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第一次见浩然是在1956年8月底，他和《河北青年报》编辑常庚西参观邢台蚕种场，与我就读的市一中相邻。因为投稿的关系，庚西把我叫来，介绍另一个人就是浩然，眉毛粗浓，眼睛黑亮，比想象的还精神。浩然当时知名度已经很高，一是小说写得好，二是有点儿争议。

　　浩然原名梁金广，祖籍宝坻，1932年生于唐山赵各庄矿。父母早亡，13岁在农村顶门立户，当儿童团长，16岁入党，转年成为脱产干部。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潮白河是一条丰沛的文脉，不用说从前丰润出了个曹雪芹，那还在争议之中。就是现当代也涌现不少知名作家，张中行、李尔重、李瑛、管桦、从维熙、刘绍棠。少年浩然已见艺术天才，跟评剧皇后曹芙蓉学戏，无师自通早早就写起小说，有了明确的作家梦。1954年发表短篇小说《探望》《两千块砖》，破格调进《河北日报》当记者。因为尚不明白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先后两篇报道受到批评，贬到通联部拆信封。1956年7月河北省首届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名单上原来有他，本单位不同意，只能列席，不管食宿，会上坐冷板凳，散会骑自行车在保定街上买烧饼吃。《河北文艺》借故不发他的作品，上个月刚退了他的得意之作《一匹瘦红马》，这个月送上一篇发愤之作《喜鹊登枝》，又石沉大海。打电话去问，回说不能用，上门查询，又说已经退回，还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挖苦他改不了虚假编造和不真实的毛病。浩然被逼急了，亲自下手去翻，还真在落满尘土的废稿堆里找了出来，信封还没拆。浩然憋屈的要死，好友常庚西带他来邢台散散心。

　　树挪死，人挪活，浩然回去不久调进北京《俄文友好报》，时来运转，两篇被《河北文艺》废弃的作品大放异彩。《一匹瘦红马》入选1957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喜鹊登枝》登上《北京文艺》重要版面。《喜鹊登枝》是浩然的一只吉祥鸟，一鸣惊人，带起作品满天飞，接连在山东、吉林、辽宁等省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从上边来的人》《雪纷纷》《风雨》《新媳妇》，《中国青年》发表了上万字的《夏青苗求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年内压箱底的退稿都打发出去了。常庚西说也并非萝卜快了不洗泥，对照原稿都有改动，确实提高了不少。浩然自己说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破茧为蛾。可是捅破这薄薄一层窗户纸，浩然花了几年功夫，用了吃奶的劲儿。

　　列席代表一事留下深深伤疤，经常隐隐作痛。要打翻身仗，寻找突破口。终于想出以姐姐的婚姻为脚本，写一篇婚姻自由的小说。幼失怙恃，姐弟相依为命，婚事要自己张罗。有人给姐姐提亲，怕上当受骗，他亲自上门打听，与未来的姐夫聊天，摸清了底细。以往写作，用第一人称，这次改用第三人称，老丈人乔装打扮相女婿，空间放大了，思路自由了，还加上一些戏剧情节，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经意间完成了从真人真事到虚拟、典型化的转变。

　　生长在农村，成长在基层，浩然不缺少生活，也不缺少刻苦。1950年，在《河北青年报》发表第一个豆腐块《姐姐进步了》之前，已经拥有了一百篇“废品”，1956年，进京随身带着一箱子草稿，这些都是他人往高处走的铺路石。浩然成功了，回头看也不怨恨河北，常对我们说：《河北日报》是他从农村走上文坛的一条渡船，《河北文艺》是他进步的一块磨刀石。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浩然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资深编辑巴人是他的伯乐，相继在《文汇报》《人民文学》写了推荐文章，老作家叶圣陶也发表了评论文章。河北也不甘落后，当时还是省管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第二本短篇小说集《珍珠》，紧接着《苹果要熟了》《新春集》《蜜月》《小河流水》《小管家任少正》接二连三问世，又是短篇小说集，又是儿童文学集，出书比俺们发稿都快。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来电话鼓励，并亲自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协。当时我正读中文系，把浩然当作毕业论文选题。1960年冬天，我参加了多半年“整风整社”，有了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的眼光，到处是大跃进后遗症，“五风”盛行，民不聊生，再看谷峪、浩然的作品，一片光明，好人好事，不疼不痒，隔靴搔痒，就不满足了。这些红旗下长大的作家，不如经过战火考验的前辈有见识，他们忧国忧民、忠于生活，不如赵树理的《卖烟叶》、李满天的《穆桂英当干部》、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问题小说”深刻。难怪1962年周扬、邵荃麟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不让他们参加。浩然回信，同意我们一些看法，说他也正在山东参加“整风整社”，对农村形势有了新的认识，正准备写长篇。

