，这样的面子，反而使我和乡上之间的这堵高墙，越垒越高。

　　如何才能穿越这堵墙，成了我的局限和短板。

　　关于我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和态度，其实从进入九十里铺的那天起，就或多或少地与乡党委班子成员做过交流，我不是高谈阔论，也没有引经据典，更多的交流了我从政以来涉足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经历，目的当然有为我的计划生育阅历和经验争分的意思，我不能让大家把我看作是第二个龚安娜，我带领的工作组有备而来，不是冒失鬼，愣头青。我带来的两个家伙还算为我争气，几番折腾，适应了虱子，习惯了不洗衣服，关键时刻还敢上房揭瓦，赶猪牵牛。

　　最好的表达莫过于我曾让乡领导们看过我的五道伤疤。这五道伤疤隐藏在我后脖子上的发梢里。在机关那么多年，我非常清醒自己该保持什么样的仪表、姿态和发型。没有伤疤之前，我的发型始终是中规中矩的运动式，耳鬓、脑后以下始终光洁清爽，纤尘不留。自从后脖子上有了伤疤，只好稍留长了些，每次修剪以能够覆盖伤疤为基本原则。

　　五道伤疤是一个女人给我留下的。当时我只是县政府办的一般秘书，跟的是分管科教文卫的窦副县长，那年夏天，我在县委党校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全县中青年干部理论培训班，组织上对我们这期学员的培养非常重视，最后半个月专门安排了社会实践锻炼，主要任务是分赴各乡协助抓计划生育工作，我被安排到了金鹿乡。几个战役下来，我遭遇了那个叫马金环的女人。马金环已经有了二胎，属于结扎对象。她在娘家躲了十多天，满以为风头过去了，刚潜回家，没想到我们会杀个“回马枪”。

　　夜幕下，我是第一个冲进院子、冲进屋子、冲到炕边的。当时，被窝里的马金环用薄被捂住脑袋，像个起伏的山峦。

　　“马金环，请跟我们走！”我先礼貌。

　　“你敢动我一指头，我和你拼了。”

　　马金环掀开被子，一咕噜翻身起来，居然一丝不挂。

　　吓呆的反而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大尺度看到女人的身体。当时我还没结婚，和女朋友搞对象拉手有过，亲嘴有过，有次忍不住把手伸到对象的裙子里去，被人家一个兰花指“嘚儿”一声弹了回来。可这个马金环，却让我始料未及地、事与愿违地、歪打正着地、无心插柳地发现了女人身体的全部。我立时被马金环的这种抵抗方式击穿了，马金环白花花的身体像飓风一样，让我踉踉跄跄直往后退。“咣当”一声响，后背与门框的撞击让我倏然清醒过来，作为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一种巨大的庄严感迅速让我恢复了决心和定力，我一定神，立即动手。

　　我从小练就的武术基本功终于派上了用场，我一个鹞子翻身上炕，先是一个白鹤亮翅，再来一个倒背金人，背着马金环飞身下炕。这时，突击队员们也蜂拥而至，簇拥着我和战利品一起朝外挣。

　　毕竟是第一次上战场，我忽视了马金环的力气和自我设防。慌乱中，我的臂膀呈环形揽着马金环的屁股，丝毫没有感受到异性的肌肤和体温带给我的异样。马金环在我背上踢踢打打，大喊大叫：“你个臭不要脸的，放我下来！你个臭不要脸的，放我下来！”

　　她越折腾，我的臂膀箍得越紧。

　　“秦秘书，你的肩膀流血了。”乡干部提醒我。

　　我这才感觉到后脖子位置火辣辣的疼，那种疼很怪很特殊，像伤口上洒了辣椒水，火中还有点儿炸。是马金环在抓挠我，她不是随抓随挠，而是瞅准位置后，指甲使劲儿往皮肉里抠。事后我才知道，马金环是乡皮毛厂的技术能手，凭着一双有力、灵活的巧手，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儿，一人能抵两人的任务，年年都是全县乡镇企业标兵和劳动模范。一个成天翻弄猪皮、牛皮的女人，把我这点人皮抠出五个血道道儿，岂不是抓了一坨泥巴、抠了一把棉花。

　　那天的血流了不少。干部误以为我肩膀上出血，其实血早已漫过肩膀，染了个满胸满怀，连裤裆里都黏糊了。干部惊呼：“啧啧，这到底是马金环的爪，还是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啊。”

