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 念
老回忆往事，是衰老的表现。常想想儿时，岁月的翅膀虽不免有些沉重，但卸去重负，却使我超然，顿觉年轻。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都是在第二故乡——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小山村度过的。光阴荏苒，流光飞逝，而今，我已步入中年，可对那个小山村的眷念之情，却久久萦绕于怀，就像远在他乡的儿子对慈母的那份悠悠思念，温馨而绵长，总是挥之不去。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时只有几岁的我，就与父母兄姐偌大家子一起，被“文革”的那阵“狂风”刮到了这个四面环山、贫穷落后的苗家山寨，只有一条相传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青石古道与外界连接。寨上李、贺两姓共四十来户人家，总人口不到一百五十人。三十几栋毛草屋与青瓦房错落相间、稀稀落落地点缀在半山腰上。
我们家就在村北头的最高处，一幢三间的大瓦房南北两档搭着草棚，占地约大半亩。门前那棵水桶般粗的歪脖子大枣树，撑天矗立，高过屋顶。一到夏天枝繁叶茂，撒下大片绿荫，一家人常在下面纳凉休憩。
春
春天，元宵节刚过不久，清明又已悄悄走来。几阵雷电、几场春雨过后，村里（那时叫生产队）农活也就忙碌起来了。天刚麻麻亮，“出工喽！”队长跛哥那雄浑且略显沙哑的声音伴着远处此起彼伏的阳雀啼鸣，在四周幽谷回荡着，唤醒了沉睡的山峦，喊跑了每个人身上因为“冬眠”而生出的慵懒。男人们肩扛犁耙，赶着水牛，“哦哧哦哧”地吆吼着，口里喷出的白气分不清是因为寒冷还是喇叭筒草烟，夹在一起像云，又像雾，朦朦胧胧向身后飘去，然后一缕缕慢慢散开。女人们背着背篓，手里拿着长把弯头柴刀，跟在自家或者别个男人后面，边打着哈欠边笑骂着：“跛哥和他堂客没眼闭哩！这么早就出工了，真冷死人了……”嘴是这么说，脚步却丝毫不敢放慢。那时，还在上小学的我，被正读初中的七哥一把拉起来时，太阳已爬过东山头了。兄弟俩便急匆匆赶往学校。
夏
月明星稀的夏夜。在白昼的烈日下热得叽叽喳喳直叫唤的鸟儿已没了响动，大概累了睡了吧。山寨脚下烂泥田里开得正艳的荷花，房前屋后吐着幽香的野蔷薇暂时告别了白日里的娇艳，在夜幕下，也睡着了。只有知了还在懒洋洋地唱着歌，此起彼落。难得有一阵微风吹来，带着牛粪、腐草、泥土、花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钻进鼻子，浸入心脾。
一天傍晚，七哥邀我：“小弟，今晚我们抓泥鳅去好吗？”我高兴得拍着小手，双脚上下直跳地答道：“好哇！”要知道，那时农村里还没有电灯，入夜，家家点的煤油灯，像天上的星星，更像一只只萤火虫，晃来荡去，如梦如幻。给我纯朴、单调的童年增添了不少憧憬和遐想……。男孩子们除了在月夜里捉迷藏，去较开阔的田野里打“泥块仗”外，有机会和大人或大点的孩子去抓泥鳅，还真是件让人心动的事哩！吃过晚饭，天还没黑下来的时候，七哥就去村里的代销店买了几十根缝衣针，还找来了一块约半指厚、三指宽、手臂般长的毛竹片，将其一端顺宽方向劈开一条缝，每隔约一薄篾片厚的距离垂直地把缝衣针一根根卡进缝里。当插进去约食指长的一排针后，用细铁丝绑紧插在缝里的针。再把废弃的油毡点燃，用其焦油把针粘牢，为捏着方便，未插针的那部分竹片再削去一指宽。这样，一把轻巧别致的“抓针”就算做好了。
天完全黑下来后，七哥和我出发了。盛夏夜里四面环山的苗寨，天就像一口倒扣着的巨大的锅，罩在头顶遥远的上空。“锅”里的星星寂寞地眨着眼睛，人走哪儿，抬头望望，它们也跟到哪儿哩！田野里空旷朦胧，蛙声如潮、蛐鸣似乐。空气闷热，风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偷懒去了。时而几声不知是狗皮蛇（苗族乡下蜥蜴的俗语）还是挖孔雀（苗族乡下猫头鹰的俗语）的尖叫把天生胆小的我们兄弟俩，吓得有些毛骨悚然。可是，那鲜香可口的油煎泥鳅的美味又诱惑着我们前进。我们用枞膏油柴照明，走在早稻或中稻秧田的田埂上。田里水很浅，一眼就能见底。在泥巴里热得难受的泥鳅，都爬到泥巴外头的清水下面乘凉休憩来啦！大的有大人中指那么大，小的也有筷子般粗。在燃烧的枞膏油亮光下，横七竖八，到处躺的都是。我们兄弟俩见了，不敢出声，生怕惊动了它们后，一甩尾巴又钻进泥巴里去了。我们只是憋住气，在心里头悄悄地荡起一阵阵激动。七哥赶忙将抓针与泥鳅呈“十”字型交叉对准，扬起抓针抓下去，提出水面时，小东西还拼命地挣扎，如果力道不够，针刺进去不深的话，还会让它们跑掉哩。所以七哥怕我年纪小，臂力不够，总是让我提着个葫芦状，专装泥鳅、小鱼的特制竹篓，紧紧地跟在他后面。
两三个小时后，兄弟俩捧着半篓约两三斤重的泥鳅，口里哼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首那时挺流行的革命歌曲，回家向母亲领赏去了。母亲赏的那把在当时好难得的白砂糖，我们兄弟俩吃在口里，甜在心里，还笑到梦里了哩。
秋
稻黄枣红，蟹肥桂香。后山上板栗林中的那棵老枫树也在不知不觉中红了起来，远远看去，就像堆燃得正旺的炭火，温暖，煽情。飘飞的红叶在秋风中挣脱了枝头的挽留，一片片地滑落到地上。中秋节一过，板栗球上的刺也由绿变黄了，成熟了的果实经历了整个夏天的酷热，似乎已耐不住寂寞。一些“胆大”的先胀开了带刺的外壳，就像打了下课铃后的孩子，争先恐后地都想快点从教室里“跑”出来——挣脱“樊篱”，扑向“自由”。
放学回家的路上，晚霞正浓。抬头就看见屋后山上的那片板栗林虽已深秋，但仍蓬勃旺盛。与旁边凸出的，不同颜色的山石、丛林一起，组成了一幅山雄石奇、林秀霞美的诱人风景画。
“小弟，小弟，等等我！”比我后放学的七哥急匆匆追上来。“做啥？七哥？”“天还没尽黑，我们去屋后山上捡板栗好吗？”“好哇！”我想到既好玩又有板栗吃，当然高兴。我们兄弟俩走在坑洼不平的上山小路，就像一对活蹦乱跳、逆水上游的小鱼儿，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那片树高枝粗的板栗林下面。
橘红色的夕阳，穿过茂密的叶缝，撒下千万条金线，闪亮、耀眼。我们俩每人穿着一双趾前已通眼、布面洗得发白的解放鞋，踩在树下干燥的落叶上，虽响得吵人，可在我听起来，是那么带劲又高兴。怕栗刺扎手，我们折一支小指般粗的灌木棒，撩开厚厚的落叶，两眼直直地四处搜寻着那从树上掉下来东一颗、西几粒，红得像猪肝那么亮，拿在手上圆滑清凉，咬到口里连指头也想吞下去的“油”板栗。
