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杨树和杏树、桃树一样，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叶子从来不与花儿争春，它们都是躲在后面，让花儿先开，尽情地开。等花儿谢幕时，它们才伸出叶子为花儿鼓掌，长时间鼓掌。

　　杨花比不得杏花和桃花，杏花那个白来桃花那个红，都鲜艳得很，而杨花灰秃秃的，一点儿都不打眼。杨花不是朵状，是穗状。落在地上的花穗毛茸茸的，被小孩子说成像毛毛虫。有的小孩子愿意把“毛毛虫”提溜在眼前看，说“毛毛虫”还会动哪！

　　挂满杨树枝头的花穗，如果真的是毛毛虫就好了，啄木鸟就不用东敲西打地忙活了，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大餐。可目前来说，杨树的叶子还没长出来，与杨树叶子共生的各种虫子也没有出现，啄木鸟还得通过啄木，才能把头年隐藏在树洞子里的虫子或虫蛹叼出来。

　　冯登龙家院子外面的地里，就栽有一片杨树，每棵杨树都是已经成材的样子，树腰都比人腰粗。杨树的志向是蓝天，它们还要往高里长。冯登龙下班一走到树林边，就听见了啄木鸟在杨树林子里啄木的声音。每年秋后，当杨树的叶子落尽，总会有一只啄木鸟按时上岗，开始为杨树捉虫子。啄木鸟非常忠于职守，哪怕是大雪飘飘的寒冬，它也从不停止为杨树除害的工作。冯登龙从自行车上下来了，不声不响地站在树林边谛听。他非常喜欢听啄木鸟啄木的声音，从秋天听到春天，老也听不够。在他听来，啄木鸟啄木声像是卖油郎敲梆子的声音。卖油用的梆子，是取一段木头，将其掏空，安上手柄，用木棒敲击。梆梆村东，梆梆村西，敲起来相当响亮，很有召唤力。只是敲梆子的声音薄一些，不如啄木鸟啄木的声音来得浑厚。啄木鸟啄木声，还像是戏台上敲边鼓的声音。边鼓手是伴奏乐队的总指挥，哒哒依哒哒，敲击速度极快。可边鼓手和啄木鸟比起来，那就差远了，啄木鸟一啄，发出的声响就是震颤性的一串，让人分不清点数。更为难得的是，啄木鸟啄木是在高处发声，高处播声远，听来有些悠远，还有些旷古，像是天外来音。

　　听着啄木鸟断断续续的啄木声不够，冯登龙还想把啄木鸟看一看。好比啄木鸟是一位独唱的歌手，他听了歌手动听的歌声不够，还想目睹一下歌手的风采。他仰着脸往树林上面瞅，只见树冠上枝桠交错，枝条上的花穗，摇摇坠坠，却瞅不见“歌手”在哪里。冯登龙寻找树上的“歌手”好多次了，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这么说来，啄木鸟是一位孤独的“歌手”，也是一位耐得住寂寞的“歌手”，它不在意听众反应如何，更不会向听众要掌声。

　　冯登龙的妻子路采凤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她一出大门口，就看见丈夫双手握着自行车的车把，在树林边仰着脸站着，她说，干什么呢？等着天上往你嘴里掉馅饼呢？

