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琪

　　得知九川先生无疾而终，当天下午就和一些同学急忙赶回老家。一路上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车窗外淅沥的小雨拍打着路面，车轮碾过溅起两排浅浅的水花。望着这萧瑟的秋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三十九年前那个秋天的情景。

　　当时我还住在一个叫二道岭的山沟里，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叫醒我，为我梳着两条羊角辫，边梳边告诉我吃完饭送我去上学。我一听上学，高兴地把脸侧向母亲问：“娘，你真的肯让我上学？”母亲笑着点点头。一旁烧火的父亲接过话茬：“嗯，从今天起我们容儿就要上学了。”母亲脸上依旧含着笑，手上缠红头绳的力道并没有减退多少。只见镜子里的她歪头看向父亲：“孩儿她爹，这回你明白了，要不是九川先生多次找你，你这死脑筋能开窍吗？你总认为女娃早晚都是嫁出去的人，读不读书没啥用途。我倒觉得人家九川先生说得对，女孩子也得读书，不光是出门认男女这般简单……”这时我发现父亲脸有点窘，尴尬地扫了我一眼，故意咳嗽两声。母亲这才止住嘴，拿出那套只有过年才能穿上的新衣服递给我。

　　阳光照在西山顶的时候，我被母亲牵着小手，穿过曲曲折折的山路，跨过两道山梁来到村公办小学对面那座小山坡上。这时的晨阳已经把整个村庄都染亮了。站在山顶上，母亲指了指山脚下那五间瓦房，告诉我那就是我要念书的地方，我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从那时起村公办小学就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直到现在每每回忆起它的时候都宛如昨日。

　　那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五间青色的瓦房紧靠着路边的坡地，房脊正中间还有一面红旗迎风飘扬。那面在村庄里并不常见的红旗，颜色虽然不再鲜艳，但在村庄里却是独一无二的风景。

　　那五间瓦房，用石头垒起的墙面，被白石灰勾抹出不同的形状，形成不规则的图形。几扇豆腐块组成的木窗上糊着一层白纸，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淡黄的光晕。学校后面是浓密的果园，时值秋季，果实已经成熟或正接近成熟，红的苹果、黄的山梨、红的山楂，很诱人。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花布包，我能够闻到远处飘来的水果的香味。我被母亲牵着手走下山梁，绕过田间地头，踩着一块块石头组成的桥，向村公办小学走去。

　　母亲并不停下脚步，也未顾及到我左顾右盼的眼神，径直把我带到中间那个屋子。屋门大开，里面围着很多大人和孩子，我跟在母亲身后挤了进去。只见紧挨着窗户下面并排放着两张看不出木本色的书桌，桌子上放着一摞摞新书、旧书，一些本和长短不一的铅笔。我的眼睛从那些书本上移到坐在椅子上那个清瘦又秃顶的男人身上，他一身土灰色中山装，肩膀和袖口还打着补丁，衣服看上去又破又旧，但很干净。他的年龄有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淡淡的两道八字眉下有一双月牙般的眼睛，眼里带着笑。他身边站着十来个孩子，只见他一会儿在本上记着什么，一会儿抬头打量打量这个或是看看那个，还时不时地问上一两句。这时我发现，他居然和我一样也是个豁牙子，可豁口却不像我冒着白净的牙根或红色的牙晕，他的豁牙竟然是黑色的，还是锯齿状。我怯生生地偷眼看着他，恰在这时，与他抬眼看我的目光相遇，他先是一愣，接着笑着冲我母亲点点头，又接着去问身边的孩子，然后在本上记着什么。我用力拉着母亲的手指往外拽，想要离开那个豁牙子，可母亲并不理会我，站在旁边等待给我报名。

　　藏在母亲身后，我歪着脑袋看他说话的样子，总觉得他的嘴巴兜不住风，往外咝咝地冒着气儿。这时母亲拉着我走到他身边，我低着头，不敢看他，只听见他问我娘：“这系（是）容儿吧，六岁半了，系（是）吧？”母亲把我拉到他跟前，笑着点下头：“是的，九川先生。她是容儿，到了入学的年龄，今儿特意带她来您这报名的。”母亲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说着还按了按我的肩膀，“来，容儿，见过九川先生。”听母亲这样说，我向前鞠了一躬怯懦地叫了一声“九川先生”，心里却在暗想：这个豁牙子老师真奇怪，我没有见过他，他居然知道我的小名。

　　一上午不断有孩子被家长牵着来到学校，快晌午的时候，我们才被九川先生带进教室里。跟在他后面我才发现他的脚有点跛，老师竟然是个瘸子！我捂住嘴差点叫出声来。他的腿一个长一个短，走路时肩膀也是一高一低地向左倾斜着。教室里三十多张桌椅排成五列，我们这些新生按大小个儿被安排在教室中间的位置，左边是二、三年级，右边是四、五年级。我们中间那列每个书桌上还放着书、本和削好的铅笔，坐在座位上，我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它们，生怕弄脏弄破似的，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塞进书包里。

