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一

　　1948年2月10日，郭沫若写了一篇对一些人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论文《斥反动文艺》。文章开门见山：“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今天看来，以一时的政治形式——战争——来判别文艺的“正动”（郭沫若之用辞能力极强），“反动”，实在偏颇，可当时，也许正合了极多热情的政治参与者的“心拍”，反而因其简单，直捷，而受到人们特别关注。

　　郭沫若进一步阐发：“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反动文艺”？郭沫若说得十分炫目：“在反动文艺这一个大网篮里面，倒真真是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

　　人们几乎没有料到，这“反动文艺”的典型，并没有落在那些替当局鼓吹，为政府买好的御用文人身上，而首先扣在了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的沈从文头顶。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我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指斥了“桃红色”的沈从文身份，郭沫若还点染了“蓝色的朱光潜”和“黑色的萧乾”，不过文字都没有像对沈从文那么显著的“重”。当然，郭沫若文章写得正义凛然，大有真理在握，有权审判一切文艺的气概，所以，他不仅自己激烈指斥，还在文章结尾处鼓动说：“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起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

　　该文发表在香港生活书店《大众文艺丛刊》当年3月1日第一辑上。以当时天地翻覆的社会变革背景，以郭沫若在文艺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受到文章严厉指斥的几个人，能不心惊胆颤，甚至惊心动魄吗？别人不说，沈从文的命运就将被彻底改变了。全国解放后，他几乎再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这是大处；小处，见过无数流血杀人场面的沈从文，竟然选择自裁，希望自我了断解脱……郭沫若文章的分量和威势，由此可想而知。

　　可是，事情也有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沈从文是个相当纯粹的作家，在政治上，虽不时发出一点声响，可文人论政，并不能在实际的社会层面上产生如何强烈影响，比诸郭沫若在政治上的爱好与参与及影响力，那肯定差得太远；再者，郭沫若也应当知道，文人论政，尤其小说家，那能影响的群体，相当有限。知识群体如此，政治群体更毋庸说。既然如此，为何郭沫若对沈从文下笔是这么重，措辞如此严厉而轻蔑，几乎让人感到有不“消灭”不足平愤的激烈，这是为什么？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大都是自学的。当初，他多种文体都试验过，所以，阅读面相当广泛，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类别，他都不陌生。当时的作者不多，研读的同时，大都也通过各种方式认识了。可是，他与郭沫若却并不熟。（在此前是否见面认识亦未可知。1930年1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其余多是熟人。”）这样也许难能结怨，可从郭沫若的声口读去，总有一种两人间有莫大仇冤在其中的感觉，否则凭常识看去，这样去指斥另一个小说家，有些不合情理。

　　此前，郭沫若在文章中有无发表对沈从文的看法，从笔者手头所存若干种《沫若文集》翻读，倒没有见到。可沈从文对郭沫若，却实实在在是有议论的。这些议论不仅散见于他的多篇文字，且有专门论述。那么，这些议论中，能不能窥见一点引发后来激烈直斥的端倪呢？

　　二

　　“夸大豪放，缺少节制，单纯的反复喊叫，以热力为年青人所欢喜，是创造社郭沫若诗完全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各诗人作品风格异途。”

　　1930年10月，《现代学生》杂志刊出了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一文。提到新诗，当然绕不开郭沫若，可沈从文主要就说了以上这么几句。这短短几句，看不出什么褒扬的意思。“夸大”“缺少”……不屑的意味倒表现得相当清楚。

　　稍后不久，沈从文为卞之琳的一部诗集《群鸦集》（书编成后未能出版）写了一篇“附记”。在文中又对新诗的情形做了一点回顾。其中提及郭沫若时有这样一句：“郭沫若，使诗夸诞豪华，如疯如狂……”这似乎也不含什么褒义，仍是缺乏节制的意思。诗是郭沫若相对自信并最受一般读者推崇的文艺形式，沈从文如此评价，郭沫若见到有可能会很不舒服。