　　马金环被成功实施了结扎手术。我不幸的伤口成为我荣幸的事迹，事迹被乡上报到县里，我一跃成为中青年理论学习班的优秀学员。县委报道组要采访我，我嫌丢人，千方百计婉言谢绝。可这一婉拒，又被理解为青年干部难得的虚怀若谷、高尚境界和成熟低调。不久任命书就下来了。人们称呼我的时候，不再是秦秘书，而是秦科，实际上是秘书前面多了个“副”字：副科级秘书。我的工作岗位随之调整，由跟窦副县长上升到跟一把县长，两年后我被提拔为团县委书记，就是从这个台阶跨上来的。

　　我给九十里铺乡的同志讲这番经历的时候，有意低头撩起后脑勺的头发，同志们好奇地围过来，像探究一个刚刚出土的文物。那里荟萃着丰碑一样的事迹，绽放着花儿一样的光荣，吐露着无与伦比的异香。那是惊艳，是证明，也是象征。

　　可是，我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心迹，能证明我在尖山攻坚战失利问题上的清白吗？调查表是乡上填写的，但调查表中的我，又能说明什么？调查表，只不过是一张表，横七竖八的线段构成了大小不等的格，装进去的，是一大堆点横竖撇捺，我如果真是那一点一横一竖一撇一捺，还算个大活人？邱敦仁会横竖撇捺，我也会，人家董爱翠也会，要说谁不会，只有那条狗不会。狗，只会叫。

　　7

　　好久没回家了。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唯一的星期天基本都配合突击队坚持在火线。有次强攻穆集寨，没想到进村的几条路被人连夜挖断了，突击队只好鸣金收兵。我利用村民修路的空隙，这才匆匆返城探亲。邱书记给了我政策：“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多呆几天，放心去吧！”没有我的日子里，家里的现实困难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家里家外、上老下小、柴米油盐把丰满玉润的妻子累成了乡村才有的蒿草秆儿，我只有用赎罪的态度连轴转：换煤气罐儿、扛米面儿、买奶粉、给孩子洗尿布……然后匆匆去拜望岳父母：往返医院请医生、换药、捶背……又去爸妈那里，爸妈啥都不让我干，母亲一看我脸颊塌陷，连大肚子都没了，就故意逗我：“搞计划生育不错，自己的大肚子也没啦，苗条了好哇。”

　　知道母亲是穷开心。“知母莫过儿”，老人家的心酸，我知道。

　　这次悄然返城，为的就是不打草惊蛇平添忙乱，但还是被政府办、团县委的一些同事嗅着了，大半夜堵上门来，嚷嚷着要猛喝一次。团委的一位副书记诡秘地告诉我：“有一位客人，来县里好几天了，一再表示非常想见你。”“谁？”“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准会大吃一惊。”我故意拉下了脸：“对我，还卖啥关子呢？”副书记这才神秘兮兮地透露：“是龚安娜，她探亲回来了。”

　　我这才弄清楚，龚安娜不仅在美国领到了绿卡，而且在一所大学当了副教授。据同事们讲，龚安娜这次衣锦归乡，与亲朋故交小范围聚了几次。聊起往事，有闺蜜问她：“那件事儿，你后悔吗？”一身洋味儿的龚安娜“咯咯咯”地乐了，像大明星麦当娜似的耸耸肩：“你说呢？”

　　我能猜度到，我和龚安娜彼此渴望见面的心情、心境中，积蓄着许多有意思的、不为人知的话题。可是这般火候，龚安娜成了我最不该见的人。我本来想请同事以计划生育工作太忙为由，向龚安娜转告我的歉意，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理由对龚安娜来说是多么的滑稽，也许不值半根鸡毛的分量。我只好编了一个理由：“周一，也就是明天，乡上有个重要会议，由我和书记共同主持，实在不敢久留。”

　　这个谎言也把我逼得没有了退路。我担心同事们第二天又堵上门来——龚安娜亲自前来也未可知，天未亮就匆匆向妻子告别。妻子说：“不是说好多呆几天吗？”我只好又把那个谎言重申了一遍。妻子的泪就下来了：“我以为，你那个理由是哄同事用的，想腾出时间给家里干点活儿呢，没想到是真的。”我已感到自己的泪也在眼眶里打旋儿，赶紧转身，披着漫天大雾匆匆赶往长途汽车站。那时候，从县城发往九十里铺方向的长途班车两天才有一趟，一趟沿途串五六个乡。时不我待，九十里铺像一根钢丝，紧紧牵着我凌乱的脚步。

　　我怕错过班车，早点只好选择了车站一隅小摊上的肉夹馍。一桌之隔的另一个小摊上，几位等车的农民工正在夜色和大雾的包围中边吃边吹牛，话题多是结扎引产云云。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隐约发现其中高谈阔论的一条汉子，非常像那天突击队的带路人邓友奎。我刚要绕过去打招呼，但他们的话题却让我把屁股死死钉在了板凳上。

