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陆涛

　　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小村子，历史上曾出过皇帝。可是我的前辈村民们却好像对什么皇帝不皇帝的没什么兴趣，反倒对这个人当王时的骁勇善战津津乐道、口口相传。我记得小时候，就在通往县城的村口官道旁边，有古人专门立了一座庙宇，庙里的石碑上大大镌刻着四个字：“卢王故里”。

　　奎 奎

　　奎奎是我的本家兄弟，大名华奎，小我一岁，跟我们家住错对门。

　　奎奎家境不好。大概小时候缺营养，个头儿没长起来，又瘦又小，干干巴巴的，到了人前不多言不多语，一副老实木讷的样子。眼睛还不好使，年纪轻轻早早架了副眼镜，乍一看，倒让人想起头先村里那些之乎者也的老秀才。

　　奎奎从公社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奎奎祖辈为农，算是地地道道的“工农兵”，却没人让他去“上管改”，他只有回村接着当农民的份儿。那时候农业生产几乎没有机械，锄耧耕耙、搬抬运提，全靠人上。奎奎老弟以他一副羸弱之躯去挣那糊口的工分，想来也是够受的。那时我已经当兵去了边疆。记得我回来探家时奎奎跟我说，一到大秋大夏，他常常累得躲到没人的地方哇哇哭。后来农村搞联产承包，自由了。奎奎读过高中，在村里算是文化人。他扬长避短，掏钱去县文化馆拜师学画。那一段他劲头忒足，每天早早起来，骑辆破车子，肩膀上背了画夹往城里赶，兴致勃勃的。跑了几个月，还真让他学了点手艺回来。他把自己家的影壁和院里的四面墙当画布，五颜六色地画了一院子荷花、菊花、玫瑰、牡丹，还有岁寒三友、松竹梅、喜鹊登枝什么的，挺好看。村里人们盖新房，就请他去画影壁，画玻璃画，偶尔还画幅中堂画挂在正房屋里。奎奎是个好性子，有求必应，逢请必到，不要工钱，管饭不管饭的也不计较，渐渐地在村里还小有了点名气。

　　说话就到了当婚的年龄。奎奎虽然个子小，可毕竟也二十三四了，身上该长的地方也都蓬蓬勃勃地长了起来。四邻八舍、亲戚朋友便张罗着给他说媳妇儿。头一回去相对象，人家姑娘说他戴个眼镜文文弱弱的，不像个庄户主儿。见第二个的时候，他提前把眼镜摘了。跟姑娘见了面，他因为眼睛近视看不清楚脸盘，只好使劲凑到跟前，眯缝起眼在人家姑娘身上上上下下聚焦，把人家看得直发毛，以为他精神有毛病。姑娘不好意思明说，便跟介绍人说奎奎个儿低，不般配。其实个儿低那是早就讲明说就了的，人家不过是找个托词，介绍人紧着说合也不顶用。再去相对象时，恰好他姐夫从部队复员回来。奎奎借了他姐夫的大头鞋穿在脚上，个头一下子长高了两公分。可惜鞋大脚小，走起来踢里踏拉不跟脚。姑娘当时没说啥，过后跟介绍人说你看你怎么给俺介绍了个拐子。介绍人一头雾水找到奎奎家，把奎奎好一顿数落。奎奎痛定思痛认真吸取教训，咬牙掏十多元钱买了一双带后跟的皮鞋，放在柜橱里专等去相对象时穿。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不久，奎奎果然就找了个文文静静的姑娘成了亲。

　　奎奎成家后不久，他弟弟也成了家，在外面盖了房子分出去过。父母都跟着奎奎，媳妇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上有老下有小的，全靠他两口子顶门立户。奎奎虽然喜欢画画，可给人家画影壁、画玻璃画养不了家也糊不住口，况且那玩意儿村里人也不稀罕了，上门求奎奎作画的人越来越少。他在粉连纸上画的那些水墨丹青也登不上大雅之堂，他一咬牙将画笔颜料一股脑儿卷巴卷巴堵了老鼠窟窿。

　　那一段大概是奎奎老弟最最伤心的日子了。听他媳妇说有好几次见他一个人坐在厢房屋里默默地哭。对奎奎心中的痛苦我是能理解的。我们俩一块儿长大，从小我爱看些乱七八糟的闲书，爱捣鼓着画个画儿什么的，幻想着长大了当个作家当个画家走南闯北四处去风光。那时候，奎奎总是我的积极支持者和响应者。我记得我当兵走后奎奎还给我写过一封长信，十分动情地回忆起小时候一起做过的憧憬。如今自己亲手打破了自己的梦境，他心里当然不会好受。

