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吾

　　一

　　我的故乡是河北省乐亭县，东临渤海，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人烟繁衍，金代天会初年（公元1123年）始建乐亭县，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江南迁来大批移民，辟荒野海滩为良田沃壤，形成“燕东天府”之富硕。因临海而海产丰富，又盛产鲜桃、蔬菜。乐亭人以善经商而闻名，清末民初相继几万人涌入东北，商号遍及东北三省，号称“老呔帮”声势浩大，家父前辈武百祥先生创办的“同记”“大罗新”颇具改革新风，在哈尔滨独领风骚。汀流河刘家号称京东首富，其“益发合”“泰发合”等商号名冠北方，天津原英法租界两条街的楼房，均为刘家房产。乐亭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全国著名的“文化县”，乐亭大鼓、乐亭皮影，以乡音浓郁、曲韵优美而著称。这里自古有“雅重读书”之风，人才辈出，清代出过状元，至于进士则有30余人，现有乐亭籍两院院士九名，著名科学家、作家、书法家、画家、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何止一二百人，在部队有曹芃生上将、佟宝存中将、郝岩中将、曹惠臣中将等三十几位乐亭籍将军。乐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乐亭人深深地以此为荣。

　　人的童年如早春季节，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都以一种鲜活的气息，在生命的年轮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对生身之地哈尔滨没有任何记忆，而三岁至七岁是在故乡乐亭度过的，从而留下了一些既清晰又模糊的印象。

　　我的世代聚族而居的家，在乐亭城西后王庄，离城六华里，原有一座大庙叫吉祥寺，亦称吉祥寺后王庄。后王庄因何得名不得而知，附近并没有“前王庄”，而且村内并不都姓王，张家也是大户，世代务农，不穷也不富，居住在村中央偏东的一座三层院落中。我记事时那座宅院已很陈旧且拥挤，我祖父兄弟六人，他是老大，尚有五位堂弟，所以我父亲有十位叔叔，几十位堂弟堂妹。有几家已搬离老院，在村对面的孟庄另盖居所。为了孝敬我的祖父，父亲在村东盖了一座新的庭院，大门之内是一片二三亩地大的空地，然后是青砖围墙，进入二门两侧是厅堂、东西两侧各三间厢房，正面是五间正房。我记得所有房子都是双层玻璃窗，中间是纱窗，门的扶手都是款式新颖的有机玻璃的，当年即使在大城市的住宅也不多见。窗前种着夹竹桃，院落显得温馨宁静，我常骑着小三轮车在庭院里玩儿。正房之后又是厢房，走出后门是牲口棚，再后面是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夏天满园翠绿，蝶飞鸟鸣，显得格外幽静，除了各种蔬菜，还种了许多西瓜、香瓜。乐亭有一种香瓜叫大马牙，甜脆可口，离开乐亭后再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香瓜了。在围墙东侧有一条甬道专供车辆通行。这样一座略显洋气的庭院在农村是罕见的。我家门口是村街，与门口相对是我家场院，秋收季节在这里打场，冬天我也同家族兄弟们在这里捉迷藏，跑得大汗淋漓，我感到十分快活。

　　1944年春天，为给母亲治病，全家曾来北京暂住几个月，住在宣武门内抄手胡同的三间北房，好像不是租赁，而是父亲向朋友借用，因为室内桌椅、床铺及厨房煤炉、炊具一应俱全。那些日子我无所事事，每天必修“功课”，就是由齐妈陪着从宣武门乘有轨电车穿过东西长安街到崇文门，下车走出城门洞看火车，然后再上有轨电车返回宣武门，天天如此，乐此不疲。正逢夏季，有时傍晚时分父母带着我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去喝茶，或是领着我到中南海闲逛，（那时中南海与北海一样，是开放售票的公园）。小男孩儿都是多动症，一边走一边顺着墙乱摸，夜晚路灯很暗，一下触摸在马蜂窝上，马蜂把我的手蜇了，顿时疼痛难忍，当晚手肿得像肉包子一样。父亲是极心疼我的，他41岁生我算是晚生独子，视我如掌上明珠。他为我抹上万金油，在床边守候一夜。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那年夏天北京流行霍乱，日本宪兵挨家挨户搜查，凡遇发烧者泻肚者不问青红皂白，就拉到城外活埋。在抄手胡同口外拉上绳子地上撒白灰，日本宪兵持枪把守，旁边还有吐着血舌的狼狗实在恐怖。胡同内居民一律不得外出，说胡同内有“霍立拉”（霍乱病患者）怕传染，我记得妈妈很害怕，把我搂在怀里坐在床上。好在两三天就解除了封锁，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匆匆返回乐亭了。我是亲眼见过日本兵的，与后来在电影、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我觉得他们是穿衣服的狼，毫无人性，怎么能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国土上如此蛮横，如此凶残呢？

