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青

　　1

　　王文校刑满释放回来正是麦收时节。

　　过了两天，在烈日下抢收的男女社员看到他满头大汗，挑着沉甸甸一担土从村西走过来，就知道他正为修缮那三间破旧的土坯屋做准备。等他走到近前，地里的人们全都停下手上的活儿，直起腰和他打招呼：

　　“文校，等忙过麦口儿，借队里一辆双轮车拉呗。”有人给他建议。

　　“看样儿这苦头儿还没放下！”有人望着他那卖力的架势，有点夸张地赞许。

　　“嘿嘿，这肩膀有些年头没放这么重的担子了。”文校把担子放在路上，擦了擦汗和人们攀谈起来，“我先担着吧，等麦收忙过再借车拉。”

　　“赶紧吧，再不修你那屋就该塌啦。”

　　“可不是哩，里墙外墙和房顶都得上遍泥。”

　　“还认得这都是谁不？”

　　乡亲们七嘴八舌和他搭话，那情形不仅没有丝毫嫌弃半点歧视，更像面对一位打远方归来的游子。文校也没有任何不自在。他问一个闺女：“这是花梅吧？可认不出来了，我走的时候才这么高，还是孩子哩。”他用手比划着刚及腰间的高度。那神情和语气，好像这些年他不是在监狱劳改，而是去遥远的什么地方当兵或工作来着。

　　房屋不怕陈旧就怕空闲，一旦闲置，漏雨化雪，潮湿闷捂，就会使梁檩朽椽子烂，屋顶随之塌陷。位于学校西侧的那三间土坯西屋，还是他爹当年给文校留下的。这么多年没人居住维护，早已根基发碱，墙皮脱落，房顶上浓密的荒草足有半人高。要是有条件人家，一定会重新翻盖，王文校显然没这条件。好在他光棍一人，用上好的泥土掺上麦秸，将屋顶墙皮重新抹过，不跑风漏雨也就足以存身了。人们觉得只能是这样。

　　2

　　这一阵，王文校成为人们在田间地头和饭场闲聊的主题。

　　往上推一辈，王文校家并不是当地人。王阿坪闹土改，他爹王长毛刚到老侯家当长工还不满一个月，却因此分得了一份果实。

　　王阿坪在鲤鱼川西部的太行深山区，翻过村后十里以外那座悬崖耸立的大山就是山西省。百余里长的鲤鱼川两边山峦逶迤，槐河流淌其间，到了王阿坪，山峦回环起伏，形成一个状如盆地的格局，村落靠山面水，阴阳先生走到这里都夸好风水。当年，村里的财主侯家宣称：从王阿坪到北京，不住别人的店，不喝别人的水。王长毛分到的就是侯家一座外宅，结结实实五间砖石结构的槛檐房，桌椅箱柜一应齐全。他就在这里娶妻生子落了户。

　　王长毛在原籍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不是在东村就是到西村地打短工，整年流落在外。落户王阿坪后，人们发现他有个奇怪的习惯：爱赶集上庙。每逢集日庙会，不管农忙农闲，一准儿要去。有时挑上一担木炭，有时扛上一捆荆条儿、几条框系，有时则背上两三根椽子……实在没东西可拿，他空手也去。这个现象令王阿坪人既感到好笑又惊讶不已——不明白他那么乐意往外跑究竟为的啥！人们在外奔波无非是为居家过日子，而王长毛乐此不疲地向外奔跑，却是全然不管不顾家里，好像就是为图热闹看景致，为跑而跑。这在庄稼人眼里可不是过日子的来头。终于有人看不下去，就问他：“长毛，你不买不卖赶集上庙为个啥？”

　　王长毛像牛一样的两眼，温和无辜地望着那老人，半晌才说：“我去看看行情。”

　　“不买不卖，看啥行情？”

　　王长毛无语，转身走了。

　　开始，有人还托他从集市上捎东西，但买回的东西每每与给他的钱数碰不上。人家问：“剩下的钱哩？”

　　王长毛默默地瞅着人家，好像是人家给他出了什么难题……过了半天吐出一句：“我买了碗饸饹……吃了个缸炉烧饼。”

　　别人无奈地苦笑起来。人们再不让他捎东西。

　　他这桩毛病过去常被东家指责，成了家又受到媳妇数落甚至咒骂，两口子为此隔三差五吵闹打架，看他就是改不了，女人一怒之下跟他离婚改嫁到外村。

　　那会儿王文校才三岁。

　　媳妇走了，王长毛来去无碍，更是逢集必赶。王阿坪的人终于认清：这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可救药的家伙！就明白为啥他总是东村三天西村半月的打短工而扛不了长活了。

