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褔瑞

　　北方之大儒

　　韩文佑先生是最具儒者风度的学者。鲁迅三十年代在广州讲魏晋风度，并不解释何谓风度，惟谈服药、喝酒，颇涉士人的生活作风。何为风度，只能神会。林语堂在复旦大学传授生活的艺术，引黄山谷一日不读书便觉“其容可憎”语，方说明人的面貌不关长相，而是指人的气韵、风采。我见韩文佑先生时，他年过七十，加之有气喘之症，已见老态。虽然身材较高，但腰微驼，行动不似魏际昌先生那样矫健。韩先生的笑，亦与魏先生大不同，多是微笑，呵呵两声，甚至不启齿，这一点有点像詹锳先生。韩先生头发稀疏，连鬓胡子却颇盛，一日不修，便觉须眉相连。但是，只要他一说话，你便知道何谓风度。那是满腹诗书所漫溢出的学者的儒雅，淡出俗世所飘出的清逸。

　　韩先生在1979年的青年教师助教班上，讲唐宋文学。我与韩成武老师到西湖村韩先生家听课。每次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保姆开门，沏好茶，韩先生再出来讲课。魏先生家多喝绿茶，而韩先生家是北京常喝的花茶。但应是花茶中的上品，香而不腻，且清香之气直冲脑门，开窍醒目，如同韩先生的唐诗课。韩先生是北京通州人，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声音很轻，语速也比较慢，有时感到明显的气短，但口齿极其清晰，语言极干净精当。当时“文革”刚过，书甚少，韩先生讲唐诗，用社科院马茂元编《唐诗选》，讲宋词用胡云翼编《宋词选》，但韩先生却只在讲作品时用之。对诗人和其作品，韩先生常征引诗话、词话来评价，多是顺口拈来。或有记忆不清的，则于书架上取下书来查对，也是一翻即是，令人惊叹他于文献的烂熟于心。来前，听中文系老师说，“韩先生是活词典”，此言的确不虚。对于好的诗作，韩先生常常发出由衷的赞叹：“啧啧，真好。”然后再读一遍。虽如此简单，你也会受到感染，一下子体会到诗或词的微妙之处，如同禅宗的棒喝。

　　韩先生一生著述多散佚。“文革”后，鲜见韩先生发表学术论文，所知者两三篇而已。但是，韩先生的渊博学识，却是学界闻名的，因此被誉为“北方之大儒”。自“文革”后的研究生看来，韩先生主攻唐宋文学，因为他带的研究生就是唐宋文学方向。开山弟子刘崇德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苏轼词订补。其后的孟保青和闫丽的论文，也是在唐宋之内。但是，据五十年代上大学的老学长说，他们上学时，韩先生讲授的是《庄子》。而他八十年代在《文学遗产》发表的论文，所讨论的则是元代前期杂剧名作《李逵负荆》的几个问题。由此可见，在老一辈学者那里，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不分段的。所以他们应该是古代文学的通儒。

　　但几乎没有人谈到韩先生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作家蓝英年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他跟随韩文佑先生一起读鲁迅的杂文。从第一卷《坟》，一直读到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他先读，晚上韩先生坐在宿舍前的马扎上给他讲解。蓝英年说：“韩先生对鲁迅作品之熟令我惊讶。他不仅对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来。”蓝先生的回忆，为我们揭开了韩先生渊博学识的另一角，他对现代文学的热情和熟识及研究程度，不让古代文学，甚至超过了古代文学。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寻找韩先生的足迹，我看到的是韩先生的人生、教学及研究与现代文学的密切交集。韩先生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与钱钟书同班，后转入中文系，是朱自清的学生。1933年，朱自清在清华开歌谣课，选修的只有一位学生，就是韩文佑。韩先生还与朱自清是儿女亲家，此为后话。离开清华，韩先生曾在南开中学教书，同事中，有著名诗人、后来曾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和“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韩先生正是在那里与张中行结为至交的。蓝英年说，韩先生除了给他讲鲁迅，还把周作人、郁达夫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借给他看。令蓝英年惊奇的是，韩先生所收藏的都是初版本。其实，韩先生与周作人在北大时应该是同事。不过周作人是著名教授，而韩先生则是讲师。至于徐志摩，韩先生也应该是熟识的。在诗人去世后，围绕徐志摩的评价，韩先生曾与杨丙辰有过激烈的交锋。1931年底，徐志摩遇难。吴宓主编《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于1932年1月11日刊出了杨丙辰的《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一文，对徐志摩的为诗为人提出质疑。认为徐志摩的诗“精神萎靡不振，气势散漫无归，而意旨晦涩难明”。徐志摩也难负大诗人之誉，他是“一个‘虚浮‘膨胀‘不深刻的人物”“一生‘好玩，态度浮动，不深刻……他的离婚，他的交朋友，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杨丙辰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兼清华大学德语老师。而此时，韩先生正在清华读书。杨丙辰虽为清华兼职，论起来应是他的老师。但吾爱老师，更爱真理。韩先生读了杨丙辰的文章，著文发表于次日的《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对杨氏评价予以激烈反驳。韩先生说：“我不是徐先生的朋友”，但是我所见到的徐先生与杨氏所说恰恰相反，“他的忠于艺术，忠于人生，由他自己的书信诗文中，天下后世，昭昭可见”。文章还引了徐志摩《拜献》《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天国的消息》等诗，评论道：“我们见到他对于天真与永生（其实这是一体）是如何的渴慕，如何热烈的奔赴。在他的诗里，处处见到他的对于人间丑秽与罪恶之愤怒与攻击，对于真善美的探求猛进，对于光明与永生之一心奔往。我切愿读者取来他的全部遗著，仔细地读几遍，庶几可以认识诗人的真纯与纯挚，并且视自己的天缘得到几分灵感。”又据张中行《负暄续话》，韩先生还曾发表过研究郁达夫的文章。知此，韩先生能够收藏周作人、郁达夫和徐志摩书的初版本，就不足为奇了。1951年，韩先生在《语文教学》第三期发表《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文章，可见韩先生研究鲁迅由来已久。1951年8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秘书科就聘请韩文佑为中文系副教授致中文系黎锦熙主任函件中，有“今速同议聘表及韩先生编译略目一并奉上，希填竣后与编译略目一并寄还”语，推测此前韩先生一定著述甚丰，惜无人搜集整理，故今人知之甚少，更不了解他在现代文学领域的耕耘之功。

