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写于1924年12月20日，最初发表在当年12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七期上，后被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全文600余字。这篇散文诗用超现实主义的极度夸张笔法描绘出一幅奇异而引人深思的生活画面。一男一女赤身裸体，手持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不知是要相爱还是情死。路人们从四面奔来赏鉴他们的拥抱或杀戮。然而他们俩对立着，既不拥抱，也不杀戮，直至干枯。路人们终至于因无聊而走散。而这对男女反而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而永远沉浸于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篇奇异而极富象征意味的散文诗题为“复仇”，那么其“复仇”的对象是什么？这种“复仇”又包蕴着作者怎样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呢？
对这篇散文诗的创作立意鲁迅曾有两次说明。一次是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1}另一次是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因为天下究竟非文氓之天下也。”{2}受此影响，大多数研究者有了相近的看法。如冯雪峰说：“在当时那样社会上这种‘无聊的‘旁观者确实是很多的，这种‘旁观和‘无聊也就是作者平日所指责的‘国民精神上的‘麻木的一种。”{3}李何林认为：“作者用夸张的富于形象的笔墨，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群众（作者所见的）的麻木无聊的可怕。”{4}孙玉石也说：“这篇散文诗《复仇》，就集中凝聚了多年来鲁迅对‘戏剧的看客精神麻木典型的深刻认识和憎恶感情。”{5}闵抗生也认为“由于憎恶这类旁观者，鲁迅先生写了《复仇》”。{6}以上学者基本上都认为作品的立意或主题就是对社会上无聊“旁观者”的揭露、憎恶和“复仇”。不过，在对“复仇”的对象，即“旁观者”的指涉上却有不同。冯雪峰和李何林基本上认为这些“旁观者”就是指落后的不觉悟的群众。孙玉石虽然也认为“旁观者”即落后的不觉悟的群众，但却偏向于是向其精神麻木的心理状态的“复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习惯于从社会政治视角研究问题的学者们，在做出这样判断的同时，随即意识到鲁迅对落后不觉悟群众的“复仇”与他一向为受压迫劳苦大众呼号的人民立场的矛盾，于是就归咎于鲁迅思想上的矛盾、弱点或阴影。如冯雪峰说：“像作品中所写的这种所谓‘复仇的心情就分明反映着爱憎的矛盾，因为这种心情不同于冷漠或冰冷的态度是显然的。可是，这种爱憎的矛盾，怎样解决呢？社会上多的是这种‘无聊的‘旁观者，如果像这‘一男一女似的采取了一种所谓‘复仇的态度，‘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那是显然不能够解决跟‘旁观者的关系问题的。这里也就很明白，正是这种爱憎的矛盾，正是这种愤激或所谓‘复仇，反映着作者在他的社会思想上所存在的矛盾。”{7}孙玉石也解释说：“鲁迅写这两篇《复仇》的时候，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统一战线分化之后。‘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他在漫漫的长途中，努力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战友，而又囿于个性主义思想，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观察革命先觉者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关系，没有找到觉悟而奋起的革命力量的洪流，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这两篇散文诗中表现了过多的孤寂情绪，表现了对于群众麻木一面缺乏全面分析的倾向，表现了对革命者与群众关系不无偏激的看法，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思想弱点。鲁迅是自己时代的‘人之子，而不是超越历史的‘神之子。他无法摆脱时代和世界观给他带来的历史局限。”{8}也有的研究者从鲁迅思想的变化和分期上解释这一问题。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复仇》反映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以前的鲁迅先生对群众的错误认识，到了所谓的‘后期，鲁迅先生掌握了辩证唯物论，便不这样看待群众了”。{9}闵抗生不同意以上诸学者的观点。他认为鲁迅所“复仇”的“旁观者”或“看客”根本不是指群众，而是指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他分析说：“在鲁迅先生作品中，那些看杀头的看客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多是小城镇上的市民，闲汉，奴才。其中也有少数劳动者，但他们决不是看杀头的基本观众，而且这些劳动者也不是受压迫最深的工农群众。……《复仇》是这样描写那些‘旁观者的：‘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着。‘空着手，表明他们是些游手好闲之徒；衣服‘漂亮，大概是为赏鉴这‘拥抱或杀戮而作的精心打扮，同时也说明他们不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着的工农大众。”{10}
