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的记忆里，1987年的秋天总是灰蒙蒙的，天空并不高，云彩变成了黑色或灰色，它们在头顶上荡着秋千。天和地，白天和黑夜的界限不再明朗。那个秋天似乎一直在下雨，从早到晚，无休无止地下。
每当我想起1987年的董村，总会不由自主地嗅到一些味道。它们藏在我的记忆里，跟半空中的云彩一起弥散着，飘荡着：院墙和柴草被雨水浸泡的味道，食物霉变腐烂的味道，潮湿衣服酸馊的味道，老鼠屎臭烘烘的味道，还有旱烟的味道，锯末的味道，牛粪的味道……这些味道充斥了整个院子，甚至，充斥了整个秋天。这些味道成了一道又一道的绳索，缠绕着我，也缠绕着我的父亲。
牛毛一样的细雨，让我的身体浸泡在难捱的湿气中。我怀疑，我的身体已开始发霉。真的，那时候，要是我的胳膊上忽然长出苔藓，或者脖颈下生出一两朵草蘑菇，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父亲的状况也和我差不多，半夜醒来，我总能看见他一个人坐在炕上，呆呆地看着窗户外头。有时候，他还会下意识地笑一下，好像，透过窗户，他看到了他期望看到的，人或者物。
我知道，父亲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他只能看见黑暗。
伴随着那些淅淅沥沥的雨，我感觉到，一种难以制止的颓败正在蔓延。它像缓慢的流水淹没庄稼和村庄，像黑暗席卷大街小巷。它缓慢，但是一直在蔓延。
这种糟糕的感觉，让父亲变得无精打采。他的眼神逐渐失去了光芒，神情也变得恍恍惚惚。挂在嘴边的事情，总被他忘得一干二净。那个什么，那个谁，我想干什么来着？他总是拍着自己的脑袋，问自己。就像，他脑子里的某根神经被切断了，就像，他的魂儿丢在了某个地方。
没了魂儿的父亲，变得落魄而懒散。有好几次，我提醒他，是不是考虑把墙角的麦秸填到猪圈，它已经在那里堆了整整一个夏天，麦秸的下面已经生满了潮虫子和蝲蝲蛄。我提醒父亲，应该把家里彻底打扫一下，把那些该死的老鼠从炕底下赶出去，你不知道，它们有多放肆，即使在白天，它们也敢在屋顶上赛跑，那些老鼠屎的臭味儿熏得我透不过气来。
还有，我对父亲说，你最好少抽点儿烟，你应该到庄稼地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样对你的肺会有好处。
对于我的说法，父亲予以了坚决否认。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我怎么闻不见你说的那些味道，我怎么看不见一只老鼠，就你眼尖，就你鼻子灵，就你长着猫头鹰的眼睛，长着一副狗鼻子。赶快把你的眼睛和鼻子收起来，看你的书，写你的作业去！
叹息，是父亲在那个秋天做得最多的，它和那些难闻的味道一样令人担忧。那时候，父亲常蹲在门槛上，趿拉着鞋，时不时地抬起头，眼巴巴地看着天。那些荡着秋千的黑色或灰色的云彩，让他的眉头锁成一个疙瘩。
“唉，这该死的。”父亲总是这么抱怨。他的抱怨没有明确指向，但是“这该死的”显然给父亲带来不小的麻烦。
“唉……”
“唉……”
父亲的叹息一声接着一声。因为那些沉闷的叹息，1987年的秋天显得单调而漫长。
2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在我们董村，他的木工手艺远近闻名。那时候，村里人家摆的酒柜、被搁子、脸盆架、桌椅板凳，他们种地用的耙母子、小推车、扬锨和木犁统统出自父亲之手。那时候，同样远近闻名的，还有父亲的勤劳。夜以继日地，他不停地刨着、凿着、锯着，他是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他让自己拼命地旋转，拼命地把那些收购来的木材做成各种家什。
在董村，提到我的父亲，人们肯定会说，李金贵啊，他可是个能吃苦的人，他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恨不得一天四十八小时都是白天。他可是闲不住，要是一天不让他干活儿，他准会闷得发疯。他们还说，我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假如他不当木匠，而是改行去拉小提琴或者去当工程师，他也照样能干得得心应手。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不是献殷勤，不是故意讨好或者吹牛皮，他们还会说起一些例子。比方有一年农忙时候，大队浇地用的电机烧坏了，村里几百户人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父亲主动跟队长请缨，把那台坏电机搬回家里，用了不到一个晚上，就把电机修好了。不仅如此，父亲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剃头、嫁接果树、做风筝……总之，在董村人眼中，父亲是个能人。
我的天才父亲，在那个阴雨迷蒙的秋天，突然陷入了困境。那时候，他做的家什已经遍布全村，董村人已经不再需要父亲的木工手艺。通常的情形是父亲满怀希望地把家什推到集市上，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推回来。后来，父亲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他的家什再也卖不出去了。那些卖不出去的桌椅板凳们，堆在我们家的偏房里，它们成了父亲的心病。
接连不断的阴雨天，让家里的愁闷增加了一倍。父亲的脸上凝着黑色和灰色的云，他的脸上也要下起雨来。
生意的萧条，给父亲沉重的打击。有段时间，他索性不再干活儿，也不再去赶集。他就蹲在门槛上，看着外面的天。父亲抽旱烟，一袋接一袋地。给他打击的，还有墙角的麦秸、屋顶的老鼠、地上的脏衣服。还有，这个破败不堪的家。他不是看不见，也不是听不见。只不过，他不想承认。
那时候，父亲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他像一只撒气的皮球，一点一点委顿下去，委顿下去。
“唉，这该死的。”他的咒骂也显得有气无力。
3
那年秋天，米娜跟随刘翠兰从遥远的哈尔滨来到我们董村，这件事在董村引起不小的轰动。
对于这对远道而来的母女，村里人有着一百分的好奇。那天下午，那些擅长刨根问底的人们，自发地聚拢在大队门口，远远地看着米娜、刘翠兰和李昭友依次从拖拉机上下来。人群里立刻喧闹起来，他们互相拥挤着，推搡着，一些人的嘴巴咬着另一些人的耳朵，另一些人的眼睛瞪成了葡萄，他们的嘴巴则发出啧啧的赞叹。一群小孩子围着拖拉机到处乱跑，他们像是一群光滑的泥鳅。
在喧闹的人群中，我的堂哥李昭友面带笑容地跟大家打招呼。他穿了套红色的西服，系了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他的下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就像马戏团里耍杂技的小丑。他嘴里叼着烟卷，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态。
他把父亲和刘翠兰叫到一起，像一个真正的媒人那样，热情地为他们做了介绍。
见到我，堂哥伸出手掌夸张地摸着我的头。
“这是李茂？这么大了，今年有十二三了吧。”他问。
我瞥了他一眼，没说话。打心眼儿里，我不喜欢这个来自远方的堂哥。他的红色领带有些扎眼，他的胸口文着的那只老虎，让我感到害怕。他耳朵上钉了一枚金灿灿的耳钉，这是多么离谱的事情啊！在我们董村，只有女孩子才会往耳朵上挂这种东西。
刘翠兰显得有些拘谨，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女人，有着一副结实的身板儿。她比照片上要胖些，这让我怀疑，堂哥此前寄来的照片，其实是在几年前拍的，或者，眼前的刘翠兰和照片里的刘翠兰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刘翠兰拎着一只棕色皮箱呆在那里，那些交头接耳的人把她吓坏了，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她一边伸出指头摆弄皮箱拉手上的铁扣，一边紧张地朝我堂哥看。现在，堂哥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按照父亲的吩咐，我点着了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把刘翠兰吓了一跳。她捂着耳朵，蜷缩到拖拉机斗下。这一幕，把周围看热闹的人们逗得哈哈大笑。他们用手指着胆小如鼠的刘翠兰，笑得前仰后合。刘翠兰一直猫在拖拉机下面，直到父亲穿过鞭炮爆炸的浓烟，走上前去，接过她手里的皮箱。
米娜紧跟在她母亲后头，就像一只羊跟在头羊的后面。和她膀阔腰圆的母亲相比，米娜实在有些单薄。她瘦削的身体，被一件粗糙的旧毛线衫裹着。她大概有些冷，身子筛糠般地颤抖着。显然，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来讲，那件衣服显得过于宽大。不仅如此，那件过于宽大的衣服上面，散布着一些硬币大小的破洞，下摆的线头已经断裂，长长地拖在地上。堂哥悄悄走到刘翠兰身边，毫不客气地指出她的疏忽。
他说：“太不像话了，这么喜庆的日子，怎么可以让一个姑娘家，穿一件别人的旧衣服？”