　　韩先生被誉为大儒，更见于他的人格修养。张中行的《月旦评》，曾用“宽厚”二字来盛誉他的朋友韩文佑先生，并引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庄子》里转述尧的话“嘉孺子而哀妇人”来评介韩先生。张中行在生活极为艰窘的情况下，曾经得到韩先生兄弟般的照拂，他的评价是发自肺腑的。作为他的学生，从韩先生对我们的关爱，亦可以感受到他的仁慈。进修班结束时，韩先生要我们写一篇论文，作为唐宋文学课的结业成绩。我写的边塞诗的文章，文章极稚嫩，多是诗的鉴赏之词，根本谈不上研究。但韩先生还是给了优秀成绩，呵护鼓励之意甚为明显。由于韩先生对学生爱护有加，凡是他教过的学生，都对韩先生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大弟子刘崇德老师，与韩先生家甚至成为通家之好。

　　但是，凭我直感，宽厚的韩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性格，那即是他的刚直清俊。韩先生字刚羽，发表文章，曾用“韩刚”名字。可见他心中所希望的性格。与韩先生在一起，如沐春风，温煦和人，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年因为徐志摩拍案而起、文章咄咄逼人的韩文佑。但我与韩先生在一起，会感到他从骨子里发出来的清俊之气。讲唐宋文学，韩先生对某一个作家的评价，是极为谨慎的，哪怕是权威盛赞过的作家，韩先生也不会轻易苟同。在现实中，韩先生也并不轻易赞许人。第一届研究生答辩会上，我曾经见过他极为严肃，甚至有些峻厉的目光，使我极为震撼。在那一刹那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凛然不可触犯的人格力量，以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在韩先生家上课，韩先生虽不开门迎接，走时却一定要送下楼。我们劝他不要送，但韩先生总是说，不是专送你们，我顺便到外面走走。他穿着蓝涤卡中山装，站在楼下，稀疏的白发，飘在微风中，目送我们走远，像一个父亲送远行的孩子。那是韩先生留给我的永远的影像。

　　胡适的学生

　　魏际昌先生面清癯，华发飘雪。携机关枪子弹壳焊接的拐杖（我一直以为那是先生的道具，而非工具），步履矫健，何时走过校园，都是一道风景。

　　上大学时，传闻魏先生做过傅作义的少将参议咨议，或曰少将参谋。然从所有魏先生的事迹记载，均无实证。有的学生曾就此事问过魏先生，先生大笑，却不置然否。魏先生到了老年，还写申请书，以耄耋之年入党。老一辈学者，其实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我想，至少他们希望融入这个社会，能够被主流接受。更何况魏先生是胡适的学生。魏先生身板挺拔，行路生风。魏先生的手，冰凉干硬，但却有感染力。与人相见，先生必大步向前，寒暄，握手，左右摇晃着，握姿颇像接见外宾的总理周恩来，生动，有力，你不会想到他是八十或九十的老者。魏先生身上，的确有强烈的军人气质。

　　魏先生是河北抚宁人，但他二十一岁考取吉林大学，后因“九一八”事变，吉林大学解散，转入北京大学，所以魏先生说的是普通话。但细心的人会听得出来，他的普通话中夹杂着冀东和东北的口音。魏先生说话用后嗓，声音苍厚，但颇响亮，尤其是魏先生的笑，豪放而有感染力。