　　“对付突击队，就得像我这样，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让他们满大山白折腾，他们自以为兵强马壮，滴水不漏，但咱农民也不是吃素的。”

　　“难道真是你给董爱翠报的信儿？”

　　“我当然想报信儿，但没报成。他们只给了我十分钟回家的时间，我争取到了二十分钟，我算计好了，不光要翻董爱翠家的墙，还要翻我家的墙。但他妈的董爱翠家的墙又高又滑，墙头还是软土，没个抓手。我扑腾了十多分钟都不行，正急得猫抓心哩，狗叫了。”

　　“看来最终还是狗的功劳。”

　　“我一直闹不清那只狗，听叫声，像铲锅底儿似的，还有点破，有点闷，像一条老病狗，我们村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狗。这才是我非常纳闷的，除非是二郎神的哮天犬。哈哈，如果真是哮天犬救了董爱翠，那董爱翠说不定是王母娘娘转世的哩。”

　　“哈哈哈，看来咱要防着你们九十里铺的狗，咬一口，不得了。”

　　“各位老哥如果不是外乡的，我还真不想吹这个牛。我的想法只有一个，乡上如果请各位带个路、当个线人啥的，一定要满口答应，然后……”

　　“……”

　　我怕不留神暴露给邓友奎，把肉夹馍用油纸一卷，赶紧结账溜走。上车后，我坐车尾，邓友奎坐车头，中间全是拥挤的脑袋。两个小时候的颠簸之后，邓友奎在尖山村下了车，我这才抻了抻腰身。蜷缩了一路，腰腿骨节百般酸麻，不由想起了麻醉枪。中了麻醉枪的狗，再麻，能麻得过我今天的滋味儿吗？

　　太吃惊了！我非常需要找一个人聊聊，第一人选当然是小雷，可是思来想去，我选择了副乡长史建川。史建川也曾多次请我喝酒，我通通谢绝了。我嫌他嘴贱，比如有几次就笑嘻嘻地问我：“店里，你们是谁摸谁的炕沿儿？谁进谁的被窝儿？”我只好轻松对应：“史乡长太小看我了吧，你以为我在城里啥都没见过？”“哈哈哈，我是开玩笑哩。”“这么说，你史乡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史建川不屑地说：“哼！那是叫驴干的活儿，我史建川才不好那一口。”

　　史建川这个人，我是看出来了，敢说敢干，脾气耿直，有嘛说嘛。比如董爱翠那次，在甄塬良拉屎不在岗的情况下，狗一叫，他果断地组织大家发起冲锋。再比如民主生活会那次，他毫不隐晦地对上司邱敦仁的线人提出质疑。我非常相信，像他这种秉性的人，在组织上考核、鉴定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表格里，一定白纸黑字写满了诸如实事求是、雷厉风行、光明磊落这样的文字——我又想到我的那张调查表了。但这样的干部往往是谁都想用你，谁都忌讳你。

　　从史建川举步维艰的仕途路径就能看出来。十年前，他本来是从县城郊区的东郊镇起身当的副镇长。有个说法，距离县城越近，计划生育工作越是灯下黑，突击队还在摩拳擦掌呢，钉子户们早已大摇大摆在城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家捧个录音机玩胎教了，这其中就有镇长的侄女。那些年城里的农村流动人口剧增，摆摊的设点的刷锅的洗碗的，其中少不了超生游击队，漏网之鱼如过江之鲫，多了去了，成为县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大顽症。对镇长的这点隐情，同志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搅的是一锅饭，再说当下属的谁没少受领导的照顾，没人好意思揭这个短。万没想到有那么一天，史建川却私下带人把镇长侄女给拎了回来，镇长被逼上梁山，来了个六亲不认，下令手术队把侄女一刀子引了。镇长拍拍史建川的肩膀：“老弟干得好！咱当领导的，就得讲民主，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

　　都明白镇长这是挥泪斩马谡，斩马谡也是斩，这一刀下去，上感动组织，下示范群众，镇长提拔当了书记。史建川却差点被唾沫星子掩埋了。有次酒过三巡，武装部长忍不住数落史建川：“哥们你知不知道这叫恩将仇报，如果没有镇长推荐，你还能当上副镇长。”史建川一拳过去，对方的鼻梁骨立即换了位置。史建川的拳头和语言同一时间出膛：“那是我辛辛苦苦干出来的。”这一拳的代价够难受的，史建川被平级远调到了山区的一个乡，至于后来为何又被平级调整到九十里铺来，我就不知道了。

