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琪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十七年文学”人物谱系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们身上被赋予了深远的政治含义和民族国家想象。“新人”形象可以说是产生于人为的政治、政策导向，属于横空出世，目的也是为了模塑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为了共同建设美好的未来。但如果说与之相对的旧人形象是指向落后的过去，合乎国家民族政治要求的新人形象真正的时间归属其实是在未来，指向将来的美好理想。但新中国的政治发展要求将来式的人物必须活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维度中，用以激发民众的信心和热情，激励人们加速迈向新生活，更快地远离旧的过去。这种错位感造成了文学在新人塑造上的许多困境，比如新很容易变旧。新与旧作为一组辩证的二元对立项，它们之间是动态变化着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转换，新旧之间都有可能会发生置换，如何维持新，而不使它变旧，也是新人塑造的一个问题。《艳阳天》就符合意识形态标准来说，其新人塑造可以说是达到了“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极致。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即使到了政治极端化发展的文革时期，也仍然屹立不倒，无可挑剔。当然，之后也曾遭遇按照政策图解人物、忽视人性等抨击，但它在解决如何塑造合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同时兼顾小说的艺术性这方面，仍有借鉴意义。比如它在描写中相对固定的时间、空间范围，神化的生理时间和人物属性，成长性的人物性格所带来的时新性等。

　　《艳阳天》中的时间和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空间是处于北京郊区的东山坞合作社，时间则是麦收前后大约十几天的时间内。第一部开始在预分方案制定前夕，结束在预分方案的公布；第二部开始在预分方案公布，锄苗三天为收麦做准备，结束在收麦工作即将开始；第三部开始在收麦工作正式开始，结束在收麦工作完成，农民如愿分得麦子。十几天的时间作者用100多万字来铺展开，这使得时间的流动性在很大的程度上给遮蔽，阅读过程中常常会忽略时间，时间仿佛静止，只有人物、事件在更替发展，给人一种一天之内发生事情无限多的错觉，或是感觉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天，但是按照小说内部逻辑，时间可能才只到达第二天的清晨而已。

　　就以第一部为例，结尾处制定、公布预分方案时，时间点逐渐模糊，并没有明确说明制定预分方案是在几天内完成的。但是在此之前，时间进展还是非常清晰的。萧长春是在10日晚上回村的（第2章）→第13章：11日清晨→第18章：干部会，时间进行到11日下午→第33章：12日早晨，王国忠来到东山坞，晚上开贫下中农会→第44章：13日早晨→第49章：14日晚上召开群众会→第49章：15日早晨，王国忠安排好工作离开东山坞→第52章：预分方案，时间又过了几天。

　　由此可知，第一部中除最后一章外的其余51章里，大致描写的是不到6天时间在东山坞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大部分的篇幅从时间让位给背景介绍、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和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场面描写等。这样短而近乎停滞的时间感和固定的空间感，将新与旧置放在线段的两个端点上，相对稳定地开始展开，而避免了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和更广的地域空间中，面临更新的人或政策的挑战而变旧。因而《艳阳天》中的新人身上的“新”是确定的，不容置疑的。

　　相反，较大的时空跳跃则难以维持新人的新。就好比新与旧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在直线不断延伸的过程中，新遇上了更新，就变成了旧。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身上的新、旧属性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参照体系中，给她的定位也是不同的。她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小资腔调的她，在出走的火车上，与嘈杂的周围和被她抛弃的过去相比，她俨然是一个新人。之后，她以这样一个新人面貌遇见了同是知识青年，喜欢海涅诗歌的余永泽，二人一见钟情，迅速走到了一起。但是到了北平之后，当林道静遇见卢嘉川，并被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所感染之后，就发生了变化。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越来越平庸保守的生活，也逐渐厌恶余永泽自保中庸的生活态度，此时她认识到自己与余永泽一同成为了北平革命浪潮中的旧因素。林道静从她和余永泽的家庭中再次出走，标志着她又一次抛弃了旧，奔向了新生活。此时余永泽是个旧人，林道静则变成新人。但是林道静面对卢嘉川和江华时，则仍然是一个有着无法摆脱的旧思想，有局限的成长过程中的人。余永泽也是如此，当他在杨庄挺身而出救林道静于水火之中时，他的青年学生身份和救人的行为与杨庄周围以校长为代表的旧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回到北平，面对革命大潮，他却只想保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只顾自己小家，而不是投身革命，为了人民的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革命风潮下，他显然就成为旧思想、保守思想的代言人。