　　二

　　重回乐亭临时借居在城内东关一位叫曹老孟的家中，曹老孟在街面上开个杂货店，家业小康，他家宅院也不算宽敞，我们在他家住了大约两个月，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有一天深夜，几个日本兵闯入院内“查户口”，人喊犬吠，凶狠地敲门，那时乐亭县城内没电灯，我父亲匆匆穿上衣服，点燃了油灯，打开了屋门，两个鬼子和一个翻译就闯了进来，我和妈妈缩在炕上不敢动弹，我用眼睛的余光偷偷窥视，只见刺刀寒光闪闪，两个鬼子都像凶神恶煞，唔里哇啦地向父亲问话，翻译说有个高丽共党窜入这里，是否窝藏？我父亲在哈尔滨经商多年，似乎会说几句简单的日语，便把他们打发走了，然而这一夜父母却无法入睡。我没有亲眼见过残忍的屠杀，但在幼年已感受到弱国子民所经受的恐怖和凌辱。还有一件事，是曹老孟的儿子在燕京大学读书，曹老孟写信给他说母亲病重令其速返，其实是为他找了一个媳妇，逼他成婚。这是中国愚昧的老百姓传统的手法，儿子不从苦苦相求，说他已有恋人，父母不解，婚姻大事怎能自己定夺，父母以死相逼，老爹动手打，母亲要喝毒药，街坊邻里都来相劝，有劝父母别相逼的，有劝儿子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院里鬧成一锅粥！结果还是爹妈取胜，结婚那天依然热闹，花轿到门，新娘蒙着盖头，看不到面容，新郎强作欢颜难掩苦涩，结婚第三天他便不告而辞返回北京了。这是我在幼年看到的千古悲剧，以同样的形式在一个小城里上演。

　　不久我们搬到南街一座深宅大院中，把祖父从农村接到这里，（祖母在我两岁时去世）。我依稀记得祖父身躯高大，红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少言寡语显得有些威严，母亲对他十分孝敬，老爷子四季衣裳都是她亲手缝制，所做饭菜让老爷子可口称心，每天上桌吃饭都把最好的菜肴摆放在老爷子近旁。我独自在院中玩耍爷爷很少理会我，有时清晨他上菜市场闲逛，一手拄拐杖，一手拉着我，这时脸上隐约有一种喜悦的神情。有一次他买了一条好大的偏口鱼，用右手提着，左手拉着我，我替他扛着拐杖，缓缓地向家中走去。我到中年以后才理解，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国男人，到了晚年最大的幸福和骄傲就是儿孙满堂，我父亲这一辈是独子单传，到我这一辈又是独子，虽觉遗憾但老人家有了一个孝顺而且事业发旺的儿子，又有一个白白净净且不算笨拙的孙子，也算心满意足了，老人家拉着孙子优哉游哉在街上一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

　　但是好景不长他便病逝了，享年六十七八岁，弥留之际张振华伯伯匆匆赶来，走到病榻前俯身对我爷爷说：“大叔你信主吧，你的灵魂就能升入天堂了。”爷爷是否还清醒是否还能有所首肯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张伯伯说，大叔同意了，大叔同意啦！这样他便作为基督信徒告别了尘世。张振华伯伯是天丰东第一副总经理，排在我父亲前头，他与总经理温济伍和父亲三人又是拜把的兄弟，友情深厚亲密无间，不像当下政界商界许多一二三把手之间或明争暗斗或相互防范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温伯伯善良敦厚基本不理财政，张伯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信奉耶稣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根本无心思办企业，也极少到办公室去，而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于传道。他的钱都用于建造教堂，在哈尔滨建，在乐亭县城内也建，我至今记得乐亭的教堂是当时城内最恢弘的建筑，所耗费的资金可想而知，何况还要供养牧师及其他神职人员，他却视为耶稣之子应尽的义务，因日本人的压制，民族资本开始萎缩。在哈尔滨不能立足，张伯伯温伯伯均同我家一样回归乐亭，张伯伯就在县城之内大张旗鼓地传道，逢人便赠送《圣经》劝说信主。我父亲自然听信他的教诲，但并不十分虔诚，偶尔也去教堂做礼拜，到教堂听牧师讲《圣经》，我曾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做给张振华伯伯看的，不能有拂兄长的一番美意。当然，他也信奉耶稣，有时读读《圣经》，有时也默默祷告，但解放之后就再没见到他读《圣经》做礼拜了。

