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有暗色的牛皮纸，也有亮色的书皮纸；拆开来，有的信纸薄如蝉翼，有的信纸则沉甸甸的觉出了重量。很快地，我的注意力就从这些外在的感觉转到信的内容上去了，它们就像酿造多年的老酒一样，带了当年与酿造有关的千般滋味，一下子流溢出来，使我不得不沉浸其中，重新回到了如今很少去深想的几十年前。
先从王泽震老师的一封信开始吧。
还是1986年的春季，我在廊坊师专文学班学习时，开始了我的第一个中篇《绿》的写作。文学班是河北省作协和廊坊师专共同举办的，那实在是一次开放的受益匪浅的学习，一说到《绿》，我就不由得会想起廊坊师专的课堂、阅览室、图书馆以及京津冀的作家、评论家讲座的热烈场景，还想起我的老师、同学、校长，他们开放的思维方式很是影响了我。《绿》是在师专门前的一片桃园里完成的，那里有阳光，有土地，有盛开的妩媚的桃花，可我当时的情绪却无限忧伤……
《绿》的初稿好像是从学校寄给当时在《长城》当小说编辑的王泽震老师的，因为大家都相传她是个好编辑，曾在《人民文学》编过小说的。我与她素不相识，只记得她曾陪同作协的领导来过文学班，温文尔雅的样子。我远远地看着她，心里是说不出的钦敬。让我没想到的，是《绿》没多久就有了回音，王泽震老师托一位文学班同学捎话给我，要我去找她谈谈稿子。
我自是去了，敲响她家门的一刻，我都能听见自己激动的心跳声。那次谈的什么我已是难记起了，印象深的是她没有一句寒暄，待我就像一位熟客似的，进门坐下就谈稿子。她的谈话是投入的，进入角色的，就像小说里的人物是她本人似的。我的眼睛里闪起泪光，为她谈的人物，也为她神采飞扬的样子。离开她家时，我走下两级楼梯，一回头，见她仍半开了门，朝我望着。我与她相视而笑，她笑得亲切又优雅，叫人能久久地回味。
我对稿子的修改，几乎全凭了一种受了鼓舞的情绪。后来，她看了我的修改稿，就简短而又热情洋溢地写了这封信给我：
小何：
和你说定的是请你三十号以前来我这儿，现在是，你走后我当天就把稿看完了。你使我惊讶，你很会改稿，可是我也有个毛病，你越是会改，我越是让你改个没完，因此请你快些来我这儿，再改改。
我已和领导说了这篇小说的情况，我想，用，是没问题的。
再改改，让它更完美一些。
来吧，来谈谈。
祝你成功，成功！
王泽震
5.24晨
看着这信，我想象，王泽震老师清晨起来，坐在堆满了书和杂志的书桌前，以她那秀气的钢笔字写道：来吧，来谈谈。
这热情的由心而发的邀请，很多年里都在我耳边回响着。后来在我也成为一名文学编辑的时候，我对素不相识的作者也效仿王老师，写过同样的信，写过同样的句子：来吧，来谈谈！
《绿》最终发在了1986年第6期《长城》的头条位置。那之前，我从没发表过中篇，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短篇也从没占过显著位置。
我只知道，《绿》是幸运的，它与一个好编辑相遇，它还与一个诚挚扶植新人的主编相遇，因为把新人的小说放头条位置是需要主编的眼光和勇气的。我却并不知道，《绿》还将有它更好的运气，它就像一棵刚冒出头的绿芽，有了土壤的滋润，紧接着还有料想不到的施肥、浇水什么的，一切都没料想到，一切却又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那是在铁凝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会议的主持、《长城》主编苑纪久先生，将新出的第6期《长城》送给了从北京来的评论家曾镇南先生。会议即将结束时，曾镇南出人意外地谈起了《绿》。他说《绿》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一幅农村少妇的心理剖析图，从似乎没有出路的灵魂的隐痛中，绽出了中国妇女新的心理形态的胚芽。他还说把这样一部新人的小说放在头题，证明了编者的眼光。
很快地，《文论报》就登出了曾镇南先生评《绿》的文章，同期登出的还有著名作家徐光耀对《绿》的评论，大大的一版。
事情却仍不算完，除了《文论报》，《河北日报》《长城》等报刊、杂志也都陆续发表了有关《绿》的评论。写评论的人有的熟识，大多都素不相识。当时我已从文学班毕业回来，被聘到《河北文学》当小说编辑。那真是个文学的好时期，身边的同事张口必谈文学，且长辈对晚辈、编辑对作者充满善意，一时间，我就像进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超凡脱俗的文学世界……