　　奎奎罢了画，就和媳妇一起去责任田里做。村里人多地少，一人还不到一亩地，不够做的，除了抢收抢种，平时没多少营生。况且只靠在地里做，也活不起来。奎奎两口子别无长技，思谋再三，便在家里开起了豆腐作坊。头两天泡好豆子，贪个黑磨出来做成豆腐，再打个早起骑上车子走村串户、沿街叫卖。奎奎生性木讷，又好面子，一声“豆——腐”喊出去，不知要在肚子里酝酿多久。常常转悠大半天快晌午了口干舌燥回到家，包里的豆腐还剩下一多半。奎奎媳妇也是个好性子，不急不火地接过豆腐还说别着急别着急，先吃饭，吃了饭再接着卖。后来，奎奎和他媳妇就掉了个个儿——豆腐做出来，奎奎守家做地里的营生，媳妇就驮了豆腐筐子去沿街叫卖。这时候，村里乡亲们利用离县城近的条件，兴起了做粉条，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先是到城里集市上卖，后来工商局专门在村里设了粉条市场，可批发也可零售。远处一些种山药的户也闻讯而来，大车小辆装了山药、山药干源源不断送到村里。奎奎见做粉条比做豆腐挣钱多，就扔了豆腐筐子、豆腐包，在豆腐锅里做起粉条来。做粉条不光要技术还是个气力活，过缸子漏粉是很累人的。大锅里水滚开之后，一只手里端一个盛满拌匀的粉芡的漏粉瓢，高高举过头顶，另一只手节奏均匀地磕打粉瓢，还要悠悠地转着，那粗细适中的粉芡便从粉瓢下面几个拇指粗细的眼中不断线地漏下，落进沸腾着的锅里，打个滚儿，翻过来就成了透着亮的粉条。奎奎个小力亏，一只手端不动粉瓢，还戴着眼镜，开水锅水汽一腾，眼前一片迷蒙，啥也看不清，只得跟人搭伙干。请人漏粉，他干些烧火，劈粉，整粉，搅搅粉芡、盔子之类的营生，收入自然比不得人家。可总是不用再去沿街叫卖，收了山药、山药干泡了磨了做出粉条来往市场上一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比做豆腐要自在得多。奎奎两口子做粉条就做得很认真很投入。

　　每年春节我回去过年，奎奎总是要找我坐一会儿的。四十多的人了，还是老样子，怕热闹，又好面子，看见屋里人多，他就悄没声地打个转走了。直到屋里没了别人，他才来。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夜已是很深了，他撩门帘走进来：

　　“人都走了？”

　　“走了。来，奎奎，坐沙发上。”

　　“来了好几回，屋里人多。”奎奎一边说着，一边就在沙发上坐了。他不吸烟，也不喝酒，我给他倒了茶水，他也很少喝，瘦小的身子陷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厚厚的眼镜片在灯底下闪闪烁烁。

　　“还画画儿不？”我问。

　　“早不画了，画笔也不知扔哪儿了。”奎奎说着，我见他隐在眼镜后面的双眼亮了一下，嘴角扯出了一丝苦笑。

　　“做什么来？”

　　“能做什么，种地，做粉条。”

　　“怎么样？”

　　“糊住个嘴吧。”

　　“糊住嘴也就行了，谁不是为个嘴。”

　　奎奎抬头看看我，说：“俺可不能像你，你们在城市里上班，住公家的房，月头儿上有人给发工资。俺俩小子嘞，一人怎么也得给他们张结一处院儿吧。”

　　“那倒也是。”我说，“眼时下，一处院少说也得几万块吧。”

　　“可不是么，俩小子就得预备十来万块钱，什么年月能挣够那十万！”

　　我的心沉了一下。看着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的奎奎，我想老天爷也太不公平，那么沉重的担子，却硬要压在这么一副瘦弱的肩头上，真难为他了。

　　沉默了一会儿，奎奎又说：“你给结记着，对事了给俺家老大在城里找个事儿干。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做营生，不沾来。”

　　“是还有点小。”奎奎的大儿子跟我的儿子一般大，从小一块长大。后来，我的儿子跟他妈一起随军出来。儿时的伙伴如今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差别就显出来了。

　　“我结记着吧。”我说。

　　那年过完春节我回到城里，托人给奎奎的大儿子在一家装饰工程公司找了份临时工，管吃管住，一月挣百十块钱。奎奎很高兴，儿子来上班时，专门给我带来一包他做的粉条。

　　后来就听说奎奎家出事了。

　　奎奎两口子做粉条虽然薄利，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时间长了，终归还是有了些积蓄。两口子又都是本分人，粗粗拉拉的，攒了钱只说还要做本，不习惯往信用社存，拿回来记了账就往抽屉里一放，也不知道上锁，这就出了事。那一日，奎奎的大姐找上门来说借点钱急用。奎奎问要多少，大姐说三千两千的就行。奎奎看了看账本，家里还有3500元现钱。便说大姐这3500元你都拿去使吧，我反正近期也不用进山药干使不着。说着奎奎就进屋去取钱。奎奎进了屋打开抽屉一看，当即吃了一惊：3500元钱不翼而飞了。奎奎当时就急了，瘦脸上扑噜噜滚下几粒汗珠子，头大了几圈，眼镜后面的眼睛圆瞪着，说出话来都带了哭腔：“大姐，毁了毁了，3000多块钱哩，全都没了！”大姐赶忙说：“奎奎、奎奎，你可别着急，再找找再找找，不许你记错地方啊。”奎奎把头摇成个拨浪鼓说：“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这家里除了抽屉别哪还有放钱的地儿。”奎奎媳妇跑进屋里里外外、旮旮旯旯翻了一遍，钱确实找不见了。大姐钱没借着，反过来紧着劝奎奎。奎奎直不愣登地瞪着双眼，大姐走也没跟人家搭话。