　　1964年9月《艳阳天》一卷出版，我带到“四清”工作队，推荐给领导，化名魏江的一位中联部副部长很赞赏，当作阶级斗争的教材组织学习，积极分子学肖长春找差距，贫下中农学马老四树榜样，大队干部学马之悦照镜子，四类分子对照马小辫交代问题。1965年11月底，我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名单上有浩然、李准，就特地到北京团拜访，说他出席开幕式后就不来了，创作势头正旺，邓力群调他到《红旗》杂志不去，到北京市当专业作家，躲在西山八大处写作。周扬以为他是大学生，逼他下去搞“四清”，不情愿，还给北京市文联领导顶牛。同一工作队的汪曾祺要把《艳阳天》改京剧，北京人艺要改话剧，听说河北话剧团抢先一步，没公演。河北话剧团的农村戏全国出名，有《红旗谱》《战洪图》《槐树庄》等保留节目。河北话剧团的《艳阳天》，编剧是陶然，就是后来的书法家陶然，京东玉田人，崇敬浩然，多次采访，揣摩深透，刻画传神。观众说，陶然写浩然，自然好。我看了彩排，导演宋英杰、董丽华，舞美霍建志，龚礼铭，演员阵容豪华，邱英三的肖长春，孙树林的马之悦，蔡金保的马老四，马秀英的焦淑红，范燕华的马翠青，一线演员只差村里，据说因为家庭成分高。

　　青代会期间，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文化革命突如其来，北京市委首当其冲，点名批判《三家村》，浩然不知内幕，还为邓拓鸣不平，被人打了小报告，要他做检查。工作组进驻北京市文联，看了档案，任命他为机关革委会副主任，从传单上看，有的说他保皇，有的说他造反。掌权时间不长，偏偏发生了老舍自杀事件，不能证明与他有关，也不能证明与他无关，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再后来全国作家都关进了学习班，七斗八斗，人人脱一层皮，浩然安然无恙，放心地到顺义、承德深入生活去了，成为作家队伍中的一个例外，而且越来越突出。有人概括说文坛一片狼藉，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浩然成了那一个，也是毛泽东治丧委员会200人名单中唯一一个作家。《金光大道》红极一时，浩然被江青选中，替她南海传书，写了《西沙儿女》，跟班到大寨，写了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招进井冈山剧组，一花独放，占尽春光。直到天怒人怨江青垮台，万人唾骂，唾沫星子也打湿了浩然的羽毛，传说江青组阁，被委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作协重要角色，更有人无中生有，说他是江青的面首，写过效忠信。清查“三种人”时，更不轻易放过，有人说他是文艺界一条警犬，有人说他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好。

　　对这些传说和非议，我半信半疑，一是与他平时为人不合，二是“文革”中人性扭曲，什么不合常理的事都可能发生。后来看到他被罢免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我坐不住了，开始担心，联想起十几年前他被免去省青创会代表资格，同样形式不同的内容，那次是业务问题，混淆了真与假，这次恐怕是政治问题，混淆了是与非。相识多年，为他惋惜，约了常庚西去北京看个究竟，通过新华社北京分社文教记者朱述新联系。朱是我的好朋友，连对象都是我介绍的，无话不谈。朱说市委已有结论，浩然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联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在文联大会上作了长篇检查，《北京文艺》要发，市委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把他的错误大肆宣传。在交道口朱述新家里，浩然已经等了一个小时，握住手紧紧不放，泪流满面，说我都成过街老鼠了，你们还敢来看我，还是老朋友好。说到眼下处境，他满肚子委屈，大会交代了，还让我说清楚，文艺界是是非非，真说不清楚，此时此刻，我也想不清楚，不知如何劝他。常庚西是获鹿人，拿出了农村那一套，说：“你有啥想不通，有露脸就有傻眼，上得高摔得响。衣怕翻穿，理怕倒颠。俺们被专政了三年多，不让回家，老婆都要闹离婚，你老婆孩子热炕头。《红旗谱》比《艳阳天》好不好，你在天上飞，梁斌在地下趴着，一趴就是八年。田间资格比你老不老，抗战时就是国大代表，边区文联副主席，也被打倒了八年，回家时葛文都认不出他了。方纪红不红，毛泽东亲手为他改稿，周总理几次给他布置写作任务，被江青关进监狱，折磨成残废，话都不能说了，去哪儿说清楚。”说得浩然破涕为笑，精神松弛下来，出门时脚步也轻松了许多。

　　浩然终于挺过来了，仅仅一年，长篇小说《山水情》出版。还是那么勤奋，就像农民，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工，不管水灾旱灾都要活下去。但是心里的疙瘩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1984年我在廊坊师院办作家班，请京津名家讲课，多是站潮头领风骚者，唯有浩然正走背字，常常是媒体批评的对象，冒风险我也不怕，浩然在我心中的分量没大变化。我的那些农村出来的学生，在西风劲吹下心旌摇荡，接受了不少时髦理论。对浩然作品的看法也针锋相对，一方认为他图解政策，缺乏历史的合理性，背离了生活的真实。一方认为他反映了历史进程，反映了主流生活。浩然问我的看法，我说折中主义。