　　在王长毛自由自在的日子中，他的地里总是草苗一家，甚至野草比庄稼长势还好。老人们路过地头就摇头叹息——替那块上好的土地惋惜！那时王文校已经十七八岁，村里年龄相近的孩子早都回家参加劳动——庄稼人能识字会算账就得了呗——王长毛却硬是供着儿子上学。文校学习咋样，上学到底为个嘛，这似乎就不是王长毛所考虑的事了。有老人说他：“你不愿干活，就让文校回来干吧！别把好好的水浇地给糟蹋了。”

　　王长毛摇着头，一字一板地说：“不能。侯家少爷小姐个个都上学，咱孩子也得上。”

　　老人被这话噎住，顿了顿说：“千里居官为吃穿——这可是说古的老话！你说说上学是图个嘛？”

　　王长毛一时语塞，像绕开横在路上的障碍，丢下老人掉头就走。

　　村里开始办互助组，搞合作社，王长毛的好日子也就此结束。他爱赶集上庙的恶习遭到同组乡亲抱怨和生产队长的批评，大队干部也经常把他训斥。在生产队拴在地里和大伙一块劳动，他干起活来就如鬼画符，一点都不靠实。

　　有人对他提醒：“长毛，如今咱可不是给侯家当长工。”

　　“要是给侯家干，这活儿能交代得了吗？”有人反问。

　　有人笑道：“这要是给鬼子干还差不多。”

　　王长毛听着人们奚落，顶多是不满地斜对方一眼，照常我行我素，闹得人哭笑不得。

　　文校上高中那年，王长毛在院子西侧建起三间土坯房。来攒忙的乡亲都认为这是预备给文校娶媳妇，背后说王长毛这回终于办了件正经事。谁也没想到，王长毛居然把土改分的五间北房私下卖了，给文校留了点钱，就从村里突然消失。此举不仅出人意料，简直称得上胆大妄为。看在他已经六十来岁，又是那么一副德行，眼不见为净，村里议论一阵子也就没人再去计较。后来，有人到邻县赶集遇见他，他在干着钉鞋的活计;多年后他还回来过一次——那时王文校已经住狱——这回他又变成货郎，背着一条褡裢，卖针头线脑、染料和一种鱼型的红土泥哨，一身的穿戴如同乞丐，一望可知混得如何。大人们不理睬他。他却温和而不失豪迈地对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说：“等下回再来，我给咱村的孩子每人带个泥哨！”之后，他就彻底消失了。

　　3

　　七月，鲤鱼川正是打核桃时节。生产队把劳力分成几伙，一个会上树的青壮年攀到树上，手持一丈多长的酸枣木杆子，打落挂在枝头的青皮核桃。等到把树上的核桃打净，社员们无分男女，聚到树下，将散落满地的核桃一颗一颗地捡进框里，挑回堆放在生产队的羊圈。这时节的羊群正在远山上避暑，羊圈空着，而发热的羊粪能促使核桃脱去那层青皮。打核桃是欢快的劳动，树上的年轻人时常趁机发坏，故意把核桃打得飞到某个嫂子辈的妇女头上;有时却失了准头，核桃落在了哪个长辈头上，于是人群爆发一阵哄然大笑和高声笑骂。生活因此而显出生机，充满欢乐！

　　这天快要晌午，第五生产队正在村口打核桃的人们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背着行李卷，正顺着公路走来。等他拐到进村的桥上，树上的人认出来，对大伙儿说：“是文校，王文校回来了。”

　　王文校穿着一身蓝色制服，斜挎烫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的草绿色军挎包，左胸上赫然别着一枚鲜红耀眼的毛主席像章！