　　在家里闭门谢客憋了三天，奎奎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大街上。自从取消了“四大”，乡亲们多年没在大街里见过大字报了，见了奎奎贴的白纸黑字，忽啦啦便围了去看。只见那上面写着：

　　“兹有梁华奎晓谕乡亲：想我华奎半世辛劳，勤俭度日，一心修善邻里，从不伤害他人，凭力气挣得一点血汗钱，舍不得吃穿，皆因上有年迈老人下有待哺的小儿全靠我来养赡。不知哪位乡亲走错门户，误将我辛苦积攒的3500元钱拿走，望能垂念我一家老小生活不易将钱还我。如有不便，夜里扔我家里亦可，保证为其保密。我这里带小儿给你磕头！”

　　一边看，人群里就有人说：“你看看，穷汉子碰上闰月年，做贼的也欺负老实人。奎奎这一家子本来就难，这可是雪上加霜哩。”乡亲们就纷纷来看望奎奎。有的说赶紧去报告派出所，有的说干脆挨家挨户搜，也有的提供可疑线索供奎奎参考，七嘴八舌头，一向寂寞的奎奎家着实热闹了几日。

　　这一天晌午时分，秋山姐夫领着一位老汉来到奎奎家。秋山姐夫说，这老头是东村人，外号“神卦李”，今儿请人家来给咱打个卦。在座的不少人久闻神卦李的大名，再凝眸看了，见这老汉白眉银发，长髯飘飘，双目炯炯有神，果然有些仙风道骨，不由得肃然起敬，纷纷离座，把老汉请到上首。老汉也不推辞，上首坐了，问了些情况，看看装钱的抽屉，屋里屋外踱了几步，沉吟有顷，微微颔首，对奎奎说道：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正东方向，迈步就到，是个孩子。老汉点到为止，不便多说，主家度量着办吧。”

　　说完，那老汉拱手相辞，不顾奎奎再三挽留，捋一把银髯，飘然而去。奎奎送走老汉，与秋山姐夫悄悄嘀咕几句，两人厮跟着出去，骑上车子一溜烟去了。

　　半个小时后，奎奎和秋山姐夫一起回来。奎奎叫过二小子，让他去把石头叫来。石头是东隔壁本家兄弟的独生子，那时候正上六年级。

　　二小子去了一会儿，石头就来了。石头是个小学生，可是留过两次级的，个头不小，往奎奎跟前一站，奎奎倒像个孩子。

　　“石头。”

　　“嗯。”

　　“上个星期日，你和几个同学去城里下饭馆了，是不是？”

　　“嗯。”

　　“花了多少钱？”

　　“一百多。”

　　“还买了个小游戏机是不是？”

　　“……嗯。”

　　“谁给你的钱？”

　　“俺……姥娘。”

　　“不对！”奎奎说，“石头，可不敢说瞎话。刚才我和你秋山姑夫去问了你姥娘的。”

　　“那……那就是俺爹给的。”

　　“那更不对了，你爹苦苦业业挣俩钱，自家俭省细买，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怎么能给你那么多钱让你去下饭馆、买游戏机！”

　　秋山姐夫虎着脸，大眼一瞪说：“石头，对你说，你老老实实说了算没事儿，你要再不说实话，看我把你一索子绑了送到公安局，让人家公安局来教育你！”

　　石头一听“哇——”地哭了，说：“别送俺去公安局，俺说实话，俺把你家的钱还你，俺不要了！”

　　哭着说着，石头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扔，撒腿就跑。奎奎一伸手扯住了。

　　“石头你别怕。你拿这钱你爹你娘知道不？”

　　石头抽抽噎噎地说：“俺没对他们说。”

　　奎奎揽过石头，帮他揩揩眼泪，说：“别哭别哭，认了错就行了，大伯又不怎么你。出去了你和谁也别说，就当没有这回事儿，啊？”

　　石头使劲点了点头。

　　过后，石头的爹娘还是知道了这件事。石头爹倒没说啥，石头娘护犊子，背后跟人说：

　　“奎奎哥自家的钱自家不经守好，对俺家石头搞逼供信。他去告吧，反正不够年岁，告了也住不了禁闭！”