　　中文系旧时，有春节给老师拜年之习。魏先生家在南院七号楼四单元101室，与雷石榆先生住对面，每次拜年，多是先去101，再去102。但也有例外，有时一进楼道，听到魏先生屋里发出的笑声，就知道他那里有人了，于是向右敲开雷先生的门，先给雷先生作揖。这是我们学古典的例儿，外国文学的老师正好反向而行，先去102，再去101，给雷先生两口拜了年，再去魏先生家。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充满了浓浓的亲情。

　　中国的大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都在折腾中。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七十年代停办、再招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八九十年代院校合并，建设211学校，几乎没有几天消停。河北大学就是折腾的牺牲品。河北大学1979年从天津迁到保定，一大批教师留在了天津，留下的教师可办另一所大学，只有少数人随校到了保定，著名教授中就有魏先生和雷先生。魏先生有一子，但无论在天津还是保定，我却从未见过。平时家中只有魏先生和师母，后来有孙女海霞在外文系读书，与他们同住，戴着一副眼镜，文文静静的，很有教养。师母于月萍先生，传为东北大户人家小姐，看上了在吉大读书的穷学生。于先生说话，给人的印象尖酸刻薄，有小姐的味道，其实是爱说真话而已。她是历史系教授，教授中国书籍史，带书籍史研究生。写有《中国书籍史》教材，可惜只有油印本，未见出版。魏先生去世后，留下一大批书，其中不乏明清善本。有北京书商上门商购，家人颇犹豫。于先生说了一句话：“书有什么用！”一两万元，书就易手他人。此为传说，我一直半信半疑。于先生是治书籍史的专家，理解书的价值，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她怎么就会轻易打发掉魏先生和她一生的收藏？所以我相信，如果于先生果真说了此话，这句话中，一定包含了她和魏先生藏书与教书的万般悲辛。

　　魏先生是胡适在北大的研究生。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1932年6月，北京大学实行学院制，设文、理、法三个学院，胡适任文学院院长。魏先生1934 年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受业于胡适等人，1937年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所以，魏先生的学问可谓渊源有自。但是，胡适是洋博士，中外兼通，而在我看来，魏先生虽然讲课喜欢说几句英语单词，但他老人家的功力，当在旧学。

　　1979年，中文系办助教进修班。我与韩成武、刘玉凯等老师到天津从詹锳、韩文佑、魏际昌、胡人龙等先生学习。此前，魏先生已经闲置多年。说闲置，也不尽然。实际情况是，魏先生“文革”中离开教坛，被贬到资料室做资料员了。到此时，魏先生才被起用。从动乱开始到此时，何止是十年！

　　魏先生失去的还仅仅是学术生命，有的学者失去的则是生命，甚至他们毕生追求的名山事业！裴学海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所著《古文虚字集成》影响甚大。49年前，裴先生教中学。他生活极简朴，所挣工资攒起来，在老家滦县买地。所以到土改时，定为富农成分。五类分子中，裴先生至少占了两类——富农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时的命运可想而知。日日戴高帽，挨批斗。家也被抄，半生心血著就的手稿《古文虚字集成》的姊妹篇被人掠走。裴先生被逼上绝路，跳楼自杀。而他的手稿，至今下落不明。比起裴先生，魏先生还算“幸运”的。

　　詹锳和胡人龙先生在马场道河北大学旧址和平楼五楼教室上课，韩文佑和魏际昌先生则因年岁、身体原因，在河北大学另外老校址西湖村家中上课。魏先生讲《庄子》，每周一次。我们总是早上坐公交车，从马场道到八里台下车，再步行到西湖村。此时，魏先生早就备好香茶等候我们了。我当时听惯了老师课堂讲课的套路，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一套一套地分析下来，觉得那才是现代的教学。对先生一篇一篇串讲、一字一字求义的讲法有些不习惯，颇感陈旧，甚至腹非他有些食古不化。但是当我真正接触旧学，自己从事研究时，才感到魏先生的教学是多么管用，而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多么浅薄可笑。詹锳先生讲《文心雕龙》，也是此种讲法，一篇一篇讲解。因为他当时正撰写《文心雕龙义证》，所以常常会加入时人研究的新信息，研究的色调更强。但基本的路数，仍旧是传统的训诂的一套。由此我也想到，我们现在的教学，追求科学体系，强调以论带史，与老辈学者用训诂疏通文义的教学相比，对于学生的传统文化训练，哪一个更有效？其实真的难说，未必老辈学者的方法就一定落后。

　　听老先生讲课，除了受学，还有他们的饱学对学生的感染。魏先生讲《庄子》，每一篇都可记诵，令人钦佩他于旧学的童子功。他讲《庄子》，亦不藉注释，端一本白文，就可娓娓道来，这功夫亦非今人所及。魏先生说，不学《庄子》，就不懂半部中国文化，此话至今记忆如新。2010年，我用一年的时间读《庄子》，手抄郭象《庄子注》，满满三本，也算勉强完成了老师三十年前布置的作业。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魏先生与詹锳、韩文佑、胡人龙先生开始合带研究生。其后，几位导师单独带研究生。魏先生培养了李金善、方勇等研究生。魏先生的研究，在他七十岁以后，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版了《桐城派小史》，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桐城派历史的著作。