　　文化大革命一闹，王文校就跟着红卫兵到全国各地搞串联。如今领了一张高中毕业证，回到村里来。

　　晚上，几个年轻人相约来到他家。那会儿这三间土坯屋还是半新不旧的房子，来不及找电工拉电线，他就去供销社买了一根蜡，又到生产队牲口棚要来两捆谷秸，摊开铺在炕上，至于他爹留下的两双破鞋、一床烂被，他一进门就把它们扔到门外，里外打扫擦抹一遍就算安了家。年轻人是冲着毛主席像章来的，乡下没见过这么稀罕的宝贝：个头有碗底那么大，又那么圆，色彩又是那么鲜亮，酸红酸红的，质地像镜子，似玻璃。王文校在墙上贴了一张报纸，把上衣挂在墙上，举着蜡烛，抻开衣襟让大家瞧——只许看，不许摸。等大家仔细看罢，他就兴致勃勃讲述起串联见闻，谈论各地如何开会批斗走资派，怎样开枪动炮搞武斗;讲他们到过什么地方，住在哪里，吃的什么。他们在上海住在原来租界一个大旅社，有个同学上厕所，去了又返回来，叫其他同学帮忙，说自己够不着尿池。他们到厕所一看才发现那尿池竟有半人高。连长说：“这鸡巴一准儿是洋鬼子的厕所，鬼子个儿高，所以尿池修得也高。”刚说完就见一个外地同学从里面走出来，到那里打开水龙头洗手。大伙这才恍然大悟：撒尿拉屎在里面，这原来是洗手的地方。这段趣闻把那几个年轻人逗得大笑不已。文校没有笑，他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尿了拉了还洗手，美其名曰“讲卫生”。接着他又得意非凡地讲起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景：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山人海，他们学校被安排在后面，他和两个男同学硬是挤到前边。“毛主席一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人们简直就是疯了——你们想，谁不愿看看毛主席呀！可后面根本看不清，大家高呼着口号，热泪盈眶地争相往前拥挤。最前面是金水河，再不能挪动半步。可咱是山里人呀，会上树！我灵机一动就爬上那根华表，就是这根——”他摘下衣服拎在手上，指着报纸上一幅照片给大家说。“这下我可看清楚，连毛主席下巴上那颗痦子都看见了。”几个年轻人目瞪口呆——能见到毛主席那该是多么幸福光荣的事啊！真是天大世面呀！这种机会自己八辈子都碰不上。他们先是满脸羡慕和向往，继而心里就生出失落和自卑来。望着他们阴晴不定的神态，文校不紧不慢打开那个军挎包，又拿出一个长方形的银白色铝盒摆在桌上。大伙赶忙凑上前，就见盒里的药棉纱布垫上放着数十根细如发丝、长短不一的毫针。

　　“文校，你学会扎针啦？”有个青年认出来，疑惑地问他。

　　王文校神秘一笑：“回吧，回吧，该睡了。明天一早还上工哩！”

　　4

　　打过核桃，接下来就是收秋种麦。

　　王文校手上磨出水泡，水泡破了变成老茧，那身蓝色制服也开始褪色。一天晚上，他又在供销社讲述天安门广场经历，村里的团支书、刚从省新医大学培训回来的赤脚医生一脚踏进门，毫不客气地揭穿他：“文校，华表是什么？那可是祖国的尊严，你以为是咱村的核桃树啊，想上就上！别在这儿瞎吹了！你这样儿可不像个入团积极分子。”王文校红着脸愣了一会儿，一低头走了。

　　躺在炕上王文校失眠了。他穿上衣服走出门，来到学校操场边谁家盖房的一堆石头上坐下。子夜已过，皎洁的多半个月亮孤寂地悬在暗蓝的东天，黑魆魆的山峰犬牙般围在四周，头顶只有窟窿似的一爿天空，连疏朗的星星都能数清楚。王文校觉得喘不过气来，像是一只蚕蛹被包裹在密不透风的茧壳里。他自幼在外上学，和父母没有多少情感，家乡在心里也有着诸多陌生;既没有庄稼人对于耕耘的希望，也没有丰收的喜悦。只觉得若是像村里人似的过一辈子——在这块屁股大的地方种了收、收了种——就同待在棺材里等死一样！凉爽如水的空气里混杂着庄稼和草木成熟的气息，叫不上名的虫们在身旁的草丛中兀自鸣叫，一颗流星倏然划过天空消失在剪影般的南山后面。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天籁自然、世俗风物，他同样毫无感受，这幽然静谧的夜晚更使他感到痛彻骨髓的单调寂寥。想到要天天与这些足不出户、无知乐天的山里人为伍，最后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人，王文校不禁战栗起来，眼里落下悲哀的泪珠。

　　这天下午，在耕种的地边发现一条五尺多长的蛇蜕。有人惊异说：“好大一条蛇，还在长呢。”蛇这东西，蜕一次皮就长一回。文校听着，目光从蛇蜕一点一点投向远方，仿佛在寻找那条“脱缰”而去的大蛇。

　　“文校，刨地角去！”老队长冲他喊了一嗓子，他才慢腾腾拿起镢头去刨那耕犁不到的四个地角。

　　要下工了，王文校向队长请假，说要去割点荆条编副条框。他刚回来不久，劳动工具还没置办齐全，常常不是抓东家就是借西家的。虽然正是需要劳力的当口，老队长还是答应了。晚饭后记工，不知谁说：“文校家黑着灯，大概还没回来哩。”又有谁就笑道：“这软蛋，别抛了坡！”抛坡，是牲口从山上失足滚落的意思。到底是学生出身，王文校干农活既不在行，也没耐力，老队长却坚持将他评为十分劳力，个别社员借机发泄不满。

　　第二天王文校家仍旧锁着门，老队长着起急来。有人说昨天见他往村后去了。队长便派人去村后的几个山庄打听，一个放羊的说他看见文校翻过岭奔山西去了。

　　谁冒出句：“别是个王长毛第二！”