还好，人们并没有把米娜的寒酸放在心上。刘翠兰才是今天的主角，他们全部的议论都是围绕着她展开。
他们说：“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她的命硬得像块石头。”
他们说：“她的肩膀可真宽，她简直壮实得像头牦牛。”
我父亲根本没有听到那些议论，鞭炮声遮住了他的耳朵。此刻，这个优秀的木匠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拎着刘翠兰的行李，一溜小跑儿地走在前头。为了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拿出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
等到傍晚，村里人已经不再议论父亲这场简陋的婚礼，他们把矛头对准了米娜，我突然多出来的妹妹米娜。他们的矛头对准了米娜的脚。他们管米娜叫“小瘸子”。他们说，刘翠兰带来一个瘸闺女，那个小瘸子，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像是踩在棉花上。他们说，那个小瘸子的腿，要是用砂纸打磨一下，或者干脆用钢锯锯掉一截的话，或许走路会稳当些。
这些流言，夹杂着挖苦和嘲笑，一传十，十传百。那是1987年的秋天，那个秋天的某个傍晚，关于我的妹妹米娜是个跛子的消息跟那个傍晚的冷风一起，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村子。
4
米娜来到董村的那天晚上，我扛着被子去了四叔家。我的房间被米娜占领了，这当然是父亲的主意。我说过，他对刘翠兰和米娜有着一百二十分的热情。
父亲说：“李茂，先去你四叔家住吧。过一段……过一段……我再想想办法。”
搬出去就搬出去吧，反正房间里总是在漏雨，到处都是湿乎乎的，床单也能拧出水来。我扛着被子径直去了四叔家。刘翠兰塞给我的手电，被我塞回她手里，并且，塞给她的时候，我用了足够的力气。父亲在背后叫我：“李茂，李茂。”我蒙上自己的耳朵。我知道他一定很着急，他着急时，双手会掐着腰，双脚交错着用力跺在地上。有时候，他还会涨红着脸，不住地咳嗽。这样最好，他气急败坏的样子，让我的心里舒畅起来。
住在四叔家也挺好，四叔是村里的拖拉机手，他家的瓦房高大而气派，并且从来不漏雨，他家的地面是水泥抹成的，光滑得能够照出我的影子。
可是，为什么我在四叔家反倒睡不着觉呢？
在四叔家的新房子里，我被一种莫名的悲伤包围着。那悲伤巨大、虚无，像一张无形而坚韧的网。那悲伤毫无来由，却那么真切地存在。窗户外头是风吹电线的声音，是偶尔传来的狗叫声，是无边的黑暗以及比黑暗更黑的树。我睡不着，躺在四叔家的炕上，像一只受伤的蚯蚓，翻过来，调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在困意来临之前，一束光突然照进来。它来自院子的外面，一明一暗，并且有节奏地晃动着。在漆黑的夜里，那束光显得格外明亮。
我趿拉着鞋走到院子里，发现米娜正在探头缩脑地朝里张望，那些光来自她手里的手电。
她的脸从门缝中露出来，窄窄的，像只狐狸。
“喂！”她叫我。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
我站在篱笆的里面，看着她，没有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把她当成妹妹。那时候，她不过是一个莫名闯到我家里的入侵者。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台小收音机，递给我。
我没有接她的东西。她的手掌厚实而粗糙，一点也不像女孩子的手。同样的粗糙还出现在她的脸上，她至少三天没洗脸了，她的脸花里胡哨的。
我凭什么要收下她的收音机呢？
“爸爸让我给你送来，他说……他说……”米娜支支吾吾的。她的牙齿泛着黄，门牙中间还有一个米粒大的豁口。
我知道她在说谎，因为父亲此刻正在气头上。我敢断定，跑出来给我送收音机的主意，一定是米娜想出来的。她可真是个有心计的家伙。
米娜把收音机放到地上。“我回去了，”她说，“要是你闷得慌，就听收音机吧，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米娜说完，转身离开了。
“米娜！”我叫住她。
“嗯？”
“你睡觉的时候会听到什么动静吗？比如说，咳嗽？哭？”我的心里藏着一条小蛇，它开始蠢蠢欲动。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住的那间房子曾经死过人。真的，是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得了严重的肺病，从早到晚，他会一直拼命地咳嗽。他死得很惨，他的胸口都是咳出的血。我总觉得，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房间。真的，我不骗你。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听到他的咳嗽。咳咳……咳咳咳……有时候，我好像看见那个孩子的脸，他站在炕头，直直地盯着我。米娜，米娜！咳咳……咳咳咳……”
一切像我预料的那样，米娜被我的故事吓坏了。没走多远，她便哇地哭了起来。她哭得十分伤心，呜呜呜呜的哭声，在静寂的夜里格外响亮。
她跑起来的时候忽高忽低，可真好笑。
5
那段时间，我的堂哥李昭友经常到我家做客。
看得出来，父亲对堂哥充满感激。堂哥一到我家，父亲准会停下手里的活儿，把他让进屋里。
“昭友，屋里坐，屋里坐。”他说。
堂哥呢，他可一点儿也不客气，他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里的主人。进屋以后，他会一屁股坐在进门的炕头上（那个座位原本属于父亲独有），把两条腿叠在一起，架在炕沿上，他一个人占了整个炕的一大半，他鞋子上脏兮兮的泥水，就那么粘在我家的炕上。那天，他竟然翻出了父亲放在柜子里的红枣和花生，把它们大把大把塞进嘴里。他这么做的时候，脸上缺少起码的羞臊。他吃我们家的东西，就像吃他自己的一样。
令人不解的是，堂哥的过分举动并没有惹恼父亲。不管堂哥做什么，父亲都点头哈腰地赔着笑。
“喝水，昭友。”
“抽烟，昭友。”
“别客气，昭友。”
然而，父亲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堂哥的回应。堂哥的脾气越来越大。有一回，他当着父亲的面，把一只茶杯摔在地上。
对于堂哥的挑衅，父亲保持了足够的克制。
“是是是，对对对。”他说，“昭友，别生气，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父亲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没面子。那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我的胳膊变得越来越粗壮，我的声音变得日益浑厚，一些胡须已经开始在我的下巴上发芽。我清晰地感觉到，在我的身体内，一股莫名的力量正在翻滚涌动。当时，要是父亲一声吩咐，我会毫不留情地冲上去，把那个不知好歹的堂哥揍成一只破灯笼。
问题是，父亲为什么不发火呢？
那些日子，父亲整天忧心忡忡。他好像欠了堂哥什么东西，他对堂哥既恨又怕。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堂哥不再来我家捣乱。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要忙着和来自各地的陌生人打牌。堂哥包下了我们学校旁边一家废弃的工厂，他在那里开了家赌场。那段日子，经常有一些骑着摩托的外乡人，向我们打听李昭友和他的赌场。
堂哥不再来我家捣乱，我们家终于清静下来。然而……
某个晚上，父亲跟刘翠兰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时候，我正在四叔家睡觉，我已经习惯了住在四叔家。米娜到四叔家找我，她用手拍打着木门。啪啪啪，啪啪啪，她的拍打一下比一下紧，一下比一下重。
开门见到米娜时，她的脸上写满了惊恐。她看着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喂，爹和娘吵起来了！他们，他们。”米娜没有把话说完，她的话被后来的哭声打断了。
说是吵架，其实并没怎么吵。我看到的情形是，刘翠兰坐在地上抹眼泪，我的父亲则蹲在一边抽烟。他们俩的争吵已经接近了尾声，变得断断续续，有气无力。
刘翠兰说：“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钱多得花不了吗？”她的手指指向父亲的脑门。
刘翠兰说：“你最好给我要回来，你听见没，你——最好——把钱——要回来。”
刘翠兰说：“你要是不敢去，我就去。你怕他，我可不怕。”
刘翠兰说：“那两千块钱，那两千块钱……”
父亲沉默着，他的脸色十分难看。他蹲在墙角，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把头埋进胳膊里。他的身体不停地抖动。他的嘴巴张了几下。
“我，我。”父亲吭哧了半天，终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两千块钱。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堂哥和父亲事先谈好的价码。