听见我吃得正香的咀嚼声，“小弟，别急着吃呀？到处找找，多捡点回家炒熟再吃，又粉、又面、又香，比生的好吃多啦！”七哥边低头捡板栗边提醒我说。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上午上学前吃的白菜稀粥早已不知跑哪去了。饥肠辘辘的我，这时哪还顾得了许多，先填饱肚子再说吧。七哥不让吃，我就离他远点，背对着他偷偷地吃。
树底下比外面黑得快，看地上的板栗已模糊不清了，我们兄弟俩才相邀回家。见七哥几个胀鼓鼓的衣服口袋，我好惭愧。家里煮的红薯饭，已再吃不下了。睡到半夜，肚子鼓得像个篮球，难受得我哇哇直叫！吓坏了的母亲知道缘由后，赶快生了炉火，手心粘上桐油，放在火上烤烫，给我熨起了肚皮。边熨边疼爱地责怪道：“傻儿呀，生板栗吃多了是要胀风的呀！”在母亲怜爱的抚摸和“熨烫”下，嘭！嘭！放了几个响屁后，我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冬
落叶林落剩个光杆杆的时候，寨子背后山坳吹来了西北风。尽管我们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还是冷得周身打颤。片片晶莹剔透的鹅毛大雪也随之而来，给屋背茅舍、原野大树、田埂小路、山梁石脊都穿上了厚厚的银装。
雪的洁白，是儿时天真烂漫的写照，更是成年了以后内心的向往——因为，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与摔打后，更向往平静恬淡得像水一样清，像冰一样亮，像雪一样纯的日子。
也许是雪光的作用吧，下雪天里总让人感觉比平时亮得早。亮光从窗外射进来，虽没了睡意，可留恋温暖的被窝，眼睛怕雪光刺着就是不想睁开。打雪仗、堆雪人，冰天雪地里闹腾本是我起床后的打算，我暗想，七哥可能和我想的差不多吧！
“七儿！满儿！快起来呀！今儿和大人上山打野味去啦！”听到外面的喊声，想着打猎比堆雪人、打雪仗更有乐趣，不仅饭桌上能添一道美味，还能体会到捕获猎物的那种胜利者的洋洋自得，多么满足、自豪呀！一想到这，我们兄弟俩就像注射了兴奋剂般一下子睁开惺忪的双眼，哪还顾得上零下几度的寒冷，爬起来，披上棉袄，脸也顾不得洗就猴急地打开堂屋大门冲了出来。只见疤子、众儿、冬狗、猪公几个年龄和我们兄弟不相上下的寨子里的同学，一人拄着根拐杖，穿一双全胶套鞋，还绑上了草绳，讲话时口里吐着白气，一字儿排开，站在我家门前的屋檐下。“走呀？不用洗脸，快！队长跛哥他们都先走了，我们就为了叫你们来的哩！”年龄最大的众儿催道。
踏着齐足背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翻过后山，远远看见了几个扛火枪的，心里终于踏实了。队长跛哥回头冲着我们喊：“众儿，你们几个伢仔就沿左边的小路走，到前面山垭口的十字岔道上蹲下守着别动，也别出声！记住呀！”伙伴们接到了“任务”，别提有多高兴了，赶紧不约而同地答道：“好！”
也不知过了多久，当冰凉的西北风把手指吹得通红发亮，冻麻了的脚趾差不多没了感觉的时候，突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过后，远远看见两个黑点从右边山梁的雪地小路上正飞快地朝我们这边移来。开始像飞，近了时速度却越来越慢，直到能看见后面雪地上的血迹像老师在我们作业本上打的红线一样清晰明朗时，才知道是一前一后、一小一大两只野山羊正朝我们这边艰难地奔来。大的受了伤，一蹦一拐的，没小的跑得快。这时候，听我们的“头儿”众儿紧张而又轻声吩咐道：“大家快蹲下别出声，等它们走近了，我、七儿、疤子三个大点有力气的，捉那只受伤的大山羊，满儿你们仨对付小的，有问题吗？”就像电影《奇袭白虎团》里正接受任务的志愿军战士，我有力而坚决地轻声答道：“没有！”
看着目标近了，更近了，我们一齐扑过去……
按我们苗寨的规矩：山上野味，见者有份，哪怕是过路的陌生人碰见也一样。大人、伢仔共三十多人平分，我们兄弟俩共分得巴掌大一块腿肉，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凯旋归来的战士，别提有多兴奋啦！
七 哥
春节回家，见到七哥唯一的女儿来了，问问已是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一米七的个头比我还高。看着她，我特别兴奋。好几年不见，与她那双明亮又硕大的眼睛、圆圆而可爱的脸蛋相对，脑海里活脱脱重现出一个七哥来。
1
我们家出身不好，家庭关系也很复杂，八个兄弟姊妹由三部分组成：大姐和我同父异母，大娘只有大姐一女，一直无子，大哥是父亲作为“引窝蛋”过寄来的，说来还真灵验，大哥过寄来后，我的母亲一连生下我另外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七哥，顾名思义，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家中排行老七了。
七哥比我大三岁半。打小就是他牵着我的手一块儿长大。
七哥和我同一年进村小读书，报名时我还差一个多月五岁，他八岁多点。因年龄太大，老师建议他直接从三年级读起。
我没进过村小，第一天上课，看着黑压压一大群陌生的小脸蛋，外加讲台上一个表情严肃的老师，我的心就忐忑不安起来，以致要尿尿了也不敢举手报告。下课时，老师见我还怔怔地坐在位子上不敢动弹，走过来一看，座位下面黄土地上褐色一片，旁边还有一部分淡黄色液体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像几条小蛇一般正朝着四周低洼处艰难地向前爬行着……
老师是我们寨上人，马上叫来在隔壁教室上课的七哥，让他把我领回了家。
小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七哥的尾巴。玩捉迷藏，我给他打掩护；打土块仗，我给他运泥巴；去捉泥鳅，我给他提鳅篓；上山捡板栗，我也要跟着。去一公里远的村代销店买盐打煤油，因为父母多给了几分钱买零食，我老要争先，兄弟俩就干上一架，谁输了就走后面；上山砍柴，我们天生胆儿小，怕蛇，谁也不愿意走前面，就又相互打斗一场，谁输了就走前面。一般情况下，我总是输的日子多。回到家里，只要不服气，我一告刁状，挨打的一般都是七哥，因为父母哥姐都是一句话：“谁叫你不让着弟弟点！”看着七哥挨打，我总是洋洋得意、幸灾乐祸，一边儿偷着乐！可从没见七哥事后责怪过我。长大了，我心里一直为这些愧疚。