　　石头娘的话传到奎奎耳朵里，奎奎憨憨地笑笑，没吭声。

　　秋山姐夫

　　秋山的媳妇叫花妮，花妮是我的本家姐姐。秋山娶了花妮姐姐，我们就管他叫秋山姐夫。

　　秋山姐夫家住在西头街，和我们家是街坊。时行人民公社那会儿，我们还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地里耕耪锄耙、春种秋收全在一起。还闹过几年大食堂，几十家子男女老少一口锅里抡马勺。因此，我从小跟秋山姐夫就很熟。秋山快30岁了还光棍一条。按说，他的自身条件还是不错的：浓眉大眼，高个子，瘦瘦的，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儿。可他就是说不上媳妇儿。

　　后来我想，秋山之所以迟迟说不上媳妇，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他家穷。秋山幼年丧父，寡母带着他和他哥艰难度日，能把弟兄俩拉扯大已属不易。秋山的哥哥是个“个半儿”——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人尽其才，随曲就弯学了一手木匠活儿，凭着这手艺，30岁了总算娶了房媳妇，家里也就没了积蓄，轮着秋山说媳妇就更难了。二是秋山的脾气忒嘎咕。秋山从小跟他哥学木匠，白天走村串户打柜做家具，夜里浑身的劲头还使不尽，就加入了社火会，学耍大刀。他又是极灵醒的，木匠行里斧锯锛凿学得不赖，大刀片子也耍得远近闻名，偏又是炮捻子脾气一点就着的，爱打抱个不平。我不止一次见他下地回来，站在街口上把张铁锨当大刀耍，风声呼呼，寒光闪闪，边耍还边尖了嗓子红头涨脸地骂，直骂得西头街一街筒子鸦没雀静、不见人影。三是秋山有个致命的缺陷——头秃。俗话说有秃护秃，有瞎护瞎，秋山倒不怎么护他的秃。到了秋夏天，常常就摘了羊肚手巾任头顶上几块光光的头皮在阳光底下刺眼地闪耀。又穷又秃还是炮筒子，哪个姑娘肯嫁给他？

　　说来也怪，偏偏就有个风流俊俏还比秋山小七八岁的黄花闺女看上了他，而且一定要寻死觅活地嫁给他，那就是我花妮姐姐。我记得当时族里的长辈们说起这事来个个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仿佛花妮姐办了一件大逆不道令祖上丢脸的事。

　　那时候城里乡里正风靡着一出戏，就是那个叫杨兰春的河南人写的《朝阳沟》。国家拍了电影还上了广播，戏匣子里一天到晚都是银环、拴保，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什么戏？‘找洋狗！”秋山喜欢练武，却天生一副好嗓子，还爱唱。那年夏天，不知道他从哪儿学了几段《朝阳沟》，黑夜人们在大街上歇凉，他往中间一站，比比划划地就唱上了。一会儿是拴保一会儿是银环，一会儿是银环娘一会儿又是拴保娘，吊着个高高的尖嗓子唱得一街筒子人叫好。听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人说，那时候只要有秋山在街头唱戏，花妮姐准保拿个小板床儿，坐在暗影里闪着一对乌溜溜的大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花妮姐在西头街也算一朵花儿哩，她往哪儿坐，准有几个青皮后生众星捧月般围在她身边。可花妮姐理都不理他们，一颗心只在秋山身上，不住劲地给秋山叫好拍巴掌。人们说，花妮姐纯粹是让秋山的《朝阳沟》给迷住了。那时，花妮姐的爹娘，我那不识相的大伯大娘，坚决反对闺女跟秋山相好，说不转心就关在家里揍。这一揍花妮姐倒更铁了心，一个眼不见卷巴卷巴衣裳挟了个小包袱跑到秋山家住下了。秋山、花妮婚事新办，不请客、不收礼、不雇吹手，双双对对拉了手去公社登了记。我娘是个热心肠，被花妮姐请来做个现成媒人。打那起，我娘就让我管秋山叫了秋山姐夫。

　　秋山成了秋山姐夫不久，就闹起了运动。县中的学生深入下来发动群众，村里的年轻后生紧跟形势，胳膊上戴了“红卫兵”袖章忽啦啦竖起了“战斗队”的大旗，支书、大队长全都被抓起来做了批斗对象。“红卫兵”们白天晚上忙忙碌碌在火神庙改成的大队部进进出出，俨然一幅苏联红军占领冬宫的景象。秋山姐夫对革命不感兴趣，白天下地挣工分，黑夜继续在家里操练木匠营生。隔壁邻舍谁家凳子坏了、衣柜脏了，常把他请去帮着修理修理，油漆油漆。不要工钱，干完活管顿卤汤面就行了。那年冬天，新生的革命政权让普及革命样板戏，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上场，参加大队比赛，好的还要选拔了到公社礼堂演出。那时候我正在村里上初中，生产队请我出任导演，组织社员们排戏。我们生产队多的是青皮后生，缺旦角。我和政治队长商量，决定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就地取材选了《智取威虎山》中《会师百鸡宴》一场。秋山姐夫一听唱戏就来了精神，主动找到做队部用的牲口圈，在弥漫着的草腥味、马粪尿味中请缨出征。我故意逗他说：“你看《会师百鸡宴》你适合演什么角儿？”秋山姐夫眉飞色动地说：“当然是杨子荣喽！”说着便退后两步，拉起架子亮了个相，开口唱道：

