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敬泽在评价阎连科的写作时，称其是在“扛千斤之鼎”：“有的人写小说时像玩儿，有的人写小说像个农夫，阎连科则是力士，扛千斤之鼎。当然，一个把自己弄得去举重的小说家是不聪明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写小说的人通常是聪明人，聪明人不会去举千斤鼎，他们去追逐鹅毛。小说家昆德拉发明了一句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阎连科坚定地认为有些事物是实实在在的重，而且决心去承受和测量它如山的重量。”{1}读罢阎连科的小说，人人都能体会到其不容置疑的“抓地感”。我们知道，阎连科两脚站立在大地之上，所“扛”的千斤之鼎，实质上就是以文字为器，对大地和生命肩负着的一种承载和承诺。连科所要“承受和测量”的“重”，其实是以“庄严的写作”去坚韧地面对“没有尊严的生活”。有人说，小说和故事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技术性”，实则不然，我一直以为，决定作品以及作家写作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不是技术，而是内心的精神格局的大小，是你的写作是否为“庄严的写作”。这种“庄严的写作”就是在面对那些没有尊严的生活时，对世俗生活有自己庄严的认识，从世俗中写出庄严。因此，可以说，阎连科几十年来秉持的人文情怀和美学立场，就是“在世俗的生活中写人的庄严性”。表现生命的尊严，在连科的小说里，就成为他的文本永远大于故事的叙事伦理，因为，叙事伦理和尊严的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一生的追求，这也就使他成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写作的叛徒”。正因如此，写作对于阎连科，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我已经魂灵出血。”{2}的确，连科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是不平静的，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内心充满对人性、对人的命运的焦虑，强烈地表现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可以说，阎连科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存在是正面强攻的，他介入现实的欲望太强烈了。他要在自己的小说中找到心中的现实的结构，生活本身自有它自己的秩序，但他却执著地要梳理出内心的现实秩序，所以，他的小说不断地从现实、从生命真实向灵魂深度的真实抵近。这样，就使阎连科的文本形态显得日益与众不同。

　　其实，近二十年来，真正给阎连科的写作赢得重大影响和声誉的，是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上个世纪末，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令其引人瞩目，声名鹊起。这部小说运用了一种所谓“索源体”结构，让一个“单纯”的故事一下子变得异常丰富、坚硬起来。无疑，这也是一部令阎连科在创作上获得极大信心的作品，这是一部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和恐惧，也可以说，是把作者自身从叙述迷谷中解救出来的故事。通过这部小说，他似乎在竭力地创造一种新的文体结构，或者说，在一种新的小说理念和哲学理念的照耀下，让一个现实的故事被一种精神照亮，获得再生性的力量。而且，更主要的是，这部文本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体现出阎连科非凡的小说结构能力。而这种结构性力量，日后渐渐养成了他写作的内在精神气度，构成了日后他许多小说的血肉，或者是小说的内蕴和灵魂，成为后面一系列小说的精神纲要。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阎连科更加注重对小说文本结构的寻找和锤炼，将埋藏在内心多年的有关故乡历史及苦难的记忆整理出来，并且，激活了现实中处于沉睡状态的那部分生活。《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一路下来，阎连科似乎已经在自己制造的话语的狂风暴雨中“顺水推舟”，突飞猛进了。每一个不同的故事，都在这里被打造成有密度、有强度、有深度、有冲击力的隐喻性结构。在其间，阎连科像一个“荒原狼”，在他的文字里，也仿佛在人性的、精神的荒原上“狼奔豕突”。在阎连科这里，叙述不是一种“小资”式的所谓“知识分子”作家的绵绵絮语，不是仅仅站在同情和怜悯的立场上，去完成对阴郁的乡土生活及穷困、落后农民做那种隔靴搔痒的人道主义精神体恤和按摩，而是超越普泛的人道主义价值审美维度，超越俗世的价值观念，在写作中逐渐确立有新的意义和精神价值的“乡土经验”。因此，从这种视界出发，“耙耧山脉”在阎连科的笔下，开始慢慢地耸立起来。我们在这些文本里，看到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沉实的精神框架，或者说，这些文本为“耙耧山脉”树立起一个坚实、坚硬的骨骼。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骨骼后面，不仅永远站着一个人，一个“力士”，一个“角斗士”，也站着“耙耧山脉”这块土地上一位忠诚、孝顺的儿子。而且，他始终坚韧地树立着一种永恒的姿态，面对坚硬的存在、实有和虚妄、意义与空无，在略微阴郁、感伤的情境里，不断地挣脱出深切的矛盾，经受着残酷的心理折磨。因此，可以说，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最具情感担当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对人生和现实直面而无情的剖视，显示出他对时代深层结构细腻而掘进式的探寻，也凸现出他与众不同的叙述现实的勇气，以及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