我十岁那年，七哥去离家十多里的镇上读中学了。因为家庭出身是没落资本家，父亲当过保长又是历史反革命，还戴着“四类分子”帽子，我们也少不了被人欺负，失去保护的我，就像只落单的小鸡，形单影只的，好不失落，好不无助。七哥一星期回来一次。每逢周六的下午，一放学回家，我就老爱蹲在家门前的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盼着七哥能奇迹般地快快出现在我们屋对面一个叫和家垄的石板路上，朝家的方向飞奔……。当然，我一般都不会失望。
一个初冬的周末，却让我失望了一次。
天黑了好一阵，七哥才从镇上赶回来，踏进家门，就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理也不理我。一见到母亲就像看见了救命神仙般直扑过去，抱着母亲哇哇大哭起来。不知道发生了啥事的我张大着嘴巴，眼睛直直瞪着七哥，呆呆地站立一旁……
只听他哭着向母亲说明了原委：原来是我们寨子里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和七哥同班同寝室的一个同学餐票不见了。事又特别凑巧，因为那天同寝室的其他同学都出去上街买生活用品或去学校澡堂洗澡去了，就七哥一个人在寝室早早睡了。加之同寝室就七哥一个人是“黑五类”——“四类分子”子弟，属于改造对象，“恨”屋及乌，池鱼之殃，这个同学一口咬定，硬赖是七哥偷的。还说他“四类分子”子弟不老实，想坑害贫下中农子弟搞破坏，同时还报告了老师。老师也不作调查了解，不问青红皂白就找七哥谈话，要他退出偷去的餐票，还在班里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七哥。七哥找同学解释，找老师申辩，说他没有偷。可在那个政治挂帅、唯成分论的特殊年代里，像七哥这样身份的人是没有地位和说话权利的。七哥当时就是磨破嘴皮、把心掏出来也没人会相信他的话。同学们对他指指点点，有些胆大的还指着他鼻子叫他“小偷”“黑五类”。七哥一天到晚低着头，不说话，同学里更没人理他。那时十四五岁的七哥已开始懂事，更晓得讲面子了，心灵的打击和创伤不言而喻。事情过去了三四天，到了周六，那个同学打开自己锁着放衣物的木箱，准备清理一下不需要的东西周末带回家，发现他不见了的餐票就在箱子里。他一下子想起周一那天下午餐票买回来时，他正打开箱子取别的东西，当时另一个同学叫他有事，他就顺便把餐票也放到箱子里，赶紧锁上就急匆匆和另一个同学出去了。因为他平时餐票就放在他铺位的枕头下面，等到第二天早餐要拿餐票吃饭，发现枕头下面啥也没有，回想昨天傍晚同学叫他出去时，就七哥一个人在寝室，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怀疑七哥就是盗窃者。真相大白后，那个同学没找七哥道歉，老师也没有在班里开会澄清事实。七哥向老师要求过多次，可老师根本不当回事，只一句话：事情搞清楚就算啦！
这件事，七哥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一个正初涉世情、已渐渐懂事的青春少年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和名誉损害而无处诉求，他内心的压力和委屈可想而知。周六那天，他鼓足了天大的胆子要找校长给他评评理，可等到快天黑了才见到校长，原来他抱着很大希望，满以为校长一定会为他主持公道，可等来的还是那句话：事情搞清楚就算了吧！
愤怒而且无助的七哥，找母亲倾吐，以求得亲人关怀的温暖与心灵安抚的慰藉。
这，也算是七哥人生中的第一次历练吧！
2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祸国殃民的“文革”终于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七哥也已高中毕业。“文革”结束的第三年，我们全家也从农村搬回到了城里。
一向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的七哥，在经历了1978、1979年两次高考都仅几分之差的落榜打击后，听说当时城镇户口参军回来可分配工作。紧接着，为了“曲线就业”，七哥想去参军。经过考试、考核、体检后，一切全部合格，就在等着穿上新军装参加新兵欢送会准备出发的前一天傍晚，我们所在街道居委会老妈妈惋惜地通知他：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七哥最后政审没过关，不能参加新兵欢送会了，末了，老妈妈出于同情，还含着眼泪告诉他，最后刷下来的就他一人。听到这个消息，七哥顿时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次他没有哭，他痛苦而坚强地默默接受了生活和现实对他的再次摔打。
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只要活着，人生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
俗话说，树大分叉，人大分家。刚从农村回城的我们一大家，已经分成了五个小家庭。父亲在回城当年落实政策“摘帽”后就去世了。大哥已成家迁回原籍。大姐也已成家与大娘住在一起。二哥、三哥也相继结婚生子。原来的大家庭就只有母亲、二姐、三姐、七哥和我五口人了。
我们由农村回到城里最初几年，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庄稼，五口人当时又都还没有一个人有正式工作或小手艺等个人特长，全家一片茫然。我还小，在上学读书，母亲不识字，加之年纪大了不能工作，一家五口的生计就靠二姐、三姐和七哥有一天没一天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有时没钱买菜，母亲就到城郊农民的地里摘些南瓜花、扯些嫩点的南瓜藤或挖点马齿苋之类的野菜应付一餐。没办法，为了给家里减少一张嘴，母亲就把七哥送到农村的舅舅那里学木匠。
按当时农村的规矩，三年学徒只管饭，是没有工钱的。七哥起早贪黑，帮着舅舅给乡下人做嫁妆、修衣柜、立房子、做门窗。常言道，娘亲舅大。在舅舅面前，叫干啥就得干啥，再苦再累，不能有怨言，这是起码的规矩，这些七哥都能忍受。有一件事情让七哥受不了，最终让他跑回了家：当时七哥十七八岁，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农村人常说是长骨头的年龄，肚子大，吃得多、喝得多。吃多了就肯定要时间。而舅舅那时已是快六十的人了，饭吃完了，抽支烟，烟抽好了，看见七哥还在吃，就不经意地随便说了句：“你还在吃呀！”说完就拿着斧头，自己干活去了。自小独立性、自尊心都极强的七哥，本来在别人屋檐下混饭吃，已经极不情愿，很是自卑的了。虽说是舅舅，毕竟不是亲娘啊。听了这话，哪受得了。他当时也没吭声，把还没吃完的半碗饭依依不舍地放下，一步三回头，跟在舅舅后面一起干活去了。第二天早晨，他扯谎说回家取换洗衣服，就回城里了。
