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东

　　山庄初记

　　记得前几年有过一本著名的《城记》，记述北京城的变迁，唤起无数对老北京城的记忆，引起一片叹息甚至愤怒。承德山城因避暑山庄成为清代的夏都或曰“第二京都”“塞外京都”，情况与北京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在“地球上几乎没有剩余的空间——整个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城市”。（俄国作家雅科夫·奥库涅夫语）的今天，它依然给人以特立独行的感觉。

　　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和城市，不管是成为遗迹的还是仍在利用的，大都与权势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古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皇帝和君主、最高统帅和教皇、大主教才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艺术人才，得以建造规模浩大的建筑，虽然许多这样的建筑和城市因为具有美学价值而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但我们不应忘记其历史渊源。

　　皇亲贵族同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为自己建造一座又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但一般是为了表现其威严和世俗的目的。承德避暑山庄的建造也不例外，我将另文细说它与康熙和乾隆的关系。

　　从地理与历史进程看，承德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但由于游牧在这里的一个个民族，给这块土地留下的足迹飘忽不定，因而不能及早给我们一个城市，使我们感觉到它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巨大力量。

　　承德南部是燕山山脉，北面是内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俗称“坝上”），东有七老图山，西有大马群山，地形起伏为低山丘陵区，地貌的特征是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高高的赛尔达巴罕（塞罕坝蒙译音即美丽的坝），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了西伯利亚寒流的侵入，使得承德盆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动植物繁多。承德虽比北京只相差一个纬度，即北纬40-41°之间，但海拔相差三百公尺，所以，承德天高气爽，夏季清凉，为先民们创造了非常理想的劳动、生养、休息的环境。在千川百汇的大小河流中，以滦河为主流，其支流闪电河、小滦河、伊逊河、武列河等，润泽着这片土地，孕育着它的文明。

　　滦河是中国北方一条古老的河流。考古发现，六千多年前，滦河岸边就出现了成组的“史前维纳斯”石雕，由此学术界有了一个新提法：“滦河，就像长江、黄河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对承德的历史文化意义重大。有历史学家甚至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因此应当重写。

　　滦河的源头在承德的坝上草原——木兰围场，那是清代皇家秋狝之地，而避暑山庄位于滦河水浒。

　　早在四万多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先民，就在今承德市鹰手营子镇东约1.5公里的柳河右岸，一处名为“四方洞”的地方留下了洞穴遗址，从中发现了大量的打制石器，还有食用过的动物遗骨。我父亲和我侄子，亦曾在承德另一条河流——横河岸边，发现过研磨器、蚌镰和绳纹陶等文物，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专家孙德海先生鉴定，属于夏家店文化遗存，有幸被我收藏。

　　在燕山以北，西喇木伦河流域存在着与中原仰韶文化相近而又有别于仰韶文化内涵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这里除了有自身特点的细石器文化的镞、锥、刮削器、尖头窄柄的石器、泥制红陶小罐、直简陶钵、之字纹夹砂褐陶罐以外，同样保存着彩陶文化。物质的文明反映了这个区域的经济状况，除了畜牧业和狩猎外，还有原始的农业，这些文化内涵在承德及其周围都有发现，而围场下伙房出土的玉环、玉猪龙反映了红山文化最高艺术水平。

　　夏商时代在甲骨文中已有了关于承德的记载。甲骨文中有“土方”二字，据郭沫若考证，“土方”距安阳北一千公里，这个地方是燕山以北，今河北省的北部承德、辽宁省南部的朝阳一带。这个“土方”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经常和周围部落发生战争，同时有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诗经·商颂·玄鸟》开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追溯了商之始祖的诞生，即“玄鸟生商”的传说。商的始祖叫契，生活在燕山地区今滦河支流玄丘水（今青龙河），他们以燕子为图腾，燕山因此得名。“土方”以外，《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文献记载北方与夏商的关系亲密，就目前在承德发现的一些文物可以说明问题。反映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许多地方与商人有相似之处，如出土大量的彩绘陶器，其纹饰绘有云雪纹的窄档鬲和商人的青铜器相比有近似之处。

　　殷周时代，山戎、东胡人赶着牛羊在这里游牧，而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则从西汉到隋唐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先后充当着这片山地的牧主，到了契丹建立辽王朝之后，这片山地才明确为中京道泽州的滦河县及北安州辖地。忽必烈建元王朝后，这里属元朝的上都路。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情况有了变化。1702年，康熙，这位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的后人，乘马“阅河隗”，行到热河上营（即今承德市）“访问村老”，一眼就看中了“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的优越自然条件，一眼就看中了绝佳风水。此时清朝入关已经六十年，康熙已经相当熟悉汉民族文化。我曾多次设想康熙大脑中的风水术，想象他眼前忽闪的汉字。文字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是世界性的，汉字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占有的地位更是非常特殊的。文字的发展过程是从象形开始，然后演变为形意的结合与形声的组合，最后变成声音的符。在风水术里，有很多观念，表面上来自观察山水的形状，也就是风水学所谓的“形家”，看山的样子，看水的样子，然后产生一个联想。这可能与汉字有很大关系，风水先生是把山水当文字看的。如果康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什么呢？是符号。看到山水符号的时候，他就有想法了，想法是直接从“形”来的：你看，那个山是什么样子，水又是什么样子，是龙，是凤，是金木水火土，接着他就告诉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从山水的形状与文字符号联系产生的，是一种通过假借获得的价值判断。

　　1703年，在看过风水之后，康熙着手创建热河行宫，有了避暑山庄这个纪念碑式的建筑，承德在成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成为清代第二个文化中心。

　　与避暑山庄同期，英国建造了白金汉宫，俄罗斯打造了圣彼得堡。

　　与宫殿不同，城市的发展是由多方面的人的欲望所决定的。城，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的背后是经济利益。三百年前，避暑山庄初建时，此地不过是一个小山村，随着山庄开工，工匠云集，人口多起来；山庄建成之后，大小官员陪王伴驾，各行各业随之兴盛，山城有了一定模样，虽然建制不低，是个省级架子，人口仍然有限。

　　时至今日，承德山城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放大的山庄。

　　当初皇上“自然天成地就势”，只想在这儿建个山庄，没想把此地变成大城。群山环抱，能盖房子建庙的地方就那么多，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就占了一大半儿。

　　避暑山庄至今发挥着建筑和城市的作用。这些建筑由于三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利用和特别的地理位置而保存下来。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被冯玉祥请出皇宫之后，避暑山庄似乎比北京故宫要热闹得多，中国的军队多次进进出出，热河省主席即原热河都统汤玉麟以这里为家，架一台日本造的小发电机，嘣嘣响着让几个忽忽啦啦的灯泡儿把山庄照亮。汤玉麟跑了，日本侵略者来了，在里边修靶场改仓库……山庄里有个畅远楼，是乾隆帝给他的祖母建的，后来一度变成招待所，专接待各级官员。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人从里边背着柴捆出来，有人用自行车驮着白菜进去，避暑山庄成了一个大杂院。因为用，有时过度，它曾经失去本来面目，就连内午门前的一对铜狮子也伤痕累累，却没有成为废墟。

　　避暑山庄幸存下来成为“不动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承德跟别的城市不一样，这个城市从来没打过仗，民间的说法是热河化冰（兵），实则因为另一个地理原因，在兵家看来，此地不便于攻，也不能守。

　　避暑山庄这一纪念性建筑不得不让位于庞然大物，是这几年的事，由于地产商盲目开发，避暑山庄南面和东面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建筑变种。说政府监管不力官员们肯定特别委屈，山城，山城，山庄就是城，就这么大个地儿，你让老百姓往哪儿去啊。

　　是啊，总不能都到避暑山庄里去，尽管它看上去那依然像是山城的主体。

　　到山城走走，尤其到山庄走走，你会发现它是那么古朴，即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不相信它确实古朴，乍一看也会把它当成一个仿古影视基地。就在我写此文之时，收到老前辈郭秋良先生刚刚发表在《十月》杂志的长篇散文《永远的避暑山庄》，他描述说：“进得山庄，导游会首先告诉你，这里曾拍摄过《马可·波罗》《知音》《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懿贵妃》《还珠格格》《七个梦》等几十部影视剧。说是夸耀这个山庄也好，说是展示自己的行业才情也可，反正不可少的节目是得把你带进沧浪屿，用手中的小旗一指那水上建筑：这就是小凤仙给蔡锷将军弹唱“高山流水觅知音”的那座楼；又把他们带到烟雨楼，举起扩音喇叭就说：“这就是小燕子的漱芳斋……”这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混淆起来的解说，使人顷刻之间就变得兴奋起来，原在后边的拼力挤到前边，眼睛瞪大了，声音抬高了，争着发问：“小燕子是怎么倒飞到楼顶上去的？赵薇会轻功吗？”“你和赵薇合影了吗？她架子大不大？”……这时，导游小姐们的情绪总是处于极佳状态，和蔼可亲地一一回答。外地人羡慕地说出精辟的结论：“承德小姐见过世面，真有福气。”当此之时，她们更是脸上笑成一朵灿烂的花。

