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亮

　　心除了是精神自我，还能是什么？唯识宗的心已经不再是个体的心，而是人类抽象的纯粹意识。心学之“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的心是绝对精神。心，以其身体化的精神沟通绝对，形成性能化的信念、情感化的思想、精神化的感觉。心，能够与理乃至于天理一体。

　　万物一体是“文学”的哲学，不是科学的哲学。“一体”，可以是个心理事实，不是一个物理事实。物理事实是可数的（有限的），心理事实是不可数的（无限的）。

　　儒家的万物一体理论有效地控制住了生命意志的膨胀，也有效地制造了意志无能——本来想使“心”大起来，却使心小了软了弱了。但是，在长程的循环制衡（即理）中，又以其耐性表现出不战而胜的柔软持久的力量和能力。

　　良 心

　　良心，是种澄明的情欲，是精神的能量，是天理的本能化。人们能够从中抽象出责任感、正义感，但任何抽象都只能见良心不能尽良心。用概念派们的逻辑可以做各种归纳，然而其神韵在于：不如此寝食难安、是种无私的（利他的）私心强迫症。

　　良 知

　　良知是生命本源性的知觉，所谓“不虑而知”就是强调其本源性，这个本源性是说人人先天具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现成”的，但是如同命能够丢，良知也能丢。命丢了找不回来，良知丢了可以找回来，只能从自身找不能从外头找。所谓丢往往是被别的活埋了。用减法，把压着良知的去掉，良知就显现出来了。这也是人临死时、 或者到了临界点时，无所顾忌了，“明白了自己到底是咋回事、到底要什么”。

　　良知是良心的知觉状态。

　　爱 爱

　　王阳明的一生是不见容于世又在俗世获得成功的一生，是官当到建伯封侯却又负屈抱冤的一生，名满天下毁亦随之。他的性格也是飞扬与谦抑兼具，无日不忧亦无日不乐，一股豪气一派静气。他说良知是太虚却又主张在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在家常小事本职事务里着实用功。他想要王道的心掌控霸道的力，与家庭妇女对丈夫的要求是一样一样的：既要有本事又人性脾气都很好；他想用“良知本虚，致知即是致虚”来克服私心物欲，他本人做到了：通过对人仁从而“鉴空衡平”（明心的基本义）；通过爱“爱心”而显现出天良、显现出与圣人共有的良知（见性）。希腊的哲学是爱智，阳明心学是爱爱。或者说从孔孟到王阳明到谭嗣同的“仁学”是爱爱。

　　爱爱是良知的核。

　　学在阃帏

　　《明史》王阳明本传只附了一个学生，他叫冀元亨，他因去过宁王府而被当成阳明通宁王的证据给抓起来，在锦衣卫的监狱里受百般折磨，但他对人依然像春风一样，感动得狱吏和狱友一个劲地哭，他把坐大狱当成了上学堂。所有的司法人员都以为奇，问他夫人：“你丈夫秉持什么学术？”她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阃帏之间。”闻者皆惊愕不已。在阃帏之间，是说他活出了真诚恻怛来，这真诚恻怛就是人人能口说却难实现的良心。

　　良知是鞋

　　孟子标举良心被争雄称霸的战火给湮灭了。越千年，王阳明把它提出来了确立下来了。他的“致良知”功夫就是要你站在地平线上，然后脚不离地的无限的向上升华，把人拉成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拔着头发离地球的是阿Q，当缩头乌龟还挺体面的是假洋鬼子，爬着走而无权杖的是读书没有悟道的孔乙己。只耍权杖而不愿当鞋的是各种皇帝（政治流氓）——他们的权力意志不是尼采吁求的权力意志，只是反人道的独裁欲望。良知学提倡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先做只鞋，再插上权杖，也不是良知学的精神。那是把鞋的大地性当成了手段，断断成不了圣雄，也许能成个枭雄。

　　再高贵的鞋，也是踩在脚下；路也正在脚下。路有不得不走的路， 也有“灵明”之路。有生活在别处之生命意志的人才能“践履”在“灵明”的道路上，而许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一只合脚的鞋。

　　致良知，就是给你找到可以上路的合脚的鞋。致者，实现也。能否实现呢？就看你肯不肯去实现——因为，它就在你自身——“心即理”。王阳明这样解释孔子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

　　说无路可走的人，是没有握住自家的权杖，把生命的舵送给了别人——那人哪怕是上帝也会变成魔鬼——上帝的真诚包含着上帝的欺骗。

　　良知学并不给世人提供任何现成或统一的鞋，如果有那种鞋就是枷锁和桎铐了，良知学只是告诉人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双合脚的天天向上的鞋——找这双鞋的功夫与天天向上的功夫是同一个功夫。

　　路在脚下，鞋在心中。你的任务是找与走，走着找，找着走，边找边走，摸着心中的石头蹚过脚下的河……

　　良知是秤砣

　　人在路上，都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边找边走，这样，拐杖像权杖，而且权杖不是一根棍，它在随机应变的过程中凸现出权杖的“权道”来——这个权道的“权”是秤砣、以及因此衍生的权衡、权宜的那个权。对于人心来说，权，就是“感应之几”，“几”就是微妙的恰好，像秤砣一样随被称之物的轻重而变动，找到应该的恰好。所谓道，就是“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一），粗略的说，就是规定运用并显现于运用中的意义。权道就是能够“时中”即永远恰当的道。权，若无道，变成了水漂、风标。日本人中江藤树说得好：“权外无道，道外无权。”

　　没有权道的权杖，就成了摆设。吻合了权道，权杖才能变成如意金箍棒，草鞋才能变成船，驶向理想的港湾。通权达变，是孔子认可的最高境界。不能通权达变就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权道就在践履精神上加上权变智慧的一体化——绝对不是无标准的变色龙、流氓。一讲权变就滑向流氓，为杜绝流氓就割断权道，都是找不到权道、反权道的呆汉的“一刀切”。权，人心这杆秤的秤砣，阳明说就是良知，它自体不动，无善无恶，却能量出善恶是非。

　　所以，良心是只鞋还带着秤砣，是风铃也是驼铃。

　　柔心学

　　心学是心易、心艺，感觉化的思想、哲学化的艺术。

　　心学不是佛学，你信了它，它也不会就保佑你。心与物的关系，一般人是“逐物”，仙佛人士是“绝物”，理学是“格物”，心学是“胜物”。所有的心法都是想如何胜物，都想造成“我顺人背”的时势、时机。都想不等于都能。能够如此的也未必是能力够如此，也许正好“机运”使得如此了。单靠心法未必能奏全功，还要看大形小势，心学主要是想解决一个开端正（“中”是未发之体）、感觉对（“和”是已发之用）的问题，不能够包揽全过程，具体的过程该咋样就得咋样，如打仗就得按打仗的套数来。心学是修炼心的行动力的功夫学。

　　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无能，人的能力从哪里来？王阳明说是从人人具有的心力来。心无力谓之庸人，而歹徒强盗心力高强却天良丧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样才能心力强天良盛呢？王阳明说知行合一，静虑息欲致良知。致良知的人是善良有能的人，是能够善良出才能的人，是拥有善良之才能的人。静虑息欲这个办法的要领是摆脱思维定势（成见、定见），从而明白活泼的做出个最好来。时至现代社会，心力只是能力的基础了，能力里面须有更多的技术要素。技术固然能够开拓心思现量，而心态更能左右技术的发挥使用，鉴空衡平的良知态能够让你超越强横与脆弱之上，能让你最谦抑最无畏的活出圆融来。

　　如果说文学是心软学，那么心学是柔心学。这个柔是中气充实内力弥漫之柔，可以以柔克刚的柔，不是软弱无力之柔。据研究，动物凶猛因为卑怯，我观察，强横则是脆弱，犹如愤怒是无能的表现。一个没有弹性的心脏是个完蛋得差不多了的心脏。天下之至柔能攻天下之至刚。太极就是太虚，良知就是太虚。如今人都活得太实坨坨了、不透气了，全然不知道意义在虚的道理。不虚就不能灵，就不能柔。不能柔活虚灵就不能担当人性最大的可能性。老子教孔子柔克刚，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世人的是柔心成真人：仁人以明心、爱爱而见性。

　　通过任何生活创造自己

　　渴望不朽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不值得过，渴望生活的人认为追逐不朽是虚妄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告诉你：人可以通过任何生活来创造自己，渴望生活与渴望不朽正可一统于“致良知”。他还告诉你一套随分用力、用自我的力量来生成自我的方法，找着良知这个“发窍处”，便能每天都活出新水平。若找不着便架空度日，给别人活了。凡·高渴望生活而不朽，阳明渴望不朽而生活，他们的感觉把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一体化了。这个一体化的后果就是他没有被那个世界给窝囊了。

　　心学就是这种建功立业、诗意栖居活出性灵的感觉学。是个靠精神胜利法建立起来的即使俗人也能感受其效果的圣贤英雄一体化的希望哲学。匹夫而为百世师，许多人都从阳明学中取了一瓢饮。王阳明的启示在于：凡墙都是门，圣雄事业也从心头做。他高度强调道德的自我完成，并因为这种追求相当纯粹反而建立了惊天动地的事功，而不是相反，讲道德就什么也不干了，像以往成了艺术品的君子那样。他的秘密在于超道德而道德化、超实用而相当实用，又不是两张皮，从而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将一生变成了自觉改造自己、自觉改造社会的生命历程。每一天都不白活，无事时成圣，有事时成雄。