6
父亲和刘翠兰的争吵仍然在继续。吃饭时吵，睡觉时吵，闲着的时候也吵。一点儿鸡毛蒜皮，一点儿七零八碎的事都成为导火索，都能点燃他们的身上的炸药。通常，他们的争吵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要么，父亲把某件东西摔在地上，一头躺在炕上不再言语。要么，刘翠兰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的身世复述一遍，并一口咬定，嫁给父亲这个窝囊废，将使她原本凄惨不堪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然后，她会呜呜呜地哭起来——她总是被自己的委屈弄得泣不成声。
父亲是找过堂哥的。刘翠兰的唠叨让父亲选择了妥协。按照父亲的说法，他已经找遍了整个董村，他到堂哥的家里找过，到赌场找过，到大队找过，到常立清的诊所和张世民的小卖部找过，可是，都没找到堂哥的半点影子。
父亲说，既然找不到人，那我也没办法了，说不定，他早就离开了董村。
我知道父亲在说谎，他肯定不敢去找堂哥要钱。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迎难而上的人。
刘翠兰表达了同样的怀疑。她当然不会相信堂哥的失踪，她质问父亲，难道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我就不信，他还能飞到天上去吗？
刘翠兰的质疑让父亲的情绪变得很激动。他梗着脖子说，我哪知道，没准儿他变成了地老鼠，钻到地洞里去了。反正我已经尽力找了，父亲说，找不到可不能赖我。
堂哥没有变成地老鼠，也没有躲到地洞里。他其实一直在我们董村大摇大摆地晃荡着，该吃吃，该喝喝。有一天，我还亲眼见过他。那个留着小胡子，穿着尖头皮鞋，头发上打着摩丝的小瘦子，除了堂哥，还能有谁呢？
那是一个有些阴沉的傍晚，天空的云彩依然像秋千一样荡来荡去。在我们学校的门口，我看见了我的堂哥。看样子，他应该又要去赌博。这个可恶的家伙可真够自在，他一边走，一边骄傲地哼着小曲，每走几步，就把手伸进口袋，摸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
那个傍晚，堂哥的粗心大意把他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对于我们家最近的争吵，他毫不知情。当然，他也不知道，这些天，我跟父亲一样，一直在找他。
那个傍晚，在阴冷的晚风和昆虫的啾鸣声中，我跟在堂哥身后，小心翼翼地，轻手轻脚地。我跟着他绕过校门口的小卖部，绕过春风理发馆和向阳纺织厂，我像一名捕猎者，全神贯注，伺机而动。我的心里燃起一团火，它灼烧着我，也刺激着我。我一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另一只手伸进书包里，那把水果刀增强了我打败敌人的信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他好好算一算这笔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要让他乖乖地把钱吐出来，要是他说半个不字，我会二话不说，直接挥舞拳头，把他揍成一滩烂泥。
这样的跟踪令时间过得缓慢，一分钟变成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跟在堂哥身后，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的手心里已经浸出了汗。
终于，在一座废弃的桥上，我听见自己叫他：“堂哥，你站住！”
堂哥没有听到我在叫他，阴冷的风和昆虫的啾鸣掩盖了我的声音。或者，他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找他，他正急匆匆地赶往赌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堂哥！”我的心跳快了一百倍，我的嘴巴一张一翕，我成了一条干涸的鲶鱼。
“嗯？有事儿？”堂哥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呃，没什么，堂哥。”我说。堂哥的衬衣敞开着，一只凶猛的老虎盘踞在他胸前。
我天生害怕老虎。
“没事儿就回家吧，小家伙。”堂哥再次摸了摸我的头。
我没有立刻回家，我想一个人坐一会儿。于是，我坐在石桥上。桥底下的河水稀里哗啦地流着，它冲走了我的勇气，也冲走了我的愤怒。我的拳头早已经变得软塌塌的，我垂着头，倚在栏杆上。我忽然很想抽支烟，就像父亲那样。我承认，我和父亲有着同样的怯懦。我们是两只胆小的老鼠。
我怎么忽然掉眼泪了呢？
7
几天后，谁也没有想到，米娜突然失踪了。
起初，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寡言少语的姑娘。我们都有各自的忙碌：父亲忙着给张世民的小卖部做货架。这桩久违的生意，让父亲的脸上开出一朵小花，院子里再次响起叮叮当当美妙的声音。
刘翠兰正在做饭。除了脾气有些糟糕，刘翠兰基本上是个善良的女人。她承担了家里的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刷锅洗碗、往水缸里加水、给家里的牛拌食，她还给我和父亲每人缝了一副套袖，以使我们在写字或者干活时，保证袖口的干净。她对我们父子的关心，让我们深受感动。此刻，潮湿的柴火在灶膛里冒出浓烟，呛得她不住地咳嗽，于是她捂着嘴巴跑到院子里来，咳得眼泪汪汪。
“李茂，你能不能把门帘撂下来，这烟太呛了！难道你乐意在写作业的时候哭成一个泪人吗？”
我在写作业，一道难题摆在我的面前，我的作业本撕了一页又一页，那道题让我感到绝望。有些来不及了，我需要跟时间赛跑，我即将在几个月后走进中考的考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考试，它让我的心头压着一块石头。按照父亲的要求，我需要考上一所师范学校，将来成为一名老师，回到董村教书。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米娜。也许她又去对门的李红家里跟她去学织毛衣了。最近，米娜迷上了织毛衣，她还向我们保证，在冬天来临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会穿上她亲手织的毛衣。为此，她成了李红的跟屁虫，顾不上吃饭倒是常有的事情。
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米娜，直到吃过晚饭，父亲才忽然提了一句：“米娜呢？”
那天晚上，米娜的失踪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
就像几天前父亲寻找堂哥一样，我们找遍了整个董村。我们挨家挨户地敲门，向他们发出同样的提问，你们看见过米娜吗？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米娜的消息，他们都说没看见。后来，我们扩大了寻找的范围，树林里，打谷场，池塘边和水井旁，我们没有放过任何可疑的地点。可是，那些地方都没有米娜，我们的寻找成了撒进水里的篮子。我们一次次抱着希望，又一次次无功而返。
天已经彻底黑下来，雾也越来越浓。黑暗增加了我们的忧虑。这么晚了，米娜能去哪儿呢，她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况且她的腿脚还有残疾。
刘翠兰率先抽泣起来，她又开始念叨她不幸的人生。她再次提到了她半途而废的婚姻，提到她的丈夫：“那个不务正业的混蛋，要不是他整天跟那几只老虎混在一起，要不是他整天拿老婆孩子出气，要不是她失手打伤米娜……”
同样的忧虑也隐藏在父亲心里，不过，他没有像刘翠兰那样哭哭啼啼。他拉着刘翠兰的手，安慰她：“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咱们再找找，再找找，说不定……”
我们料想了米娜失踪的各种可能：不小心滑进池塘，这完全可能，早就听人说，村东的大湾是个“馋湾”，每年都有人淹死在里面。被人拐走也说不定，铁匠家的姑娘不就是被拐走了吗？那个可怜的孩子，被一个精明的买卖人骗去，卖到南方的深山里面，给一个五十多岁的光棍当了老婆，一年之后才逃回来。
我们回到家里，沮丧而疲惫。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在房间里沉默着，大眼瞪着小眼。最后，刘翠兰率先打破了沉默。她说：“也许米娜回东北找米四虎了，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想着他，虽然她的腿被那个混蛋打成了残废，虽然那个混蛋被关进了监狱，虽然他从没给她送过一件礼物，从没给她买过一份零食，但是，她还是惦记他。人啊，都是这副德行，欠人的，别人欠你的，都是前世造下的孽。”