　　这也是奇迹。当年康熙在《御制避暑山庄记》里说，在避暑山庄“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作为亚宫廷文化的典型，没有让康熙失望，也给后现代的粉丝们带来了快乐。

　　托大山庄的福吧，我的小小山城。

　　山庄缔造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身为内阁大学士的张玉书有幸奉旨游览了避暑山庄后苑，赏心悦目的景致让他惊诧不已。他在撰写《扈从赐游记》时，妙笔生花，说是“宇内山林无此奇胜，宇内园亭无此宏旷”。“谓之画境可，谓之诗境亦可”。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语言苍白无力，留下一声叹息：“胜概不可殚述。”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蒙大清高宗皇帝恩允，在避暑山庄参观了四天，临了他说：“从来没见过布置得这么美的花园！”

　　这是在避暑山庄肇建之初和经营盛期，中外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欣赏眼光的人，给予避暑山庄的颂辞，可谓异口同声，足见山庄之魅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说它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一点不用夸张。

　　园林之美，首在相地选址。避暑山庄自然条件的优越，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中写道：

　　胜境山灵秘，昌时造物贻。

　　土木原非亟，山川已献奇。

　　避暑山庄的自然原型有武烈河水系的湖、洲、草原，有卓立的锤峰，逶迤的山峦、谷地、沟壑、森林，水环山抱，峰回泉流，地貌复杂，景观奇异。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几乎已经接近了理想的艺术境界，再加上完美的规划立意，只有天堂可比。

　　康熙帝在避暑山庄的谋篇布局上煞费苦心，他的孙子乾隆帝则不仅对避暑山庄进行了有度扩建，而且在山庄外围陆续营建了十座大型皇家寺庙，加上康熙在位构建的溥仁、溥善二寺，对山庄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匠心独运，进一步深化了山庄所蕴涵的向心统一的主题。

　　避暑山庄蕴涵着政治、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天才构思，在古往今来众多的园林中可谓独步。有独具慧眼者，甚至看出山庄从地貌特征和景观配置上颇似锦绣中华的缩影。

　　以现代人优越的交通条件，从北京到承德，实在不能说远，京承高速公路开通后，两个小时的车程而已。而在清代，这个距离是可以叫做“遥远”的。为什么清王朝要在远离京师的热河兴建这样一座天堂宫苑呢？

　　同样的问题在二百年前就提出过。乾隆时期访问过热河的朝鲜使者朴趾源就曾百思不得其解：“热河长城荒僻之地，天子何苦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

　　“可以玩精神，可以供吟嘱。”这是乾隆的答对。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行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读避暑山庄，寻找这山这水这古建筑所代表的文化价值，首先要了解山庄肇建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了解其主人的人生。以此为出发点，才可能把握它的脉搏，领悟它的精神。

　　在塞外的热河，以融合为主题，宇内一统为目的的园林及宗教寺院的营建，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的喀喇河屯行宫开始，至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形成而达到极盛。

　　说避暑山庄，一定得先从喀喇河屯离宫说起。

　　因避暑而两地移住乃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传统习俗。为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制约，清朝皇帝先辈世居东北，入关之初，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造成了对气候的不适应，避暑和狩猎问题需要解决。环顾北京城周围，由于长期开发，已经没有这种避暑狩猎的处所了。南为平原，天空越来越低，越走越闷热；西山人文景观林立，且不宜走马；北郊是明陵禁地，胆敢开辟；可开拓者，惟有东北方向。

　　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谕：“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夏日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今拟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造城新增钱粮，加派于直隶、山西、山东、浙江、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共二百四十余万两。”这座避暑小城，即喀喇河屯离宫。

　　喀喇河屯为蒙古语，汉译黑城，位于今承德市区西二十公里，滦河岸边。其地理位置颇为重要，是进入蒙古及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要冲，亦可水路往来。

　　由于多尔衮英年早逝，喀喇河屯离宫的建造未及竣工便被迫停止。直至1677年，康熙皇帝再次关注了这个塞外小城，决定重修，用来召见和安抚蒙古王公大臣，以稳定北方，腾出精力处理南方三藩事务。

　　康熙此时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了，耐得住北京的炎热，选择出塞避暑，只是由头，但让喀喇河屯离宫从图纸落到了地上。

　　当年，张玉书奉旨游喀喇河屯离宫时也作了游记，是这样描述的：

　　二十七日有旨，命从满大臣等游观后苑。从西旁门入，经一大轩，额曰“松壑清越”。登山至一佛寺，为慈云大士阁，有藏经在焉。佛像及供器皆与外制者不同。出阁经一轩，曰泉萝幽映。度浮桥北行，桥下为滦水，从西来分为支河引入苑内，河中鱼至多。又行至行殿前，面山临流，山石嶙峋耸削，上建二亭，即所谓小金山者。时同翰林诸臣于殿旁选石而坐，赐有蒲席坐垫。少顷，赐食五器，各饱饫毕，度桥登山。内侍导行，上遥望，谕曰：“可随意遍观，勿拘行迹。”因历览前后二亭。前一亭规制与金山之留云亭仿佛，联云：“丹地平陵，霁夕月悬高阁；灵池不凿，雨时云起澄潭。”可以想见胜概。后一小亭绝类金山吞海亭，且相望一大石在河中流，与善财石无别。此小金山所由名也。徘徊久之，江天风景，宛然在目。因对诸臣言，不意身在塞外，复游故山，真人生之希遇也。诸臣相顾感叹。既下，循长堤而行，观金莲花数亩，色正黄，弥望奇英焕烂，自压诸花之上。其他野卉不知名者不可胜纪。回至行殿前，内侍导从殿左行，所历多佳胜。度浮桥而南，至一别殿，额曰“寄云涵碧”，四面皆垂帘，旷览无际，所列异花最盛。转至水次登舟，绝滦水而渡伊苏河水。水中有大洲，上有轩，额曰“烟月清真”，联曰：“山林依石濑，溪谷润清波。”去轩数十步，有亭曰“积翠”，联曰：“垂钓有深意，望山多远情。”南有小亭曰：“碧玉”。自此登舟，复渡至滦水，乃登岸，同诸臣至直庐谢恩。

　　喀喇河屯离宫的建造，在功能上兼顾了避暑和治政理朝。这一目的延续直接体现在随后兴建的避暑山庄上，包括“避暑山庄”这一命名，只是避暑山庄的治政功能更为强大和完备。

　　据说避暑山庄乃喀喇河屯离宫投胎而来，其布局与喀喇河屯离宫是极为相似的，这个“据说”，是专家的说法。

　　喀喇河屯离宫的园林以江南园林为模仿对象，追求江南水乡的意境。在同一主创人康熙的指导下，这些创意被以后的避暑山庄全面地继承了下来。

　　自每岁由皇帝亲自带队出塞至木兰围场秋狝成为国家重要定制之后，沿途临时驻跸必不可少。早期行围路线不大固定，临时驻跸多支搭行幄以供住宿。

　　随着木兰秋狝的正规和壮大，以及理政接见等政治活动的增加，人口和行幄车仗剧增，喀喇河屯离宫已不能适应，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始，经过行围沿路的全面勘查，康熙皇帝决心在塞外营造一个系列的、完整的、更适用于塞外行围，同时兼有理朝、避暑功能的以热河为中心的行宫群体。于是在康熙四十一年以后的几年里，从密云到热河，塞外沿途陆续出现了十几座行宫。

　　热河上营行宫是其中的一座，为避暑山庄的前身，确切始建年代没有记载，根据专家推论，应是文献记载中避暑山庄的始建时间，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避暑山庄在十八世纪初至世纪末近百年的时间里，经康熙、乾隆两朝刻意经营，几经扩建和改造形成规模。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热河上营行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三个大的阶段，与此同时，在“神道何妨权设教”和“何分东土西天、倩她妆点名园”思想的推动下，周围的皇家寺庙也应运而生。

　　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文献将热河上营改称热河行宫，延续用名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这说明此前通过不断营建，行宫又具新的规模。在随后几年中，康熙帝对热河行宫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扩建，形成了避暑山庄。

　　康熙五十年（1711年）避暑山庄的基本格局已定，宫殿区的建筑大量增加，标志着正宫部分的建筑布局正式形成。清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正式移到了宫殿区。宫殿区的正式启用，反映了清帝对这座行宫经营理念的重大变化。这一年，康熙对“园林胜境，总观细赏”，正式为其题定“避暑山庄”，同时为抒发情怀，寄托志趣，遴选三十六景，御书题名。

　　康熙三十六景均为四字题名，它们分别是：

　　烟波致爽、芝径云堤、无暑清凉、延薰山馆、水芳岩秀、万壑松风、松鹤清越、云山胜地、四面云山、北枕双峰、西岭晨霞、锤峰落照、南山积雪、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风泉清听、濠濮间想、天宇咸畅、暖溜暄波、泉源石壁、青枫绿屿、莺啭乔木、香远益清、金莲映日、远近泉声、云帆月舫、芳渚临流、云容水态、澄泉绕石、澄波叠翠、石矶观鱼、镜水云岑、双湖夹镜、长虹饮练、甫田丛樾、水流云在。

