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等

　　前言

　　张清华

　　一切典范的地理文化都深刻地活在关于它的文学叙述之中。巴尔扎克笔下1830年代的巴黎，托尔斯泰笔下19世纪俄罗斯的乡村，还有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甚至现代中国的文化废墟，都无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学叙述而诞生和存在。有些城市之所以有名，并非是因为其他的理由，而是因为那里出现了让人难忘的文学叙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这座据称总是有着“王气”的古老的城池，又总因成为“短命王朝”的都城而具有了某种悲剧色调，具有了让人叹惋的美学属性。

　　这或许就是江南，是江南的文化气质、地域风尚与美学根基的所在，是谢灵运、张若虚、李白、白居易、杜牧、李煜、苏东坡，以及孔尚任、曹雪芹笔下所反复书写的种种主题，闲潭落花、小楼春风，豪门颓败、红颜离愁，往世的繁华、旧时的天堂……除非是在江南，不可能有这样美丽而悲伤的记忆，这样令人怀念和伤惋的主题。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城市的命运，六朝古都也好，十朝旧都也罢，关于南京的记忆既不像西安那样的深厚久远，也不似北京那样的风趣优雅，而总是会成为她自己，总是与改朝换代、盛衰起落，惯看江山易主、繁华世家转眼成颓败的历史大戏连在一起，所以这城市的文学记忆里永远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沧桑与落寞、伤感与哀愁。“金陵自古帝王州”，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五代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定都于此，南京不止一次成为风云际会的焦点。但奇怪的是，这座城市留在文学记忆里的却很少有开国的辉煌，更多的是亡国之音与颓圮之象。没有一座城像南京这样，拥有那么多著名的让人津津乐道的“后主”。东吴后主孙皓“一片降幡出石头”，陈后主叔宝苟安犹唱后庭花，南唐后主李煜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也没有一座城像南京那样，引发如此多思古怀旧之幽情，“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和刘禹锡们的慨叹，道尽了这座石头城的起落无常与历史沧桑。或偏安或短命的国都历史，帝王宫娥或高门世家的掌故，以及名士遗老的黍离麦秀之悲，作为其特有的沉重而悲伤的文学记忆，构成了历代文人想象南京的基本思路与状貌。

　　一座惯于叫人亡国的城市，亡的是男人的国，却成就了许多女人的声名。进了南京，似乎连权重天下不可一世的帝王也变得温柔多情了。君王一多情、缠绵于卿卿我我的欢爱，便会枉顾江山社稷，从而生出许多红颜祸水的故事，让女人担负千古罪责。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约定，但关于南京、关于石头城所生成的记忆就是如此这般。这江南的富庶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大约不太可能发育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而只能散发着雕梁画栋、风月无边又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靡靡之音，或者让人怀念着“衰草枯杨，当年曾为歌舞场”的往昔旧梦，将所有倾城倾国的千娇百媚，六朝金粉的流风遗韵代代相传，成就了它一座风月之城、绝响之地的艳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那些纤纤素手、款款楚腰们，灯影摇红里长袖漫卷的浅吟低唱们……一条河，一条叫做“秦淮”的河，映照出多少才艺双绝且性情桀骜的花魁名妓；“秦淮八艳”，多少脂粉与血泪尽赋予落花流水间。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时至今日，血溅桃花、气夺男儿的，还是那个叫做李香君的女子。这也是金陵风月的不同之处，底子里沉淀着这座城自有渊源的矜持，以及玉石俱焚的刚烈。

　　还有往来的墨客才子们，他们风云雅集，或者形单影只地行走在秦淮河畔、沾花惹草于瓦肆勾栏的种种传奇，在这“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书写着山盟海誓或又始乱终弃的悲情故事，恩怨纠结，悲欢离合，仿佛只有在这里才会有合适的舞台，抒情的去处。也难怪曹雪芹偏偏要将他那红楼遗梦编排安置在这里，或以此为想象的起点与温床。确乎，东晋以来，中国政治的重心与中心或许仍然还流连于北方中原，但文化的重心却早已在纸上悄悄南迁，尤其是自南宋开建“江南贡院”以后，金陵也渐成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气象渐盛，江南的士人才子们大约也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求取功名、沉浮宦海的道路的，唐伯虎、吴承恩、郑板桥、袁枚、吴敬梓……不一而举，他们或指点江山，书生意气，或红袖添香，挽花抱玉。无论得意还是失意，苟安或是买醉，都可以心安理得，以承袭古之流风遗韵而自居。

　　想到南京这座城，更有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不能绕过，那就是南京大屠杀的苦难悲情。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野蛮的。因为在经历了这样超乎想象、超乎人类文明与伦理底线的屠戮之后，一切曾经为人类所讴歌的主题，甚至语言本身，都在这野蛮和暴虐面前显出了可疑。与奥斯维辛一样，南京大屠杀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不能绕过的耻辱，我们该如何面对、反思这沉重的记忆？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出于种种原因，相比欧洲文化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进行的持久拷问与反思，1937年12月13日及其后的一个多月里发生在南京城的残酷暴行和人间悲剧，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追问与深思。承受者的沉默与逃避，施暴者的否认与篡改，正在与时间一起悄悄消磨和埋葬那些血痕与记忆——谁将担负历史记录者的使命？还是文学，以揭示人性黑暗与历史隐秘为己任的文学。正如德累斯顿所说，“文学是为历史作证的最佳途径”。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不能继续沉默。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葛亮的《朱雀》都是可贵的尝试，闪现着抵抗遗忘、以史为鉴的精神价值。