　　良知能给我们的

　　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自性，既是人所固有的智慧，也是人心与宇宙相通的本源性直觉。不是简单的道德良心。当代日本人矢崎胜彦用阳明心学发展起来的“将来世代的国际财团”意在证明良知之道的大意义：克服我执，超越经济至上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眼前至上主义等。唤醒每一个人内在良知的地球市民意识，呼吁以此为行动准则，建立开拓未来的新文明。

　　小而言之，人活着无非是说与做，有的人多言、有的人沉默。阳明告诉你：多言的病根在气浮、志轻。气浮的人志向不确定，热衷于外在炫耀，必然日见浅陋；志轻的容易自满松心，干什么都不会有高深的造诣。而沉默包含着四种危险，如果疑而不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的傻闷着，这是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说话讨好别人，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贼”。

　　做事都想成功，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人心遂为成为成败之本。心学功夫强调既不动心又随机应变，在无定中找出定来，在不一中建立一；不能因不变而僵化，也不能因善变而有始无终；而且贪则必败，怯又无功，只能在物各付物中找到那个恰好，总之是让你修炼出最合理的生命姿态、一意致良知的心态。所谓合理就是既不要做善良而无用的老好人，也不要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谋家。抽象地说，就是要活得正义而有效。全部文化大道理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就是形成有个性创造性的态度。

　　虚灵不昧

　　心学是这样一种心灵学问：要人们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独立的精神能力，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以自己的全部机能，增进对自身的正确理解，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态度是人思考世界并对之形成意识的方式。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也超越蛮横的唯我主义。它只是启发你生生不息地去自强不息，进取超越。

　　凡人也能学圣雄么？不但能而且应该，因为圣雄是后来看着如此，当时的人多看见了其俗人的一面。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纷繁复杂的世事、欲念中找到“虚灵不昧”的定盘星，有了定盘星就无施不可、无往不恰到好处了。这个定盘星既不在任何貌似真理的说教中，也不在无穷无尽的对象界，只在你心中，是人人自家都有的“良知”。但是有人自信不及，自己埋倒了（禅宗语）；有人贪欲太重，把良知遮蔽了；有人理障太深，不见自性……所以稀里糊涂的活、乱七八糟的死。追逐什么死于什么，没有找到生的根，就只能到处流浪、与物同荣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一生是用德去得道的心学标本，他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找到了“自性”，从而绝处逢生；有良知指引，任风高浪险，操船得舵；既现场发挥得好，又不是权宜之计；每一举措都既操作简便又意义深远。

　　心学是能将所有玄远的意义感觉化的身体力行的艺术。阳明说：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落实于取

　　墨子说：瞎子也知道黑白的界说，但让他挑选具体的黑白之物，他便不知道哪个是黑哪个是白了。所以，可说瞎子不知黑白，不是因为瞎子不知黑白之名，而是因为他不能辨黑白之实。同样的道理，高谈仁义的人，说的那个漂亮可以胜过大禹，但让他们在仁与不仁之间选择时，便不像说的那么漂亮了。可以说，这样的人不知道仁义像瞎子不知黑白一样。“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篇》）

　　自从人结成类以后，“名”就日益掩盖、甚至取代了“取”。学术的积累和传承都在膨化着“名”，名是“知”可以层累，而“取”是“行”、是每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能直接代际层累。怎样才能知行合一、“名取”一体，大而言之是个如何获得真理的问题，但中国人不感兴趣；中国人感兴趣的是如何“取”到“名”，中国的权力资源叫“名器”，谁学好了那个名，就成了器。单为此，就不免以学解道，消行人知。于是，仁义道德，就成了“三岁孩童都道得，八十公公行不得”的广告词，当人们反过来要用仁义道德之名来窃取荣华富贵时，言行不一遂成为普通的人性炎症。

　　起脚于古越的阳明子，有着禹墨这一脉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与不能知行合一之儒的精神差别。他为了消解言行歧出，提出心物不二、心为根本的问题，重新设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天理内心化、把心天理化，用落实到“取”上的知行合一来对治二重道德、二重人格，从而知行合一地做人做事。阳明说他的心学是孔孟“千古相传一点真骨血”，是句朴实的良心话，也是为自己正名的辩解语。

　　无善无恶

　　阳明摸索出来致良知之路，是要让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纯真地带，从外在的观念之网中解放出来。对于不研究天文、地理，只关注人性的中古人文观念来说，关于人性的定义是这观念之网的“纲”。然而关于人性的定义也只是短暂的士民协议。谁垄断了这个制定话语的权力，谁就是这个时期的真理发射者。真理是人说的，而人是能够说出任何“真理”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在铸造偏见，于是人类意识的万花筒便成为各种打扮成真理模样的偏见方阵的集合体。所以，真正的“人学”“仁学”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假相，回到纯真，还我清白。

　　这，很难很难，比孙悟空跳出如来的掌心还难。因为须广泛改组人们的意识结构。王阳明为此努力了。他将“心”论证为先验的直觉，并用经验化的方法证明“良心”能给人类带来可能的生活。“心”的基本属性是实践的精神和意志，而且既独立于实用，也独立于道德。“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要表达人类的根本精神是独立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自力更生”地去做一个伟大的平常人。人需要超越，走出“意必固我”的洞穴、走出闻见道理加给你的井蛙之见，这才能日新日日新的“更生”，才能感觉到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你必须自信我性俱足，不必外求。这种“无援的思想”是一种能够把知识、理性快乐化的感性学、身心学、感动主义美学，心学近事远看、远事近看，高度随机，又绝对万变不离心宗，从而真诚地沿着大道中行而进。

　　阳明从始至终都坚持自度度人、成己成人，他认为在有良知这一点上，人人平等、人皆可以成尧舜。这个立场保证他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定盘星的有效性。心本体是纯真的，它高于任何经验语义的善恶。人人都能返回心本体，才能激活内在的本源性的直觉， 才能将本体与功夫打并为一，从而使心学成为简易直截的起死回生之学。当圣奥古斯丁说“无须寻找，真理原在你心中”时，他强调了“经验与先验”是可以复合的。但怎么能保证这一点呢？阳明的“心即理”予以了理论证明；“知行合一”的修养方法予以了实践的落实；“致良知”则要求你把心中的真理“良知”使唤到眼神、语调、心中想、意之动上。使你的直觉成为“哲学王”的直觉，从而提高你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里尔克告诫青年的话可以辅证这一点：让你的判断力静静地发展，发展跟每个进步一样，是深深地从内心出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中，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要想活出本真的人之味，就必须从沉沦的泥淖中超拔出来，去蔽解缚，明心见性，恢复人性的自然生机，从而超凡入圣。用扩张良知的方法，即用自我的力量来完成自我，让生命去照亮生活，而不是用生活剥夺生命，“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为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丢失“自我”，又不陷入那种束身寡过，一事不为的怯懦小儒的可怜境地；要从心髓入微处痛下自治功夫，既抗拒循规蹈矩之虚伪，又拒绝龙拿虎掷之欺骗。告别颟顸糊涂、竞奔险狡、自私自熹、自暴自弃等等自己活埋自己的活法，不做世俗的奴隶、境遇的奴隶、情欲的奴隶；永别一切奴才道德，自力更生，增强自己的善良和能力，当你的善良能够给你超强能力的时候，你就活出自己来了。

　　圣人功夫俗世智慧

　　所有的人文学及其术，都在回应着一个根本问题：面对难题、苦难，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还能怎么办？哪一种学说、学术能够被掌握并成功了，于是“下自成蹊”。阳明一生颠厥，在逆境、绝境中悟出只能靠自己的心力才能、就能解决凡夫俗子过不去的问题。并因此锤炼出一套“即用求体”“有体有用”的上可以成圣下可以应物成仁的功法。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发挥着艺术化的（没有强制性的）宗教功能，可姑且名之曰良知教、良知之道。

　　完成后的心学对于后人来说，它和一切纯正的哲学一样，是务虚的、立本的了。哲学影响世界的途径简单的说就是确立了新的大本就会出新的大用，譬如，在社会生活方面如上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科学发展方面，如同研究探索没有人见过的粒子，有了对夸克的发现就有了新的观念来设想宇宙的结构。阳明心学发现的良知之道也是立本的，这个本如果能开出新体制就是“大同世界”；牟宗三想让它与现代挂钩，也只办到了个心向往之。五百年来人们学心学、信奉心学是因为觉得它有用。这也算“即用求体”了。有经世致用之志的，认信心学比理学能够建功立业，觉得它是直接有用的俗世智慧；有明心见性之志的，感到心学比理学真诚出感觉，更易做成圣人功夫。将二者打并为一，真能“心即理”者几稀。心学号称五百年不老因其能够供应着各取所需的人们来“拿”。