　　这种在各乡平级转圈子的领导干部，应该不在少数。从良心上讲，面对史建川这样的人，我内心是有愧的。多年前，我有个大学毕业的农村亲戚薛长贵在一所偏远中学当语文教师，自以为天之骄子，不安心农村教育事业，一门心思想往城里调，做梦都想在城里找个对象做“双职工”。眼看进城无望，只好退而求其次顺手牵羊找了个高三毕业的女学生当了老婆，给老婆在集镇上争取了个理发店。按理说这样的小家庭在农村算得上准贵族了，可他就是不死心，工作吊儿郎当，屡屡被处分，从带高中贬到带初中。老婆生了女儿后，薛长贵每天借酒浇愁，破罐子破摔。

　　后来一连串的变化非常有戏剧性，薛长贵不仅当了校长，成为全省优秀园丁奖获得者，还破例调进城当了教育局副局长。究其原因，非常搞笑。超生二胎，反而成了他命运转折的强大引擎。

　　那时候乡属学校、卫生院的工作人员都算干部，干部和城镇居民一样都属于非农业户口，必须一视同仁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对干部顶风违反计划生育纪律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各乡或多或少都有教师、医生被开除党籍、公职的情况。某一年寒假，几个关系不错的教师去薛长贵的老家薛家山喝酒，发现炕上有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这是我妹妹的孩子。”薛长贵的解释没有逃过大家的火眼金睛，小男孩的眉眼身段，分明就是薛长贵的浓缩版。事情明摆着，小男孩没来得及转移，就被同事们撞上了。“怎么样？我姐姐的孩子像我吧。俗话说：生儿像娘舅，养女似家姑。”薛长贵的进一步澄清像画蛇添足。大家附和着：“是啊是啊！”临走，每个人手里多了两瓶薛长贵送的好酒。

　　“气短出英雄”。薛长贵从此变了个人，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废寝忘食地投入教学工作，通宵达旦地撰写教育理论，一丝不苟地帮助同事干这干那，逢年过节，都要登门拜望领导和同事，逢着谁家的红白事情，他随份子大放血，弄得上上下下都感激涕零。谁也不好意思质疑他违纪超生的严重事实。

　　那些年，薛长贵常常进城参加全县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表彰材料里有这样的话：教师的领路人，学科的带头人，学生的贴心人。

　　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薛长贵超生的事儿了，母亲偷偷告诉我的。薛长贵进城任职后，常领着已经在县城重点中学读书的大女儿雯雯到我家来做客。雯雯嘴甜，对我左一口“伯伯”，右一口“伯伯”，我的思绪就有些晃悠。应该还有一位叫我伯伯的小晚辈，他，在哪儿呢？薛长贵走后，母亲告诉我：“男孩子改名换姓，在千里之外的省城上学，私立贵族学校，有出息极了，代表中国学生队，澳大利亚都去三趟了。”

　　假如我是史建川，或者史建川是我，会怎样？我无法面对这个命题，事实上我自始至终没有举报过这位亲戚，当上领导干部以来，这样的念头也不是没动过，但那几乎只是一个闪念，就像投入湖面的一粒儿石子，打个旋儿，没影儿了。我不好意思拿原则拷问自己，我想到了人性，想到了骨头缝儿里剔除不尽的私心。

　　面对史建川，我还想到了两个字：可怜。我不知道是他可怜，还是我可怜。论魄力，史建川比我强；论境界，他比薛长贵高。但他只能是史建川。

　　“秦组长能和我一起喝酒，说明真是看得起我史建川啊！请了几次没请动，老以为你瞧不起我们这些乡棒呢。”

　　我和史建川终于坐到了临街一家餐馆。我有意多夹了几口凉菜，底儿垫足了，就能多应付一阵子酒。有了定力，史建川稀里哗啦吐出来的信息，我就有了足够的把握和分辨。

　　“史乡长，狗叫那件事，不仅突击队跑了冤枉路，连人家带路人邓友奎也受累了，他一个村民，为咱们服务，也很不容易的。”我有意主题先行，把邓友奎带进了我渴望的话题中心。

　　“没事儿，乡上给邓友奎多发了一份补助。他是个老实人，你也看出来了，专门来乡上大哭了一场，把许多同志的眼泪都带出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我反而无法接茬儿了。

　　“你可能也猜得出来，现在乡上有人怀疑你们工作组，但我史建川是不会怀疑你的。你那天也打了人，这一点，我们都看在眼里，应该和我们一条船，一颗心。在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键问题上，动了手，那就是自己人。”

　　我猛然想起小雷递给我的笤帚。天哪！小雷啊小雷，我现在真不知怎样认识你了。我赶紧使用了乡村语境：“有蒸馍一起吃，有黑锅一起背嘛。”