　　1931年4月，沈从文在《文艺月刊》上，连载发表一篇长文《论中国创作小说》。说是小说，其实诗歌、散文等艺术形式，文中多有涉猎。谈及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沈从文这样说：“……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这节评价，尚属公允。成绩及不足，都论及并相对确切。可接下来，沈从文对郭沫若的“创作”，却给了这样的描述：

　　“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1984年版《沈从文文集》改为“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似不如其他两人”。）“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组织与作品组织，皆为所要写到的‘生活愤懑所毁坏，每一个创作，在一个生活片段上成立。郭沫若的小说是失败的。（此句为上举《文集》删除）为生活缺憾夸张的描画，却无从使自己影子离开，文字不乏热情，却缺少亲切的美。在作品对话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想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成为一个奢侈的企图。”接下来总体评价：“郭沫若的成就，是他那英雄的气度写诗，在诗中，融化旧的辞藻与新的名词，虽泥沙杂下，在形式的成就上毫无可言，（此半句前举《文集》删除）调子的强悍，才情的横溢，或者写美的抒情散文，却自有他的高点。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前举《文集》改为“可以说实非所长”。）对其诗作和抒情散文略有肯定，可对郭沫若的小说，却以为是“失败的”，几人中“最坏的一个”。

　　以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亦当是优秀评论家的角度去看，沈从文对郭沫若小说的评价是恰适的。郭沫若留下来的大量作品，小说确实是艺术方面最为薄弱的。虽然如此，沈从文的坦率直言，接受者会产生怎样的承载心理呢？

　　这还不算，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沈从文又加有一句：“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此文虽然主要论及小说，可文艺创作相互融通，这样的评价对于作者，尤其郭沫若这样在当时大名赫赫的人物来说，心理挫伤应该不小。

　　三

　　不仅在文章中偶尔论及，沈从文还曾写出专文，对郭沫若的诸多方面进行评述，这就是他发表在1930年《日出》1卷1期的《论郭沫若》。

　　“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从‘五四以来，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若是我们把每一个在前面走路的人，皆应加以相当的敬仰，这个人我们不能作为例外。”

　　如此之说，我们的确听不出多少实在的成绩肯定，而末一句的所谓“敬仰”，前边的限制词颇为广泛，是“每一个在前面走路的人”，一点看不出真正“独有”向往的意味。

　　那么，如何总体估价郭沫若的文艺成绩呢？沈从文简单地引了他人的说法：“这里有人可以用‘空虚或‘空洞，用作批评郭著一切。把这样字句加在上面，附以解释，就是‘缺少内涵的力。这个适宜于做新时代的诗，而不适于作文，因为诗可以华丽表夸张的情绪，小说则注重准确。”半引用半阐发之后，沈从文认为：“这批评是中肯的，在那上面，从作品全部去看，我们仍将是那样说的。”

　　倘若将创作品类加以划分，那么“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的东西”。

　　对于郭沫若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沈从文给予了有限的评价：“诗可以从华丽找到唯美的结论，因为诗的灵魂是词藻。缺少美，不成诗。……但是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压迫作为反抗基础而起的向上性和破坏性，使我们总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泪……还是天真。”沈从文以为，郭沫若与“创造社”当时不过“是稿件压迫与生活压迫，所以所谓意识这东西，在当时，几个人深切感到的，并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办，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饭的地方，天才熄灭了。看看创造社另外几个人，我们可以明白这估计不为过分”。

　　沈从文在这里，将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的创作激情和冲动，归结为“稿件压迫和生活压迫”，这当然是很低，也较为廉价的创作“基调”。所以沈从文说：“因为他（郭沫若）那时，对社会的认识，是并不能使他向那伟大一个方向迈步的。”似乎当时的对社会认识，大大限制了郭沫若的文学发展。这个估计是否“过分”，今天的读者可以体会，具体到郭沫若自己，十有八九是难以顺心领受的。

