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花甲，闲居寡闻。耳沉目滞，炸雷不惊。偶尔的一次感动，是缘于几年前不经意间在报刊上得知，在河北隆化县燕山深处，有一位身残志坚、终身奉献山区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隆化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壮烈牺牲的地方，那是在被我读成椭圆形的小学语文课本上就知道的地方，如今在同一块土地上，又有了一位感动我的人。他叫卜延荣。他拖着伤残偏瘫之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翻山越涧，风雨无阻，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完成了37年深山小学三尺讲台的顽强坚守，为山沟里的孩子们铺就着一条摆脱贫困走出大山之路。那篇报道虽文字寥寥，但感人至深。于是，我又想起了隆化，同时，记住了卜延荣，并下定决心，要去寻访。
寻找盘上村
时间一晃就是几年。今年的夏末秋初，我应邀来到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参加笔会。主办方盛情的欢迎酒会，紧锣密鼓的繁忙采访，见证一代王朝盛衰的避暑山庄的观光游览，蓝天白云如诗如画的坝上草原漫步，丝毫没有冲淡我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山村小学教师的缕缕牵挂。向当地文友多方苦苦寻觅，方得知卜延荣老师前年已经离岗退休，眼下在他的原籍——隆化县湾沟门乡茶棚村的一个名叫“盘上”的自然村定居。于是，我邀一起参加这次笔会的文友高虹女士一同驱车前往，去寻找连在当地县级地图上也难以搜寻到的这个偏远小山村。
车出隆化县城西行，群山扑面而来。原本宽敞平坦的柏油路在燕山群峰蛮横地挤压下，痛苦地扭曲成一条褶皱的细带。司机谨慎地躲避着紧贴路侧的一块块巨石，艰难地爬过一道道山梁，越过一条条沟壑，在山涧间小心地蜿蜒前行。
正值立秋时节。塞外八月，天高气爽。感谢老天的恩赐——三伏盛夏丰沛的雨水，涂绿了山，染绿了地，滋润了仍在靠天吃饭的山区百姓们干涸的心田。山路两侧窄窄的台田上，一排排秆儿粗叶肥油绿的玉米，毫無羞色地敞胸露怀，腆着肚皮，向路人炫耀着已孕熟待产的双胞胎玉米棒。盛开着淡淡白花的马铃薯，也开始了临产前的躁动，身下日渐膨胀的薯块娃崽把身边的泥土拱得咧嘴龇牙。一片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盘，如一张张稚童的笑脸，在轻掠而过的山风中摇头晃脑，热情地迎接着我们这一行远方来客。一只姓氏不详的山鸟在密林间引颈高鸣，空旷的山谷中回声一串……
从县城出发，在隆化县教育局一位热心肠朋友的引领下，汽车已艰难地爬行了近两个小时。在“快到了，前面马上就要到了”的期盼中，由于近日暴雨冲刷，终于路断车歇。无奈间，我们只好弃车步行。当我们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爬坡两三华里，拐过几道弯，终于看到那个仅有21户人家居住的“盘上村”时，个个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尚未见到卜延荣老师本人，我们已从陪同引路的隆化县教育局的朋友一路上热情地介绍中得知，这就是卜老师当年从教，从家里到8华里开外的小学为学生们上课，年年、月月、天天要走的那条路。这段路我们仅仅步行了其中的两三华里，就已大汗淋漓。而这条8华里的路，卜延荣却走了整整37年！尤其是1990年在他骑自行车对学生的家访途中不慎严重摔伤住院后，经过精心治疗，在昏迷一个月后，虽然奇迹般地保住了一条命，但已成为右侧上下肢无任何知觉的偏瘫残疾人。此后，他怀着对教育事业不懈的执著，拖着偏瘫的残躯，以耗时比常人多两倍、三倍时间的付出，冬冒严寒，涉冰踏雪；夏顶骄阳，栉风沐雨；一路趔趄，一串滚摔。17年从家门到校门的往返行程，累计起来竟超过当年红军走过的两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初见印象