　　“除夕夜，全山寨灯火一片，我已经将信号遍山点燃……”

　　他唱得有点跑调，动作也有点女里女气，不过倒蛮认真。正好座山雕、栾平、八大金刚这些反派人物都已派了角，唯独唱主角的杨子荣还空缺。这正应了那句话，秃子当和尚。将就着让秋山姐夫挑了大梁。其实，农民演戏，也就是闲来无事图个乐和，唱好唱赖没人计较。有的在台上还故意出洋相做小动作，逗得台下哈哈一笑，目的就达到了。可秋山姐夫却很认真。平时排练，他每天都来得最早，把场上的布景道具摆好，就独自对了夜空一句一句地练。他比我大十大几岁，又那么大个个子，可在我这个中学生面前乖顺得像只绵羊，怎么拨摆他怎么听。正式演出那晚，我们生产队一上台，全是一帮土匪，妆化得狰狞可怖，一个个还吊儿郎当的丑态百出，真格一个群魔乱舞。台下观众都是当村的老少爷们，看着台上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有的还摸起土坷垃往台上扔。台上的土匪与台下的革命群众遥相呼应，挤眉弄眼扭屁股，乱乱哄哄成了一锅粥。秋山姐夫不笑也不闹，穿了一件借来的老羊皮大氅，戴一顶脏不拉叽的狗皮帽子，一招一式、一板一眼认真得很。两个拉胡琴的本来就是“二把刀”，台上一乱就更加跟不上趟。秋山姐夫一着急，“哩格楞哩格楞”自己给自己奏起了过门，把台上台下的人全逗乐了，“八大金刚”中有两个笑得弯腰搭背直喊肚子疼，戏没法往下演。可他却还一本正经地说：“笑什么来，这有什么可笑的。该谁了，快往下接！”

　　…………

　　后来我就当兵走了。我当兵走了若干年后回去探家听说秋山姐夫跟花妮姐生过一回气。那时候农村政策宽松了，秋山姐夫有手艺，就伙了人在外包工搞建筑。秋山姐夫只顾了在外面没明没夜地做营生，冷落了正当壮年的花妮姐，他们社火会一个耍长枪的朋友，乘机鸠占鹊巢，把花妮姐给睡了。秋山姐夫听说了这事，浓眉倒立，大眼圆瞪，一伸手掐住了花妮姐的脖子。花妮姐也不示弱，咬牙瞪眼喊道：“给、给你掐死我吧，我正不想活了！”秋山姐夫手一松，滑下来，两只胳膊环住花妮姐咬牙切齿“嘿”了一声，就把花妮姐抱了起来。秋山姐夫抱着花妮姐转了两遭，“咚”地放下，顺手抄起一张铁锨，“唰——”地舞了个风车转。口内喊道：“呀呀得！看我不把那畜生活劈了！”喊只管喊，脚却没有动窝，倒把堵在大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们吓了个兔窜。从此，那个社火朋友再没敢登他的家门。秋山姐夫也就没再远走，带上四个渐渐长大的儿女，拉起了家庭建筑队，去镇上起了执照，就在邻近村子揽工程盖房子。好在人们日子好过了，新房子起得多，秋山姐夫手艺不赖，工程一个赶着一个也没停歇过。这么着秋山姐夫慢慢便在周围村子有了些名气，发了家，日子过得红火二气的，一村子人看着眼热。

　　头年秋天，镇里发通知要求各村奔小康硬化街道。硬化街道需要资金，村委会囊中羞涩也不愿费事，决定只硬化直通镇上的北头街应付一下差事，西头街、东头街、南头街就免了。正在邻村给人盖房子的秋山姐夫听说了，停下手头的工程，找到村委主任村支书说理。秋山姐夫理直气壮地跟人家说镇上让硬化街道为什么咱村就只硬化个北头街？俺们西头街也需要硬化。村里钱紧你们只管出料就行了，俺们街上组织出义务工。主任支书理屈，说不过他，咬牙答应下来。水泥、沙子卸到街口，秋山姐夫就站在房顶上喊：

　　“西头街的老少爷们听着，县里镇上让咱们硬化街道，村里给咱备好料了。咱自家的事儿自家得掏己，西头街男女老少人人有份儿，有人的出人，没人手的出钱顶工，咱也得把街道硬化了！"

　　乡亲们吃土街道的苦吃大了，早就盼着修水泥路。如今见有人挑头干，村里又备好了料，谁不卖劲？西头街男女老少齐出动，秋山姐夫是总设计师又是总指挥又当大把式，没几天，就把西头街的路面硬化了。东头街、南头街的听说了，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效法西头街找村里要了料，请秋山姐夫去当监工把式，村里的几条街道就全变成了水泥路。