第二年，在河北省第二届文艺振兴奖的评选中，《绿》几乎无悬念地被评上了。同年，编辑部主编和善意的同事们一起努力，让我热爱着的文学写作有了一份永久性的文学工作作依托，即成为了《河北文学》一名正式的小说编辑。这使我彻底结束了多年来漂泊不定的生活，得以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学。之后我才知道，其中著名作家徐光耀先生和评论家冯健男先生为我写的专家鉴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位的名字于我都是如雷贯耳，两位写《绿》的评论我也不止一遍地看过，可我却还从没跟他们真正地见过面。我只记得，徐光耀老师在评论里说：“作者是一个新人，作品是一片新绿。新绿是鲜活的，‘能滴出水来；又是新颖超俗的，新眼光发现新趋势，新思考透出新曙光……”我不知能否当得起这样的夸赞，但《绿》确是我情感、心理长久积蓄的迸发，它就如同一朝分娩的婴儿一样，从我身体里分离、独立了出去，作为独立的个体，我想我除了应该向它表示祝贺，更应该致敬呵护、肯定它的前辈们，没有他们，《绿》的出生也许会大有风险的。
正式地成为一名文学编辑，同时还意味着与我钦敬的王泽震老师从此将成为同事，这是叫人更感欣慰的事了。果然，我和她一个三楼，一个四楼，几乎天天能见着面，几乎每回见着了都能说上一会儿话。我发现，泽震老师是没有时间概念的，该吃午饭了，或者该下班回家了，她总没有感觉，说啊说的，不把要说的话说完决不会离开。她的话自是有关文学的，说起来时而慢声细语，时而慷慨激昂，那投入的神态，透着年轻女孩儿一般的真纯、任性。我从没问过她的年龄，在文学面前，年龄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虽说我常对她有时间的提醒，但她对时间的遗忘我是喜欢的，因为那正说明了她对文学的痴迷。我甚至喜欢她家和她办公室的凌乱无序，她也许是出于习惯，但我更愿意认为她的心已让文学占满，秩序、整洁这种事于她总不那么重要吧。我还发现，泽震老师的心态是自由自在的，她说话、做事通常没什么顾忌，看似十分柔弱的女子，走路连声音都听不见，可有时话说出来，那冲击的力量会叫人吃一惊。她对我的创作依然关注、关心，自己看，有时还请其他作家帮着参谋，一次请住在保定的陈冲先生看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稿，陈冲很快写了意见，虽都是批评，却实是一片诚意。后来他写信说：“我也是有意识地想冲淡一下你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希望不要满足于《绿》的已有水平，尽快地再向上迈一台阶。”慢慢地，我知道泽震老师不光对我这样，对所有的作者，对所有经她手发出的稿子，都是全身心地投入的。来这里修改稿子的外地作者，常常就住在她的家里。我常想，在她那有点凌乱无序的家里，却同时还有一个她和作者共同创造着的文学世界，多么奇妙，又是多么感人啊！
也许是她太过于专注文学了，没照看好自己的身体；也许是她退了休没有小说可编了，这个世俗世界与她又没太大的关系。她便在一个夏季的夜晚无一点征兆地离开了人世。听到消息我立刻去看望了她，见她安详地躺在床上，和睡着的神态一模一样。那时我忽然想，她这个人，连死的方式都是安然自在、与世无关的，安静地存在，又安静地离去，只有为文学而生的人，才可如此地从容、洒脱吧。
第二封让我拿在手里久久回味的信，是铁凝从保定寄来的。
那时的铁凝还住在保定，见面机会不是太多，好在有时杂志社开笔会，或是省文联别的什么会，我们会见到铁凝的身影。凡铁凝在的场合，她都是一个亮点，找她的人很多，上至领导，下到约稿编辑，见到她都要说上一会儿。开始，我总闪在人后，觉得她是个忙人，还是少打扰她。可没想到，一次有人转告我，铁凝在《长城》笔会上极力称赞我新发的一个短篇《孤点》，那人还开玩笑地说，好家伙，你跟铁凝什么关系啊？其实，那时我跟铁凝话都没说过一句呢。不过，人受到称赞，没有不高兴的，一高兴写起小说来就更顺了，记得那时候每天要到编辑部上班，下了班吃过晚饭才能写小说，但那段时间写了不少自个儿喜欢的短篇，比如《她们的记忆》《她们的开始》《腼腆的男孩》等等。铁凝的这封信，就是看完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她们的开始》写给我的。那时我和铁凝已经有过一次笔会的接触，笔会上大家都相互戏称一个字，我们都叫她凝凝，而我自然就被称为“茹茹”了。
茹茹：
你好。
不知国庆节后你恢复得怎样。我常觉得身体是一切的本钱，随时应加以珍惜。其次，不要把自己往中年堆里归，年龄只是一种感觉。你的心分明是年轻人的，你的善意待人，会令你更美好——从心到身。