　　《艳阳天》中时间的固定还表现为一种人之生理时间的停滞，尤其是在描写新人上。小说将笔触最大程度地集中于新人的精神理念世界的延伸和发展上，与此同时，人物维持生存和必要劳动的生理条件则是被理想化的。比如小说中，最初萧长春从打石场返回东山坞是在傍晚，只吃了一个玉米饼子和几条老咸菜，却走了几十里路。夜晚到达东山坞，他也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先去了农业社，后来思考村里形势，并出门去找副主任韩百仲，与他彻夜聊天，第二天一早两人又去找马之悦了解情况，并开始第二天的一系列活动。在其他正面人物身上也有这种体现，比如焦淑红带领其他人夜晚看麦地，一夜不睡，第二天仍然正常参与到日常生活活动中。这些或者是作者有意忽略，但造成的效果却是社会主义新人都是一副铁打的身躯，什么都不能阻挠他们。这种最大限度忽视真实人的生理条件，剔除了以萧长春为代表的被理想化的新人身上生活真实性的同时，也自然屏蔽了他们身上存在人性弱点的种种可能性，人物被罩上了神性的光环。也就是说，这样的写法一方面将人变得不像人，但是另一方面也从神性的单纯和永恒方面，为新人身上的新提供了保障。在这一段闭合的时间和空间内，人物自身就不会变旧。在小说文本内部，萧长春所代表的新人的新是稳定发展的，牢牢占据一端位置。这种对人物和时间神性化的处理，在潜意识中，是不是作者的一种心虚或是给出的一个暗号，“此人只应天上有”，把新人提到天上的高度，自然会使他失去地上的根基，一旦面临地面上人性的种种拷问，新人的虚空和透明就昭然若揭了。新人形象不仅在纵向空间中有一种悬浮感，横向时间轨迹中也是断裂式的。神的存在对于人来说，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于未来的、人们努力达到的一种理想，这与新人形象的时间归属不谋而合。他们适宜于未来，但却被安置在现在，完全没有过去。《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身上几乎看不到传统性的遗留，从他为了开水渠而破坏了马小辫家的祖坟，就可以看出。但也因此，他新得彻底，他的新能经历更极端的政治考验。与此不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可以说是从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人形象，他身上的传统性和新人特质，使时间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能连续地串联起来。

　　成长性的人物性格也延长了“新”的保质期，尤其是从“新”成长为“更新”时。极致的“新”走到尽头，无路可走，就落后变为了旧，而成长的属性则意味着将道路无限延长。这种进步更强调的是时时创新的过程。《艳阳天》中萧长春的起点就是一个没有旧的过去的新人，他的成长性就是一个从新变为更新的一个过程，是他对待工作从不成熟到成熟、看待问题从不全面到全面的变化过程。这种成长性不涉及质的改变，且没有退路。因而这里，人们只会关注他的“更新”，只会关注向前发展的东西，而不会计较他之前的局限。但是整体看来，“十七年文学”更多的还是对从旧成长为新的人物的描述。新到更新，意味着成长，但从旧变新，是一种质的变化，成长之中还包含着克服。人物不断克服旧有思想的过程，同时也暗示了旧有思想在不断地干扰着人物，这时，人们关注到的不仅是他的成长，也同时看到了他身上的旧质，这时人物身上的新就不再那么纯粹了，而且人们的评价会变得更苛刻，会不断根据过去旧有的表现去衡量人物的新。《艳阳天》中的许多中农形象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从自己的小家走向集体化的农业社，但是文学史没有将他们归入社会主义新人的阵营，而是将他们称为“中间人物”，很大的原因是这种从旧到新的成长过程，不纯粹、不稳定，甚至有倒退的可能性。但是从真实性的角度来说，时间是连续演进的，中间人物成长的复杂性才是活生生存在的。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项工作，并不是文学演进的必然要求，而是民族、政治作用于文学上的特殊产物，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历史任务，它根据它的目的来塑造新人，可以忽视真实性。

　　《艳阳天》中可以说解决了新旧交替变换的问题，避免了新遭受质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几乎完美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标准。但其仍然无法解决关于新人形象塑造的所有困境。比如新人身上无法填补的虚化感，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根基，不是像旧人那样在现实生活中那么丰富和鲜活。塑造新人时，艺术性的确很容易被意识形态性所覆盖，因为新人原本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又必须面临文学艺术标准的检验，一个要求单纯，一个挖掘复杂性，两者是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