　　过春节的时候，朋友开车送我回家。桑塔纳轻轻碾压过村里的街道，抬头看那蓝天丽日、红砖绿瓦、树影婆娑，比走在城市大街上还惬意。秋山姐夫听说我回来过年，正月初一就找到家里，问有没有京剧伴奏带。他说县文化馆办了个京剧速成班，他报了名，刚学了两个段子。说这话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瘦削的脸膛红扑扑的，双手舞舞扎扎地比划着，嗓门一亮就来了两句：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这一段《伍子胥过昭关》让他唱得有些滑稽，我憋不住笑出声来，就说你都六十的人了，还这么爱唱。他就龇着一口细密的白牙笑。笑着说，这还能改了啊。咱这农村就是条件不行，有条件了咱也学城里人样儿，办他个卡拉OK演唱会。我就逗他，你这是坐飞机打响鞭——想（响）得高。他把大眼珠子一瞪急赤白脸地说，嘿，你别瞧不起咱农村人，俺真是这么想的呢。

　　那年夏天，家里来人说秋山姐夫真的搞起了演唱会。秋山姐夫家正好在我们西头街的中段。街道硬化以后，平整了，也干净了。他专门在家门口安了个100W的大灯泡，还拉了接线板，插上VCD。先是找了几个爱唱的凑一块唱，唱着唱着人越来越多，后来一街人都来了，还吸引了北头街、南头街、东头街不少人跑来看热闹。有伴奏就跟着带子哼，没伴奏就干着嗓子唱。年轻的还打开场子，跟着舞曲边歌边舞，闹得红火二气。还说秋山姐夫特意捎信让我回去看看，他知道我也是个戏迷，高兴了喜欢唱两口的。

　　选了个周六，我匆匆赶回家去。在镇上耽搁了一阵，回到村里已是深夜十一点了，踏着水一样泻在地上的月光，我走到街口，老远就听见街里笑语喧哗、人声鼎沸。秋山姐夫看见我，“腾”地跳到人圈里，高声喊道：“城里人来了，咱们欢迎欢迎！”“哗啦啦——”街里就响起一片掌声。秋山姐夫又当主持人又是演员，谁卡了壳他就自告奋勇上去替补。唱《北京的金山上》，唱《麦浪滚滚闪金光》，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主要还是唱戏，唱豫剧、唱京剧、唱梆子，《朝阳沟》自然还是保留节目。你说他六十多的人了，嗓音还那么亮，尖悠悠，脆生生，高亢有力，生机勃勃。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互之间无话不谈。你记得我叫你看董存瑞，我记得你叫我看刘胡兰……”

　　秋山姐夫站在场子中间，一边唱还一边比比划划地做着动作。大伙儿就轰笑着给他鼓掌叫好。这可好，人们越叫好他越上劲儿，唱着唱着那调门就高得没了边，能把听的人吊起来。可他一咬牙、一瞪眼，浑身抖动着硬是唱上去了。我注意看了看。我见花妮姐静静地坐在灯影里，十分专注地望着秋山姐夫，那双依然好看的大眼眨都不眨，亮亮的眸子像两颗晶莹的蓝宝石，在朦胧的月色里闪闪烁烁、斑斑驳驳，发着柔柔的光。

　　石头娘

　　不是为写我的“故里人物”，石头娘这号人我是不敢招惹的。

　　石头娘本名叫喜竹，挺好听的名字。22岁嫁给西头街我的本家兄弟庆虎，接连生了俩儿子，大的取名笨锤，小的就是石头。石头娘生就的倔把头，如今又生了儿子，有了功，脾气就更大了，卜卜愣愣的，邦邦硬。原先叫她庆虎家的、叫她名字的、叫她胖嫂的，不约而同全改了口叫她石头娘——石头够硬的，她是石头它娘！

　　石头娘矮胖，一张团团脸疙疙瘩瘩的，老阴着，像搁在道边上的一块山石。偶尔露出个笑模样，便暴突出一排溜西瓜皮牙，笑得人直起鸡皮疙瘩。

　　庆虎结婚的时候，我正在边防部队当连队指导员。三四年后我回来探家，本家嫂子给我学说起庆虎结婚的事还忍俊不禁。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当日没大小，老公公也敢摸摸脚。”那时农村里还没电视，文化生活很单调，耍媳妇、闹洞房几乎是唯一的夜生活。庆虎过事那天黑夜，西头街老老少少来了不少人闹洞房。年轻人嚷嚷吵吵着，有几个挽胳膊捋袖子就上了炕。一个小伙儿双手扶墙把屁股撅起老高，俗称“支锅”，其余的掀翻石头娘扯手拽脚“呼儿嗨”地悠起来“打肉墩儿”。猛不防石头娘——那时候当然还不叫石头娘——一个鲤鱼打挺挣出身来跳到炕桌上，双手叉腰，圆瞪两眼，暴突出一排前门牙高声骂道：

　　“娘啦个X，谁再挨着我我X他娘！”

　　石头娘这一手真格是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把一屋子人全给镇住了。炕上那几个小伙扎煞着双手面面相觑，其中一个飞起一脚把“支锅”的踢了个马趴，说别支着你那高射炮了，快滚下去吧。几个人就灰溜溜地出溜下炕来，蔫不唧地走了。