你的这两篇小说《孤点》《她们的开始》叫我真高兴。前一篇我在《长城》座谈会上已谈过；后一篇我也喜欢，它似乎传达出一种作者对人生对女人的善意的恶作剧，女人的依偎与较量真是狡黠、天真又有那么股子悲壮感。你写得愈发有滋味、有深度了。只是何书茵与嫂子关系的几度小转折稍微“愣”了一点，再自然、自如些更好，不过这无伤大雅。我在座谈会上还说一个成熟的作家在经营短篇时往往不应只想一个，而应想到一串，果然就接到你的信说你又写出两篇，我很盼你抓住这个时机再多写些短篇，以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新阶段印象。一两个短篇是不足以产生这印象的。在会上我曾呼吁评论界追踪我们河北女作家的创作变化与发展。面对目前的何玉茹评论界理应有话说。
先写这些吧，总会有时间见面、聊天！再有机会到保定，欢迎来我这里。
祝秋天高兴。
铁凝
1989.10.6
那时铁凝已是省文联的副主席了，但与她交往却很少想到她的职务，只觉得她小说写得好，这信也写得好，张口就是小说的事，且有什么说什么，称赞、批评都不掩饰。后来的一天，我果然就到保定去了，在她的家，那个虽窄小却整洁、舒适的旧居室里，与她做了一次难忘的长谈。
动因原本是《长城》编辑部请她为我写一篇文章，她需要与我做一次深入的交谈。但谈着谈着，我就像是把原本的目的忘记了，就什么什么都想说一说了。这当然与她的认真倾听和善解人意有关，在你说话时，她那双大眼睛永远是关注的，你从那眼睛里随时都能感受到心领神会的东西，因此你就愈发地想说下去了。在那之前，我还很少遇到过如此的善于倾听者。
很快地，文章就写出来了，三千多字，是一个很有诗意的题目：醒来的独唱。记得她跟我说，她还从没写过这么长的人物小记。我一连看了两遍，惊奇她对人的了然于心的洞察，还有她准确的充满了诗意的文字。对文章里的自己，我是既熟悉又有几分陌生，试着走进去，却发现那几分陌生，原来正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一向拙于表达自己，真庆幸与铁凝相遇，竟可以不必费什么力气她就能够心知肚明。我记得，她在文章里分析我的中篇《倾斜的门楼》时说：“人生的本意是什么呢？仿佛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要走与现状相反的路，却又竭力主动地完成着被动的理想和愿望。”我还记得，她在文章的结尾深情地说：“假如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即是乡愁，我们哪一个从人类故乡出发的人，不曾幻想着温馨的归期呢？”她甚至还提到我不经意提起的一个愿望：安安静静地生活着，交几个朋友在一起说话儿。她说：“这实在是个不高的愿望，这实在是个极高的愿望。”我想，有一个说这样的话的人做同事做领导，该是一件大幸事吧。
后来，铁凝从保定搬到了石家庄，与她的交往就渐渐多起来。她作为领导，开会自是有见面的机会，但作为同事和朋友，她也时而会把大家约在一起说说话儿。当然，也时有单独与她说话儿的机会，那样的时间真是愉快，你无须刻意，只表达你本来的自己即可。记得有一次，她来看我的新家，家里的东西还没搬来，房子里空荡荡的，没有座椅，更没有茶水，只有两个装修工人没来得及搬走的简陋的凳子，我们便擦一擦坐上去，面对了一扇窗子，身后是空旷的地板，说啊说的，不知不觉竟是过了很长时间。与她说话儿，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结束，随想随说的，愈说就愈有新的空间，因此到离开时，反倒感觉更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
再后来，铁凝就从石家庄到北京去了。她在的时候没觉出什么，真走了，一下子少了个说话儿的人，竟是很长时间都不适应。我感到，还真被她言中了，与朋友一起说话儿，这实在是个不高的愿望，这实在是个极高的愿望啊。
《醒来的独唱》发在《长城》1991年第2期上，同发的还有封秋昌先生的评论《女性世界的审视》，印象中是很长的篇幅，几乎谈到了我发过的所有作品，并认为短篇比中篇“更胜一筹”，就此还肯定地说：“她的语言、她的叙述方式、她的视野，以及她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分明是日趋精到、日趋多样、日趋开阔和日趋深刻了。”那时与封老师还不大熟，感动之余，有一种强烈的懊悔：其中一些小说真不该那么匆忙地交出去啊。我新写的中篇《倾斜的门楼》也发在这一期上，责编是赵玉彬先生，记得他热情、负责，刚发出来便寄给了远在山西的韩石山先生。后来常被人们提起的《看她锦心绣口》，就是韩石山先生看了《倾斜的门楼》和我的几个短篇，写的万字评论发在《文学评论》上的。