　　那么，阎连科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文体，采用“短叙述”去描摹生活的时候，会怎样发挥他的“扛鼎之力”呢？又会有怎样的审美形态？在我以往对连科写作的分析中，曾坚信“阎连科写作的内驱力之一，他对现实的冷硬与荒寒之感，肯定会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美学、艺术形态。实际上，短篇小说的力量，短篇小说的内爆力、叙事气度和美学风貌，完全取决于文本承载故事、叙事内核的重量的大小。这个‘叙事内核，凝聚着作家在经验世界中提取、游离出的情感结晶，对现实、存在思索的力度，因此，它也必然是一种具有充足的个性光芒的生命咏叹，一幅别致又精致的审美图像。这个咏叹或者图像，在一个作家的叙事美学谱系里，必将成为他精神价值的趋向，贯穿其写作的始终，构成小说扑朔迷离的神奇景观。对于阎连科而言，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写作，是他一次次大规模的、对现实较为全面的整理或整合，这足以缓解他阅世的苦寂感、苍凉感和紧张的意绪。我还不清楚，阎连科在长篇小说写作的间隙里写作短篇小说，是一种写作情绪的调整，还是对某一个有叙事长度的文本的补充。我曾揣摩这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互文性价值追索，这种对存在世界‘横断面的‘窃取，让我们感受到阎连科目光的犀利、锐利和强悍。阎连科也一定笃信，短篇小说对现实和存在世界具有非凡的穿透力，它对于现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所构成的绝不是普通的压力，而是巨大的压强。这种‘压强，使文本呈现出深邃、驳杂、明暗不定、带着一股幽暗苦涩的形态，叙事‘坚硬并不如水，这也是我阅读阎连科小说时，总是感觉他的文本的‘骨感，往往大于美感的一个重要因素。”{3}因此，短篇小说之“轻”，在他的叙述里，也就愈加地厚重，愈发地浓烈，也锋芒毕现，锐意横生。

　　写于2012年的《黑猪毛 白猪毛》和2001年的《三棒槌》，就是阎连科表现命运凄苦、现实残酷的两个杰出短篇小说文本。无疑，这是两篇奇崛的小说，让我们在极为狭小的叙述空间和短暂的叙述时间里，体悟到生命的沉重和惨烈，令我们感到生活的光景直逼存在的真实面相，它深刻地演绎着贫穷和权力如何剥夺人的尊严，如何烧灼人的品格和灵魂。在《黑猪毛 白猪毛》里，我看到了一个倾尽了的心力，想帮助他的主人公在生活逼仄的缝隙里寻找生机和希望的作家，但这个作家又是如此的无奈，在现实、存在面前，竟然只能选择隐忍或激愤。这简直就是酷烈的叙述，几乎令人窒息。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与存在世界的真实图像，正发生着猛烈的撞击或者重叠一处。因此，当我读罢这篇小说的最后一行文字的时候，仿佛一下子就理解了阎连科在许多文字里所表现出的那种不可理喻的激愤。不同的是，这种将理性的力量包裹起来之后的冷峻，更让我们倍觉心碎。

