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春颖

　　桂红结婚的喜车排着长长的队伍，在人们的赞叹声中，缓缓地从我家门口经过。车尾腾起金粉般的烟尘，它们带着同样的风光，飘进我家的院落，隔着厚厚的玻璃，把我的眼睛迷得生疼生疼的。

　　我实在想不出桂红此时的感受，但我知道她一定把我忘到脑后头去了。这些天，我一直为是否参加她的婚礼矛盾着，现在才知道没那个必要了，前些天的邀请只不过是虚晃一招。

　　前几天，桂红的嫂子到我家坐了一会儿。她一边嗑瓜子一边说：“大姐，妹子问你一句不该问的话，你当年去救桂红，是碰到点儿上了，还是真心救她？要是换了我呀，我可没那么高尚！现在这个社会，你去做好事，人家可不会把你当成活雷锋，弄不好还得挨讹。”

　　桂红嫂子的话不像刀子，不像鞭子，也不像地雷，像一支麻醉剂，因为不止她这么问，别人也无一例外。一开始我还哭喊着为自己抱屈，后来就干脆保持沉默，让好事的人自己去嚼舌。如今那一幕情景早已灰飞烟灭，可是，许多人的质疑却深深地扎下了顽根，为我布下了数不清的埋伏。

　　我被大火烧伤后的那个模样，连麻雀都瞅着闹心，桂红的嫂子能来通知我参加婚礼也算是抬举我了。

　　我出院后和二叔二婶住在一个庭院里。这个院子有三间正房，其中一间是我的卧室，摆着木椅、书柜、一台旧电脑，还有一面美丽的道具——镜子。

　　二十年了，我没敢照过镜子，就连洗脸的时候都闭着眼睛，我害怕那水中的倒影。今天是桂红的好日子，不知怎的，我心中的一种情愫也跟着悄然悸动了，按都按不住。我羞怯地挪到镜子前面。镜子里不仅倏然出现了新娘子娇美的脸颊，而且那脸颊的小酒窝里还填满了另一个人深情款款的目光。那个人就是老马——马德华。

　　老马是我二叔的工友，他们一起在地里栽花种草。二叔曾对我说，在他和老马还没认识的时候，老马就凑到了他跟前，拿出自己的诗稿，连唱带念。接下来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渐渐熟识了。老马不光给二叔读诗，也会给别的人读。因此他在没有文化人的圈里获得了一个“魔怔”的绰号。我那时想，老马之所以和二叔投缘，肯定是闻到了二叔身上的腐书味儿。二叔一辈子只嚼一本老书，只会一个“名落孙山”的成语，在和人说话的时候，他还会骄傲地反复地运用它。

　　二叔曾向老马提起过我——一个曾经在本地周报上发表过浪漫诗篇的女诗人——他的已经启用了笔名的亲侄女。这引起了老马的高度重视。他马上让二叔把他的手机号抄到一大张稿纸上，同时还要了我的手机号。

　　也许因为他大我十来岁，也许因为矜持，也许还有别的缘故，老马迟迟没有和我联系。

　　难怪桂红不愿请我参加婚礼。我到场了，人们会瞩目哪一个？谁是主角？可我毕竟是她的救命恩人呐！如果二十二年前我不跑去救她，她一个只会哇哇大哭的孩子，在那一场野蛮的大火里……是我的巨大牺牲才换来了她今天的一切。我，理所应当是她婚礼上的贵宾！

　　当年我住在医院里，全身被绷带裹成了蚕蛹，头上戴着头套。桂红的父母把三岁的她抱到我的病床前。桂红好奇地问她妈妈，躺着的这个怪人是谁？她妈妈流着眼泪说：“从今往后她就是你的亲姐姐！”桂红嘟着小嘴问我：“姐姐你受伤了？你疼吗？”我一动不能动，疼得想喝一瓶剧毒农药，可我咬着牙对桂红说：“姐姐不疼，一点儿也不疼，看到你好好的就更不疼啦！”桂红扑闪着晶亮的大眼睛，兴奋地说：“姐姐我摔倒了都不哭，你也别哭。我会经常来陪你，经常来……”

　　小桂红的一句话融在我心里，像阳光那样清澈和温暖。那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战胜所有的痛苦，坚强地活下去。