　　“不过，你如果和粉儿睡了，那你的命运就和乡上结结实实捆绑在一起了。我倒是希望你和粉儿没有睡过，其实，唉！我还是同情粉儿的。山里的凤凰都往外飞，可是粉儿却对一个植物人不离不弃，够意思了。你可能不知道，她有个外号叫‘李师师，啥意思？就是说不是谁想上她的炕就能上的，据说附近的矿贩子们有上过她炕的，派出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如果有地痞流氓想欺负她，乡上准不答应。你想想，粉儿男人是为咱的工作吃的冷亏，上上下下又没有一个正规的说法，咱再不保护她，谁来保护呢？这一点，咱不明说，谱在心里。邱书记和粉儿不是一般关系，外边传得五眉三道。你一旦睡了，你就只有被邱书记牵着鼻子走，只要你裤裆里有那四两半的事儿，就别指望朝乡上耍牛皮。乡上有法子治你，阴事明治，明事阴治，一治一准……唉！乡上工作干到这份上，我觉得真没意思了。”

　　我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暗自庆幸，心有余悸。只是，与史建川这样的人扯到粉儿，扯到邱敦仁，我突然觉得话题不能再发展下去了。我渴望他的口无遮拦，又担心他的口无遮拦。我俩今天的私下谈话，极有可能成为第二天乡干部们的谈资，必然百弊而无一益。

　　“听说史乡长在好几个乡干过？”我切换了主题，希望潦潦草草扯一扯，就赶紧散摊儿走人。

　　“嗨！你可能不信，我一连干了五个乡，还是个副科级。”

　　不由让我想到土门乡的一个副乡长，好像也是轮了几个乡的。我给窦副县长当秘书那阵子，经常跟随窦副县长奔赴各乡检查计划生育工作。那时县政府领导配车比较紧张，跑城区安排伏尔加、拉达、老上海，跑乡下安排吉普车，考虑到分管计划生育的领导经常要在崎岖不平的黄土路上翻山越岭，就破例把唯一的一辆日产巡洋舰越野车配给了窦副县长。那天我们的目标是白云乡，巡洋舰在蛇形的盘山公路上卷起的土雾，像平地而起的旋风。田野里挖野菜、捡麦穗儿、打猪草、找药材的妇女们，老远一见是巡洋舰，顿时四散奔逃。巡洋舰进入土门乡境内时，看到一帮干部正在拆房子。刚绕过一片玉米地，就见一位乡干部怀里抱着一台电视机斜刺里追过来：“窦县长——停一停，窦县长——停一停——”。

　　司机经验丰富，扭头对窦副县长嘀咕：“又撞上一个没脑子的。”

　　本来一路给我们大谈“当年我是文革前的老牌大学生”的窦副县长，此时耷拉着眼皮子，像是突然睡着了。司机加大油门爬坡，佯装没有听见。没想到那位干部抄捷径翻过地埂，把我们迎头拦住了。

　　“窦县长，我是土门乡的，我们把逃跑户的房拆了，也就这台黑白电视机值点银子，押在乡政府，引逃跑户上门。我们雇不来民工，麻烦您的车往乡政府送一趟。”干部气喘吁吁，满脸的尘土被汗珠冲成了泥石流。干部自报家门，是土门乡的一位副乡长。

　　窦副县长赶紧下车，热情地和副乡长握了手：“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县政府感谢你们。”一回头朝我们，“怎么还不动手？赶紧给乡上的同志配合一下。”

　　我和司机连忙把电视塞进后备厢里。替土门乡政府送完电视机，赶到白云乡的时候，乡上为我们准备的羊肉泡馍早已透凉透凉。那年评选全县计划生育先进个人，计生委把名单报到政府，窦副县长大笔一挥，立即把自己的名字一笔勾销，却把那位副乡长的名字挪到了最前面。以后下乡，窦副县长的巡洋舰换成了普通型的吉普车。

　　多年过去，据说那位副乡长也挪了好几个窝，他叫啥名字，长得啥模样儿，我早已记不得了。

　　“秦组长，想啥呢？”史建川已经有些微醉，“唉！大半辈子过来，没想到和计划生育拼上了。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绝对是正确的，咱国家耕地面积少，人口众多，在咱这一代如果不把人口指数降下去，那就是对子孙的犯罪。我这人记性不行，只记得最荣耀的一件事，也就是在土门乡当副乡长的时候，老弟愿意听吗？”

　　我脑中“轰然”一声，思维体系仿佛顿然崩塌，眼泪夺眶而出。我端起酒杯，泣不成声：“老哥，小弟我敬您了。”我真的不想失态，却无法控制失态。

　　“啊啊啊，哭啥呢？”史建川有些吃惊，“你，难道醉了？”

　　“老哥不是不知道，有的人醉了骂人，有的人醉了耍疯，有的人醉了哭丧。”