　　从康熙晚期对避暑山庄的营建不多猜度，在康熙帝的心目中，避暑山庄的建造已基本完成。

　　但避暑山庄的偌大自然空间显然为有作为的后代子孙提供了机会。乾隆帝以自己的智慧和对祖父的理解、继承，在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又进行了规模上绝不逊于其祖父的、历时五十年的营建活动。

　　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湖区和平原区的扩建基本完成。这时的避暑山庄，跑马与泛舟、耕种与渔猎、祭礼与欢宴，多种文化与活动融汇在一起，体现了包容一切的胸怀和气魄。乾隆按照自己的思路，也题写了三十六景：

　　丽正门、勤政殿、松鹤斋、如意湖、青雀舫、绮望楼、驯鹿坡、水心榭、颐志堂、畅远台、静好堂、冷香亭、采菱渡、观莲所、清晖亭、般若相、沧浪屿、一片云、萍香泮、万树园、试马埭、嘉树轩、乐成阁、宿云檐、澄观斋、翠云岩、罨画窗、凌太虚、千尺雪、宁静斋、玉琴轩、临芳墅、知鱼矶、涌翠岩、素尚斋、永恬居。

　　避暑山庄从三十六景发展成为七十二景。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为纪念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在避暑山庄外北侧开始建造规模巨大的普宁寺，使山庄的建造一度停止。

　　经过了康、雍、乾三世，到嘉庆帝继位，辽阔的北方安定下来，避暑山庄的作用不再那么明显，其政治功能变得可有可无，避暑功能也随着族人对北京气候的完全适应而失去意义，从此避暑山庄再也没有任何的修建和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木兰行围的练兵祖制渐渐流于形式。至道光帝，便索性免除了鞍马劳顿，基本结束了避暑山庄的历史使命。

　　至于1860年咸丰皇帝莅临避暑山庄，则完全由于一个意外，英法联军对京城的进逼，使他逃难至此。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唯一的政治活动，是签署了割让香港的《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与康熙、乾隆当年为实现国家一统而建造避暑山庄的初衷，背道而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1994年经考察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群后认为，避暑山庄是集东方哲学思想之大成的优秀皇家园林（例如为政以德、中庸之道、清静无为、宁静致远、天人合一等等）。1994年12月25日，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山庄又记

　　祖祖辈辈生活在避暑山庄的外面，在雾灵山上六千尺青峰之上远远地望着它模糊的身影，把它想象成天堂。

　　当山庄的大门蓦然打开，捏着门票探头探脑的我朝里一望，一切都是陌生的，置身其中，似乎仍然只能想象它，并不能真正进入它，因为众多真实的意图已经被它的主人带走了，细节也已经随风而去。

　　拥有年票的百姓，天天到山庄里来，妄图对避暑山庄进行整体描绘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总是被限制在同视力范围相称的空间里。我看到了一个景致，它的美丽刚要打动我，转眼又是新的景致，应接不暇。

　　我妄图靠想象力接近肇建者的意图，深入他的梦想。而一个皇帝的思想和梦想，是否如我一样恍兮惚兮？即使我的前生是一个三百年前的工头，一一见证了建造它的细节，能否了解那些细节的来头？

　　“先后布置，皆由圣心指点而成。未成之时，人不知其绝胜；既成之后，则皆以为不可易也。”作为亲历者，张玉书的说法是很滑头的，看似有他的道理，实为讨皇上喜欢。皇上英明，圣心指点，梦境一旦具体化，就是美轮美奂，就是千秋绝胜。

　　其实皇上是可以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的，过程是皇帝需要考虑的吗？对他，没有什么比结果更重要。顶多发个话就行，一句顶一万句。可是从相地选址开始，康熙愣是花费了那么多心思，那么忙活，甚至亲自骑马踏斟，最终拍板选中这“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的要地。

　　说避暑山庄处于要地，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持续地回首，弯下腰来看那些历史的脚印，才看出一些门道：著名的“多伦会盟”是在这附近举行的；清朝北上使团与沙俄南下使团都经过这儿，进行划分中俄边界的谈判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制定；十万清军大败厄鲁特蒙古领主噶尔丹在这北边进行，康熙亲自率军歼灭噶尔丹主力向漠北克鲁伦河推进也从这里出发；木兰围场建立以后，这里的作用显要，用康熙的话说，去京都至近，章奏朝发夕至，与宫中无异，去木兰围场也不算远，真是处理朝政的好地方。

　　自然环境亦为康熙独钟，他登高一望说：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钟于此！

　　要地亦是宝地。

　　天赐我也，康熙想。其先人入关以来，国内战争不息的局面改变了，尽管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但从总的趋势看，全国各民族从隔离、对抗开始走向和解与共处，南北民族之间以长城为界互相征战、防御的局面该结束了。但是，各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最后真正消除，局部的民族冲突有时还相当激烈。在他削平南方的三藩之乱以后，北方的严峻形势突出出来，俄国在黑龙江上大肆烧杀，准噶尔蒙古骚扰四起，战略重点必须转移。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他一边训练军队，强化武备，一边加强与北部民族的联系，木兰围场应运而生。他经常来到这里习武绥远，处理清军与俄军作战的军务。这里，命该是他“合人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指挥中心。

　　是不是能够成为“绝胜”，我想不一定是康熙事先想到的，但他确实是下了功夫的。

　　在置景方式上，他采取了象征与集萃的手法，把政治理想融入造园之中，做到了水乳交融。你看，在布局大势上，多么巧妙：以东南湖区，西北山区、中部平原区及东低西高的走势，模拟了全国地形的大势，使整个山庄酷似中国东南西北中广袤河山的微缩模型。我这么说，近乎望文生义，那时“全国地形的大势”尚在形成之中，也说不定；他要把政治用艺术的外衣给包裹起来，这个倒是明摆着的，大家都看得出来。更加自觉的，应该是在对山庄景物的选取上，想拿来就拿来，该仿制就仿制，能创造就创造，力求荟萃全国名园胜景于一园。对于康熙皇帝，这个不难，他有这个胸怀，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见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物皆备于皇帝，可以移天缩地，可以倾国倾城，造一个园子不算太难。

　　山庄就这样建起来了。难得的是赶上乾隆帝也很争气，理解了他的爷爷，继承了爷爷的遗志，光大了爷爷开创的事业，在他手里，避暑山庄变大了，功能完善了，周围的寺庙增加了，而在周围寺庙与山庄的关系上，以避暑山庄为其体，以周围寺庙为其用，实现了山庄价值最大化。

　　在这爷孙俩之前，有哪一代帝王的治政思想能够由一座园林与一组寺庙体现出来？有哪一座园林和一组寺庙能艺术地体现一代帝王的治政思想？有哪一座园林与哪一组寺庙能成为民族融和的象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半个也没有。

　　这就是整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

　　这就是空前绝后。

　　这才叫——绝胜。

　　绝就绝在当我游览避暑山庄时，我看不到政治的本来面貌，政治，在风景幽美的园林中，在气势雄伟的寺庙里。从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始建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这158年之中，清王朝的十位皇帝中有七位在此驻跸，特别是康熙和乾隆，几乎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和接见外国使节。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功用，许多在清代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1754年6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澹泊敬城殿召见毅然率万众翻过阿尔泰山，从额尔齐斯河流域投奔清军驻地乌里雅苏台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策凌、策凌乌巴什和策凌孟克，并在这里为他们册封王位和爵位。同年12月，乾隆帝又以接见三策凌的规格，接见了来自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1755年11月，乾隆帝在万树园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上层贵族，庆祝平定准噶尔达瓦齐割据势力的胜利。以上还仅仅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内从1754年6月到1755年11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政治活动安排，足以看出对避暑山庄的营建和扩建，确确实实煞费苦心。

　　避暑山庄是艺术的，而艺术，则是其治政属性的表现形式。本质与形式之间，那么扑朔迷离，又那么完美统一。这一点，正是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区别于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各处的园苑与古建的特点所在。如果说北京故宫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单纯的皇权威严，圆明园则仅仅是“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那么避暑山庄则达到了“宇内山林，无此奇胜，宇内园亭，无此宏旷”的境界。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在修建上采用了当时中国最高超的造园、建筑等艺术形式，综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种成果，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与手段都尽可能地应用到了极致，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给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来，在中国文化里，建筑并没有多少客观存在的价值，它们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把治政思想用建筑的形式体现出来，不能不说是康熙、乾隆的一大创造。在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中，建筑成为了康乾二帝的凝固的思想。从外观上看，避暑山庄朴野淡雅，虽然是皇帝的夏宫，却一片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大有北方民居的风格。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是体量巨大、规模宏伟的周围寺庙，大多使用鎏金铜瓦或琉璃瓦覆顶，一眼望去，一片金碧辉煌。在这鲜明的对比中，使你感到的不是皇园的简陋，而是其蕴含的深刻。在建筑形式上，避暑山庄内的建筑采取以汉式为主体的建筑方式，显示清朝入主中原吸收汉文化的实力与气魄。山庄外的寺庙则采取汉式、藏式、汉藏结合三种不同的建筑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叫兼容并蓄、借鉴融通。