韩老师到底是作家型的评论家，小说里许多经意或不经意写出的细微之处都没逃出他的眼睛，他说：“初读何玉茹的小说，我感到困惑，也感到震惊，题材如此琐碎，叙述如此平静，没有粘稠的感情，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却能让你浸淫其中，与人物的心灵息息相通，这是怎样的作品，这是怎样的作家——我绝不是个宽厚的读者。”他还说，“她只是写人生的实相，那种最纯朴也最细微的感情的交往，纵然是平庸的，卑俗的，却那么纤巧那么美好，叫你感受到人生的温馨。绝不甜腻，反而有一种绵长的苦涩，让你去细细体味。”他还说，“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大都执迷于思想的深刻，气势的雄阔，不太顾及文字的修炼。不多的几个讲究文字的作家，做的味道又较浓，似乎非如此便埋没了自己的才华，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相比之下，何玉茹的小说语言，既见出功力又晓畅自然，如流淌的溪水，明净中似乎能听见那汩汩的声响。”看完评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欣喜和知音感。后来我写信表达我的感受，他回信说：“是你和你的作品，成全了我的文章，该感谢的应当是你。你的小说确有特色，应当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应当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认知。”并说，“以后若写长篇，还是要作大的调整，得讲究故事，这样才能有个承载的框架。中篇也如此，《门楼》是成功的。”那时，我和韩先生还不相识，但他入心入理的评论，也应算作一种说话儿吧，不然，我的欣喜和知音感又从何而来呢？
一封信一封信地翻下去，觉得每一封信都值得珍藏，每一封信的背后，都似有一段隐隐约约的历史，都似能让人嗅到那历史的独有的气息。比如李敬泽先生的信，多是谈我的小说初稿的，他那时是《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印象中我寄去的每一篇稿子，他都会及时地写来回信，信有短有长，有认可也有批评，且说的话总有些不同于人。他在读过我的短篇《楼下楼上》后回信说：“《楼下楼上》我极喜欢，这篇小说大概已入‘化境了吧……作家与现实、精神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紧张的，但问题是确实要紧张，精神需要躯体，躯体需要精神，我过去总觉得你的小说在躯体上稍弱，像《楼下楼上》之所以好，也是由于它有躯体的、坚硬的、行动的事物作底子——几十年前的那个事件，它足以支撑住广远的精神空间。”后来，好像是《时代文学》请他约一组河北作家的小说稿并写点评，我写的小说是《赴汤蹈火记》，他却另辟思路，写了《小事的神灵》，从整体上评价了我的小说。这一年是2000年，距离韩石山先生看我的《倾斜的门楼》已过去了十年。外面的世界一变再变，我的小说相信也不会停滞不前，但到底怎样，自己好像也难说得清楚。就听李敬泽说：“通过何玉茹细致的操作，我们看到了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在近乎无事的生活细部上，有繁复的意义世界。”他还说，“何玉茹有通往真实的独特路径，她的路也是最简单、最质朴的路，那就是真正地直接走向事物本身……如果你要寻求价值和意义，你不必到天边外，你只需看着眼前，这时你就会发现小事之中有一个上帝、一个神灵，它一直在向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提出问题，我们过去竟没有听到。”他还说，“如果说‘真实就是我们在想象生活时的一种约定、一种习惯，那么，何玉茹恰恰悄悄地修改着这种约定和习惯，只有极少数作家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修改。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愿意说何玉茹是个先锋作家，真正的先锋作家都应该是眼科医生，何玉茹也在为我们矫正视力。”