　　关于南京的书写或文学的南京形象，大概可以追溯到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其中《吴都赋》极尽铺排和想象的修辞，状貌了三国时期南京（时称建业）的繁华与气势。南朝刘义庆编著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亦多处记载乌衣巷里王、谢等诸世家子弟的言行，开了南京名士风流不拘一格的先风；而桓温的一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叹息，则触发了延续千年的感时忧国之思，之后，李煜、李白、刘禹锡、杜牧、王安石、辛弃疾等等均有名作传世。明清以来，叙事文学渐成气候，南京也成为小说、戏曲中的典型空间：《红楼梦》中的金陵，《儒林外史》中的南京，《桃花扇》中的石头城……俱将悲欢离合、家国兴亡的人间百态与历史沧桑，书写得无以复加。现代以来，朱自清、俞平伯、张恨水、张爱玲、陈白尘都写到南京的山水与街市、风物与人伦。在当代，对南京最专情的人莫过于叶兆言，作为民国文学巨擘之长孙的叶兆言，承袭了先人的笔法，以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温婉、悲情与繁复书写了更多关于秦淮记忆、钟山风雨的苍茫故事，以《夜泊秦淮》为中心，他笔下的悲欢岁月、啼笑因缘可谓自有风致。另外，苏童、韩东、朱文、范小青、毕飞宇以及不少70后作家如朱文颖、葛亮等人的作品，也都与南京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体上，“南京”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且风格鲜明的文学地理空间，它独特的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和精神血脉，独一无二的“南京故事”都可谓令人着迷。本期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探入当下南京叙事的内部，希望可以带给我们更加切近的分析与观照，让我们去领略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学记忆。

　　旧梦·伤痕·现实：当代文学中的南京叙事

　　刘 汀

　　相较于北京和上海，南京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更微妙，它身上流淌着最古老的文脉，也经受过最惨痛的悲剧。即使在文学上，南京也似乎很少参与到大开大合的“革命”或“改革”之中，可又始终在场，并且在每一个时代都贡献出足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还有一点和北京、上海不同又颇值得玩味的是，南京很少大张旗鼓地推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它只管讲述，不负责对这讲述进行一种“形象打造”。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文学中的南京一直保持着风格上的一致性，不同时期作家的不同作品，都倾向于文字的细腻素雅，叙述节奏的平缓自然，甚至无论男女作家，都偏爱以女性的视角来讲故事。但南京的“女性”气质与上海又不同，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带有现代色彩的时尚女郎，虽不乏旗袍这类古典的点缀，总体上仍然给人一种现代的动感和诱惑；而南京则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因为近代史中的几度沉浮伤痛，它从来不急不躁，保有着大家闺秀的娴静和气度。文学中的南京，多给人以温静的印象，但文本内里又常常存有万顷波澜，这波澜可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也可是烦恼的世俗生活。

　　在当代文学里，南京叙事并不存在一种“整体性”，也缺少北京、上海那般清晰可见的叙事传统，但自有其线索。对当代文学中有关南京的文本进行梳理，可大致看出三个基本的叙事主题：旧梦、伤痕和现实。这三个叙事主题，或独立成篇，或两两相交，或三种齐备，成为南京叙事中最基本的内容构成。

　　旧 梦

　　南京无疑有着可资骄傲的资本，虎踞龙盘之地，六朝故都，自古文才繁盛，经济发达。这样一处地方，时时上演着豪门望族、才子佳人的金陵之梦。在有关南京的叙事中，对此类历史和生活的书写，也成为最为传统的一脉。即使从近代以来看，前有曹雪芹《红楼梦》的暗红底色，后有朱自清、俞平伯同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名篇，当代亦有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对文人歌妓艳情故事的新式书写；即使在年轻的80后作家的笔下，也能时时见到他们对“旧时王谢堂前燕”的迷离追忆。对世人来说，这一围绕着“旧梦”而成的形象，成了南京的“本身”，后来其他的种种南京，不过是这个“本身”的变体而已。

　　如果非要在当代文学中给南京叙事找一个代言人的话，大概叶兆言是最合适的。相比较于苏童等人，叶兆言不仅生长于斯，他的作品也一直强调南京的本土性，几十年来致力于描写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实。在叶兆言的南京故事里，以“夜泊秦淮”系列最为著名，也最有代表性。“夜泊秦淮”系列主要包括《状元镜》《十字街》《追月楼》《半边营》等。这些故事多以秦淮河、夫子庙为叙述背景，内容是周边文人落魄时的艳遇故事和金陵大家族的没落。细读这些作品，能看出它们的一条传承线索——中国传统的城市通俗传奇。例如《状元镜》所写的是落魄民间艺人张二胡，阴差阳错和军阀姨太太走到一起的故事，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一个叙事模式，即底层人的艳遇，其最相似的版本可以追溯到冯梦龙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见曾一果《叶兆言的南京想象》）。

　　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怀着作者对逝去时代的怀恋和追忆，但又渗透着与传统有别的历史认知，也就是评论界所说的“新历史主义”。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叶兆言当然无缘亲身经历，因而他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现场的历史”而达到“历史现场”的努力，既通过对秦淮河、夫子庙等物质空间，以及其上的茶楼、酒肆、画舫等器物描摹，辅以经过文学加工的传说、掌故和历史记载，最终构成一种独属于“南京”的文学语境。但这并非是历史还原，而是一种历史想象，或者说，叶兆言在这一类小说中所着力营造的，正是一种现代人想象中的“江南生活”。

　　但叶兆言并不满足于写一个历史中的或现实中的南京，他还试图重构一个新的文学空间，比如其后来的《花影》《花煞》等作品，就是试图摆脱“南京”的尝试。他曾在小说《花煞》中说：“这是我在小说中虚构一个城市的开始。这以前我的小说中有秦淮河这样的点，但这只是利用，只是到《花煞》时才突然决定虚构一个城市，它有了一种诞生的感觉，给我以领土的归宿感；这以后的小说将多以这个城市——梅城为背景。”尽管作者的目的是建造一个“空中楼阁”，但我们仍能从那些江南望族的故事中，清楚地辨析出此梅城的“南京基因”。梅城，只是南京的一种分身，不同的是，梅城上演的不再是秦淮河畔才子佳人的多情故事，却成了对人的欲望和人性劣根的揭示和书写。

　　在叶兆言的南京故事里，我们能看到老南京那繁华、风流多情旧梦的笼罩，这既和他个人的文化趣味有关，也代表着一批有关南京的文学作品的共同点，是当代人对那个并不确定的“金陵”和其文化存在方式的迷恋和追寻。然而，旧梦毕竟是旧梦，醒来时，人们所要面对的，仍然是触手可及的近现代的南京。

