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竹平

　　新中国成立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提上了日程，随着梁生宝、王金生等男性“新人”形象的构建，对家庭妇女的改造也在悄然进行。她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呼应着新政权的召唤，走出家庭汇入集体的洪流之中，出现了李双双、萧淑英、张腊月等一批女“闯将”，她们满足了国族对女性形象的想象和期待，一度成为时代的典范。然而，她们走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些“新人”是如何生成的？在转变中她们的内心遭遇了怎样的撕裂和创痛？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新人”塑造的得与失？这是当下重新解读这些“新人”形象的出发点。本文主要通过对李双双（李准《李双双小传》）、静兰（茹志鹃《春暖时节》）、吴淑兰（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三位女性的观照，还原“十七年”女性“新人”形象的真实面貌。

　　一、“新人”的生成：两种可能

　　20世纪50年代，茹志鹃仍然沿袭着“家务事，儿女情”的写作思路，《春暖时节》以一个女性敏感多思的心灵去感知新生活中夫妻关系的微妙变化。由丈夫在吃饭问题上的“随便”感到“丈夫全然不像过去那样把她放在心上”，从个人情感的角度，突出了静兰极其微妙的情感波澜。这与《李双双小传》截然不同，《李双双小传》开篇便是家门之外紧张火热的集体劳动，以此显示新的共同体对女性的召唤，彰显了女性渴望进入公共空间的焦灼情绪。在此，女性是以主动参与的姿态融入集体劳动的，个体的需求和国族的“询唤”构成了彼此呼应的关系。

　　然而，静兰和淑兰参与集体劳动却是被动的。她们原本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庭，对公共事务并不热心，静兰由家庭向集体的转变是为了推倒与丈夫之间的“这堵墙”，文本中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她的心理嬗变：由被丈夫漠视后的失落、委屈以及对朱大姐夫妻和谐的羡慕到参与技术革新，重新赢回丈夫之爱的欣喜。叙事中，始终贯穿着“虾”的意象，在捉虾、买虾、吃虾中浸透着辛酸而甜蜜的记忆，“虾”代表着夫妻同心、家庭和睦，从对虾的热望到对虾的漠视再到文末丈夫手中的鲜红大虾。随着丈夫对“虾”的态度变化，主人公的爱也重新找回，心中的“那堵墙”轰然倒塌。文本以内聚焦的视点展现了一个女性寻爱的心路历程。在此，对“大家”的皈依是以“小家”的美满为旨归的。而淑兰的转变是在丈夫的督促下完成的。丈夫的“摇头、皱眉、叹气”促成了她的“觉醒”，夫权和政权合力推动了传统女性的现代转变。与静兰不同的是，转变中的淑兰似乎没有复杂的心理纠结，作家有意悬置了女性内心的挣扎，然后很快转向了两个女性之间的劳动竞赛。瞬间完成了女性的“英雄化”叙事。

　　同样，在《李双双小传》中，由于女性的主动姿态而从根本上抽空了女性内在的心理矛盾，实现了由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平缓过渡，进而，在茹志鹃止笔的地方继续前行，在公与私的框架中，具体展现李双双崇高的精神境界。《李双双小传》发表后，批评家们肯定了李双双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性格，肯定了她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而《春暖时节》却遭遇了更多的批评和指责，批评家认为茹志鹃出于对“小人物”的偏爱，没有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人”。另外，文本中忧伤、细腻的情感格调，也与自信、乐观的英雄时代相去甚远。