　　门外有踢踏的脚步声。我一把将镜子倒扣到柜子上，脸也贴上去，装作睡着的样子。我想，可能是桂红的家人来邀请我了，我得拿着点啊，不能随叫随去啊。新娘的亲朋好友应该一大早就被接到了男方家，都这个时候了才想起我？可是，人家在这个节骨眼上非请我去，非要在新婚庆典上给我鞠个躬，感谢我的大恩，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呀！

　　我等了一会儿，外面的动静忽然没了。也许人家在思考这个时候怎么能请动我呢！像我这样的人，自尊心特别强，一般的场合绝不肯露面儿。哎，算了，别拿着了，给人家出什么难题？该去就得去，婚礼是大事情，图个圆满吉祥。那么大的火灾都活过来了，婚礼上被众人“瞩目”一回又能怎样？再说了，不是因为救人，我能变成这副模样？想到这儿，我抓起新预备的假发，对着镜子便往头上扣，还没等戴好，有个人就已经进了屋。那人是冲进来的，进了屋，二话没说，把一个喜包扔到了柜子上，然后怎么冲进来的又怎么冲出去了。好像送来的不是喜包，而是点了捻子的炸药包。

　　我的手一下子变僵了，随后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连假发也趔趄着摔到了地上，像一颗被砍刀剁掉的人头。不知过了多久，我困难地脱掉了昨晚就已经穿好的新衣服，然后爬到炕上，一头栽下去。我的身下真切地出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正当我朝深渊下沉的时候，一阵刺啦刺啦熟悉的脚步声传进我的耳朵。是二叔回来了！

　　也许桂红的家人都忙得晕头转向，错过了接我的最佳时间，最后只好让二叔来替他们解围。想到这儿，我慌忙将身体烙饼似的翻了个面儿。二叔掀门帘儿的时候，我平平展展地躺着，脸上盖着一本厚厚的诗集。

　　我的一只眼睛在暗处瞪着，鼻孔尽量平和地吸着气，上牙紧紧地咬合着下牙，唯恐一颗心从嘴里跳出来。二叔进了屋，脚步轻得像安了肉垫的猫爪。他一句话没说，只在炕沿上唰啦一声放了一张报纸，然后就掀帘子出去了。

　　原来二叔不是替桂红家来请我的。我翻了一个身，正对着一堵墙，我用指头拼命地钻着墙皮，一下，两下……，墙上出现了三个洞洞，那正是我恐怖狰狞的翻版，我的头狠狠朝我“自己”撞去……。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地平静下来，淌在眼角的泪已经凉透了，凝结了。我闻到了炕沿上那张报纸传来的墨香。

　　我的手颤抖着去够那张报纸，这时，门帘外忽然传来一声干咳，我的指头像触了蒺藜般立即缩回。“咳咳，这回又名落孙山了，没登就没登吧，你不用急，名人都被退过稿的。”原来二叔就在门外。

　　没有人知道，为了在报纸上发表一首小诗，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想，假如铅字的小诗像一艘航船载我远行，我要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马德华！尤其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熬过了今天，我一定要早日与他相见！桂红，你结你的婚吧，即使你亲自请我我也会不识抬举了，总有一天，我会和你一样做上新娘，得到做女人的那份尊严！直到今天，我才彻底脱掉了英雄的外衣。想到这儿，我悄悄地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一块肉，把一口腥咸的血拼命地咽到了肚子里。

　　“你给马德华打个电话吧！”精明老练的二叔隔着帘子也能看见我的心思。

　　给马德华打电话只需要几秒钟，而对于我来说却像几万年那样漫长。我龇着牙想哭，脸上蚯蚓似的疤痕狠狠地牵拉着我的肌肉，我习惯地用手捂着，制止了它对我无情地惩罚。

　　二叔在他平时随身携带的挎包里翻了又翻，说：“马德华今天给你捎了一封信，就在我的包里。”我咕哝着嗓子说：“什么马德华不马德华的，连个面都没见过，提得这么勤，他又不是电视上的刘德华。”

　　二叔被我的话逗乐了。他知趣地放下挎包，躲到外面去了。

　　我扬起胳膊，那张周报就像恋人的分手信一样飞到了墙旮旯。曾经登过报的小诗离现在也太久远了，作为女人的我已经面目全非了，只有近期发表一首诗歌才可能得到马德华的好感，那是我远航的唯一船票啊！