知子莫如母。母亲没找舅舅核实，也没有责怪七哥，更没逼他回去。
回到城里的七哥，在邻居的介绍下，在一个基建工地找了个木工活。
记得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有句名言说得真好：幸福的人都相似，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这个工地的包工头看上去年纪三十还不到。七哥刚上班没几天，他看七哥的活干得很不错，又能吃苦。就对七哥许愿说：小伙子，好好干，等这栋楼修好后，下栋楼我就把木工活全包给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有你风光的！晚上还请七哥下馆子喝酒。涉世未深的七哥回家在母亲面前直夸他遇见了好人，包工头如何如何讲义气、有本事。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又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听七哥这么一说，她也直交代要七哥好好干，今后发财了要好好报答恩人。七哥得到了母亲的赞许，和那个包工头的关系更加密切，还称兄道弟起来。一天，包工头来到工地，说是要联系下一栋楼工程请建设方（行内称乙方）吃饭，手头恰恰不方便，要七哥给他借几十元钱，过两天取得工程款就还他。七哥想想自己家庭的窘境，确实为难，可老兄有难处，不帮又过意不去。七哥怔了怔后说：我回家看看去吧！回到家里，向母亲说明了原委。常言说得好，屋漏偏逢连夜雨。也活该全家倒霉吧！母亲刚把辛辛苦苦养了大半年的一头肥猪卖掉了，得的大几十元，准备来年给二姐做嫁妆。听七哥说只是应应急，母亲就毫不犹豫地把钱拿了出来……
转眼一个多月快过去了，七哥还在干他的木工活，在建的这栋大楼主体工程也快完成了。让七哥纳闷的是，说好几天后还钱的包工头咋最近十多天没见影子呢？他又不好向别的工友打听。一天早晨七哥刚来到工地，在一起做工的另一个木工急匆匆地走过来告诉七哥：你还来干啥啊，包工头把这栋楼的工程款取来后和酒店一个漂亮服务员跑啦！家里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我们大家的工钱也都让他一起拿走啦！我这是刚听他老婆说的……
七哥一听，头“嗡”地一声，身子差点跌倒。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莫说自己一个多月起早贪黑白干了，连母亲辛苦大半年养的那头大肥猪也贴了进去。那几十元现在看来没啥，可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一家五口人几个月的基本生活费啊！七哥想：去政府讲理要回工钱倒是有那个可能，但也不是很快能解决得了的，当时，讲弟兄感情，没打借条，借给他的钱谁给自己证明呢？去他家找他老婆要，可他家也是从农村刚搬回城不久并不富裕。况且他老婆也是受害者啊，看着他们孤儿寡母的可怜相他也不忍心。自己苦点累点不打紧，他咋对得住老母亲啊！回家咋向老母亲交代呢？自己咋就这么倒霉啊！
3
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人生，谁说不是如此呢？在我们情绪低落、消沉无望的时候，母亲常有句安慰我们的话：人是三节草，总有一节好！想来，这是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了。
1980年春，全省技工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开始了，我们兄弟俩都高兴地报了名。
这时的七哥，是不要命地孤注一掷了。白天足不出户，晚上看书复习也要到凌晨一二点。那时才15岁多点的我，还完全沉浸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懵懂意识里，成天只知道和邻居的小伙伴们玩子弹壳游戏或三角纸片游戏，根本没去想啥未来呀，奋斗呀，更谈不上考虑什么成家立业、志在四方的远大理想了。盛夏的一天中午，七哥到外面买东西回来，又看到我与两个小同伴在打子弹壳，你丢我甩，玩兴正酣。七哥走上前来，不问缘由，“啪”的对我就是一个耳光，并飞起一脚，把我赢的、还放在地上没来得及捡起来收进口袋的一堆子弹壳踢得到处乱滚，满地都是，吼道：快要考试了！就只知道玩！玩！玩！长大了找不到工作叫你喝西北风去！说完，提着我的小耳朵，把我拎回了家里。回家后，我委屈地又向母亲告状。这次，母亲没像往常一样老是偏心于我，在问明缘由后，怒道：你七哥打得好，十五六岁了，还不懂事，不学学你七哥认真看书，就知道贪玩。说完，叫我站着别动，把我身上的所有纸片和子弹壳全部搜走，使劲一甩，丢到高墙外隔壁家已废弃的杂草丛生的院落里了，我往母亲甩出去那方向看去，妈呀！就是想去捡，一是翻不过高墙，二是就算偷偷搭梯子翻过去——我以前从家里楼上看见过的，齐腰深的杂草里经常有蜈蚣和青蛇出没，哪敢再去找呀！看来，今后邀约小伙伴们玩打子弹壳游戏，我是再没“本钱”了！心想，没办法啦，就照母亲说的，跟着七哥好好学习吧！
这时的我，用大人的话说，还真是个“在行乖乖”了！每天随七哥睡半夜起五更埋头看书、复习迎考。
父亲1979年已去世，二哥、三哥已成家分开了，二姐、三姐为一家人生计到处打零工要傍晚才能回来。家里重一点的家务活，母亲经常是叫七哥去干的。为了不影响七哥迎考，我总是争着干，说道：别叫七哥了，让他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头名状元”！我去！我去！
三十年前的镇里，城里还没通自来水，我们喝水要到离家一里多远的沅水河里或郊外的水井里去挑。因家庭出身原因，又经历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冲击，我一生下来家里就特别困难，使我长期营养不良，个子矮小。挑水挑不动满桶，就一次挑两个半桶。母亲看着我挑水时左摇右晃的样子，脸上挂着两滴幸福的泪珠，说道：满儿真懂事了！