　　魏先生晚年双目几乎失明，但还常常取出书架上的线装书，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着，抚摸着，度过一天，墙间映上老人家孤独的身影。

　　不填表的学者

　　胡人龙先生不在“中文系八老”之内，而且是以副教授的身份退休。但是，在我的心中，他是当然的教授。

　　我上大学时，认识了中文系资料室张桂喜老师。她见我爱书，给了我很多方便，使我能够经常出入资料室，有机会翻到《文学遗产增刊》。正是在增刊里，我第一次认识了胡人龙先生。胡先生有两篇文章收入增刊中，一篇谈乐府《陌上桑》，另一篇与雷石榆先生合作，研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在学生的印象中，《文学遗产增刊》好生了得，能够收入两篇，足见胡先生的学术水平，真是未见其面，胡先生已经先声夺人了。

　　及至到天津进修，我才见到这位胡先生。除了詹锳先生，韩、魏、胡几位先生，都属于清瘦之人，但胡先生却是干瘦的那种。偏黄的面皮，极紧致地包裹着他的脸，让人联想到武侠小说中有数十年功夫的师父。后来才知道，胡先生早年因胃病动过大手术，胃切掉了一半，从此注意养生，不能多餐，每次上课，他都要带几块饼干，在课间就着开水吃下。但是我们也颇奇怪胡先生是否真养生，因为他嗜烟之习，至死未变。从他熏黄的牙以及脸色，一下子就可以辨认出这是一杆老烟枪。看胡先生吸烟，既见他数十年老烟民的真功夫，亦可见什么是享受。因为手抖，胡先生掏出烟来，多次划火，才能点着。每次，胡先生都极为耐心，叼着烟，颤抖着双手，反复划火柴，点火，直至冒出烟来。然后运足丹田之气，一口气吸进去，待到轻轻呼出时，竟不见一丝烟雾。一支烟，如此不过三口，便只见了烟尾。我身边有许多吸烟的朋友，最凶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国星教授，一天至少三盒。但是无一例外，没有一个能够达到胡先生的吸烟境界。

　　胡先生上课，在和平楼五楼的教室。每次来，都是毫无声息地爬上楼，坐在黑板前的椅子上，点着一支烟，吸三两口，也就到了上课的时间。胡先生上课，有中间休息，吃一两块饼干，吸一支烟，再上。胡先生属于沉默寡言之人，说话很少，也不大与学生交流。有时，他会坐在你的对面半小时或更长时间，眼睛直直地看着你，一句话也不说。

　　胡先生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用的是旧稿，讲稿边都已发黄。但他并不完全按着旧稿讲。在几位先生的课程中，胡先生的课最有清晰的文学史观念，他的课讲下来，就是完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但在我看来，最有心得的还是他的乐府课。那些描写底层民众疾苦，反映他们善良与智慧的民歌，是胡先生重点讲述的对象。胡先生讲课语速很慢，语调平缓，他的课，我们可以一字不拉地记下来。但是，在胡先生平缓的讲述中，我常常有所感触，似乎触摸到了胡先生内心深处的一些情思意绪，即他对来自民间作品的真心喜爱，对弱小者的同情。他把这些不动声色地融入到不紧不慢的讲述中。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胡先生与韩文佑、魏际昌、詹锳先生合带研究生。詹先生门下有葛景春、徐明，韩先生门下是刘崇德，胡先生带小蒋。硕士论文答辩时，我做答辩秘书。外请答辩委员有王达津、范宁、杨敏如、罗宗强等先生。答辩时，几位导师对小蒋的论文不甚满意，表决时几位导师全都投了反对票。令人意外的是，小蒋自己的导师胡先生也投了反对票，而校外专家却投了赞成或弃权票，结果小蒋没有拿到硕士学位。由此可见当时学风之谨严，胡先生并不回护自己的学生。此后，胡先生与韩文佑先生合作带了孟保青、闫丽等研究生。

　　我1991年毕业留古籍所以后，每年都去看望胡先生。那时胡先生已经不带研究生，退休在家。有时回云南住些时日，但大部分时间住在天津。见到老学生来，师母很热情，张罗着让座、倒水，然后坐下来陪着说话。有师母在旁，胡先生的话多了些，有时也会拉拉家常，谈到他的老家云南，以及他的经历，无声地笑着，笑得很和蔼。

