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茹

　　我是被一阵歌声吵醒的。这阵子，每天早晨都会被它吵醒。

　　唱歌的一群人我差不多都认识，约摸四五十人吧，跟我不相上下的年龄。她们的歌声响得要命，就像是在歇斯底里地喊叫一样。

　　每天醒来，闪现在眼前的总是那扇贴了剪纸的窗户。剪纸是大红色，六条活蹦乱跳的鱼，围了一朵盛开的莲花，之间有莲花的枝叶和飞舞的蝴蝶。剪纸的美丽很快就把阳光招来了，在剪纸身上一粘就是大半天，引得鸡呀、猫呀、狗呀都待不住了，纷纷跳上窗台，挺直了身子挡了剪纸，要把这亲热隔开似的。窗邊有棵枣树，枣树的叶子还没长出来，干巴巴的树枝上有几只麻雀跳来跳去的，一点不理会因剪纸而起的纷争……

　　睁开眼睛，才发现哪有什么窗花，哪有什么鸡、狗、猫，枣树就更不要提了，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得可怕！

　　超大的玻璃窗，却光秃秃的没有窗帘；雪白的墙壁，却有明显的裂缝和起皮；地板革的颜色是酱红色的，接茬儿的地方许多已翘起来；卫生间里的反味儿，丝丝缕缕的，正钻进这卧室的角角落落。

　　每天真正醒来的时候，就是这感觉，陌生。这是我租住的房子，从拆掉的房子搬到这儿来已有二十几天了，真正醒来之前，总还以为是睡在自个儿的家里。

　　自个儿的家多么好啊，大院子，大房子，数不清的树木，一出屋就有一群鸡咕咕叫着围拢过来……

　　他们说，这不过是过渡期，早晚会搬回去的，再回去比你这院子可大得多，房子也高得多，比树还高，快挨着云彩了，就像住在天上一样，一按电钮，半步不用走就上去了。他们还说，大势所趋，就像当年搞合作社、人民公社一样，大家都往前走了，剩你一个不走也得走的。

　　我当然不是那种横竖不通的轴人，可他们拿合作社、人民公社比，让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半天，如今不是呼塌一下子没了，又各干各的改回去了？还有那房子，就像哄小孩儿一样，多少层高就是多少层高嘛，以为我是没见过楼房的？他们让我按手印的那页纸上，到底多少层高还是没说，房子什么结构也没说，甚至，盖三年还是五年，准日子都没说出一个来。

　　可最后，我还是把手印按上去了。因为他们说，大多数人都按了，没按的早晚会有麻烦的。我可不想有什么麻烦，我自个儿的麻烦就够多的了。

　　这辈子我最大的麻烦，莫过于老歪的死了。那天老歪骑自行车带了我，说要去看看儿子。儿子住在市里的一个小区，七层，没电梯。老歪拉了我，一层一层地往上走。我走得呼哧呼哧的，一次一次地要停下，老歪就是不肯，结果上到第七层，我没倒下，老歪倒不行了，身子一歪，靠在儿子家的门上，就再也没起来了。

　　多少人劝我，人生无常，慢慢适应吧，会过去的。倒也是，八年过去了，我已经比当年适应得多了，比如做梦，老歪在梦里已很少出现了，不像当年，打个盹儿老歪都要在跟前晃一晃。

　　由于老歪的死，家一下子变得冷清了，要不是那些鸡呀、猫呀、狗呀的，真不知这八年能不能过来。就像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一样，一不小心，兴许就沉到水底再也浮不上来了。

　　那两亩地，老歪死后就是我一个人侍弄它了。种地的事我从来是听老歪的，他一走我没了主心骨，选种、育秧、施肥样样要问人，遇到那心不在焉甚至不怀好意的，把事办砸也是常有的。儿子多少次劝我到他那儿住去，我到底也没去，老歪倒在七层楼上的样子我总也忘不了，从一层到七层，也好比从河那边到河这边，老歪就等于把一只手搭在了岸边，身子却不做主，沉下去了。这是太叫人伤心的事，事办砸了可以从头再来，伤心却是没办法的，它就像一根刺扎在身体深处，触不到它没什么，一旦触到，简直能要人的命呢。