　　真正从掌握“人德之柄”认信良知说的，于日本是中江藤树，于韩国是郑齐斗，于中国是谭嗣同。谭嗣同的悲剧更显现出心力说的伟大。看看《仁学》的目录便知他与阳明学一气贯通：“智慧生於仁”；“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生不灭，仁之体”等等。这不奇怪，因为王阳明直承孟子，《孟子》是谭嗣同《仁学》的思想资源之一。孟子是用千年的眼光，看百年的是非，孟子是用讲良心的方法，去做需要用手段的事。孟子的特立独行，辗转于滔滔浊世，是希望用浩然正气打通天地间本不该有的壅塞。谭嗣同是孟子大丈夫人格理想的真实典范。

　　曾国藩、谭嗣同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致知力行”。所谓“致知”，就是“穷究天人”，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寻找其发展的规律性；所谓“力行”，就是用探索到的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改革社会，实践人生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主张“内圣外王”之道，把“致知”（圣人功夫）与“力行”（俗世智慧）统一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上。致良知之道遂成为这一代代志士仁人“共由之轨”，这种“致知力行”“经世致用”的思想模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譬如谭嗣同影响了杨昌济，杨昌济影响了毛泽东。

　　移 情

　　移情是源自心性的同情能力，是文学艺术的生产力，是想象力的娘，因此也是中国思想、哲学的主要工作方法，如同文学是中国哲学的主要表达方式一样。天人合一几乎是一种特殊的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奥妙在于行即知、在于行中移入了良知诚意。譬如孔子讲孝道，关键是“色难”。所有的伦理行为都必须移到情，不然就是表演、就是别有用心。钱穆说中国“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伦理化的，伦理是艺术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个“化”，就是移到了情。人化自然就是把人的意欲施加给自然，赋予自然意义的过程，就是人移情于自然的过程。所以，人动过的东西、人类留下的“痕迹”，都是马克思《巴黎手稿》说的卷起来的人类心理学。

　　移情是经验外推、一旦推成功，对象就不再以情感本意、幅面为范围，相对于原主人而言就可以变成超然的了，宗教、礼仪就是这样倒过来统治人的。马克思把它正过来，并宣布每一次解放都是让人回到人自身。

　　心·物·道

　　即使还沿用主客二分法，主体与客体是在时时处处都发生着能量与信息的转换的，是有“场”的。这个场是心物两条平行线之间的张力，太远了太近了都没有了。这个场无以名，名之曰道。

　　心学累得吐血，想证明心物一体，再怎么证明也是文学思辨，可以是信服者的心理事实，无法验证成物理事实。物与道的关系可用科学来形容，心与道的关系说到底是种美学关系。

　　美学是意淫，科学是盗取。科学这抽水机从世界里能够吸取任何东西，就是吸不了道，尽管可以按照道、合乎道的去吸。若能物与道合、心与道合，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环境危机了，就没有无时无处不在的误解了。道与心恰如同一条河之两岸，所夹成的河流是生活本身（遗忘了叫忘川）。强调天人合一、道心一体，是来自人的自我标榜，作为努力方向其诚可嘉，若认为是可能的事实，就一厢情愿了。其实：

　　道廓然自足，心捉襟见肘。

　　道不仁不暴，心孜孜以求。

　　道默然自在，心谈空说有。

　　道永恒不迁，心易放难收。

　　心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求一点“有为”的感觉，如对“见月”绝望之后，在月的光晕中寻求美，让美成为心与道的交集，在这里找到一点自由翱翔的空间。心不能忘乎所以。不能忘记，这美是多么有限，它的背景是存在的深渊，“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辛弃疾）。意淫是对平行线的尊重。

　　平 行

　　林中树是平行的，如果不平行绞在一起，偶尔两三对是风景，都那样就全趴下了，互相绞杀而偃倒。铁路的道轨不平行就车毁路亡。扳道岔是种决定道路和路线的神圣工种，电梯操作员就没有这么隆盛，因无此纵深。爱情本该是平行线、像《致橡树》所描绘的那样，一旦做成了交叉线，就变成了精神虐待的婚姻。职场中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也该是平行线，人们非要弄成圈子，在享受圈子的福利时也把自己变成了栏中物。

　　地球上的人们如果像森林中的树，会抱怨孤独、孤单，如果互相绞缠又出现残忍、残酷，怎样不即不离的相望相守，像河的岸、像铁轨的两股、像等距离的电线杆，夹成河流、载浮火车、传输电流？政治家别扳错道岔、科学家别搭错线图、艺术家别破坏等距离的向心力，无论是拉远或是拉近，都别“一迷儿自逞胸臆”，胡兰成与张爱玲定的“永世安好”的盟会成为人类共同的梦。

　　梦的魔力就在于没有变成现实。令人尊敬的秩序派思想家因为他们的理想国没有变成帝国。真实的帝国都会破坏平行线般的相互依存的秩序。贪婪的人结成帝国其贪婪会核聚变，非要把便宜占完。战争是人类最大的交叉线。交叉是交流的一种。平行线的交流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平行能够保护、延展平衡，一如河岸、路轨。

　　其实若说有道，道在这离心而向心的关系之间，如同时间在生命之间。要说有道，道就是这个“间”。平衡之所以是机体和谐的基础，就在于建立了、保有着“间性”。沿用金岳霖的术语，道是式与能之间的间性，沿用熊十力的术语，道是翕与辟之间的间性（体与用之间的间性）。间性就是“无极而太极”所指涉的那个场域、那个相对相关的地带。平行线最能拉长两根线之间的场域、地带，也就是说平行线是间性最大的关系。

　　平行线原理是自由、平等、民主、机会、和谐的“道基”。许多问题承认了平行线的间性是必须尊重的“道”，就可以想得开、就可能想得对些了。

　　意淫对角线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并且都活在自己的理由中，而且每个人都爱自己想咋样就咋样。谁都能够不顾后果的任性一两下，谁能持续永久的如此？所有无限高抬主体性的哲学不是轻狂就是流氓，前者如流入狂禅的阳明学末流，后者如希特勒。倒过来也一样，所有无限高抬客体性的哲学不是物奴就是人奴。人人都希望上帝、神灵、运气保佑自己，但是这只是个人理由，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掩耳盗铃而已。

　　于是有规矩出焉，有博弈行焉，有归纳出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的，有找“长程合理性”的，也有打乱仗的。

　　规矩是秩序是约束是限制。常说游戏规则，是说没有规则无法游戏。博弈是对策是三方互动的选择。人与人之间都是博弈关系，因为人与人都是平行线。能凑到一起的是向背一体的“冤家”（并行不悖的悖论），最极端的博弈无效关系是《秃头歌女》之四十年夫妻彼此不识，最极端的悖论模型是《等待戈多》，戈多没有来，等待本身成了戈多，人群于是成了森林里的树，那是平行线构成的矩阵，于是有人命名为《重庆森林》。

　　对角线说的是各种力量的折合，没有一头独大，只有折合出个平衡，恩格斯用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来描述历史的合力，这个合力就相当于“合理”了。中国人口口声声的道的基本义就是个合理，不以哪一个人的理由为标准的合理，能够做成事情的道理。这种人间世的道，是一种关系的张力和场量，中国人揣摩的那个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合”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其文学表达式。数学表达式便是：对角线。

　　对角线的基础是平行线。有平行线就有悖论，平行线使自相矛盾的等价式能够等得起来。有平行线就需要博弈，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实在状况更像并排的电梯及其里面的人，平行的上上下下，各奔前程。除非进入墓地之平行线的定格，这些“线”们总会相交、搅绕的。打乱仗太原始了，太后现代了，还是彼此尊重一些，有点距离有点张力。于是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移情，也有了万物一体的移情。

　　移情是两条平行线之间的互相体认。移情是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得以实现的人性基础，移情的极致是意淫。文学、美学都是《红楼梦》发现的“意淫”。人类没有了美文学这个意淫，便就剩下了科学这个皮肤烂淫。

　　欲 望

　　欲望是生命的基元，是人类最为绵延的长风，许多主义、学说、理论随风而逝，而欲望却与单个的、总类的人永世共存。后现代把什么什么都“后”了，就是没有办法“后”欲望。

　　欲望又乱窜于知情意之中。单是欲望没有多么复杂难明，一种欲望凝成的观念或意志，也很少自相矛盾，问题在于当两种以上的欲望、当欲望与知、情、意搅拌在一起，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咋回事了。欲望被欲望化了的理由武装了以后，就刀枪不入、油盐难浸了。

　　欲望被各种生命哲学和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命名”为生命的唯一了。正是欲望让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理由。这，带来一个双重后果：这个世界真正危险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都是自己欲望的理由化。欲望是本能的“物质”的，但一变成理由就语言化了，一语言化就人类通用——就理性了；语言在这里不是中介，不是外在的，只是欲望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与欲望是一体的，是同类的早先欲望的凝结，于是有了语言的介入，欲望理由化之理性就成了主宰。每个人都要用理性来解释、安排他面对的“因果关系”。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说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当事人的欲望，这是可以知道的。直觉主义的陷阱在于直觉是否是完全欲望化的。欲望是唯意志主义的根本。唯意志主义可以走向信仰。所有的信仰都是在用类本能代替本能。嫁给上帝的修女与走向自由的妓女，欲望的内容不同、从而满足方式也不同。自我的主体是欲望。欲望的品质决定个性的内容。