　　“你说出一连串有的人，让我想起我娃当年朗诵过的一首什么诗，说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破玩意儿也算诗啊。”

　　我哭得更厉害了，使劲儿掐大腿根，居然也没有平静下来。

　　“老弟好像真的醉了，咱收场吧。”

　　“没事，大哥你好好讲吧，我听。”

　　他只是讲，我只是听。

　　8

　　太晚了。轻轻敲响店门时，已经凌晨一点。粉儿为我开的门，老板娘鼾声如雷。灯显然为我亮着。粉儿这次穿的是圆领纯白长袖睡衣和睡裤，该露的地方一点都没露，像一棵装在兜子里的白菜。一钻进被窝，我才感到忘记上茅坑了，腹胀难忍。只好重新裹了防寒服，又下了炕。

　　对面炕上说：“是大手吗？”

　　“真不好意思，喝得迷迷瞪瞪，忘记了。”

　　“外边这么大的风，秦组长喝成这样，不经刮的。离乡背井的，生病了，咋办呀。”她不叫我哥，叫秦组长了。“在屋里吧，没事。”说着“吧嗒”一声拉灭了灯。

　　我只好摸索到尿盆。先是吐了一通，然后又……天哪！这大手解的。抬起身子，头晕目眩。粉儿扶我上炕的时候，我感觉她已经套上了羽绒服。

　　门“吱扭”一声，粉儿双手端着尿盆——不！屎盆，匆匆出了门。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味儿搅和在一起。用被子捂了脑袋，却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吐过了解过了，懵懂中有了些许的清晰，眩晕也有所缓解。温暖和安静并没有发酵我的睡意，我紧闭双眼，全身像长了眼睛似的感受着被子外边的动静。我感觉粉儿轻轻回来了，门被轻轻关上，盆子被轻轻搁到了远处，对面炕上的被子和枕头窸窸窣窣了片刻。也许，她睡着了吧。我真想道一声“粉儿，辛苦你了”，但觉得这样的客气已经没有分量。

　　怎么能睡着呢？和史建川聊了半晚上酒话，许多话题闪闪烁烁，剪不断，理还乱。比如粉儿和邱敦仁到底是啥关系呢？是干女儿，还是被包养了。似乎都像，似乎又都不像。有一点是肯定的了，从事情发展的逻辑看，假如我和粉儿腻乎在一起，邱敦仁要捏我这个工作组负责人，比捏一只苍蝇还容易。

　　想了起来，史建川还多次提到过甄塬良。我这才知道，甄塬良的从政之路并不平坦，论资历论本事论为人，他本来有两次进城任职的机会，却都栽在了计划生育上，一次因为当年的龚安娜事件，还有一次是因为背了一个处分，如今只能等着告老还乡了。史建川给我讲这段的时候，特别强调：“老甄这辈子够倒霉的了，我真不愿给外人揭他这个疤，咱俩说哪哪了吧。”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吧。某个午后，突击队喝完庆功宴，听说邻村正在唱秦腔戏，乡党委就放了半天假让大家放松一下。邱敦仁、甄塬良、小雷一行看完戏，一路说说笑笑往回走，迎面走来一位女人。谁也没注意到女人的肚子，工作之外谁还会走这脑子呢？女人走得忘乎所以，安详得意。即便肚子里有货，料想也不可能是计划外怀孕。

　　但邱敦仁却开了腔：“站住，我们是来堵你的。”

　　女人立马就吓傻了。乡干部未必记得所有妇女，但在妇女们眼里，乡干部即便煮成一堆骨头，也能辨得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邱敦仁一句投石问路的阴招，竟成了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女人怯怯地表白：“听说你们放假了，我这才从娘家出来溜溜肚子，没想到……”

　　大家领着女人往乡政府走。邱敦仁当前卫，甄塬良和小雷后面压阵。夹在中间的女人，抽抽搭搭，哼哼唧唧，不停地抹眼泪。道路两边的地埂后面，时不时有人影儿闪过，准是打草惊蛇了。

　　路过一片玉米地时，甄塬良朝女人：“喔，想解手啊。可以，玉米秆子太稠了，你别钻太深，我们无法找。”

　　女人回头，一脸疑惑：“我没说要解手啊。”

　　“啊？我耳背，听错了。走！”

　　就继续往前走。前面路旁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残垣断壁，里面隐隐有被山羊、野猪踩出的小道。甄塬良又朝女人：“噢，你选的地儿不错。同意，去解吧！千万别跑。”

　　女人又回头：“我还是没说要解手啊，刚才在院里早解过了的。”

　　“那你别哼哼唧唧了好不好？”甄塬良火了，“总听见你在说解手解手解手的。”