　　我从床上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擦地板、擦桌子。这是多少年的老习惯了，我不能忍受地面、台面有些微的尘土和杂物。但其他的事，我便能拖就拖能不做就不做了。比如做上一幅窗帘，这房子要是三年五年地住下去，没有窗帘总有些说不过去；比如把柜子里的棉被、棉衣、毛衣拿出来晾晒晾晒，一冬过去了，它们是见春阳的时候了；比如床罩、沙发罩、洗衣机罩什么的，新搬到一个地方，本该统统地洗一洗的。可是，擦完地板、桌子，力气像是被耗尽了，坐在沙发上，动都懒得动一下了。

　　外面的歌声仍在一阵一阵地传过来。那些歌我都熟悉，什么《我是一个兵》《再见吧，妈妈》《说句心里话》《血染的风采》……不知她们是咋选的，全跟当兵的有关，就像明天要打仗了似的。她们有十多个人都来劝过我了，唱唱去吧，唱唱心情好，身体也好。不止唱歌的，还有信教的，有时也会找上门来。佛教、耶稣教我原是知道的，其他五花八门的教如今也不少了，个个说得神乎其神的，好像信了它就一好百好了，再也不会有发愁的事了。我从心里羡慕他们的信，可要我一心一意地信上什么可不容易，因为我是个没准主意的人，有人说东我会往西那边想想，有人说苦我会往甜那边想想，结果哪边我都离得远远的，就像一只永远靠不了岸的孤单单的小船。

　　有一天被他们说烦了，索性锁了门躲出来了。小区的右侧是个公园，歌声就是从公园里传出来的，我便只能往左侧走。左侧是一条新开通的马路，越过马路沿了一条冷清的小路走上一会儿，便到了我承包的那两亩地上了。这几年力气小了，地已经租给外地人种了，只留了十几个畦子，种点自个儿爱吃的菜蔬之类。刚开春儿，冻了一冬的地还没缓上来，但也能看见，畦埂向阳的一面在开始发松发软，仿佛睡醒前的一点蠕动，慢慢地，这田地就会整个地苏醒过来了。去年种了红萝卜、白萝卜、大白菜，我在地里挖了坑，坑上填了土盖了玉米秸，把它们储藏起来了。老远地就看见那堆玉米秸了，玉米秸的不远处，有高高矮矮的土坯房，土坯房里住了租地的外地人，也有本村的拆迁户，租房住要一大笔钱，虽说这钱已领到手了，节俭惯了的人是宁愿住在地里吃苦也不舍得再送出去的。越过土坯房往远里看，便是从前的村庄了。那里早已没了村庄的模样，树木刨掉了，房子拆掉了，有名有姓的街道、人家不见了，到处是碎砖烂瓦，到处可听到力大无比的推土机的轰鸣。一些不晓事的猫狗，仍在废墟里嗅来嗅去的，仿佛主人被埋在了废墟里一样。不过方便之处，是它们可以随地拉屎撒尿了，再也不会受到什么人的呵斥了。我那只黑猫和花狗，还有那群鸡，在搬走的前些天忽然失踪了，我在碎砖烂瓦中奔波了一天也没见到它们的影子。我想过它们可能遭遇的种种意外，不过想得最多的，还是它们自个儿有意的离开，因为我曾对它们说过，放心吧，我就是死也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它们对“死”这种话是有感觉的。结果是我租房变得顺利了许多，那之前没有一个房东肯答应我带上它们。

