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获得很大成功的作家。他的作品1992年开始在德国被译介，至今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很多国家出版发行，很受国外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不少外国批评家的关注。相对于国内很少获得重量级的文学奖项，余华的作品在国外倒获得了多项文学奖，如《活着》获意大利的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许三观卖血记》被韩国《中央日报》评为“百部必读书”之一（2000年），小说集《往事与刑罚》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许三观卖血记》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在细雨中呼喊》获法国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兄弟》荣获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等。
中国作家们一般更为重视自己作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传播，一个可能会令许多中国作家、学者吃惊的事实是：越南——这个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复杂传统与现实纠葛的国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力度其实很大，某种角度讲甚至超过了英语或其他发达国家的语种。尤其是在新世纪以后，越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速度和规模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有越南语译本，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从2002年陈庭宪翻译以来（2007年再版），到2010年查阅到的越南语译本竟然多达14部！莫言的最新作品比如《蛙》也由陈中喜于2010年翻译。其他作家如贾平凹、李锐、铁凝等人的越南语译作也相对较多。本文将围绕着余华在越南的译介状况展开，为大家提供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另一种路径或风景。
一、“快”与“热”：作品翻译与读者反应
在海外译介余华作品的国家当中，越南虽然不是最早的国家，但可能是译介速度最快且作品较多的国家。余华的几部经典作品都已有越南语译本，如《活着》（2002、2004）、《古典爱情》（2005）、《兄弟》（上、下）（2006）、《许三观卖血记》（2006）、《在细雨中呼喊》（2008）等。包括他的近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也正在翻译并有一部分已发表在越南的杂志上，总体来说，余华的作品在越南很受读者的喜爱。《兄弟》（上）2005年8月在中国亮相，同年11月就由武公欢译成越南语，在越南人民公安出版社出版。《兄弟》（下）也是在中国出版三个月后于2006年6月在越南译成越南语出版，是《兄弟》在海外的最早外译版本{2}。2012年9月，余华的新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也正陆续在越南刊发，仅晚于在美国的英译版{3}。《兄弟》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出版越南语版，是因为余华在越南有一个专门译介其作品的代理人，武公欢先生。
武公欢先生是越南著名的文学翻译家，1964-1967年期间曾在中国辽宁省鞍山钢铁公司当过翻译，1968-1991年加入越南人民军队，最高军衔为中校。1970年还在服役期间，武公欢开始文学创作，创作诗歌和越南传统戏曲嘲剧小品，1973年曾获得越北自治区文学协会戏剧小品比赛三等奖，1991年退休以后开始文学译介工作。至今武公欢已成功地译介中国十多位作家近三十部作品，其中重要作品有贾平凹的《浮躁》（1998年）、《废都》（1999、2003年）、《怀念狼》（2003），柯云路的《蒙昧》（2004），余华的《活着》（2002）、《古典爱情》（2005）、《兄弟》（2006）、《许三观卖血记》（2006）、《在细雨中呼喊》（2008）、《十个词汇里的中國》（2012），张抗抗的《爱情画廊》《作女》（2010），阎连科的《风雅颂》（2010）、《为人民服务》（2012）等。从翻译的作家和书目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武公欢是有相当文学品位的译者。他注重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上世纪80年代后的著名作家以及在中国海内外均有影响力的作品。除此之外，有些作品的翻译也可能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武公欢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辽宁工作期间，亲身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当代史上惊天动地的革命的爆发，因此2002年武公欢决定把余华的《活着》这部优秀小说翻译介绍给越南读者。之后余华已授权武公欢作为其在越南的合法代理人，负责余华作品在越南的出版权。通过武公欢先生辛勤的翻译工作，余华的几部“重量级”作品也都陆续得以与越南读者见面，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贡献，更有利于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
余华的作品在越南很受读者的欢迎，这从作品翻译的速度与再版次数及盗版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从2002年《活着》越南语译本到现在，余华已有五部小说在越南翻译出版，其中《活着》2002年的版本是武公欢根据《爱》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小说译成的，由越南文学出版社出版。《活着》的2004年版本是由阮元平从中文版《活着》单行本翻译而成的，由通讯文化出版社出版，内容比2002年的版本更全。而小说《兄弟》在越南也已有两次印刷，从出版和发行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体现了余华小说在越南是有市场的。正因为有利可图，越南竟然也出现了《兄弟》越译版的盗版书！关于“盗版与文学”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许我们以后可以从这个角度展开一些相关的研究。
《兄弟》越译版出版后在越南引起了不小的热潮，几乎成为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因此2009年此书很快就再版了一次。每次余华的新作在越南译介出版时，都会有几篇介绍文章，其中大部分是由译者武公欢写的介绍文章，内容其实是由小说的前言或后记翻译过来的。如《活着》的介绍文章发表于武公欢个人博客上，标题为《活着——余华的杰作》{4}。《活着》在越南发表后在一些报刊和网络上零星出现了关于《活着》的评论文章，但大部分是从读者的角度去评价的，被刊载在《读者的反馈》栏目上。如2003年3月23日《西贡解放报》刊载的题名为《活着——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文章。这篇一千多字的文章简要地概括了小说的内容，介绍余华写《活着》的前言，同时还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作比较，说明电影剧本的改写具有更轻松的结局{5}。另一篇题名为《为活着流泪》的读后感文章是评论《活着》的越译版，2003年3月30日刊载于《年青周末》{6}。