　　胡先生是西南联大最后一届学生。抗日战争时期，迁往昆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办学条件很差，但是却培养出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任继愈、逯钦立、詹锳等先生都是此校毕业的学生。同出此校，论资质，胡先生当有更大的成就。但他中年得大病，影响了健康，自然也影响了他的治学。“文化大革命”后，胡先生似乎就不再著述，没有新的文章面世。中国的政治，58年反右，此后政治运动不断，人文学者动辄因文致祸，“文化大革命”更达极致。与身体健康相比，政治高压更容易摧残人的精神，泯灭人的创造，这是不应忘记的教训。所以，我在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发言中，建议为社会科学研究立法，保护研究者的创造性和合法权益。胡先生似乎看透了人生的一切，学校给他定教授，他不填表；动员入党，不写申请书。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看来，胡先生逢此两劫，不能卓然成家，是很可惜的。

　　吴公馆

　　五月，回学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其间，到古籍所资料室小憩。见古籍所的图书由天津搬回保定，周转于数处、尘封于库房的书，终于得见天日，可供师生使用，感到一丝欣慰。但旋即又得到消息，马场道74号卖了。终于天津把河北大学的最后落脚点也收回了，但是它收回的仅仅是一片不足数亩的土地，人去，楼也去了，留下的只是遗憾。

　　人对旧宅的留恋，大概都因个人与宅子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宅子承载了个人逝去的一段岁月。我对马场道74号的感情，极为复杂。既有近八年求学于此的经历，同时也有不能保护下这个宅子的愧疚与遗憾。所以，不能不写下一笔文字。

　　河北大学前身是天津师范大学，有马场道、八里台和西湖村三个校区。1969年战备疏散，搬到保定。老校产转让给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语学院和天津中医学院，只留下马场道74号，作为留守处，八十年代，又在此建立了古籍所。

　　1860年，五大道一带划为英租界。英商在佟楼建赛马场，于马场东修马场道。辛亥革命后的清朝遗老遗少、北洋政府的要人以及社会名流，多在五大道建公馆、别墅，因此马场道留下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号称建筑博物馆，被列为天津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区域。

　　马场道74号，位于河北道与马场道交接的丁字路口。南邻天津中药五厂，就是生产速效救心丸的厂子，院中时时可闻到救心丸的气味。北邻天津卫戍区司令的宿舍。大门西向，粉色铁门，中间为汽车出入的两扇大门，一侧各一角门。门右侧悬挂“河北大学留守处”铜牌和“河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大理石牌。进门，右手住一家四口人的老住户，左手耳房是门卫和登记室。南面临墙为锅炉房和厕所，再往里是两棵合抱粗的杨树。北面一溜平房，依次为古籍所、会计室、卫生室和食堂。院子东西稍长，南北偏短，基本方正。紧靠东面是建于六十年代的两层平板楼。

　　此院的主建筑，是迎门的三层小洋楼。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坐东朝西，整体呈方形，但在面西的一层，又伸出一半弧形大厅，由罗马柱支撑，花砖铺地，上面是露台。楼的正门，就在半弧形大厅的弧形顶端，门口有百年海棠，花开五色，是海棠中的珍贵品种，树高直上露台。但留守处以大厅为办公室，堵住通往中厅的门，却开北门为进出小楼的正门。楼门铺青色大理石台阶，上三层台阶，进一楼，有四米左右的走廊，左侧101室，旧时是仆人或警卫住的房间，我们在时，用为古籍所研究生的宿舍。进中厅是直通二楼的天井。中厅右面的西墙有二门，靠北面大门通半弧形大厅，应该是原来进入此楼的主通道，但被封死。靠南面门的里面是一长方形的大房间，用为外国教育史阅览室。从房子的格局看，这里旧是会客厅。有门通半弧形大厅，两扇门上还保留两幅油画，一幅画的是白桦林，一幅是秋天的枫林，色调一冷一暖，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厅靠左墙即东墙为螺旋楼梯，达二楼。二楼的南、西、北三面全是客房。房内红色地板，应是旧物，而白灰墙显然是后来重装过的。当年此楼应为两个进出通道，一个是北门，当是内眷出入之路；一个是西门，进半弧形大厅，再进会客厅，多半是主人接待客人的所在。中厅的一面西墙，自然把此楼分为内外两宅。

　　这个宅子，原为河北大学幼儿园。河北大学的老人们一直说，此院是袁世凯孙子媳妇的住宅，据说八十年代，袁家还有人回来看过房子。河北大学似乎很少有人说得清此宅子的来历。

　　实际上，此宅的旧主乃北洋皖系军阀将领吴新田。吴为安徽合肥人，先后就读于保定北洋参谋学堂和保定陆军行营军官学堂。直皖战争后，曾被吴佩孚任命为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兼陕南镇守使，亦曾任陕南护军使。北伐战争，其部被冯玉祥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十六路军，吴为总司令，后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六军军长。1929年初下野。吴家原住山东济南，1926年举家迁天津，购得英国人在马场道360号和366号的两座洋房，共占地八亩。360号，就是后来的74号。