尚未进村，我们便远远地看到，在村口的坡台上，有一位汉子正在翘首瞭望。当陪同我们的县教育局的那位朋友远远向他招手后，这个人便一步两晃三摇地艰难移动着脚步，向我们趔趔趄趄地走来。消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庞，一身山民布衣，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眉宇间似隐似现的那丝忧郁无奈……无需介绍，我断定这就是我几年来一直下决心要寻找的那个人了。
几句礼节性的寒暄过后，我们随主人走进了这座典型的北方山区狭窄的农家小院。三间北房已显得有几分陈旧。不大的院落收拾得井井有条：小院的西半部开辟了一个“袖珍”菜园。一架黄瓜，半畦翠韭，几棵西红柿，几窝白豆角，赤橙黄绿，生机盎然。南院墙下的荫凉处，几只羽毛渐丰的鸡雏，在铁丝编织的大笼子内啄食梳羽，抖翅沐沙。问及主人的老伴，答曰到10华里外的一个村去赶集未归。于是，我们把话头迅速转入主题。
卜延荣伤残偏瘫后，语言功能曾出现严重障碍。虽然后来经过刻苦地发音锻炼，语言功能恢复大半，但仍然常常吐字不清。我张开近年来听力渐弱的双耳吃力地细听，加上随行的县教育局朋友的“翻译”补充，大体得知：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到今年年底，即年满62周岁。他在家行二，上有一兄，下有四弟一妹。在那“玉米面当细粮，鸡屁股开银行”的特殊困难年代，由于当时家里的劳动力少，吃闲饭的孩子们多，所以生活过得颇为艰难。他的小学学业是在距离盘上村的茶棚小学完成的。那时春夏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手在道边田埂拔上半书包野菜，这便是第二天上学时中午的干粮。中午饭吃糠菜窝头，苦涩难咽，有时需要带点家里自腌的咸菜下饭，但家里穷得竟连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都找不出来。母亲瞒着他，在野外山坡上的坟地里，捡来了一个别人家祭奠死人用过的罐头瓶，洗净后装咸菜丝用——这件事是若干年后卜延荣无意间从母亲和老街坊们忆苦唠嗑时知道的。
寒门学子，家贫志坚。他目睹了大山里目不识丁的乡亲们对世代贫穷的艰难守候和叹息无奈，亲历了全家生活缺衣少食的艰辛，暗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期待着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走出祖祖辈辈苦苦守望的大山。
196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距家70华里开外的郭家屯镇中学。然而命运不济——初中毕业时恰恰赶上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浩劫。他便毫无商量地也被“革”了继续升学深造的“命”，乖乖地回归大山，到生产队去挣那一个工仅能买两盒火柴另加一块糖的工分。
一夜风雨骤，梦断求学路。痛憾压心底，无奈锁眉头。
1971年，卜延荣的人生之路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初中毕业的他，作为当时山坳里不足20户人家小村里的稀缺资源，被推上了乡村小学代课教师的岗位。一直到1987年转为公办教师为止，一年4000个工分的劳酬，一个月三五元的生活补贴，他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1978年，在外地工作的大哥，通过关系曾在市里为他找了一份比民办教师收入高得多的工作，他毅然放弃了。俗话说，“家里男人当支书，老婆孩子出气儿粗”。1982年，村民们推举他当在乡亲们眼中要比民办教师体面得多的村干部，他婉言谢绝了。1985年，他16岁的二儿子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他把失子之痛深深埋在心底，把爱子之心洒向自己所教的复式班两个年级的20余名满脸稚气的孩子。他草草料理完儿子的后事，强忍悲痛，眼泪一抹，迈着沉重的脚步，继续走上讲台……
“假如我一拍屁股走了，咱们这些孩子咋办？我如何面对把这些孩子托付给我的父老乡亲？”孩子们那渴望和期待的纯真目光，敦促他下定决心，终生坚守山村三尺讲台，倾自己一腔热血，浇灌好这些幼苗。让更多的山里娃踏上知识之路，快乐地走出大山，圆自己当年那个未圆的梦！