　　冯登龙这才回过脸来，说，你猛一说话，吓我一跳。

　　你还吓我两跳呢！我约摸着你该回来了，一等二等不见你，我还以为哪只母狼把你从半路劫走了呢！

　　哪来的什么母狼，我想看看啄木鸟长什么样。“老啄师傅”老给咱家帮忙，我从来没看见过它的真面目。

　　啄木鸟害羞，它不会让你看见的。

　　冯登龙看着路采凤。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啄木鸟。

　　你就是我的啄木鸟，我看你害羞不害羞。

　　我当然害羞。不光害羞，我还害怕呢，该回来不回来，我正准备到井口找你去呢！好了，饭早就做好了，快回去吃饭吧。

　　近来冯登龙上的是夜班，夜班的上班时间，要从半夜零点到早上八点。从这个时间上算，煤矿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可由于煤矿的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八小时两头总要附加一些时间。拿冯登龙上的这个夜班来说，说是零点上班，他半夜十一点多就得往矿上赶。到队部参加过必修课一样的班前会，再换工作服，领取矿灯，乘罐笼下井。垂直穿过几百米深的井筒，从地面来到井底，还要走过长长的巷道，才能到达采煤工作面。比起班前，班后附加的时间更多一些，因为从煤窝里爬出来的人总得洗一个澡。好比一个唱包公戏的演员，从戏台上下来，不能穿着戏装带着油彩回家，他必须卸掉戏装，洗去脸上所涂的油彩。试想一下，如果“包公”戴着乌纱帽，穿着粉底靴，黑头黑脸地回家，不把家里人吓得目瞪口呆才怪。煤矿工人和“包公”一样，都是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再出现在家人面前。不同的是，“包公”的油彩只涂在脸上，洗起来容易些。而煤矿工人身上的“油彩”无处不在，清洗起来就麻烦些。就说脚上吧，一只脚四个脚指头缝，如果你把三个脚指头缝都洗到了，只有一个没洗到，里面就有可能还夹着一层煤。要把全身的夹夹缝缝、毛毛孔孔都洗净，时间就像洗澡水一样流走了。冯登龙每天班后附加的时间，大约是一个多钟头到两个钟头，说是八点下班，等他回到家，差不多到了十点。

　　作为矿工的妻子，路采凤已经摸准了冯登龙的作息规律。她不能按所谓“八小时”为冯登龙掐点儿，要是那样的话，她连冯登龙的影子都掐不到。她必须学会用加法，给丈夫归家的时间留出一些富余。她给丈夫留的时间不是一个钟头，也不是两个钟头，取其折中，是一个半钟头。也就是说，她估计丈夫九点半左右能回到家。她不敢指望丈夫九点钟就能回到家，到时见不到丈夫，她会担心，着急。她也不愿丈夫延迟到十点以后回家，那样做饭的时间不好掌握，丈夫也会饿得受不住。还算不错，丈夫都是按她所估计的点儿回来，一般来说误差不会超过一刻钟。丈夫今天的脚步要不是被啄木鸟留住，应该会准时到家。就算丈夫被啄木鸟啄木的声音吸引住了，比九点半才晚了八分钟。

　　馒头、新韭菜炒鸡蛋、红薯丁子甜稀饭，都不热不凉十分可口。冯登龙一边吃得狼吞虎咽，一边还说着好吃，好吃。吃完了饭，冯登龙抽了一支烟，就开始打哈欠。他的哈欠打得很大，把眼泪都打了出来。夜班是黑夜，井下也是黑夜，在双重的黑夜里，他都捞不到睡觉。现在回到了井上，回到了白天，他却瞌睡得不行了。看他哈欠连连的样子，似乎一沾枕头就能睡着，一睡就是昏天黑地，不但啄木鸟啄木听不到，恐怕天上打春雷也轰不醒他。那么，冯登龙就自我放倒睡觉去吧，还硬撑着干什么！哪个上夜班的矿工，不是把睡觉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呢？可是，不行啊，冯登龙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关系到他的前途和命运，必须按时完成。这项任务不是矿上给他布置的，也不是路采凤交给他的，是他自己给自己安排的。老是等着别人给布置任务，那是被动的，也显得不够成熟。只有自己开始给自己安排任务了，才是主动的、负责任的、成熟的表现。

　　冯登龙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练习唱歌，而且要唱够一个小时。

　　他打开录放机，机子里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开始唱歌。他合着节拍，跟人家一块儿唱。人家唱什么词，他也唱什么词。人家唱高，他也唱高;人家唱低，他也唱低。他没有进唱歌学习班学习，也没有专门拜老师。录放机等于是他的学习班，歌唱家就是他请来的老师。他不仅模仿老师唱歌的腔调，还装作自己也站在舞台上，模仿老师唱歌时的状态。他挺胸收腹，目视前方，手持一根红红的胡萝卜，把胡萝卜对在嘴上唱歌。