　　一个梦境迷惑了康熙和乾隆，使他们一时忘记了死亡，迷失在自己建造的避暑山庄里和寺庙里。

　　最终，时间把他们带走了，留下了山水，留下了人生的建筑和艺术的人生。

　　上帝阁记

　　山庄湖区的中心地带有金山岛，仿江苏镇江的金山而建。乾隆几下江南，从江苏镇江渡江屡登金山，对金山景观格外欣赏，便把它搬到避暑山庄来了。

　　金山岛虽是人力，却不失真趣。岛上，假山错落，围廊回旋，楼宇高耸，最突出的建筑为上帝阁。康熙说：“登阁远眺，仰接云霄，俯临碧水，如登妙高峰上。”

　　上帝阁矗立于假山之上，是金山寺慈寿塔的缩影。然而避暑山庄的金山整组建筑并非佛教禅院，而是被康熙帝打造成了全新的东西，赋予了新的内涵。

　　上帝阁高三重，自上而下康熙分别题匾为“天高听卑”、“元武威灵”、“皇穹永佑”。上层供奉玉皇大帝，中层供奉真武大帝，下层留着“供奉”给他自个儿。阁旁大殿题名“天宇咸畅”，表明这里代表着天界。

　　天帝作为最高神受到崇拜由来已久，历代统治者没有不宣称自己是受天帝的委派来到尘世间管理万民的，因而自称天子。出现于唐以后的玉皇大帝，由早期天帝衍化而来，成为众神的领袖、天界至高，是天的化身、世界的主宰。

　　真武大帝本为北方玄武神，与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合为天界四方神。《礼记·曲礼上》载：“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用来表达方位。宋朝避赵玄朗讳，改称真武，并被封为“真武帝君”。明永乐定都北京，因明成祖封地在北方，便奉北方真武作为护佑神，随后加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简称“真武大帝”，其地位已远远高于其他的四方神了。

　　清代又定都北京，作为北方民族的满族，亦崇奉真武大帝。或许在他们想来，避暑山庄既然位于北京的东北，自然也应受到北方神真武大帝的庇护和无所不在的玉皇大帝的保佑。于是人间皇帝开始于此顶礼膜拜二位天帝，将玉皇大帝供奉于最顶层，真武大帝次之，而皇位在下。这自然反映了三皇的位置关系，表达了皇家天神庇护的祈盼，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三位一体，强调的依然是君权神授。

　　如果说外八庙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建筑，以上帝阁为代表的避暑山庄山水园林中的寺庙、佛堂，同样是宗教文化的点缀。它们的象征意义大于宗教意义。

　　“寺不设僧”是山庄内寺庙的共同特点，宗教活动也仅限于皇帝及少数王公大臣们的参拜，所以，这些寺庙的设置是以宗教为形式来表现国家的完整和君权神授的政治目的。只是它们与山庄周围同期建造的寺庙有一些区别，山庄周围寺庙是以藏传佛教为主，山庄内寺庙则更全面地附着于儒、释、道以及民间宗教。好在这些寺庙在布局和建筑形式上都充分考虑了避暑山庄的整体景观效果，寺庙的点缀突出了山深刹谷的意境，丰富了山庄的人文景观。

　　文津阁记

　　说来奇怪，避暑山庄里有那么多好风景，好山，好水，美轮美奂的建筑，而每进山庄，我一定要多看几眼的，竟是不太起眼的文津阁。

　　在避暑山庄平原区西部，内湖之中的文津阁岛上，那座被白墙包围着假山挡着的不起眼的小庭院即文津阁。

　　文津阁建于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九年），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而建，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小园林。园内主要景观有文津阁藏书楼、日月同辉池、月台、趣亭、御碑亭等。

　　作为清代“四大藏书阁”之一，从外观上看，文津阁是一个不算高的二层楼阁，实际上却是三层，中间有一暗层。暗层安放窗户的位置，是第一层的顶檐，它阻挡了室外的阳光进入。这一层全部用楠木造壁，防鼠咬虫蛀，想的周到。在整体设计上，按《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将第一层隔为6个单间，而将顶层的6楹相通为一大间，用“地六”“天一”来克火，甭说迷信，后来还真灵验了。

　　文津阁内原藏两部重要书籍。

　　一部是《古今图书集成》。那是康熙召集陈梦雷和蒋廷锡等朝臣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共编十年，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完成初稿，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缮成清本，雍正六年印制。

　　另一部是有魂有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33年）开始编纂，动用了五百余名文人学士，四千余名文书印匠，在总编纂人纪晓岚的带领下，亦耗时十年。全书按经、史、子、集分类，共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八千零一十八卷，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此书用工楷抄写四部，分藏于“北四阁”，后又缮写了三部，分别藏于“南三阁”。后来，其他六部均损于战火，仅剩文津阁这一部，于民国二年用骆驼驮至北京，现存北京图书馆，为国家珍藏。北京图书馆前的大街因之改名为“文津街”。

　　想起来令人惊讶，入关前，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到努尔哈赤之时才创造出来，并不普及。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因为汉字拥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结果满人迅速汉化，像个个上过速成班。康熙帝聪明过人，精通汉文，熟悉儒家经典，看上去不亚于一个汉族高级知识分子，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挺上进，他的孙儿弘历仅诗词就写了五万余首。

　　《四库全书》纂成之后，乾隆帝为求完善起见，有空就到文津阁来读，发现谬误，即令随行人员再加详校改正，并令京甲出身之大小官员二百余人，每人每日阅校《四库全书》一两册。最使高宗不满的，是在其中发现违碍书籍，先后亲自从《四库全书》中撤出十一种著作。负责《四库全书》之总裁、总纂、总校分校等官都受到过严厉的惩罚，总校官四人总共被记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三次，其中总校陆费墀受罚独重，被革职，南三阁《四库全书》尚未装潢完毕，即郁郁而死；总校何思钧被记过次数最多，一人共被记过三千七百二十八次。总纂纪晓岚讨皇上喜欢，运气也不错，仍不断遭到申斥，并命覆校文津阁书籍。文津阁《四库全书》经过三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校勘，错误较少，得以传世，冥冥中似有天佑。

　　在文津阁，与《四库全书》一样让我念念难忘的，是与诗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狱。

　　某书生说：“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念念有词”而已，竟然成了谋反的证据；有人古稀之年，自称“古稀老人”，皇上就酸溜溜地说：“我是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妄称？”就因为这样的无聊，掉脑袋的事一再发生。柏扬说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他认为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景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来，恼羞成怒，犹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满洲人因为自己的根底浅，总以为别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看来山庄主任的文化根底确实还浅。文化这东西，深入骨髓和血脉，仅仅靠速成班是不够的，写五万首高级打油诗，顶不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大风起兮云飞扬”和“风萧萧兮易水寒”那样的一两行，在强大的文化面前，你是皇帝也白搭，一句顶不了一万句，弄不到点儿上，一万句也顶不了一句，甚至半句也不顶。

　　山庄秘密外交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出了由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前来中国。1793年9月14日，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设宴欢迎，在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表面上一片热闹。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记录了到热河避暑山庄大帏幄里觐见乾隆皇帝时的情景：“我们到了避暑山庄园门，下马降舆，步行入内，到达皇帝驻跸的大帏幄之前。大幄之旁，另有一幄，王文雄大人和乔人杰大人引导我们进去，这是专为我们而设的。我们在幄里等候约一小时，圣驾到了，钟鼓之音，由远而近。我们听说圣驾已到，立刻出幄外，沿着地面所铺的绿色地毯前行，迎接圣驾。”

　　英国于十七世纪即有与中国建立商业的企图，但没有成功。这次借“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的理由而遣使，抱的却是别的目的，一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再是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还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得免税和减税的优惠。使团出发，英王一再嘱咐，觐见时所行的礼节，应遵守无损于英国君主荣誉和大使自身尊仪，但也提醒马戛尔尼勿因此类琐屑失掉中国君臣的好印象，转致影响重大的利益。故英使一心要以他以及随员的良好行为与英国的科技知识和显著成就（六百箱贵重礼品），尽量给中国人留下好印象。

　　出乎马戛尔尼意料的是，他准备面呈中国皇上的《国书》，在中国官员的翻译过程中变了味儿，将“赠送”“礼物”译成了“贡物”，将“全权代表”译成了“贡使”，将“聘于中国”译成了“遣使进京叩祝”。几字之差所关甚大，全篇译文在语意上使英国变成了乾隆帝的藩属臣民。“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因俯准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乾隆好不高兴，每天特批五千两银子，令沿途好生款待。于是使船所到之处，总有要员迎接和盛宴款待，每桌菜果多达四十八种，让七百来人的庞大使团成员个个目瞪口呆摇头耸肩：“东方人对待远客是这样的热情，真使人感动。我们西方人的宴会，绝没有这样丰盛的。”

　　使团到了通州，清廷官员上船把“贡船”小旗往船上一插，马戛尔尼立马傻了眼：“怎么回事？”