　　过了好一会儿，我捡回报纸，就像对待被我吵醒的婴儿，一下一下地摩挲着它，展平后小心翼翼地压到枕头底下。天空的阴翳善解人意般溜走了，一道和煦的阳光重新打到幽静的窗台上，温柔地抚摸着一摞摞诗集。下一次准能登上周报的想法习惯性地填补了我心中的黑洞。想想离我不远的那个马德华，我像一只冬眠梦醒的青蛙，一蹬腿跳下了炕。

　　一道亮白的阳光如针一样刺中我干涩的眼角。我眯缝着双眼，好像一个不小心从外星球坠落的童子，好奇地睥睨着一个新鲜的世界，我已经很久没有走出过我的公主房了。

　　老马的魔怔形象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可望而不可即啊。我恍惚觉得我们正在互相靠近，他举着他的诗篇，我举着我的诗篇，我们彼此欣赏，相互勉励。他走进了我的意境，我也融入了他的章法。我们心有灵犀，我们对俗人的看法通通油盐不进，一笑置之。当然，我想的还不止这些。

　　我警惕地朝门口望去，大门被二叔掩了。于是，我开始翻找二叔的挎包。挎包里有一张午休用的塑料布，一个兼当水壶和杯子的大个头饮料瓶子，还有一个脏兮兮粘满黑手印的长方形饭盒。二叔说过，老马也有一套如此这般的行头，走到哪就带到哪。

　　我终于找到了老马的信！它没有直接放入信封里，而是卷成一个硬邦邦的纸筒，不知用了多少胶水。可见他是相当心细的，任何人在太阳下或灯光下都别想偷看一个字。

　　我动用了各种小工具和所有的耐心才剥开了纸筒。行文用钢笔书写，下笔很有力。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是马德华……由你二叔转交给我的你的诗篇佳作让我如获至宝，拜读数遍，惊叹不已……我几十年从未间断写诗，现在已有二百四十多首，但从未发表过……顺便寄去我的五首小诗，请你在闲暇时间给予指教。

　　我带着好奇心读完了老马的诗稿，似乎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远处走来，走到近处，我发现那个人不是老马，是我毁容前的男朋友，他气度不凡，英俊洒脱，是我曾经做过的最美的梦，那个梦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烟，烧成了雾，或者是蒸发到天上去了，所以每次下雨，我都会以为他回来了，就站在窗外或者门前，我怕他淋湿了，慌忙推开窗户，打开门，把他拥进来，从头到脚地擦拭一遍，像捧着一块绝世无双的宝石。我的热泪不小心烫在宝石上，他就不见了，就像他当年离开的理由：不想再一次看到我流泪。这个理由多么美丽，堂皇，得体，就像一句伤感的诗，让我一辈子都会带着遗憾反反复复地咀嚼，吞咽，肝肠寸断……

　　我没有给马德华回信。

　　天逐渐变冷了，二叔身体不好，但他实在不舍得丢下外面的活，他说一天可以赚六七十块钱，相当于一个中级知识分子的收入呢。再说了，还有老马比着呢，人家都六十的人了，干起活来比半大小子还猛。

　　二叔的话再一次把老马推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停下笔愣愣地想事。二叔接着说：“老马经常在我跟前夸你呢。”我说：“夸我啥？”二叔笑了：“夸你写得好。”我心里甜滋滋的，几乎是无意识地问二叔：“老马近来怎么样？”二叔说：“他呀，越发的魔怔了。对了，老马的诗给编辑看了吗？要是发表个一篇半篇的，他还不得阳光灿烂？”我心里好笑，表情却淡淡的。两个多月了，我的诗不断地被退稿。如果老马的诗先发表了，会不会助长他的骄傲呢？

　　二叔颇有兴致地掏出手机，摆弄起手机中的相册。他把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递到我眼前，说：“这张照片里的人全是我的工友，你看看哪一个是老马？”

　　照片里的人横七竖八地睡着午觉，睡得相当踏实，在我的眼里只比木头多两条腿罢了。他们满身泥点的衣着要仔细地看才能分出男女。有的人枕着手套，有的人枕着烟盒，只有一个人很矫情地枕着一本书。我想那个人一定是马德华。他穿着一双军绿胶鞋，没穿袜子。他的手拘谨地放在胸前，大概梦中也在推敲他的诗篇吧。他睡得很沉很沉，高高的鼻梁最显眼，有点像外国男人。