　　所有的教化都想给欲望一个根本改变。道德欲用众人的欲望控制个人的欲望，宗教欲用类本能代替本能，艺术欲在宣泄欲望时引导欲望。就像仁者可以对人仁不能必然使人仁一样，什么力量能够改变欲望？大约在欲望的漩涡里，只有哪一种欲望更迫切更强蛮更要命而已。后现代一路解构下来，本能造了逻各斯的反，上帝啊真理啊啥的统统见鬼去了。欲望解放了人也自由了，解放了自由了之“后”呢？也没看出好了多少罢。

　　欲望是不接受任何理论的，也许能接受一点迎合它们欲求的浅薄说词，欲望能使基督教、佛教一筹莫展，更别说哲学、文学了，除非哲学、文学为它提供表达式，否则，欲望会对任何学或说喊道：什么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情 智

　　章太炎先生初识苏曼殊，即洞若观火，专门劝告他说：“以情人道，自古多有。但情之为物，有如天上白云，飘忽万状，是一种极不稳定的东西。用情有善与不善之分。善用情者，心调理顿；不善用者，必为所累。我明知这些话说也无用，不过愿奉赠与你，望再思。”据记载，曼殊大师闻听此语，当即哭不能禁。然而……然后，太炎还是太炎曼殊依然曼殊。

　　一代情僧苏曼殊是大智，他的智商和成就令人羡慕。不能说他因傻而痴情，他有贪多的多情。更有谈情说爱时的深情、也有与女友分手的薄情。显然不能说情是非理性，无情是理性（智）。无情和情一样，若说是非理性就都是非理性。情之有无是个情之多少、怎样排列组合的问题。情之线条色彩如同染色体有着“即一即异”的无穷的组合。自私可以走向无情的极致，大公也可以走向无情的极致。最常见的无情不是杀人，而是见死不管自己多么勇为也不救。

　　佛教讲性智、量智。人们常说的知识、智慧是量智。性智是自性的觉悟力，明心见性才会有智力。禅宗和阳明学说的心就是这性智。兹就常识言：道理、德能、智力，三者是互动合成的。用理来延展道是最好不过的，百姓看不见道，可以认同理。尽管道不变，理常变，通过理认信道还是通衢。德是历史性的，把道冠在德上是人的策略。智从道来，智可以完善德以合道，譬如艺术对人类的塑造。然而有德才有能量，能量比能力多出的是“势”，这个势非德不足以形成。道是式、德是势。德产生能量的道理在于共鸣，共鸣来源于公共记忆。公共记忆的抽象也就是代代人能够发现感知的“式”了。

　　无智则无力。因为无智则不能明理、不能尚德，只能有诡诈的能力，不会立于不败之地。袁世凯、蒋介石都是有诡诈能力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鲁迅）

　　智慧的根在哪里？又是如何修得的呢？根在是否契合道，何以修的总汇是“修心”。修心岂易言哉！简说“思维修”。最高的思维修在宗教哲学，譬如号称佛经中的经中经、典中典的《金刚经》。它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六祖坛经》发现语言（概念）是人的另一终极地狱。所有的功夫训练，就是如何从地狱中脱身。肉身沉重因为它是欲望集装箱。语言陷人因为它不是人的工具，它是人的存在本身。美文学之思索修炼则是旨在发现：存在的被遗忘、愚蠢、媚俗、悖论、转换生成语法、辩证法、交往理性、判断力、通向奴役或自由之路，等等。总之是有信仰的智慧观、想建立的是寻找无限的智慧，而不是中国式的“权宜之计”的聪明。中国人的目标是“现场发挥”得好，也因此而总在此场进入不了彼（岸）场，从而让鲁迅浩叹“独时光的流逝与中国无涉”。中国缺寻找无限的智慧，因为没有养育这种寻找的机制和价值系统。

　　哲学使人明白，美学使人糊涂。难得糊涂是说美是难的。

　　道 德

　　道与德是两，不是一。德，是人的事情；道，是天的事情。问道、闻道、证道、殉道成为人最高尚最高级的追求。然而道无言、也无情，对于人们的证殉不表态也没表情。人们的评说也只是一部分人议论另一部分人的工作。也就是说迄今人们“知道”的道，都是人说出来的，而人是能够说出任何“道”的，于是，又得求救于“德”，德便成了人能否见道、行道的保证。谁来保证“德”呢？没有谁能够保证。只有人自己来保证，这个保证的工作和传统，叫人文。也就是说，道和德都是人“文”出来的。

　　道，是在那里，不增不减的在那里，等待着人们拨云见日的去发现它。而喷云吐雾的人们，往往是用遮蔽道的方式来证道、殉道，古往今来也造出了许多盛极一时的“道”。这些真诚的烈士与那些 “伪士”不同，他们有“德”，但会被他们造出来的“道”捉弄（其实是被别人的德捉弄），如“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假共和”。证道、殉道不仅需要达德，尤需要大智，智慧是道与德之间的真正的“精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方是在问道育德。他如见大知微、通简得情，都是由智生德。无智，则无德。尽管少数人的智常常挑衅、挑战多数人的德，但无智难达大道。因为：道，无言；道，无形；道，无定质。只有智（绝不是小聪明）能逼近之。道，好像是“最好的球是下一个”之那个“下一个”。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死前也没有说是否闻到道了。老子更滑，来了一个“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然，寻找道德依据的工作还是前赴后继、惊天地泣鬼神，但注定了是悲壮的徒劳。因为道德这一主体哲学的重镇，它的依据就在人自身，人们解构了上帝、结构、存在，一再返回人自身，返回到下半身，越返越不知道道德在哪里了，更别说其依据了。好像没有道德，人们娱乐起来更妩媚。与时俱进的不知道是道德还是本能了。研究“德性之后”，一如研究“德性之前”，是令人尊敬的工作，自然是对愿意尊敬他们的人而言。

　　道统被阴阳

　　理学家把儒家的人文传统美称为道统。

　　这个道统早就被“治统”阳奉阴违的变成了教科书里的“词藻”，它们成了“名”，与治统之“实”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人的智慧空间：阴阳。一句话、一个举措都有表里、阴阳。阴阳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造就了国人的“二重人格”“二重道德”，令人尊敬的鲁迅先生终身揭发批判之，然而他照样白干了。“瞒和骗的大泽”是从来不随着改朝换代而缩减的。

　　道统的目标是建设以道做体制保障的道德体系，从而成为不受“交换系统”影响的价值系统。这是文人的人文乌托邦，也程度不同的成为了乡间礼俗。最后浓缩为“良心”。最理想的时候可以与“有道做体制保障”的宗教形成的道德比美。宗教形成的道德具有内外都神圣的权威（尽管也有反例但不是“大泽”）。没有道做保障的道德便只能拼个使用价值了。官版的道德最具有使用价值。

　　中国从周代开始用道德代替了宗教，这个道德“天下”没用了半个世纪被“春秋无义战”打了个七零八落。战国“尚力”，秦统一于“法”，汉承秦制，又号称以孝治天下，遂形成了以后历朝历代之“阳儒阴法”结构，教育宣传系统号称“独尊儒术”，实际工作则是法家专制主义那一套，道德成了“缘饰”吏治的借口批发站。就是纯正的道德教育也没有发育出内在约束力量：圣而不神，便难奏全功。人们怕看不见的东西，但不怕隶属于知识教育系统的道德精神、哲学文化这类形而上的看不见，怕的是鬼神和命运。儒学比不过佛教的民间影响力，就因为它没有神秘力量。尽管后来人们也把道德纳入神鬼设教系统，但现实中反例太多，信与不信还是取决于人们愿意不愿意。

　　道统于是只在纸上，别名之曰高头讲章。但每隔三五百年出一个真信仰的，于是体统犹存。

　　世道与人心共同的意识元素是什么？是伦理道德的那个道德。伦理变化快，三纲五常所剩无几。道德像语言一样稳定，也像语言一样终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增减、替旧更新、意义转移。道德演变的轨迹如同艺术：一种道德境界由饱含真情实意的直接经验变成了可以想而知之、学以致用的间接套语、现成话，高贵的道德遂沦为虚渊伪薮。再对境起心，就变成作“文”了——人文之文有相当的内容是这样“作”出来的。看那些酣畅淋漓的高头讲章会以为古代是君子国呢。古代塑造了伪君子，近代以降日甚一日的生产着真小人，如今二者交感“进化”（比方章太炎先生的俱分进化），口是心非的极致便是心里想杀了你，嘴上说爱你啊。人们再用名实不副、知行歧出来刻画中国人的“二重性”“二重道德”，虽然还能切中中国人“玩阴阳”的太极艺术，就显得太温柔敦厚了。