　　伤 痕

　　一说起近现代的南京，总有一个词绕不过去——大屠杀。对南京而言，大屠杀成了一道触目惊心却又必须时时暴露的伤疤，惨痛的历史记忆已经和南京一体了，而文学中的南京叙事，对这道伤疤的种种描摹也似乎成了不可缺少的笔触。在文化的意义上说，大屠杀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语），它通过历史强力植入南京的内部，成为它精神本体的一部分。但南京对此的态度，却不得不表现为一种尴尬。单纯从创作的角度讲，大屠杀这种历史事件，无疑是最好的文学素材，所谓“民族不幸诗人幸”，但从写作的现实情况来看，却是另外一回事。到现在为止，以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里，不但纪实性要多于虚构性，在影响力上电影等其他体裁又要更甚于文学。似乎这个题材太过“庞大”，以致作家们无处下笔；又似乎这个题材太过直接，作家们挖不出富矿。无论是什么原因，中国当代文学中迄今仍没有出现有关大屠杀的代表性作品。

　　近些年以此为内容的小说，主要是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的主要内容，是在南京被攻陷之后，一所美国人办的金陵女子学院成了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此避难，也在此展开了故事，救人者被得救者嫉妒和诽谤，在生死的抉择里，人性的善与恶轮番上演。《金陵十三钗》本是严歌苓的一部中篇，却因张艺谋的电影而被更多关注和谈论，这部小说讲的是战争期间，同样躲在外国神父主持的教堂里的妓女们舍生保护了一群女学生的故事。《金陵十三钗》很容易辨识出其传统——《红楼梦》以及中国古代的秦淮八艳、赛金花一类义妓传奇。

　　对比一下两部作品，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的诸多相似之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空间（金陵女子学院和教堂），都有一个外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和英格曼神父），故事的内核也都是有关战争与拯救，并且都带有宗教色彩。这种相似性显然并非巧合，而是和“大屠杀”这一伤痕题材有着直接关系。对南京来说，大屠杀既然是一种被迫植入的“伤痕”，在它内部却又是它的“他者”。这一特别的“伤痕”进入文学，除了亲历者之外，都很难选择主体的视角来讲述（比如保罗·策兰对纳粹集中营的写作），而只能选择“保险”的外部视角。另一个原因在于，一旦我们在文学中涉及大屠杀，南京就不仅仅再是南京，它同时必须是中国的象征物。或者说，尽管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主要是南京人，但大屠杀的伤痕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南京大屠杀及其文学叙事（甚至是任何形式的叙事），都并非只关乎南京，而是关于中国和中国近代史。因而，尽管这类以“战争创伤”为主题的作品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南京叙事都更具历史性和事实可考性，但它却只能是南京形象中的一个特例。这一点，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叙事中，都是极为特别的。或者说，文学作品中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书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京”，而是一个被中国借用的“南京”。

　　现 实

　　尽管历史如此悠久，尽管迷离旧梦与战争伤痛并存，但在当代文学中，南京叙事仍有着书写现实的一脉，只是这一个脉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明显，批评界也较少以“南京叙事”来指称。除了上文中所谈论的追叙“旧梦”的作品外，叶兆言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主题是写南京的日常生活，如《不娶我你一辈子后悔》《哭泣的小猫》《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捕捉心跳》《别人的爱情》等。这一类小说中的南京，不再营造“历史旧梦”，而是写梦醒后都市日常生活中的凡俗人生。从现代的意义上讲，这种生活和文学中上海、武汉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整个中国人现代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2002年苏童也一改自己的新历史主义叙事，开始写现实，推出了《蛇为什么会飞》这部现代都市小说，尽管书中并没写明发生地为南京，但这个“多雨的南方城市”还是会被看成是南京。而另一位作家毕飞宇，多年经营自己的乡村叙事之后，终于推出了一部以南京为背景的长篇《推拿》。在这部小说里，毕飞宇仍保有他一贯的明亮、温暖，但却在平淡叙述中写出来这个城市的日常气质。毕飞宇对盲人按摩师这一群体的选择，与其说是为了表现特殊的人群，不如说他找到了真正反映南京的方式——通过听觉、触觉、嗅觉来反映南京的市民生活，而不是通过视觉，这种反映看起来更日常化，也更接近于现实中的生活面貌。

　　事实上，当代文学中书写南京现实的作家，常被忽略却应该被更多提及的是朱文与韩东。抛开他们的文学观念不谈，朱文和韩东等人，确实在90年代革新了文学中的南京叙事。1995年，朱文出版小说集《我爱美元》等一系列作品，引起文坛的震动。朱文的小说，一方面撕开一直蒙在人们脸上、心上的道德面纱，让人直接面对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却强化和直接地呈现现代人生存的无聊和无意义性，且不乏南京特色。朱文南京书写的意义在于，他较早地触及了南京这座老城的“现代生活”，正如郜元宝所说：“朱文的关键词是‘瞎搞。他算把这句南京话写活了。不能品味南京话‘瞎搞的丰富意蕴，就不能了解朱文。的确朱文属于南京，他半是厌恶半是怜悯地描写的青年亚文化，只有在90年代上半期南京文学青年里才能找到。”（郜元宝《卑污者说——韩东、朱文与江苏作家群》）

　　韩东和朱文尽管总被并提，但二者小说中的南京，却又不同。朱文彻底摒弃知识话语，而韩东却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来对所谓的“知识分子”“小资阶级”进行讽刺式的书写。韩东展示了南京现代生活的另一种面向：“韩东并不刻意描写南京的标志性生活。他的小说不是招揽性的，看不到苏童式的田园风光和旧时宅院或叶兆言笔下的金陵余韵，只是平庸的城市同样平庸的日常生活，是南京人毫不掩饰的粗，直，愚，俗，野，狠。‘当代文学集体想象的中国都市是开放、富足、高雅的新天地，韩东的南京却依然封闭、匮乏、粗俗，处处暴露出经济神话或影像数码虚拟空间所遮盖的真实的破败和贫穷。”（同上）