　　此时的沈从文，还随即拿出郭沫若的两部作品进行评价，以证实自己先前的判断。此前不久，郭沫若先后出版了自己的两部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前者内容，从题目中可知，后者是记述了郭沫若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生活。从内容和写作手法看，这是回忆录无疑。回忆录应当是真实的记录，这是毋庸解说的。可是，沈从文却认为：“在创作里，把自己位置到一个比较强硬一点模型里，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沈从文这样说的意思，是郭沫若并非真实回忆，而带有许多“创造”（亦即“虚构”）的东西。所以他便以“创作”来要求这两部自叙：“在创作中我们是有允许一种为完成艺术而说出的谎骗的，我们不应当要求那实际的种种，所以在这作品中缺少真实不是一种劣点。”据此推衍，沈从文对这作品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的笔，在所谓小说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

　　沈从文大约从文字的描述中，认定这两部为“虚构”作品，所以提出了“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之要求。那么这“时代缩图”又是什么含义呢？沈从文没有直接解释，只是在括号中举出了鲁迅的例子：“在鲁迅一方面，我们是都相信那中年人，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这脸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这脸上又各可以寻出一点远宗的神气，一个鼻子，一双眉毛，或者一个动作的。”由此看来，这就是“时代缩图”的意思。并且在沈从文眼里，鲁迅是在作品中做到了这一点的（从鲁迅小说创作实绩看，沈从文的评价是极具眼光的）。

　　在这里，举出鲁迅并非仅仅赞颂鲁迅，而是为了对比郭沫若。所以赞颂鲁迅之后，沈从文立即认定：“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那么他的长处何在？沈从文却从非文学角度谈去：“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绝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一个人，可佩服处也就只是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只从其思想及行为去对待，这本身就有非赞赏的意味。

　　接下来谈到写作：“若在创作方面，给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线是为‘思想而牵，不是为‘艺术而牵的。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一个随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经在创造社羽翼下成长的叶灵凤的创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将一筹的作品在。”

　　在沈从文理解的“创作”方面，郭沫若被几乎全盘否定。小说居然“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举的一个例子，是郭沫若所在“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平心静气看郭沫若小说，沈从文的判断有相当的准确性，可他的表达语气、对比方式、贬抑态度太过显明。或许沈从文确实出自“艺术良心”，可在当时大有影响、在“创作”上声名赫赫的郭沫若，如何兜得住这满盆凉水？

　　四

　　至此，沈从文仍不愿放松，他还要从创作要求上来对郭沫若一番品评：“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废话在诗中或能容许，在创作中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他那长处恰恰与短处两抵，所以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

　　“废话是热情，而废话很有机会成为琐碎。多废话与观察详细并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对于观察这两个字，是从不注意到的。他的笔是一直写下来的。”沈从文甚至顺手将另一个作家也牵了进来：“描画与比譬，夸张失败处与老舍君并不两样。”

　　这一切，沈从文是从郭沫若作品中读出来的：“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词藻帮助了他诗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亲切。”文章又举出周作人“亲切”“不在文学上糟蹋才气”的例子，沈从文乘胜追击：“我们随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写，那糟蹋文字处，使我们对于作者真感到一种浪费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对这个不发生坏感的只是一些中学生。一个对于艺术最小限度还承认它是‘用有节制的文字表现一个所要表现的目的的人，对这个挥霍是应当吃惊的。”

　　因为问题相近，沈从文还涉及了茅盾，“在国内作者中文字的挥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可他仍认为：“然而茅盾的文章，较之郭沫若还要较好一点的。”对郭沫若在文字“挥霍”方面的批评，几乎无以复加。

　　由郭沫若，沈从文又牵及到郭沫若为首的文学团体：“这又应当说到创造社了。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沈从文认为：“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据地而猛烈发展着一种复仇雪耻的组合。成仿吾雄赳赳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恶骂，以及同样雄赳赳的郭沫若新诗，皆在一种英雄气度下成为一时代注目东西了。”