　　小说里，一个镇长开车撞死了人，无论撞死了谁，都应该负担他理应负担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容置疑。但是，这个意外的事件，在这个小小的乡村，竟然成为许多人试图赖以改变生存境遇的一次重大机会。像是百年不遇一般，乡里的四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要去顶替镇长抵罪坐牢，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戴上镣铐。看似不可思议，其中却暗藏玄机。谁能取得镇长的恩宠、愉悦，就拥有了改善生存状态的可能。在这里，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慑力，它很可能会建立改变生活固有秩序和常态的新逻辑。很难想象，四个青壮年汉子，或者是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困苦折磨，想尽早摆脱每日缓缓升起的噩梦；或者是试图依靠镇长的权力讨要回自己被霸占的媳妇，一个完全可能通过正常法律通道解决的问题；或者为了解决自己弟弟的职业问题，绞尽脑汁寻找巴结镇长的机会。他们都不惜选择牺牲自己的自由和声誉，争先恐后地去代人受过，去蹲监，更不必说什么人的尊严。问题在于，这竟然成为求之不得的一件大事。鲁迅笔下有一群人“想做稳了奴隶而不得”，这里却有一群人为了基本生存想去坐牢而不得。召集人李屠户只能采取“抓阄”的方式，来抉择可以去顶罪的人选。主人公根宝，却没有那么“幸运”，没有得到可以为镇长消灾的那根“一寸长，发着光麦芒一样尖尖刺刺”的“黑猪毛”，但他最后辗转从另一位获得“顶罪权”的柱子手里，求取了这次宝贵的机会。我们以为，根宝成家娶妻的梦想可能就要变成现实，但阎连科再一次将现实残酷地推向这个可怜的孩子，使得根宝及一家人从希望的看台，坠入绝望的深渊，因为，被撞死者的家属没有追究镇长的过失和法律责任。

　　阎连科将这篇小说的叙述背景置放在一个村落的屠宰场：

　　根宝从村里出来，一听到屠案上红血淋淋的尖叫，身上抖了一下，像冷一样，可他很快就把自己控制住了，不再抖了。说到底，是杀猪，又不是杀人……赤背的李屠户正舀着清水往扇肉上浇洗，一瓢一瓢，泼上去，淋下来，红艳艳的血水流过一片水泥地，从一条水沟流到李家房后了。

　　屋外又有了一阵猪叫，粗厉而骇人，像山外火车道上的汽笛叫，只是比那汽笛短促些，也比那汽笛混杂些。夹杂有猪的喘息和人的乱哄哄的声音。这样过了一阵，便突然安静了。不消说是利刃从猪的脖下捅进脏腑了。

　　人与猪，人与畜，同在一个杀戮的“场所”，接受命运的裁决。作家的用意不言而喻。显然，荒诞的隐喻之境，潜伏着有关生命的寓意。阎连科叙写的这个外部世界的环境，立即让我们联想起鲁迅的名篇《药》，这篇我们虽已经读过数十年但仍然难忘的现代短篇小说经典，创造了一种二十世纪独有的现代中国沉重、抑郁、窒息的生存语境和叙事氛围。华老栓为儿子买下的饱蘸“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那血色的殷红，虽在他手中早已渐渐褪去，但仍然映照出人心的残酷、无色与坚硬。我们在内里所看到的，是一个有良知、有疼痛感的作家，对人生和存在世相无情的剖视。困顿、灰冷的生存样态，就像是一个“无声中国”的缩影。而今，鲁迅半个多世纪前所描绘的存在，竟依然存在。这时，我感觉，阎连科的文字与鲁迅彼此异常相近。

　　剩下的就是李屠夫指挥着说把这头抬去煺毛、把那头挂起来开膛的指令声，还有人们这条肥、那条瘦的议论声。屋子里有些热。忙着挣钱的李屠户，顾不上进来指着哪个人说令一句，喂，你去替镇长顶个罪，再指着剩下的，说你们三个就算了那样的话。也许，李屠户并不知该把这样一件好事留给谁，所以他才只顾杀猪，不管屋里的根宝、柱子、瘸子和李庆。屠户的媳妇和孩娃们都在楼上看电视，从电视机中传来的武打声像从房顶落下的砖头和瓦片。根宝抬头朝天花板上看了看，其余三个人也都跟着抬头看了看。

　　李庆说，半夜了。

　　柱子说，着急了你先走。

　　李庆说，我不急，等到天亮我也等。

　　这是几个想去顶罪的“候选人”，在深夜等候李屠夫裁定的情形。即使是一个替人坐牢的“机会”，竟然也是如此地煎熬人。此刻的李屠夫就像是他们的大救星，掌握着可以改变他们中一个人命运的权力。“时间如牛蹄一样一踢一踏走过去。夜已经深得如一眼干枯无底的井。他们就这么干干坐熬着。”最后他们在煎熬中等来的是一个“抓阄”的选择。当柱子幸运地抓到了可能改变命运的那根“黑猪毛”时，我以为这个荒诞的生存游戏会戛然而止了，但是阎连科似乎还要继续让命运再次作弄根宝，以苛刻地展示他的“不幸运”。于是，叙述不露声色地继续“延异”下去，开始将根宝整个生存状态进行“着色”。这时，短篇小说的“紧”，被叙述时间和情节的缓慢“压榨”得更加令人窒息。