　　上课的第一天，我从书本上认识了“人”“口”“手”三个字，黑板正中间的位置也写着它们。到了中午别的同学都跑出去了，我一边翻着书一边从花布包里摸出母亲早上塞进的干粮——一块薯干面饼子，正往嘴里送的时候，九川先生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里，他的身子一高一低左右踮着来到我的桌前，脸上还是挂着笑，月牙般的眼睛透着关爱，他从柳条编成的小篮子里端出一碗热腾腾的二米饭（高粱米和小米）和一碗老豆腐放到我书桌上，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容儿，这是你师娘特意给你们做的，老师先给你送过来，趁热吃。”我看着那散着米香和豆香的碗，咽着口里的干面饼，没有说话只是睁着大眼睛摇摇头，举着自己手中的饼子，继续往嘴里送。这时有几个孩子端着大海碗跑了进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教室内顿时飘出米香和豆香。九川先生看着他们的吃相，笑了笑：“孩子们慢点吃，没吃饱再到你师娘那要去，吃完饭把碗都洗干净给师娘送去。”然后又把头转向我，“容儿，吃吧。以后告诉你妈不用带饭了，先生这有师娘给你们做饭。”我听后点点头。待九川先生走后，我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饼子，偷偷斜睨了一下门外那个一瘸一拐已经离开的背影，这才端起碗吃了起来。直到今天那碗老豆腐加上米饭的香味还留存在我记忆中。

　　即使这样，我依然不敢正面看九川先生，特别是不敢看他笑的样子，总感觉他那样的大人，是不应该长着一口豁牙的，可他长了而且还是很黑的豁齿子。很长一段时间我坐在教室里一边学习写字一边胡乱猜想着他的那些豁牙是怎么来的。有时我也会偷偷打量他，他坐在讲台上批阅我们作业时的神情很专注，他的面容很清瘦，几缕原本还覆在头顶上的长发垂了下来，样子很是滑稽。还有他站在讲台上背对我们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身子总是微微倾向一侧，左脚很吃痛的样子，可他下笔的力道依然苍劲有力，一笔一画地写着。

　　刚入学那阵儿班里有几个调皮的孩子背后叫他“瘸老师”。有一天晚上，我便将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活，看我好一会儿才语重心长地说：“容儿，九川先生是个好人，也是天底下最负责的好老师。你知道吗？过去九川先生的腿并不瘸，相貌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从母亲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九川先生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原来九川先生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舅舅，年轻时他长着一口洁白的牙齿，当时他在外地读书，因生病用错了药，牙齿就变成那个样子，头发也稀疏起来，最后头顶部分连头发都不长了。师专毕业后，他心系家乡的教育，便回到家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他来学校不久，做家访时他看到一个失学近两年的学生，父母都是残疾人，家里的重担都落在那个学生身上，他动了恻隐之心，周日一边给她补习功课一边帮她家里打柴、担水、种地，同时也为学校过冬准备很多劈柴，那时他还没有学会烧炭。有一回他又上山砍柴时，回来赶上雨天，山路不好走，他又担着一担柴火，一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来，幸好有一棵树卡住了他的腿救了他。当村民们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他头上身上多处擦伤，有的地方还渗着血，脚踝骨也骨折，要不是邻村那位老中医救了他，给他正了骨，用中药给他热敷，恐怕他左腿就废了。那个孩子知道后，连夜跑到学校九川先生住的办公室里，跪在他身边不停地哭着叫着九川先生……

　　母亲说到这儿眼泪流了出来，她擦擦眼角呜咽着：“容儿，你知道那个学生是谁吗？”我看着母亲摇摇头说：“不知道。娘，她是谁？”母亲把我搂在怀里，过了很久才低声说：“那个孩子是你师娘，她也是娘的同学，我们都是九川先生的学生。你师娘认为是她把老师害成那样子，索性就拜那位老中医为师，一边学习一边照顾她父母和九川先生。也多亏了你师娘，她小小的年纪硬是撑着照顾起三个大人来，当然十里八村的人也没有袖手旁观。不到半年九川先生就能下地走路了，虽然成了跛子，但他还能站在讲台上讲课。你师娘后来便嫁给了九川先生。”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母亲讲这些事，把头埋进她怀里。那天晚上，躺在土炕上的我一直睁着眼睛看房顶，直到三更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虽然我已经多次听到母亲念叨着九川先生的好，自己也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好，可我还是害怕他那口豁牙，当然我更惧怕的是他那双月牙般的眼睛，他的眼睛看人时很严厉。站在讲台上，扫向全班大小不一30多名学生的时候，让我们这些野惯了的孩子多少都有些惧怕。那是一种不同于父亲的严厉，目光犀利到能看到每一颗年少的心。就这样原本乱哄哄的课堂，瞬间安静下来。