我是个用家乡话说来叫“兴伯娘”的人，有人夸我，就更来劲了！从那以后，只要母亲叫七哥做家务，我就抢着去干。在七哥欣慰的眼神和母亲的夸赞声中，我也在一天天地成长起来。
说实话，少年的天真烂漫、好奇贪玩哪是一下子就能全改得过来的啊！有时，我看着x+y枯燥无味，读着《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累了，经常避开七哥，还“欺负”母亲不识字，母亲老远看着我是在认真看书，其实，我读的是那时最流行的爱情小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哩……
秋天来了，天变得更高更蓝，更清更爽。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七哥的昼夜苦读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国庆节前不久的一天大早，居委会主任高兴地跑到我家，跟母亲说道：恭喜你呀！阿姨！你家两个儿子都高“中”了！与我睡在一起，还没起床的七哥听到说话声，一个鲤鱼打挺，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来，鞋子没穿，就直奔过去站在母亲旁边问道：主任，那我得多少分啊？主任道：我们全镇共考取七个人，你们两兄弟一个第一，一个第七！你是第一，还是我们全县第二！听完，七哥眉飞色舞，高兴得都不知道叫主任坐下喝水了。口里直叫道：我终于考上了！我终于考上了！真好！真好！看着他呆呆地老是说这两句话，我和母亲当时心里还真担心：是不是又一个“范进”要诞生了！
等街道主任走后，七哥终于回过了神来。说道：小弟，真想不到，你乱里乱弹也考上了！
一听到表扬，这时的我就翘尾巴了，说道：哈哈，我智商高嘛！要是我也像你那么勤奋，这全县第二、全镇第一哪轮得到你呀？！
谁知七哥听了，不仅没生气，还就着我的话继续说道：那——是！我的小弟是谁呀！有华罗庚的头脑，陈景润的刻苦，你不拿第一谁拿第一呀！小弟你说是吗？
我答道，那是自然咯！
1981年，七哥被当时最好的技工学校——湖南省电影技工学校（吉首班）录取。要去上学的前一天，七哥一夜没睡，跟母亲说了个通宵的话，母子俩有说有笑，好不惬意，好不快乐。自然，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少不了对生活、做人的交代、叮嘱。
我呢？虽然考上了，可在去体检的那一天早晨，却突然被通知说：我不需要体检了，因为还有个人比我考得更好。为什么都通知我去体检了临时又把我刷下来？这件事，对我来说，如今还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谜。年少不知愁滋味！当时才十五六岁的我，却毫不在乎。七哥听说后，要去查分，被母亲和我拦住了。我说，七哥，只要你考上了，我一样高兴！
4
在七哥读技校的第二年，我也参加了工作，作为单位优秀职工被选送到吉首州商业学校带薪进修。兄弟俩在吉首相见，别提有多么幸福了。七哥忙着帮我去车站取行李，到我的寝室为我铺床、打扫卫生，看着他脸上露出的笑容，比我这个当弟弟的还高兴！还一个劲地交代我，能带薪出来长期学习，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要知道珍惜，要懂得感恩，要认真学习，处理好同学关系……，把我的耳朵都听出“老茧”了。当时，还真烦他一个年轻小伙子怎么那么多啰嗦话，所以一句都不想回答，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人总是这样矛盾，在有人处处在乎和关心你的时候，老觉得烦。可当你落寞孤独时，却又渴盼着有个人来问寒问暖。
如今，回想起七哥那些絮絮叨叨、不厌其烦的叮嘱，是那么温暖，又是那么眷念，那么不愿放下，那么舍不得从脑海里抹去，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犹如昨天刚刚发生般！
转眼，两年很快过去。七哥毕业就地分配在了湘西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他同班的其他各县同学全部分回到各县，只有七哥一人留在了州府。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也在州商校毕业后分配到县城，在一家全县最大的集体企业做了主办会计。
一年后，由于七哥的勤奋好学和刻苦敬业，很快被提拔为州电影公司技术股副股长，主管全州电影放映员的培训工作。直到现在，全州各县中年电影放映员几乎清一色是七哥的学生。只要提起七哥，他们无不伸出大拇指夸七哥技术好、人好！使我这个对电影技术一窍不通的弟弟也沾了不少光。
1984年，由于七哥工作出色，州电影公司领导还保送他去了州广播电视大学电气自动化工程专业脱产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被选送到哈尔滨、南京学习电影放映新技术。一年后考取了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同年，被提拔为技术股股长，成了全州名副其实的电影放映行业技术权威。期间，发表了不少技术论文，在全省电影放映系统产生了不小影响。
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七哥与一位小学教师——我现在的七嫂结为了伉俪，之后，很快生下了一个女儿。
1992年，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七哥被当时的州委宣传部长看中，点名抽调他去了凤凰腊尔山干了一年扶贫工作队。七哥吃苦耐劳、勤奋敬业，又有很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很得部长赏识。工作队一结束，七哥就从一般干部连跳两级，破格提拔为正科级的湘西大剧院总经理。
那几年，七哥可谓青云直上、春风得意了。
可是，工作再忙的他，总忘不了关心我这个全家八个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弟弟。
1985年，泸溪能滩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我乘坐的一辆满载40多人的大客车从百米悬崖掉进峒河，大客车翻了个个儿，六轮朝天。从车上死人堆里爬出来受了强烈精神刺激的我惊恐万分、余悸未消，因受伤被送往县城人民医院治疗。正忙着学习和考试的七哥抽不开身，急得心焦，坐不安宁，便委托正在为他带女儿的老母亲带了钱和补品，连夜从吉首赶往泸溪县人民医院探望。