在我和高虹的再三请求和随行的县教育局那位朋友善意地怂恿下，卜延荣极不情愿地搜寻出了多年来散放在箱箱柜柜的一些获奖证书。金杯银盏，红绸绿缎，满满地摆了一土炕。有的因为年代久了，已被虫蛀鼠咬。其中有乡党委授予的“模范共产党员”；有隆化县委、县政府授予的“十大道德模范”；也有承德市授予的“感动承德十大新闻人物”，还有省政府授予的“河北优秀园丁”，有国家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
我们粗略地盘点了一下，临时找出的各种奖状证书和奖杯一共整整40个。这就意味着，他从1971年当代课教师走上小学讲台，到2009年底年满60岁退休，除去其中近500天的时间在医院疗伤，37年的教学生涯中，年年都有奖项入账。
谈及退休后的心情及生活安排，他高兴地告诉我：本村的几位小学生成立了一个课外学习小组。每逢周六周日，孩子们都集中到他家里来，由他义务为他们补课。每当过年过节，接到他当年教过的学生跨海越洋打来的问候电话的时候，看到在北京上海工作的学生们来家看望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
抚摸着布满岁月积尘的一个个证书，我的心在默读着一部不可多得的人生教科书。凝视着拖着上下两条残肢乐呵呵地张罗着为我们沏茶倒水的卜延荣，随着他那残疾身躯的轮廓在我眼中逐渐变得朦胧，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起来。方才在村头初次见面时，那句“谢谢领导关心，这么大老远的专程到山里来看我”的话，这些年来在这同一地点、同等场合也许不知道已经说过了多少遍。此刻我反刍品咂，一股无名的酸痛涌上心头。我暗暗扪心自问——应该真诚地说声“谢谢”的人到底该是谁呢？
自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已经近半个世纪了。当年牵手引我走上人生之路的小学教师，近些年大都已年高作古。世代不息的园丁之光正恩泽着顽皮的孙辈。回想起我大半生来，30余年的从政路上，曾身居地（市）县要职多年。“民族振兴，教育先行”的话，不知在大会小会上讲过多少次。“改善办学条件”，“确保教师工资优先足额按期发放”的文件，不知经我手签发过多少次。难道我们应该做并能做的仅仅是这些吗？作为当年的学生，时至今日，到底对老师们那纯洁高尚的心灵读懂了几分？于是，年年9月10日的教师节，在一片记者簇拥下，“深入基层”对教师们道一声“辛苦了”的官腔问候；在“老记”们长枪短炮的瞄准下，给卜延荣们年复一年地去发一册册获奖证书的热烈场面，在我的脑海中逐渐变得苍白起来……
摔不断的脊梁
那是在1990年春寒料峭的季節——卜延荣刚刚转为公办教师的第四个年头。
一天下午，他和同校的韩文景老师，结伴到东梁沟村做学生家访。山区无坡不成路。在返程的路上，正值下一个弯道陡坡。而偏偏此时，他骑的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车闸突然失灵。为了避免人和车冲向更深的山涧，他把车把猛地一扭，随即连人带车翻入了乱石丛生的道边沟。人被摔得头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失去了知觉。一路同行的韩文景老师赶到跟前下车一看，人都不行了，大惊失色。但身薄力单，手足无策。深山僻壤，车疏人稀。他用声调已变得有几分恐怖的嗓门儿，拼命大声呼号，而远远传来的，只有大山的无情的冰冷回声。无奈之下，他跪在山路中间，五体投地，默默祈祷。好不容易拦下了一个好心的开车师傅，通过多方努力，把卜延荣送进了县医院。
当他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病床上醒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他睁开模糊的双眼，看到眼前的环境竟是如此的陌生。他挣扎着想坐起来，但四肢已不听使唤。面对无情的“头骨右侧断裂，右侧肢体瘫痪”的医疗诊断书，受了伤的面部开始严重抽搐，甚至变得有几分恐怖。他双眼流着泪，喉咙里发出了一串谁也听不懂的“呜里哇啦”的怪叫——他的语言功能出现了严重障碍。经过精心治疗，许多天过后，他的语言功能得到了部分恢复。人们从他含混不清的“噜噜”声中才得知，他当时是在喊：“我是老师！我的右腿不行了，怎么上讲台？我的右手不能写字了，课还怎么上？我班上的那20多个孩子可咋办呀？”
他绝望了。想到如果这样勉强活下来，连课都不能给孩子们讲了，还算什么老师，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倒还不如去死……
那年，他刚年满41岁。