　　看过了照片，我的心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我冲动地拨了老马的号码。电话刚打过去，他便接听了。从有点结巴又竭力克制的话语中，我看到了他激动不已的模样。不过，他仍然保留着矜持，只说他和我二叔是如何认识的，希望今后我们常常联系。我也同样矜持地和他聊了聊关于现代诗歌的一些小感受。然后，我们十分客气地道了再见。

　　和老马第一次通话感觉很愉快，我在心里侥幸地盘算，幸好我的声带没有被大火烧坏。二叔反倒不以为然。他一反常态地说：“老马这个人越来越魔怔。”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老马现在负责记工时，大伙让他照顾照顾，他根本不搭茬。工友对他都有意见了，说他瞎认真，纯粹是个书呆子，魔怔！

　　我对二叔讲，老马是对的。老板的眼睛是那么好糊弄的？老马要是不认真，给这个多记，给那个多记，到最后，你们这些不受待见的五六十岁的老民工一定被炒鱿鱼。

　　二叔听罢，别过一张黑黢黢的长脸，讪讪地笑了。我狡黠地说：“二叔，你手机里的垃圾短信太多了，我帮你删除一下。”二叔嗯了一声，就回屋睡觉去了。整整一夜，我都浮想联翩地握着二叔的手机，直到手机的温度和我的体温一样。

　　天越来越冷了，转眼就到了元旦。我一大早就起来整理去年的诗稿，一共写了六十多首诗，没有一篇受过编辑的好评。我目光发直，额头发烫，沮丧透顶地想，以前那些发表过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难道我已经江郎才尽？这时老马忽然打来一个电话。他首先祝我元旦快乐，然后说他昨晚写了一首新诗，到现在已经改了七八遍，要给我念念，说是念念，实际上是早有准备地极富激情的朗诵，声音远比内容有感染力。

　　朗诵完，他马上问我写得怎么样？我说很好。他嘿嘿地嘿笑开了，足足笑了二十多秒，像拉不住闸的老水车。我的心噗噗直跳，我听出那首诗是专门为我写的，我说话的声音也哽咽了。他还说我们已经是难得的朋友了，等过完正月让我去他家，他想和我好好地聊聊……。电话挂断了，我的快乐变成了喷泉无法制止，电话中嘀嘀的忙音一直响着，就让它一直响着吧。

　　以后的那段日子，我心猿意马地写诗，写完之后不等天亮就发给编辑，结果我的诗稿仍然如石沉大海。

　　春天又一次降临了。春暖花开，绿意婆娑。可对于某些诗人来说，春天并不代表着希望，恰恰相反，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忧伤。我的稿子在忧伤的气氛中再一次被编辑退回。挫败感使整个房间显得非常压抑。我的诗稿一篇也没有发表，见老马的事对我来说就只不过是个多情的肥皂泡罢了。

　　没过多久，二叔打来了电话，他说他遇见了老马，老马气哄哄的，说以后不再联系我了。本来以为正月过后我会去他家，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我没有去，连电话也没打一个。说到这，二叔的语气变了，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工友，他的脸上挂不住了。我赶紧向他承诺，说无论如何都得去见见老马。

　　二叔大概把我的承诺转达给了老马，因为第二天我就接到了老马的电话。他带着歉意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生病的事情，要是知道了早就来看我了。我揣度着肯定是二叔对他撒了谎，于是，我圆了二叔的谎言并向老马道歉。老马孩子似的伤起心来，他如实向我坦言了他在二叔面前生过我的气，还发火说以后不想联系了。请求我原谅他。我说，你一点都没有错。老马更感动了。他自信地给了我一个百病不侵的药方：笑对人生。我说记下了。他又嘿嘿嘿地笑起来，好像获得了一次很大的成功。

　　打完电话，我辗转反侧了整整一夜。我决定暂时搁笔，我要为老马办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对二叔说，我要读老马所有的诗，你把老马所有的诗都捎给我吧。二叔同意了，很快就把老马写满诗行的本子都搬到了我的书桌上。这是老马几十年的心血，那些旧的诗稿都已经发黄了，上面的许多字也洇得模糊。我想，老马写了大半辈子诗歌，把诗歌看得那么亲近，为什么他从来不着急发表呢？