米娜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是在第二天的傍晚。一开始，我们谁都没有认出站在门口的米娜，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她的身上沾满了泥巴，她的头发乱成了鸟窝，她的脸上还有已经干透的深褐色的血迹。米娜站在门口，吃力地往前挪动着步子，显然，她的腿受了更严重的伤，她身体摆动的幅度更加夸张。每走一步，她都用尽了全身力气，每走一步，她都似乎要摔在地上。
最先认出米娜的是刘翠兰。她用了半分钟的时间，辨认眼前这个邋里邋遢、伤痕累累的女孩子。当她终于确认面前这个孩子正是令她心急如焚的米娜时，她狠狠地在自己脸上抽了两巴掌，随即，她犀利的哭声像箭一样刺破了寂静的黄昏。
“我的儿啊！”她一把将米娜搂在怀里，哽咽得透不过气来。
8
这个秋天太过漫长，漫长得让人逐渐失去了耐心。在心里，我开始企盼着冬天赶快到来，最好下一场大雪，盖住满地的烂泥和枯枝败叶，盖住衰败和不幸。
我们董村每年冬天都会下雪，董村人都相信，大雪会给人带来好运。然而，1987年的冬天却迟迟未到。看得出，父亲一直心怀忐忑，一连串的变故让这个老实巴交的木匠变得疑神疑鬼。天一擦黑，他就早早把门插上，他还在自己的枕边放了一把菜刀。然而，这并没有减少他的担忧，在他看来，霉运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坏消息一直在路上。
果然。
就像忽然刮起的一阵风一样，关于米娜的传闻在村子里迅速传播开来。那些传言五花八门，裹挟着风和沙、毒和刺，裹挟着嘲笑、挖苦和幸灾乐祸，在村里四散传播。
他们说，米娜被人关在一间不透光的屋子里，她遭受了残忍的毒打和戏弄，他们叫她“小瘸子”，他们把一串铃铛系在她的脚上，让她围着屋子一圈一圈地转，她不许停，也不许摔倒，否则，他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他们还说，事件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堂哥李昭友。
对于外面的风言风语，我、父亲和刘翠兰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在米娜把裹着两千块钱的报纸交到刘翠兰手上时，事情的经过便已经不再重要。
有时候，我真想问问她，究竟是不是像他们传说的那样，是不是李昭友把她折磨成这副模样。我相信，父亲和刘翠兰有着同样的好奇。但是，我们谁都没有问。世界上有些事情，如果没人问，它就没有发生过。
除了右脚稍微有些跛，除了走路有那么一点起伏，我的妹妹米娜其实是个可爱的姑娘。虽然她的话不多，但是她什么都明白，她的心里装着一面镜子。
接下去的几天，米娜似乎变得更加敏感。在别人面前，她尽量减少走动，她努力遮住自己丑陋的一面。即便迫不得已地走动，她也尽量提着身子，让自己的起伏变得微不足道，尽量让自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这给她的行走增加了难度。她走得很吃力，她紧绷着身子，把自己的一只脚用力踩向大地，即便在深秋时节，她的头上也常常挂着汗珠。但是，她把吃力也一同隐藏起来，看起来，她走得轻松自如，仿佛一条快乐的金枪鱼游走在海水里。她几乎很少笑，当然，她也很少生气或是难过，在父亲、刘翠兰和我面前，她从来没有任何表情。她总是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帮刘翠兰刷锅、择菜、洗衣服，把铁锅里淘出的泔水端进牛栏，或者捡起父亲干活儿留下的碎木头和细刨花，把它们一点一点装进麻袋。没事儿的时候，她就安静地在课本的空白处画画，她擅长画各种各样的冰灯。她画的冰灯可真漂亮，她用蜡笔给那些冰灯涂了颜色，让那些漂亮的冰灯，在她的课本上发出彩色的光来。
我们家的日子稍微有了些活气，用村里人的话说，算是“好歹成了户人家”。父亲有了足够的动力，他的勤快也增加了一倍。堆在墙角的麦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填进了猪圈，原来的位置上，栽了一棵半米高的香椿树。他从供销社买来油漆，把破旧的木门重新漆了一遍，那把生锈的锁头也被他扔在一边，他买了一把新锁，并特意在钥匙上系了红绳，交给我和米娜。父亲还用了整整一天的工夫，把炕洞扒开，他捂着鼻子，把里面两只死老鼠弄到外面。
父亲不断给自己的肩上增加分量，他真的把一天当作了四十八小时，真的把四十八小时都当成白天。他做的桌椅板凳一层摞着一层，摆满了整个房间。为了把那些新做成的家具卖出去，父亲让自己起得更早，他顶着星星和月亮，用小推车把它们带到更远的集市上，带到乌马营和黑龙村，虽然路途远了些，但毕竟，他的生意有了起色，久违的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我的继母刘翠兰同样展示了她的勤劳，她的本领一点不比父亲差。她有她的忙碌。纺线、织布、纳鞋底，后来，她还跟四婶学会了做面酱和腌咸菜。她总能找到一些占住手的活儿，那些活儿让她感到日子的充实。刘翠兰是个爱热闹的女人，她喜欢在干活儿的时候，周围有热闹的声音。闲下来，或是突然的安静，会让她心里悬起十五个吊桶。
高兴时，她还会放开嗓子唱上几句：
说什么忠孝两难全，女儿言来听根源，大姐配的苏元帅，二姐配的魏虎谗，唯有女儿命运苦，彩球单打薛平男，先前道是花郎汉，到如今花郎坐金銮。
米娜的情绪好了很多。每天早上，她都背着书包跟着我一起去上学。米娜还是那么内向，在校园里，她很少主动跟我打招呼，她似乎很担心别人知道她是我的妹妹，她似乎很担心别人知道我的妹妹是个瘸腿。她故意跟我保持着距离，即使走个对面，她也会把脸扭到一边。只有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在身边没人的时候，她才会怯生生地叫我“哥”。
9
刮了几天大风，气温越来越冷，似乎，我们已经看到冬天的影子，闻到了冬天的气息。这种感觉令人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雪。是的，某天清晨，我们惊喜地发现了那场大雪，它足够大，足够厚，它让世界都安静下来。
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冬天的雪，掩盖了那些牛粪、软泥和枯枝败叶，掩盖了衰败和不幸。父亲和刘翠兰不再愁眉苦脸，隐藏在他们心头的那些阴云已经散去。那些天，我们家常常被喜悦包围着，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装了一罐蜜。
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在刘翠兰的督促下，他已经彻底把烟戒了，这使他一下子胖了不少。他的话也越来越多，他喜欢在不忙的时候，跟我们说些他小时候的事儿，有时候，他会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我知道，父亲的开朗跟他日见起色的买卖有关。在更远的集市上，在乌马营和黑龙村，父亲的手艺备受青睐，他带到集市上的桌椅板凳很快被抢购一空。父亲把那些家具换成了钱，然后把那些钱装进皮夹子里。这让他的心里美滋滋的，让他觉得，日子充满了奔头。
私下里，他和刘翠兰盘算着，等到明年秋后就把旧房子翻盖一下。在饭桌上，他们为房子的间量，包工还是不包工，砖坯和檩条价格进行着愉快地争论。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们家的新房子将会跟四叔家一样，起脊挂瓦，红砖灰墙。刘翠兰还提议，在进门的地方修一面影壁，影壁上要用瓷砖贴一个大红的“福”字。这个提议得到父亲的认可。他说，这个很有必要，他四叔家的影壁上就贴了一个福字。
这些愿望让父亲的喜悦得以延长。每天，他都乐呵呵的，有时候，他还跟我和米娜开几句玩笑。不仅如此，他还会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我说过，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父亲，只不过，他的本领长时间不用，暂时锈住而已。
刘翠兰也越来越忙。她在镇上的玻璃厂找了一份零工，负责用吹瓶机把窑炉里的玻璃吹成各种器皿。这份工作，把刘翠兰从琐碎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每天，她能从工厂里拿到三到五块钱的报酬，钱虽然不多，但她已经很满足。她把那些钱存在一个罐头瓶里。她打算用这些钱去趟县城，她想到县医院打听一下，米娜的腿还有没有治愈的可能。
刘翠兰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珍惜，这份工作也带给她无上荣光。每天吃完饭，她都会骄傲地跟我们打招呼：“我去上班啦。”
值得一提的是，在冬天行将结束之际，我的堂哥李昭友被抓了。他的罪名是伙同他人聚众赌博和盗窃变压器。他们一伙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拆掉了附近村子几十个变压器。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三里五乡广大人民群众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就像父亲迎娶刘翠兰那天一样，堂哥被抓走的那个傍晚，董村人再次围拢在大队门口，他们对着堂哥的背影指指戳戳。
他们说：“造孽啊，造孽啊。”
他们说：“报应啊，报应啊。”
他们说：“可怜的米娜啊！”