　　我记得当时我听了这故事笑得差点岔了气。那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位本家兄弟媳妇，心里只是有个朦朦胧胧的印象。没想到时间不长，我就亲自领教了石头娘的厉害。

　　那时候我的妻儿还在农村，跟父母一起分了责任田。当兵在外平时给家里帮不上什么忙，回来探家就得表现表现。我记得我那天是去地里给山药浇水。山药蔓儿刚翻过，凌乱地在地上打着卷排列出不规则的队形。阳光火火地烤着，干渴的地里龇牙咧嘴，山药叶片蔫蔫地伏在山药蔓儿上，伏在干扑扑的地上一动不动。

　　本家嫂子正蹲在地里给山药翻蔓儿，看见我，直直腰打了个招呼。我一边应答着一边就走到大渠埂上，开了水口，那略带混浊的渠水顺着合垄沟汩汩地流下来，流进我家的地里，喝了水的山药蔓儿、山药叶顿时便精神起来。我找了个树阴，坐在横放在地上的锨柄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本家嫂子拍打着闲话。

　　正在这时，我见顺着垄沟远远走来一个妇女。这妇女肩上扛了一张铁锨，矮矮胖胖的身材，团团脸。许是走得急，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那一排暴突着的前门牙便格外地显眼。这妇女低着头，大脚片子在垄沟里踩出一阵凌乱的响动。走到我家地头上，看都不看旁人一眼，挥起铁锨三下两下就把我挡在垄沟里的水口扒开了。垄沟低地高，垄沟里的挡口一开，那水便从我家的地里迅疾地退出，半清半浊的水顺着垄沟滚滚向下而去。那妇女扒开水口，依旧旁若无人地扛起铁锨就走。

　　我可急了，忙将她喊住：“喂喂，你怎么不言一声就把口给扒了？”

　　那妇女立住了身说道：“怎么，就兴你上游浇，不兴俺下游浇啊，你看看，这可是一条合垄沟！”

　　我说：“是一条合垄沟。可你把口全扒开，这水都流下去了，我还怎么浇地？”

　　那妇女一扭头边走边说：“你怎么浇地那是你的事儿，俺可不管你的事儿，反正你不能吃独食，你要给俺堵了可不沾！”

　　那妇女一边说着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气得干瞪眼说不出话来。在部队我好歹也是个连首长呢，100多号人队前一站一呼百应，回了村村长、支书见了也是客客气气的，这会儿却一点脾气都没有。

　　望着那蹶哒蹶哒远去的背影，我问本家嫂子：

　　“这是谁家的媳妇儿，怎么这么二百五？”

　　嫂子咯咯地笑个没气。说：“你不知道啊，这就是庆虎家媳妇石头娘！你这个大军官，可算是碰上硬茬茬儿啦。”

　　从那，我认识了我这个本家弟媳妇儿。

　　村里这几年富裕了，家家户户盖了新房，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穿得光光鲜鲜，可就有一样，几乎家家媳妇跟婆婆闹矛盾。庆虎娘我那本家婶子年轻守寡，拉扯着庆虎这根独苗，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能把为娘的一颗心使掉了。如今庆虎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偏偏媳妇是个没星儿秤，着了急不管是谁，亲娘祖奶地就是个骂。庆虎又是个没出息的，碰上媳妇跟娘闹，心里没好气嘴上说不出，只能背转身去生闷气。庆虎娘也是无奈，叫来庆虎舅舅说道说道，就和庆虎两口子另了家单过去了。

　　说话就收了秋、种了麦，地里没了营生。庆虎合了俩小伙子跑山西贩猪卖，叫做“扯猪腿”。石头娘没了拘管，每日打发笨锤、石头上了学，她也就撒了丫子。赶集、串门、打麻将、摸牌、拍打闲话，有时就误了给小子做饭，给鸡呀猪的捣鼓吃食。人倒好说，俩小子放学回来饿了便去奶奶那儿找饭门儿。鸡呀猪的没人管，饿得吱哇乱叫，那猪饿急了竟从一米多深的圈里跃身而出，四处钻着去觅食，害得石头娘大街小巷“唠唠唠”地去找猪。

　　那一日也巧，石头娘打发俩小子上学走了，门一锁回了娘家。娘家倒不远，就在邻村，三五里路。她本是计划晌午就赶回来的，不想到了娘家正碰上两个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姐妹。多日不见，呱呱起来收不住，一直说了个昏天黑地，又在娘家吃了晚饭才回来。她没想到，那天婆婆不得劲一天没起炕，甭说喂猪、喂鸡、管孙子，自个都顾不了自个，笨锤、石头一人就啃了俩冷馒头。入黑庆虎从山西回来，炕上躺着老的，地上坐着小的，饿急了的鸡、猪在灶房里刨拱了个天翻地覆。庆虎心里这个火啊，呼呼地直往脑门顶上窜。