　　创造社既然是这种情况，沈从文当然认为其文学成绩有限了：“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天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从另一面看，是这些人不适于作那伟大运动，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认真的一点平凡的顽固的力。”

　　在沈从文看来，即使文学，在社会发展中，也是有责任的：“使时代向前，各在方便中尽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时代年青人，以及同情于年青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艰难事情。”“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讲的。”而正是“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一个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时是为无数读者珍惜头脑的一件事”。沈从文所以要反复申说，是郭沫若文字仅适合“檄文”“宣言”“通电”一类大言，一点不适宜于小说，并且随意“糟蹋文字”，耗费读者头脑。

　　之所以如此，是“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养到自己精神向前”。大约是认为郭沫若创作受到了其政治生活影响，在其他作家在新时期拿出了作品表达自己时，郭沫若却“只拿出两个回忆的故事给世人的”。沈从文所指，正是《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

　　具体到《我的幼年》，沈从文认为：“若是每个读者他知道一点文学什么是精粹的技术，什么是艺术上的赘疣，他对于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是会感到一点不满的。书卖到那样贵，是市侩的事不与作者相关。不过作者难道不应当负一点小小责任，把文字节略一点么？”甚至把书价太贵，也认为与作者缺乏节制有责任。

　　“《反正前后》是同样在修辞上缺少可称赞的书，前面我曾说过。那不当的插话，那基于牢骚而加上的解释，能使一个有修养的读者中毒，发生反感。”沈从文认为，该书主观的成分太多，所以难能看作史料：“全书告诉我们的，不是一时代应有的在不自觉中生存的愚暗自剖，或微醒张目，却仍然到处见出雄赳赳。这样写来使年青人肃然起敬的机会自然多了，但若把这个当成一个研究个人过去的资料时，使我们有些为难了。”在郭沫若写的是自叙，而沈从文却判断为“创作”，并且是“不适当的”“失败”的创作。

　　沈从文还觉得，郭沫若之所以在文字中如此“浪费”，应该与先前稿酬按文字算有关：“他是修辞家，文章造句家，每一章一句，并不忘记美与顺适，可是永远记不到把空话除去。若果这因果，诚如《沉沦》作者以及沫若另一时文里所说，那机会那只许在三块钱一千字一个限度得到报酬的往日习惯，把文章的风格变成那样子，我们就应当原谅了。”其实沈从文并不原谅，他认为，一个作家写出文章，尽管发表刊物不同，可“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那见解趣味，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末尾一句，几乎骂人。

　　文章结束，沈从文下了结论：“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位置，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这个宣判式的结语，包含文章中的大量分析议论，相信不是郭沫若乐意见到的。在《创造十年》的“发端”，郭沫若就对沈从文此说有回应：“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的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么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Eskimo”郭沫若加注：“爱斯基摩人，居住于北美洲北部寒带。”这是现在可以见到不多的写于《斥反动文艺》之前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回击。

　　五

　　《论郭沫若》写作发表之时，沈从文陆续写出了一批有关新文学家的评论，所论及的作家，有徐志摩、冯文炳、朱湘、郁达夫、张资平、闻一多以及落花生、施蛰存、刘半农、汪静之等。总体看去，这些作家论写得颇为认真，有相当忠实艺术的表现。当然，它们也反映了沈从文作为优秀作家对文坛的精审观察和独到眼光。他评论的这些作家中，有提携过自己的徐志摩、郁达夫，其他多位均是相识的朋友，可沈从文的笔下，却能排开这样非文学的情感因素，较为忠实地将自己的看法发表出来。成绩特色谈得深入，问题毛病也一一披示。这种态度，也许与沈从文刚入大学任教，为了表达自己虽无中学以上文凭，却依然不乏艺术见解有关；当然，作为青年作家，二十多岁方刚的血气，应当是他无所畏惧的底本。总之，这批作家论无论表现得准确得当与否，沈从文从艺术出发的立场是不错的。这一点是今天读这批作品须首先留意的。