《活着》和《兄弟》也是越南很多文学论坛上读者讨论的热门话题。越南读者对余华小说的评价几乎都是肯定的。在一些文学论坛上，读者还互相交流关于《活着》《兄弟》和余华的其它小说的读后感，大部分意见都认为余华的小说伤感、黑暗但是值得一读{7}。许多读者还介绍给别人一起分享余华小说的价值。笔者第一次读完《活着》后也把这本书推荐给朋友，而最初也是另外一位朋友推荐给我这本书的。
和越南本土形成呼应的是，海外的越南人也对余华的作品很有兴趣。比如《兄弟》，一些美国越南人文学研究者曾有文章介绍《兄弟》，发表在海外越南人文学网上。这位美籍越南裔文学批评家也于2011年11月在海外文学网黑风给海外越南读者介绍余华的英译版新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8}。
余华的小说在表现题材上倾向于反映社会现实和历史真实的大叙事，《活着》和《兄弟》就是典型的例子。余华曾说自己是“为内心写作”，因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余华小说里的现实就是“内在现实”，他所表现的社会真实也带有浓厚的“个人精神上的真实”。正因如此，余华“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9}。50年来的中国社会，不论我们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眼光去看，有一点大家都得公认的就是：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是极具动荡和变化的。每个人会对这段时间的历史社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而余华则带着刻骨铭心的疼痛去感受别人的疼痛，以此“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余华是站在多数受苦受难老百姓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10}，我们认为这就是余华最好地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精神的表现。正是这种“替老百姓说话”的精神使得余华的小说在中国和在海外都受到广泛读者的欢迎。因各种历史原因，百年以来越南的社会历史与中国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个民族由不同原因导致不同的苦难，在文学的领域里得到一种理解或和解。民族和百姓所承受的苦难与疼痛，既是国家的疼痛，也是任何有良知人的疼痛。因此在中国以外的讀者群当中，可以说越南读者群最容易在余华小说中找到共鸣。这就是越南读者为什么热衷于互相传递《兄弟》和《活着》的原因之一吧。
二、“慢”与“冷”：批评的“缺席”与反思
与越南读者对余华作品的普遍喜爱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令人有点不解的是：越南文学批评家对余华小说的研究却几乎处于集体“缺席”的状况，而且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止于余华一个作家。笔者至今只看到几篇介绍余华小说的文章发表在网络上，而这些文章几乎又简略到概括作品内容和作者简介的程度，并且这些内容也都是从原文的《序》和《后记》中抄出来的。至今在越南的文学评论专刊和报纸上尚未找到关于余华的专业研究文章。越南几所大学的中文系也还没有把余华当作研究对象，所以还没出现关于余华的学术论文。笔者所接触的几位大学文学系的老师和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们都说已经读过余华的小说，尤其是《兄弟》，大部分都赞扬余华的小说写得好，写得很大胆，但就是没有进一步研究余华的文章，这个现象的原因何在？
在中国，读者与批评界对余华的小说评价似乎有点不一致，尤其是对《兄弟》的评价，读者喜欢余华但批评界对其的评价则褒贬不一。然而外国批评界对余华却整体上持较高的肯定态度，从余华在中国和海外获文学奖项的数量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外评论界对余华小说的不同观点。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也许是我们从事跨国文学研究时要重点考察的内容。与中国的情况相似，当越南读者对余华小说“热起来”的时候，越南文学批评界则对余华的作品持“慎重”的态度——或者说干脆没有任何评论。当中国批评界要给余华“拔牙”时，在越南却没有人批评《兄弟》，因为首先余华在越南连批评意义上的“牙”都没有长出来过！也许是因为中越两国的政治社会有许多相似点，甚至互相牵连，属于国家管理领域的文学批评界因此失去了独立发言的勇气？在中国当然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比如批评界和作家以及出版传媒之间存在更多“合谋”的利益关系，或者碍于情面的泛人情化批评等。但越南批评界这种“缺席”的状况除了有一部分来自历史社会经验的隔膜外，还和两个国家的国际关系与地位变化也有着密切关联，更有一部分原因是越南文学批评力量本身的欠缺所导致的。
据越南文学批评家范秀珠的看法，余华在越南出版的作品有两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分别是《活着》和《兄弟》。而这两部小说都反映了“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而“文革”是在越南还鲜有人了解的一段中国政治运动。缺少社会背景知识是很难对文本进行深入研究的，这大概是到目前为止余华在越南只走到了读者这一层面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即1979年到1990年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中断了一个时期，越南的中国文学研究自然也因国家关系的紧张而中断了。虽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学交流也开始逐渐恢复，但至今整体的研究队伍仍明显不足。因此不仅余华没有被研究，其他在越南有译介的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也很少被列入越南文学批评界的研究范围。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越南的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明显呈现“译介多研究少”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越南另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范春元则认为越南文学批评界缺少对余华的研究也反映了文学批评队伍自身的不足。