老母亲看到我在病床上还惊魂未定，失眠无法入睡，听见汽车喇叭叫就害怕的状况，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并回去告诉了七哥。七哥考试完后，特意从吉首跑来泸溪县城，陪了我三天，给我进行了特殊的精神安慰——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心理干预治疗”。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想起七哥那几天安慰我的话语，就有一股舒心的暖流跑遍全身，感觉通体畅快。
后来，我工作调动、升迁，任部门主任、公司副经理、经理，七哥无时不在背后给我参谋、指点、提醒、告诫，教我为人处世的办法和工作方法。我27岁时能担任一家有120多名员工的国企总经理，与七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5
1994年暮春，大哥给我来电话，说七哥病了。我当时有些愕然，壮得像头牛的七哥，平日很少看见他生病啊！
我和大哥赶到医院探望他时，听到嫂子告诉了我们七哥的病情后，犹如晴天霹雳：七哥得的是脑肿瘤，也就是脑癌！对一个人来说，得了这种病，在现有医学水平的条件下，等于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而已。而恶性脑肿瘤又是所有癌症里“缓期”最低的。看见病床上的七哥，却像没事一般，和我们有说有笑。看他的神情，根本不像个病人，也不见消瘦。听医生说，七哥身体的各项功能都很好，食欲也很强，如果不是得的这个绝症，他一定能长寿。这些话，我们听了多少有了点安慰。
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七哥转院治疗。我和大哥陪同七哥到了省肿瘤医院，可省肿瘤医院说，这种病只能用最先进的“伽马刀”放射治疗，当时全国就只有北京协和与武汉协和医院有这种设备。于是，我们又辗转到了武汉。经过治疗，七哥病情有所好转，一个周末，七哥要求出去走走。
我们三兄弟就登上了武昌的黄鹤楼。站在黄鹤楼顶，看浩浩长江滚滚东去，武昌城头已今非昔比，历史烟云弥漫而过，抚今怀古，三兄弟情不自禁地一起吟诵起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触景生情，也许是心中对七哥病情的纠结吧，竟然有种悲戚惆怅的感觉油然而生，生怕七哥也像“孤帆”一样“西辞”，远远地消失在碧空尽头啊。
正是年富力强、前程无量的七哥终于还是在1996年初夏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6
“八叔，你在呆呆地想啥啊？该吃饭了。”
漂亮活泼、长得酷似七哥的侄女来到我面前，把我从沉沉的回忆中唤醒过来。望着漂亮可爱的侄女，使我欣慰，泪水潮湿了我的眼睛。
啊——！我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整理了愁绪和哀思。随侄女走向了饭桌。
愿逝者安息，生者康福吧！
长 堤
每次走过故乡那条长长的防洪大堤，仿佛走进了一条五彩缤纷的历史长廊。
悠悠南来的沅水，时急时缓，起起伏伏，伴时光一同前行，故乡浦市，被其洗练了一生。临江那座防洪大堤就像根硕大的拐杖，风雨无阻搀扶着故乡，昼夜抵挡着湍流的冲刷、侵蚀。
南宋年间就已开埠的这座千年古镇，是湘西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首。如今，她虽韶华已逝，饱经风霜，但却依然矗立沅水河畔……
辛卯年初冬的一天，回乡探望老母。吃罢午饭，趁母亲午睡休息那段空闲，怀揣悠悠乡情，带着点忐忑不安之心，我又一次踏上了那条长长的防洪大堤……
眼前这座大堤，北与下庵黑龙寺旁的山脚相接，南到浦溪村旁的上庵寺为止，绵延长达七八华里，于上世纪末修筑而成。
建成后的大堤，经历了本世纪初的几次洪峰考验，仍端坐江边，稳如泰山，俨然守护古镇的“英雄”。
初冬的午后，江面密雾散尽，视野开阔，堤上行人很少。太阳跃过沅水，洒向孤零零、光秃秃的堤坝，反射过来，明晃晃、亮晶晶。东北风拂面，有些清凉，一个人走在平坦的水泥坝面上，虽有点清冷孤寂，但还沉静称心。
迈着悠闲轻松的步子，我边走边看，边思考边回味着……
从大堤的北端往南走，东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脚下沅水滔滔北去，辽阔的江面一望无际伸向天边。站立在高高大堤上，真有点登黄鹤楼、岳阳楼之浩淼沧桑感，令人慨叹良多。顺着江面继续往南张望，视线越过浦溪村旁的湿地沙滩，不远处的康家洲（江心洲）像一条巨大的鲇鱼正逆水上游。凭空眺望，江东对岸八家弄村旁，几块凸起的巨大赭红巉岩，像几只万年老龟屹立河岸。驻足凝思，猜想是不是印证了民间传说——张果老犁出沅水后，玉帝专门派来守河道的神仙哩！打我记事时起，它们都一直默默无闻地挺立那里，顶霜雪风雨，冒严寒酷暑，不巴名利，不望显赫，无企无求，无怨无悔。村东头的参天古树下，建于唐代的浦峰古寺，迎旭日送斜阳，亭亭玉立，像个“小妹妹”，害羞地向准备远行的沅水“哥哥”倾诉衷肠。黑龙庙下的牛角洲，在初冬的枯水季节已露出背脊。河中央的烟坊洲也已钻出水面，可惜它却没有牛角洲那么幸运而得以完整，已被挖沙船、采金船弄得七零八落，坑洼遍地。平时机声隆隆的船和正忙着发家致富的老板们，今儿不见了踪影。此时，这里很悄静，静得有些令人诧异。听说为保护这条湘黔两省上千万人的母亲河，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上书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已将采金船、挖沙船拖走，如今，尽管“沅水老哥”有点伤痛，感到委屈，但还是慰藉了许多。
身后脚下，大堤西面的幢幢新楼旧屋，有的井井有条，有的却交叉无序、星罗棋布，像城市、又似乡村，给人那种复杂的感受，颇有种像处在历史长河里新旧更替、变幻不定的岁月，有些沧桑，有点无奈。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农村城镇化速度加快，也许，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啊！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