以上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解读《复仇》的研究者们的主要观点。而从婚恋心理的视角来解读作品的学者则认为，作品中描绘的手持利刃、赤身裸体对立的一男一女就是鲁迅与朱安或许广平婚姻或恋爱状态的象征，而“旁观者”或复仇的对象不是泛指庸众，而是喜欢刺探人的隐私、操纵社会舆论、制造庸俗新闻或卫道的“文氓”。从婚恋视角解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李天明，他认为：“鲁迅个人徒有其名、不即不离的婚姻痛苦，就在不杀不爱的对峙的恋人形象里得到惊人的体现。作为夫妻，他们应该各以自身的‘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可悲的是他们的温热不足以诱使他们相引相抱，爱也随之转化为恨。只要用恨的利刃一击，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然而同样可悲的是，他们之间的仇恨也不足以完成这一杀戮，结果就只能是他们永久地对峙直至干枯。这一结果实质上比相杀更为悲苦，所以诗人称之为‘无血的大戮。……旁观者的围观使他们不能或不愿相爱或相杀，为的是不让旁观者有‘戏可看。个人的行为只能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实现，个人的行为也永远带有社会性。基于此层面，《复仇》也可以认为是个人对社会的复仇。”{11}此外，李天明还从文字学的角度做了这样的分析和解读：“‘仇通‘逑，不仅可以指仇人，也可以指配偶。……鉴于此，‘复仇便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答配偶或答‘仇敌。题义的复义性极巧妙地紧扣了散文诗藏匿着的主题：无爱情可言的夫妻的情感，心理和行为既不像配偶，也不像仇敌。”{12}另一个从婚恋视角解读作品的是胡尹强，他把旷野中对立的一男一女理解为是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状态的象征。而所谓“复仇”是诗人对恋爱隐私的窥伺者们复仇。他分析说：“这些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带着一种猥亵的心理，对男女恋爱充满好奇的探索，一旦探索到一点，就不惜添油加醋到处制造流言蜚语，不仅令诗人痛恨，而且还是对诗人爱情——何况还是婚外恋——的一种无形威胁。诗人越想越激愤，就写了《复仇》：我们不恋爱了，让你们无隐私可以探索，无聊直到干枯！”{13}这种从婚恋视角对作品的解读，特别是李天明从文字学角度提供的颇为新颖有趣的解读，虽然就情理逻辑上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把鲁迅一以贯之的对看客心理这一国民性陋习的揭露与批判限定在个人的婚恋情感上，显然是对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的矮化，这种“私人化”的解读，遮蔽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降低了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并且，鲁迅在同一天写的两篇同名散文诗《复仇》，其抒发的情感和表现的思想情绪或说“复仇”的主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而按照婚恋视角来解读《复仇（其二）》则无论从情理还是从逻辑上讲都很牵强。
以上我们对以往研究者们的解读或研究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做了大致的梳理并给予了简单的评析。下面可继续做些深入的解读。
笔者认为，在《复仇》中，就“复仇”对象而言，应指广义的指蒙昧的被启蒙者，包括不觉悟的群众，也包括其他各阶层的具有看客心理的人们，如果因为考虑鲁迅的人民性立场而把其限定为“是指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则显然不符合鲁迅启蒙大众的立意和初衷。所以作品“复仇”的对象应理解为广大的被启蒙者，或更抽象的说是指蒙昧者落后的国民性陋习——看客心理。就作品的主题而言，《复仇》不是作者所一贯的对看客心理揭示和批判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这一主题有重要的拓展和深化。所谓“复仇”，表现了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怒其不争”的愤激与宁愿以毁灭自己为代价来唤醒大众的自我牺牲精神。
我们知道，揭示麻木的看客心理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最初的诱因就是在一部幻灯片中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绑来杀头，说是替俄国人当了侦探，而周围看热闹的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使鲁迅深受刺激，于是立志以医治国民的精神为己任。确实，我们的国民在几千年专制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愚弄下，生活在一种没有思想，胸无定见，迷迷糊糊地随大流的心理状态中，而以看热闹寻求刺激作为生活的乐趣。就像鲁迅在《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所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14}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15}正是基于对国民性弱点的这种认识，使得“围观”或“示众”成为鲁迅文学创作中不断重复的意象。如小说《示众》，活灵活现地描写一些无聊的人们围观一个犯人的生活片段；《阿Q正传》中写大群的观众尾随着被游街示众赴刑场的阿Q，并从人丛里发出豺狼嚎叫一般的叫好声；《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受到路人们的围观和交头接耳的议论；《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也是人们围观和取笑的对象；《死后》中围着死尸看热闹的人只说出些诸如：“死了？……”“嗡。——……”“哼！……”“啧。……唉！……”这样毫无意义的麻木而冷漠的话语；《三闲集·铲共大观》中描写长沙屠杀共产党人后，全城男女围观者挤得人山人海，“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对此，鲁迅感叹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16}可以看出，揭示和批判落后愚昧的看客心理这一国民性陋习是鲁迅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态度。