　　在之后的漫长的时间里，我守在电脑旁，静静地读着老马的诗，每读完一首，就把它输入到了我的电脑里。当所有的诗都读完也都输入完，长年幽居的我，就被一股力量牵着，跑到了外面的打印店。我把老马的诗全都打印出来，并装订成一本厚厚的册子。封面是用彩印机打的，诗集的名字是“诗意人生”。

　　二叔知道了这件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起了老马的事。他说老马一辈子无儿无女。听说他年轻时就好写诗。本来舞文弄墨的人是受欢迎的，因为谁家有个喜事丧事都用得着。可马德华不捡有用的写，单写些没用的。写完了还要念给人家听，最后，小孩子见了他都跑得远远的。他也曾有过一个妻子。他们冬天结的婚，春天就离了。离婚那阵正是抢种的时候。马德华随身带着本和笔。小媳妇累得快直不起腰了，他却不急，撒几粒种子就掏出小本记点啥。身后的花喜鹊扒拉地里的粮食吃，他还不让小媳妇拿土疙瘩轰。忍了很久的小媳妇动怒了，她不耍不闹，而是卷着包袱回娘家去了，一去就再也没回头。小媳妇走后，马德华没有再娶。如今他当年啥样现在还啥样，即使给人打工也还偷偷带着本和笔。

　　不久我收到了老马的一首诗，又是写给我的。“忘年之交天赐缘，一本诗稿神交间。陶醉诗词共婵娟，文思涌泉欣欣然。知汝待吾情意重，不是亲人似亲人。寻觅半生遇知音，柳暗花明万象新。”

　　读了老马的诗，我决定再为马德华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原本会让我担心和忧虑，但屡次的退稿使我改变了主意。

　　决心已定，我又开始了废寝忘食地写诗投稿。每次投稿我都把马德华的诗歌放在上面，把我的诗歌放在下面。这“一上一下”多像两个喜枕头亲密地摞在一起。

　　我用二号黑色字体在邮件的结尾署了我的笔名，然后沾沾自喜地，满怀希冀地点击了发送。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忙活了一年，终于在周报上看到了马德华的诗。那篇诗的题目像最强烈的光束一下子射中我的眼球。本想再畅快地欣赏一遍，可我拿着报纸的手不停地抖动，眼泪奔涌而出，模糊了我的眼睛。害怕报纸会飞走似的，我抖动着手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好，放进了档案袋里，之后又搁置到屋里最高的地方。然后我如梦如幻地平躺到炕上，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眼睛都一眨不眨地欣赏着档案袋。虽然我的诗歌没有登上周报，但我终于有了一个见老马的理由。我激动地给老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明天要去见他。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穿戴整齐，佩戴了一副镜框很大的茶色眼镜，急匆匆地出了门。

　　外面北风瑟瑟，调皮的小雪粒从灰蒙蒙的天空不住地往地上磕着，在我的围巾上和身上噼噼作响。想到前面会有一个朝思暮想的人儿等我，我一点都不畏惧路有多滑。我一向是孤单忧郁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将要见到老马的时候，我才不再感到暗无天日，才如梦初醒般地认识到自己是个还有价值的人。

　　我一路换了三次公共汽车。桂红结婚的场景在颠簸中断断续续地在我的大脑里回放：新娘子打扮得耀眼夺目，幸福地坐在装饰着玫瑰和彩球的婚车里。新郎西装革履，眉目放光……，那一切多么美好啊！它很快就要属于我了。

　　汽车终于快到约好的公交站点，我在座椅上有些坐不住了。我把口罩往上提了提，忍不住兴奋的心情，拿出了刊发马德华诗歌的报纸，准备再看一遍。然而我无比痛心地发现，那首诗的署名居然不是马德华，而是我的笔名……

　　车就在此时到站了。我抬起头，隔着车窗望见了马德华，他正站在站牌下伸着脖子。他的脸上挂着凝固的殷勤的微笑。车门打开的同时，一朵散乱的雪花扑到我眼前的车窗上，它冰冷，灼烫，苍白，鲜艳。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