　　爷爷病逝全家哀恸，吊唁的亲友接踵而至，爸妈就相陪跪拜痛哭，无暇也无心进食，母亲几次昏厥过去，我以为她也死了，吓得大哭。在乐亭买不到楠木棺材，父亲就买了上好的柏木棺，同前几年去世的奶奶一样。父亲是深沉穩重的人，爷爷入殓时他虽满脸泪水却不痛哭失声，母亲是外向性格，感情诚笃，她却哭得难以支撑。送葬那天张家子侄辈近百人都赶到城里来，一律穿白色孝袍、戴白色孝帽，为了赶制孝袍孝帽买了几十匹白布。送葬的几十辆车在街上排满了。因为祖父是基督徒了，不请和尚念经，也不请鼓乐手吹吹打打，长长的送葬车辆默默缓缓而行，倒成了小城内人们围观的一道风景。祖父与祖母合葬于张家祖坟，祖父的坟头矗立一座白色的十字架。

　　三

　　祖父去世不久， 1945年秋天日本鬼子已经投降，我们搬回后王庄居住。后王庄称作“拉锯区”，城里是国民党统治，村里常来共产党游击队，而且建立了贫农协会、民兵、儿童团之类的革命组织。白天时有国民党军队来村内巡视，夜晚常有贫协开会、民兵训练、儿童团放哨活动。在乡间的日子我很孤独，农家孩子们不会登堂入室找我来玩，妈妈也不让我走出家门，她绝非嫌贫爱富，不管是家族还是邻里婚丧嫁娶，她都参与帮忙，她能走进幽黑的房舍，坐在脏脏的土炕上问寒问暖，也都给他们许多资助。她不让我出家门，主要是怕摔了碰了，她38岁生我自然养得很娇。有时本家的姑姑张桂馨找我来玩，她与我同龄，很开朗像男孩子大大咧咧，我们各骑一支秫秸当马，在院子里或场院里奔跑。有时我表弟孟昭起也来找我玩儿，他家在东高甸，与我村仅一里之隔。我家后院有一个巨大的沙土堆，仅靠着一座盛柴火的房子，有一天我俩爬上沙土堆，俯在墙头向东邻的后院张望。因为听大人说他家后院闹黄鼠狼，而黄鼠狼能把魂灵附在人身上。一年前日本兵追赶一个游击队员，用刺刀把他挑死在村西的洼地里，不久就有个青年疯了，说是日本鬼子用刺刀杀他，老人们说是被黄鼠狼“迷”上了。我俩正专心向东邻窥探是否有黄鼠狼，这时我家养的两只大公鸡，从沙土堆的斜坡上追随而上，我们节节后退，从沙土堆退到盛柴火的房上，两只大公鸡又追到房上，我们没有了退路，只得从房上跳下，公鸡也从房上跳下来，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沿着甬道拼命奔跑，两只公鸡紧追不舍，直至我们蹿出门外，它们才罢休，我俩已是大汗淋漓了。人们也许不信，两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怎会怕鸡呢？说实话，连我家以外的大人都怕，这两只公鸡叫“俄国白”，全身白色，长腿，站在那里比三岁的孩子都高，它们已多次跳跃起来啄伤人的前额或耳朵，如果啄上眼睛非瞎不可。这段时间表姐孟素华也住我家，同我姐一起上学，她们有她们的同伴，有女孩子们的玩耍和乐趣，只有冬天村东大水坑已结冰，我同她们到冰上玩耍，更多时间还是一人独处。我便自己玩皮球，二门之外有一个很大的水泥平台，正好成为我的球场，我把球向墙上投掷，弹回又接住，接住又投掷，球艺娴熟出神入化，这大约是我后来成为垒球高手的前期训练。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我虽年幼却从妈妈的脸上感受到动荡不安了。1946年春天，尚未颁布《土地法大纲》，但村里和邻村已经开始斗地主“吃大户”了，白天常有人声嘈杂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结队奔大户而去，在他家连吃带拿。夜晚，常有放哨的民兵在房上行走，母亲难以成眠，我趴在炕上用厚厚的纸板刻皮影，夜很深了才入睡。其实，我家有几百亩地，又有这样漂亮的房舍，算是方圆十数里最大的“大户”了，当然算地主。因为我父母济困救贫慷慨施舍，又待人谦和诚恳而人缘好，村民们明明知道钱是我父亲挣的，土地是他置买的，却把地主名分安在我爷爷身上。老人家已去世我家就没有“地主”了，所以我家一直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父亲仍不愿在家中居住，他常去天津居住一个月再回来，十天半个月后又去天津，在那里有一家工厂，他是股东之一，他去那里不是经营，而是一种躲避。我特别想念他，他不在我同妈妈更显孤独，妈妈不识字，却深明大义，父亲一回来就撵他再回天津，她说男人是一家之主，树大招风，我一个女人家没人算计。我却盼着父亲回来，盼他带回天津的大麻花、油茶和点心，他一回来家里就有了生气。