　　三岁的儿子小海，站在冯登龙对面，眼睛看着爸爸手里拿的胡萝卜。如果冯登龙的歌唱需要观众的话，小海代表的就是观众。小海对胡萝卜最感兴趣，爸爸把胡萝卜放在嘴边，要吃又不吃，让他觉得挺好玩儿的，也挺好笑的。小海笑着，把一根指头放进嘴里。他的手指头也像一根小小的胡萝卜，他把“胡萝卜”放在嘴里噙着，嘴角直流口水。

　　见儿子看着他笑，冯登龙几乎有些“笑场”，他让儿子到一边玩儿去。

　　儿子问，爸爸，你拿着胡萝卜干什么？

　　这不是胡萝卜，这是麦克。

　　什么是麦克？

　　麦克就是麦克，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把手指头拿出来，不许吃手！

　　小海把手指头从嘴里拿了出来，说他没有吃手。

　　路采凤过来把小海拉走了，说，别耽误你爸爸干正事。

　　什么是正事？

　　正事嘛，就是大事，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冯登龙反复唱的是一支关于煤矿工人的歌。人说干什么吆喝什么，他是干什么唱什么。每年的“五一”，矿上都要组织开展全矿歌咏比赛，到时候，不管你是采煤工、掘进工、放炮员，还是在灯房收发矿灯的女工，都可以到俱乐部的舞台上一展歌喉，参加比赛。如果唱得好，可以拿名次，得奖金，上广播，还有可能成为矿上的名人。一开始，冯登龙没敢产生参加歌咏比赛的想法，唱歌比不得挖煤，挖煤只要舍得努劲就行了，唱歌可不是舍得努劲就能奏效，不是谁想唱就能唱的。后来，窑哥们儿纷纷登台亮相，挂牌参赛，事情越闹越红火。有一个掘进工，以前天天抱着电煤钻在煤墙上打眼，电煤钻的声音把他的耳膜都快震破了。他参赛拿到了一等奖，命运一下子发生了转折，调到矿工会当上了文体干事。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用下井了，再也不用抱着电煤钻往煤墙上使劲了，只动动嘴动动嗓子就行了。掘进工的调动，给了冯登龙很大触动，看来动手不如动嘴，干得好不如唱得好，唱歌还真是走出煤窝子的一条途径。连妻子路采凤也鼓励他，说他也是高中毕业生，说他嗓子也不错，人家能唱歌，他为啥不能唱呢？人家通过唱歌，从井下唱到井上，他为啥不能试一试呢？那好吧，啄木在鸟，成事在运，他摩了拳，擦了掌，也开始练习唱歌。既然到了唱歌的时代，既然大家都愿意听歌，再多他一个唱歌的也不算多。啄木鸟都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发声，他比啄木鸟也不差吧。

　　他本来喜欢唱的是一支关于石油工人的歌，那支歌的歌词很美，曲子也很抒情。可是，他参加的是矿上组织的歌咏比赛，比赛的组织者要求，最好唱和煤矿工人有关的歌，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嘛。你想唱别的歌也可以，在评比时没有加分。你唱了带“煤”字的歌呢，就可以得到题材方面的加分。为了能得到加分，冯登龙只好选择了一支歌唱煤矿工人的歌曲。歌曲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称是一位在煤海里冲浪的黑小伙。黑小伙头戴丹心一样的矿灯，大步走进深深的矿井，脊梁上流淌着黑色的汗水，胸中燃烧着青春的激情。苦一点算什么，累一点算什么，煤矿工人前仆后继，无怨无悔。黑小伙看到行进的列车，璀璨的灯火，飘香的饭菜，还有姑娘嘴角的微笑，都可以和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都感到光荣和自豪。歌曲反复强调的是黑小伙的快乐，把快乐比成太阳，比成月亮，比成风帆，比成翅膀，每一段的结尾都落到“真呀真快乐”上。