发表之前，我收到了李敬泽先生的打印稿。可想而知，看后我是怎样的心情。相信每一个作家，都想自己的作品和别人不一样，而这不一样又不是生硬地刻意为之，而现在，终于有人在这么说了。记得我在给李敬泽先生的回信中说：“我很喜欢‘神灵这个词，这词使人的举手投足都有了不可测的意味，事实也正是如此，谁说得清人的意识深处潜藏了多少自己都难料到的东西？谁说得清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蕴藏了多少偶然与必然？我常常想起那个著名的幽默小品，因为一个小小的举动，祸及满室的秩序井然之物。你若想弄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谈何容易？而这些，为小说提供了多么丰厚的资源。”我还就文章中“先锋作家”的说法说，“‘先锋和‘日常生活是多么对立，但奇怪的是，对它们我都同样地有一种亲近感。”
大约是两年后，我出版了小说集《楼下楼上》，并把《小事的神灵》作为了代序。评论家王力平先生看了这本小说集，写了《追问日常生活的意义》（《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的评论，他更明确地说道：“何玉茹在自己的小说中，以人的存在为目的，以发展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为目的，固执地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关注日常生活的作品，大多弥漫着一种世纪末悲观主义氤氲，何玉茹的小说中则始终亮着一盏理想主义的烛火。从这个意义上说，何玉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帮助她超越了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最庸俗的现实主义——放弃自己的思考、体验和操守，在流行观念面前俯首称臣。这正是何玉茹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他还进一步谈到了小说的解构，他说，“何玉茹小说的现代意识，并不仅仅表现在作者不屑于扮演布道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在何玉茹的小说中隐含着一个解构过程。”并说，“何玉茹的许多小说给人以似乎还没有写完的印象，其实是因为在最后一刻，作者完成了对于冲突的解构。在我看来，隐含在何玉茹小说中的这个解构过程，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对于一个原因对应一个结果的线性‘决定论的怀疑……”我十分佩服王力平先生准确的一丝不苟的分析、推理的功夫，原本在写作过程中一切并不那么明确，看到这样的分析，不免有一种豁然，是啊，存在、理想主义、解构、怀疑……这些词也曾多少回地萦绕于心啊，虽说抽象，却是熟悉、亲近，虽说明晰，却是模糊、凌乱，谁能说得清，它们是怎样融于了小说啊。真有幸有人从小说深处发现了它们，写作者和评论者的良性对话，不外就是这样吧。
2000年以后，就很少再有纸质的信件了，大家开始在网上发着邮件，既方便又好存放。可也不是没有麻烦，比如有时稍不小心，这些信件就不翼而飞，再难寻回来了；比如由于好写好发，人们反而少了耐性，一封信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打发了，全然不像纸质的信件带了手写的耐心、一片暖意，也不像纸质的信件放进箱子里，就永远安稳地躺在那里，不离不弃。
我翻看着信封上一个个曾经熟悉的地址：石家庄市石岗大街市庄路2号、保定市罗丝庄、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张家口市东河沿街51号、武汉市汉口解放公园路44号、上海市巨鹿路675号、保定市列电基地、北京雍和宫大街26号……它们一时间就如同交织的网络，笼罩着难以言说的温暖的气息。
北京雍和宫大街26号是史铁生80年代的地址，那时作为《河北文学》的编辑，我曾几次去那里约稿。找他约稿的人太多了，且他又写得认真，作品不多，我自知没什么希望，反而放松下来，觉得与他见面聊一聊也蛮好的。这是他1988年的一封回信，我忘记自己去信说的什么了，但回信一直很好地保存着。他从没看过我的小说，跟我一路走来的小说创作似全无关系，但想想，果真没关系么？在我为人为文的点点滴滴里，在我写过的小说、散文里，谁说得清一定没有这信的影响呢？
何玉茹同志；
您这很放松的信，倒使我很紧张了。我愿意别人把我估计得比我的实际略低一点，否则就惶惶的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如果别人都以为我最多能得3分，而我心里完全有把握得4分，那感觉是最舒服的。可您现在差不多把我说成了6分。当然我不怀疑您这是真心话。但我想，人只要一走进艺术，就都平等了，因为艺术是个无限，在无限面前多少分都趋于0。