　　新中国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积贫积弱，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急于求成，政策有失误，出现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是历史的真实。从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开始，农业合作化成为当代文学的第一主题，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写合作化初期，柳青的《创业史》，李满天的《水向东流》，写合作化中期，浩然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写了合作化全过程，这是他经常引以自豪的。但是把走过来的路都看成金光大道，忽视其艰难曲折、水深火热的一面，又是不真实的。在文艺批评上，我不赞成政治第一，政治唯一，用当下的政治标准给过去的作品打分，没有及格的。应该思想与艺术相结合，而且随着历史上溯，艺术分比例应该越来越高。浩然自己看重《金光大道》，我还是看好《艳阳天》，用几十天概括几年的统购统销，矛盾集中而戏剧化，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对我作品中经过打磨的语言，浩然依然不能接受，“孩子是自己的好”，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到了还是一套庄稼理。影响他看待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优越感——出身历史。说到深处，我说：“别人说我烈士遗孤，通常我没有优越感，反而被刺疼，伤心极了，一个刚睁开眼就没有父亲的孩子，永远是自卑的，无法弥补的”。这句话对他还有点触动。

　　1986年，我兼任香河县文联主席，调研儿童文学创作。听说浩然在三河县任挂甲岭镇副镇长。香河与三河是邻县，抬腿就到。他正在山坡植树，脱下的马甲挂在树杈上，为此我还写了一首诗。中午吃饭时，廊坊地区文联主席提出让他促成三河县文联，也兼主席。浩然爽快地答应了。两天后找后账，说上当了，两县基础不同，香河出官儿，三河出老妈子，一个是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之乡，一个是不毛之地，不平等竞争。但是君子一言，浩然还是极力促成了三河县文联成立，为了不给自己留后路，成立大会很隆重，贺敬之、高占祥都来了。只见他刮了胡子，换了新衣，比当北京市作协主席都来劲儿。

　　县委在招待所后院给他盖了六间平房，举家从通县搬来，说有落叶归根的感觉。这一方土地太熟悉了，东边是故乡宝坻县，西边是最初参加工作的通县，尽管行政区划变来变去，在他心里的位置一直没变。解放初属河北省通县地区，1958年倾全省之力修密云水库，水库建成地区撤销，通县归了北京。这儿是河北省天津地区，又倾全省之力修大黑汀和潘家峪水库，水库修成，天津成了直辖市，这儿成为天津的水源地。人们开玩笑，祖国是母亲，河北是胸膛，京津两个奶头，把娘的油水吸干了。原天津地区从杨柳青搬到小镇廊坊，改称廊坊地区。再后来蓟县、宝坻又划归天津市，北部的三河、香河、大厂三县被京津地面阻隔，成了河北的飞地。一块肥肉，京津变着法儿要，河北死活不给，又不投资，三县变成了三不管，自力更生，苦苦挣扎。

　　区划多变，给后人写史出了难题，作家恋旧，张志民到死填表都是河北苑平人。浩然说，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我的生命，也培养了我的心灵。浩然提出京东缘化工程，就是想给这一带培养农村青年和乡土文学作者，培养将来书写历史的人。明知三河不是文学沃土，看不见几棵好苗子，他想只要辛勤耕耘，总会有收获。县文联办了一个文学季刊《苍生文学》，他是主编，从发现作者，修改稿件，发表作品，一条龙服务。然后向《廊坊文学》《长城》《北京文学》推荐作品，不遗余力。有个叫陈绍谦的农村青年，患先天性心脏病，向他写信诉说苦闷和绝望。浩然亲自家访，鼓励他拿起笔来。这个文学青年发奋写作，在《苍生文学》一连发了8篇小小说，在《北京文学》发了25篇。一向不求人的浩然拉下脸来为他拉赞助，出版了《陈绍谦小说集》。可惜这个青年，没等到自己著作出版，微笑着去世了。浩然还筹资出版了《苍生文学》丛书，带出了一支队伍，刘玉林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

　　生活平静了没多久，1998年8月，浩然又遇上了麻烦，《环球时报》记者访谈录《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再度引发争议、带来新一轮的批评，指责他称自己的创作是“亘古未曾出现的奇迹”“从未为以前的创作后悔过”“是一个大言不惭、自我膨胀的奇迹”，推论他20年前那个检讨也是“求一时之清静”“冀新的开始”。此时浩然已是两次脑梗之后，无异雪上加霜。我去三河探望时，人显着苍老。说文章发表前，并没有让他看过，有些词不像自己说的，不符合自己的性格。没说几句就转移话题，看出是心情不好，不想扯进去。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