　　石头娘在娘家耍得挺兴，边走边哼着谁也听不明白的小调。一进门，庆虎一个饿虎扑食蹿到她面前，咬牙切齿地骂道：

　　“你娘的你还知道回来啊你！你在外头浪啊，你个浪X你还能找着家啊！”

　　石头娘热脑门顶上浇了一盆凉水，正哼了半截子的调门也给噎回去了。她那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一下子就着了：

　　“你吃炸药啦你挨枪子儿啦，在哪喝了猫尿跑回来耍酒疯！”

　　庆虎也不示弱，捋捋袖子身子一蹿一蹿，那巴掌在空中忽闪忽闪的：

　　“放你娘个屁，谁耍酒疯？你看看你看看，老的在炕上躺着一天水米没沾牙，小的也吃不上喝不上，你一翅子走了个没影儿，你说说你这X娘们儿能要的啊不！”

　　石头娘心里发虚嘴上硬：“他们饿着活该！那么大小子连个饭也不会做，我死了你们还把嘴吊起来啊！你个狗庆虎你想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啊你，你出去几天学下本事了。给，你打，你打，打死我你再去娶个大闺女！”

　　石头娘说着说着头一低恶狠狠地就冲着庆虎扑过去，倒把庆虎闹懵了，慌慌地后退两步，一把推开石头娘，抽腿就往门外溜。石头娘不依不饶，顺手抄起根胳膊粗的木头棍子，三步并作两步追到过道里，照着庆虎的脑袋“梆”就是一下子。只听庆虎哼了一声，“扑”地倒在地上不动了。

　　石头娘踢踢庆虎骂道：

　　“少你娘装死，看我再给你一棍子！”

　　可是不管石头娘怎么骂怎么踢，庆虎只是一动不动。石头娘猫腰推推庆虎，又把手放在庆虎鼻子底下摸摸，凉凉的，一丝热气都没有。

　　石头娘脑袋“嗡”地大了，扔了棍子，冲院子里惊叫一声：

　　“笨锤、石头，你爹死了！”

　　石头娘一边喊着一边就撒腿跑出门，慌不择路地一口气来到西沟，远远地猫在一个土窝子里，心里“卜卜卜”跳个不住。

　　她心说这可完了俺把石头他爹打死了，这回非让俺住禁闭不可了。她想石头他爹死了俺再去住禁闭，家里剩下一个老婆婆俩上学的孩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她又想，打死了人说不定还要让俺兑命。那一年县里在西河滩枪毙人，她是亲眼见了的，“梆”地一枪，脑袋上就是个窟窿，那血“忽”地冒老高……

　　长这么大，石头娘头一次感到了害怕。她的身子打着哆嗦，眼里的泪噗噜噜地流下来。她不擦也不揩，任那泪水在脸上一道子一道子淌。过了一会儿，石头娘就不知不觉地歪在土窝窝里睡着了。等冻醒过来，三星已经移到西天上了，四野静静的，一勾弯月冷冷地对着她看。她立起来活动活动身子，拖着被压麻了的双腿，一瘸一拐地走回家。

　　家里的大门虚掩着，石头娘一推便推开了。她蹑手蹑脚进到院里，家里也是静悄悄的，只从三个屋里传出粗细不等的鼾声。她提着个心进了屋，却见庆虎四仰八叉摆成个“大”字“吼啊呼”地睡得正香。石头娘这个屈哟，上前一把扯住庆虎的耳朵“哇”地叫了一声，吓得庆虎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

　　“谁、谁？”

　　石头娘狠狠搡了庆虎一把，一屁股坐在炕沿上，鼻涕眼泪地哭了个够。庆虎在一旁捂着后脑勺上的包，愣愣地没了主意。

　　那年刚入冬，我出差顺路回家小住。刚进家门，就听得有人在房顶上喊。我问娘，娘说不知道谁捉了庆虎家的老母鸡，石头娘直直地骂了两天，也没人接腔。

　　我上了几蹬梯子，果然看见石头娘坐在烟囱口上，拿一只鞋拍打着烟囱，数数叨叨地说，哪个贼泡子偷了俺家的鸡俺心里清楚，你藏在哪儿俺都知道。你藏的时候我早看见了，你瞒不了俺。你乖乖儿地给俺送回来便没事儿，你不送着你家小子说不上媳妇儿，说上媳妇儿也不留后，生了孩子不长屁股眼儿……

　　我听得直打冷战，走下来我问娘她究竟知道不知道。娘说你听她瞎诈来她要是真知道，还不早找去不依人家了？果然没过几天，石头娘眉开眼笑地出现在大街上，身后跟着一只摇头摆尾的老母鸡，那老母鸡还带了一群毛茸茸的小鸡。石头娘那疙疙瘩瘩的团团脸笑成一朵九月菊，一排溜西瓜皮牙一个不剩地突出来，在初冬的阳光下闪闪烁烁、斑驳灿烂。她得意地逢人便说：

　　“你看俺家这鸡乖不乖，上谁家住了几天，给俺领回来一窝小鸡。哼，看看谁还敢再打俺的主意，俺家的鸡都通人性哩！”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