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时代。我不是简单的进步论者，但莫言的得奖确乎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新文学的若干历史关节与格局。我以为，再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分开讨论、对立评价，就显得非常不识时务了。中国人应该把“从鲁迅到莫言”，看作是一个新文学发育与发展的整体。莫言传承了鲁迅和五四新文学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持续深入与不断发现的、更为感性生动的书写，并且在文学形式上有了更多创造，这才是他得到世界性认可、必将成为经典作家的基本理由。任何再强词夺理地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都已经不攻自破。

　　如果要让我说“莫言获奖的意义”的話，我以为，第一是确立了他自己的“经典地位”——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对不起了。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一批杰出作家，但就影响力而言，诺奖的经典化地位将使莫言脱颖而出，高于其他作家，这也是命。第二，莫言获奖对于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长期以来作为“庶出”的、如同“后娘养的”的地位——有很大意义。既然莫言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那么“当代文学”自然也就有了比肩“现代文学”的资格；而且，既然莫言是杰出或伟大作家，那么余华是不是？苏童是不是？还有一些作家是不是呢？客观地讲，你很难做出区别、予以否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还是将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更好。总而言之，莫言获奖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大好事。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华，我们就会为他感到一点委屈、一点“不公”。因为论世界影响，余华是可与莫言比肩的；论在国内的读者量和受欢迎程度，他们也难分伯仲；论成就，似乎也会见仁见智，有不同看法。但是很显然，十年二十年之内很难再有中国作家接着获诺奖了，从1968年川端康成得奖到1994年大江健三郎得奖，中间经过了二十六年；从泰戈尔1913年作为第一位亚洲的获奖者至今，还没有另一位印度籍作家再次荣膺此奖，2001年获奖的奈保尔虽属印度的婆罗门后裔，但国籍则是属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了。诺奖是全世界的诺奖，很难不照顾地域、国家、语种，还有意识形态等各种复杂因素，再次轮到中国作家，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想到这些，我们就只好祝福余华、祝福其他中国的作家们了，既生瑜，何生亮，希望诺奖的轮盘早日再度转回来。

　　之所以说上述这些话，是因为这期的主角是余华。在我看来，余华的小说在翻译过程中大概损失是最小的，因为他的写作所用的是“减法”——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的减法》的文章讨论余华，认为他在写作中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含量减到了最低，但因此他的“人类性的含量”则增至了最高。也就是说，余华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有民族和地域属性，但更多的则是其人类性。所以也难怪韩国的某个译本就在封面写上了“《活着》所描写的不只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韩国人民的经验”（大意如此）的话。我在欧洲工作期间也经常与那里的学生和老师交流，问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他们的回答常常都是莫言和余华，再问为什么？回答是，“感觉他们两个与我们的经验最接近”，再问，“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部”，多数的回答则是《许三观卖血记》。很简单，这部小说翻译起来几乎是最容易的，对于西方那些初学汉语的读者，这部小说也是最好的教材——不只是有趣，而且的确难度最低。我请我的学生用了一个软件统计了一下，这本小说只使用了1400余个汉字，虽然和当年号称只用400个汉字写作的赵树理比还有差距，但作为一位当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能够使用如此简单和简约的文字书写“中国人民的经验”，且在作品中隐含了当代历史、哲学、人性等多个复杂的主题与界面，我除了表示赞许和敬佩，别无它法。

　　这又涉及到了“海外传播”的命题。莫言得奖最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规则，但对于余华而言，则是“离民族越远，离世界越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但殊途同归的定律。文学的世界性是如此奇妙，我们的眼前有完全不同的例证。其实，这最直接地说明了，没有固定的道路，写出好的作品是唯一的道路。当年歌德正是在看了两本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某一部（或《好逑传》，或《玉娇梨》），才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在实质上是“无限接近”的，要紧的是写出生动的、迷人的好作品。

　　然而说到底，东亚地区还是中国文学最好的传播场域。从古代看，大中华的文化圈，汉语影响所及的文化圈，自然有更为近似的美学与文化观念。越南的古代文学就是用汉语书写的，自然越南的读者也会对中国的文学心有戚戚焉。本期推出了我们的越南籍博士生陶秋慧的一篇文字，可以隐约见出余华在越南的影响。而两篇汉学家的访谈，则从另外的不同角度见出欧美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与看法。相信读者会从中看出一些更为微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