　　记忆中九川先生的发音是相当不准的，他前后音不分，“喝（h）”跟“佛（f）”也不分。明明是他说错了，还总是很认真地纠正我们。比如“是”他总是教我们读“系”，当我们真的也跟着读“系”的时候，他又使劲地摆手纠正我们不要读“系”，末了还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这些孩己（子），真系（是）读不好系（是）。”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四颗门牙已经渐渐长了起来，可九川先生的豁牙，依然黑凄凄地挂在上面。虽然他有时教错我们，但那时我们都会看拼音了，他说错的字词，我们会按课本上的拼写读正确的发音，同时还有高年级的学长替他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发音”，每每听到我们的正确发音后九川先生的脸上便挂上欣慰的笑容。

　　不知不觉中我喜欢上九川先生的讲课风格，他的发音虽然不准，但讲课内容很丰富。他的知识范围很广，而且也不仅仅限于书本知识。像《封神演义》《西游记》《岳飞传》《穆桂英挂帅》等等，他就像说评书一样讲得是声情并茂，有时还走下讲台边走边讲，讲到尽兴处手脚的动作都会用上，我们也是笑得前俯后仰的，教室里的笑声从门缝里飞出，惹得过路人都停下脚步驻足观望。

　　九川先生不仅教我们上语文课也教我们数学和体育。所谓体育课无非是让我们自己在操场上玩，他在边上看，有时九川先生也会替我们摇绳子，我们就像一群欢快的燕子在一上一下的绳子里蹦着跳着。下课后我们跑回到教室里吃着那些香甜的苹果或山梨。后来我才知道教室后面原来是一片荒地，是九川先生顶着月光开辟出来了一片果园。那些水果他从不拿出去卖钱，只留给学生们吃，在那个生活水平相对落后年代里，我们冬天时常能吃到水果实在是得益于九川先生和他的那片果园。

　　那些年九川先生不仅白天给我们上课，晚上也会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补习功课。十来个孩子挤在他家的土炕上，有的看书，有的练字，有的干脆赖在他怀里央求他讲故事，那时，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目光里透着慈爱更透着温暖与呵护。

　　九川先生脾气很好，他从不会对我们发火，不过他装凶的时候，很让我们害怕，特别是那帮调皮捣蛋的学生，在他转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下面挤眉弄眼出洋相，不是你捅我一下就是我逗你一下。这时九川先生的后背就像长眼睛似的，回过身子板着脸看着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双手撑在讲桌上，目光里透着严厉，这种无声的注视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久而久之课堂纪律要比刚入学时好多了。

　　他不仅传授给我们课堂知识还鼓励我们从生活中不断学习。在我们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学会热爱劳动、孝敬父母等等。每到周日我们都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回到学校再以写作文方式记录在家的生活学习情况。比如我们女孩子回家帮母亲做些洗洗衣服、烧火、煮饭、洗碗之类的家务活，男孩子们跑到地里打猪草、到山上砍些柴火，甚至帮着拉牲口耕地的事儿，都会成为我们笔下生动的叙事内容。

　　当时在我们乡下许多人家都会养蚕。蚕分两种，一是吃桑叶长大的家蚕，也叫春蚕；另一种是吃桲椤叶长大的山蚕也叫秋蚕。养蚕一来增加家庭收入，二来还可以用蚕丝纺线织衣服，顺便再增强一下家人的体质，补充一些高蛋白，于是那时蚕蛹便成了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

　　在我的记忆里，九川先生就是一位养家蚕的能手。也正是看他养蚕的过程，我们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自然学科和生物学科。在学校后面那几间小杂木屋里，堆放着九川先生从山上砍来的松枝，当嫩嫩的桑叶挂满树枝的时候，九川先生就会在小木屋内的一个又一个大笸箩里孵化那些芝麻粒大小、褐紫色的蚕卵，不出三五天那些蚕卵里便会爬出浑身带着钢毛一样的蚕蚁。这时它们的小身子会四处乱爬寻找食物，一把又一把的桑叶就会成为它们的美食。九川先生就会利用早上、中午、晚上空闲时间到地里打一筐一筐的桑叶回来，喂蚕宝宝们吃。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围在小木屋里看蚕宝宝，它们的样子既可爱又显得很臃肿，肥肥的脑袋上那张小嘴不停地吃着桑叶。它们进食速度很快，经过四次蜕皮后就会变成手指长短的大肉虫。长长的身子、软软的后背上一节一节地显出青色的横棱，并在桑叶上来回蠕动。待到它们身子透明的时候，九川先生便将事先砍好的松枝架起来让蚕宝宝们一个一个地爬到松枝上，起初松枝上还有小身子在蠕动，可不到三五天，停食后的蚕宝宝们开始吐丝结茧，大约一个星期松枝上便挂满了白花花的蚕茧，压在松枝上，密密匝匝的不留半丝缝隙。蚕茧下架时，我们会利用半天时间在小木屋里摘蚕茧，不一会儿一座又一座白花花的小山堆成了，待公社开始收购的时候九川先生就赶着他那辆毛驴车到公社去卖，回来时又有成箱的本、笔被他带回学校里。