　　家里，根宝的父母已经兴奋得一夜不睡，正为他准备行囊，仿佛他俨然已经是一个即将出征的英雄；东邻的嫂子来提亲了，说在他坐牢出来之后，嫂子那刚刚与丈夫离异的表妹，立刻就与他成亲。根宝只好为了实现这个寄寓着全家期盼的梦想，上门去给获得“顶罪权”的柱子下跪求助，以获得这个难得的机遇。人们心里都清楚，所有这一切的欣喜，都是因为根宝将要为镇长去顶罪。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至令人顶礼膜拜，它又像无形的、黑色的手掌，或者巨大的网笼罩人心。无疑，它已成为沉淀并压迫在人们心上的一座坟墓。

　　最终，根宝的“梦”，却意外地没有机会实现了。被轧死的那家父母非常“通情达理”，“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就完啦——”。这个小说，表面上没有刻画人物任何心理的挣扎过程，但却写出了一种业已霉烂和腐朽的悲壮，我能强烈地感觉到，沉重的叙述，在字里行间艰涩地前行。我不得不惊叹阎连科的残酷叙述。人性的善恶，生命的卑贱和尊严，丧失与找回，都在俗世的纠缠中被清晰地洞见与呈现出来。在耙耧山脉，有血有肉的男人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时的凄苦、无奈、穷困潦倒尽显无遗。我想，阎连科在小说里想表现的，绝不仅仅是人性面对落后和贫困时的“低贱”，而是在苦难、残酷生存状态的人心沙漠上，小人物的羸弱、无助和艰涩，以及乡村底层对权力的恐惧，导致人的生命主体庄严、尊严的丧失，这些，都在作品中尽显无遗。这个小说虽然只是万把字的短篇，结构简洁而不繁复，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但人物的工笔细画，与情节的跌宕流转，在此间构成愁肠百结的空间张力，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推动小说叙述的动力，则是阎连科在生存、生命的绝境里，逼视、测量人承受苦难和压力的限度，以及拷问、书写生活的勇气。

　　我在另一篇关于阎连科的文字里曾经表述过，“作家没有显示任何救赎的姿态和悲愤的情怀，但平静、不露声色的艰涩叙述，仿佛要挤干虚构的水分，具有撼人心魄的震慑力，它倔强地挑战着我们的阅读。我们所看到的，是残酷，残酷，还是残酷；凄苦，凄苦，还是凄苦。这么多的人，像是被拴在一个无奈的绳索上面，都朝向一个必然没有出路的入口蜂拥而至，执拗地坚信那其中一定有一个实现梦想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实际上就是寻觅一个基本的生存可能性。生活如洪荒、沙漠般的寂寥，无边无际，阴影如阴霾令人瞠目，它继续吞噬着那些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希望。”{4}有时，现实的秩序，还可能改变生命的基本伦理，令生命的颜色发生变异，就如同猪毛的颜色，蕴藉着强大的宿命的成分。应该说，是残酷、困窘的现实，改变了生命的颜色。存在世界的荒诞悖谬，颠倒黑白、不可思议的人性变异，将阎连科的“残酷美学”“苦难美学”推到了极致。