　　小楼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曾居此处。居住时间，最有可能是1926年，颜氏辞去总理，来天津隐居之初。此时，吴家刚从济南迁来天津，暂住于三井洋行楼上，尚未购得马场道房产。1935年，时任天津市长的萧振赢也在此暂居过，那应该是借住或租住。而1946至1948年，比利时领事馆在此办公，当为后话。

　　吴新田下野后，一直居住此地，深居简出，直到1945年去世。但是，房产在此期间，却有变化。1942年，吴家将360号售给银行。1946年，又将366号的前院主楼出售给韩姓人家，1950年又将后楼出售给军队。这就是河北大学古籍馆北与天津卫戍区宿舍比邻而居的源头。

　　南边所邻天津中药厂，原为北洋政府总理张绍曾故居，其旧宅是一幢巴洛克风格的二层小楼，亦建于20世纪20年代。此宅名头亦大，而且多有故事。张绍曾是河北大城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北洋政府时期，曾任长江宣抚使、绥远将军兼垦务督办。1914年调回北京，任树威将军。袁世凯死后，一度出任陆军总监，但不久就随黎元洪一起离职。1922年黎元洪复职，张绍曾也随之复出。1923年1月4日出任北洋政府第二十三届总理。他主张迎孙中山入京协商南北统一，直系倒黎后，被迫辞职，从此成了天津寓公。

　　张绍曾虽回津寓居，但仍关心国事。他了解到冯玉祥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士有联系，和冯玉祥的来往就更加密切，与冯结为儿女亲家。在家中自设电台与冯玉祥频繁联系。张作霖对此十分不满，1928年3月，张作霖派亲信将领王琦到津，与直隶督办褚玉璞、警察局长厉大森和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密谋，暗杀张绍曾。1928年3月21日晚，赵景云请张绍曾到天津市南市天和玉饭庄吃饭。张绍曾临赴宴，小汽车前车轮突然爆胎。张绍曾颇感此兆不祥，假言身体不适，欲辞掉宴会。然被赵景云买通的手下人百般劝说，只好换上新轮胎赴宴。宴罢，赵景云又邀请张绍曾等到南市彩凤班饮茶。8点多，有仆役样的人手持信件，说有函件面交张绍曾。张绍曾闻讯，从内走出，一边问是“哪里的信”，一边伸手去接。此时，送信人掏出手枪，迎面连射三枪，张绍曾应声倒地，血流如注，被急送回张府。可叹张氏满宅女眷，竟无一人主事送医院者。次日晨，张绍曾死于寓所，终年49岁。此案当年轰动朝野，却不了了之。张绍曾被刺杀后，此宅归达仁堂乐家所有，公私合营后，建为天津中药五厂。

　　我对马场道74号历史的了解，很遗憾，还是在离开河北大学之后。一段时期，因为民国文献保护工作，我对民国文献略有涉及。一个偶然机会，才得知74号的前世今生。想不到，在此十余亩的三座宅子里，竟然先后有多位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寓居。如果时间真的可以穿越的话，我们会与这些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有密切的交集。但是当年我们对此却懵然无知。

　　九十年代后期，我已经进入学校班子工作，多次研究马场道74号改造问题。按照天津城市建设方面的意见，此楼已被列为危楼，不能再使用。维修似乎也不可能，只有推倒重建的命运。即使推倒重建也很困难，因为河北大学没有土地证。这倒是其次，更主要的是，学校和河北省也都有倾向性意见，在办学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不再投钱给天津。所以最后决定授权天津一家银行投资改造，给古籍所和留守处留出一部分房间，其余由投资的银行使用四十年。结果就是推倒留守处内的所有建筑，建成了两栋新楼。

　　拆还是不拆？最纠结的是我。毕竟在那个院子、那栋小楼里学习工作了近八年。而且，就是袁世凯孙子的宅子，也有保留的价值。所以，我关心最多的是能否保住小楼，但是，我也有顾虑，坚持保留不动，会被人说感情用事，而且一旦被旧主收取，岂不钱财两空。最终，还是一己之私超越了良知；金钱压倒了文化。

　　如今马场道所在的三座吴氏别墅，都已荡然无存了。在其上面，交通银行的招牌赫然在目，如果不是故人，没有几人会知道河北大学，更不会有几人晓得吴公馆，浓厚的商业气息似乎遮盖了近百年的沧桑。一日，读鸭长明《方丈记》，写宅邸与居者的无常情形，颇有感触。鸭长明说：“繁华京都，铺金砌玉，豪宅鳞次栉比，甍宇齐平。无论贵贱，所居宅邸看似能世代相传，然细加寻访，可知往昔古屋留存者甚罕。或去岁遭焚，今年重建；或豪门没落，变为小户。居者亦相同……居者及宅邸无常之情形，便如牵牛花上之露。或露坠花存，花虽存，但一遇朝阳，立时枯萎；或花谢而露未消，虽然未消，然捱不过日暮。”读之，颇感千秋萧瑟，万物寂然，以时空观之，古宅和住户，皆不过过客。但是，只要宅子在，哪怕是人去楼空，必有故事流传。这当然是最好的结局。但如果人去楼夷，并记忆亦扫平了，人类终有一天会丢了文化。而那是他的根。马场道74号卖了，但愿我们的记忆不会一起出售。