　　出生于南京，但后来到了香港的葛亮，201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朱雀》，这部专以南京为书写对象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南京叙事中的新气象。在叙述风格上，葛亮的语言直接承继着苏童、叶兆言和毕飞宇的底色，但其特别之处是有了真正年轻人的视角，并试图用这一视角接通历史，写出南京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因而在书中，你常能看见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式的对立描写。“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间，在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之间，葛亮寻寻觅觅，写下属于他这一时代的南京叙事。”（王德威：《归来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在王德威看来，葛亮的南京叙事有着一种“空间的辐辏”，也就是以南京为中心向四处发散，或四处向南京聚拢。尽管葛亮仍然选择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朱雀”来命名和结构小说，但故事本身却有着新世纪的意味。而作为线索的金饰朱雀在三代女性间流传，不仅穿越了历史，更是行走于南北甚至海外，一个南京故事，立刻具有了“全球化”的色彩。以如此强烈的中与外、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手法来写南京，是这部书的特别之处。但我们也会发现，为了这个“辐辏”的结构的完整性，又或者南京叙事的顽固的传奇传统作祟，葛亮最后还是把许多情节的动因归结于巧合。这一点，被作家指认为是人的宿命，但对此轮回式宿命的执着和强化，破坏了作者所创造的辐辏结构，因为连接这些线索的不是历史或现实的必然性，而是偶然性。

　　除上边所谈到的作家之外，南京还有着更多其他的书写者，如朱苏进、魏微、曹寇、鲁羊等，都写着南京的故事，但大体都未超出历史旧梦、战争伤痕和现实书写这三种基本的主题。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塑造着“文学中的南京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的版图之中，成为拼图中特别的一块。

　　无情最是台城柳

　　——南京书写中的怀旧情结

　　褚云侠

　　晚唐诗人韦庄有诗云：“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笼烟十里堤。”自古以来，台城之柳似乎成为了南京这座城市中蕴含着感伤与怀旧情绪的象征符号，它见证了这座古都金陵的沧海桑田，也忍受着秦淮河畔的满目疮痍。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几乎每写到南京，必然要怀旧。怀旧成为了南京书写中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大发怀古之幽思的诗词歌赋可以说不胜枚举。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孔尚任的《桃花扇》、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流露出对金陵（南京）的忆昔与追往、伤悼与凭吊的情怀。

　　南京最多的是台城之柳，似乎也处处充满了怀旧情结。因为南京太有历史了，不仅仅是一座山、一条河，甚至连一块墙砖、一个渡口都散发着古老的历史气息。而和同样有着浓重的历史气息的古都北京相比，南京的历史气息往往又与亡国之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誉为“金陵帝王州”的南京，作为都城的次数位居全国之首，但每一次又都与“偏安”“后主”“短命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们追溯历史，南京城中的那些“盛极一时”也都被笼上了一丝不堪回首的况味。近现代以来，历史又在南京城留下了太多让人触目惊心的疮疤，而南京就是南京，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它都能顽强而执拗地生存下来。南京城是包容的，它不仅以博大与兼容并蓄的心胸包容了藏污纳垢的历史，也包容了每一个投奔它而来的异乡人。

　　正因为如此，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南京书写，其中的怀旧情绪一直像一个解不开的结，与中国古代文人在此追古遣怀一脉相承。北京书写中也有怀旧，但那种怀旧多是追忆老北京的市民生活，因为北京与南京不同，它没有那么多锥心刺骨的历史。南京的怀旧则是围绕着历史想象与历史记忆展开的，南京没有那么多“漂泊者”，南京人也没有优越感，因此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异乡人的南京书写，不会是大都市带来的震惊体验，也不会是生存的艰难，而是多多少少浸染了这座城市中充满的怀旧情绪和历史气息。

　　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现当代的南京书写拉开了帷幕，同时也将怀旧情结植入其中。朱自清在其散文中说：“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朱自清在其所行处处都在追怀着秦淮河上旧日的气息。从《桃花扇》和《板桥杂记》中记载的明末的艳迹到六朝金粉，从大中桥古昔工程的坚美到极盛时期的富丽，现实感受中的秦淮河与历史想象中的秦淮河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但在俞平伯空灵而玄妙的文字中，他的怀旧情结不在对风华景物的追怀中，而是将其感受到的秦淮河的盛年与迟暮融入到一种古典哲思中。在这之后，散文家黄裳的《金陵五记》更是深谙文言的韵致，娓娓道来了一个个关于南京过去时代的历史故事。

　　类似这种在怀旧的情绪中展开对南京的历史想象的作品不能囊括所有的南京书写，但是它却是南京书写中的一个典型特征。说起中国当代的南京书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叶兆言以南京为题材的一系列小说。作为一个书香世家又土生土长的南京作家，叶兆言的作品中触及南京的最多。无论是《夜泊秦淮》，还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他似乎对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南京往事情有独钟。在《夜泊秦淮》中，以模拟鸳鸯蝴蝶派的笔法追溯民国年间的人事，本来就把叙事带入到了一种怀旧的氛围之中。虽然他在其中寄托的是自己的一种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他所完成的是一个近似“新历史主义”式的叙事，但民国时期的秦淮，这种时空结构有一种辐射性的力量，它将那种略带忧伤的旧时风物与传统文人的文化情思注入到文字的肌理之中，使其散发出一丝留恋、一丝缅怀的情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小说《白门柳》直接把时间拉回到明末清初，聚焦于当时的“秦淮八艳”和江南名士。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是自古以来南京书写中说不尽的故事。70后作家葛亮的《朱雀》用一个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故事书写了南京这座城市的盛世流离。作为一个晚近的作家，对于南京是没有什么古老记忆的，但他却将自己的存在经验与对一个拥有着“六朝人物晚唐诗”的古城的历史想象成功地捏合在一起。他就这样穿梭游走于南京历史的长河之中，就像王德威所说的，“葛亮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召唤一种叫做‘南京的状态或心态”。小说中盘根错节的故事与南京城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跌宕起伏的情节也一如南京城和南京人谜一样的命运；小说通透而典丽的文字似乎弥漫着一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六朝烟水气。同时，那些南京城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事件也不断涌现在现当代以来的南京书写中。如张纯如的小说以及同名电影《南京大屠杀》、严歌苓的小说及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电影《南京南京》和《栖霞寺1937》等。人们没有回避这段满目疮痍的历史而是提醒我们不要遗忘，不断对历史进行着反思和追问。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南京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的繁华与落寞以及这么多的文明与暴行。和这些厚重的历史相比，文字的承载力都变得单薄起来。