　　自从有了那天的躲出来，我就天天地往地里去了。地里没一点要干的活儿，除了躲避上门的人，还为了看那樓的进度。那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在原来村庄的地界儿，盖楼的事有动静了！老远地可看见一个个黑色的人影，在新冒出来的矮墙之上忙碌着。我数了数，这样的矮墙总共有六座。住在土坯房里的黑巧笑我说，什么矮墙，那是起楼呢！黑巧大约是在土坯房里憋坏了，瞅空儿就跑出来跟我说话儿。她住得离村子近，她说起楼那一定就是起楼了。我心里高兴着，盘算着楼盖好的日期。黑巧家在地里养了十几头猪，丈夫、儿子都在市里打工，一大早走，天黑回来，喂猪的事全推给她一人儿了。黑巧对我这样租住人家楼房的人羡慕死了，我一再告诉她住的是一楼她还是要说，多好哇，往下一看人跟蚂蚁一样，高高在上的感觉多好哇！这辈子除了对猪，任事她都没做过主，老歪死后，她见了我就说，看你多好，样样自个儿说了算。明知她无恶意，我还是忍不住要还嘴反击，那就让你当家的去死一回。她就呵呵地笑，是啊，他可总也不死呢。

　　我坐在沙发上啃了口凉馒头，喝了口凉白开，就算是顿早饭了。从前老歪在的时候，我总老早就起来，熬一锅黄亮亮的小米粥。

　　吃完我去了趟卫生间。马桶又一回堵住了，我不想理它，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手，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就开门出去了。卫生间里的毛巾已变得黑巴巴的了，我不想用，也不想洗，洗完手就这么甩一甩，或是在衣服上蹭一蹭。从前老歪眼里那个爱干净的女人已经像被推倒的房子一样消失掉了。

　　走出楼门，公园那边传来的歌声就更响亮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我知道这歌叫《橄榄树》，台湾来的，早些年我也小声哼过。她们终于唱到一首跟当兵的无关的歌儿了，可原本一首柔美的歌儿，到她们嘴里硬是给唱得张牙舞爪的。

　　这是离村子最近的市边上的一个小区，小区里已租住了不少同村的人了。村里人让小区热闹了不少，除了公园的歌声，还常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娶亲的，生孩子的，办丧事的，他们按了自个儿的习惯，什么都要有个响动。在这“过渡期”里，该来的还是来了，该走的想留也留不下。人生是个大过渡，岂是这小小的拆迁可以左右的？只是小区里的清洁工辛苦了不少，一天到晚地忙碌，崩开的炮皮还是藏在砖缝、草丛里不肯出来。一个瘦巴巴的高个子老头儿，每天穿身工作服，戴顶红帽子，弯了腰不停地扫啊扫，那裤腿短的，露出老长一截脚脖子。听说他是个老工人，有份退休金，只因老伴儿死了，一人在家闷得慌，才出来找活儿干来了。我从没跟他说过话，但心里格外有一份怜悯，每回倒垃圾，我都规规矩矩地倒进垃圾箱里，还把箱外的垃圾也不嫌弃地收拾进去。

　　今儿不知为什么他没来，代替他的是个四五十岁的女工。清洁工总在不断地换人，不奇怪。想着不奇怪，却忽然地又想，莫非他也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想上前问问女工，那女工正扫得起劲，腾起的尘烟终是挡了这念头，顾自往自个儿每天固定的路线去了。

　　这些天来，那新起的楼们已长到四五层高了。绿色的围挡，横竖交织的脚手架，以及脚手架上小小的人影子，那影子们戴了黄色的安全帽，老远地就如同一片片飘浮在空中的花瓣。这一切成为了我每天的目标，每一户都按过和我一样的手印，人人心里都不是多么有底，可我不想像那些唱歌和信教的人一样转移自个儿的视线，我要盯住这楼们，盯住这未来的家，看它们一节一节地建起来！眼下，这似是我唯一想做的事了，有一回还穿过土坯房想到现场看个究竟，可四周有高高的围墙，沿围墙转了一大圈也没找到现场的入口。我奇怪地问黑巧，黑巧说，进去又咋样，你又不懂盖楼，看也是白看。黑巧还说，你为什么不去唱歌呢？要是我挨了公园住，我就天天唱去。