　　走在前面的邱敦仁，也许听到后边的博弈了，也许啥也没听到，自始至终就没回过头。就这样到了乡政府，突击队们见钓到一条大鱼，都乐了：“领导就是领导，看一场戏就能带来逃跑户，太神奇了，今后干脆撤销突击队，成立一个戏班子，咱挨村挨户演。”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县水利局局长王明，大会小会都爱绷着脸给乡上的同志来个“我再严肃地强调几句”，干部私下就说：“长征时期的王明连投胎也不懂，当组长了。”那天王明双手叉腰，夸了邱敦仁和甄塬良两句：“干计划生育就得有顺手牵羊的本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功夫不负有心人嘛！不错！很不错嘛！”

　　女人被安排在会议室，由联防队员轮流看守，但最终还是不翼而飞。工作组立即责令乡上彻查，调查的结果是：晚上甄塬良催着看守人员去食堂喝酒，尾随而来的女人娘家人乘虚而入，把女人给劫走了。县委组织部给甄塬良的处分是严重警告，理由是关键时刻玩忽职守，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对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干部私下的议论则有多个版本，一种说法是甄塬良不存在主观上放跑女人的故意，只是为了犒劳大家喝酒，思想上麻痹大意了，乃至酿成大错；另一种说法是甄塬良有可能出于故意，作为一位富有经验的老计生，完全应该预料到必然有劫人的可能，有意放虎归山。还有一种说法则在民间流传甚欢，由女人的牢骚引起的：“那个破乡长，真不要脸，一路上让我去解手，还赖到我头上。”村民就犯迷糊，那不是有意要放人吗？可是捉贼的人不可能放贼的，但那又是为啥呢？有人就找小雷证实：“当时，你和甄乡长都在后面，你听到女人说啥了吗？”

　　小雷说：“听到了。”

　　“啥？”

　　“……解手。”

　　一连串的疑问，像一个个难以组接的镜头，让我应接不暇。——解手解手解手，让我联想到了那个凌晨攻坚战的现场，当时与甄塬良有关的，也是解手。如果不是小雷拽住我，我摸上去，会看到什么呢？哦，小雷为什么要拽我呢？炕太热了，我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这么一翻，邓友奎再一次跳进了我的脑海，既然邓友奎争取来的二十分钟是缓兵之计，那么，甄塬良解手的真正目的何在？既然邓友奎描述的狗不像尖山村的，那么那只狗，是不是本来就不是狗，难道是人——是甄塬良？他在玩“半夜鸡叫”？

　　不！决不能这样胡思乱想。把甄塬良和狗联系在一起，于情于理是不道德的。我想，包括工作组和突击队在内的所有当事人，大概只有我这么胡思乱想了。假如不曾在小吃摊上撞上邓友奎，假如没有今夜与史建川的酒场，假如没有那么多的假如，我的思维不会像长了翅膀一样乱飞。我必须要说服自己：那只狗，百分之百不是甄塬良，真的只是一只狗。

　　早上起来——这算起来吗？根本就没有睡着。老板娘去集镇上卖毛衣去了。粉儿照例给我打好了洗脸水，说：“秦组长是不是快要走了？”

　　“是啊，一晃快三个月了。”

　　“如果秦组长不嫌弃，这条围巾，你一定带上，算个留念吧，我织了好多天了。”

　　这是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对折缝合式双层马海毛男式围巾，纯手工，银色，款式新颖大方，两头带细毛流苏。毛质轻盈蓬松，柔软丰满，垂感如瀑。粉儿的双手就那么捧着围巾，一双大眼睛清澈地像玉米秧子上滚动的露珠儿。我像泥塑一样立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实在不敢接，但我努力让自己接了。

　　“回城以后系吧，与你的身材、皮肤蛮配的。这是我第二次给男人织围巾，第一次是给我男人，第二次是给你。这世上，没有多少男人配我亲自织的围巾。当然，如果你要扔，也没关系。”

　　“我……我怎么会扔呢？”

　　“还有一条呢，是给嫂子的。”

　　这是一条酒红色双面流苏的马海毛女式围巾，席子花款式，棒针蕾丝绕边儿，飘逸柔软。妻子一年四季爱臭美，这样的纯手工围巾，一定是她求之不得的，西安、兰州那样的商场也未必能买到。可是此刻，我的语言已经山穷水尽。我最终说出的是：“多少钱？……我给。”

　　“不要钱的。”

　　“……”