　　或许是历史赋予了南京这座城市太过丰富与繁杂的经历，南京城在历史上的特殊性使这种怀旧情绪还发生在因空间阻隔而无法接近南京的作家身上。白先勇的一部《台北人》实际上处处流露着“台北人”在台北追怀大陆的情绪，其中一些篇章可以说满蕴着的是白先勇对南京的历史记忆。一个离开南京而且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再度亲近南京的作家的写作与之前所谈论的南京书写有所不同。这种南京书写显得更为沉重也更为悲情，同时在台北的生活经历所产生的“域外视野”，也给作家重新审视南京带来了一些独特的启发。《台北人》一开篇便引用了刘禹锡那首著名的诗歌：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首诗把我们带入到了历史的苍凉感之中。白先勇对南京的历史记忆是凝固化的，这段历史记忆便是那些来自大陆的“台北人”所无法释怀的“过去”。《一把青》可以说是一段南京与台北的双城记。故事的上篇发生在南京，下篇发生在台北。巧合的是“来到台北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在战后的南京，处处是繁华的气象和小飞行员的趾高气扬；而到了台北之后，外表的热闹却无法掩盖身心的寂寥。在《思旧赋》中，两位老妇人念念不忘在南京清凉山公馆里的牡丹花和每年春天在园子里摆酒请客赏牡丹花的那段岁月。在《秋思》中，华夫人园中的“一捧雪”已不是当年南京城中开得分外茂盛的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的“一捧雪”。《游园惊梦》不断在“现在”与“过去”，“台北”与“南京”之间穿梭，借一支昆曲，仿佛回到了当年南京梅园新村，回到了夫子庙得月台。然而，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作者对南京的怀旧情绪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中：如衣服料子是从南京带出来的，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在南京那时的长旗袍到了台北已经不时兴了等等。白先勇笔下的南京书写成为了“过去”的一种象征，当一个人着力于去回忆过去时，大多源于对当下生存的不满。这些篇章中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暗含着今昔的对比，而无疑作者产生的是今不如昔的慨叹。而“昔”——那些青春美好的、富有传统精神与灵性的记忆恰恰发生在中国大陆，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南京。因此，在白先勇的笔下，对南京的历史记忆势必是光鲜的。民国时期的南京是繁盛的，不仅仅是它有着众多的古迹和繁华，还有着公馆里优裕而富贵的生活。而当他们离开南京漂泊至台北，生活如同是一场幻梦，最终逃不过无常与莫测的命运。当流落在一个无法称作为家乡的“家乡”时，那些人物对南京的历史记忆成为了他们的文化乡愁。

　　由此可见，仿佛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个存活在历史阴影中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给予了南京城以生命。叶兆言曾说：“在南京，一个人的思绪，有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怀旧的情结所缠绕，会沉重地跌到历史的功劳簿上，再也爬不起来。”但是似乎从南京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宁愿如此，也甘心沉浸在这种氤氲的历史气息中。而任何企图拆解南京历史记忆的行为都像剥夺一个城市的生命一样惨无人道。毕飞宇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精妙的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小说在一开篇就讨论了白昼与黑夜，而历史是在白天完成的，但是对历史的修复恰恰在黑夜。人们不断想修复历史，但是最终修复出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我”在失眠时常去明城墙下散步追思四百年前明代的古典光晕，同时期待与秦淮河倒影般的具有仿古气息的女性小云相遇；同时建筑队在明城墙下驻扎准备修城墙，准备把城墙修复得比明代还“完整”。这两条线索终于在城墙下交织在一起，小云在城墙下被建筑队的人抓住了，“我”英雄救美后与小云苟且，她的风情韵致如城砖一样被全部风化；城墙修复完毕了，旧城砖未用而使历史出现了盈余。当历史在白昼完成之后我们在黑夜所做的任何修复工作不过是一种对历史的想象，就像“我”对小云作为一个可以概括整个明代的想象一样，历史暴露出它的可疑性和不确定性。毕飞宇的这篇小说是高度哲学化的，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篇略带反讽式的南京书写。南京拥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明城墙，也有着最为丰富和厚重的历史。历史上拆毁城墙还不是最大的破坏，而恰恰是我们当下最自鸣得意的“修复”才是对一切历史记忆的彻底根除。毕飞宇在南京的城墙下也是怀旧的，《是谁在深夜说话》以他特有的怀旧方式捍卫着南京城的历史。

　　南京是不能离开历史而存在的，有历史的地方就多有怀古之情，南京恰恰有最多的历史，也就难以摆脱一种怀旧的情结。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南京书写形形色色，但是这种怀旧情结像一个永久的魅惑始终与南京沧桑的历史纠结在一起，沿着历史记忆与历史想象充分展开。就像叶兆言所说的：“中国古老的都市，也并不就只有南京这一座，但是真正像南京城那样历经沧桑，发生过那样强烈的变化，那样值得后人怀旧的城市却不多。想明白也好，想不明白也好，南京人没办法回避怀旧的情结。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一扇我们回首历史的窗户。”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叶兆言《夜泊秦淮》中的南京叙事

　　刘诗宇

　　南京这座城市被誉为“六朝古都”，漫长的历史、丰富的经历为这座城市沉淀出了独一无二的意义与美感。但从三国时期一直到今天，在一座城市的命运面前南京始终都像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近两千年的风雨当中，南京这座城市命运摇摆，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繁华还是暗淡，南京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时代，取决于在这片土地上来了又去的各路权势。

