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深受鲁迅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喜爱，其专著《文学论》1907年在日本出版，中国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张我军的《文学论》中译本于1931年在中国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不知何故，中译本并没有翻译、收入夏目漱石自己的序文，而是代之以周作人的序文。而作家的原序文实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学论》一书的形成过程、理解夏目漱石的文学思想与人生追求，也有助于我们感知夏目漱石真诚而有魅力的另一个侧面。该序文写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一月。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有必要陈述一下此书的创作动机和写作过程，以及是在何种情况下被用作大学文学课讲义的，现在又缘何付梓出版。
我于明治三十三年（即公元1900年。译者注）奉派赴英国留学，当时我正在第五高等学校担任教授职务。得到留学通知时，我并不特别希望出国，同时觉得有比自己更加适当的人选，于是就向校长及教导主任说出了我的想法。校长和教导主任答复说，是否有更为适当的人选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本校向文部省推荐你，文部省接受推荐予以批准，决定选派你为留学生，若无异议，你最好如命是从。我虽然没有特别想去的意愿，但也没有坚决推辞的理由，所以只好答应了下来。
留学通知中要求我去英国研究的科目是英语而非英国文学。为了弄清研究的具体方向和范围，我特意前往文部省，向时任教务局长的上田万年先生请示。先生的答复是，对于学什么并无特别的严格约束，只是希望修习一些回国后可在高中或大学里教授的学科即可。听到这话，我想虽然要求学习英语，但多少尚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变更的余地。就这样，我在同年九月踏上了西行的旅途，于十一月到达了目的地伦敦。
初到伦敦，首先需要确定留学的学校。留学地点有好几处可以选择，牛津、剑桥均以学术重镇驰誉，正在犹豫之时，得到了身在剑桥的友人邀请，我于是前往剑桥观光。
剑桥之行，除拜访友人之外，还邂逅了几名日本青年，他们都是为取得绅士资格每年花费高达数千之巨的绅商子弟。我每年从政府得到的学费只有1800元，这点钱在这个金钱万能的地方是根本不够用的，没条件像那些绅商子弟那样潇洒自如。不过，在和那些富有的绅商子弟接触中并没有看到所谓的绅士派头。而我这点钱，即使谢绝一切交际，仅仅旁听一些必要的课程也很难应付。哎！万事皆需谨慎，安然渡此难关吧！我留学的目的之一是购买书籍，没有钱，这一目的恐怕在回国前将难以实现。由于既没钱又怕浪费时间，我只好避居公寓闭门读书，尽量不与外人交往。我又想，自己的留学和悠然自得的绅商之子的留学是不同的。须知英国的绅士是性情优秀的模范人物的集合体，像我这样在东洋度过青年时期的人，若要模仿英国年少绅士的言行举止，就如同骨骼生长已经定型的成年人再想练习舞狮技艺一样，无论怎样佩服，如何崇拜，何等钦慕，即使甘愿忍受将三餐缩减为两顿的痛苦，也依旧无济于事。据说他们上午去听一两个小时的课，午餐后户外运动两三个小时，下午茶时间相互拜访，晚餐则去学校与众人聚餐。我深知自己无论在金钱、时间还是秉性方面都没有条件效仿他们绅士的举止，于是就断了长期驻留彼处的念头。
我想牛津与剑桥一般无二，故无意前往。我甚至考虑去北方的苏格兰或渡海前往爱尔兰，但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宜练习英语，于是只好作罢。同时，我意识到只有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于是就决定在此学习。
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其理由不言自明。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至今仍然这样认为。然而，我来英国的目的并不单单只是为了提高语言水平。官命是官命，个人意志是个人意志，在不违背上田局长要求的范围内，我有满足自己意志的自由。在熟练掌握英语的同时从事文学研究，不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时也是为了服膺上田局长有关学成回国后去学校教授课程的指示。