　　这种主动、被动也显示出娴静与泼辣两种性格的差异。按照荣格的理论，人类的心理是双性的，即男性心理中有女性特征，称为阿尼玛；同时女性心理中有男性特征，称为阿尼姆斯，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构成了一个人性格的两个侧面。突出强化任何一方，都会造成性格的残缺。静兰娴静、细腻的“古典”美在以“雄强”、壮美为主调的时代并不受欢迎，时代需要的是“李双双”式的泼辣、开朗的性格。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既欣赏温顺贤良的淑女，也不排斥穆桂英、花木兰式的女武将，尤其是在战争年代，这种“雄强”的性格备受推崇。茅盾的《幻灭》《动摇》《虹》中就完整地展现了“五四女性”梅行素如何克服“女人性”向“革命女神”蜕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时代的规训下，女性柔情的一面总是混同于“小资情调”被抹杀掉。静兰和朱大姐（《春暖时节》）、吴淑兰和张腊月（《新结识的伙伴》）表征着女性性格的两个侧面，但男女作家的态度却迥然有别，在《春暖时节》中作家肯定了“古典”性格存在的合理性，在《新结识的伙伴》中吴淑兰一改温柔的本性趋同于张腊月的泼辣，而李双双则直接以泼辣的面目出场。由此表明，“泼辣”已然成了时代女性的主调，它既符合了时代文化心理的要求，同时又接续了女英雄的性格余脉，能够迅速融入时代的话语机制之中。但内向、敏感、细腻性格的表现，在话语转化方面却会遭遇更多的困难。

　　男女作家分别从性格方面切入，为“新人”的产生提供了不同的心理样本。《春暖时节》以私人化的女性经验，铺展了女性身份转变的多重心灵纠结：个人情爱和国族大爱、家庭与集体，以及情感的失与得带给个体生命的悲欢苦乐，给我们提供了特定时代女性的心灵档案。而《李双双小传》却省略了女性“转变期”丰富的心灵细节，塑造“新人”的迫切愿望以及与女性心理的隔膜，使作家在“杂取种种”生活原型时，过多关注“李双双”们的正面精神内涵，有意忽略了她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使《李双双小传》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本。

　　二、“新人”幻象：单元色与多质性

　　在“十七年”时期，男性作家们欣赏的女性形象应是多重性格的结合体，既有“火辣辣的性子”又有“敢说敢笑的爽快劲儿”，还有妻子的温柔、母亲的慈祥。对于李准来讲，生活中遇到的泼辣女性激活了他早年对乡间女性的印象，同时，现实中的老伴“太老实”的缺憾，又促使作家希望以创作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白日梦”。这些记忆偏向和现实缺憾使作家在涉猎中外作品时格外关注女性泼辣的性格面向，并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婴宁的天真纯洁、李翠莲的快人快语、卡门的狂放不羁，这类既“古典”又“现代”的女性形象贯穿于李准创作的始终。较早的是《野姑娘》中的冬妞，她是一个爱说爱笑、纯朴憨直的“新人”，后来出现的李双双则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性格元素，这源自生活原型的多样：“有积极学习文化的李双双、有跟人吵架斗嘴的李双双、有当食堂炊事员的李双双……”作家从中抽绎出她们共同的特征——“泼辣”，这种体现生命本真和自由的性格，最终被时代话语机制升华为大公无私、敢于斗争、见义勇为。

　　但李双双的性格又并非单色，在泼辣的性格主调下面又隐含着传统好媳妇、好母亲的性格因素。传统道德在中原大地上的强力渗透，要求女性必须柔顺，双双作为新式道德的体现者不得不与旧式“好人”喜旺不懈地斗争和较量，这其中蕴含着夫权与女权、国家话语与乡土话语、新式好人与旧式好人的多重冲突。然而，不同于“文革文学”的是，这种家庭内部的较量以和风细雨的脉脉温情驱散了剑拔弩张的火药味。妻对夫的依恋、夫对妻的感佩，在双双的“笑”和“哭”中自然地实现了人格的蜕变。同时，李双双既泼辣又柔顺、既独立能干又需要依靠的性格也是民间能够接受甚至欣赏的性格。另外，作家在创作意图上也无意针对男权，这也是这部作品既能满足大众期待，又能够得到新的共同体认可的主要原因。因为“大跃进”是以促进社会化生产为目的的，而不是发动一场彻底的女性解放运动。实际上，“十七年”时期并没有真正撼动乡土社会的等级差序结构。这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有类似的表现，赵树理笔下的玉梅既有新时代女性热爱集体劳动的美德，又有改造“旧式”公婆的心计，同时又不失晚辈的贤良。由此可见，这些“新人”在拥有新式观念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传统道德。这种新旧的交错，使这些形象在时代的单向度规约中，呈现出更多异质性因素。