　　秦淮河上最为人熟知的风景就是女人，这些女人美丽迷人、富有情趣，但她们却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当她们被迫徘徊在不同的男人之间时，这些男人就成为了这些女人实际上的命运，虽然她们非同凡响，在一段段徘徊之中上演了一幕幕只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终点必然还是人走茶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无关贤主佞臣，《离骚》中的句子与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形象遥相呼应，达成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默契。

　　《夜泊秦淮》（以下简称《夜》）中的四篇故事集中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南京城中。20世纪前叶的南京曾一度辉煌，不逊色于北京并且强于上海，然而从抗战到解放再到建国，相比于北京、上海来说，南京历经劫难、逐渐趋向边缘的命运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作者站在20世纪末反观几十年前的历史，逐渐走向衰落在作家文风的影响下已经成为了这一阶段时间流动的客观状态。因此《夜》中的南京在被典雅、风流包围的同时，内里又充满了一种命定的悲伤。当别的城市欣喜地走向未来时，叶兆言笔下的这座城与城中的人却像是在为自己进行悼念，仿佛在某一个即将到来的时间点后，他们注定被生存抛弃。于是时间就成为了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它的每一丝流逝都不走空，草木在它的威力下逐渐零落，美人也终将迟暮，人们能做的仅仅是一慢再慢，一丝一毫地体味身边慢慢逝去的所有美感。

　　文化传统与金陵女子

　　至少有四种力量共同撕扯着20世纪上半叶的南京城。封建势力、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及旗下的伪政府，这四种力量互为对立，各有新旧。“河水开始发臭，清风过处，异味扑鼻。”就连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逐渐变成了一条臭水河，标志性的旧事物正在衰败，时间向前的步态不可更改。然而无论是旧院窄巷还是玄武湖、夫子庙，《夜》中的美感却从种种旧事物间从容不迫地抽丝发芽，南京显然对于自身的过去极为留恋。这种使整座城市流连忘返的过去生发于南京城特有的文化传统。

　　谈到南京的文化传统，旧院女子这一群体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南京这座城市经济上的繁荣，过去曾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这一行业，以至于太平天国禁娼之后南京的经济迅速萎靡，金陵的富人将金钱转而投向上海等地，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娼妓一方面是市民社会繁荣的象征，另一方面，虽然这一行业看起来并不光彩，但是娼妓与民族或地域的精神层面实际上有着相当大的关联，在偏颇的评价中更多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传统在主导，关于这些女子性格的多面性并不能简单用道德的眼光一概而论。

　　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一座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谈及南京叙事，必然要先谈及金陵城中的女性。与作家的个人好恶相关，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女性形象与那些旧院女子的精神面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属于她们的那种既憧憬爱情、懂得欣赏品味生活又敢于冲破世俗捆绑、敢爱敢恨的个性几乎渗透到了《夜》中每一个女性形象的灵魂当中。在《夜》中《状元境》《半边营》与《十字铺》三个篇目中都涉及到了娼妓，但其中比较典型的妓女形象只有《状元境》中的三姐一人，并且妓女这个身份也只出现于三姐的个人历史当中。三姐由妓女变成了将军的小妾，因与副官偷情被惩罚下嫁给十分窝囊的张二胡，至此她经历了从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到军官的阔太太再到市井泼辣女子的三重身份变化。虽然身份一变再变，但支撑着这个人物的却始终是一份属于旧院女子的性格。

　　三姐最引人注目的性格要素当属泼辣。泼辣女子在中国历代市民社会当中都并不罕见，甚至悍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代表符号，但泼辣在妓女这个群体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普通身份的女子，除去自身之外，她们还有丈夫、子女、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可以作为生存的凭据，而娼妓则不同，特殊的职业属性使得她们的身份与家庭形成对立关系，她们往往是孑然一身的，在遇到非难时她们并没有相对强势的男性家人可以倚靠。而以保护正常社会成员不受侵害为目的的伦理道德，也常常将这些女子拒之门外，相反这些可怜女子，还常常成为其杀伐的对象。由于职业属性她们面对的来自异性或同性的非难往往异常棘手，而她们又处于伦理道德与家庭的保护区之外，因此她们只能极度发挥自身泼辣的一面，以求自保。所以在《状元境》中，无论是与人互相辱骂，甚至与男人斗殴，她都来者不拒、我行我素。不仅妓女出身的三姐如此，在《半边营》中的华太太与迺娴母女二人等其他主要女性角色也都不同程度体现出这样的特质，尤其是华太太年轻时大闹妓寮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女性形象一反常态，与人们习惯思维当中女性需要保护、柔弱胆怯的形象南辕北辙。

　　但如若只是泼辣，女性形象则必然失去魅力，叶兆言笔下这些独特的南京女人，总是集剽悍泼辣与温柔美丽于一身，既能不顾仪态与别人一争长短，又能温柔款款、深谙爱情的奥妙，这使得这些金陵女子的形象远比一般只具有单向度美感的女子更具吸引人之处。这样的特质又与旧院女子精神面貌的传承影响密不可分，一般的风尘女子必须懂得如何为别人带来快乐，而对于青楼女子来说爱情更是她们的必修课，她们不仅要懂得琴棋书画，更要懂得如何展现美、与他人分享爱情。因此《状元境》中三姐在泼辣非凡的同时，又是整个状元境中男女目光的焦点，“状元境的男人为了她，打来吵去，状元境的女人为了她，吵来打去。”当张二胡满足了她对男性的期望后，她的柔情似水令张二胡神魂颠倒。《半边营》中的迺娴与两个爱慕她的男子一同在玄武湖中荡舟说笑，三人之间的情感在迺娴一人的操控下复杂波动、此消彼长，尽显恋爱的美妙动人，至此金陵女子自身的妩媚在多变的性格渲染下更显迷人。