　　道德的使用价值扩大了，成了洗钱的钱庄，什么问题都能变成“道德话题”，这好像是道统的力量和作用，其实是一变成道德话题，就可以“打诨”（鲁迅），就可以口谈道德而旨在穿窬了。官府更会把道德作为社会矛盾的变压器，道德也的确是能够代替法律和技术的人本理由。于是，道德代替着教堂、法庭、设计谈判。另一方面，官府有官府的道德，百姓有百姓的道德；圣人有圣人的道德，流氓有流氓的道德——所谓潜规则是有道德配合的，行帮道德是力度最强大的道德。——这个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常说的道德只是“德”。所谓的道统只是道学的谱系、只是德统。与道通上了没有？只有天知道了。

　　道与德

　　道与心灵没有直接关系。道与心灵的关系是心灵建立的，于是人建立了各种道。《周易》图演道、《老子》形容道、《论语》敬仰道、《心经》混淆心与道，这些都是与日月同辉的道语，还有许多后浪推前浪的道语，更多邪魔歪道语。因为，关系是无限的。

　　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是无限的，可以交织变换成无限的图案，人们只能感知、把握它们之间的“间性”，不能把握道本身。然而从用见体，难免瞎子摸象、堕入柏拉图说的洞穴摹影的徒劳之中。这都因为人心与天道没有“共因”（人心与天道没有共同基础。天人感应是部分人说的。天人相分也是部分人说的）。然而又必须不屈不挠的去发现、验证有限的人与无限的道的关系，因为人心与 天道有“公因”：一平二衡三化。

　　道，是式与能的平衡态。金岳霖的式与能是逻辑的，这里突出平衡态是突出活的动的式能力。说道是无的时候着重了“式”，歌颂大道胜利了的时候，着重了“能”。每一种活物每天验证着的是这个式能力的平衡。这个平衡是相机而在的“在”。

　　式是理、能是势，理和势的平衡是常态，变革是要建立更新的平衡。平衡是关系合理的关联，不是一方压倒其余。不是永恒不变，是中和着变化着的看不见的各种元素达成的平衡。

　　德，是自觉、是心觉。人发现、体证道，从而形成自觉的是智慧。智慧是利器，“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德是平衡智的，平衡出觉、慧了是福气。这个福气一是平和的心态，二是与其它平衡因素汇合的运气。运气偶然，道也不必然。必然了就是“可道”之道了。把道说成必然，是人的需要。人言为伪，偶然与必然是西化的术语。

　　尽管成功需伤德，德却因成功而显。失败的德具有美学意义。

　　道与德之间是导窍游虚的运化。

　　智 慧

　　智慧的中心词是慧。慧，如神韵的韵、美人的态，是抽象不出来的。但，它在，而且是在的魂。这个韵、态、魂是“智”出来的，这是从结果上看过去；从发生上看，其实是由于如此慧才有了这般智。慧是土壤、是生命的解悟，智是应机而生的反应。迁就习惯用法，不妨说智是理性，那么慧是非理性。智慧是理性与非理性交错成形的。

　　智力高，而被情、意损害得智慧全无者，比比也，那叫智而不慧。情急生智、情急无智都是有的，情，属于非理性。意志的核心部分也是非理性。智慧中包含着悲悯情怀。如果理性也有情怀，理性就变成了智慧。再譬如人们常说的神秘直觉，神父用来感知无限、绝对，商人用来感应潜在的商机，尤其是艺术智慧中非理性是冰山水下部分。智慧都是具体的、感性的、有生命的，智慧不能编程、不能量化、不能提炼成灵丹妙药的配方。这也是它和知识的区别，知识可以用教科书等大众媒介传播，智慧不能。智慧是具体通几的。几，是微妙的契机、看不见却左右着事态的间性。

　　在宗教系统内，意义上与绝对者在一起，智慧就是通向绝对的能力。在人间事务里，智慧就是巧妙成功的能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智慧不单起，是在法、势、术之内发挥作用的。艺术气质的智慧能够创造出雄强一时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奇迹，譬如希特勒。但是，在更高的意义层面，独裁的“奇迹”是反智的。

　　智慧的意义在于：它是面对未知的、面对可能的、面对不确定之无限的。沈几《智囊叙》：“宇宙一活局耳，执方引经之徒，胶一实以御百虚，知形而不知情，知理而不知数，知用而不知机，成败得失，介在呼吸，弗能转也，咨嗟愤惜而善其后，不既晚乎！”只有直觉到间性之窍，才能入道。智慧的作用和特征就是“导窍游虚”。

　　所谓“间性”就是这个可以游入虚的窍，俗语中的窍门、道道儿也算一种形容性的揭示。虚，是“虚无”、是看不见的存在。犹如佛教的“空”不是没有。无和空是决定有和色的。智慧就是把握住这个无中生有、有无相生的肌理的能力，从而能够“察人心之理，明变化之朕”。尤其是要占据先机，“缝祸于渺，迎祥于独”（《智囊·知微卷五》）。朕是征兆；渺是小；独是个别；能够“缝”“迎”明察的要害在具有感应“几”的能力。“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智囊·知微卷五》）。感应到凡俗不能感应到的信息、感悟到还不能看到的东西，才叫深识、明察。有预见才可能得机、得势、得体。（把握住根本又不蔑视细故，才能做得得体。）“智生识、识生断”，判断力是基本能力。

　　智慧是感悟（感觉、直观）、思维（智性操作）、反应（行动）能力，是知行合一的意识状态，尤其是种应变能力。这种意识状态的水平基座是思想，形态则是具有艺术性的、不确定的。思想即心思现量；艺术即创意、不确定中建立确定的思维能力。当然，抽象的知识系统、譬如数学中的思想部分也是智慧。好思想是充满智慧的。

　　就理性层面而言智慧是融合了计算运筹能力的悟性操作。“智者，知也”，必须知“到”，才有相应的判断和反应。这也是人们持续不懈的强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知势知几的道理之所在。智慧的逻辑化运作是博弈术（在三方互动中做出最佳选择），智慧在实际工作中等同于谋略（妙算），是个信息、演算（理性）与直觉（非理性）交互运演的过程。智慧像艺术一样必须做出来，用不出来的或纸上谈兵，就只是高而不切的酸腔。“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智囊·术智部总叙》）术，不是简单的思维能力、思维艺术所能概括的，是需要情、意、形、势配伍参革的。

　　配伍，就是与他者交易。一容他者即需苟化。一有交易就含了“利用”、含了苟化。慧是能容的意思。

　　智无常局

　　智慧的要义是马克思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谓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是因为1.感性是运思的本体，运思的最后成果是“新感性”。2.现实感是智慧或思想、学说的精髓。抽象继承传统、死搬硬套西方往往不得精华，只得糟粕，因为丢掉了现实感。现实感是客观的整体性的，常说的局面、格局就是这个意思。智无常局，强调的是无成法可模仿，没有不变的永远有效的固定的聪明模式。

　　因为，所谓智慧是以“内符”应“外摩”，而内外双方都是运动的，互动的方式（应）也是随机的。在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中，往往智愚合体，明暗一源，充满转化、异化、变化，都在“化”之中，掌握住化的“机”才叫智慧。不然只有窝囊等死、劳而无功耗死而已。最“坑得慌”的是与道德的相互纠缠与耗损。

　　没有常局就是承认变，承认变就是没有确定，不确定就是在苟化中。苟化不是个伦理术语，尽管常常被伦理化。好像中庸，本是道语，一变成伦理术语就是圆滑的别名了。这是人造误解。

　　道德与智慧

　　人而无智是行尸，如同人无德是走兽。德生智的说教连篇累牍，古代中国推崇“以恬养智”“无心而合”似石而玉的境界。古代的人格楷模通称君子，君子是生存方式像艺术品一样的人。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耗尽了古代哲人的脑筋。其实，由智生的德才是没有负面效应的德，犹如只有美学的征服才是不留遗憾的征服。智慧是可以寻真导善的。

　　尽管何为真善众说纷纭，智慧还是能够寻真导善的。智慧能够满足“各美其美”诸色人等的需求。小人之智固然可以济其恶，但小人无智其恶会无底、其行会更残暴野蛮。小人改邪归正也靠智，没有无智的觉悟。芸芸众生没有智慧的信仰则会走向黑暗愚昧。

　　标举“弃圣绝智”的老子、接着做了酣畅淋漓发挥的庄子，都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大智。首先，他们的“绝智”是大智，运用减法的智慧，丰富了智慧的形态。其次，他们的弃圣绝智是追求大善。尽管真理神话已经打破，真相也是迷秘交叠，逼近真，还是靠智。真，主要是真实的信息、真正的意义。老庄二子提议开发语言文字外的智慧——默而识道，因为大道无言、大美无言。老子的智慧之所以千古不磨在于它以“自然”为根本意义。智慧与道德的关系是智慧的意义问题。一部《道德经》就是讲了个用水智慧沟通德与道的关系，凸显出慧的直觉感悟力。

　　道德如山，智慧如水，山水相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没有水的山是穷山。

　　同样的，愚与庸德相连、暗与俗情相生。愚和暗是非智慧的两种常态。庸德和俗情是人文中国的“水文”部分，高德大情则是其“天文”部分。智被德（情意）所困是我文化帝国的一个特征。