　　三、“新人”的异化：压抑与畸变

　　如何平衡家务和公共事务、亲子情感和集体情感、女性气质与“雄化”之间的关系，是“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无法解决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要求妇女走出家庭以树立新的形象。于是，家庭妇女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多数女性希望出去工作，“永远摈弃家庭妇女的名义”。此时，家务成了女性走向社会的羁绊，并构成了女性内在的精神焦虑：“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鼓不了！”李双双的“大字报”彰显了家务和公共事务之间的矛盾。紧紧贴合了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宣传和动员。但刚刚解放的女性是否能摆脱家务的纠缠和牵绊？她们的内心又掀起了怎样的风暴？

　　实际上，“李双双”们并不能真正地拒绝家务，传统夫权的存在，使她们承担了“双重劳动”：与男人一同参与集体劳动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全部的家务，而丈夫则怡然自得地躺在床上抽烟。针对女性解放途中的这一重要问题，作家以喜剧化的“夫妻打架”一笔带过。而《新结识的伙伴》则干脆省略了这一问题。相反，茹志鹃却以女性的细腻之笔，极其细致地展现了女性面对家务和公共事务的焦灼：对孩子吃饭、安危问题的担心与面对尚未修好的橡皮时的泄气、落泪，作家有意编织进了女性细密的个人日常生活体验。

　　从消极面来讲，“十七年”所谓的女性解放，一方面对女性的身心造成了伤害并导致了她们情感的异化。李双双的生活原型之一，李准的妻子董冰回忆，1958年冬，在组织的号召下，她毅然辞别幼子，在水坝上忘我劳动。时过境迁，当事人追忆自己狂热的劳动激情时也不免自嘲：“后来想想我那时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对革命号召的偏执化认同造成了亲情缺失、母子分离。更为严重的是，家庭感的缺失又造成了下一代人性情、人格、情感的欠缺。王朔曾把自己狂躁的性格归咎于童年时期父母之爱的缺失，但心中仍然存留着对爱的渴望。2007年王朔在《心理访谈》中一再追问母亲一个问题：“我是杀人犯你还爱我吗？”妈妈的回答是：“我会举报你。”王朔试图以这种方式验证母亲对他的爱，同时弥补情感的缺失。然而经过时代形塑的母亲，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其阶级伦理远远高于家庭伦理。

　　另一方面，“十七年”所谓的女性解放还导致了女性“雄化”的偏执化发展。进入新时期之后，女性文学侧重表现了这种单向度的性格对女性私人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带来的危害性。张洁的《方舟》就展示了被雄化的寡妇们在男权的包围下事业和爱情的双重失败；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以“仁义”女孩白大省四次失败的婚恋为主线，展现了她在爱情和亲情中的陷落，突出了女性气质缺失给女性的个体生命造成的伤害。“雄化”的女性虽然暂时满足了新的共同体对女性的期待，却无法兑现个人幸福的承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七年”时期对女性气质的过度压抑导致了女性在性别认同方面的迷误和心理的残缺，这也就不难理解铁凝何以对“女人性”“女人味”情有独钟，并形成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情意结，如同白大省对“坏女孩”西单小六的艳羡，作家对两类女性的暧昧态度显然已超越了单纯的道德评价。同样，倪拗拗之于禾寡妇（陈染《私人生活》），“我”之于米兰（王朔《动物凶猛》）都表现出了对女性身上女性气质的青睐。

　　今天，当我们回顾“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新人”形象时，仍然能窥见其性格和形象的多面性，她们或娴静或泼辣、或愁肠百结或性情爽朗。在高亢的主旋律之下，女性作家以游移、彷徨甚或守旧的笔致，对女性的古典性格深情回眸，并昭示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女性心理印记，补充、丰富着“十七年”时期女性心理描写的空白，表现出了迥异于时代主流话语的异质性因素。她们以微弱的声音汇入时代的最强音之中，留下了一个时代完整的声音和画面。时至今日，当我们捡拾历史遗产时，更能够发现它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