　　大伙哄地笑起来。

　　老队长皱着眉头琢磨半天，到底没猜出他去山西做什么，但只要人平安也就放下心。

　　第六天，王文校灰头土脸回到村里——他是被昔阳县李家寨公社革委会派人解押回来的。在给大队革委会的公函上，李家寨公社首先介绍了来者身份——武装部长;接着指出，当前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王文校私自行医、好逸恶劳的行为，无疑是破坏当前的大好形势，影响十分恶劣，希望村革委会予以严肃批判教育。武装部长把王文校和他的军挎包交给大队革委会就走了。大队干部打开挎包，里面除了一盒毫针，还有一个笔记本，本皮上醒目地写着：“奖给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王文校”。一枚模糊不清的图章盖在那行字上面，图章上“县革委会”几个字，明显用红色圆珠笔涂描过。笔记本里抄着几页治疗常见病的药方，还画着一幅幅穴位简图——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天王文校是以行医为名，到山西行骗去了！

　　上初中的时候，教王文校生理卫生课的老师是个护校毕业生，男孩子无论如何不情愿当护士，经常在工作上闹情绪，正好学校需要个教生理卫生课的老师，县医院便趁机将他推荐过来。这年轻的老师是个针灸爱好者，没拜过师傅，在医院耳濡目染，就有了那么点一星半点的常识，在课堂讲了课本上的内容便大谈针灸，王文校胆子大，总是自报奋勇让老师在他身上演示。“文革”开始，万念俱灰的青年教师临去牛棚遇到王文校，顺手把这盒毫针塞给他。弄明白来龙去脉，大队干部的吃惊大于愤怒：“文校啊，你行，到底比你爹有文化！好逸恶劳，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冒充白求恩——这些我就不说了，你就不怕弄出人命来？”

　　地区正在滹沱河上游修建一座中型水库，一入冬大队就打发他上了水库工地。

　　水库工地上实行军事化管理，以县为团，公社为营，大队为连。这是一场千军万马大会战，密密麻麻的工棚布满沿河两岸，整个工地人山人海，彩旗遍地，打夯的号子顿挫悠扬，拉石运土的车辆你来我往，到处都是紧张繁忙的动人景象。为确保明年汛期前大坝合龙，无论运石砌坝，还是拉土垫方和打夯，每天都定有指标。各团各营各连之间开展了劳动竞赛，高音喇叭不断报告着各团各营的进度，报道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王阿坪连的任务是拉土，每天必须完成规定方数，几百斤重的土车民工们拉起来跑得像飞一样。数九寒天，顺河滩吹过的西北风尖锐犀利，棉衣却穿不住，只穿一层单衣仍是汗流浃背。修水库是高强度的苦活累活，大队干部本意是让王文校去吃点苦，受受磨练，回到村里来老老实实过日子。

　　王文校力气弱，开始没人愿意和他搭伙拉车，还得连长分配，为此他吃够话头，受尽羞辱。就这样还累得吃不下饭，晚上睡觉把床尿了都不知道。庄稼人有句话：人是贱骨头，劲儿是使出来的。过了一个月他慢慢锻炼出来，拉车也甩掉棉衣，每顿饭都得吃胳膊长一条“膀卷”——那是十二个馒头！王文校活跃了。下了工，别人累得话都不愿多说，吃饱喝足倒头便睡。他却爱东村西村串工棚，找人去说笑话讲故事。后来，工地上流传一首打油诗：

　　“海河民工笑嘻嘻，

　　冬天穿着夏天的衣。

　　一年吃了三年的饭，

　　三年操了一年的B。”

　　这首荤素搭配的诗歌，随着呼啸的西北风迅疾地穿过每一间工棚。民工们争相传诵，以此为乐。指挥部当即派人调查，一查就查到王文校身上。王文校咬出一大串人来，说这句是东村的谁谁说的，那句的意思是西村谁谁和谁谁说的，谁谁也说过同样的话……那些人却一同咬定是王文校编的诗。再细查，这些人个个根红苗正，加上又是用人之际，指挥部就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办法——把他们押到台上，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名召开了一场庄严的批判会，然后把他们编成一个“劳改班”，劳动量加倍，每天还得学两小时毛著。其他民工俩月一轮换，“劳改班”直到过年才解散。

　　消息早传回村里，大队干部听了喜滋滋地说：“该！这小子就差这么收拾。这回就老实了！”

　　然而，王文校从水库上回来竟和大队干部玩起“捉迷藏”：稍不留神就失踪，一走就是一两个月。有时回村待上一阵，不知哪天就又突然消失了。

　　晚上记了工，人们摸黑坐在街里，有时也聚到供销社聊闲天，聊着聊着，就计算起王文校这回已走了多少天。

　　老人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天生不假，文校可真是王长毛的种！”