　　路采凤领着小海没有走远，到邻居陈师傅家去了。说是邻居，陈师傅和他们家住的是同一个院子。他们家的房子比较多，有五间正房，还有东西各两间厢房。陈师傅一家租住的是他们家的东厢房。陈师傅比不得冯登龙，冯登龙是矿上的正式工，陈师傅只是一个在矿上打工的合同工。陈师傅的老家在外省，只能临时性地在附近农村租房子住。陈师傅在井下受伤后被截去双腿，现在只能在轮椅上生活。他不能打工了，由妻子代替他外出打工。妻子打工的地方不是煤矿，是一家烧砖的砖瓦厂。妻子早上起来出门前，把陈师傅抱起来，放在轮椅上。妻子傍晚下班回家，睡觉前再把陈师傅抱下来，放到床上。轮椅的两个胶皮轮子当腿，陈师傅进退自如，可以自己做饭吃，也可以到矿街上买东西。可他就是没能力自己上轮椅，也不会自己下轮椅，妻子一把他放到轮椅上，他如同和轮椅连成了一体，每天只能在轮椅上做动作。如果轮椅是他的人生舞台的话，他的舞台面积有些小，显得有些逼仄。曾几何时，陈师傅也是一条挖煤的好汉，在煤海里称得上是“浪里黑条”，干得左右逢源。没了腿就不行了，陈师傅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他听见了冯登龙的歌声，也明白冯登龙的用意，对路采凤伸着大拇指说，行，登龙现在唱得不错了，差不多可以参加比赛了。

　　路采凤说，参加什么比赛，他是唱着玩儿呢！

　　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你得让登龙尽快从井下调上来，千方百计，钻窟窿打洞，也得从石头缝里调出来。黑脸石头不长眼，它可不管你是光棍，还是眼子，砸住一个算一个。一砸住就不行了，不是头破就是骨头折。你看我就是现成的例子。我这一辈子算是朽了，连啄木鸟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

　　登龙也想从井下调上来，哪有窟窿可钻呢，哪有洞可打呢？路采凤仍没有把冯登龙练习唱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她可能觉得，想通过唱歌唱到井上是一件很难指望的事，说出来还不够让人笑话的。

　　见女房东说话有些躲闪，陈师傅也不好把话说破。其实他的看法跟女房东的看法差不多，也觉得想通过唱歌调到井上有点儿玄。天下会哼哼几句歌的人很多，唱歌唱出名堂的人能有几个呢？陈师傅建议，最好的办法还是托熟人，拉关系，给矿上管事的领导送礼。只要把礼送出去，只要领导愿意收你们送的礼，时间长了，用礼把自己的脚垫高，领导一伸手，兴许能把登龙从井口拉上去。

　　我们倒是想送礼呢，矿上的领导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想送礼都没地方送。烧香得找到庙门，连庙门都找不到，烧香也没地方烧。

　　小海扒着轮椅的轮子，想往陈师傅坐的轮椅上爬。他家的椅子没轮子，不会走，这个椅子有轮子，会走，他大概觉得轮椅挺好玩的，想爬到轮椅上玩一玩。

　　陈师傅不愿让小海上他的轮椅，说，别别，这可不是小孩子玩的。

　　轮椅可不是椅子，一把椅子下面装上轮子就不好了。路采凤有些害怕似的，命小海，松手，下来！

　　不，不，我就要上去！

　　听话，不下来我揍你的屁股。路采凤拽住小海，强行把小海抓着轮椅的手拽了下来。

　　小海双脚弹蹬着，哇哇大哭起来。

　　路采凤带着小海从家里出来，她的耳朵好像还留在家里，一直留意听丈夫唱歌。小海这边一哭，丈夫的歌声就中断了。她以为是小海的哭闹干扰了丈夫唱歌，说，走，咱们回去看看你爸，看你爸是不是生气了？