带着点沉郁但却平和的心态，在大堤上继续南行，来到堤西浦市第二小学的东大门前。因为现在师生们都走位于城区的南校门，这里说是大门，其实，两扇钢筋焊接而成的大铁门平常却都是关着的，虽显冷清，可大门前左雌右雄两只大青石狮子，却仍很精神、很负责任地坚守着。狮子本是威武之物，可今天我感觉起来，这两只狮子却很是谦逊和蔼。境由心生，物随心转，也许是我心态平静和顺的缘故吧！有句名言说得好：心态决定一切。此时，我更理解这句话的哲学意味了。
情不自禁地走过去，轻轻地抚摸着冰凉而光滑的狮身，虽然，有些地方被岁月风化而剥落，显得粗糙，但却让人感觉实在、亲切——因为它只有本真，始终品不出浮华和虚伪的味道来。
浦市第二小学校址，曾是浦市众多会馆中最大的江西会馆（又叫万寿宫）旧址。此会馆何时所造，准确年代因无文字记载而无从查考，就其建筑风格，文物考古专家推断，大约建于清代中后期，即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我只知道，它是整个浦市古镇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我在脑海里极力搜寻着过去的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家刚从农村搬回城里，我还是个十五六岁的懵懂少年，记忆中的万寿宫牌楼雄伟壮观、气势不凡。那时，从河边下船往万寿宫走，首先是约四五十级红条石码头台阶，两边是石砌的、丈把高的观景台石壁，人从石壁下走过，犹如行走在幽深的巷道一般。上得台阶，可去左右两边各有十米见方的观景台，眺望沅水风光。从观景台后继续西行，又爬过十多级同样是红条石砌成但比临江码头宽了许多的台阶，就是雄伟的万寿宫牌楼。牌楼正中有一圆拱大门，大门正上方是凸起的，从上到下用行书书写“万寿宫”三个黑色大字，每个约脸盆大小。字的左右两边，两短两长四根石柱，上面的雕龙画凤栩栩如生。整座牌楼由火砖、青石砌成，用石灰掺糯米粉刷墙面，如一坚实牢固的屏风挺立沅水河边。从圆拱大门进去，就是东西长约五十米的走廊，中间是红条石铺地，两边廊房高出路面五六寸的街缘岩，都是由行行纹路雕凿清晰的青石板组成，整齐划一，蔚为壮观。南北廊房木柱青瓦，古色古香、造型独特、朴实典雅。临路面回形窗棂，视觉清晰、简单大方。从廊房中间的走廊尽头，跨过南北走向、东西不到一丈宽的河街，继续向上西行，再爬过三四十级台阶，见两只石狮之处，就是万寿宫正殿大门——即我眼前的浦市第二小学东大门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作家、《新民晚报》记者蒋丽萍、林河夫妇乘船来浦市参观游览，在她的《泸溪——浦市》一文里曾这样描述过浦市古镇及万寿宫码头：“进镇，历史的巨掌把我们推进了一个蓄着昔日繁华的深谷。万寿宫前曾泊满船排的码头，现今冷清得连一只虫虫都没有。数十级从河面爬上街头的石阶上排满了寥落的寂寞。”浦市及万寿宫码头那历史的、寂寥的、静谧的美感，在蒋丽萍那支生花妙笔下，被勾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听父辈们念叨，我们家祖辈也是“江西老表”，大约在十八世纪末因经商迁来浦市。因此，我们对江西会馆——万寿宫自然情有独钟，多了份特殊的感情。
然而，可惜的是，因修筑防洪大堤，万寿宫码头及美丽的廊房如今都已沉睡地下，成了浦市人永久的记忆，同时，也成了浦市茶馆里茶客们茶余饭后恋旧时闲谈的话题了。
历史是前行的，每前行一步，却都需要付出代价。雄伟的长长的防洪大堤虽保住了一方家园，同时，也淹没了这方家园里一部分珍贵的文化遗迹。
过了浦市第二小学东大门，在大堤上继续南行，不远就来到了浦市自来水厂。东面高高的、紧靠堤坝的蘑菇状抽水塔，像一巍峨巨人屹立江边。水厂办公室及一二级沉淀池位于堤西，距水塔直线距离约百步左右。这里，原系我家老屋旧址，面积约三四亩地。想起我家那幢宽宽长长、木柱青瓦、吊脚楼式的老屋和屋前屋后的柑橘园，以及临江那座码头，那股子悠悠浓浓的乡情又一次激烈涌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育之恩、怀念之情，再次撞开了我那扇记忆大门，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文革“红流”滚滚而来。父亲因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几年浦市蒋介石政权的伪保长，由此历史问题被划为“黑五类”。我们一家也自然成了“黑五类”家属子弟，被遣散下放，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房子拆毁，柑橘园没收归公，橘树也被砍伐。后来听父母回忆，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破四旧”运动，浦市古镇被拆毁的会馆、庙宇、古院落、古建筑不下百座。
人，能创造一个世界，同时，也能毁灭一个世界。几千年中华儒家文明，我们的国学精义，“仁”“义”“礼”“智”“信”在浩浩历史长河里，不也曾几经磨难，又几经重建吗？何况几家会馆，几座院落，几棵橘树？在此，我们无意争论其是非对错。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发展都呈螺旋式上升，有坦途，必有曲折。英国杰出历史学家汤因比有句警言说得好：“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致跌落万丈深渊。”所幸的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迅速觉醒、调整方向”并力挽狂澜了。
从自来水厂继续南行约一两百步，就是浦市古镇的标志性景观——曾繁荣了两个多世纪的“浦市大码头”了。
这座古老的码头，始建于明代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系浦市当时富商——廉门姚、陈氏婆媳捐资修建。当时修建码头的来由有遗存碑文为证，这里摘录一段如下：“……吾家有余资，两代孀居，意者善行未修，天故示之罚乎？幸有藐孤，嗑口行利济事，周争恤困，通有无，皆裕如。适目睹码头圮，慨捐千金……”
码头建成后，又几经扩建维修，便成为水路要津。朝廷进出大西南的军饷，以及湘、鄂、川、黔、滇五省大部分物资都从这里往来经过。曾经“舟楫蚁拥，商贩鳞集，上下河街，往来络绎不绝”。浦市，成为了当时中国大西南的重镇，是湘西，乃至整个大西南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一直繁盛到清末民初，长达两个多世纪。是故，昔日才有了“小南京”美称。
