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我很愿意看到“70后”作家写历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用关心现实。恰恰相反，当代作家之所以写不好现实，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缺乏理性认知、缺少深入研究和质疑精神。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漫长的战争，频繁的运动，各种革命和改造，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有哪些深远影响？宏观层面的，包括制度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微观层面的，一村一族，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甚至私人生活境遇等等，我们大都能从历史的河流中找出源头。

　　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故事成为热点话题。在我阅读朱阅平小说、写这篇稿子的这几天，微信朋友圈中的一篇作品——黄灯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十月》2016年第1期）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因为是亲历，多了在场感，那些家长里短扑面而来，带着痛感和焦虑。而乡村问题，包括代际贫穷、留守儿童、风俗崩解、老人自杀、资本侵蚀等等，并不是一村一户特有，也非一朝一夕而成。

　　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眼前的乡村现实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很多人在思考和追问，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对于作家来说，写作并不仅是写好人物、讲好故事那么简单。李浩常说，小说是用虚构最大限度接近并且呈现真实。我们很多作家也能部分地写出真实中国，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现实中国，无论是城市中国，还是乡土中国，但是缺少洞见，也缺少诚意和感情。思想、才华和感情是一个好作家缺一不可的必备武器。

　　回到《老榆树纪事》。读完小说，首先想到的话题是国族叙事，然后是阶级话语，再然后是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时空交错的点线面叙事构图。

　　这篇小说中的两户人家三代人的矛盾冲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革命年代：富贵的爷爷佃户三猫和土蛋的爷爷地主九阎王因为种田交租冲突；“文革”时期：富贵他爹治保主任和土蛋他爹“地富反坏”因为阶级身份斗争；改革开放：富贵和土蛋因为争夺宅基地、娶日本媳妇开日本车先后两次较量。小说有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历史线索是三猫、四狗当不成汉奸，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现实线索是富贵种菜发家，土蛋打工发财。两条线索的话语交集是“汉奸”。在抗日战争年代，三猫、四狗这样的穷人，为保命试图为鬼子效力，结果因为没有利用价值连汉奸都当不上；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土蛋外出打工，衣锦还乡，开日本车，娶日本女人，仍旧被留守乡邻骂成汉奸。

　　小说写到了乡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复杂的国民性。富贵们老榆树下义愤填膺：“小日本再次扩大东海防空识别区。人们大骂小日本贼心不死，又说到了抗战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又骂现在人还在买日货，说如果咱中国人一件日货也不买，那还不把小日本穷死！”这种情绪，在三段时空压缩的老榆树下被放大，呈现的是弱势民族的创伤记忆和精神轨迹。三猫、四狗当年的选择，富贵、土蛋半个多世纪后的分歧，朱阅平笔墨不多，隐含的思考不少。虽然看起来泾渭分明，身份转换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话语密码和时代精神症候。

　　民族主义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其实由来已久。民族情感分化及民族认同危机，同样愈演愈烈。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加之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冲突的日益加剧，民族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的焦点。到今天，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国族叙事？无论是全球化的简单认同、全盘接受，还是坚守民族藩篱，筑起意识形态高墙，都不是理性的态度。对于民众来说，民族情绪往往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族意识。当然，知识分子、学者，包括作家，对此也没有共识。先放下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中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不谈，我们在大量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民族性和民族史书写，如海外华文作家和国内的边地作家。具体到中日关系，纠结的不只是钓鱼岛和东海安全，一面是反日声浪高涨，一面是赴日购物狂潮，这中间的沟壑和扭结，更值得我们思考。

　　朱阅平以老榆树为点，以时间为线，以吊人、批斗、吊车三幅带有历史感的画面，建构起叙事的辐射阈。小说核心象征物是村头那棵大榆树。老榆树是村里的话语集散中心，是乡土中国政治斗争的缩影。每一次时代转折，每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喧嚣，然后退场，留下沉默的大树，作为历史的见证。

　　“一片黑暗的世界，黑压压、乌沉沉地压在两颗衰老的心上。”小说中这句话不由得让人忧从中来。从故乡到异乡的打工者们，从历史深处飘荡而来的灵魂们，携带着各自的代际历史、文化身份和精神符码，我忍不住会想：土蛋和富贵的下一代，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国家？从乡的国，到城的国，“黄灯”之后，是红灯还是绿灯？从我的国，到他的国，东海之外，是隔着民族主义还是隔着世界主义？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