几天痛苦不堪的沉默中，他慢慢冷静下来。忽然想到，我的右腿不行了，不是还有左腿吗？右手不行了还有左手呀。人家天生的“左撇子”，不是啥活都能干吗？他下定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要重新登上讲台！
于是，他开始了艰难的左手练字。
作为已有17年教龄的教师，他心中非常清楚，小学老师课堂上的板书，不仅在向学生们传授着知识，而且往往直接影响着孩子们终生的书写风格。当我们今天看到卜延荣老师当年字迹清秀严谨规范的一份份教案时，有谁会想到，这是一个右肢偏瘫之人，用多于常人两倍乃至三倍的耗时，用左手一笔一画精心“画”出来的！又有几人能知道，他为了用左手把反字写正，而且要坚持由左至右的传统书写习惯，他在病床上用掉的小学生生字练习本曾有几箩筐！
最难莫过于练习走路了。一开始是扶着床头站；接着贴着墙根转；然后推着学步车挪；最后拄着双拐蹭……由床上到床下，由屋里到室外，他艰难地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竟然可以甩开双拐趔趔趄趄地走上几步了。后来在讲台上，他为了使自己走到黑板的哪一端都有拐杖可用，在黑板的两头常年各放置一根山木拐杖；为了写板书时取粉笔方便，他把一个装满粉笔的小盒子吊在教室黑板沿的中央——他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万万不可在学生面前倒下。
艰难地学会了左手写板书和练习了走路，但要重返讲台还绝非易事，因为距离他居住的盘上村最近的一所小学，也在8华里开外，仅靠每天一步挪半尺的走路去给孩子们上课是绝对不行的。他下决心要重学骑自行车。实在拗他不过的老伴儿又生气又心疼。但她最理解与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丈夫。她知道只要一息尚存，视教育事业如生命的丈夫绝不会轻言离开讲台的。无奈之下，只好眼含热泪，一手搀人，一手扶车，帮助半身偏瘫的丈夫练开了骑自行车。
一个体魄健康的正常人初练骑车，摔了胳膊碰了腿的也是避免不了的常事。偏瘫的卜延荣，练车三个月，到底摔了多少跤，只有天知地晓；每天身上又新添了几处伤疤，也只有心疼自己的老伴儿心中有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一次又一次地摔滚，他竟然逐渐摸到了一些“窍门”：先把自行车当拐杖一瘸一拐地推上坡梁，然后吃力地挪动屁股在车座上坐稳，再把毫无知觉的右腿“挂”在车梁上，接着左脚踩稳车蹬，左手用力控制车闸，顺坡就可以溜出老远。
然而上车难下车更难。往往是等到自行车遇到再上坡时自然停住，然后连人带车就地一倒，人才算“下”来了。以后的18年中，每次往返学校的途中摔上三两个跟头，对卜延荣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创可贴和止痛药常备身边。18年来，他身上的伤疤已经不知摞了多少层。
当我谈到，像您这种状况，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完全可以作为工伤提前退养时，他一脸凝重地说：“那哪儿行啊？我是共产党员。当年养病时，那么年轻就让国家养起来，不干活白拿国家的钱，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再说啦，是这方土地养育了我。眼下像我这副身架，唯一能对家乡回报的，也仅仅是教育好这些孩子了。真叫我离开学校，心里也实在舍不掉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呀！”
1991年9月1日，又是一个新学年开学的日子。当伤残偏瘫500余天后的卜延荣，带着一路跌跌撞撞滚得满身的泥土出现在校园时，一群孩子张开双臂小燕子似的向他扑来。
“老——师——好！卜老师，我们想你呀！”
“同学们好！我也……”
话音未落，五尺高的山里汉子已喉头哽咽，泪淌双腮。
山区教育之殇
告别盘上村的返程途中，我们顺便走进了卜延荣曾任教多年的茶棚小学。
也仅仅是有了门口上方拱形铁架上的“茶棚村小学”那几个字，我们才认定这是一所小学。说是小学，实际上也仅仅是一个有20余名学生的复式教学班而已。窄窄的院落便是孩子们课间有限的活动空间。一溜排开的六间北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占去了東头的两间。靠西头的两间屋子里，杂乱地堆积着木柴、煤炭及一些零散的杂物。中间摆放着还算较新桌椅的两间房屋，便是兼做老师的办公室的教室了。