　　有人自信地预言：“等着瞧吧，迟早哪天又被押回来！”

　　有人幸灾乐祸地接过话茬：“这小子，没准儿真就弄出人命来！”

　　“呵呵呵呵……”

　　人们开心地笑着。他们期待着王文校“败露”，盼望着自己一语成谶的那一天。

　　5

　　经历了水库工地磨练，加上头回“出诊”的教训，王文校变得精明起来。他不再去县城甚至大点的乡镇，专门找山区偏僻村庄。这样的地方远离医疗机构，人们抱着“有病乱投医”的观念，把送上门的医生看得就如救星。在那里，王文校终于发现自己的价值，找到了“王医生”的位置和快乐。这快乐掺杂着人们对他的尊敬，也有博取信任和“化险为夷”的机智。

　　他用大剂量酸枣仁加甘草，治好过一个村革委会主任婆姨的头疼失眠症，还用在旁村巧遇的一次经历中暗暗记下的穴位，治好过一个妇女的癔病——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中午从菜地回来，突然跌倒在院里，声音俨然变成男人，悲痛地述说自己在“那边”缺吃少穿，孩子们不给他烧纸送钱。惊得村里人头发都奓起来：“这是二根的声调，她被二根祟惑了！”

　　这家的男人跑着去把二根两个儿子和媳妇叫来。

　　躺在地上的女人发出男声说：“你们还有脸来见我。毛孩儿，你上集去收购站卖蝎子一共卖了五块二，回来你给了你媳妇五块，那两毛钱你买了碗羊汤，吃了俩馍，我就在旁边你也不让让我。二孩，你那体己钱在哪儿藏着，别以为我不知道，不让我花点我就说出来！”

　　两个儿子一听就跪在地上哭着喊起爹来。

　　老人们在旁边发急：“光哭有啥用，还不快给你爹去烧纸！”

　　谁家平白无故预备纸钱呢，得去三里外的胡家寨供销社买。二孩就说：“爹，你先走吧。我这就去胡家寨，买来径直给你送到坟上去。”

　　“我不走，我怕你糊弄我。”那男声倔强地说。

　　这时有人叫道：“王医生来了，王医生来了，赶紧叫王医生看看。”

　　王文校已经到了一会儿，这时分开众人走进来。躺在地上的妇女满口吐着白沫，吊着两只眼睛说：“王医生来我也不怕，他这医生是个二五眼。”

　　王文校二话不说，蹲下身摁住她的头先在百会穴扎下一根针，那男声哎哟叫唤一声。王文校第二根和第三根针飞快扎在两个涌泉穴，他又哎哟了几声。接着第四第五根针分别扎在两手上的合谷穴，这时那男声突然转为哭腔：“我走啊，我走啊！”

　　王文校问：“你还敢再来不？”

　　“不敢了，可不敢了！呜呜……”

　　“再来我还有更厉害的招数。这回不难为你，走吧。”说着起了针。

　　那女人打胸里吁出长长一口气，仿佛刚刚睡醒，眨巴着眼睛问：“我这是怎么了？”

　　“好了，好了！”围观的人群齐声叫道。

　　从此，王文校在那一带落下“王医生会捉鬼”的美名。

　　他也遇到过险情——那回给一个卧床不起的哮喘病人行针，没等起针老人当场就死了。他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连起针都忘了。正巧有个要饭的从门外走进来，仓皇中他一脚踢在门槛上，自己跌了个马趴，门槛也被踢断。他爬起身拿着那段腐朽的门槛，对那家人说：“看看，万物都有定数，时候到了神仙也没办法。人活百年，都有这一关。七十多岁可是高寿，喜丧！好好给老人家办后事吧。”三言两语竟然化解了此事。那家人慌慌张张开始张罗丧事，却没忘好吃好喝招待他。

　　面对这些山里人，王文校变得从容镇定了，常以施救者的身份和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他的挎包里也有几样治疗常见病的西药，诸如：地霉素、黄连素、阿司匹林、食母生、苏打片、消炎粉、酒精等等，他把西药片碾成粉面儿装在不同的瓶子里，有时掺在给病人抓的药剂里。他期望能够成为高高在上、受人膜拜的神医，私下悄悄搜集民间验方，然而在那样的深山僻壤，听来的多是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他听说几十里以外有个老太太擅长治疗小儿腹泻，专门买了一斤饼干以患儿家长的身份前去骗药，那老太太女巫似的冷冷地盯着他说：“小伙子，年轻轻的干点啥不能混口饭吃？跟我老婆子抢甚饭碗！”