　　南京的美于秦淮女子处尽显无疑。这座城市的美与其女子的美一样，既非单纯地柔弱到底，又于时下的内涵当中体现出某种传统的积淀。秦淮八艳、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马湘兰、寇白门等知名的旧院女子为文学中的南京叙事尤其是南京女性形象的塑造奠定了一种传统。这些名留青史的女子除了有缠绵悱恻的情感经历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后人书写的历史之中，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产生了交集，她们在大事面前镇定自若、我行我素的风骨令后人倾倒。《夜》中的女性同样也显现出了对此种风格的继承，虽然这些女性并没能与重要的历史事件互动，但是如《十字铺》中真珠在社交方面展现出的惊人风采、《半边营》中华太太对整个家庭展现出的统摄能力，都体现了叶兆言笔下南京女人不甘偏安一隅沉溺风月，对严肃事件有着强烈参与愿望的特征。

　　至此南京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令人倾倒的气质，但正是这样的女人，其命运更加取决于环境。就如本文开篇时对于南京零落无主之感的阐释一般，这些女人徘徊于不同的男人之间，男人成就了她们的命运。当遇到合适者如《十字铺》中的真珠遇到士新时，真珠自身的本事与气质便会得到充分发挥，甚至宋美龄也对其青睐有加，此时南京女人身上的惊艳气质铺展向四面八方，女人自己春风得意，伴侣因此得到协助，周围的人都从她的一举一动中产生审美的愉悦。但是当叶兆言笔下的女人没有获得一个良好舞台之时，如《半边营》中折磨一家人也折磨自己的华太太、《状元境》中使自己丈夫与婆婆无立锥之地，既让人痴缠、让人畏惧又让人唾弃的三姐一般，一旦她们原有的志向、本领无法被疏导至正面，这些本应是妙处的东西就会变成了让身边寸草不生的消极能量。叶兆言笔下的秦淮女子虽有诸种好处，但其人生如何延展却并不能由自己掌控，四个中篇小说当中十数个各色女子，大多数都并没有求得合适的归属，即便她们曾风光无限，但前面等着她们的却多是已知的悲惨结局，于是时间流逝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秦淮女子与南京这座城市一样，处于让人怜爱又略显可悲的宿命之中。

　　名士风度与弱向审美

　　建国以后，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城市文明同化的过程。南京以这一过程开始之前展现出的文化属性为资本，化身为鲜明的文化符号闪耀于中国的东南方。《夜》中民国时期的南京非常好地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在整个中国都呈现风雨飘摇态势的大背景下，南京却常常能展现出一种由于根基稳健而形成的特有宁静。在现当代文学的诸多城市形象中，北京对于传统文化的接续也非常明显。北京于明成祖时期开始连续成为国都，因此现当代文学当中的北京形象，更多传承了明清之间底层市民社会的文化传统。而南京作为首都的时间则比北京早得多，《夜》中南京对于传统的接续，更倾向于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中上层文人雅士传统。

　　这种接续在《追月楼》与《十字铺》两篇中获得了比较明显的反映，丁老先生、南山先生以及关季云等男性形象互为补充，形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名士形象。南京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因此在《夜》中不仅女性有仿古的倾向，男性角色也是同样，虽然已时过境迁但他们仍在努力试图恢复古代文人的品格。他们多才多艺，无论是诗词书画还是考据文章，他们对于这些准入门槛极高的人类文明成果得心应手。这足以让他们有资本认为自己非同凡响，因此当附庸风雅的权贵们或索书或求画，希望寻求认同时，他们只是置之一哂。

　　《夜》中的这些男性角色们常常以古怪的品性自矜，“大凡奇人怪客，都是饿鬼投胎。我最见不得不能吃不能喝的男人”，在《十字铺》中南山先生如是说。这种古怪的品性一方面是这些真正的能人们见异于世的标签、自然而然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名士风度对于俗世来说能够具备观赏性的前提。对于大多数世人来说，名士们古怪的品性实际远比他们的真才实学重要，因为这些是最直观可见的，品性与才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象征着这些金陵名士在世俗之中尴尬而又微妙的处境。南京屡次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从隋文帝的荡平政策到南京大屠杀，这座城市从古至今经历了太多创伤，每一次权力更迭对于这座城和城中的人都构成极大的戕害与挑战。因为各路豪强来了又走，所以南京城里的人们总是要面临一个是否“变节”的问题，毫无疑问名士以守节自居，然真正面临选择时结果却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选择投降或者折中，如《追月楼》中的少荆与明轩；另一些人则选择抗争到底，坚持自己真名士的气节，如丁老先生等老派人士。这些人所能够守住的尊严与炙手可热的权贵们的耐心是成正比的，正因为这些人有才华、地位与气节，所以一旦折节他们受到的屈辱也是加倍的。就如脾气与学问的关系一般，权贵对于他们的尊重建立在观赏和可为我所用之基础上，在《十字铺》中叶兆言多次用“附庸风雅”来形容权贵，除了可鄙之外这种形容的客观含义还包括对于权贵风雅可有可无之意。于是权贵对名士们的尊重实际与笼外之人对笼中的猴子无甚差别，之所以喂食送水、笑脸相迎是为了笼中的动物能够做出取悦人的动作，一旦笼外之人发现自己的客气与谦逊无济于事时，等待着笼中猴子的就只能是呵斥、断粮与皮鞭。

　　名士的本事是自己的，命运却掌握在他人手中，因此作者在描写这些人时，常常用上“遗老遗少”这一名词。遗老遗少的意思基本等同于无用之人，在《夜》中与无用之人对应的则是拥兵自重的军官，一雅一俗，一弱一强，此二者的对比与互动其实就是20世纪上半叶南京形象的真实写照。遗老遗少的琴棋书画与近代军事中的飞机火炮不相关连，正如南京城的独一无二、深具魅力在强权逻辑中从来就不生效一样。南京的意义从来就不在强弱层面之上，就像这些名士掌握的才学、女人们拥有的美一般，都无关乎力量。对于艺术与美等非物质目标的追求，使得南京在面临强权的更迭时总是以受创的姿态收场，在《夜》的时代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迫在眉睫，南京又即将面临创伤性的未来。种种客观属性决定了未来很可能不如当下，所以南京的男女老少们，都愿意把步子放慢，认真地品味当下的一丝一毫。正是这种非强势逻辑的审美姿态，使得张二胡与三姐这种“伪才子佳人”搭配之后，其中也生发出很多细致而又感伤的韵味；葆兰与阿米这样一对同属软弱无自保能力的人，组合在一起也产生了许多因为可怜所以珍贵的美好。这种效果是强势思维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也是《夜泊秦淮》南京叙事之所以充满价值的原因所在。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暮色必然到来，无论是草木、美人还是名士，都无法更改这样的事实，这座城池也是如此。当北京、上海、广州等风驰电掣于政治与经济的康庄大道时，《夜泊秦淮》中的南京却悄悄缓下脚步，流连风光，咀嚼过去，旁若无人，一如其既往的姿态。