　　官员解释说是这么回事，马上就要到避暑山庄了，你们等着到那里觐见避暑的皇上吧，先在这儿练练三跪九叩，免得到时候抓瞎。

　　英国人一听连声说不，说他们大英帝国不兴这个，他们那儿廷臣见君主之礼，系一足跪地，一手轻轻握着国王的手以嘴吻之，见了这边皇上，他们也不例外。

　　转天清廷官员又到船上试探性地开展工作，重提觐见时的礼节问题，并且“就跪在地，作叩头之状”，要英国使臣“照样学习”。英国使臣拒绝学习，他们令随从英国使臣的中国翻译员跪拜，做个榜样给英国人看看，而翻译人员只服从英使的命令，照样站着不动。这使中国官员很败兴，心里头暗暗上火，不知怎么向皇上交差。想来想去，他们在给乾隆帝的奏报中撒谎说：“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乾隆皇帝传谕：“随时教导吧。”而最终英国使臣仍然坚持以觐见英王的礼节来觐见乾隆皇帝，拒绝学习中国之“三跪九叩”的“跪拜”礼。到了避暑山庄外住下，双方还在为举手投足的事情争吵，最后英国人耍了一个花招儿，说是他们领导的腿出毛病了，跪不下去，清廷才勉强同意英使可以行英国礼，单足下跪，但照中国风俗来说，拉着皇帝陛下的手来亲个嘴儿，总不是个事儿，请免去此礼，不如还是双膝跪下，不再叩首。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亦照样拒绝行这种“中国式”的礼节。

　　皇上尽管设宴款待，但心里“深为不惬”，草草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里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皇上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打算原谅他们这一回，送点礼物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事。

　　作为乾隆接见英国使团的场所，避暑山庄记录下了这让人难以忘怀的“中英秘密外交”的一幕。

　　马戛尔尼渡海而来擎着大英女王的国书。

　　乾隆大帝龙骧虎视，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

　　一个膝盖不想打弯。

　　一个脑袋不会转弯。

　　许多史学家为之叹息，认为这是以殖民扩张为背景、以寻求市场为中心、处于上升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与自给自足为主体、以维持现状为出发点的中国封建体系的一次强力碰撞，其后果是中国与开放发展的机遇擦肩而过，并为日后沦为半殖民地撒下了悲伤的种子。

　　叹息归叹息，不能设想改写历史。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他们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侏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

　　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中国就习惯了这种奉承，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数千名之多，以至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从中不难了解他们所受的优待到了何种程度。而有些品格低劣的使节，恶意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之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位于中国与印度之间，曾有一个小小的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价值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两个星期的伙食费，并不送到北京来，嫌太远，由新疆省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则是数不清的绸缎、银币和茶叶，以至于他们国内怨声载道，说是眼看着自己的绸缎商都快破产了。

　　当时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印象也很离奇。虽然那时也有一小部分中国人见过欧洲人，和他们打过交道，但改变不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见，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街头摊贩，无不坚信西洋人是野蛮的，没有文化的。看啊，他们鼻子那么大，皮肤像白纸，红毛子，眼睛像猫，而且身上发出一种臭气骚味。长相也就罢了，最为可怕的是，听说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成何体统，不是全乱套了吗？这使一向誓死忠于一姓，恪守宗法正统的儒家子弟们，认为英国是无父无君的蛮夷。

　　澳大利亚麦克理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叶晓青，通过多年在清宫档案中搜寻，找到了当年乾隆为马戛尔尼来访专门编写的剧本。叶晓青说，这个剧本的存在至今不为任何中西历史学家所知。当时，虽说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气派还在，乾隆又是那样的好大喜功，英国又并非传统的朝贡国，这大大的满足了乾隆的自满心理。他亲自过问访问的细节安排。有关这次访问的文件——乾隆的指令，各部门、各有关大臣的奏折，至今保留的共有783件。乾隆为英使来访专门编了一出昆剧，剧名《四海升平》。此剧完全按明传奇的形式，南北调轮换唱，主角文昌唱北调，其他角色为南调，戏以北调开场，北调结束。整出戏的进出场、武打都是按三层舞台（福、禄、寿三台）的条件来设计的。戏开场，众云使手持祥云道具从三层舞台的底层寿台出场，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从仙楼引导出场。文昌唱了一大段赞美当今皇帝的话，在这段唱词中堆砌了不少典故，以上古圣贤帝王比喻乾隆之文德武功。然后他接着说：“故有英吉利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其国较之越裳（指越南），远隔数倍。或行数载，难抵中华。此番朝贡，自新正月启舶登程，六月已抵京畿矣。此皆，圣天子，仁德格天，所以万灵效顺，非有神灵护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载之史策，诚为亘古未有之盛事也。今当进表赐宴之期，隆典特开，天人交庆。小圣感沐恩荣，亟当趋觐。众星神，同往神州庆贺去者。”接着台上众人齐唱赞美之词。然后文昌携金童玉女上云板离场。此时舞台上出现象征吉祥的海市蜃楼。突然地井中冒出各种水怪：虾精、鱼精、龟精、蛇精、蚌精等。文昌：“呀，一霎时波浪叠兴，潮势渀拜，是何缘故？护从们，请四海龙王进见。”四海龙王从地井上。文昌问：“我等欲赴神州庆祝，路过海滨，有水族现形，阻扰驺从，何也？”龙王说：“海宇承平，年来久矣。此乃一顽蠢巨龟，吞吐风涛，因此把云头阻住。”文昌说：“英吉利国贡使等，进表赐宴毕，不日赏赉遣还，海道亦肃清，尔诸神亦当保护，使他们稳渡海洋，平安回国，方为仰体圣主仁德之心也。岂容此辈鱼虫，兴风作浪？”接着各星神与水怪作战，地井又出来更多水怪，龟精也上场，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潮神、河伯、使者都来助战。龟精因有一颗精珠而武力异常。戏的前半部是歌功颂德的说白或唱舞，后半部则开打戏。各种角色穿梭于不同层的舞台，上上下下，最后收伏海龟精。舞台上出现“福庆大宝瓶”，上书“四海升平”四字。文昌说：“妙吓，圣天子至德怀柔，百灵效顺，果然四海升平也。”众星神白：“果然是万万年四海升平也。”戏以全场唱赞歌结束。

　　马戛尔尼方面对这次观剧有详细的记载，他们不明白这些戏的内容，看到许多海上、陆地的珍奇物产和动作，他们认为这是一出关于大地与海洋联姻的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为他们特别编的这出戏中已传达了许多与他们的访问直接有关的信息。马戛尔尼因在热河完全没有机会商谈他此行的目的，他希望热河的庆典结束后回到北京，留在中国继续谈判。他甚至对和珅表示他们的国王会承担代表团在中国额外逗留的费用。所以当他们回到北京后，必须立即离开中国的消息对他们就像突如其来的噩耗。其实这个信息已在戏中借文昌君之口说出：“英吉利国贡使等，进表赐宴毕，不日赏赉遣还。”这也是实，早已在计划安排中的。

　　综观英使觐见乾隆之礼节问题，纯属小节。中英双方竟因此“小节”而数度磋商，几至濒临破裂边缘，即因其背景涉及文化与历史层面，非一单纯的小节问题。事实上，即便英使觐见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依照清朝君臣的观念，也不可能开放门户，让英国派遣使臣常驻北京，发展其商业。朝廷明文规定，外国人来中国，不准带女人，不准买中国书，办完事情得赶快走，顶多不能超过四十天，除非你决定留下当中国人，给你北京户口，给你广州绿卡。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知道，俄国曾派遣使臣来中国，亦曾拒绝执行中国的觐见礼节，最后还是签了一个对俄国有利的条约回去。据认为这位使节是外国和中国的交涉中第一个有所收获的人。相反的是一个荷兰使节在前一世纪到中国来，为了贪取一些物质上的利益，不惜委曲迁就中国政府所指定的一切礼节，但最后他抱怨既受到藐视又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英国使臣拒绝以中国的“跪拜”礼觐见乾隆帝，也有其实际的历史教训。

　　事实上，英使的骄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知己之强，知彼之弱。英国的实力在十八世纪已经够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是一天比一天尊贵了。

　　直隶总督大人于大沽海神庙行辕接见英国使臣，为了“肃观瞻”，在帐外“整列队伍”欢迎英使，而列队士兵手执大刀，骑兵则佩弓一张，箭一束，没有火枪。这些佩带传统武器的中国士兵，在英国人眼里很像“英国古代的甲士”。而有的“列队士兵手里还拿着扇子，是一奇怪的现象”。他们“在行动上很不灵活，而且也没有丈夫气”。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在《出使中国记》中甚至认为欢迎他们的军队“不似战场的战士，而像舞台上的表演者”，“既笨重又有女气，没有一点军人气概”。英国的士兵呢，人人使用欧洲新式火器，小野炮每分钟可放二十响至三十响的速率，在整个中国也找不出这样优良的武器。在英国使臣乘坐的“狮子”号军舰上，就装备了六十四门狮子一样威猛的大炮。当一位朝廷要员吸烟时，英使掏出火柴来代为点燃，令在场的人大为惊诧：他怎么把火藏在身上竟然毫发无伤？

　　英国人说：“只要我们（英国）派两三艘小战舰，不消两个月工夫，就可以把中国沿海的海军全部摧毁。”

　　英国使团中那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没有被北京和避暑山庄的豪华和排场所迷惑，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了一一准确的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们发现了清政府的贪污腐败，而贪污腐败与强大是不能并存的；他们发现了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与强大更是不沾边儿的。