　　她抱着小海回到家里一看，原来冯登龙仰躺在床上睡着了。冯登龙一只脚搭在地上，另一只脚杠在床上。杠在床上的那只脚在床头悬空着，大脚趾上挑着一只旗帜一样的塑料拖鞋。冯登龙的嘴微微张着，好像还在唱歌的样子，而他的眼睛却闭得紧紧的，恐怕用指头掰都掰不开。小海还在哭，小海的哭声似乎对冯登龙没有任何影响，冯登龙仍睡得呼呼的。路采凤对小海说，别哭了，要是把你爸爸吵醒，你爸爸休息不好，就没法儿下井。爸爸要是下不了井，就挣不到钱，就没法给你买玩具。你要是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带你去买玩具。给你买个啄木鸟，能敲响的那种。小海这才不哭了。

　　路采凤把小海放在地上，把冯登龙脚上的拖鞋脱下来，将冯登龙搭在地上的那只脚搬到了床上。她轻轻拍了拍冯登龙的脸说，醒醒，脱了衣服，盖上被子，好好睡。冯登龙一动不动，睡得像一盘石磨一样。看来冯登龙真是累坏了，也困坏了。路采凤想把冯登龙往上抱一抱，抱得冯登龙的头枕在枕头上。可她个子小，冯登龙个子大，她身子轻，冯登龙身子重，她哪里抱得动冯登龙呢！没办法，她只好搬起冯登龙的两条腿，像推磨一样把冯登龙的身体推得斜过来，拉过枕头，塞在冯登龙头下面，并拉开被子，盖在冯登龙身上。做完这一切，她瞪大眼睛看着冯登龙，她的脸与冯登龙的脸贴得很近，她的眼睫毛几乎碰到了冯登龙的鼻子。可她的看是单方面的，冯登龙闭着眼，睡得呼呼的，对她的看没有任何回应。我的受苦的人儿啊，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井里出来呢？路采凤在心里这么念着，鼻子一酸，两只眼睛都模糊起来。

　　跟着录放机里的歌唱家学唱了一段时间，冯登龙自觉学得差不多了，就关掉录放机，试着独立地歌唱。要唱出去，预先要走出去。他没有继续在家里唱，到离他家不远的一条山沟里唱去了。向阳坡上的山桃花开得正盛，远看一片白，近观一片红。冯登龙就站在明媚的春光里，对着漫山遍野的山桃花歌唱。山沟是他的舞台，桃花是他的听众。舞台真大，听众真多。他觉得桃花很爱听他唱歌，每朵桃花似乎都对他露出了笑靥。有一支歌唱桃花的歌，冯登龙也会唱，但他没有唱那支歌，唱的还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歌。好在桃花没有什么身份定位，更没有本位主义，一直是开放和欢迎的姿态，不管他唱什么，桃花好像都乐意听。

　　一个老汉和一群绵羊，沿着山沟的缓坡走了过来。羊群意不在走，在吃，羊群走的过程就是吃草的过程，所以羊群总是不慌不忙，显得静好、从容。新生的野草又是那样肥嫩，营养又是那样丰富，每只羊都吃得又甜又香。见羊群逐渐靠近，冯登龙暂时停止了歌唱。

　　放羊老汉问他怎么不唱了。

　　他说，我唱得不好，我怕吓着了你的羊。

　　你只管唱你的，羊不怕唱歌，有时候还喜欢听唱歌。

　　真的吗？

　　不信你唱一下试试。

　　冯登龙打了打嗓子，接着唱起来。他一唱，果然有的羊停止了吃草，抬起头来看着他。那些羊温情脉脉的样子，仿佛真的听懂了他唱的歌。他唱的是“黑小伙”，他本人也是黑小伙，那些羊都是“白小伙”。如果黑小伙只是跟“白小伙”说话，“白小伙”不一定听得懂，他把说话转变成歌声呢，“白小伙”似乎就听懂了，“黑白”之间就达成了沟通。怪不得世间除了有话，还要有歌。