　　与影子为邻

　　某年，去承德开会，安排夜游避暑山庄。虽是傍晚，游人仍然如织。我们避开宫殿区，沿着西北山边，进古木参天的森林，过绿草如茵的平原，逶迤到了水光潋滟的湖区，已经是夜色朦胧。岸边的路崎岖不平，灯影依稀，大家就放慢了脚步。办公室的女孩子们就说：“讲个故事吧。”好啊，路灯昏黄，人影幢幢，湖水泛着神秘，所谓“林暗草惊风”，正是讲故事之时。我就说：“林子老了有兽，宅子老了有鬼。避暑山庄的林子和房子可都有三百年的历史，虽没有猛兽，但是不乏狐狸、刺猬这样的小动物，至于鬼嘛，我们还没撞见。我就给你们讲个老宅子故事吧。”

　　我86年在校本部上外语、政治等硕士生基础课，87年到古籍所，与同年考到古籍所的三位博士生住进小楼101室，据说是仆人居室。但在我看来，也许并非如此。此室面积约四十平方米，方方正正。北面和东面窗子分内外两层，里面玻璃窗，外面百叶窗，南面墙上是壁炉，室内外的设计和装修都极为考究。也有人说是乳母与孩子所居，庶几近之。

　　留守处本来是个清闲的地方，平时接待学校来津出差或看病的人，因为有许多教师的户口留在天津，所以每月定时来车拉拉粮食。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古籍所成立，詹锳先生开始招博士生，滕大春先生的外国教育史博士点也在此招生，人一下子多起来，开了食堂，工作陡增，留守处也增加了工作人员，本来寂静的所在，突然热闹起来。

　　我们的研究生生活，真是少有的简单。出楼门，对面左手不到十米就是阅览室，右手不到三米就是食堂。每天三个单元的读书时间，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至六点，晚上八点到十点，周而复始。立群师兄还有晚饭后一定散步的习惯，周六或周日约人下下围棋。我和新民、瑞君二兄，几乎没有什么嗜好，不散步，也不会下棋，一天到晚只有读书一件事。唯一的消遣是在周六晚上，四个人打扑克，脸上的纸条揭了又贴，贴了又揭，底下的桌子，钻了再钻，常常到凌晨，才算把一个星期的寂寞遣尽。后来，留守处的老师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消遣，就在中厅放了一台电视机，但我们也只是看看新闻和体育节目而已。

　　詹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每天上午九点到古籍所，为学生解答问题，下午四点，再来拿报，一天与学生要见两次面。一旦有哪个人不在，一定要问清楚，到哪里去了，是否与业务有关。瑞君兄新婚燕尔，准假一周。他回来晚了两天，就遭到先生严厉批评。一天，家里打来电话，说儿子高烧不退，希望我请假回去。正好先生在收发室取报，我就把电话交给先生，说：“我家里电话，要我请假回去一下。”先生接了电话，听了没几句，就说：“我们这里整理李白集正紧，他要回去，工作就撂了。孩子发烧，你还是给中文系说说吧。”先生声音好大，把家里人吓得不敢再出声。当然，后来我把稿子整理出来，交到他的手上，他还是叫我回去了。那两年，正推广石家庄造纸厂的满负荷工作法。先生很感兴趣，一再讲，“我看这个办法就很好”，显然他是把这一工作法实施到了我们身上。先生学业上是严师，生活中却很慈祥。总是笑眯眯的，平时说话不启唇，声音不大，却极清晰。我和老陶是脱产研究生，助学金很低。先生知道我们生活比较艰苦，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每月补助我们十元。知道我睡眠有时不好，嘱咐我不要熬夜，注意阴阳平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白天。一次说话，先生突然问到我的母亲，知道我母亲的年龄，连连说：“高寿，高寿。应该多回去看看。”

　　古籍所的生活，简单，踏实，但是也枯燥。充实有时难掩寂寞。尤其到了90年，三个师兄毕业离校，古籍所只剩下我一个学生。除了老师，无人可以交流。偌大的101室，由我一个人住，显然已不合适，于是调到二楼的201室。面积虽十余平方米，一个人读书起居足矣。只是到了二楼，人一下子悬了起来，更觉得楼中空空荡荡，虚得令人心悸。学校教师来天津出差的并不多，客人甚少，常常是一座小楼只有我一个人。到了周末，院子里只有一个值班的大爷，路灯似明似灭，楼中死寂死寂，可以听得见心跳。偶有病人来住，也多是重症。其中有两位就死在了我对面的房间。一位是我的老师，患肺癌，身子蜷曲成一团，眼睛茫然，不多日即去世。空洞洞的眼神直直地钻进人的心里，久久挥之不去。