　　见 大

　　冯梦龙在《智囊》中列见大为上智。见大的特征是找准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抓住了隐秘的逻辑，从而能够“激发天下大机括”。譬如刘邦为了讨伐项羽，说项羽杀了天下人共立的义帝，刘邦偏偏让三军缟素为义帝发丧。这种再创造的召唤，利用了民众的持留记忆和期望意识，激活了积淀之链，建立起新的“人迷关系”。满洲人入关也是用的这一招：给崇祯皇帝报大仇！历史人物提出战略口号，定天下大计需要有对历史的知觉，才能找到感觉，并提出让追随者也能找到感觉的口号。这其中道德是被利用的因素，他们讲究的是“道德”，但他们未必、也可以不必道德。

　　见识与道德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结合”关系，这个结合，不是什么互动、共生之类的现成话能够打发的。结合是种“行为”关系，是知觉——加工的意识“结构”的张力在随机反射、应答。“此刻不知下刻的命”是说环境的叵测，其实更叵测的是人的意识的波动、变动，此刻不知下刻怎么变！这个时候，见大就是能够舍小取大、其次才是能够小中见大、最后才是有雅量、持大体以及忍小耻以就大业之类。

　　不难看出，用谋略的人在玩一种“替代”游戏，利用的正是人们的苟且心理。用的人、被用的人、挨了用的人都是在对付。对付得了手，就叫“见大”之类，没有得了手就名之曰苟且了。

　　变

　　变，是时间的现身。变，是结构的现形。变，是拒绝抽象的现象的绽现。现象学之现象的魅力在于变、不预定、不确定的变。“变能穷智，智复不穷于变。”（冯梦龙《智囊自叙》）人的智既是变的应对也是与变“结合”出来的行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结合出来的，但结合不止是现象，还是变的动力和深层结构。时变，其实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通过自身的自然表达揭示了身外的自然。与时俱变者，道；与时俱化（庄子）者，道学（不是器学）。

　　生生不息者变，自强不息者化。

　　“只能是命运”是种解释；从不信命是种行为。因为不信命是在努力把握变的可变因素，还在大化中坚持以待变数。认了命就是在等待命运的安排了。然而，有时候等待却能得到，去竞奔的却没有得到。——这叫变数。

　　唯有变是不变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组织及其变数”的问题。就连组织也是变成的，还会变下去。

　　变的过程和结果都包含着苟化。苟学乃变论。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都是变成的。即使有天生的性情基础，也是因势而变、与时俱变，最后盖棺定论。一日不死就有转向的可能。性格决定情节的发展是一方面，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是另一方面。没有册子上预定好的。西方的酸词叫做境遇伦理。根据良知学原理，好像没有天生的小人。这也只是方便说法，为了理论的纯粹。其实，有天生心术不正的，能否成为让人知道的小人只看天时、地利、潮流是否给了他机遇。君子则是内铄的，不是外援供养出来的。君子的外援是教育。没有抽象的教育。也有教育出小人的教育，譬如：唯利是图的社会教育，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教育。

　　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君子无用、小人有用这个常规现象。这是中国人通用的实用主义。这个实用主义抹杀了历代圣贤培养君子的努力。在西方，尼采的权力意志呼唤的是英雄气概的小人，商业文明乃至于博弈游戏中的理性人假设、呼唤的是牟利型的小人。这是合理小人主义，尼采主张的是超常小人主义。全球化就是合理小人主义化。艺术，尤其是大众艺术在配合着这种合理小人主义。这也是他们的法制的精髓：对人性的预设是恶，针对这个恶，衍生出一系列规定，就是法规了。于是就有了程序公正事实上不公正的诸多案例。

　　西方是先小人，古代中国是先君子。都留下了“罄竹难书”的弊和病。有没有一个“恰好”的办法？没有。因为，人是都想自己恰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至于，利益驱动、利益最大化则是自然法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以义为大利。小人在义利之辨上是只重利害不重是非，是不承认义大于利的。小人的理性是为了“下次”还有利可图。君子以义为利，就“保守”，就不善变化。小人是变来变去的，是随着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小人往往智高过君子，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但小人就是“见小”，只顾自己投机得利不顾别人的死活和大局的损失。他们以为自己趋了利，赶上了潮流，结果潮流本身变成了逆流。同样，造化也捉弄君子，君子恪守的道义被潮流给“涮”了的事例更是史不绝书。人类没有希望。

　　君子是理想主义者，小人是因虚无而实用主义者。智者是宗教级别的虚无主义者：“看透了”历史的荒诞、看透了人性的荒谬，也看透了宗教的绝对化的披着温馨外衣的跋扈。

　　君子都是忍让出来的，小人都是不要脸出来的。忍让和不要脸，不是苟且的两极么？也就是说，苟且出君子、也出小人。不要脸的要点在过分。

　　小人好尽

　　小人极尽权变之能事却缺乏权变的根本精神——兼容和圆融。小人的权变也是走极端的。小人的权变是为了得到权力而没有原则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是真正的通权达变。更准确的说，小人的特点是不含糊不苟且、是恶人闲不住、是不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不罢休、是好极端走到尽头。

　　冯梦龙对小人有这样的概括：“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见大卷一》）达，就是没有标准，什么都行。要什么有什么、需要什么上什么。这也是智者、圣贤具有的能力。区别在于，小人“险”，不但阴险，而且没有顾忌、没有他怕的只有他想要的。“心达而险”的一个表浅的特征就是翻脸不认人，“达”得没有底线没有边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僻”是另类的意思，常说的怪怪的。天才也可以是或者说常常是怪怪的，人们追求个性以来，“僻”不足以刻画小人的特征了。“坚”如今叫坚持，是一个人有无主意的表现。古代中国是铲除个性的，所以“行僻而坚”者往往会成为多数人的公敌。说句公道话，小人中行僻而坚者当是有标准有原则的小人了，是可以推测他下一步动作的小人，是小人中的有操守的了。小人的可怕之处是无法推测他下一步能够搞出什么鬼花样。“言伪而辨”的辨是强辩，与木讷近仁相反。“记丑”是说小人念怨不休，用陈继儒《小窗幽记》的话说则是：“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在整天以整人为政治的极权体制里的号称“活档案”的那类人就是“记丑而博”。至于“顺非而泽”则是个总体性的后果：小人就是逆是顺非之人，他们顺非是为了占尽便宜，所有的油水（泽）归自己，所有的祸害归别人。考察一个政体就是看什么人得到的最多。

　　当然更多的小人则是：浅噪、俗肠如固、触目迷津、意荒等等。浅噪，就是今人常说的浮躁，小人多是“浮躁的狼”，他们的欲望写在脸上，往往赤裸裸的贪得无厌。浅噪的小人有点好处就是不阴险。他们的噪不是直，而是轻狂。浅，则是只有自私而已。意荒，是没有信仰，没有坚持，没有精神。触目迷津是极容易被诱惑被迷惑。俗肠如固是人类的通病，不单单是小人的特征。

　　古人说“智由性出，诈以习成”。是在强调保住了善根就有了智端，否则在习俗中染上了狡猾，智就不叫智就叫诈了。同样是智力，也有微妙的差别。譬如说，“君子善谋，小人善意”。君子是面对事情去谋划、实事求是的琢磨事的；小人则是以意为之的揣测、意度、靠鬼点子侥幸。

　　小人再阴险狡诈、野心再大，也是“见小”，见小是图利。小人自私，小人的野心不叫理想和志气；不但见小而且“量小”，量，是容人不容人问题。“见”由“识”来，识不仅仅来源于品质，更来源于视野、来源于学习。“眼光”是怎么形成的呢？眼光由心量而定。

　　道德修养，如不吝改过、不使性遂非，才能有雅量、持大体，从而能够达人之情、尽人之用。

　　智慧的分类

　　据说，“圣无死地，贤无败局”。圣和贤都是德智和谐出美来的人。德，难言哉，只要是德就包含着不得不的苟且圆融。智，仅冯梦龙在《智囊》关于智慧的分类就列举了：

　　见大：能从大处着眼、能够小中见大。

　　远犹：极强的预见性。

　　通简：通脱潇洒、化繁为简。

　　迎刃：方法得当，使难题迎刃而解。

　　知微：知微见著、直觉过人。

　　亿中：料事能中。

　　剖疑：能将纷纭的疑团剖析的明明白白。

　　经务：能够做成事情。

　　得情：能够发现问题的关键、破除假象了解实情。

　　诘奸：摘伏发奸、挖出潜藏的奸细、奸人、阴谋。

　　识断：见识高、判断力好。

　　委蛇：会装孙子，先哭后笑，在和光同尘中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还号称出污泥而不染。

　　谬数：变通取胜，形式上不合理，事实上合理。相当于程序不公正事实上公正了。

　　权奇：权变、出奇制胜。

　　灵变：相当于三十六计的假痴不癫、装疯卖傻、制造假象。

　　应卒：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

　　敏悟：机敏、悟性好。

　　不战：不战而胜。

　　等等、等等，利用地形地物达到克敌制胜、你死我活。

　　所有的智都包含着“因”（因字诀），因势利导、因循得免。因是顺的意思，顺，是苟化的出发点和目标。人活着是要千方百计得弄出个“顺”来的。

　　苟 学

　　苟化发生学：要不咋办？还能咋样？因为“人性”中的贪婪又怯懦，也因为人性中的高尚、善良和软弱。

　　苟化认识论：不敢自以为是、敢于苟同不同意见。讲究“对待”。如果没有耦合虚灵的精神追求、形而上意欲，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只好是多数人的合适了。

