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很快就要印行，这是第一套全诗体汉译莎翁全集。这让我想到主译者方平先生，已经不在五年多了。当时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猛然想起十多年前他曾邀我去他的小花园坐坐，而我竟然没有前去拜访老人，懊悔不已。人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错失什么，这也是年轻的一个意思吧。

　　方平先生年轻的时候是个诗人，一九四七年出了一本诗集《随风而去》，那年他二十六岁。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故事诗《维纳丝与阿童尼》，从此放下了诗歌创作，转而从事翻译。那一本薄薄的《维纳丝与阿童尼》，他前前后后花了六年时间，五易其稿，才算译定。这一方面说明译诗之难，也说明在那个年纪，方平先生就是一个多么认真耐心的人。

　　方平先生晚年，倾全力以诗体主译《莎士比亚全集》，不可不谓一个壮举——虽然他一生平淡谦抑，不会把“壮举”这样的词用到自己身上。要他自己来说，也许只会说是实现一个心愿。一九四四年，曹禺为成都的一个剧团以诗体翻译了《柔蜜欧与幽丽叶》，这是第一个莎剧诗体译本。方平先生谈到曹禺的诗的语言，总是赞叹；此后，又有孙大雨、卞之琳、吴兴华和方平的诗体莎剧译本。到七十多岁，方平先生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心愿上了。

　　一九九六年一月或二月，我那时还在《文汇报》工作，写了一篇专稿，介绍方平先生的诗体翻译。稿子在《文汇报》发出来后，《作家文摘报》转载，我把转载的报纸寄给了方平先生。方平先生写了封回信：

　　新颖先生：

　　新春好！

　　承特地寄赠《作家文摘报》，已于上月中旬收到，甚谢！

　　做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已习惯于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寻找自己的乐趣，求得心之所安，我常说这是坐冷板凳的事业。蒙美意以较高的规格专栏介绍，使文学翻译工作者感受到亦有机会受到社会上的关注，那是十分感谢的。

　　鼠年春节，我几乎没有什么走动，埋头以诗体翻译《理查二世》，莎翁的这一著名历史剧，可说是我翻译的十八个莎剧中难度最大的一个，甚至超过了《哈姆莱特》。

　　舍间有一小花园，春暖花开后，得暇盼光临一叙。祝

　　编安！ 方平

　　1996.3.2

　　方平先生住在太原路那一块儿；没去小花园听老先生说说话，听他谈谈“心之所安”的“乐趣”，是多么不经心、不懂事的错误。二〇〇〇年，《新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主译和修订的方平先生既欣慰又有些许遗憾。八年后方平先生去世。

　　方平先生一生钟情莎士比亚，但别的译作也很多，《十日谈》、白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等都是名译。我听导师贾植芳先生说起过，方平先生是邵洵美的女婿，做媒的是我的师母任敏先生。有一次开会贾先生碰到方平先生，说我夫人给你做媒，我很喜欢你译的《十日谈》，请你送一本。方平先生当然很快就送了来。

　　有一本弗罗斯特的诗集《一条未走的路》，在方平先生的翻译里面不算常常被提起的，我大学同班同学给我一册，我很喜爱，至今时不时要翻翻读读，读译诗，也读他每首诗后面都写的阐释。他做了一辈子翻译，却屡屡谈起自己翻译时“心虚胆怯”；他深知翻译的先天性遗憾，却从不因此而懈怠译者的责任。老翻译家有时诚惶诚恐得像个小学生。每次拿起这本《一条未走的路》，总想起我没去过的小花园。

　　沈从文，他的生命提醒我们的

　　一九九七年，我写出自己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二〇一三年，完成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书稿，想起这篇文章，才恍然明白，原来十六年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胚胎；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它终于长成了。

　　我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读沈从文的，读了好几年，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好像是要等待一个机缘，机缘不到，什么也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个机缘等来了。一九九二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接一封的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我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又说不出明白的到底是什么。沈从文在这条河流上经历了一次“彻悟”，我一时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彻悟”，但他一月十八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真正开启了我理解的空间。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遇到这段文字，我就可能走不进沈从文的世界。

　　此后陆续见到沈从文生前未曾公开的文字，促成了我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但到那时为止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二〇〇二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三十二卷，一千多万字，其中四百万字生前没有发表过，这四百万字中的大部分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写的——读完这些，我产生出明确而强烈的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并开始着手准备。

　　二〇〇四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置“原典精读”系列课程，并催促任课教师撰写讲义教材。二〇〇五年寒假我写完《沈从文精读》一书之后，想一鼓作气完成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只写了万把字，就不能再继续下去，因为前面的书稿赶得急，没日没夜对着电脑，眼睛出了问题。这样就不得不拖延下来。一拖就是好多年，简直快要拖出心病来。二〇一二年秋天，我重新开始，排除了其他事的打扰，一心做这一件事，转年夏天就完稿了。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写过一篇《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讨论了这个问题。探究之后就可以发现：“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