在人群中，堂哥的情绪看上去有些低落，他低着头，躲避着人们的目光。他的小胡子已经好久没有打理，他的领带早已经不知去向，那身红色的西服松松垮垮地披在肩上。戴着手铐的堂哥，变成了拔掉牙齿的老虎，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
堂哥被抓走的那天晚上，我隐约听到米娜的哭声。那哭声断断续续，从她的房间里传出来。
或者，也许是风声吧。那天晚上的风格外地大，风声混淆了我的判断。或许，我的妹妹米娜根本就没有哭，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躺在炕上睡着了。
10
第二年的八月，我顺利地接到了泊头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父亲的喜悦全都写在脸上，那些天，他更乐于到大队部闲逛。他会千方百计地把聊天的内容引到他想要的话题上。然后，他故作谦逊地说，其实，我们家李茂怎样怎样。
米娜考得不太理想，她的成绩离录取分数线相差很远。刘翠兰希望她再复读一年，可是，米娜对此不感兴趣，她已经放弃了复读的念头。用米娜自己的话说，她长了一副木头脑袋，就算复习三年五年，她的木头脑袋也不会开窍。米娜说，她想尽快找份工作挣点钱，她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挣钱了。
开学那天，父亲和米娜一起送我去学校。泊头师范比我想象中大得多，徒然的空旷让我有些茫然，我有些怀念董村了。
父亲让我和米娜看着行李，他一个人挤在报到的人群中，交钱、盖章、领钥匙……
我没有参与到父亲的忙碌中。父亲说，这些事还是由他来做吧。那天，我和米娜在花池旁的台子上坐着。米娜的话出奇地多，她成了一个啰里啰嗦的姑娘。她问我会不会用顶针，能不能自己缝衣服上的扣子。问我敢不敢吃辣椒，知不知道海带跟水果一起吃会容易让人拉肚子。她还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窍门：刷完球鞋之后，一定要用卫生纸包一下，再拿到太阳下面晒。晚上尽量避免在床上看书，要是有可能，可以在枕头边放一些橘子皮。
办完手续，已经到了中午。父亲带我们在校门口吃了烩饼。返程的汽车还没有到站，父亲提议带米娜去逛商场。米娜却没了兴致。她说，她想在学校随便走走。她说，她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学校，她想多待一会儿，好好参观参观，回家之后，她要跟她妈妈好好炫耀一番。她还说，要是她也能考上泊头师范该多好啊。
返程前，米娜有些恋恋不舍。她跟在父亲身后，不住地扭过头来冲我挥手。大概是累了的缘故，她的身体起伏得更加厉害。
汽车终于启动了，她忽然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大声叫我：“哥！”
我看见她的嘴巴张了张，好像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她就那么冲着我一直挥手，直到汽车消失在公路尽头。
11
事实上，在父亲和米娜离开没多久，我就把他们抛在了脑后。一同被我抛在脑后的，还有遥远的董村以及董村的人和事。在学校里，需要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和一个来自东光的女孩恋爱了。她来自美术系，在学校组织的舞会上，我们俩一见钟情。我承认，那个名叫李婷的姑娘长得并不尽如人意，她的个子不太高，眼睛也有点儿小。不仅如此，她的嘴角有一道长长的伤疤，据说，那是她小时候从窗户里跌出来，被玻璃划伤的。那道伤疤增加了她嘴巴的长度，看上去，她的脸上像是挂了一条拉链。
舞会的那天晚上，我特意为李婷朗诵了一首诗：亲爱的姑娘，哦，亲爱的姑娘……那首诗并没有读完，实际上，我只是起了个头而已。我的热情被李婷打断了。她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肯为她朗诵诗歌。隔着我的胸口，她感觉到的是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
收到米娜来信的时候，我正陷入甜蜜的爱情之中。每天晚上，我跟李婷都会手牵着手，一起在操场上散步。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那时候，我们聊的最多的是理想啊，人生啊之类的东西。聊得兴起的时候，我们就躲在操场的一角，在黯淡的星光下相互拥抱着，品尝彼此的舌头。我们尝到了爱情的甜头，它使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充满了生机。我和李婷的关系日益升温，我们像真正的小两口那样出双入对，从早到晚腻在一起。即便如此，仍不能减轻我们对彼此的思念。我的日记本上，写满了李婷的名字。而李婷则对我说，每天晚上，我都会进入她的梦里。
我和李婷的关系发展迅速，很多次，她都向我暗示，要是我想对她多做点儿什么的话，她将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矜持。
问题是，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面对李婷的暗示，我心里充满了忐忑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的内心波浪翻滚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另一个人的面孔。没错，那个人是米娜，我的妹妹米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她，但她就那么真实地存在着。她盘踞在我的内心，一瞬间，她就让我变得无比渺小，小成不值一提的沙子和水滴。当然，我还会想到父亲，想到刘翠兰，他们在我的脑子里乱作一团。强烈的愧疚感，会击退内心汹涌的潮水，让一切变得风平浪静。
在心里，我不断地往后退，往后退。我暗自乞求李婷：李婷啊，李婷，让我们点到为止吧。
我的踌躇不前让李婷感到失望。有一次，她这么对我说：“李茂，你想不想知道围墙的外面是什么。”
我说：“嗯？”
她说：“想知道的话，你就勇敢地爬上围墙。”
然后，她忽然钻进我的怀里，问我：“李茂，我想知道，你到底有多爱我。”
我一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我问她：“李婷，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爱你，可是，这跟爬墙有什么关系呢？”
李婷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你这个闷头闷脑的傻瓜。”
米娜的来信就是在这时候飘到我手上的。那个午后，在美术系的画室里，我和李婷一起兴致勃勃地打开了米娜的来信。在信里，米娜详细地描述了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她说，我们家的旧房已经开始拆了，院子里堆满了砖坯、木头和水泥，父亲和刘翠兰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现在，父亲、刘翠兰还有她都搬进了四叔家，他们将在那里住上一个月。一个月后，房子就盖好了，要是不出意外，等到放寒假，我们就可以搬进新房子了。到时候，我们会每人拥有一间房子，一想到这些，她就兴奋得睡不着觉。米娜在信里还告诉我，最近，她一直在跟镇上的周掌柜学做衣服，每个月，她能从周掌柜那里拿到一点钱。周掌柜一家对她都很照顾，周掌柜的儿子周磊还经常到供销社给她买零食吃。米娜说，她将来打算自己开一家裁缝店，她还答应我，等她学成手艺之后，一定给我做一套好看的西装。在信的最后，米娜嘱咐我，要是有时间，就给她回信。现在她有很多空闲时间，她总觉得，她身边的朋友太少了。我算一个，周磊算一个。
看完米娜的来信，李婷说：“你妹妹的字写得真漂亮，她怎么会没有朋友呢？你最好给她写封回信，虽然她不是你的亲妹妹，可是她……你说呢，李茂？”
听得出，李婷的话里藏着另外的话。在我印象中，李婷一直是个敏感多疑的姑娘。
我终究没有给米娜回信。我似乎太忙了。
12
在那年寒假来临前，我们家的新房彻底竣工了。
那天，当我信步走进宽敞的大门时，迎接我的是影壁上一个鲜艳的“福”字。院子保持着干净整洁，木料整齐地堆在墙角。水缸的旁边，栽了一棵腊梅和几株美人蕉，另一片空地则被篱笆围成一个菜园，要是顺利的话，等到明年，那里将长满韭菜、黄瓜和西红柿。窗玻璃上贴了几幅漂亮的剪纸，我猜，那一定是米娜的主意。
我和米娜都有了自己的房间。我们的房间宽敞明亮，阳光可以直接照在床头。房间里面的床、书桌和椅子都是父亲亲手打制的，松油尚来不及挥发，木头的香味充斥着整个屋子。父亲房间里的摆设都还是老样子，镜子还是挂在原来的位置，相框在另一面墙上，桌子上照旧摆着茶碗、花瓶和一只棕色的暖壶。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家跟以前不太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我却说不清楚。
