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我算不上藏书人，有些书丢失了，时间一长也就忘了，有聚有散，想得开。往高处说，人与书，亦何妨相忘于江湖。

　　不过，丢了十一年积存的书，不能完全释怀，也算常情吧？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分到文汇报社，当时填表，有一栏是“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犹犹疑疑地问了一下，才知道我这就是参加“革命”了。

　　文汇大厦在外滩，九十米高，二十二层，八十年代末期建造，一九九〇年完工。这一栋现代化大楼，在国内报业里面据说是最早的；文汇报人觉得更骄傲的是，资金由报社自己贷款自己还款，没花国家一分钱。我在文艺部，十五楼，办公桌对着落地长窗，有时候会觉得，哎，还真不错。

　　但我的宿舍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宿舍在老大楼，下面是印刷厂，整天机器轰鸣，房间黑暗，脏，空气不流通。所以能不呆在宿舍就不呆在宿舍，好在老大楼和新大楼连着，到办公室很方便。

　　四年之后，我离开了文汇报社，回复旦大学读书。宿舍里的东西没怎么搬运，拖着等以后。一拖再拖，等我终于要去搬运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心疼的是那些书。读本科和研究生那七年，买书都是精挑细选，因为买书的钱都是从生活费里省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些书大都和一个人的青春经验、记忆相关，对自己还平添了一层书之外的意义。工作这四年，因为跑出版这条线，得到大量的书，老实说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不多，除了少数一些，其他的没有了倒也释然；但也是因为工作了，有了点闲钱，买的书也多了，这些书没有了就不免难过。

　　我十八岁到二十九岁积累的书，绝大部分，就这样没有了。

　　后来时不时会想想那些丢掉的书。譬如，我读硕士的时候，贾植芳先生送我“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现代都市小说专辑”，上海书店原版影印，一九八八年出版，共十种：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施蛰存《将军底头》、穆时英《圣处女的感情》和《白金的女体塑像》、徐霞村《古国的人们》、黑婴《帝国的女儿》、杜衡《旋涡里外》、叶灵凤《红的天使》、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无名氏《塔里的女人》。我很喜欢这套书，想起这套书就想起这么件事：这套书的主编是贾先生，出版社给他的样书他给了我一套；但贾先生告诉我，这个专辑的真正主编是施蛰存先生，书目是施先生选定的。施先生跟贾先生商量说，我是此中人，有我自己的作品，不好做这个主编，请你来做吧。

　　一九八八年，我收到余华一封信，那时候他是浙江海盐县文化馆馆员，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他读了《上海文论》上我的一篇评论他小说的文章。我是大三的学生，余华的来信让我很兴奋，一直保存着，直到文汇报宿舍里的书消失之前：信夹在书里，跟着书一起没有了。三年前我跟余华说起这事，余华丝毫不以为意，随口说：一封信，算啥？我现在可以给你写一百封。当然，这是他夸张的瞎话，不能当真。

　　我写这篇短文一开始就写下了《失书记》这个题目，但其实我更不能释怀的，还不是失书。比起来，遗失一些书，还真不算啥。

　　我离开文汇报社之后若干年，文汇报社迁址，到了威海路的文新集团大楼。我每次经过外滩，总是会抬头望望我工作过的那座大厦。新世纪的哪一年，有一天坐车过高架桥，习惯性地去看那座楼，惊讶得半天回不过神来：没有了。

　　我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外滩源改造之类的规划，把那座楼拆了。它的历史真短。

　　问题是，虎丘路50号文汇大厦不存在了。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可是，从此以后，那里是哪里啊？

　　为写这篇短文，我在百度上查找到一篇学术文章，在北京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网页上，题为：《22层高楼爆破拆除方案探讨》。我得借着这篇讨论定向爆破的文章，才能得到文汇大厦这个建筑的一些准确信息。这个讨论要把它炸毁、最终也得以成功实施的方案，成了这个建筑物曾经存在的证据。

　　嬉皮笑脸面对难

　　在我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有一天晚饭后校园里闲逛，走到3108教室窗口，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听一个流行音乐的讲座。这样的情景在我的大学时代没有什么特殊，几乎天天晚上3108都是这样，讲座的内容从西方哲学、艺术，到过去不久的“文革”，到其时正兴的“文化热”，到诗歌朗诵，流动的盛宴一般。就在我毫不为意地要走过去的时候，窗口传出录音机里的歌声：