　　苟化生存经：姑息为善、与人为善，争取大家都是好东西。苟化者未必都能中了行，苟化者也未必都是乡愿。承认相害并育、相悖并行、相反相因的“代错”延续、随流见得的易道，妥当就好。

　　苟化博弈诀：当（装）孙子最赚、以无作为的不变应万变，事久自然明。

　　苟化心理学：这回可省事了。

　　苟化伦理学：舒服。因此重复再重复。

　　苟化的哲学原理就是：一分为三、一在二中；相反的恰恰是相同的，“相夺互通”“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要包容、世界是大家的；物极必反、能对付尽量对付、消解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

　　苟 且

　　苟且是生命之“粘”。习惯之粘性隧道由苟且造就。鲁迅说中国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又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每一粒沙都是一个皇帝。侍奉主子的文化全面哺育着苟且主义，主子最希望他臣民的就是个苟且。侍奉好自己的心理生生不息的传播着苟且哲学，入主出奴的每一粒沙千想万算的生活艺术也就是个以苟且为圆心的“日常生活美学”。于是、或曰其实，苟且成了第一国民性。

　　圆融是中庸，圆滑用苟且，苟且如乡愿，苟且生窝囊。圆融是把两难做成了两可，是“执两用中”，确实两全其美了。圆滑是想把所有的难都转变成别人的难，自己入水不湿入火不热，用苟且拖延术。和稀泥、两面光，都貌似中庸圆融，却只是乡愿圆滑而已。想装孙子却当了孙子，成了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的窝囊“好蛋”。结果是：自误误人，是把不算人当成活得“赚”。

　　苟且对环境叫做无作为、躲着活，苟且对自己叫做放纵、溺陷。苟且是种因无能而虚无的实用主义、以苟且为理想的理想主义。苟且具有战无不胜的祖传道德的包装。中国的实际流行的人生哲学就是众人嘴上的道德，这个道德养育了苟且，尽管纯粹的理论上的道德要求的是大丈夫。道德是纯粹的主体哲学，而苟且是磨平主体的主体选择。磨平了主体就符合了众人嘴上的道德，毋宁说许多苟且是迁就“学习”迎合了这种道德。有了苟且就无所不有了。苟且，常常不会玩阴阳、目笑心非，而是懵懂，随随便便就认了。苟且，是个性没有内容的自私。

　　苟且，是不用下决心而决心把无价值进行到底。如同撒谎是怕人不怕上帝，苟且是怕活不怕死。不是见义勇为那种不怕死，是不知道有个死在裹着，只见活不见死，只计得不计失，真的死到临头就“千古艰难唯一死”了。苟且以揩油为目标，以能够揩到油为幸福，苟且的小算盘是揩油的艺术，苟且是在不义面前闭上眼睛。因此，苟且就是良知睡着了。倒过来，苟且者最爱标榜自己的天地良心。

　　苟且，也不拼命的去竞争、干求，也不拼命的去媚俗、巴结，多半是因无能、没机会而表现出：懒得。因媚俗无能、巴结无力而标榜安于现状。苟且妥协的不是规则、潜规则，而是默认了意志无能、窃喜能够如此庸碌无为，这种“偷”是偷懒的偷。因为偷的是懒而不是钱，所以显得比生狼的竞争、无耻无厌的索取计较合乎道德：安分守己、还足够知足常乐、乐天顺命。

　　苟且不同于屈服。屈服，压着痛苦和仇恨，苟且是委曲求全已经习惯成自然。苟且利用敷衍但也不是敷衍本身。敷衍是不担心、不动心的得过且过，敷衍的对象是别人，苟且是心知肚明的苦挨岁月，消耗的是自己。撒谎、扯淡是糊弄别人，苟且是糊弄自己：根本的不在乎，在乎的都是眼前，常常苟且却没有偷得生，只偷了一个生不如死，得过且过得满目疮痍。

　　乱世苟且表现为无原则无底线的忍受；消费时代，苟且表现为浮薄，把丰富的感觉用于无限的生理、物质感受。其降低生命尊严、或被迫或自觉的接近动物远离人，是一样的。另有一种做固有观念无思想之奴隶的苟且，墨守成规如上司家奴的小官僚、死守祖训拘拘如囚的小儒，都是个中标本。苟且最能暴露人性的软弱无能：意志无能、爱无能、恨无能，自个儿活埋自个儿不心疼。苟且是讨好加自虐，习惯成自然。

　　委曲求全未必皆苟且，如周公恩来。把两难做成两可是雄杰，如周树人之“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把两可做成两难是苟且，如苦茶庵主人那“半是出家半在家”。

　　苟且的反义词是狠戾。

　　苟 化

　　精神胜利法的运作肌理是苟化。精神胜利法的上线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主体哲学，下线是以阿Q为代表的转败为胜的心法。主体哲学貌似极端其实也是对卑微自我的转败为胜，脆弱的芦苇偏要来为万物立法。这种一己之我无限扩张姿态是对主体一厢情愿之情绪的妥协、是没有能力有效克服外在压抑转而容忍自己的任性。苟且的基本义是迁就、容忍。容忍、迁就是人的宿命。有人高尚的这样做，有人无奈的这样做，有人卑鄙的这样做。如果不急于从伦理上判断区分，就很容易明白了有容乃大是正确的宇宙观。

　　作为哲学级别的苟化是对悖论游戏的消极应对。这个世界总在验证苟化是最合适的，因为物极必反。历史总是一再证明极端就是棒槌，无论多么纯洁高尚、多么崇高无畏。苟化是极端及其斗争哲学的克星。苟化是平衡法则的无能的验证。苟化是庸言谨行的外衣，苟化是古老心术“因字诀”的性格化。哲学级别的苟化的人格类型是古希腊的犬儒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中国“苟学”的人格标兵，首推自认“累累如丧家之狗”的孔夫子和“齐得丧”的庄子。其次，魏晋名士是苟学之美的群像。第三，“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的苏东坡的“旷达”当世人皆知。再如《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一派“不在乎”到底。这类哲人、文人都在苟化中“活出来”了美学。他们先“认信失败”，然后自由逍遥。自然也拯救，但不强持强行，顺手能救一个是一个。苟学第一宝典是《老子》。佛教的“忍辱波罗蜜”也是苟化的哲学表达式。

　　想想尼采对基督教的攻击，不就是嫌基督教太苟且了么？不苟且的典型则是希特勒、斯大林。这类“刻奇”（昆德拉术语）分子不仅以一偏一曲以自遂，尤其有害的是要以一偏一曲诋大公而求胜，虽千万人死于此依然我往矣。邪见害世，杀人胜过原子弹。苟且也许是极权主义治成的，苟且也许养活着极权，但是，苟化终究是瓦解极权的，会生产出“披着狼皮的羊”，会使极端实施得不够理想。

　　普通人苟且的好处是“让人一步自己宽”，可以防止偏激过头化，可以延缓误解的能量发作。能够克服自杀倾向。若能随流得妙、随流见得则掌握了“苟化”的真谛：圆以方成，苟化才能适可。

　　奴 性

　　讨好成了素质，巴结成了本能，迎合成了习惯性姿势，想与处境和自身都讨得个好。讨好与行好，貌似而有本质差异。与先当孙子后当爷之“装孙子”不同，装，是表演，是计算，是蛮辛苦的勾当。奴性的讨好，是血管里流血很自然、很安舒，很惬意。奴性没有超拔于现实之上的精神，有的是迎合讨好的神经。虽有丰富的伺候人的察言观色的理解力，但是自己没有人格也就不能够尊重别人的人格。因为没有人格纵深，只是得过且过、苟且偷生。奴性营造的和谐融洽，与教养产生的沟通不同，有教养的沟通印证着“交往理性”。奴性的顺从则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观念，只想趋利避害，只用讨来得个好。奴性是没有意志的意志。奴性是最安全最安逸的生存姿态，它除了活埋尊严、庸庸碌碌、虚度一生，没有别的不好。

　　车尔尼雪夫斯基哀叹俄国：“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中国比俄国极权造奴能力博大恶辣多了。宗法家族制度、维护尊卑的道德体系、为家国一体的极权体制服务的文化教育系统、积厚孕久的民俗精神习俗，都在推行着以奴化为特质的教化：奴才就是成功了的人才。在现实生活的汪洋大海中，绝大多数是奴了几辈子也没有成了才。“克己复礼”在孔子那里是种为了大我提高小我的准宗教进修计划，在实际生活中成了消灭小我的教规和道路，这条路从胎教就开始了。所以鲁迅愤慨中国没有俄国式的智识阶级，为振奋民魂呼吁从“尊个性而张精神”开始“人之子”的跋涉。能张精神的个性是奴性的克星。