　　另一个短篇《三棒槌》，与《黑猪毛 白猪毛》的叙述意旨非常接近。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更像是后者的续篇。我开始时在想，对于后者，我们在文本里，为什么竟然丝毫没有对现实苦难的悉心追问：生活为什么会沦入如此这般的磨难？也许，无需梳理，我们就清楚了：混沌的空间和木讷的人群，人们的生活就是为了生存而挣扎。那么，人之为人，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苟活？倘若如此，这些飘荡、游弋在乡村的灵魂怎样才能安妥？在中国，一代代人生活过的乡村貌似日渐变动不羁，其实，旧乡村有意味的传统和文化，正在被所谓新的人性欲望吞噬，底色消失殆尽的时候，许多人几乎堕入动物般的生存境地。人即使发展出极为丰富的感受能力，但也只是为了嘴巴和胃囊在一个基本层面奔波，或兴奋或悲愁。当那个刘根宝无力、无意挣脱生活和命运的设定，任凭日子无奈、无尽地流淌时，《三棒槌》里的石根子本能的冲动，似乎煽动起某种并不清醒的自觉，怒发冲冠，訇然咆哮起来。他对长年霸占自己妻子，欺辱自己到牙齿的李蟒，决绝地做了“一次性”的“了断”。表面上看，石根子的这次“了断”，似乎是一个男人在长期被羞辱状态下的火山式爆发，实际上，这个事件的表象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力量在“怂恿”石根子制造这样一次壮举，也就是说，这是一件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对于乡间恶霸李蟒，就连弱小的孩娃，也会把可以致人死命的棒槌悄悄地移至石根子的身边，给他提供复仇的便利。石根子打死李蟒后接受法官审问时，法官也在提审中甚至多次暗示石根子，希望他能修改自己的供词，想竭力帮助他减轻罪责。同样，对石根子奋力一击所获得的最后尊严，无论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充满理性的法官，还是曾对石根子“怒其不争”的妻子，都因为他终于男人般地挺起了胸膛，给予了符合人性的支持、理解和爱护。石根子从一种自虐、自贱、自卑式的隐忍，到火山喷发式的爆裂，其间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阵痛和折磨，在极限处生发出不可遏制的抗拒，一切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这个复仇的故事，看上去丝毫也不张扬，人物的命运和可能性，都不是通过性格和外力透露，而是内敛地渗透出一种无穷的膂力，这种力，是外力捆绑、压抑生命时，囚禁所产生的一泻千里、不可阻止的反作用力。人物的内心，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在几近崩溃的时候，人的生命本质，或者说人的品质的“另一面”就破茧而出。也许，对于石根子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极其短暂的时光中，他的男人的举止，才真正接近了性格最真实的一面。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和结构的多层面，体现为人的性格是多极对立又统一的系统，这在石根子身上得到切实的演绎。余华谈到自己创作时曾经说过，“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如果只注意性格，就会妨碍作家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复杂层面。那么，石根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我甚至想，这是否是石根子的一种非自觉的“本能”冲动？如果是这样，作家及其叙述的意义将不复存在。作家在呈现生命的“细碎”，捕捉最真实的内在形态时，需要表现什么？怎样表现？导演伍迪·艾伦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有两种，一种是可怕的，一种是悲惨的。”显然，阎连科让人物选择了“可怕的”方式来体会、考验自己的“本质力量”，而暴力充当了更悲惨命运的吊诡的途径，让我们循着苍凉、凄苦的路径，遁入了权力恐惧和人性黑暗的渊薮。这是令人窒息和苦涩的结局，它恰恰产生于找回生命尊严的途中。生命的颜色，也许会由此而发生改变。可以说，《三棒槌》是一篇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小说，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场景，表现出对一个闭塞乡村空间里现实深刻的反思和反讽。它与《黑猪毛 白猪毛》一样，都是一曲没有歌哭的歌哭，一切生命的存在，都在鲜活中沉积出死寂，在摆脱苦难中又被苦难所囚禁，“为了爱而弃爱，为了活而苦活，为了生而逆生”，“荒凉与贫寒无所不在，人与人，吃与被吃，扭在一起。”{5}存在是喧嚣的，是逼仄的，更是灰颓的。

　　此前，我的的确确很少在其他当代作家的文本里，看到过这样令人心痛、令人心碎、充满隐忍的文字。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乡土经验、认知价值，而且，文本所呈示的这个世界的大量令人惊骇的图像，是那么令我们恐惧，令我们沉重。蕴藏其间的鲜活而冷峻的生活气息，生命、宿命的回徨，很难让我们陡增直面现实、反抗绝望的勇气，文字里丝丝缕缕渗透出来的，除了惊悚，还是惊悚。因为，在阎连科所感知、表现的苦难的世界里，人心是空虚的和恐惧的。正如王尧所说：“阎连科让我们听到了魂灵滴血的声响。”