　　我是一个爱情的少尉

　　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

　　这个特别的声音阻止了我的脚步。从此我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李宗盛。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我听这个人的歌，会听到今天，听了将近三十年。而他自己，到现在写歌的历史，已经过了三十年。

　　该感慨一句我们都老了吗？是，确实是；但也不是，因为，“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然而还得说，是，因为毕竟不全是那个年轻人了。

　　二〇一四年我去了“既然青春留不住”的演唱会现场。心情基本平静，不起波澜。多少年来，这些歌都听得太熟了，熟得像是亲人。听青丝白发间杂的小李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青春本事，他也早已可以轻松地自嘲，而未曾发生下去的爱情依然温暖感人。

　　李宗盛最新的歌《山丘》，二〇一三年写的，他五十五岁，回看人生，自我总结，沉郁却也开朗，痛惜而又无悔。过到了中年的我，听这首歌，多有呼应，偶有商量。

　　“想说却还没说的 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 也值了”。把“想说”的变成歌，这个“想说”很重要。我们现在谈流行音乐，“生产”早就是个惯用的词了，“生产”的基础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说到学术研究，甚至也说“学术生产”了。如果没有自己真正“想说”的，不论是写歌，写小说、散文、诗，还是写学术论文，都算是瞎扯吧。“想说”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产生了让人“想说”的冲动？李宗盛想说的，都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体会，他不会凭空变出一首歌来。我想想为什么李宗盛的歌可以听这么多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贴着生命经验来说，来唱，他不回避生活中的麻烦、困难、挫败，他实实在在地表达，不虚饰，不凌空，不高蹈。歌是这样转化而来的，有来处。

　　第二个我想说的词是“攒着”。生命经验的积累和储蓄，表达冲动的延迟和发酵，时间的沉淀和淘洗——不是大干快上，不是急吼吼。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 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 终于敢放胆/嘻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平凡人的“意念”是涓涓滴滴，但他对“意念”诚恳，努力不懈，终于成流，而且是“大河弯弯”。要说李宗盛骄傲吧，他也真是骄傲，写歌三十年，他也有了这个资格。但这个骄傲也是平凡人的骄傲，“说不定”和“侥幸”是平凡人的心理和口吻，有平凡人的战战兢兢、孜孜以求和心存感念。要是我多说一句，我会说，也只有平凡人的骄傲，才是真正可敬的骄傲，他的骄傲从涓滴开始，是踏实的。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是我最喜欢的一句。你得经历多少，你得积存多少，你得明白多少，才能做到“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在这个世界上活到一定岁数，对“人生实难”有深切的体会，这个不难，哪一个中年人，哪一个中年以后的人，没有体会呢？可是，光有这个还不够，还得有个怎么面对的方式。这个方式也不是从道理上学来的，而是一个人从经验里面炼成的。

　　前几年，三个老男人和一个相对年轻的男人——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巡演，二〇一〇年一月台北最后一场四个人唱《归来》，触动我的一句是“喜欢自己现在的模样/ 心里有老茧 脸上有风霜”，这个“喜欢”，与“嬉皮笑脸”通。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 还没能晓得 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地索求 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过了年轻时代，不是年轻从生命中消失了，而是包含在现在的生命里，从外表看它不在了，可是它真的还在，这就是心里还活着年轻人。我不太会把“尽管”这个词用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快要老了，心里还活着年轻人，这就是现在这个年龄的好啊。既快要老了，又年轻，比单纯的年轻好；也比仅仅是快要老了好。

　　“越过山丘 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 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 再也唤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其实“时不我予”这样的牢骚、哀叹、愁苦，是不必的；“不朽”的愿望，也想多了。“把自己先搞丢”倒是常见，原因各种各样，形式五花八门。“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怎么说呢，太戏剧化了：本不必期望有人等候。当你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丘的时候，你早就发现，遇见的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等候；即便如此，这里也应该没有失落。

　　“我没有刻意隐藏 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 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 还没能晓得 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情爱的挑逗 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地还手 直至死方休”。至此我们明白，这个“我们”是互相见证生命历程的老友，歌是老友之间的絮叨，谈心，随意而坦诚，共同回顾，彼此激励。

　　李宗盛唱歌，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有人会说这不过只是个人发音的习惯和特性使然；我不完全认同。可是，即便只是习惯和特性，也表明，每个字在他心里都很重，他不肯模糊，不愿含混，不会滑过去。对生命经验中的点点滴滴，他也是这样吧；对自己意愿的点点滴滴，他也是这样吧。“涓滴意念”汇成河，当然不会是靠“侥幸”。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