　　台子要自己搭，舆论要自己造。冯登龙为了让工友们知道他会唱歌，为了能给参加歌咏比赛打下舆论基础，上班走在通向采煤工作面的大巷里，他装作不经意间哼起了歌。下班走在宽敞明亮的大巷里，他唱歌唱得声音更大些。大巷的顶是穹顶，有着很好的回音效果，他一唱歌，整条巷道都在嗡嗡作响。冯登龙不在采煤工作面唱歌，工作面煤尘太多，矿灯一照，浓密的煤尘像银色的蛾子一样扑打着翅膀上下翻飞。倘若他张嘴唱歌，那些活跃的“蛾子”会纷纷飞进他的嘴里，并有可能飞进他的喉咙。那样的话，他的喉咙就会被噎着，使他难以发声。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蛾子”一旦钻进他肺里，就会在他肺里沉积下来，沉积得多了，他呼吸起来就困难了。而在岩石层里开凿的用于矿车运行的大巷里唱歌就好多了，虽说大巷里的空气质量也谈不上优或良，到处充盈着地层深处的污浊气息，但致人职业病的煤尘总算少多了。

　　冯登龙在井下一开唱，工友们就听到了。他们以前没听见过冯登龙唱歌，还以为这哥们儿是一只不会打鸣的公鸡呢。公鸡打鸣头一声，不鸣则已，一鸣鸣得还不错，很像那么回事。社会到了今天，识字的人多了，会跳舞的人多了，会唱歌的人也多了。每人一张嘴，好像谁都能哼哼几声。但实在说来，唱歌唱得真正好的人还是很少，能上得大台面的人更少。唱歌不像挖煤，挖煤嘛，只要有把子力气，又不惜力，舍得往煤墙上使劲，就可以挖出煤来。而唱歌可不是仅仅舍得使劲就能奏效，唱歌得有天赋，第一嗓子要好，音域开阔，第二乐感要好，唱起来不跑调。冯登龙怎么样呢，应该说他唱歌的天赋还是可以的，他的嗓子圆满、浑厚、洪亮、高亢，唱到高处一点都不劈。更为难得的是，他唱歌一点儿都不跑调，分分寸寸，点点滴滴，都拿得很准。

　　班长说，好小子，你唱得不错呀！

　　冯登龙说，瞎唱，唱不好。

　　是龙你盘着，以前没见你露过呀！

　　见笑见笑。

　　我看你这水平，可以参加矿上的歌咏比赛了，说不定还能上“星光大道”呢！

　　班长道破了冯登龙的想法，让冯登龙有些不好意思，他说，那可不敢，参加歌咏比赛，我想都不敢想。他问班长，你说我真的能报名参加歌咏比赛吗？

　　又不是比赛撒尿，那有什么不敢想的。等你唱出了名堂，别忘了咱哥们儿就是了。

　　说话劳动节就到了，冯登龙家院墙外的杨树枝叶大展，每片杨树叶子都像一只小巴掌。一阵风吹过，“巴掌”鼓掌鼓得哗哗的。杨树叶子不是为啄木鸟鼓掌，因为啄木鸟停止了啄木。在树叶落尽的冬季，人们都很难瞅见啄木鸟的身影。如今树叶长得密不透风，人们更不知道啄木鸟隐身何处。

　　冯登龙报名参加矿上的歌咏比赛获得批准，他明天晚上就要登台。他理了发，刮了脸，路采凤还为他贴了面膜。他预演性地穿上结婚时穿的藏青色西服，打上结婚时打的红花领带，俨然一副新郎倌的样子。如果他和路采凤结婚是第一次举行婚礼的话，他似乎把明晚登台唱歌当成了第二次婚礼，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