为避免误解，我想有必要做出解释。我所说的不愿用两年时间只学语言，绝无轻视语言之意，反倒是对此极其重视。学习语言，无论发音、会话也罢，还有书写文章也罢，即便只练习其中的一个方面，两年时间也并不算长。更何况学习的内容涉及语言学的整个体系，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相当困难。我屈指计算自己的留学时间，考虑如何以自己的菲薄才学在限期内实现目的。再三思量，最终确信自己难以在预定的期限内学好语言，遂决定转而研究文学理论，以求从根本上弄清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我的研究方向有些脱离文部省的规定，但在当时的状态之下又确实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选择。
以何种方法研究文学，应该学习何种科目是我当时面对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如此浅薄的问题最终都没能解决，真是可悲之极。为了加深对于英国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我到伦敦大学旁听了现代文学史课程，另外还找私塾教师上课随时讨教问题。
因为没能产生预想的兴趣和效果，大学的课程只听了三个来月就作罢了。但到私塾听课请教问题却延续了一年有余。这期间，我悉数通读了手头与英国文学有关的所有书籍。开始时并没着手搜集论文资料或为回国后整理授课内容，只不过是尽可能多地随意看了些书。实际上，我虽然是因英国文学学士的缘故而获选留洋，但却从来不敢自诩精通。毕业后又有几年奔波往返于东京和关西之间，忙碌于个人家事而少有读书机会，和文学的距离越拉越远，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往往只是大略听到过名字，十有六七未曾阅读。对此，在我心中时常引为憾事。利用这个机会读尽所有的书是我当时的愿望，此外别无其他设想。如此一年之后，再去查看读过哪些书籍，发现没有阅读过的书籍数量已经很少。留学的期限还有一年，用剩下的时间继续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间上略显富余。在此种条件下，我的治学方向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此敬告诸位，身为青年学生，当趁年富力强之际确立自己的专业发展志向，要想取得成功、有所贡献，首先需要奠定好的基础，尽可能地浏览阅读古今上下数千年的典籍。即便如此，直到白发苍苍的耄耋之际，恐怕依然不能如其所愿地通览群书。以我为例，至今尚未能够大致了解英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情况，也许再过二三十年之后仍然无法做到对其情况大概知晓。
时日迫近，当时令我陷入迷惘的因素除了漫无目的的读书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我少时好读汉籍，学时虽短，但于冥冥之中从“左国史汉”里感悟和归纳出了对文学及其含义的初始理解。我曾以为英国文学亦应如此。若果真如此，我将义无反顾地终生从习。我只身投入非流行的英国文学，完全是出于这种幼稚、单纯的理解。读大学的三年间，不但要苦学死记毫无用处的拉丁语和德语，同样没用的法语也无可奈何地被灌进脑海之中，但重要的专业书籍却几乎挤不出时间阅读。就这样，我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获此光荣头衔之时，寂寥之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转眼春秋十载又过，为学不可谓没有努力，唯以学而不透彻为憾。毕业之后，我头脑中不时会浮上恍如被英国文学欺骗了的不安之念。我怀着这份不安之念西赴松山，翌年又赴熊本。居熊本数年，此不安之念仍然未能释怀，尔后到了伦敦。若在伦敦仍不能消解此种不安之念，那么奉官命远涉重洋西渡留学意义何在？虽然如此，若希求将过去十年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在未来一年中解开，即使不能说全无可能但毕竟希望十分渺茫。
天资愚钝的我，虽专修英国文学但因学力有限未能达到理想境地，实乃遗憾之至。于是，放弃读书重新考虑前途。然而，学力只能证明过去，今后恐怕再难有所提高。既然学力再难提高，就需要在学力之外涵养品味文学的能力。但最终没能发现解决的办法。回过头来看，我在汉学方面虽然并没有那么深厚的根底，但自信能够充分玩味。我在英语知识方面虽然不能够说深厚，但自认为不劣于汉学。学力程度大致同等，而好恶的差别却如此之大，不能不归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换言之，汉学中的所谓文学与英语中的所谓文学，最终是不能划归为同一定义下的不同种类的对象。