　　连黑巧都这么说我了。黑巧长得一点不比我好，黑不说，还肥胖得看不见脖子，一走就像一口粗缸在挪动一样。而我不过是个子矮一点，眼睛小一点，不大爱去人多的地方。我知道我这样的人，做什么人们都会有话说的，假如有一天真去唱歌了，人们会说，哟，她都去唱歌了啊。好像我唱歌是件奇怪的事似的。假如有一天真信了什么教，人们也会说，到底是不行了，独槽子驴独不下去了。独槽子驴，人们就是这么评价我的。

　　现在，在我的承包地里，我看见黑巧又一步一步地朝我挪过来了。

　　我跟黑巧原来不住在一条街上，只是见面点头的份儿，跟她熟起来，是去年村里组织去台湾的时候，和她分到了一拨儿。

　　我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去趟台湾，台湾这地方，从小在我意识里就是反动的代名词。有首歌唱得好，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云转，云不转风转，风不转心转，没有流不出的水，没有结不成的缘。我奇怪，公园里那群人为什么不唱唱这首歌？

　　黑巧是大嗓门儿，在村里不显，到台湾我才觉出来。不止是她，这村的女人嗓门儿都够大的，我们一拨儿三十几个女人，十几个男人，女人们一说话，就像一群炸了窝的母鸡，吓得周围的人都躲得远远的。我和黑巧也躲开了，我是没女人们声儿高，黑巧是遭到了女人们的嫌弃，她走得慢，长得又丑，女人们怕台湾人笑话。其实我也不喜欢黑巧，她吃得多，还习惯细嚼慢咽，每回吃饭都拉了我，说求求你，等我一会儿。等她的除了我，还有那个台湾女导游，女导游说话语速很快，她总是连珠炮似的说，没事的没事的，慢慢吃慢慢吃。黑巧多次地被等，也多次挨了女人们的骂。不过后来的几天，女人们就骂得少了，走路也肯跟黑巧同行了，人家台湾人对黑巧还好颜好色的，一个村子出来的就更不能生分了。女导游好是好，偶尔也有糊涂的时候，有一回说到大陆这边，她竟然说你们中国如何如何。女人们立刻警觉地反问，台湾不是中国吗？她却还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说她习惯这么说了，就像黑巧吃饭习惯了细嚼慢咽一样。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可一向不关心政治的女人们，再看女导游的目光就多了几分戒备，仿佛那女导游随时会把台湾从中国分出去似的。

　　女人们也有安静的时候，那就是在飞机窗口旁，在台北故宫，在垦丁公园，在东海岸风景区，在台中禅寺……真是太好了，太美了，以致她们一下子失了声，生怕一说话那地方就不存在了。看来女人对美都有绝好的直感，当然也因为她们多年节俭度日，除了十几里以外的城市，再远的地方几乎还从没去过，比如我，就连北京的故宫都没去过呢。

　　女人们这回肯出来，也是给逼急了，村委会这么做明显是想讨村民的欢心，把拆迁的事做得顺利些，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道理谁都明白的，钱反正是大伙的，不花白不花，给他们省着才叫个傻呢。女人们就这么恨恨地到了台湾，可感受到美的时候，她们竟是把什么都忘了，那个村委会的领队人，她们本不想多理他的，可美起来就把他的身份忘了，争抢着拉他照相，把好吃的分给他，把背不动的东西扔给他，竟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似的了。