《复仇》当然也涵盖了这样的用意与题旨。但是，《复仇》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蕴含着作者更复杂的情感和对启蒙的更深刻的反思。我们知道，鲁迅一方面坚守启蒙的立场，一方面又在现实中深深地感到了启蒙的艰难和个人战斗的无力。感觉自己在与旧传统习惯势力的战斗中犹如置身于“无物之阵”，或“空虚中的暗夜”，尽管诗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在“无物之阵”中左冲右突，勇敢地“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但是，最后发现“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并最终成了胜者，“无物之阵”依然故在，而时时向诗人袭来的“空虚中的暗夜”，在“肉薄”中诗人却又发现“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诗人充满正义与悲情的勇猛抗战被强大的对手——旧传统文化和旧习惯势力轻易地化为一场堂吉诃德战风车式的闹剧，这使诗人感到荒诞而无可措手。他一面抱着冲破铁屋子的希望为唤醒沉睡的人们而大声疾呼，勇猛地揭露和批判封建文化及封建吃人者的虚伪和罪恶，一面又由于封建文化和旧习惯势力的强大，感到这“铁屋子”万难破毁。他一方面对深受政治压迫与精神奴役的劳苦大众抱有深深的同情，一方面又对他们难以唤醒的愚昧、麻木及奴性的顽疾痛心疾首。这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就形成了鲁迅内心强烈的悲悯与愤激交织的复杂情感。这是“先驱者已经实现了的现代人的强大个性，与民族大多数基本上未进入‘人的现代化历程的愚昧状态的反差，先驱者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必然要求，与事实上没有实现，并且暂时看不到实现希望的反差。这反差太大了！它所引起的不能不是：浸透骨髓的痛楚，难言的失望，以及置身于荒野之中的寂寞……”{17}
不过，虽然鲁迅在启蒙的过程中体验了难言的失望与悲愤，但他对启蒙者的处境与启蒙的意义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说：“‘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以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多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18}他深信易卜生在《国民公敌》中借主人公斯铎曼医生所说的那句名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所以，他能够忍受着强烈的孤寂、失望与悲愤坚守启蒙的阵地而不放弃。正是这种对启蒙的坚守与反思的悲悯而又愤激的心态，使鲁迅的一些作品形成了一种“独异个人和庸众的相对”{19}紧张对立的设计模式。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别人眼中他是精神错乱的疯子，所以路人在看热闹，家人在为他“治病”。而他却是清醒地认识到了封建文化“吃人”的先觉者，他一心一意要劝转吃人的人，呼吁“救救孩子！”《长明灯》中的觉醒者执意要吹熄象征封建宗法制度与礼教传统的“长明灯”，同样与周围的庸众形成紧张的对立。他的启蒙行为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与响应，反而是被他的启蒙对象即吉光屯的村民当成危险的“疯子”关押起来。这种“独异个人和庸众的相对”的模式在批判看客心理的一些作品中就表现为“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最典型的就是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在作品中，作者在揭露和批判看客心理这一国民性陋习时，写被围观的一男一女既不拥抱也不杀戮直至干枯，最后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以此表达其精神的“复仇”，即怒其不争的愤激之情。当然，这里的“复仇”不是要使对方毁灭，而是以极端的方式来刺激从而警醒大众。正像孙玉石所说：“这里鲁迅对‘旁观者冷峻的憎恶同样包含了他惊醒群众麻木的热烈渴望。诗篇表达的‘复仇，并非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中的‘复仇的意思，而是用‘无戏可看的办法对麻木群众敲起警醒的钟声，目的仍是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20}
笔者认为，鲁迅的“复仇”不但不是要使对方毁灭，反而表达了一种耶稣受难而造福人类的献身精神，即宁愿以毁灭自己为代价来唤醒大众的自我牺牲精神。鲁迅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是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21}鲁迅作为一个时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他自然知道在改革中不仅要求别人付出代价，而且自己更要身体力行，以自我的牺牲换取改革的成功。在他的小说《铸剑》中，为了对残暴专制的国王复仇，宴之敖者不仅要求眉间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自己也割下自己的头颅才完成了对国王的复仇，即以生命的代价来摧毁封建专制暴政。宴之敖者身上即有鲁迅的影子。鲁迅在如何对待子女的问题上决绝地主张：“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2}在对待旧式的包办婚姻问题上他表示：“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23}在谈自己翻译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时表示：“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24}这就是鲁迅的窃火给人类，虽遭天帝之虐而不悔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也是《复仇》和《复仇（其二）》所隐喻的深层主题。