　　英国人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们预言这个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他们决定离开避暑山庄。但促使他们“离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主人的脸色好不好看，而是因为恰在此时他们接到了广州东印度公司的信，信上说英国可能与法国共和党断交，法国军舰有可能在海上袭击英国商船。而“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欧洲局势，亦令其自觉应早日返国”。于是英使往谒和珅，请其赶紧通知舟山，叫“狮子”号等候特使，护送使团回国。特使这个请求，正投合中堂心意，他立刻答应照办。

　　英国人走了，但没有走远，他们的单筒望远镜，已经死死盯住了中国的大门。不久，以两千五百人，入侵面积比他们的国家大几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国家，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大黑暗使中国军队烂掉了，用什么方法都是白搭。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没有孤立于政治之外。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对这段令人慨叹的历史有过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说：“英国的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觐见礼仪之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的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要求，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而一切懊悔和叹息又是毫无作用的，只有从中得到某些启迪，才能更好地面对当今乃至未来的挑战。

　　好在我们已经不再被山庄所囿。

　　咸丰皇帝避难记

　　我曾经说，长城是一个无法翻译的长句子，是长长的荣耀的赞歌，也是长长的凄凉的哀唱。审视避暑山庄，这是一个王朝为历代“无法翻译的长句子”划上句号的地方，这是一个王朝为自己辉煌的文化划上分号的地方，最终却回荡起凄凉的哀唱来。

　　当年来到避暑山庄未达目的的马戛尔尼，在悻悻离开的时候说：“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邻舰的地方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他还预言：“英国在这一变化中将比其他任何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清王朝的命运不幸被他言中了。

　　一个家，摊上了软弱的家长，一条船，摊上了无能的船长，加速了流氓和海盗的嚣张，加速了败家和沉船。

　　道光二十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一个王朝一个家，兴有兴象，败有败象。乾隆之后，清王朝开始中衰。以木兰秋狝为例，到嘉庆已是勉强维持，走走过场，至道光，无奈宣布“秋狝礼废”。从1821年嘉庆死在避暑山庄，一直到1860年，清帝再也没有来过避暑山庄，山庄四十年没有烟火，殿宇封尘，杂花生树。

　　终于来了，倒霉的咸丰帝来了，却是逃难来的，尽管仍打着秋狝的旗号。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间，英法联军把战火烧到天津。刚刚度过29岁万寿节的咸丰帝，再也没有兴致让戏子们进宫侍候他了。

　　天津失守，咸丰帝慌了手脚，急令原大沽口守将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命大学士瑞麟带兵一万火速去通州设防，钦派侍郎文俊和武备院卿，前粤海关监督恒淇去天津与英法求和。求和不成，英法联军由天津北上，直逼通州，定于七月二十七日攻打京城。咸丰帝在议和不成又怕紫禁城被攻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抵抗，于八月初三日下诏宣战。八月七日，八里桥一战清军屁滚尿流。咸丰在圆明园里，知道败局已定，顾不得几天前刚刚颁布的亲统大军与敌决战的“上谕”，不顾宫中臣僚的反对，临时指令六弟恭亲王奕忻留守北京，一切让他看着办，便急匆匆带领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宠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和五岁的儿子载淳等以“秋狝木兰”为名，于八日匆忙启銮，农历八月十六日逃到热河避暑山庄，成为华夏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被列强赶出皇宫的封建帝王。

　　咸丰二十岁即位，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的就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即位之时，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官军屡败，弄得他精疲力竭，终日忧思，喜怒无常。接着就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了家门口，眼看着火烧了圆明园。

　　咸丰于紧急中逃难把国家都丢在脑后，却没有忘记在避暑山庄里的享受，为自己想的十分周到。在逃出圆明园的第二天即发出上谕：“热河行宫及一切供应，着春佑即饬该总管及地方官妥办，打扫预备，是为至要。”对于安全问题，连下三道谕旨：先是令吉林、黑龙江马队一千五百名赴热河护驾；又将僧格林沁已调至保定的西安马队“迅速赴热河护驾，毋得迟延”。他还为驻跸热河备足了银两。除将北京户部存银及圆明园12万两颁赏兵丁银全部运往避暑山庄，又下令直隶布政使文谦将路经直隶的各省解京银两，全数截解热河。在热河滞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以“戒急用忍”安慰自己，迷恋制曲、排戏、看戏，纵情声色，旧疾未除，又添新病，腹泻不止。六月九日是他三十岁的寿诞之日，勉强支撑接受臣子们的朝贺，一会儿就支撑不住了，从此卧床不起。

　　及至临危，咸丰帝才开始考虑皇位问题。由谁辅倚？慈安忠厚，无能支撑；慈禧虽能，野心勃勃。最后打定主意，召集了随他逃亡的心腹近臣，即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入寝宫，令承写朱谕，起草遗诏，立他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面前几位大臣“赞襄政务”，嘱托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以“御赏”、“同道堂”两个私章为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就是说，不盖上这一前一后两个私章，朝中的文书是无效的。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带着难言的屈辱，在避暑山庄病殁。

　　这样的帝王，不要也罢。堂堂一国之君，三军统率，大敌当前，该是横刀立马怒发飞扬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将京师拱手相让了，到避暑山庄避暑来了，到如意洲上听戏来了，到烟波致爽殿的烟榻上怀抱美人用袅袅烟枪致爽来了！而圆明园的石头，在大火中还有响动，而紫禁城的麻雀，在滚滚硝烟中还知道流泪！

　　慈禧太后政变记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康熙、乾隆在这里运筹帷幄，嘉庆、咸丰从这里走上不归之路。

　　西暖阁东西廊上各辟有角门，过角门是两座跨院，分别称东所、西所，系后妃居住。咸丰在时，慈安居东，慈禧居西，所以后来慈禧就有了“西太后”的称谓。

　　西暖阁夹皮墙外，有一个凹处，传说当年慈禧就是摸黑从“西所”出来，悄悄来到这儿，偷听了咸丰和八大臣的密谈，感到了自身的危险，才策划了“辛酉政变”，又是“摸黑”，又是“偷听”，颇为神秘，我试了试，什么也听不见，但记住了什么叫隔墙有耳。

　　咸丰撒手走了，走得太匆忙，竟然忘了把京城托付给了恭亲王，也可能是防备打小就比他强的“鬼子六”兄弟，反正是没让他也进入新的领导班子，一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遂分为二：一个在避暑山庄以肃顺为中心，一个在北京以恭亲王奕忻为中心。而肃顺不以恭亲王为意，以为载淳帝在他的手心里。

　　看过一部电影，与这段历史有关，刘晓庆扮演慈禧太后，活灵活现，当时我对家人说，要是刘晓庆赶上那时候，说不定就显不着慈禧了。

　　都说慈禧早就有野心，谁知道呢，如果我们能倒退着走路，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之中，会发现这个女子确实不简单，而有些绝活，是让人给逼的。

　　咸丰帝死了，作为幼帝生母的慈禧太后恃子而骄，不难理解。令我不解的是顾命肃顺等八大臣的不留余地，为啥一点儿都不把眼前这个女强人放在眼里？那不是逼着人家跳墙吗？

　　咸丰帝死去的当天，肃顺等以咸丰帝授予他们的特权，先在慈禧身边安插了奸细，实际上已经把她软禁起来，紧接着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紧急制定了“御赏”“同道堂”两个印章的使用办法并布告天下：本王大臣等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这里有两处关键，一是用不着皇上八大臣就把“圣旨”写好了，看都不用看，慈安和小皇上闭着眼盖个章也能生效；二是压根儿就没慈禧的事，她成了聋子耳朵。换了我会怎么想？皇上是我亲生的，我还不如外人？还有，好歹我也是皇家人，我就眼看着外人把权力从我儿子手里抢走？再说了，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又一个鳌拜集团，到时候哭都找不着坟头。

　　慈禧越想越不是滋味，哄她的儿子，把你爸爸留下的那个小印章拿来给我瞧瞧？就这样，“同道堂”被她袖起来，从此与自己的儿子也分道了。

　　从咸丰帝死至慈禧离开避暑山庄回京的66天中，除了暗斗，慈禧还公开与肃顺等斗了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是尊慈禧为皇太后问题。幼主继位，按家法，母以子贵，懿贵太妃应尊太后。但肃顺硬是不准，依然把她与其他妃嫔一样对待。皇太后钮祜禄氏要求依家法办事，肃顺借故拖延一天，有意把两宫太后分出高低先后。看似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妃毕竟晚了一日。第一回合，肃顺得意。

　　慈禧手中有了小小印章，提出钤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肃顺说那怎么可以，“两宫太后只能钤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章奏不先呈览”。慈禧说那可不行，好歹得让我们先瞧瞧，还要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可谓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辅政大臣不想妥协，又没什么办法，首次发给内阁大臣的咨文也就是七月十七日的咨文，用的竟然是白片。该咨文注曰：“今因用印不及，先行白片，后补印文可也，须至咨者。”可是老用白片也不是个事，辅政大臣们退一步，决定把章奏送皇太后阅览，而谕旨由辅政大臣拟进，皇太后阅后钤印。所有应用朱笔处，均以印章代之。第二回合，慈禧得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递了个折子，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肃顺等人一看就火了，这不是添乱吗？立马拟旨痛驳：“我朝圣圣相继，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所奏尤不可行。”写好了拿着让皇太后钤印下发。慈禧看了看，说先放她这儿吧，行使了君上才有的一种偶尔为之的“折旨留中不发”的特权。肃顺等人没辄，以撂挑子不干抗议。慈禧怕事情闹大了，以退为进，盖印发旨。第三回合，辅政八大臣暂时胜利了。