这两年常听说您，总之您的名字越来越为文学界熟悉了。我很少看刊物，因为太多找不着头儿，听人说了某某人的某某作品好，再去找可未必能找到了。所以真是遗憾，还没怎么看过您的作品。不过您在这众人都想登天时登了天，反又把自己藏起来，我想那作品肯定会是坚实的。
有一本书《自卑与超越》，作者阿德勒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他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情结是自卑情结，人因此而奋争进取，或者超越了自卑而泰然有所作为，或被其扭曲成为病态。我以为说得非常对。我也是个善于自卑的人，以至有人夸奖我时我倒会无比茫然心里总不大相信。但只要我们是在试图超越它就好。那些自吹自擂把“学问”呕了一地的人，实在是为了掩盖什么，打肿脸充胖子，是被自卑情结扭曲到家的典型人物。也许我们倒要注意别太妄自菲薄了。文学只是真诚地与人与神与自己对话，至于才华，那要看上帝的意思，作为人有真诚和努力就够了。当然文学也不这么简单，但最简单的东西正是最重要的东西。
真怕被人看作6分，被看作6分就想成为6分或7分，这就很累。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已申明了我只有3—4分。如果您对此信失望，只好怪您自己没先打听清楚我到底是几分。
祝好！
史铁生
八八年十月十三日
大约是1993年，随了对史铁生更多地了解，我写了一篇《史铁生印象》，最初发在《当代人》上，后被《文艺报》的一位编辑发现，又在《文艺报》转发了一次。我在文章里引用了这信里的话，也谈到了与史铁生无拘无束的愉快的“说话儿”，我说，“每回从他家里出来，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回忆着他的谈话，仿佛随了他在精神的路上又迈了一个台阶。”
《文艺报》的这位编辑叫冯秋子，她是我许多篇散文、随笔的责编，她本人的散文也写得相当不错。要说“说话儿”，无论信件无论电话，与她都应是频繁的，好像从80年代末，这样的交往就开始了。每次寄样报，她都会附有一封认真回复的信，字坚定有力，且列以竖排，就像一位男子写的。后来见了面才知道，她其实是非常女性化的，很会做家务，还很有助人的热情，笑起来，有一种孩子般的纯真。她对作品的看法总是准确无误，你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她都会及时发现。有时她也编发短小说，对小说的分析一看就是内行，有一次应邀寄给她一篇《村路与爱情》，她看后回信说：“你是把人写尽了，这一点文字，已做到最好。我从中看到你的功力。感觉也好。语言上，比原先我见到的作品更讲究了，没毛病了。内在的拉力加强了，形式上的烦琐没有了。这是一个境界。太好了，真为你高兴！”这已是2011年的事了，她却仍用笔用纸在写，白纸蓝字，拿在手里，几乎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写信时为你真心高兴的美意。
文章写到这儿，发现这些信件，几乎都能说得上一段小说创作历程了。要说创作历程，还不得不说说近些年出版的两部长篇，即《冬季与迷醉》和《葵花》，它们虽没留下有关纸质的信件，也没有召开那种诸多评论家到场的作品研讨会，但却留下了中肯、扎实的评论，评论者有铁凝、郭宝亮、范川凤、陈冲、封秋昌、王春林等。除王春林先生外，前者均是相识多年的同事、朋友，因而就没有违心吹捧的必要；而王春林先生与我那时还不算熟识，评论就更该是由感而发了。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重述他们的高见，重要的，是我已把它们当成一种特殊的信件，永久收藏在心里了。我为这样的“信件”温暖、心安，同时也对他们心生敬意。
长长地舒一口气，觉得要说的话虽多，文章还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忽然想，这文章若从心路历程的角度去写，也许会深阔得多的，总觉得话没说完，想必是这原因。但立刻明白，那就该是另一篇文章了，单靠这些信件，怕是难以完成的了。不管怎样，还是自觉轻松了许多，既重温了信件，又仿佛与诸多师长、朋友进行了一场文学对话；另外自当感谢文学馆提起信件这事，不然我仍会懒于对过往的事件进行梳理，错过这场值得记住的对话的。
责任编辑 张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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