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

　　《创业史》的第一部问世后赞叹者络绎不绝，其中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是广受好评，被评论者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重要突破。

　　当时青年学者严家炎的声音值得注意，他对《创业史》的评价似乎正符合新时期以来占据主流的评价态度。1961年，严家炎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上分别发文《谈？骉创业史？骍中梁三老汉的形象》《？骉创业史？骍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在肯定《创业史》的基础上，尤其肯定了柳青对“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的塑造，而对饱受赞扬的梁生宝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一观点被批驳后，1963年严家炎发表了《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对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展开了专门分析。严家炎的论点在当时确实独树一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十七年”文学界的主流观点“唱了反调”，而不久之后，一向低调的柳青专门在《延河》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专门就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的指摘一一回应。随后出现了大量附和柳青、对严家炎的观点展开批评的文章，直到1964年严家炎发表《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这一系列的论争才算告一段落。在这篇文章中严家炎虽然承认“离开了梁生宝形象，当然是不能估计《创业史》成就的”，但对自己的观点还是有所坚持，当时这一系列争论，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段常被提及的公案。

　　一、“注定失败”的“新人”形象

　　随着文革结束，当代文学在80年代迎来转向，严家炎当年受到批判的观点新时期以后俨然已经成了公认的常识。提到《创业史》人们大多认可梁三老汉是“十七年文学”人物谱系中的一抹亮色，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人形象”则不仅在艺术上不尽人意，还隐喻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然而随着时间前进，“十七年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终需被“历史化”，这种视角意味着人们不能再只从“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讨论问题，将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仅仅视为对政治的“图解”。

　　从“历史化”的角度重读这段公案，便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的批评，最鲜明集中地体现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文章写到柳青在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划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概括起来则是“三多三不足”。时至今日在谈及严家炎的文章时，还有人认为其评价完全正确（比如余岱宗的《“红色创业史”与革命新人的形象特征——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但从“历史化”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看到“三多三不足”中体现的评价标准中的含混之处，以及柳青回应中的合理性因素。

　　“三多三不足”有些笼统，这几乎是所有同时期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都会面临到的问题，而“足”与“不足”也无法量化，因此可举两个例子来看严家炎和柳青的观点冲突。当严家炎把梁生宝那些相当“简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说成“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地具备的”（《关于梁生宝形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随时能将身边的小事上升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时，柳青则强调所谓的涉及到政治成熟、理论素养的字句，只是自己在参加农村党员整党教育和思想动员时听到的内容（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换言之在小说中梁生宝对于现实中许多“上纲上线”的感慨并不是个人的“创见”，而是对任何一名农村党员都有权利参与的学习过程的“复述”与“理解”；严家炎认为梁生宝处理的事件太过平凡、与蛤蟆滩“三大能人”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缺乏正面冲突时，柳青则认为在小说内容展开的范围内，并没有更严重的事情，以至于重要的正面冲突是否都应由梁生宝来完成，柳青则认为“这样包打天下的英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并不合适。

　　当时论争的具体细节，与文革后成为主流的评价形成了有趣的反差。按照后世的理解，“新人”正是因为过于“高、大、全”而违反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然而在当时，正是身为“新人”塑造者的柳青在强调梁生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与完美，它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而严家炎则认为梁生宝的行为需要更进一步才配得上作者对他的定位。包括在《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一文中，严家炎还说到梁生宝“对女方的手有些微妙奇怪的想法”，这与“朴实的青年农民不太协调”，进一步对梁生宝的人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严家炎当时的观点中，又是梁三老汉那样的“旧人”形象才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作品的艺术水平，与思想水平相关的“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也正是通过作者对这一形象身上“落后”因素的精准把握来实现的。但如果梁生宝变得更加符合“英雄人物”的要求了，那么他势必无法“兼容”根植在中国农民身上的落后性，而梁生宝的形象如果“矮化”了，则很难满足对梁生宝形象的进一步要求。不同方向的要求近乎自相矛盾，这意味着在这种评价体系下令人满意的“新人”形象本来就是无法存在的。