　　具体到对郭沫若的评论，应当说，沈从文有说得相当精到的地方。郭沫若由于早早在诗坛暴得大名，声名远播，他的艺术方面的许多问题，常常为名气所掩，不为人关注或认真提及。而站在远处，不相熟郭沫若本人的沈从文却看得比较清楚；再者，沈从文大多从事小说创作，对于写作方式，常常以小说的特征去评述作家，所以得出郭沫若“有时使人发笑”的“夸诞豪华，如疯如狂”“缺少节制”……的认识。这虽总体并不算无根，可对郭沫若的成绩，肯定得也实在太有限了些。

　　除去那些散见于其它各文中的文字，这篇集中评述《论郭沫若》，几乎从多个角度对郭沫若“创作”进行了严苛的批评甚至否定。这首先应当与他们彼此文学旨趣相去甚远有关。沈从文是真正不喜欢郭沫若那样的“缺少节制”“夸诞”“如疯如狂”……自然产生反感，再加上他不认识郭沫若，即使声名赫赫也与他无甚关系，所以下笔就无所顾忌：“创作是失败的”“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这些评论及判断，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那几乎是毁灭性的；对于郭沫若，虽极有杀伤力，却不能较大地影响他的文学位置及声名。但是，要说对郭沫若的内心没有深深挫伤，那几乎不可思议。郭沫若富有文学的敏感，对于沈从文的评议，他不能不意识到多处戳在了自己的软肋。虽然在其它地方未见郭有直接反驳的文字，可十数年后挟着政治威势，以“不能节制”“如疯如狂”“夸诞豪华”“适宜于一篇檄文”这些沈从文当年总括的笔调，对沈从文进行的讽刺和定性打击，那内心的忿忿，真正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时的沈从文，不知有没有将郭沫若的行径，与当年自己不客气的文艺批评联系起来？

　　当然，笔者无意在这里说，郭沫若1948年对沈从文“义正词严”地斥责，完全是对当年沈从文批评的遥远回应。情况也许比这要繁复。可是，要说郭沫若在此时完全出于公心，全然没有受到当年沈从文批评的积怨影响，那郭沫若也太“端庄”，太“神圣”，太不近人情了……

　　人生在世，因果之间，往往是很难料的。沈从文当年对郭沫若文学“创作”方面的严苛评论及判断，应该说对当时郭在国人心里及政府中位置，并没有形成多大影响（对其心理的影响，只能从后来行为的蛛丝马迹去寻觅了）；而郭沫若后来的一番斥责，却折腾得沈从文一度精神错乱，几乎自杀，并中断了正盛的文学创作道路，转而从事中国古代“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再几十年后，郭沫若的许多作为，包括诗文，受到更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非议；而沈从文的文学，甚至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成绩，均受到国内及国际间的广泛认同。在更多元开放的当今社会，倘依照读者心性去抉择，那两人文学功绩，当更能表现各具千秋，独领一方风骚的情状吧！

　　一个作家，并且是一个在世人眼里颇有成绩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无论口头上如何说，在心底是很在乎的。郭沫若就曾说过：“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小小的讽刺可以惨于蜂蠆，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阳春。”（《创造十年续篇》）他人品评，除非完全不靠谱，可以心理优势不去理会；可倘若遇见高手，击中软肋，在内心的挫伤，当长久激愤隐痛。此隐痛一旦触发，那凶烈程度及杀伤力，决然与郭沫若斥责沈从文相仿佛……

　　当今文坛艺坛评论一派歌赞，当然并非发展幸事。可今人精明，为自己虑事极周全，大约亦是见多了沈从文批评人后携带的灾殃。结果，没有沈从文的勇毅大才，只落得做做文坛、艺坛“歌者”，未尝不得个你好我好他好混一碗赏饭吃的好。哪有沈从文那样希望以文艺作为社会进步之力推动的神圣念想；那样忠实艺术，在“她”面前无限敬奉的精神，并由此可以承载所有无可逆料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孤独感！

　　责任编辑 章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