　　他尴尬地从老太太家退出来。村边，一个穿红袄的年轻妇女正站在门前朝这边瞭望。走到近前那女人就叫他：“医生，来俺家吃饭吧！”

　　王文校一怔：“你咋知道我是医生？”

　　“你背着药包嘛。”那女人笑盈盈睇视着他。

　　王文校恍然大悟，原来是挎包上的红十字让他露了馅，心里顿时轻松起来，打趣道：“你汉们儿没在家？”

　　女人脸上微微一红，说：“他上桃坡村给他舅盖房去了。我给你做刀削面！”

　　“有俩馍就够。”王文校随着她走进门，招待他的当然不止是刀削面。

　　这一带风俗女人不下地劳动，打扮得头光面净，穿戴得大红大绿，专一做饭，收拾家务，把炕檐都抹得锃光发亮，男女之事也来得随便，她们喜欢岭那边的河北人，也高看穿制服的。这样的艳遇王文校并不是头一回遇到，有时即便住在某个亲家家里，大家睡在一盘炕上，夜里女主人也会悄悄钻进他被窝来。第二天一家人照常说笑，就像昨夜啥事都没发生一样。但王文校总是和她们保持一定距离，他不愿被哪个女人缠在某个山沟里的炕头上。

　　有时，孤独地行走在寂静幽深的悬崖峡谷间，望着脚下或头上的白云雾霭，他常常幻想忽然有一位神仙或隐士现身，传授给他包治百病的神药奇方，可惜这么多年就是睡梦里他也没遇见过。

　　倒是那次“遇险”碰到的老叫花让他增长了一番见识——那天他坐着吃饭，一抬头看见一个老叫花木然靠在墙边，就抓起两个馒头走过去塞到他手里。等从那家走出来，老叫花来到王文校身边悄声说：“小伙子，借一步说话。”

　　两人来到一个僻静处，老叫花站住脚说：“都是吃江湖饭的人，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王文校说：“你说。”

　　“小伙子，你忒大胆呀！就今天这场儿，要给了有权势的人家肯和你善罢甘休吗？”

　　王文校一愣神：“老人家懂医术？”

　　老叫花摇摇头：“要懂医术还用讨饭？可我知道干你这行的都带有‘脱身药，你有没有？”

　　王文校迟疑地摇起头来，他第一次听说这名堂。“什么叫脱身药？”

　　“给人瞧病，病人当场死在自己面前，一来显见自己医术不高明，二来没准儿还会惹祸上身。脱身药就是遇到病人危急，立马服用，吊住病人一口气，好让自己从容脱身。”

　　“那是什么药？”王文校脱口追问。

　　“早年间我在城外一个接官亭旁边午睡，偶然听两个喝醉的游医自夸医术，才得知还有这么个诀窍。”老叫花说着，从随身的布袋儿里掏出几个小纸包递给他，“用开水冲服，保险病人多活一个时辰。”

　　望了一眼呆怔在那里的王文校，老叫花竟自去了。

　　初次“出诊”的挫折，倒是使王文校体会出与人相处的重要性。以后每到一地，他总是主动找到主任、委员或队长家，先做自我介绍，声明身怀祖传绝技，免费来为群众行针治病。病人家里条件允许的话，自然会为他提供食宿，来往久了有人就把钱交给他，让他亲自给病人开方配药。他在一个村庄最多只待三五天，然后说哪儿哪儿还有病人等着，过一段时间再来回访。就这样来来去去他和那一带山里人熟稔起来，有的还成为朋友，上赶着让孩子认他做干爹。王文校渐渐生出如鱼得水的感觉。

　　这中间，那几包“脱身药”确实为他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但除了人参王文校终究没能弄清其余的成分。

　　王阿坪人仍然对王文校议论纷纷，这家伙靠那点“二五眼”的道行如何蒙得了人？既然是免费“行医”，在外面靠什么吃喝穿戴？对王文校的杳无音信他们不免感到失望，却在失望中继续着自己的期待。

　　6

　　日子平白又是一年。

　　夏天一个傍晚，王文校再次来到刀把口。刀把口十来户人家，隶属十里外的洪泉大队，算是一个生产队。这地方他熟悉，远远就望见秃头队长正坐在自家门口默默抽烟。队长才比他大五六岁，因为谢顶，头上光溜溜的寸草不生，倒显得像个老者。

　　队长看到他，站起身脱口骂道：“球货，咋才来……”

　　上前拉住手，径直把他接进了通常住的东屋。待王文校坐下，队长迟疑一会儿说：“妮儿……没了。”

　　“甚，蓝妮？”王文校一撅站起来，“啥病？”

　　队长眼圈红红的说：“前儿个，打麦呢。妮儿管往脱粒机里塞麦个儿，叫脱粒机绞住辫子……等拉下电闸，脑袋都碎了。”