　　三

　　小说写作，曾被阎连科喻为是“直面现实，其实就是作家拿头撞墙的艺术”。阎连科“撞墙”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他想要撞什么样的墙？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对阎连科的阅读中我渐渐清楚，阎连科是以自己真诚的心在奋力地撞“生活的心”，撞击现实的冷硬与荒寒。这种姿态，似乎也决定了他写作的叙事方式和精神的基本取向。我在与阎连科探讨小说叙述和现实之间关系时，曾谈到阎连科叙事的“急促”和结构的“坚硬”。这种情形，后来也不断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我觉得，像阎连科这样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结构里，应该会对生活材料做另一种有别于长篇的处理，尤其是在表现存在世界矛盾和焦虑时，会放缓叙述节奏，没有想到的是，他始终用力强劲、威猛、严苛，甚至一往直前。如何处理写作中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作家如何把握“紧之度”，就成为深入地考量阎连科写作一个最大的“变数”。阎连科渴望他的人物摆脱苦难和死亡的厄运，渴望将他们从苦难和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种诉求，使得阎连科将想象力推至“逼真”的极限，用直觉填满生活的空缺，让生活的材料真正地具有生活的气息。进一步说，这种诉求，实在是源于阎连科最内在、最柔软的心灵。他非常推崇中外两位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他曾在阐释他的“神实主义”理论时，引用刘再复、刘剑梅的论述以为自勉：

　　这两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虽然信仰不同，但都有一颗人世间最柔和、最善良、最仁慈的伟大心灵。这是任何知识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心灵。这两颗都是极为敏感，尤其是对人间苦难都极为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难抓住了灵魂，曹雪芹也被苦难抓住了灵魂。只是他们一个倾向于拥抱苦难，一个倾向于超越苦难。这两位天才的眼里都充满了眼泪，无论是感激的眼泪，还是感伤的眼泪，都是浓浓的大悲悯的爱的眼泪。他们两人造成了两座世界文学的高峰，风格不同，但都告诉我们：创造大文学作品，无论守持什么立场和“主义”，都应当拥有大爱与大悲悯精神。一切千古绝唱，首先是心灵情感深处大爱的绝响。{6}

　　可以想见，阎连科的“精神基座”和“灵魂底线”，就是以大悲悯之心，或拥抱生命，或超越苦难。这也是阎连科作品之所以具有强大心灵力量和内暴力的重要因素。

　　后来，阎连科又明确、高调地提出自己的写作理念，或者说，写作宣言和“文学纲领”——“神实主义”，我想，这一定是阎连科作为一位乐于“直面现实”的作家，在处理与现实，与文学关系时，一种决绝的、与众不同的选择。阎连科非常清楚，他所直面的不仅是生活的苦难，人性的乖张，主要的是笼罩生活和人物命运的存在的“结构性”荒诞。阎连科笃信，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他崇尚马尔克斯“一切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现实的再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所以，在连科看来，好的小说必定是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再现”蕴藉着作家的叙述功力。好的小说都是有神性的，也就是有精神和崇高品质的。文本的精神维度、情感维度，决定一个作家写作的层次和境界。爱，是阎连科表现底层生命的日常生存状况的出发点，这也是他的作品始终葆有生命激情和强烈现实感的关键。

　　尽管，近些年来，阎连科是当代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但是“并不是因为他有争议才引起了读者的关注。阎连科是以他对中原父老乡亲苦难的拳拳之心，对历史和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有原则的揭露，才赢得读者的尊敬”{7}。孙郁也概括阎连科的写作“在源头上颠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石。这里折射着生命体验的结晶和阅读的经验”。{8}

　　可以说，在阎连科的创作中，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我们都会感到阎连科文本结构及其内核的“坚硬”质地和柔软内心。特别是，“坚硬如水”的叙述中，蕴藉着深度的灵魂真实，描摹出他“神实主义”的“人体结构”，以此，不断地叙写着他心灵和情感深处大爱的绝响，继续着他创造性的表现。

　　注释：

　　①李敬泽《扛千斤之鼎》，阎连科《三棒槌·印象记》，第379页，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②阎连科《魂灵滴血的声响》，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一期。

　　③④张学昕《骨骼里树立着永恒的姿态》，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五期。

　　⑤孙郁《日光下的魔影》，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五期。

　　⑥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第23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⑦陈思和《第七届花踪文学奖得主阎连科的授奖词》，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五期。

　　⑧孙郁《阎连科的“神实主义”》，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五期。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