　　秋蚕，九川先生是不养的，因为是在山上，九川先生一来没有时间，另外他的腿脚也不好。但放秋假时，他会带着高年级的学生到山上去捡人家摘剩下的蚕茧，多了就拿到公社去卖，少了就把蚕蛹给我们吃。那时，也有很多家长会自发地加入到我们的勤工俭学中，把寻到的蚕茧交给九川先生。开始九川先生坚决不收，那年月谁家生活都不算富裕，可大家知道九川先生更不容易，为了山里的孩子都能念书，他就靠养蚕来为孩子们交学费，还为大家买书、买本。放假时他还经常赶着他那头小驴车到山上抠药、采蘑菇、摘木耳、捡地葛皮（一种可食的菌类）。为了冬日里取暖方便，暑假，他就带着师娘躲在山上烧木炭，然后再一车一车地拉回来，放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数九寒冬外面寒风刺骨，教室里却温暖如春。

　　为了加强我们的营养，九川先生在家里还养了很多鸡，每月都会有鸡肉炖蘑菇给我们吃。师娘也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干完地里活回家给我们做饭做菜，同时还要帮九川先生熬中药，或喝，或敷，乡里乡亲的谁家有个大病小情的她也要前去帮忙。

　　我一直在村公办小学里读书，直到小学毕业升入中学才离开他。中学毕业后我考到外地一所中专，毕业后来到这座海滨城市，只有在每年春节才回到家与父母小聚，正月我都会跟随母亲到九川先生家去看望他和师娘，每每这时九川先生总会说起我小时候的事儿，重温那些我似乎已经记不起来的趣事儿。有时他也会从箱底拿出一摞摞作文本，翻到我的作文时还会读出声来。后来我发现他过去那些黑黑的豁齿已经被新镶的假牙所代替，这时我听到他的发音清晰而准确，很有磁性，再也没有“是”“系”“己”“子”不分了。

　　记忆中班里有个叫山子的小男生，学习很好，只是自幼父母双亡，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刚进三年级时爷爷奶奶又相继离他而去。山子只得投奔他姑姑，他姑姑家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叫五道沟的村子居住，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大家子，并不想收留他，更不要说要山子上学了。九川先生知道这件事，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在师娘的陪伴下硬是爬了小半天山路才找到山子姑姑家，把他接回学校住进自己家里。山子没有辜负九川先生的厚望，小学毕业后考上镇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考进县一中，后来又被保送到省师范大学，毕业后学校见他表现优秀、书法又好就将他留在学校里。九川先生退休后，山子就把他接到省城里享清福去了，可在省城的两个月里九川先生看到那里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就再也坐不住了，他多次跑到省教育厅找领导谈村公办小学的实际情况（教室成了危房，缺少老师，他退休后从村里找了一个临时代课老师），面对这样一位心系山区教育事业的老教师，领导们深受感动，派人来村公办小学了解实际情况。不久教育厅就拨款重建村公办小学，一年后在原址上建起一座两层教学楼，一楼是孩子们的宿舍和食堂，二楼是孩子们的教室，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教室，再也不用几个班挤在一起上课了。操场也打成了水泥面，还被划成六个区域，课间操的时候孩子们就站在各自的区域里跟着新来的体育老师学广播体操。同时村村通公路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孩子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来学校上学了，而是走在那一条条从四面八方伸向村公办小学的平坦的水泥路面上。每每看到这些九川先生的脸上都会绽放出欣慰的笑容，那笑容里包含着太多的爱和关怀，当然还有他对孩子们的期待。

　　当我们赶回村公办小学的时候，天色已晚，秋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那一夜村公办小学灯火通明，两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九川先生守灵。望着九川先生清瘦的遗容时，我们早已是泣不成声。按照九川先生的遗愿，山子把他安葬在村公办小学对面的山坡上，也就是我当年上学时走过的那道山梁上。我想安息在山梁上的他仍然可以看到村公办小学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这也许是九川先生生命中最后的夙愿！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