　　早晚除掉肃顺！慈禧暗下决心。

　　事关重大，她想到取得慈安太后的同意和支持。慈安当时25岁，慈禧27岁。慈安虽比她小两岁，但毕竟是皇后。按家法，皇后有统墨守成规六宫之权，位于己上，举足轻重。此时慈安不能节哀顺变，整天哭哭啼啼，慈禧百般抚慰，让她化悲痛为力量。孤儿寡母，同病相怜，慈安答应帮助慈禧，很快，成了慈禧预谋垂帘和除掉肃顺党羽的战略合作伙伴。

　　慈禧暗中命心腹把历史上幼帝在位，太后临朝的故事收集整理，共八例作为垂帘之议的理论根据。但她不敢贸然提出，只是小心地造舆论。

　　关键时刻，醇郡王奕譞奔丧前来避暑山庄。两太后召见醉郡王奕譞献策。奕譞是慈禧的人，说此事“非恭亲王不办”，正合慈禧之心，遂决定与恭亲王联手，命奕譞起草肃顺等人罪状诏旨，由慈安藏之内衣中。此后，奕譞以慈禧妹夫之便，随时出入宫禁，往来北京与热河串通。恭亲王奕忻果然不负厚望，站到了两宫太后一边，因为先帝一念，他已经面临“顾命”制度的威胁。

　　八月一日，恭亲王不顾肃顺等人的反对，来到热河避暑山庄祭奠咸丰帝，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下泪。祭毕，太后召见，随后慈禧又想方设法单独召见了他，双方达成默契，密谋和策划了政变的步骤，兵分两路，共对强敌。

　　奕忻回京布置落实。为防止肃顺一伙对他行刺，日夜兼程，路经州县皆不落脚。回京立即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准备，除了布置亲信分头联络，他自己也亲自游说，得到清宫内务府等重要部门的支持和官宦权贵如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桂良、兵部尚书沈兆霖，特别是兵权在握的要员胜保和僧格林沁的点头称是。这样，北京方面政变的准备基本就绪。

　　此时咸丰帝二十七天丧期早就过了，肃顺等八大臣阻挠他的灵柩运回京师，他们的目的是把太后与北京隔断。当两宫皇太后提出返京，肃顺等仍以怕出意外负不起责任搪塞。慈禧动怒：“倘有意外，与你无关。”命肃顺奉先帝棺椁上路，两宫太后另从间道出发。为防路上有变，慈禧命肃顺随灵柩滞后，而让他的亲信跟随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由间道先行，将几个要员分开，不再形成合力。

　　肃顺等人没脑子，做梦也没想到把魂丢在路上。

　　安排下去，慈禧、慈安精神反而紧张，是福是祸全无把握。当妃嫔向她们辞行，她们哭泣着说：“若遭不测，自脱。”又说：“吾母子，不知命在何处，尚得返京相见否？”

　　古道西风瘦马，外八庙上到处是送行的乌鸦。

　　太阳西下，太后西下。

　　两太后和小皇帝忐忐忑忑先期回到北京，一把鼻涕一把泪向诸王大臣哭诉肃顺等对她们欺侮之甚，进一步大造反对肃顺等“赞襄政务”的舆论，争取同情，私下与恭亲王密商政变细节。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三十日这一天，北京宫廷内外，刀枪林立，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发生了。

　　从此老妈子监国，一帘垂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开裆娃娃搁在万民之上一人之下，把一个“错”字越写越大。

　　外八庙散记

　　没有宗教就没有纪念性艺术。

　　外八庙近乎纪念性艺术，与宗教有关，但外八庙仅仅是有一定宗教性的建筑，实质上是礼制的建筑。或者说，它们本来不是宗教建筑，是清朝在处理宗教问题时，给人与务实的感觉。

　　这里最早的皇家寺庙的营建，发生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时值康熙帝六十寿辰，前来热河庆贺的蒙古诸部王公感念圣恩，集资兴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其后出现的十座皇家寺庙，坐落于山庄东部、北部狮子沟沿岸，俱为乾隆时期的产物。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二十五年中，每隔两三年即建一座。按建造时间排列，它们分别是：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象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

　　在清朝官方文献中并没有“外八庙”这个名称，嘉庆年间的官方文件通称之为“外庙”。据《热河园庭则例》载，在这些庙宇中，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此三庙向未安设喇嘛”，“普佑寺一庙系附入普宁寺”，其余八庙由朝廷派驻喇嘛，按月向京城的理藩院领取饷银。因理藩院发放饷银的喇嘛庙中，此八庙在京师以外，所以可能当时就流行了“外八庙”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八庙”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特定含义，成为避暑山庄外所有喇嘛庙的泛称。

　　康熙和乾隆二帝为什么要在承德大规模修建庙宇呢？简而言之，这是清朝皇帝“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许多人认为修建外八庙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适应少数民族的习俗，尊重蒙藏上层人物的宗教信仰，为前来避暑山庄觐见皇帝的少数民族上层政教人物提供瞻礼、膜拜等佛事活动的场所，以此来密切清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此为溢美，说穿了，皇帝只顾自家，甚至只为自己。每一座寺庙的修建都有其具体的缘由，每一座皇家寺庙都讲述着一个清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故事，甚至是血腥的故事。

　　尽管满洲人被蓦然请进关内之后，坚持自己也是中国人——满洲裔的中国人，跟汉裔的中国人，完全一样，理直气壮。但他们对满洲人，与对汉人和其他民族是不同的。从根本上，坚定不移地独占他们的满洲故土，不准汉人出关，准备万一落得被驱逐的结局时，也好有家可回，因而每一个满洲男孩诞生，立刻就有一份战士的薪饷，目的在于使满洲人全民皆兵，随时准备战斗，不为外事分心。因为满洲人太少，到十八世纪还不过四百余万人，而汉人已有二亿八千四百余万，满洲人认为必须这样，才能胜任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控制。结果，东北地广人稀，田地大部分荒芜，在东北的满洲人遂私下欢迎贫苦的汉人出关为他们耕种，在严密的禁令下，汉人仍不断增加；满洲人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饷，使他们生活堕落，他们的时间并没有用在战斗训练上，反而用在声色犬马上，成为满洲人腐烂的根源。

　　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的危险，戒惧是不难理解的。

　　清政府划分的民族界限十分森严。首先对汉人传统的汉民族本位主义予以打击，强迫汉民族接受多元观念，承认满洲人并非夷狄，同样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主人，它严厉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里，汉人只是要饭花子，由满洲人赏口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十七世纪，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大臣开会的时候，满人昂然入座，汉人跪在他们的旁边，人家不开恩让他们起来，汉人就不敢起来，有时候人家谈的高兴，忘了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的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如强行剃头那样，让汉人对满人绝对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对其他民族则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对蒙古人，取消固有的部落制度，改为盟旗制度，限制迁移，便于控制；实行愚民政策，阻止他们接受汉民族文化。清政府统治蒙古，有两个秘密武器，一是利用喇嘛教，使蒙古人沉湎在宗教里面，不知不觉中丧失战斗精神，再是把公主成批的嫁给蒙古酋长。满洲人的皇姑、皇妹、皇女，大多数嫁给了蒙古王公，从没有一个嫁给汉人。清政府的政策是，用科举控制汉人，用婚姻控制蒙人。结果证明完全成功。公主的儿子自幼随母亲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宫中游戏，长大后自然有一种向心力。康熙帝在多伦用盛大的筵席招待蒙古高层，发现很多蒙古王公都是他的外甥或外孙，又几乎都是在北京皇宫里长大的，好不得意。

　　对西藏人，清政府鼓励他们信奉喇嘛教，而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直到西藏人在喇嘛教的泥沼中，再也没有余力去过问政治。清政府用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鼓励西藏人出家当喇嘛，给喇嘛以精神上的尊荣和物质上的利益。喇嘛是不准结婚的，本已日渐减少的西藏人，因而加速减少。如果喇嘛教持续不变的话，西藏会不会走入自然灭种的结局？

　　对新疆维吾尔人，清政府看他们比西藏人还要低，连谋略性的优待都不给，反而有相当难堪的迫害。老在电影电视中出现的那个葛尔丹，曾经在归附俄国和归附中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库伦活佛劝他归附中国，他说：“俄国不信佛教，穿的衣服也奇形怪状。中国一片和平景象，又信佛教，穿的衣服看起来好像神仙，而且中国繁华富庶，有用不完的财宝，绸缎锦绣更多。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除了这些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他跟康熙帝的私人关系相当不赖。他们投靠清朝之后，莫名其妙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宣布成立了准噶尔汗国，康熙立马组织远征军大开杀戒，该国六十万人口，三十万被杀，十万逃亡，二十万死于天花，从此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满洲人还把广大的新疆看成东北第二，作为满洲人发展的专用土地，阻止汉人前往移民，早已移民过去的一些汉人，本来跟维吾尔人相处的十分融洽，但清政府下令汉人必须单独居住，不准跟维吾尔人杂居。于是每一个城市都分裂为二，汉人集中汉城，维吾尔人集中回城，绝对不许通婚，平时也不准交往。呈现一种人为的畸形社会形态，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维吾尔人跟汉人结合。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外八庙一个又一个拔地而起。