　　顿时，王文校的脑海被一台草绿色的脱粒机和蓝妮的形象塞满了。

　　前年头一次来刀把口是在麦收前，队长带人正在麦场安装新买来的脱粒机。等他说明来意，队长就叫一个大姑娘：“蓝妮儿，你带着王医生先回吧。”

　　蓝妮是队长的闺女，十七八岁，敦敦实实的个子，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在背后一路走，一路摇来晃去。她把王文校安置在自家东屋，说县里、公社干部来下乡都住这屋。她打开柜子，跪在炕上撅着浑圆的屁股一面铺被褥，一面说：“咱这里凉快，夜里还得盖被子。你是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主要是针灸。”王文校从挎包拿出他的笔记本。

　　蓝妮从炕上跳下来，接过笔记本说：“你叫白求恩？”

　　王文校说：“不，我姓王……”

　　“我说呢。”蓝妮一脸郑重道，“白求恩是个外国人，早死了。毛主席专门给他写过一篇文章，课本上就有哩。”

　　王文校早已处变不惊，指着那行字解说：“‘式的——就是像他那样的。上级的意思说我是和白求恩一样的医生！这笔记本是奖品。”

　　“那你……会不会治肚子疼？”蓝妮白皙的脸上漫起两朵红云。

　　“你痛经？”王文校从她的神态猜出背后的原因。

　　蓝妮点着头说：“每个月那事来了，头三天疼得浑身净冒虚汗，把衣服都能溻透。”

　　“当然能治！这得靠针灸，不过时间短了可不行。”

　　蓝妮说：“只要能治好，我给你炒鸡蛋，烙饼。”

　　晚饭果真是香喷喷的炒鸡蛋烙饼。

　　王文校军挎包上那行“为人民服务”的红漆早已脱落，蓝妮擅自做主，拿红线在书包正中央给他绣了个鲜艳的红十字。

　　有一回扎着针，蓝妮突然脸红起来，扭捏道：“你说……我长得白不？”

　　“白。”王文校瞅着眼前凝脂般的小腹，肯定地说，“我给这远近多少闺女扎过针，就数你白。”

　　“一白遮百丑。”蓝妮满足地笑了，她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

　　“蓝妮可不丑，方圆几十里就数蓝妮俊！”王文校郑重其事说。

　　“你……为啥不成个家？”

　　王文校俯下身去默默捻针。这个问题从来没人提及，他还真没认真想过。这会儿蓝妮说起，他才想到村里同龄人的孩子可不都已经上小学了。但他确实没有成家的欲望和想法。或许是这样，前些年如履薄冰，时常处在惴惴不安中，没那心思;这几年如影随形的危机终于悄然冰释，他尽情享受着“王医生”带来的快乐，沉溺其中不想成家。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说：“我行无定所，谁愿意跟我？”

　　“要有人愿意呢？”蓝妮轻轻追问。

　　王文校心里一热，瞅着蓝妮雪一样圣洁的肌肤，说：“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咋能让人家姑娘跟着我受罪！再说，我习惯了这样生活，就喜欢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日子。”

　　说完王文校猛然意识到，自己此前从未想到过：他确实喜欢这样的生活！这一刻他脑海闪出了没有下落的父亲——或许他也是这样？

　　那天夜里，蓝妮像只猫一样无声地钻进东屋。王文校抱住那个凉爽的玉体，嗅到了处女特有的芬芳。天亮前，蓝妮拿过他的手按在自己饱满的乳房上，贴着耳朵说：“你治不好我的痛经，我姨说等生过娃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手——绵软，不愿让一只粗糙的手摸它们。”说完就像来时一样，赤条条闪出门。王文校嗅着被窝里的肉香，就像做了一场梦。

　　王文校让队长带他上坟烧了回纸。这既是对蓝妮的怀念，也是表达对队长的尊敬。

　　蓝妮的坟墓孤零零坐在村后的山脚，山脚下就是他们村庄。她还没出嫁，依照乡俗也不能入娘家祖坟。队长站在坟前，望着庄落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说：“妮子眼高，让她站在高处，看得远点。”

　　王文校听着眼圈一热。这些年他和不止一个女人有过性事，但有时从心上闪过的只有蓝妮。蓝妮胆小，有一回问他世上到底有鬼没有。王文校虽然治好过几例癔病，却断然回答：“没有！要有的话，鬼长什么样，咋没人说上来？”

　　蓝妮释然道：“没有就好，我从小就是怕鬼。”

　　“古往今来，人活百年无非是生老病死。”王文校笑道，“我是唯物主义者，人就该怎么快乐怎么活着。”