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有很长时间与外面世界交流较少，越南的外国文学研究因此也受到限制。至今虽然改革开放已有将近三十年，但文化管理机制和政策仍比较僵硬，不利于自由地发展文学批评队伍。培养新一代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做得比较晚，导致这方面的人才严重缺乏。目前越南的英语文学研究、法语文学研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着人才不足、研究不全的现象，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大量“缺席”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范春元也认为虽然最近越南市场上出现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本，但有价值的作品不多，所以没引起研究界的兴趣。莫言、余华、刘震云、贾平凹、阎连科等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译介，应该会引起研究界的关注，但从关注到真正的研究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走一段路才能完成。某种程度上讲，越南文学批评界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也包括其他外国文学）研究的“准备期”，毕竟得首先有作品的翻译出版，形成较好的接受影响，批评研究才有得以展开的基础。相对于中国庞大的研究群体与科研条件，越南能在新世纪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形成这么迅速和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已属不易。虽然现在的批评界缺少严肃的研究文章，但我们相信随着两国关系与文化交流的稳定发展，这样的局面将会慢慢改善。正如余华《活着》和《兄弟》虽然目前还少有来自越南批评界的评论，但受到越南读者的喜爱却是肯定的，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在越南，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国文学译介经常是由一个翻译家专门译介外国某个作家的作品。如汉学家、文学批评家陈廷宪先生就专门译介莫言的作品，同时也是越南研究莫言的专家。而余华在越南的代表就是武公欢先生，可以说正是他成功的把余华译介给了越南。今年已七十二岁的武公欢虽然是余华作品在越南的代理人，但他和余华却没有直接见过面，也没有采访过余华，平时联系只通过电子邮件。越南每次发行余华新书之际，都有武公欢的介绍文章，大部分是原版书的前言和后记的内容。与陈廷宪翻译并研究莫言不同，武公欢并没有进一步“研究”余华。关于这一点，武先生解释说是因为他只是文学翻译家，不是文学批评家。虽然已有多年从事文学翻译的经验，但文学批评毕竟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要求。武先生认为自己对余华的了解还不够，余华是中国当代的大作家，因此研究余华也需要有认真而且专业的态度。武先生认为越南文坛也存在很多问题，文学研究批评界对新出现的作家作品的关注和评价有时很随意和感性，批评家对作家的个人感情决定其作品是否得以研究。而研究资源和话语权某种程度的垄断，也让一些没有功利心的正直学者缺少发言的机会。这种不健康的研究环境使很多批评家减少了研究的热情，甚至顺从大趋势，安于现状。因此，在越南不仅余华这样，贾平凹、张贤亮也同样没有被注意。武先生对于这种现象感到很惋惜，他期待近年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新一代学者能改变目前越南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这种贫乏状况。他认为严谨的学术精神、认真的研究态度是促进越南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正确方法。
以上三位专家的意见，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了余华在越南没被充分研究的原因。两个国家相似却又不同的社会发展特点，既吸引越南读者了解中国的愿望也造成了一定的接受障碍。比如余华热衷于表现“文革”政治运动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的苦难和颠覆，而中国的“文革”刚好是在越南尚未提及的领域。余华的新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也是如此，就目前刊发于杂志上的作品的读者反应来看，不仅越南本土读者非常喜欢，也引起了海外越南人的关注，相信此书完整的越南语译本将引起更热烈的反响。不论是越南国内或是海外越南學者也将会把余华列入研究视野，因为他的作品表现了我们人类共有的价值和反思。越南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相近的文化情趣。在现实社会层面又都于上世纪80年代后进入了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社会多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越南和中国文化交流的继续深化，以及越南新一代学者的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会通过文学更好地打开两国人民互相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文学无国界”，我们会在阅读同样优秀的文学作品时感受人性的善良、正义、公理与希望，当那些文字化成眼泪和欢笑时，我们感受到不再是巨大的差异，而是整个世界开始走向理解、宽容、友善的力量。
注释：
{1}陶秋惠，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刘江凯，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2}武公欢，《兄弟》（下）越译版前言，越南人民公安出版社，2006年。
{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由Allan H. Barr 翻译成英语，题名为《China in Ten Words》，2011年11月在美国出版。
{4}http：//www.dichthuat.com/vuconghoan/
{5}http：//www.dichthuat.com/blog/2010/06/11/song-vi-ban-than-su-song-ma-song/
{6}http：//www.dichthuat.com/blog/2010/06/11/le-roi-tren-song/
{7}http：//www.tathy.com/thanglong/及http：//evan.vnexpress.net/
{8}http：//phongdiep.net及http：//www.gio-o.com/DaoTrungDaoDuHoa
{9}余华《活着》前言。
{10}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后记。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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