　　每一座寺庙的建造都与特定的历史事件有关，回荡着平定准噶尔叛乱、达什达瓦内附、土尔扈特回归、六世班禅万里东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涛声。在这里，政治目的已转化为典雅的寺庙，隐藏在缭绕的云烟之中。

　　在总体布局上，寺庙环列于避暑山庄之外。在建筑构造上，强调宏伟，色彩堂皇，整体形象对避暑山庄具有极强的烘托渲染性。

　　乾隆本不笃信喇嘛教，他自己就说：“神道何妨权设教，世上佛法本来无。”问题是神道设教对他的统治有没有益处，只要有，即使自己不信，也要利用。他极其敏锐地注意到喇嘛教是蒙古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推崇喇嘛教与否，直接关系到大清王朝巩固，即所谓“蒙古习俗尚黄教，得失视此为转旋”；“兴黄教，所以重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以不保护之”。所以无论建庙择经还是优礼大喇嘛，一举一动都渗透着乾隆皇帝强烈的政治意图。

　　乾隆对喇嘛教的利用，使他在蒙藏地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蒙藏人民把他看作佛的化身、佛教的领袖，从而加强了他们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正因为如此，流落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才能冲破沙俄的层层阻挠，不顾一切的东回；杜尔伯特部、达什达瓦部等才能够与朝廷一心，在平定噶尔丹和阿睦尔撒纳的几次叛乱中积极配合支持，从而加速清朝前期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熟悉教堂的人知道，在西方，教堂最早是坐西向东，后来是坐东向西，目的在于捕捉朝日与黄昏时刻的神秘感。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信神，没有宗教信仰，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以人为中心设想出来的。所以外八庙十二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虽然先后经历了六十余年的经营，却像是经过统一的规划，有着相当完整的布局和明显的空间联系。这些庙宇大多是仿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寺庙，除早期营建的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以及后来由堪布擦鲁克喇嘛自己出资建立的广缘寺，中后期所建其他七座寺庙，出门均向避暑山庄，有着明确的向心母题，显然是为了维护皇家明确完整的秩序而设计出来的。其向心式布局，极为巧妙，表面虽是反映“万法归一”的宗教思想，实则暗藏有“向心集中，宇内归一”的政治涵义；而它的整体布局，虽是强调向心统一的政治意愿，却也符合佛教“万法归一”的基本教义。政治思想与宗教思想在建筑布局设计上的这种天衣无缝、相互包容的结合，显示出外八庙建筑艺术的博大深沉。

　　在外八庙，似乎每一种宗教都可以发展生存，这块土地有接纳各种宗教的度量，对宗教一视同仁，宗教在这里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大融合。按理说，宗教既然混杂不分，宗教建筑也就没有各具特色的道理，而外八庙不是，它们显然各具特色。

　　在我看来，最能激发宗教情绪的是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法相那么庄严。

　　普陀宗乘之庙系仿建拉萨布达拉宫。布达拉宫位于红山之上，整组宫殿占据了整座山峰，布局紧凑，具有高不可夺的磅礴气势。普陀宗乘之庙坐落在绵长的山脊上，建筑规模逊于布达拉宫，为取得与布达拉宫相似的气势，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一改常规寺庙布局特点，在缓坡上运用园林手段，左右不对称安排了自由散点藏式白台建筑。道路随山就势，小路回转通幽。山门、五塔门、琉璃牌坊几个不同的入口，使瞻仰寺庙变成了游览自然风景区，全无封闭围合之感。庙内外环境成为一体，当主体建筑高大的大红台突然奔现于你的眼前时，你才从自由的园林之梦中猛醒，叹服建筑之宏伟，感受到布达拉宫之宏伟气势和寺庙的气氛。在这里，园林施之于寺庙，自由与严整，活泼与肃穆，小巧与庞大，多重对比，弥补了山势之不足，使寺庙的建筑艺术丰富完美。

　　普陀宗乘之庙的五塔门，为一高大的藏式白台，墙上设三层盲窗，下辟三道拱门，上列红绿黄白黑五座喇嘛塔，象征喇嘛教五个流派，即红教（宁玛派）、花教（萨迦派）、黄教（格鲁派）、白教（噶举派）、黑教（葛当派）。其中以黄塔居中，表示黄教是喇嘛教的首席代表。这与清政府首推黄教，对其他派别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不谋而合。

　　普陀宗乘之庙的大红台，是全庙的灵魂和至尊。它位居山巅，伟岸庞大。红台中心为万法归一殿，顶覆鎏金铜瓦，金光闪闪，耀眼夺目。红台顶部设权衡三界、落迦胜境、慈航普度等亭殿，蓝天白云下恰似天上仙界。红台上面各式白台布置灵活，散而不乱。大红台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势、精美缜密的造型，再现了“佛教圣地”的情景，揭示了万法归一的教义。

　　意味深长的是，小布达拉宫尽管高大，屋顶却不大。中国历来讲究台基——柱子——屋顶“三段式”建筑，屋顶代表“天”，台基代表“地”，柱子代表“人”。北京故宫太和殿，天地人的比例是3：2：1，天坛的比例是3：1.5：1。小布达拉宫的顶子，与它的庞大身躯是不成比例的，在小布达拉宫的下面，你几乎看不到屋顶。我猜想，在皇帝心里，它不过是一个道具，一个花架子。

　　汉藏建筑艺术紧密结合，是外八庙的最大特点。这种结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被专家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兴建的溥仁寺和溥善寺。这两座寺庙无论在平面布局或建筑形式上都沿用了汉族地区佛寺“伽蓝七堂式”的传统手法。建筑依中轴线布置，形成四合院落。建筑物的造型结构是以传统官式营造做法为主要标准，只是在佛像布置、个别内装修上，使用了一些具有喇嘛教内容的题材。可以认为，这个时期，在吸收少数民族建筑手法上仅仅属于尝试。

　　中期指乾隆二十年至三十年（1755～1766年），有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四座寺庙。它们的汉藏成分可以说一半对一半。基本都是前半部保持汉族佛寺的配置方法，后半部注重藏族建筑格调和形式，同时体现了藏式寺庙利用地形的特点。但又不完全是纯粹的“前汉后藏”，如普宁寺的大乘之阁，顶部以中央最大、四角较小的攒尖屋顶的组合，既模仿了西藏三摩耶庙主殿乌策大殿的基本造型，又发挥了汉族木构顶灵活多变的特征。安远庙中的主殿普度殿，普乐寺中的主殿旭光阁，普佑寺中的主殿法轮殿等，也都保持了楼阁、圆亭、方殿等汉族殿堂的基本特点。

　　在主体建筑周围修建的附属建筑，如普宁寺大乘之阁前后左右的平顶群台、喇嘛塔，普乐寺周围的群房和琉璃喇嘛塔，安远庙普度殿周围的群房和围廊，都表现出藏族喇嘛庙的特点。至于下窄上宽的藏式盲窗，各种藏式纹样的广泛使用，都说明这些庙宇在汉藏建筑手法的交融上推陈出新，向前进了一步。

　　后期指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771～1780年），包括以汉族佛寺为蓝本修建的殊象寺、罗汉堂、广缘寺，藏族建筑形式的广安寺以及分别效仿前藏布达拉宫和后藏扎什伦布寺的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其中以最后二者占地最广，规模最大，建造最精。首先，在平面布局上，打破了汉族寺庙对称规整的传统，结合地形起伏，依山就势灵活布置。其次，主体建筑也改变了传统木构大屋顶的形式，代之以回字形的庞大红台。其平面以方形高大殿阁为中心，周围绕以群楼，形成了与藏式建筑相似的效果。配合附属的“雕房”形大小红台、白台和各式喇嘛塔，突出再现了所仿建筑的气势。同时，在运用藏式建筑形式中间，特别注意了对细部的模拟和创新。如在平顶建筑女儿墙壁的做法上，藏族寺庙是以棕色的“巴喀草”作饰带，在这里则为清宫式琉璃或磨砖的“鹰不落”式宇墙所代替。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则处理成一系列边疆的琉璃佛龛。细致的藏式细部纹样，如法铃状宝顶、梅鹿孔雀形飞吻等造型也更趋成熟。

　　这两座寺庙表明，外八庙后期以藏式建筑形式为主，汉藏建筑形式结合，使建筑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前面说过，从建设时间上推算，单个寺庙几乎都是在两三年内匆匆忙忙完成的，这一点，再次说明外八庙貌似宗教建筑，实质上是礼制建筑。

　　其堂皇装饰，龙鳞凤瓦，金顶绣柱，是中华各民族积累了几千年的文化信符。

　　但因为建得匆忙，它们更适合遥望。

　　责任编辑 杨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