父亲又重新开始抽烟了，看起来，他比以前瘦了不少。父亲说，他忽然感觉自己老了，有时候会觉得家里空荡荡的，抽烟会暂时减轻他的空虚。父亲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米娜说，最近，他正被严重的胃病困扰，他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但是，他死活不肯去医院做检查，就那么硬撑着，疼得难受了，就去常立清的诊所里拿点儿止疼片。父亲只信得过常立清，他说，整个董村老老少少的都找他看病，要是连他都看不好的病，到医院检查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事情。
刘翠兰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她的头发上稍微掺进了白色。她走路时不再风风火火，她的步子比从前慢了许多，说话的语气里夹杂着疲倦。听父亲说，这半年，刘翠兰在玻璃器皿厂干活很辛苦，为了多挣点儿钱，她没白天没黑夜地加班。有好几次，她就趴在车间的机器上睡着了。父亲说，他明白刘翠兰的心思，她是想趁着还能干得动，多攒点儿钱。她总不能照顾米娜一辈子。
最高兴的是米娜。从我回家那天起，她就一直跟在我的屁股后头，缠着我问长问短。关于学校的老师、关于吃的穿的住的、关于学校的女生以及我对她们的印象。除了提问，米娜还会主动跟我说起她自己，她说，她最近在赶集时买了几本书，《天下奇闻》《薛刚反唐》还有《小英雄雨来》，晚上，她就靠看书打发时间。她还说，她在周掌柜的裁缝店里干得很开心，她已经学会了锁扣眼，扦裤边和裁剪布料，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了。
看起来，米娜开朗了许多，她的心里长满了阳光，从前那个米娜已经不见了踪影。
跟我聊天时，米娜提到最多的是那个名叫周磊的男孩子。米娜说，他是个性格腼腆的男孩子，每次跟她说话，他都会变得吞吞吐吐，他的脸也会变得通红。米娜说，有一次，她在周磊的桌上看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米娜的名字。米娜问我，哥，你说，我跟他天天见面，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他有什么话不能当面对我说呢？米娜说，不过，我挺喜欢周磊的，他的脑子很聪明，他的手指又细又长。我喜欢手指好看的男孩子，虽然他的眼睛有些残疾……
晚上，刘翠兰炒了几个菜，父亲拿出一瓶高粱酒，执意跟我喝两盅。父亲很少喝酒，他的酒量不怎么好，那天晚上，他喝着喝着就醉了。醉了的父亲开始讲那些陈年往事，讲起他当年的风光。
那天，父亲和我一直聊到很晚。在我记忆里，那是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这么多。
13
刘翠兰出事那天下午，我正跟父亲一起在家做木工。
原本父亲打算做几辆小推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春耕。可是，下料时，父亲竟然意外地划错了线，一块很好的木料无端被锯成了两截。父亲为此懊恼不已，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中。整个下午，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只要一停下来，他就喃喃地念叨着自己的过错。
他说：“唉，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材料。”
他说：“唉，真是老糊涂了，不中用了。”
玻璃厂的师傅惊魂未定，他进了我家院子，先给自己卷了袋旱烟。说起刚才的一幕，他的声音仍然忍不住地颤抖。他说，锅炉爆炸时，刘翠兰已经干完了手里的活，她正跟几个女工闲聊。她和那几个女工聊起了米娜和周磊的婚事，这件事，她已经说了无数遍，整个玻璃厂的人都知道，周掌柜已经答应过几天上门提亲，她的米娜，会在不久的将来嫁到周家。刘翠兰还说，从现在开始，她就开始给米娜准备嫁妆，她要让米娜嫁得风风光光。起码，不比董村任何人家的姑娘嫁得差。
爆炸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爆炸的原因是由于车间的锅炉水箱被私自改造了，锅炉的气压超出了它能承受的范围。现场一共三个女工，另外两个侥幸逃脱了灾难，只有刘翠兰没跑出来。跟她一起的女工说，她原本也可以逃过一劫的，可是，她忽然又跑回去，她好像忘了拿什么东西。然后，爆炸就发生了。我们眼睁睁看着，刘翠兰的身子被巨大的气流冲到空中，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唉，有什么能比命重要呢？
米娜是天黑前得知的消息。那时候，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刘翠兰的尸体被蒙在一块蓝色的塑料布下，就像一个沙丘或者一堆柴草。
“我妈呢，她在哪儿？”米娜问父亲。显然，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她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父亲淌着浑浊的泪，指着蒙在塑料布下的刘翠兰，说不出话来。
我看见，米娜伏在刘翠兰的身体上，软做一团。一颗子弹从枪口射出，击中了她的心脏。
那天晚上，米娜在我们的搀扶下回到家里。好像，她的耳朵出了点问题，不管我们怎么叫她，她都没有一声回应。她的眼睛也出了点问题，我们把晚饭端到她面前，劝她吃点东西，她全都没有看见。出了问题的还有她的舌头，它被一块坚硬的冰冻住了。我们一遍一遍地叫她的名字，她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反应。
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门口，望着黑洞洞的院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直到天边渐渐泛起亮光，公鸡的啼叫声刺破寂静的村庄。
然后，我听到她喃喃念叨着：“天都已经亮了，妈怎么还不回来？”
父亲为刘翠兰打制了一口棺材。原本，村里几个年轻木工要来帮忙。可是，父亲坚决不让。他说，他怕那些人毛手毛脚的，刨不平，凿不正，让她躺在里面不舒服。
父亲一边干活，一边埋怨刘翠兰：“别看你死了，我也要咒你，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你倒是一了百了，躲了清闲，撇下米娜怎么办，她一个女孩子家，她的腿又有毛病，你怎么就这么忍心？你这个女人，可真够狠心的，难道你的心是石头做的，是铁做的吗？”
骂着骂着，父亲的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下来。
刘翠兰下葬的那天，出了点儿意外。米娜要把刘翠兰存下的钱放进她的棺材里，一起下葬。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人，对这样的主意表示了反对。究竟把钱留下，还是埋进土里，在这个问题上，米娜和大家发生了分歧，他们为此发生了争论。
他们说，那些钱是留给活人花的，埋进土里有什么用？
他们说，你心疼她，我们都知道，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你埋再多的钱也没用了。
他们还说，那些钱，是刘翠兰留给你的，你要是不收下，她在地下也不会安心。
众人的劝说，并没能改变米娜的想法。这个几天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姑娘，此刻向众人显示了她的固执。
米娜说，我知道，她是嫌我拖累她了，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她的累赘，现在，她终于解脱了。
米娜说，我就是不原谅她，我就是不花她的钱，我就是不让她安心。
米娜说，不，绝不。
14
半个月之后，我再次离开董村返回学校。
天气有些阴冷，因为要赶最早的一班车，我需要在天亮前出发。米娜早早起来，为我做了面条。吃饭的时候，我们谁都不说话，米娜忙着为我盛菜端饭。又给父亲盛了面条。父亲说他不饿，一个人躲进里屋抽烟。米娜坐在我旁边，安静地陪着我一起吃。屋子里安静得出奇，我能清晰地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这种安静让人难受得想哭。
米娜看起来精神不错，这些天，她的情绪恢复了不少。她已经从巨大的悲痛中摆脱出来。她又开始在纸上画画，画那些五颜六色的冰灯。她还试着画过刘翠兰的模样，不过，那些画并不成功。米娜说，她总是画不对她的眼睛，她总觉得画上的人冷冰冰的，一点也不像她的母亲。
有时候，她会拿着她的画让我看，给我讲那个遥远的北方城市的冬天。她跟我说起她们小时候玩儿的羊骨牌、沙包和跳绳，说起她跟伙伴们到河面上溜冰，到附近的火葬场捡拾死人身上丢弃的东西。她还跟我说起了她的父亲米四虎。她说，在她眼中米四虎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她打刘翠兰，也打她，可是，他好起来会特别好。她想恨他，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哪怕他打断了她的腿。要不是他犯错进了监狱，要不是刘翠兰一再坚持，她怎么也不会来到董村，怎么也不会成为我的妹妹。