大学毕业数年后，孑然一身踟蹰在伦敦的孤灯之下，我在头脑中开始思考何谓文学这个问题。正如别人视我幼稚一般，我也自觉并不深刻。远渡重洋来到伦敦却思考如此浅近的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说应该引为耻辱。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从这一时刻开始思考“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这件事情既是耻辱也是事实。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何谓文学的问题，我决心要将还剩下的一年留学时间全部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面。
我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工作，首先做的事情是将自己闭门关在公寓里，将所有的文学书籍都收入箱底。试图用阅读文学书籍去解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如同用血液去清洗血迹一样永远也不会完结。要想解决问题便只有改弦易张，变换其它研究手段了。我决定从心理方面查清文学如何需要，缘何得以生存、发达和颓废；还立志从社会方面探明如何需要文学，从而研究文学得以存在、兴隆和衰灭的规律。
我思考并提出的从理论上彻底解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既大且新，相信以个人之力任何人也不能在一两年间将其解决。因此，我拿出自己的所有时间尽力搜集各个方面的资料，并将可以支配的全部费用购置参考书籍。自从产生这一念想并着手投入这项工作起始，到留学期满为止的六七个月间，是我一生中最为专心致志持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期，也是因报告书不够详尽而遭到文部省谴责的时期。
当时，我尽自己的全部精力阅读所购之书，在认真阅读中详加批注，重要的内容则仔细笔记摘录。开始时的感觉是茫然不着边际，似乎有所领悟之时已是五六个月之后了。我原本不是大学教授，所以没有认识到将此用作讲稿资料的必要性，也就没有急于将其整理成书。当时我的预想是回国后再用十年进行这项研究，待充分完善后再将成果公诸于世。
在英国期间，我用蝇头小楷手书的笔记本已有五六寸之厚，回国时这些笔记本是我唯一的财产。回国不久，我被委托担任东京大学英国文学讲师。我并非以此目的留洋，也并非以此目的回国。我自觉得并不具备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学力，我的目标是继续进行研究，完成《文学论》的写作，不愿因为授课而妨碍自己实现夙愿，因而意欲推辞。但由于我在留学期间曾在书信中向友人大塚保治流露出想到东京就职的意愿，在我回国之前友人已将此事安排妥当。我只好不顾自己才疏学浅，应允出任教职。
开课前曾为选择授课内容而煞费苦心，我认为向现在的学生介绍和讲解《文学论》是个不错的时机，应该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从前在乡下做教师，从那里踏上留学之路，再从海外回到东京，对当时我国文坛的主流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能将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呈现于修习最高学问、左右未来文学走向的青年学子面前，于我乃是不胜荣幸之事。故决意以此作为授课内容并期待学生的批评指正。
遗憾的是，我的《文学论》原本是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的大课题，重点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的方面切入，目的在于探讨和解决文学的根本性问题，眼下尚处于研究阶段，还不具备教授给学生的条件。此外，将其用作文学课的讲义又有些偏重于理论，偏离了纯然的文学领域。这样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已经搜集尚未来得及整理的文学性资料组织到理论框架之中；二是将已成系统的理论讲稿尽可能地加以纯文学性的讲解。
在身心健康及可用时间皆不许可的条件下，我认为两者兼顾绝无可能。然而计划何以实现？书中的内容将说明这个问题。授课时间是每周三小时，从明治三十六年九月至明治三十八年六月，前后两个学年结束。当时讲稿在选课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似乎未能达到预期的设想。
我原计划第三学年继续教授这门课程，但受种种事务妨碍未能实现。本打算将经讲述发现的不足之处重新撰写，竟也未能实现。尔后将此书稿弃之箱底两年有余，此番应书肆之邀公诸于世。