　　四

　　1946年秋天我们举家迁住乐亭县城，我在农村只住了一年，而且是那里的匆匆过客，没有感知农家忧乐，不懂乡间特有的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没有见过播种与收割。我后来当教师，带领学生们下乡劳动，我完全不会干农活儿，属于那种“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那些劳动最光荣、会干粗活儿最光荣、越不像知识分子越光荣的年代，却没有人歧视我，这种独特的现象，倒是值得思悟的。

　　到了城里居住在我的义父王振明家中，他是医生，临街是他的诊所，后院是住宅。我父亲同他的渊源始于他的父亲，我父亲十四岁离家闯关东到黑龙江安达（大庆）当学徒，那时他家老爷子也在安达经商，学徒需有保人，王老是同村乡亲便为之担保，就是这一纸保文让我父亲铭感终生，王老爷子去世后，我父亲对他四个儿子终生资助，这才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王振明是王家老四，他所开设诊所的资金，也是我父亲捐赠的。其实，父亲此时已不是家财万贯了，大部财产扔在哈尔滨，乐亭的绸缎商店关张了，他只剩九牛一毛了，有人相求他仍不回绝。王振明夫妇为人真诚，母亲让我拜他们为干爹干妈，两家相处毫无隔阂。

　　县城内似乎只有一所小学，隔壁是孔庙，校园很大教室很多操场很大，男女教师衣着都很体面，男教师都穿制服，女教师穿蓝色旗袍，都很文雅。我读一年级，分在第十一班，姐姐读六年级。语文课好像是“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类。一年级课程少，下午只有一节课，放学后太阳没落，我们三五成群从侧门入孔庙，在那里捉迷藏，庙堂宏大而阴森，虽是白天仍有恐怖之感。我在这里读书时间不到一年，只有两件事留下记忆：这所学校纪律很严，课间操的铃声一响，各班的队伍就齐刷刷地站立在操场上，有一天我和两个同学看到卖文具的小摊摆在操场一角，就蹲在那儿观看。铃声响罢我们才急匆匆向队伍跑去，体育教师发现我们迟到了，就把我们仨喊到发令台上去，每人打五大板。当年是施行体罚的，教室内的板子叫戒尺，约二尺长，一寸厚一寸半宽，放在讲台上，凡上课迟到，交头接耳或未完成作业者都要挨打，学生伸出左手，老师紧握四指前端，用戒尺打手心疼痛难忍。不打右手，因为把右手打肿了就不能拿笔写字，也不能拿筷子吃饭了。我是听话的好学生很少挨打，但也不是没尝过挨打的滋味。在操场打人的不是戒尺，而是一米长的竹板，挨打时老师让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用竹板打屁股不能用手挡，打在手上手指或手腕就骨折了。五大板打在屁股上屁股就肿了，两天不敢坐。上课和吃饭都得坐呀，只能咬牙忍着。我在台上挨打，姐姐在台下岂能看不见？一散操她就和两个女生一起跑过来，问我疼吗？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疼。另两个挨打的同学都哭了，我没哭，在众人面前在姐姐面前装硬汉。我记得姐姐问我时还笑着，表情怪怪的，笑得意味深长，有责备也有心疼。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我有一个邻居小友叫赵印乔，他只比我大一岁却读三年级，放学后常在一起玩耍，或坐在房顶上聊天，形影不离，可是上课时就得分开了。于是他突发奇想，竟然说服了他的班主任，让我跳班到三年级去上课了，我在班上不告而辞，拿着一年级的课本上三年级的课。坐在那里听老师讲算数如同听天书，两天之后又跑回原来的教室。班主任是位女老师，长得什么样已忘却，只记得她很和蔼，狠狠地批评我胡闹，而没用戒尺打我。