　　是兴冲冲赶来的小阎救了我，他来通知我去乡上开会。去乡政府的路上，经小阎念叨，我才搞清是关于董爱翠的最新情况通报会。原来，昨天晚上我和史建川喝酒那阵，乡上接到土门乡打来的长途电话，他们在本乡鸡鸣村妇女杨云鸽家里堵住了董爱翠。二人是初中同学。突击队冲进去时，董爱翠正在灯下给杨云鸽的儿子辅导“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呢。小阎喜不自胜地告诉我：“土门这次给我们九十里铺掌大脸了。”我有意引蛇出洞：“史乡长当年在土门分管过计划生育，人走情义在，那边一定给史乡长面子喽。”小阎却摇摇头：“史乡长在土门时人缘并不好，人家土门的大礼，是冲邱书记来的。”我就觉得有意思了，故意轻描淡写：“此话怎讲？”小阎的口气诡秘起来：“邱书记进城的呼声很高，人家土门拿下董爱翠，等于把邱书记往前推了一把。人在江湖，将来邱书记进城了，也是个大面子。”

　　通报会上，邱敦仁对土门的协作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指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土门这次是真正的危难时刻拔刀相助，而这一切，离不开史乡长当年在土门打下的良好基础，也离不开史乡长在兄弟乡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他同时强调，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夜长梦多，按照双方电话约定，决定委派一名九十里铺的领导同志前往土门，配合那边的卫生院对董爱翠就地实施手术。

　　“我去吧！董爱翠是在我手里跑掉的……”甄塬良说。

　　“我理解塬良同志的心情，老同志，总想站好最后一班岗啊！这点值得我们年轻些的同志学习。”邱敦仁说，“还是请建川同志辛苦一趟，那边的情况，他熟。”

　　“没问题，一直想看看土门的弟兄们，这机会来得漂亮。”史建川表完态度，又情不自禁地乐了，“哈哈哈，大家瞧瞧，连土门的狗也憷我哩，土门那边的行动，就没听说有狗叫。”

　　会后，小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悄悄把我拉到一边：“秦组长，您还记得您给我指导的那条信息吧，只有上半部分，没有下半部分。如今，这下半部分不但有了，而且还出人意料地精彩，简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您看是不是……”

　　“哈哈哈哈。”我忍不住仰天大笑。

　　“哗啦”一声响，是什么东西掉下了。我以为是小阎手里的文件夹——的确是文件夹，不是小阎的，而是小雷的。小雷呆呆地伫立在几步开外，在风中一动也不动，散落的文件像受伤的蝙蝠一样在地上扑腾。“秦书记……”小雷说，“过几天，你就要离开了。我，还能去团县委看你吗？”

　　返城后的相当长一段日子，我脖子上始终系的是那条马海毛围巾，同事和朋友们艳羡不已，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围巾。围巾第一次在家里亮相的时候，妻子的眼睛立马放出光来，那是时尚女性突然发现精美钻戒、服饰才有的蓄满全方位审美信息的眼神。“哪买的？多少钱？”“是……集镇上卖的，多少钱来着……唉，看我这脑子。”妻子提到钱，一下让我措手不及。

　　“有女款吗？”分明是迫不及待的口气。妻子亲自为我系好围巾，左端详右审视，手指一遍遍从围巾上滑过，这里轻轻抚一抚，那里轻轻抻一抻，像疼惜一朵刚刚出苞的花儿。

　　我当时的果断决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计划给妻子的那条围巾始终没有拿出来，第二天就悄悄带到了单位，掖进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可这样一来，提心吊胆、如坐针毡的日子也接踵而至。堂堂一位领导干部，掖着一条女性意味太过明显、太过浓郁的围巾，总能引人浮想联翩。——后来，薛长贵的女儿雯雯成了这条围巾的主人。雯雯考上了澳大利亚的一所著名大学，给她那位计划外超生的弟弟打前站去了。临行前，当我把围巾送给她的时候，她“哇塞”一声合不拢嘴：“太漂亮了！伯母有吗？”伯母，就是我妻子。我赶紧提醒她：“你伯母的围巾已经很多了，不过，咹，这事你不要告诉她。我只是觉得，在澳大利亚，这条围巾更显得有民族特色一些。”雯雯立即激动地给了我一个拥抱：“一直以为，您对我们这样的超生家庭有偏见呢。伯伯真好！”这一茬的孩子真是太势利了，我们全家设宴欢送她的时候，她只顾往我的碟子里夹菜，对我妻子，只是偶尔表示一下两下。还没走向社会呢，已经懂得姿态了。

　　围巾终于眼不见心不烦地漂了洋，过了海。可我内心始终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每当夜深人静，我常常被狗叫声惊醒，我无法复原梦中的那只狗到底是什么模样，姑且是邓友奎描述的那种样子吧，但那叫声太真切了：“汪汪——汪汪汪——”

　　我非常希望小雷真的能来一趟，但他始终没有来。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