临行前，米娜背着父亲，偷偷塞给我一些钱。她说，那些钱是她在裁缝店挣的。她说，反正那些钱她暂时也用不上。她还开玩笑说，等你将来有钱了，再加倍还给我。
吃完饭，我要去三里外的堤口坐车。父亲坚持去送我，他说他觉得有点闷得慌，正好出去透透气。一路上，我跟在父亲身后，不敢靠近他，我怕看见他的眼神。自打刘翠兰出事之后，我越来越怕跟父亲独处。虽然他从未向我们表露过什么，但是，他的衰老，以及由此带来的健忘、唠叨、敏感和抑郁，成了一块一块的巨石，它们用力撞击着我的心脏，让我——心疼。我不敢回头看他，我不想让他发现我流泪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早晚有一天，我会离开董村，越走越远，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将去向哪里。我总觉得，早晚有一天，身后的村庄将不再属于我。
回到学校后，我的脾气变得有些古怪，经常莫名地与李婷生气，我们的关系开始疏远。终于有一天，我和李婷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当我跟她说起家里的事情时，那个没心没肺，心有怨气的姑娘竟然说了句，那个小瘸子……
“那个小瘸子……”李婷没有继续往下说，她一定是被我的愤怒的眼神吓坏了。
她发现了我的不快，就改口说：“算了算了，我们还是不说她了。”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说。
“听见没有？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敢肯定，我从没用过那么大的声音说过话。
在李婷的眼中，我的样子一定十分可怕。很快，她就钻进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她又不是你亲生妹妹，她母亲又不是你亲生母亲。呜呜，有什么了不起，呜呜。”
我一把将李婷推开，我警告她，赶快在我的面前消失，否则，我的拳头会毫不犹豫地落在她的身上。
李婷很识趣地哭着跑开了。临走前，她咬着牙恨恨地说：“李茂，有本事，你就守着你们董村、守着你的妹妹过一辈子！”
15
米娜和周磊的婚礼定在那年的八月。
此前，父亲专门找村里的老会计李连甲看过日子。李连甲捧着一本残破的老黄历，跟父亲说，历书上写着，八月是大利月。父亲不放心，又找了教书先生朱广玉，朱广玉拿了同样一本黄历，告诉父亲，八月吧，八月是个好月份。
父亲为米娜打制了一套家具，给她当嫁妆。家里所剩的木料已经不多，他又到乌马营的木材厂选了一些。父亲说，做完这套嫁妆，他就考虑歇业。他的眼睛有些花了，手上也没了准头，干一点儿活就气喘吁吁。父亲说，干不动了也好，那是老天爷心疼他，想让他多活几年。父亲已经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想好了出路，他打算买几只绵羊，去地里放羊。父亲说，这活儿不累，而且一年下来，少说也能挣上万八千的。
父亲安排我送米娜出嫁。那时，我已经从泊头师范毕业。正如父亲希望的那样，我在省城的初中找了份工作，负责教语文。米娜结婚那天，我特意请假回到董村。我给米娜买了一只玉手镯，那只镯子几乎花去了我全部的积蓄。据说，玉能给人带来好运。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想把好的运气送给米娜。
看得出，米娜很高兴。她把那只玉镯戴在手腕上，高兴得合不拢嘴。
婚礼那天，米娜格外漂亮。她穿了一件鲜红的大衣，头上戴着金色发卡，她甚至还把自己的嘴唇抹成了玫瑰的颜色，这些好看的颜色把米娜衬托得优雅而高贵，让她一夜之间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
鞭炮响起。
在一阵笑声和喧闹声中，我的妹妹米娜，坐在周磊锃亮的自行车上，跟着迎亲的队伍一起，缓缓走出董村。
多年以后，人们对于米娜的婚礼仍然记忆犹新。他们热情称赞了婚礼的热闹和礼节的周到，人们说，这是董村最好的婚礼，米娜嫁得风风光光，一点也不比别的姑娘差。还有，米娜丰厚的嫁妆也引起不小的议论。人们说，除了专门打制的家具外，父亲还额外给了米娜两千块钱。他们据此对父亲的家底产生了猜测，他们一度以为，父亲手头至少有上万块的存款。当然，另一种说法是，那些钱其实是当年米娜从李昭友手里要回来的，现在父亲只不过把它物归原主罢了。
米娜结婚后，日子似乎没什么变化。隔三差五，她就带着周磊到家里看望父亲。除了眼睛有些残疾之外，周磊基本上是个不错的小伙。每次上门，他总帮着父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闲下来呢，就安稳地坐在炕上，陪父亲聊天，听父亲跟他讲自己当年的风光。
周家人对米娜很好。周掌柜已经把裁缝店交给米娜打理，他说，米娜这孩子心眼儿好，人又聪明，把店交给她，保准没错。米娜很珍惜这份生意，除了定期到家里看看父亲，就是跟周磊一起，尽心尽力地经营着她的裁缝店。
好消息接踵而至。第二年夏天，米娜生下一名男婴。父亲给他起名叫“福来”。福来满月那天，周掌柜亲自把父亲接去喝喜酒。那天父亲又喝多了，喝多了的父亲变得敏感而固执，他执意要去刘翠兰的坟前烧纸。父亲说，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地下的刘翠兰，让她也跟着高兴高兴。
福来长到两岁半时，米娜干脆把他送到董村，交给父亲照顾。父亲乐得有人跟他做伴，每天领着福来到邻居家串门聊天。又过了半年，福来已经长成面目清秀、轮廓分明的孩子，他出色的记忆力逐渐显现出来。父亲带他到菜园玩儿，他已经能很快就认出韭菜、西红柿和豆角。照片上的合影，只需要教他一遍，他就能记住哪个是他的姥爷，哪个是他的舅舅。不仅如此，他还知道了我们的名字：米娜、周磊和李茂。每次他叫这些人的名字，总会狡黠地看着我们，带着一脸坏笑。父亲沉浸在喜悦当中，整天乐呵呵的，逢人就夸，我们家福来天生是个状元命，将来肯定会怎样怎样。
没事儿的时候，父亲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教福来唱童谣。
父亲唱：羊巴巴蛋，上脚撮，我是你兄弟你是俺哥，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过，有钱，再说个，没钱，背着个鼓子唱秧歌。
父亲唱：尬悠尬悠车，姥姥来接，接去揍嘛去，听戏去，听滴嘛戏，听滴好戏，搬闺女，接女婿，亲家母想去你也去。
父亲唱：杜李子树，结大桃，老鼠逮了个大狸猫，蜢虫子下了个天鹅蛋，到明天，官儿来验，吹行锣，打喇叭，鞍子背底个马底下，东西街，南北走，姓张的出了个李老头，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蹊跷事儿，口袋驮着驴子走。
父亲真的老了，有时候，他唱着唱着，就打一个长长的呵欠，眼里不由自主地涌出泪来。
16
一转眼，福来已经九岁了。九岁的福来变得越发俊朗，眉毛又黑又浓，眼睛大而有神，脸蛋儿白白净净，就像画上的童子一样。父亲和米娜给他买了许多玩具，可是他一律不怎么喜欢。后来，父亲惊奇地发现，福来对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浇地的时候，他跟着水流一路走下去，兴奋地手舞足蹈；下雨天，他不顾阻拦，光着脚丫去淌水；有时候，他还把头探进水缸里，对着水里的自己龇牙咧嘴地做各种鬼脸。用父亲的话说，这孩子，上辈子一定是水里生的。
福来九岁那年，董村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村头那口干枯了多年的水井，突然间泛出了水花。真是怪事，那口井足足干了十来年了。十来年，人们都不曾听到井里的水声，即便是全村人扫湾、扫井，带着贡品敲锣打鼓地去求雨，老天爷也没让水井里有半点水花，偏偏那天就……首先发现这一状况的是常立清的老婆，她回忆说，那天，她正准备去八奶奶家打牌，经过水井旁边时，忽然听到水井里传出一种犀利的叫声，那声音像狼，又像虎。常立清的老婆就好奇地扒在井边看。
说到这里，她的脸色骤然间变得紧张，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说：“我看见，井里，有有有，一条龙。”
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老鼠成群结队地在大道上跑来跑去，蝗虫吃光了庄稼的叶子，沙土地里有成群的蛇爬过的痕迹……
那一年的六月二十四，下了铺天盖地的大雨。据董村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回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一夜之间，董村变成了一片汪洋，大雨填满了大湾小湾，沟沟坎坎。湾边的大树全都没了顶，只留下岸边几棵歪歪斜斜地竖着。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搅得人们睡不着觉。他们的脑子里也有成千上万只青蛙。