　　那时国民党在战场节节败退，县城里的军队频频调动，一队队装满军人的卡车开走，又一队队装满军人的卡车开来，城里的气氛日渐紧张，1947年6月父亲决定全家迁往北京。这是全家命运的一次重要抉择，这个抉择也决定了我和姐姐一生的命运，如果不离开乐亭，我也许念几年书后当农民，因“成分”不好，当个代课教师都未必有人要，姐姐也许早早嫁人，她怎么可能当上雪莲羊绒衫厂的总工程师？有一次她飞往英国，抵达伦敦后是前首相希恩的轿车去接她的，我们感谢父亲的明智。我后来才明白这不是他个人的一时判定，而是同许多朋友共同权衡的结果，几乎与此同时温济伍、张振华、田家兄弟，就连富裕家庭出身的职员、教员，都举家或个人涌向北平（那时北京叫北平），还有一些小地主、富农、商人都追随而至，到了北平无工作无住所，投亲靠友绝非长久，又不断返回乐亭。这是中国北方的一次大迁徙，本质上是一次大逃亡。东北华北许多有钱人都涌向北京天津，人们都怕什么呢？为什么怕共产党像怕洪水猛兽一样？很多年以后我曾问过父亲，他说那时对共产党不了解因而恐慌，还有一层重要原因是为我和姐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如果没有日本人入侵，如果没有社会变革，我们是不会回乐亭的，等姐姐和我长大了就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还回哈尔滨或全家在北京定居。他希望我成为学者而绝不要经商。我问他在顶峰时期有多少钱，他说：“我不知道，反正你和你的儿子们只要不赌，喜欢什么就随意买是花不完的。当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在一世未竞家业荡然，但是我不叹息，做人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失去财产更能激发自立，只要你们姐弟认认真真读书、堂堂正正做人、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就是人生最大福分。”他有这种博大胸襟，真是令我钦敬之至了。

　　乐亭不通火车，去北京先到滦县，一清早我和姐姐随同父母乘两辆骡子车，一辆装行李、皮箱，一辆坐人，从乐亭到滦县仅100华里卻走了一天，路上不断有背着行李逃亡的人。滦河涨水水面很宽，人和车辆都要登上摆渡船渡过对岸，人涌车挤，排队等待的时间很长，父母的焦灼可想而知，事后母亲说那时实在紧张和恐惧，亲友告诫滦乐公路旁如果有草帽千万别去捡，草帽下是人头，村里民兵追赶逃亡地主，捉到就地活埋，只露人头在地面上用草帽盖着，以警示逃跑的富人们，谁能不胆战心惊呢！到了滦县住进一家客栈天已黑了，这时父母悬着心才放下。父亲曾经说过，滦乐公路素不太平，他刚闯关东那年月，三年放半年假回家省亲，然后再返回东北。那时从乐亭到滦县没有交通工具，100华里结伴步行。当路旁长满了青纱帐的时候，就不安全了，偶有劫匪窜出“留下买路钱”。我父亲就遇上一回，他与一个伙伴正匆匆赶路，忽从高粱地里窜出一名大汉，身穿对襟褂，手持一把手枪，手颤颤地，声音也颤颤地：“兄弟，借点钱花。”“好说，好说，这都是缘分。”我父亲和同伴都解开挎包，拿出钱来，那人数了数，拿走一部分，给我父亲和同伴各留下买火车票和盘缠（食宿）钱。真是行有行规、道有道规、文明劫道，不伤人，只要钱。我问父亲，他为什么手发抖？父亲说：“他害怕，清朝和民国初年法重，凡逮着劫匪一律死罪。”到了革命年代就无法可依了，有钱就活埋。

　　当晚从饭店叫了一提盒饭菜送来，什么菜蔬我全未在意，只记得有炸酱面，我家吃面条都是妈妈用鸡蛋、肉丝和木耳打卤，从未吃过用甜面酱和肉末炸的酱，实在太好吃了，我吃得肚子鼓鼓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和姐姐就跑到铁路旁看火车，一列列长长的客车轰轰隆隆呼啸而来，风驰电掣而去，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而快活。小小年纪很难捉摸为什么如此兴奋而快活，成人之后才体认到，那是对未来的向往，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告别故乡，父母亲也许会有许多依恋和惆怅，我却没有，我对故乡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乐亭不是我的生身之地，却是我的生命之根，祖祖辈辈在这里休养生息，只有在我成年之后乡恋之情才逐渐滋长。去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第一届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几十位外国作家与中国作家云聚唐山南湖，在那里进行学术研讨和参观访问，作协领导任命我为“国际作家写作营”营长，我率领中外作家们来到乐亭，参观了李大钊故居和李大钊纪念馆之后，出席县委县政府的午宴，当时我难以按捺兴奋之情，我首先代表中外作家们向乐亭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表示衷心感谢，又以乐亭人的身份向中外作家表示欢迎，我告诉他们“渤海明珠，伟人故里”是怎样人杰地灵。同行的朋友们赞美我的语言充满诗情，我说这是浓浓乡情的滋润，才让我有浓浓的诗情！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