应允出版之后，为身边琐事所困，连亲自誊清旧稿的时间都没有。不得已，委托友人中川芳太郎代为编辑目录、划分章节并系统整理文稿及其他事务。友人中川具有广博的学识和笃实的品质，也曾听过本书部分内容的讲述，是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我非常感激他的帮助，本书的面世得力于他的努力。如果没有他的真诚帮助，这本书将不可能得以如此顺利的出版。有朝一日，中川若成名于文坛，这本书或许会因他的名字而加深在世人中的印象。
如上所述，此书是我辛勤研究的成果。但因十年的写作计划缩短为两年（说是两年，除去出版之际修订花费的时间，实际上仅仅用了两个夏天），又未能响应文学专业学生的期待调整结构，不免有未竟稿或半成品的感觉。然而学界生涯繁忙非常，我本人的忙碌程度在这繁忙的学界又高于他人。本应再纠正差错，弥补不足，扩充内容之付梓出版，但若不彻底改变生存状况，即使穷尽一生的岁月也难以看到此书问世，这就是我所以将此未竟稿出版发行的缘故。
以未定稿出版，并非为了向当下的学生讲授“什么是文学”，而是希冀此书的读者在掩卷之余能够思考些许问题、萌生一点疑问，若有人能在本书所提问题的基础上延伸、拓展，更进一步研究、探示出文学发展的规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建构学术殿堂绝非一朝之事，也绝非一人之事，我愿为这个宏伟工程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尽一份自己当尽的义务。
在伦敦居住、生活的两年是极为不愉快的两年。我于英国绅士之间，犹如一匹与狼群为伍的尨犬，终日郁郁寡欢。据说伦敦人口有五百万之多，自己当时的状态犹如掺和进五百万滴油珠中的一滴水，勉勉强强苟且维系着朝不保夕的生命。假若一滴墨汁掉落在洗得十分干净的白衬衫上面，衬衫主人的心情定然不会快乐。我就如同那滴招人厌烦的墨汁，犹如乞丐一般徘徊在伦敦的西斯敏斯特大街上，两年间吞吐了这个大都会几千立方尺人工造成的充满煤烟污染的浑浊空气。为此而感到深深愧欠于英国的绅士们。我在此敬告一向被自己视为绅士模范的英国人：我并非是怀着个人的好奇心态进入伦敦的，而是受到比个人意志更大意志的支配，不得不在你们面包的恩泽之下度过那段岁月的。两年后留学期满回国，我的心情犹如春天到来大雁北归一般。遗憾的是，不仅客居留学期间我没能做到以你们为楷模，万事顺应你们之意，而且时至今日仍然不能成为你们所期望的那种模范人物。然而，我是奉官命前往的，并非是自己要求前去的。若依我自己的主观意志而言，我当终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国的土地。因此，承蒙尔等关照的我绝不会期许再次得到尔等的关照。我对不能再有感谢尔等厚意的机会而甚感遗憾。
回国已逾三年，这又是不愉快的三年岁月。然而，我是日本的臣民，不能以不愉快为由而离去。拥有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的我，生存在五千万人之中，至少拥有支配五千万分之一的荣耀和权利。当这份荣耀和权利被消减和化解到五千万分之一之下时，我无法否定自己的存在，亦不能采取去国的举动，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努力使其恢复至五千万分之一。这并非我的意志，这是我意志之上的意志。我意志之上的意志令我的意志无可奈何。我意志之上的意志命令我，为支持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必须避免一切不愉快。
将著作者的心情毫不掩饰地写在学术著作的序言中，似乎有欠妥当。然而，这本学术著作是在何等不愉快之中萌芽，于何等不愉快之中成形，又于何等不愉快之中讲授，最后又是在何等不愉快之中出版的？与其他学者的著作相比，拙作也许不足为重，但对我个人而言，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已经深感满足。读者多少会感到同情吧！
在英国时我被人视为神经衰弱。当时有位日本人曾致书国内声言我已发疯。贤士所言，当无虚假。不才之人未能对这些人等表达谢意，深感遗憾！
回国后，我依然被说成是神经衰弱症患者，亦有说我精神陷于癫狂的风传。似乎亲属也都认同了上述说法。既然连亲属都表示认同，我本人也自知没有辩解的余地。正基于神经衰弱与精神癫狂之故，我写出了《我是猫》，出版了《漾虚集》，《鹑笼》也得以面世。这么一想，我坚信我应该感谢这神经衰弱症和精神癫狂。
只要我的生存状况不发生变化，我的神经衰弱和精神癫狂将与生命永存。既然永远存在，就有出版更多《我是猫》、更多《漾虚集》、更多《鹑笼》的希望。我祈求这神经衰弱与精神癫狂永远不要离开我。
这神经衰弱和精神癫狂不容置疑地驱动我进入创作状态，不知今后是否还会有摆弄《文学论》这种学术理论文章的余裕。惟其如此，遂命笔书写一篇文章作为我曾染指这类著作的一个纪念，即便此书没有什么价值，但对作者本人而言毕竟是给印刷厂的工作添加了劳烦。是为序。
责任编辑 闻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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