　　一年暑假，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保生老师去天津玩，要去我的宿舍钥匙，想借住几天。回来见到我，我问：“怎样？”保生大叫：“我的妈呀，这些年在天津你是怎么活的？”我说：“咋了？”保生说：“我在你的屋子住了一个晚上，就再也不敢住了。一座楼，只一个人，恐怖死了。”我就笑了，心里说，我还没给你讲郑大爷遇鬼的故事呢。

　　郑大爷是河北大学在津时的花工，早年学武，到了八十仍可耍九节鞭，虽然已经退休，但还时常来留守处看看。一个周六，他又来溜达，见我一人在院内，就和我聊起来，问我住二楼怎样。我说：“还好吧，挺安静的。”郑大爷神秘地笑了笑说：“晚上，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子？”我说：“穿白衣服的人多了，你说的是哪位呀？”“哦，不是哪一位。”郑大爷说，“有这么一件事。”

　　当年，郑大爷还年轻，有一天值夜班。天刚刚擦黑，就见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走进大门，也不打招呼，径直朝小楼走去。他看了看背影，像个生人，就出了收发室，一边追，一边喊：“喂，喂，同志，你找谁？”白衣女子不回头，也不搭声。郑大爷就急了，大步流星往前赶。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子，一步小一米，可就是没赶上白衣女子，眼睁睁看着她进了楼。郑大爷再赶两步，进了中厅，楼内光线比较暗，朦朦胧胧地看到白衣女子上到二楼。郑大爷就说：“同志，同志，楼上没人住。快下来。”可就在他回头找电灯开关的时候，白衣女子不见了，不知进了哪个房间。怪呀，今天没客人，二楼的几个房间都锁了，是不是哪一间忘了锁？郑大爷就上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推，都锁着。他有点不放心，下楼，回到收发室，拿到钥匙，上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打开，连个人影儿也没有。郑大爷立时白汗就出来了，跌跌撞撞地跑出小楼。

　　我本来是胆子极大的人，从来走夜路也不害怕的。但是，郑大爷的故事，还是听得人毛骨悚然。

　　故事讲完了，也快走到了避暑山庄的大门，路灯多了，周围一下子亮了起来。几个女孩子一句话也没说，就回了宾馆。次日一见面，她们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听了郑大爷的故事，她们心里很紧张。回到屋里，正议论这个故事，突然，门“咣当”一下响起来，几个人几乎是同时惊恐地叫起来，吓得谁也不敢去开门。直到听清楚是办公室的另一位工作人员时，才敢开了门。

　　听说吓坏了孩子们，我感到很不安，就说：“人们都讲，陌生之地怕水，熟悉之地怕鬼，说明那鬼都是心中生出来的。”当时，我心里又想，这个世上，其实最怕的应该是人，而不是鬼。鬼都是人鼓捣出来的。只要人心中不黑暗，朗朗乾坤，鬼也不敢近前的。漆侠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鬼都怕恶人。”我想还应该改一改，鬼都怕正人。

　　话是这样说，听了郑大爷的故事，还是紧张数日。到了夜晚，楼里似乎多了许多声动，不是楼板响一下，就是房顶“咕咚”一声。不远不近，叫春的猫嚎出或低沉或凄厉的叫声，似乎把人扔在了四处坟茔的荒野中。于是死命读书，读到倒头便睡。后来，索性从资料室拿回《聊斋志异》，到深更半夜细读，记下许多凄美的鬼魂故事。想了想，若真有鬼的世界，与人间也没有两样，性分善恶，状呈美丑。想到此处，心一下子释然，就睡觉，想那白衣女子若在楼内，也只能进入梦中。可惜，竟然无梦，待睁开眼时，已是日上东窗。

　　八十年代，经济大潮席卷天下，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读书无用思潮泛滥。但是，“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就是在古籍所的这几年，是我最好的读书时期。除了毕业论文，先生不允许我们写论文。书没有读到，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这就是他的观点。所以我可以一门心思读书。那几年，我按着书架顺序，一部一部读《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里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总集和别集，也算是真正读了一点书。

　　如今，那座曾经记录下我们许多读书故事的小楼已经不在，古籍所的老师们，也都各奔东西了。詹锳先生1998年驾鹤西行，副所长马国良老师也得病故去。沈老师、苗老师和张老师都已退休，只有刘崇德老师还被学校返聘。没有郑大爷的消息，如果还健在的话，早就是百岁开外的寿星了。留守处改造后，我曾经回去过一次。站在面目全非的院子里，觉得往事如烟，令人伤感与惆怅。此后，有两次去天津，路过74号门口，同行者总会问我：“老师，进去看看吗？”我都说：“不去！”简单而又决绝，因为今天的马场道74号，已非我心中的马场道74号。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