　　奴性能够对处境的无条件适应、讨得好讨不得好都继续讨好下去，还有一套化痛苦为力量的逻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感叹：人最卑鄙，什么都能习惯。普希金说：上帝没有给人幸福，习惯就是幸福。“习惯”这个黏性隧道像繁殖细菌一样培育着奴性。奴性是人格腐败、人性窳败，也在习惯中繁殖这种腐败、窳败。环境的要害是权和钱，金钱比极权奴役人的方式方法貌似人性化一点：让人自愿并利用人的无意识。极权的奴役则是强迫、用意识形态机制把强迫变成愿意。在将情感变成工具让自己繁殖自己的奴性这一点，二者异曲同工。更为致命的是农业国这个永恒的熟人社会具有着把奴性当美德的集体无意识。

　　譬如自觉、拘谨就貌似奴性。它们也有相通的机制和可能，但前者保护尊严，后者贬损尊严。再譬如真诚一旦成了愚忠就有了奴性。本来“行好”非“讨好”，但常常混淆。善良没有了底何尝不是对善念的愚执？对“好”的愚执也是“执”——执着的本质其实是奴性。善良，一容易糊涂，二容易奴性，但本质的区别是：善良自重，也让人尊重。奴性自贱，也让人贱。奴性是自小，善良是觉得别人大却用不着自己小。真诚是把别人和自己的话都当成话，奴性不把自己的话当话，因为他没有自己，尽管时时处处是为了自己。自己是这样因“无”而无限着：与强权者一样，当好奴才的要求和需要也是没完没了的。

　　突破口在全面开发智慧对于道德的建设作用。人无智是行尸。行尸是肉的奴隶。连对自己肉身的理解也来自“从来如此”“大家如此”的固有观念。没有智慧可怜得死无葬身之地。知识对意志的作用也许是间接的，智慧应该是直接的。

　　奴性的反义词是个性。奴性消灭的是自由。林肯说：“一个人习惯了束缚和枷锁，就很难解脱。”

　　奴性会做“平庸的恶”（阿伦特语）。

　　奴性，就是只有苟且而没有苟化。

　　妩 媚

　　妩媚是种轻，是生命中愿意承受的那种轻，至于承受得了与否，是多事的研究家的事情，与追逐、展示、享受妩媚者无干。在我这样研究妩媚的清晨，那些享受妩媚的人正在妩媚着，譬如相爱的人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外面的天色，相视而笑。这妩媚是轻扬的启动和润滑，一如醉汉脸上的笑，她，属于不如此则永远不懂的“体知”。这种轻的世俗表现是超越常情的示好，妩媚者与其欲望那种和谐，产生了人类持续不懈的对轻的喜乐、沉湎，妩媚变成了对妩媚的努力。

　　人的各种努力都是在“媚”，信仰是媚神，求名逐利是媚名利。媚是由群居派生出来的“亲和伦理”。媚出轻松和余裕就“妩”了，就“煞是好看”了。古装戏里张飞、李逵用了计策后的得意是妩媚的，生活中小儿得饼后的舒心与惬意是妩媚的。妩与否，看“舞起来舞不起来”。

　　妩出媚来在因巧生了妙。从佳人巧笑到外交分合转身，凡是包含了动人之妙的都有着艺术的轻灵，“妩”转化了旧有的线路，别开了新机意趣，就生出了“媚”，像绝处逢生的禅宗机趣，后人读不懂那些话头、公案，是因为丧失了直觉条件，单是逻辑推导，就剩下毫厘千里的猜谜游戏。用逻辑分析观赏妩媚，如同用放射线透视杨贵妃那回眸一笑，不能看到百媚，只能看到白骨。没有直觉，舞而难妩，“妩”而不媚，“媚”了也无人识取。巧，不能程式了；妙，不许模式化。因巧生的妙虽然都是一次性的、一过性的，但人类的直觉，恰如柏格森发现的，是绵延的长河。每个人都有机遇直觉到“江月何年初照人”。当然，我再来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比东施效颦还俗气。妩媚的敌人是俗气。媚俗得手须通过妩媚，而妩媚的杀手是媚俗。

　　妩媚是个体化的情态、状态，因而不绝对，只相对。相对于难看的哭来说，笑是妩媚的，尽管有的人有时候的笑比哭还难看。相对于密宗的诡异，显宗是妩媚的。相对于律宗的严苛，禅宗是妩媚的。律宗在戒持中修行，禅宗在会意中觉悟。写哲学讲义的宋诗是生硬的，纾解内心并有民歌余韵的唐诗是妩媚的。西洋艺术或媚神、寻觅神性或追逐欲望、展现本能，都难妩媚上身，瓦格纳想妩媚一点，遭到尼采绝情绝义的批判，最可往妩媚上说的希腊雕塑妩而不媚，还有蒙娜丽莎因不知道、不想妩媚谁而绽出那种笑。相对于西洋洋溢着体育力学精神的艺术，中国文人感悟式的艺术是妩媚的。中国高级的妩媚境界中都渗透着孤、秃，孤而不绝、秃而不枯，是辅佐妩媚不甜俗的黄金分割“度”，这是中华道术的“而字诀”，譬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妩媚一词包含着对于女性和示好的双重歧视，然而，或者说因此，中国人是心喜妩媚的。中国人喜欢“和”，和了才“舒服”。中和之美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对仗押韵气韵生动等等心术法门都是在努力调教出一个妩媚的人生姿态与艺术规范来，也的确前赴后继蔚为大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北方的《诗》如此妩媚，南方的《骚》的作者披薜荔兮戴女萝，写着美人香草的故事，其妩媚到有人妄议屈原是女的。中国文人总把自己比作女人，是豁然的传中之统。

　　最动人的妩媚，是亲情自然流露的柔媚。比如鲁迅论证“无情未必真豪杰”时，所举的老虎时时回头看孩子的例子；爷爷对孙儿那一笑，胜过徐志摩发现的那一低首的温柔。亲情如良知，谁都不说自己缺少之。于是妩媚这种轻，以其“惠而不费”之好，成了最能拖住人的重。

　　如此种种，如此这般，形成了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的妩媚性。心喜妩媚，眷恋传统；眷恋传统，心喜妩媚。传统与现在互生共长、二而一。人们寻找传统是在找一种心安理得的眉目传情的优雅。妩媚是阴性的，阴性是个“因无用有”的空，——从最丑的一句“英雄难过美人关”到最美的一句“艺术是人的精神家园”，都刻画着人人、代代的填空运动。国民性的性征是媚性，傲骨人见人嫌，媚骨处处生春。这人人参与而成的传统，像种子、像气候、像土壤，培育了中国国民性之柔善、亲和；小苦难撒大娇，大苦难来了还能照样活着。如果只取一个人格标本来凸显本质，我取贾宝玉，脂砚斋说：“玉兄一生只是体贴功夫”，宝玉比肉欲主义的贾琏们妩媚，肉欲主义者们只办到了个“酷”。体贴就是“媚”，也是我们一向所说的中国的人文精神。

　　功利主义的中国人能把任何东西兵法化，妩媚自然有一串兵马俑：西施做间谍，昭君和了亲，貂蝉实现了连环计，杨玉环当了替罪羊。孟子怒斥不以正道辅佐君主的是在行“妾妇之道”，荀子教李斯他们“固宠术”，檄文声讨武则天“狐媚偏能惑主”的过来给武则天打了工，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文书像情书，最有效、使用率最高的谈判桌是酒桌。

　　要一口说尽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就是个：伺弄妩媚。从对花草的伺弄、金鱼京巴的豢养到老人修炼书法、在家修行，相逢开口笑，多磕头少说话，就是有胜负的划拳的发刊词是“哥俩好”。各种武侠文体最下功夫经营的从而也最感人的是大侠的妩媚：所谓的侠骨柔情箫与剑。剑是兵器中的妩媚者。春秋大刀、断魂枪、板斧都是杀人的家伙，唯剑有书卷气、装饰性，连贫寒的杜甫在自画像中还在标榜哀叹自己“书剑飘零”。太极拳如水银泻地般到处普及的魅力正在其妩媚。妩媚得不像拳术只是缓慢柔软的健美操。太极拳化劲的价值出妩媚，引得真正练家子竞折腰。中国的生活艺术，俗雅互渗、深浅交感，自妩媚人，说不得贤与不肖。然而，这种艺术渐行渐远了。全球化了全盘西化了后现代了“酷儿”了新生代了，这代人老了还会回来么？答案该用鲁迅回答祥林嫂的话了：大约也许未必竟然会的罢。

　　妩媚的反义词不是阳刚之类，而是混账。混账不妩媚，阳刚可以阳得妩刚得媚。妩媚的内里是慧和惠，能够自悦悦人。妩媚的反方向努力是超然，尤其是主动的弃绝，弃绝是为了与绝对者同一而离开相对的一切，滚滚红尘、兖兖诸公，能弃绝者凤毛麟角，最难弃绝的便是妩媚这条粘性隧道、给人子宫般的温暖与安全、还有它给人脚下有底的那种“轻”。妩媚是种轻松的苟化、或者说苟化出来了轻松的状态。妩媚是苟化的美、苟化得美。

　　妩媚的生产线是感觉，感觉因会生产妩媚而被人挂在嘴边，成了招摇的招牌。招牌式的妩媚成了妓女拉客的微笑，为了钱便不值钱。

　　责任编辑 章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