　　这并不是严家炎一个人在用文字游戏“兜圈子”，在80年代以来启蒙思想主导的文学观中，“新人”必然是一种有缺陷的人物形象并体现某种错误的文学观，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常识。既然如此，注定失败的“新人”在图解政治、戕害可信性之外，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存在是否真的没有合法性？

　　二、“新人”存在的合法性

　　在讨论“新人”合法性之前，我认为必须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实践并不能涵盖“新人”形象所有的可能性。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曾经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一直信仰基督教的农民与新教徒在对于世界与个人生活的观念上出现了不小的冲突。新教主张消灭一切教会，在信众自己的心中建立信仰，注重个人对宗教的理解。于是农民生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沉思、劳动、休息”中，“沉思”因为由教士和僧侣主导而被划为“寄生性”行为，由礼拜日和圣徒纪念日组成的“休息”中带有的明显的宗教成分，也是不符合新教教义的，曾经能够获得“持续性满足”的“劳动”，也被“延续性满足”的“工作”所取代。杰姆逊认为，在这种观念的冲突下，“过去那种心理结构在新的历史时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心理经验……人类主观性的结构，精神本质的结构，或者说心理主体的结构，得到了彻底地调整。这种精神结构的改变产生出了新的人，就像在苏联有所谓的‘苏维埃新人的说法一样”。

　　人们在论及类似基督教——新教这种新旧制度的变化时，总是会潜移默化地带上某些政治正确的考量，但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只是既成事实，并不想涉及到正确与谬误的争论。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农民原有的心理结构的冲击，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对农民的影响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说在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土地的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农民的人生价值，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对土地所有制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变革，必然使农民无法再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生活。

　　“文化革命是一个重新安置人们的过程，使人们适应新的情况、条件和要求；这也是一个必须有的过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里的“文化革命”当然不能等同于发生在我国的“文革”，它泛指大范围的文化观念变动。当宗教的影响力降低，文化则逐渐承担宗教的功能，只是其作用模式更加隐蔽，限制力也相对弱一些。在中国社会中，宗教对生活的影响本就不如西方那样明显，因此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则必然要承担起弥合两个历史时期精神观念裂隙的任务，安放人们因剧变而惊慌、迷茫的情绪。就如杰姆逊所说，新的精神结构必然催生出新的人物形象，因为文学终究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梁三老汉这样的旧式人物形象塑造虽然能够为人们带来阅读的愉悦，也只是表现出了处在转折期农民当下对现实的震惊与错愕，而终究不能帮助人们完成某种时空体验与精神状态上的过渡。梁三老汉在小说第一部结尾已经认可了养子的合作化事业，而前提是老人终于满足了对物质与尊严的需求，能“穿上新棉衣”，“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了”（《创业史》）。因此梁三老汉的保守与变化虽然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但与之前数十年数百年的农民在面临私有财产得失时的喜悲并没有本质区别。

　　阿喀琉斯、普罗米修斯、堂吉诃德、哈姆莱特、艾丝美拉达与卡西莫多、拉斯蒂涅与伏脱冷，乃至《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与《尤利西斯》中的奧波德·布鲁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文学形象在身份与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从半人半神的骄傲与勇气，到骑士、王子的疯癫与徘徊，再到市民阶层的美丑对照以及资产阶级的进取姿态，乃至通往无限可能性又止步不前的现代主义神话——无不证明伴随历史的断裂，新的人物形象也必然应运而生。当然，梁生宝、高大泉等人的形象是不可能和上述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相提并论的，但他们作为旧式人物形象的“他者”，代表了一种尝试，也蕴含着某种可能。仅靠梁三老汉、“三大能人”乃至后来文学中上官金童、福贵、谭端午这一类与西方现代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呈现高度一致性的人物形象，是不足以面对新的时代的。