　　陈师傅也知道了冯登龙明晚要参加歌咏比赛，驾着轮椅，特地到冯登龙家门口表示祝贺。陈师傅见冯登龙打的是领带，建议冯登龙最好不要打领带，要戴领结。他说他在电视上看男歌手唱歌，人家领口戴的都是领结。一句话提醒了冯登龙和路采凤，是的呢，他们也经常在电视上看男歌手唱歌，的确是戴领结的居多。可冯登龙从来没戴过领结，家里也没有领结，这可怎么办呢？现在干什么都讲究形象包装，他们可不愿让冯登龙在包装方面丢分。路采凤说她去买领结，赶紧搭长途汽车到城里去了。

　　晚饭之前，路采凤总算把领结买了回来。她让冯登龙站在穿衣镜前，当即就把领结给冯登龙戴上了。白色的衬衣领口戴上黑色的领结，使冯登龙的形象顿时提高了一个档次，不再是新郎倌的样子，显示出歌手应有的风采。新郎倌算什么，新郎倌是一次性的，新郎倌早就成了“旧郎倌”，当歌手才是他们两口子的新希望。对着穿衣镜，冯登龙站得板板的，做出已经登台的范式，继续练唱，在做最后的冲刺。为了不耽误冯登龙做登台准备，路采凤把儿子小海送到她娘家去了，她一心一意为冯登龙打下手，搂后台。她递给冯登龙的“麦克”不是胡萝卜，而是一根小擀面杖。小擀面杖是她包饺子时擀饺子皮用的，比胡萝卜长出不少。冯登龙把“麦克”握得有些紧，像在井下攉煤时握住铁锨把一样。去年秋后，井下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弟兄们瞬间倒下了一百多。冯登龙那天上的是四点班，爆炸发生在夜班，他升井刚洗完澡，井下就出了事故，他有幸躲过了一劫。灾难虽然没落到他头上，他还是吓得手软脚软，好几天都不敢下井。他不想再下井了，想从此告别挖煤的生活。有同学也劝他，说工厂车间的门朝南，煤矿车间的门朝天，门朝天的地方不是好待的，何必在那里干一辈子呢！冯登龙心里清楚，天下三百六十行，数在地底下挖煤的人最累最苦最凶险，谁都不愿意长期在井下挖煤。说是扎根井下，也就是说说而已，连煤在井下都扎不住根，连木头柱子在石头底板上都扎不了根，何况长有两条腿的人呢！可不管好歹，挖煤也是一份工作，有了工作，才能挣钱，才能顾家，才能养孩子。要是没有工作，他和家人靠什么生活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下井的人都是生存所迫，都是出于无奈呀！现在好了，冯登龙总算找到一条通向井上的道路，成败如何，就看他明晚的现场发挥了。

　　冯登龙和路采凤难免有一些想象，在他们的想象里，冯登龙发挥得很好，一举就成了歌咏比赛的第一名。这一下，评委认识他了，矿上的领导知道他了，他很快在全矿蹿红，成了矿上的名人。名人是不会被埋没的，调到井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到了井上的科室，他就不必每天穿煤一身、泥一身、水一身的工作服了，穿举行婚礼和上台唱歌时穿的西服就可以。这样的想象让路采凤稍稍有些担心，她问冯登龙，到那时候，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冯登龙说，看你说的，哪能呢！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我的宝贝儿。

　　也许因为冯登龙太兴奋了，也太紧张了，他临场发挥得不太理想，如果说平时准备的水平是十个格，他所发挥的水平连七个格都不到。结果，他不但没能夺得第一名，连三等奖里都没有他的名字。

　　没办法，冯登龙还得继续下井。

　　杨树叶子落了又生，生了又落。一场小雪之后，啄木鸟又开始啄木。啄木鸟把树木啄得梆梆的，不是歌声，胜似歌声。

　　冯登龙没有灰心，劳动的节日年年有，到明年的劳动节，他还会报名参加歌咏比赛。他练唱的曲目还是那支“黑小伙”。在唱“黑小伙”之余，他还会唱一唱别的歌。这天他唱的是一支关于下雪的歌。大雪飘飘，天地一片白。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他把自己唱醉了，把妻子唱哭了。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