当时正值中午一点半左右。我们悄悄地走进教室，看到孩子们正在非常守规矩地午休——山区小学孩子们的午休，以桌椅当床，分“上下铺”：小男子汉们蜷缩在作为“上铺”的课桌上，而小姑娘们则侧卧在用两个小椅子并起来的“下铺”上。看着孩子们睡梦中那一张张甜蜜的笑脸，我心中五味翻涌。
两年前，人民共和国已经隆重地庆祝了60岁的寿辰。自我国执行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已向世人郑重宣布，全国13亿人民已迈步踏上富裕小康之路。难道眼前这窄院陋室，就是我们今天的山村小学么？
在湾沟门乡的中心小学，我们与一位年届五旬的校领导拉起了家常。
湾沟门乡10068口人，散居在幅员21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86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村中。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山村的小学生源在逐年减少。时下全乡的小学在校生仅仅667名。一个山区的小自然村，多者有三五十户，少者往往只有一二十户人家。有限的几个学生，又不可能都在一个年级。全乡几乎每所五年级以下的小学都是复式教学班。
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节约行政开支，适度撤并小学——有理有据，无可非议。
小学撤并后，目前湾沟门乡共设有12所小学。在一个中心教学区中，小学距离最远的自然村20余华里。当时我没有来得及细问，这些小学生是走读还是住校？如果让这些小学生们统统住校，不仅无形中又增加了家长们对孩子的食宿的经济负担暂搁置不论，而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娃娃正是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龄，在家中有的可能还在睡梦里尿炕，塞外严寒的冬季怎么办？如果不住校，凭这些山区的孩子们稚嫩的小脚，如何走尽这漫长的求学之路？
据中心小学校长讲，全乡现有在编的教师共56人，几乎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由本乡本土就地转正的民办教师，平均年龄已接近50岁。到2015年，将有19人要相继离岗退休。但接替的教师在哪里呀？都说孔雀东南飞，我们这大山里，连家雀也飞走了。
我们并不抱怨人家城里的人不愿意到咱这穷山沟里来——这么多年，就连我们大山里土生土长的孩子考学到外地，毕业后也没见着回来几个。这也难怪——现在毕竟已经不是当年栓宝拉上银环到朝阳沟，跺脚发誓“我要在山区干它一百年”的那个年代了。你把城里长大的女孩子分配到山沟里来，把一个人放在只配备一个教师的一所孤零零的小学里，别说没人想来，就是有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人想来和敢来，我们也轻易不敢接收呀！暂不说将来姑娘找对象成家立业的婚姻大事，也且不说日常生活自立锅灶吃饭的小事——就一个年轻姑娘夜间的安全问题，我们就放心不下，万一出点问题我们更担当不起。
但话说回来，我们山里的娃娃们也要读书呀。30余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国民教育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咱山里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有与城里人共享的同等权利啊。难道城里的学校就可以建得那么好，现代化教学设备可以配置那么齐全，教师更是好中选优，有钱人甚至不惜花上几万元钱为自己的子女选师择校，而老天爷就如此不公，专门安排我们山里人要祖祖辈辈守候大山吗？我们的山青了，水绿了，而一代一代的人头发白了……
汽车驶出狭长的山谷，山外地阔天宽，丝毫没有减轻半分我心中沉重的压抑。已近下午3点，一天来只吃过一点的早餐，但却没有感到腹中有任何饥饿之感。
背向渐渐远去的层层山峦，耳边似乎一直在震响着群山一声声沉闷而悲凉的呼唤：“明天的卜延荣，你在哪里？”
责任编辑 洛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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