　　他原本是在宽慰蓝妮，话一出口就意识到，在这个姑娘面前他总是不由自主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第二天吃了早饭，王文校和队长说：“我上山去采制几味中药，也许两三天也许四五天，你甭惦记。”拿荆篮装了一个空酒瓶、一口炒菜的小铁锅，带着干粮、镢头和斧子上山去了。

　　这里的山上有荆芥、柴胡、元胡、黄芪、丹参、党参等几十种药材。夏秋时节村民也常上山刨药材，积攒起来卖到公社收购站，是一种补贴生活的合法来源。医生采药更是本分，队长觉得合情合理。

　　两天以后，有人察觉蓝妮的坟墓被人盗了，队长跑到公社报案，庄里顿时乱作一团。此案惊动了县武装部，两个军人和公社武装部部长组成专案组进驻刀把口。三个人先去看现场，坟墓有明显挖掘痕迹，事后虽然埋上，却明显十分匆忙草率。专案组在庄里一连排查两天，没有得到丝毫线索。队长一家和人无冤无仇，蓝妮是暴死，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随葬，谁会干这种缺德事呢？

　　第三天下起小雨来，队长陪着三人正在村前村后转悠，就见村后的山腰冒起一柱青烟。一个军人随口问道：“那里还住着人呀？”

　　“没，那里有个山洞。”队长突然想起什么，随口说，“或许是王医生在那儿吧……”

　　“哪个王医生？”三个人顿时警觉。

　　队长将王文校的来龙去脉细说一遍。两个军人果断说：“走，上去看看。”

　　一攀上山洞，四个人就惊呆了：王文校蹲在一口架在火上的小铁锅前，旁边摆着白花花一条人腿。

　　王文校承认是自己盗了蓝妮的墓。起因是，他偶然听一个说书的老瞎子讲，大油可以治秃顶……说着看了队长那光亮亮的秃头一眼。

　　“狗日哩！”队长脱下鞋来搧到王文校脸上，“瞎了眼，我交了你这么个朋友。”

　　王文校的脸被打肿，冲队长嗫嚅：“我、我……是想治病……”

　　案情转到本省，县里说真巧，正找他哩——刚刚侦破一件盗窃案，他也是参与者。原来去年冬天，王文校伙同两个光棍闲汉偷盗了一位住山庄的孤寡老太太，除了钱财还盗去老太太土改分到的一整套寿衣。钱财已被他们花销，那套还没出手的寿衣净是绫罗绸缎，每一件都绣着花红柳绿的图案，开公审大会为烘托气氛，把寿衣展开来一件件悬挂在会场前面。老太太跑上前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恨恨地往王文校和他的同伙脸上吐唾沫。

　　两案并罚，王文校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王阿坪人终于看到期待中的结果，自然热热闹闹谈论了好一阵。

　　7

　　现在大家仿佛把王文校那些劣迹都忘了，就像那根本没发生过，他的出狱反倒成为一件令人新奇兴奋的事，大家主动踊跃地帮他修缮着那三间老屋。

　　一个月后王文校住进自己家。这时，不但屋顶和里外墙修葺一新，为防止屋顶腐朽落土，大队还给他报纸糊了一层顶幔。大伙又自动凑齐木料，帮他在南墙外搭了个简易厨房。

　　王文校上午住进去，午后就下起雨来。雨天不出工，人们就纷纷到他家来串门，有的给他带来一把青菜，有的送给他一个北瓜、几颗土豆，还有的给他拿来玉茭面和杂面……人们为他庆幸。多亏搬进来，要赶上连阴天不定啥时候才能住进来哩。

　　“可不是哩，可不是哩！”王文校这会儿见谁谢谁。

　　有人开玩笑说：“这回不走了吧？”

　　“不走了，不走了。”王文校笑嘻嘻说，“这点能耐就供献给家乡吧。”

　　雨越下越大，天就提早黑下来。

　　黎明时分，酣睡中的人们被“腾”地一声闷响震醒。正自狐疑，就听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从街上传来：“救人来啊！快救人啊！文校的房子塌了，把文校埋进去了！”

　　人们抓起铁锨、镢头跑到王文校家，眼前整个房屋已完全坍塌。等大家七手八脚把他刨出来，人已经彻底断气。

　　大伙儿静静站在雨幕中，面对狼藉的残墙断壁和王文校沾满泥土的尸体沉默无语。这突如其来的结果，让他们心里弥漫出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虚无来。

　　老队长拄着拐棍蹒跚赶来，现在他是真老了。当年他和王长毛都在老侯家当长工，那会儿虽然年轻，但一看王长毛干活他就知道这是个草包。然而对王文校他心里却总有几分长者情怀。面对眼前的场景，老头子不禁泪眼婆娑，人们不知道他是自语还是在对王文校嘟囔：“唉，到底是不愿回来呀！既然不愿回来，这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责任编辑 杨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