下面还可从故事层面的浅层隐喻和精神层面的深层隐喻角度来对《复仇》进行进一步解读与分析。
散文诗的全文分八个自然段。从故事层面的浅层隐喻看，第一自然段描写男女赤裸的身体及对他们将要偎倚、接吻和拥抱的想象；第二自然段则想象用利刃刺穿赤裸男女身体的情况。这是故事的第一部分，即故事的起因或开端。作者以极端夸张的笔法预设了这一似乎带有性与暴力的场面，以吊那些“旁观者”的情绪和胃口。第三至七自然段是第二部分，即描写故事发展的过程。与那些“旁观者”们的期待相反，一男一女裸身对立，捏着利刃，既不拥抱，也不杀戮，直至干枯。于是路人们无聊失望之极，终于无趣地走散，这里重点描写了“旁观者”们围观的丑态和他们失望的心理。“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而在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看到之后，他们“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作者对无聊看客的厌恶之情溢于笔端。第八自然段是全文的第三部分，也即故事的结果。描写干枯对立着的男女，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也就是以反观的方式实现了对看客们的精神“复仇”，即揭示和批判了看客心理这一国民性陋习。
而在精神层面，散文诗的第一、第二与第八自然段所描绘的“生命的大欢喜”的三种情况，即逐层推进的三种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才是作品的深层隐喻或真正的主题。
在第一段，“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这里表现的是人的动物性或生理层面的两情相悦的“沉酣的大欢喜”。而第二段：“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里表现的是男女爱到极致的殉情。彼此爱得分不开，又可能因社会或道德等种种压力或原因而无法厮守，于是以死来作为对阻碍他们相爱的势力的抗争和“复仇”，以死来达到自我身心的解脱，来表明相互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彼此以为对方而死感到精神的满足与愉悦，于是“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最后一自然段：“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里表现的则是理想者或改革者的殉道，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杀身成仁。男女为了警醒世人，对立直至干枯。“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以自己的死为代价，看着看客们的陋习被瓦解与歼除。这种精神上的较量与歼除，就是一种“无血的大戮”。以牺牲自己而换来看客的陋习被瓦解与歼除，完成了一种终极的抗争与“复仇”，于是精神“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就是先驱者为改革而甘愿付出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正像钱理群所说：“真正伟大的复仇者，必定是伟大的牺牲者——请看鲁迅。”{25}
注释：
{1}{16}{24}《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第106页、第209页。
{2}《鲁迅全集》第12卷，第415页。
{3}{7}冯雪峰：《论？骉野草？骍》，见《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第172—173页。
{4}李何林：《鲁迅？骉野草？骍注释》，见《李何林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5}{8}{20}孙玉石：《？骉野草？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第105页、第101页。
{6}{9}{10}闵抗生：《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第58页、第59页。
{11}{12}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骉野草？骍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第135页。
{13}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骉野草？骍世纪之谜》，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14}《鲁迅全集》第5卷，第474页。
{15}{18}{21}{23}《鲁迅全集》第1卷，第170—171页、第327页、第164页、第322页。
{17}{2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页、第92页。
{19}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7页，第98页。
{22}《鲁迅全集》第6卷，第258页。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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