　　三、被压抑的“可能性”与对文学现状的一种解释

　　必须承认，政治曾经对文学施加的庞大压力，限制了作家与批评者对于“新人”形象的想象，“新人”在大多数作家笔下要么只空属某一种阶级与身份，要么成为政治的简单图解，而这种没得到充分发展的新人形象更是被文学研究与批评者“封杀”。1994年，浩然的《金光大道》重新出版，叔绥人撰文《关于“名著”？骉金光大道？骍再版的对话》中写道：“民族劫难中吃香走红，酿成日后寂寞冷落，也算咎由自取嘛……总而言之，老弟完全不必如北京的李辉等人那么较真儿，岂不反为这等陈货促销么？我看还是任其闹闹，什么金光大道，回光返照而已！”这样的语气中蕴含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当时包括陈思和、李辉的一系列批评文章虽然用词较为严肃与委婉但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结合1998年关于《环球时报》对浩然的访谈引起的争论，在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希望当年的那些与政治联系紧密的文学最好同那段已经过去的历史一样永远不要重现。

　　然而当“新人”形象的“高、大、全”特征被着重强调时，或许应该思考一下，“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用生涩而暴力的手段去压抑文学的可能性，后来以审美和启蒙为主导的文学观，是否实际上也用了看似不同、实际相通的手段压抑了新的人物形象出现的可能。当我们对代表性的“新人”形象身上所具有的“正面因素”进行归纳时，不难发现，虽然表面上他们的行为与新式的国家话语贴合非常紧密，但这些农民或工人之所以被看作“英雄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体现了多么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反而还是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违背、甚至还凸显了包括仁义礼智信等在内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之间恐怕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就目前当代文学史中已经存在的人物形象来说，当时研究界确立的“新”与“旧”之间的界限，在一些角度上其实并非表里如一。因此当80年代以来启蒙与审美的文学观对“新人”形象进行“一刀切”的同时，“新人”表现出的“正面人性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后来的文学实践所淡化，所以包括寻根、先锋小说乃至后来的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中，表现人生与人性的阴暗面成为了主流。

　　90年代以来，随着《丰乳肥臀》《兄弟》、江南三部曲》等一批时间跨度较长的小说问世，严肃文学逐渐与大众读者分道扬镳，像《平凡的世界》这样唤起60、70年代生人强烈共鸣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遭遇了“冷处理”，记录了“80后”“90后”成长环境的类型小说也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于是对于代表了主流严肃文学界的“50后”“60后”作家们能否有效表述当下现实的问题，产生了不小的争论。上述提及寻根、先锋等一系列小说潮流发生的年代，正是这一批作家在文坛上活跃之时，因此我认为在此期间主流文学界对于“新人”形象的封锁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后来关于当下现实阐释存在的问题。伴随时代发展心理主体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然而受之前文学观念的影响，徘徊在主流文学创造与批评中的却一直是“旧人”，于是人物形象与叙述环境的断裂促成了读者对于作家表述能力的集体性怀疑。

　　这样说的意图当然不是让作家们都重新去写“当代梁生宝”的故事。“十七年文学”中形成的一系列“新人”与“准新人”形象并不足以涵盖“新人”塑造的全部可能性。“新人”这个概念与时间修辞有关，所以只要是“新”人，就一定会变“旧”，这既是许多研究与批评者认为“新人”塑造必然失败的原因，但这也暗示了“新人”理应与流动不止的时间一样层出不穷，既通向过去也通向未来。

　　去年年末至今年年初，德国面临着是否重新出版希特勒《我的奋斗》的难题。在很多人眼里，这本书的出版就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会召唤出一段黑暗恐怖的历史。在中国，对于“新人”形象的研究，乃至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研究同样面临这样的挣扎。对于血淋淋的历史覆辙，警惕与敏感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机械的因果论早在黑格尔的时代便已经宣告结束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理应得到更为细致的重审，这既是文学史的需要，也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当有人问马克思·韦伯为什么从事那么令人沮丧的社会学研究，了解社会中的种种丑恶时，他说：“我要看看这个世界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直面这种腐败。”（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我想，对于“新人”形象的研究也是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摸索到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限度，对其蕴含的可能性与涉及的问题进行研究，必然对了解历史与当下的文学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