驻足此地，不经意间，我突然想起了父亲在世时，曾讲过的一段关于我曾祖父的故事：1851年到1865年间（清咸丰、同治年间），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浦市难民潮涌，河街乞丐众多，当时我家曾祖父姚启锦家业兴旺，且信奉佛教、乐善好施。曾在大码头旁我们家的商行门口专门设立过免费粥摊，解流民之饥。并长期免费摆放一些简易棺材，用以安葬那些死去的太平天国伤兵和流亡难民。为此，当时浦市人见了曾祖父，都会肃然起敬地尊称一声：启锦公！
站立码头，感恩之情油然而生，那种对先祖无私好善之德，心底由衷地赞叹和敬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风范，先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阳光下的我，忆起这些，一股暖流遍及全身，情不自禁地，朝着身后祖居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浦市大码头还有许多历史故事也曾广为流传。据说清代中期，乾隆皇帝下江南巡查汉苗边关时，曾在这里上岸，去浦市西面行宫驻留，品尝过“浦市甜橙”；清末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离开“天国”元首洪秀全，负冤出走。大部队顺长江而上，过洞庭，逆沅水入辰州府地界，西征川、黔时，也是从浦市大码头登岸，再经吉首、花垣，从秀山入川，最后兵败大渡河；还听如今尚健在的长辈回忆，随母亲在浦市长大的民国著名将领刘峙将军，民国浦市名将、曾任台湾基隆要塞司令的姚祖龙将军，于清光绪年间，还是从这里登船，长途跋涉，几经磨难，最后终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为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了不朽功勋……。直到清朝末年，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经济发展，西方列强发明了汽车并引入中国，进而我国公路兴起，快捷方便的陆路运输代替了缓慢的水上交通，进出渝、川、黔、滇的物资及军饷大部分改由南路广西等地经过。曾经繁华一时的浦市大码头，也就因此而由盛转衰了。
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其《湘行散记》的《浦市》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过浦市及大码头：“这是一个经过昔日的繁荣而衰败了的码头。三十年前是这个地方繁荣的顶点……每当黄昏薄暮，落日沉入大地，天上暮云为落日余晖所烘炙，剩余一片深紫时，大帮货船从上而下，摇船人泊船近岸以前，在充满了薄雾的河面，浮荡在黄昏景色中的催橹歌声，正是一种如何壮丽稀有充满欢欣热情的歌声！”
民国初期，整个湘西仍处于不发达的半封闭状态，还没有一条公路，只有沅水、酉水两条河流连通着外面的大千世界。年轻的沈从文从凤凰出发，走浦市西面的千年古驿道，到常德，过洞庭，去武汉、南京、上海，继而北上京城，当兵、求学、奋斗、求索，许多次都是由浦市大码头启程远行……
我记忆中，二十世纪中晚期的浦市大码头，是用浦市特有的、一块块砧板大小的红条石砌成两百多级台阶，由水中一级级向江岸缓缓爬升，两边顺南北江流呈圆锥形张开，远看似一巨扇铺于岸边，形状气势有如著名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站立其上，望大江南来北去、波涛滚滚；对岸江东古寺，晨钟暮鼓、佛声悠悠；高岩坎古寨，绿树成荫、炊烟袅袅；村落下的江边，片片沙洲、绿草萋萋。其壮丽景色，犹如仙境天成，令人心潮起伏、激情荡漾，仿佛置身画图……。每每我从这里登船去县城、州府、省城甚至更远的地方，隆隆震耳的机帆船离开码头时，回首那一方方赭红石块，那一幢幢江边会馆、大院、商铺、木楼，那种对家乡的依念就如经年不息的江水，绵绵怅怅、悠悠长长。
如今，码头因流光穿梭、日月轮回、洪水泛涨、波涛荡洗而风光不再。大堤修筑后的浦市大码头，一级级水泥台阶代替了先前原始古朴的赭红石块，已是人非物也非了！大堤从码头顶部横亘而过。因初冬枯水季节，堤上两扇巨大的防洪铁闸门寂寞地敞开着，“大码头”三个大字静悄悄地依附于铁门顶部的闸门横梁上，显得渺小而不起眼。几只机动船、乌篷船、小快艇，寥落地停靠码头，几乎看不见乘客。由于武（溪）浦、白（沙）浦、浦辰（溪）公路的畅通，这里几百年沧桑，昔日的热闹繁华，都已随雨打风吹去，淹没于浩浩历史长河之中！
太阳西斜，沿大堤继续南行不久，走进了一片挺拔茂盛的杨树林。这里已是大堤的尾部，浦溪村的北缘。
秋风尚未完全带走的片片落叶，仍随着这里四季不停的北风，在夕阳下，在黄昏的薄雾里，时不时零零星星飘过我头顶天空，在眼前孤傲地游荡着。林中延伸的大堤，就像条通往未来的时空隧道，给人以无边遐想和憧憬。视线穿过杨树林，面对日夜不停、义无反顾、缓缓前行的江流，记忆中堤下浦溪村旁鹅卵石遍地，平坦如戈壁滩的大片沙洲，如今被采沙船挖得如高低不平的山峦丘陵，更像战争年代军队指挥所里的大沙盘，其间的道道沟壑，成了“沅水老哥”额上的条条皱纹，隆起的小山坡，就像“沅水老哥”身上被蜂蜇的一个个大肿疱。饱经沧桑与磨难的“沅水老哥”，如今正寂寞流淌在黄昏的暮色里。
浦溪村西边的一条沅水小支流，把沙洲与岸边大片平坦坦的，虽已入冬但还绿茵茵的草地，硬生生地分开。草地上，几头褐色的大水牛低头大口大口地啃食，忽而昂首，咀嚼几下。不远处几个嬉戏的顽童在草地上追赶打闹，一只小花狗也屁颠颠地跟在小主人后面欢快地东跑西跳。远处农家小楼上腾起的袅袅炊烟，正追赶着天上飘过那几朵，刚刚被晚霞染红的南归云头……，祥和与温馨，立时赶跑了我那悠悠淡淡的离愁与伤感，沉郁的心情暂时恢复了平静。脑海里不知从哪儿跑来了徐志摩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我的思绪，也随诗里意境在美丽地延伸、舒展、流动着。
归的意念油然升起，耳旁，仿佛响起了母亲那熟悉而亲切的呼唤。
责任编辑 张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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