　　无名时代的无名之城：朱文笔下的南京

　　任 萍

　　南京是谁？她是金陵也是秣陵，叫建业也可称之建康，或又别名江宁、天京……在2000年的风雨变幻中，她见证了数十个王朝的兴起与幻灭。王献之的桃叶渡、谢朓的帝王州，太白嗟叹凤凰台、梦得惆怅乌衣巷，桃花扇上掩风流、石头记里鸣警钟，一爿爿断壁残垣与斜阳衰草从无数文人骚客的语句中幸存，让沉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回响。曾有十里秦淮烟花地，温柔乡里醉生死，哪堪百万铁蹄惊残梦，三十万人流血成海水！一座满载着历史血泪的城市本不该是南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作为政治心脏与历史古都的荣耀早被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浸泡得黯然失色，而商家兴奋的叫卖声也早就替代了秦淮河畔的香艳传奇，至于近代中国史上被外族侵略所造成的最大伤口也悄悄躲进了大屠杀纪念馆里，南京就这样静静的立在当下，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少了颇多热闹，多了些许尴尬。种种元素混合成了南京奇异的气质，土生土长的叶兆言将其原因概括为“宽容”：“南京是个十分宽容的城市，这个城市一向是不排外，不仅不排外，而且喜欢把这个城市的领导权心甘情愿地交给别人。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此地的风气似乎是很容易被别人所接管，南京人并不在乎自己被领导……南京人不在乎别人在自己的地头上横行撒野，南京人对外地人甚至充满欣赏。”（《南京的城市性格与作家群体的繁荣》，《青春》2011年第7期）但细细追究起来，“宽容”似乎并不能完全揭示南京当下的处境，南京的宽容里更掺杂了一股大大咧咧的随便劲儿，而如此一来，南京就更显得泯然众人矣——至少在朱文的小说里尤为如此。

　　所谓无名，标题借用了陈思和先生的一种论点。在《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见《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一文中，陈思和将写作分为共名与无名两种状态。“共名”状态常常出现在国家社会的危机时期，此时，时代主题——比如启蒙、团结、战争等成为全社会的主导潮流，知识分子的个人思考和探索都被这一主题所统率，个人的独立性往往被遮蔽。此种状态下的写作很明显成为“共名”的派生物。与之相反，“无名”通常是稳定、繁荣社会的产物。安定的生活和发达的物质所催生的多元化，使人们的思想难以再被某种主题或要求桎梏，与此同时社会对多元价值或异类想法的包容度亦大大增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也许仍会应和主流，但之前合唱团般的效应却难以复现，取而代之的是多声部嘈杂，于是，“无名”的状态出现了，它彰显的是作家个体的思考与创造。

　　经历了1980年代的暴风雨，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再次进入无名时代，在这个节点到来之前，朱文在南京和韩东他们已经以一份名为《断裂》的调查问卷轰轰烈烈地揭开了与主流文学宣告“断裂”的大旗。陈思和总结了四种“无名”状态下的写作立场，不难看出，朱文及其写作至少符合其中的两种：“第二种是坚持走民间的道路的作家，他们既认识到个体价值的渺小，又拒绝时代共名的制约，然后超越个人与共名之间的对立，选择了另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即民间的立场，他们自觉在民间文化中寻求新的审美形式和价值意义。第三种是作家拒绝了时代共名以后，自觉置身于社会边缘的立场，坚持以个人的感情世界为视角，表达与社会的尖锐对立。”（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因此朱文笔下的南京也开始进入“无名”的状态，它是彻头彻尾民间、日常、庸俗乃至卑锁的。朱文几乎从不在小说里呈现南京作为现代化大都市光鲜亮丽的一面，诸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灯红酒绿等等。大厂是朱文的主人公们活动最多的地区，那是一个远离繁华市中心的电厂工业区，大片整齐的厂房、郊区稀落的农田、空气中漂浮的煤灰、工人满脸的油污以及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机器前无聊的看守、打牌……南京在这里面目可憎，像一只张开的血盆大口，贪婪且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年轻人的活力与理想进入，无情的咀嚼揉搓之后吐出一个个麻木的躯体和灵魂。“这是厂区的一条主干道，两侧是齐整的高粱厂房，左右前后都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巨大的噪音在逡巡，仿佛要把我的身体整个浮起来。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已经浮起来了。我迫切地想坐下、想躺下、想没有掉。过了一会儿，从左侧的厂房里走出了两位一身油污的年轻检修女工，其中一个摘下了安全帽拎在手上，然后把盘在头上的长发解开，甩了甩头，让头发自然地披散下来。她们沿着这条水泥路向我迎面走过来。这时我心里涌起一股难受、辛酸的情绪。这是我选择的生活，一切刚刚开始，但是我怎么有一种就要被活生生地剥夺的预感。”（朱文《一个实习生》）除了大厂，朱文最津津乐道的仍是小市民生活最底层、最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还是回家吧》《街上的人们》里充斥脏兮兮的路边摊，精明的摊主将茫然团团包围；《磅、盎司和肉》则兴致勃勃地将熙熙攘攘菜市场描摹一番，颤巍巍的肉块散发着细腻的油光，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有空手估重量的绝技，推自行车的中年男子斤斤计较，翻滚一地的西红柿、土豆、胡萝卜——被充斥满满的庸常生活扑面而来。厕所也是朱文反复描写的对象，《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小酒吧洗手间里满地狼藉，苍蝇乱飞，那浓烈的氨气似乎要透过作品页面直冲读者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