谁都不知道，九岁的福来是怎么跑出家门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一个人到大湾去玩水。从大湾经过的一个生意人，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说，当时，那孩子正蹲在水边玩，忽然水里发出一道耀眼的光。那孩子就被那道光拽进水里。起初，他在水面扑腾了几下。生意人想要跳水去救。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那个午后，父亲正在炕上熟睡，通常，他的睡眠会持续一个小时，他会在二十分钟之后醒来，而那时，他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米娜在给福来做衣服，福来的个子一天比一天高，去年的衣服都不合身了，米娜想趁着中午的时间，给他赶制一套。可是她总是觉得心神不宁，她想可能是这几天太累的缘故。
后来，米娜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了福来的笑声。她还兀自纳闷，福来，他不是在董村的姥爷家吗，他怎么会从半空中笑呢。
17
米娜最终没有见到福来的尸体。
福来的尸体被人从大湾里打捞上来之后，人们征求父亲的意见，要不要让米娜看一眼。
父亲想了想说，算了吧，看一眼会让她惦记一辈子。
父亲还说，这孩子原本就不属于米娜，他是专门向米娜讨债的，上辈子，米娜一定欠了他的债，现在他们两清了。
按照董村的风俗，老人不给孩子服丧，据说会耽误孩子投生。当天夜里，父亲叫了几个人帮忙，把福来埋进土里。按照父亲的意思，他们把福来埋在刘翠兰的身边。对于这样的安排，父亲同样没有告诉米娜。所有人，所有董村的男女老少，都替父亲保守着这个秘密。哪怕米娜磨破嘴皮子，他们还是没有告诉米娜，她的孩子究竟埋在什么地方。
埋完福来，父亲跪在坟前磕了几个头。他对地底下的刘翠兰说：“你不是想孩子，念孩子吗？现在好了，你把他要走，这回你能让我安心了吧。”
米娜是在福来死后的第七天疯了的。
周磊说，那天晚上，她们正在吃饭，米娜忽然抬起头，幽幽地对他说，你这个老不死的，现在你终于满意了吧。周磊以为她累了，就把她扶进屋里，让她早点儿休息。半夜里，米娜就疯了。黑灯瞎火地，她下了炕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我问她找什么，她说，她忽然想起一件事，福来的衣服不合身了，她要赶紧给他做几件。我劝她说，现在天黑了，等明天一早再做也不晚啊。米娜就突然冲我发脾气，骂我没良心，骂我不疼孩子。我想拦住她，让她赶紧休息，她就用牙齿在我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周磊说到这里，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周磊用得力气很大，我听到咚咚咚的声音。
他一边捶，一边呜呜地哭着说：“我不疼孩子，我怎么会不疼孩子啊！”
那天晚上，米娜并没有给福来做衣服。当她找出布料和剪刀之后，忽然发现她的福来不见了。她大叫着福来的名字，到院子里找，到水缸里找，到房顶上找，到柴火垛里找。可是，她怎么能找得着呢。米娜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绝望，她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后来，她就开始骂人，骂米四虎、骂刘翠兰、骂她的公公婆婆，也骂我和福来。她说，是我们弄丢了他的福来，她说，我们没有一个好东西。
米娜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差。她在大街上捡拾别人扔掉的冰棍签子、吐出的杏核。铅笔头、旧报纸和一些瓶瓶罐罐也成了她的宝贝。她把那些脏兮兮的东西，统统装进纤维袋子里，背回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任何人的阻拦都会引起她强烈地反抗。后来，她开始不断地闯祸。她把赵金钟家的麦秸垛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她把张世民家的板凳扔进大湾里，她还爬到常立清家的药铺里，把摆在架子上的那些药打翻一地。
父亲干脆把米娜接回董村。他把米娜安置在她原先的房间，为了防止她逃走，父亲用砖头把窗户封住，房门上加了一把锁。米娜的一日三餐，都由父亲从门缝里递进去。吃完之后，米娜会自觉地把饭碗放在门口。
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米娜的病情有了好转。她已经逐渐恢复了意识，她记起了刘翠兰和李茂，记起了周磊和福来。没事儿的时候，她就倚在墙上，嘴里默默地念着那些名字：刘翠兰、李茂、周磊、福来，她这么念着，把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按下去。
她的眼里汩汩地流出泪来。
米娜的尸体是在一个清晨被发现的。父亲说，原本他是想去给米娜送饭，在门口，他叫了几声米娜的名字，可是，屋子里面没人应答。父亲推门进去，发现了躺在床上的米娜，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冰凉。父亲说，米娜似乎没受什么罪，她的脸色红润，表情安静，嘴角带着微微的笑容。按照村里的说法，她死得还算安详。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董村多年。我在省城那所学校干得不错，很快，我就当上了年级组长，还在市中心买了一套房子，我把父亲接到省城，跟我住在一起。除了过年过节，我很少再回董村了，关于董村的那些人和事也正在我的记忆里慢慢消失。不过，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们交代，米娜去世的那些天，我总是无缘无故地梦见她。我梦见，1987年的秋天，她跟在刘翠兰的身后，一瘸一拐地走进董村。我梦见那间漏雨的土房、院子里堆着的腐烂的麦秸、发臭的老鼠。我梦见了影壁上那个硕大的“福”字、红砖的瓦房、美人蕉和腊梅。
真的，那些场景就跟真的一模一样。
18
父亲在省城住得还算习惯，他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清晨，他总是早早起床，到小区附近的河边散步，顺便买点儿早餐回来。上午八点，他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听单田芳的评书联播，听相声和河北梆子。吃过午饭，他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安稳地睡上一觉。下午，他就摆弄阳台上那些花花草草或者喂浴缸里的几只金鱼。有时候，他还会把他的木工箱子翻腾出来，把里面的刨子、锯、墨斗、折尺、凿通通拿出来。父亲把它们整齐地摆在地板上，看着它们，有时候，他还把它们拿起来，放在脸上贴一下，再把它们一一放进工具箱。
某天晚上，父亲在摆弄完那些宝贝之后，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请求。
一开始，我没有听清他的话，我以为他不过随便说了一句什么。那时候，父亲的脑子似乎出了点问题，他总是突然冒出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要说什么。
“那年啊，大队浇地用的电机烧坏了……”
“要是福来活着，他该娶媳妇喽。”
“米娜好久没来看我了吧。”
往往，他只是起了一个头，就想不起该说什么了。然后，他的眼里就掉下泪来。他总是用双手蒙着眼睛，尽量不让我看见他在哭。
那天傍晚，父亲突然拉住我的衣角，诺诺地说：“李茂，我要去哈尔滨。”
“什么，你说什么？”我问。
“我想去趟哈尔滨，你……能不能……能不能……”父亲停止了他的请求，眼巴巴地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答应了父亲，我没有理由拒绝他。在我记忆里，父亲从没向我提出过请求，在他最难最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
父亲长出了一口气。接下来，他终于有了一次完整的表达。
父亲说：“李茂，我要去哈尔滨，我要到米娜的老家，找他的父亲米四虎。我想把米娜的事讲给他听。”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火车要在路上行驶三天三夜才能到达目的地。火车开到唐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深夜。父亲倚在靠背上睡熟了，窗外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和睫毛，他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全都有了月亮的颜色。
火车依然在缓缓前行，在深深的夜幕下，它像一把巨大的刀，劈开无边无际的黑暗。我知道，在黑暗的尽头，一定有一束温暖的光，它虽然微弱、渺小，但却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闪烁着，跳跃着。
责任编辑 王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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