　　唱歌的女人从前也就七八个，从去过了台湾，一下子就多起来了。男人们说女人受不得招惹，一招惹心就野了；女人们自个儿则说，房子没了，村子没了，这日子有今儿没明儿的，不唱唱憋也憋死了。女人们显然是在为自个儿的唱找说法，其实我心里明白，是人都想发出自个儿的声音，没有哪个想做一辈子哑巴，就好比过去的生产队长，是要名没名要利没利，只落得个费心费力不讨好，可那还争抢了要干呢，它能发自个儿的声儿，一队的人都得听呀！我还明白，人一唱出口多半就难收住了，是愈唱愈迷，不是迷歌，是迷自个儿，那些唱歌跑调的人为什么还要一唱再唱，他是在对自个儿着迷呢。我总想，我大约是想得太明白了，谁一张口，就不由得想笑他，所以才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说客。我不是为了笑别人，是为了自个儿不笑自个儿。

　　我看到黑巧的步子愈挪愈快了，像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一样。黑巧穿了件半大的红色防寒服，下身是黑色紧身裤，她显然是想遮掩她的粗腿和肥大的屁股，可這么一来使她就像个近来新产的红皮萝卜，是愈发地可笑了。

　　还没到跟前，黑巧就呼哧呼哧地说上话了，她说，桂桂，听说了吗，要去香港了！

　　黑巧是兴奋的，她的一张圆脸泛着红光，双层下巴都似带了笑意。她在我对面站定了又说，听说了吗，要去香港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想再次拉我做伴儿，台湾那次出行，我已是她唯一可靠的人选了。

　　我却把目光越过她，看着远处起楼的地方。我说，没听说。

　　黑巧说，你不想去吗？

　　我看到那些脚手架上的黑影子不见了，他们经常就不见了，一消失就是大半天。楼层看上去也没长出多少，仍是四五层的样子。我说，太慢了。

　　黑巧随了我的目光也往村子那边看，她说，有动静就不错，没听说西边哪个村子，开发商出了事，一停就是两年。

　　我说，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村委会也好，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别停工就好。

　　黑巧说，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才出事呢，出了事不停工才怪。

　　今儿太阳也没出来，天上灰蒙蒙的，瞧不出一点动静。偶尔会有丝丝的风打在脸上，不像冬天的风那么冷硬，却也凉飕飕的。我看黑巧用那双胖手挡了下脸，手上有几处深色的冻疮。

　　我说，你喂猪就不能戴上手套吗？

　　黑巧把手藏进衣兜里，说，戴呀，一天到晚地弄猪食，戴也没用。

　　我说，就你这手，还去香港？

　　黑巧说，你不会像她们一样嫌弃我吧？

　　我哼了一声，说，我哪儿也不会去了。

　　黑巧说，为什么？

　　我想起去台湾时女人们七嘴八舌的嚷叫，想起一起吃饭时的风卷残云，想起她们对黑巧的嫌弃，更想起村委会对村民的讨好，总觉得那有点像是一个富人扔给穷人的饭菜渣子。我说，你这样的人啊，人家扔什么你就捡什么。

　　黑巧怔了说，人家扔什么了？我捡什么了？

　　我说，楼盖不起来，就是把全世界都转遍管个屁用啊！

　　黑巧却说，听着桂桂，咱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儿，甭说台湾、香港，就是让去趟保定，咱也得看成赚头儿，要是最后楼没盖起来，哪哪还都没去，那才叫亏呢！再说，合同都签了，手印儿都按了，没有盖不起来的事，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呗。你这么天天盯了看，它就盖得快了？不如不看它，到公园唱歌去，唱着唱着有一天不留神看到了，嗬，噌一下起来了，顶天立地的一群高楼，看你高兴不高兴！

　　黑巧大声地振振有词地说着，一反她刚才巴结的腔调。可她的声音在这儿一点觉不出大来，像是被地面松软的尘土收敛起来了，余下的部分飘浮在空中，有些尖声尖气的，反倒显得有些虚弱。

　　我听着，心里恼火得很。她说的那些，我都想过一百遍了，可她还拿它们来开导我。她不明白，人有时候做什么不做什么，是由不得自个儿的，比如去香港，开开眼界也许没什么不好，可厌烦心一上来，多好都不行了；唱歌也是一样，说不出来的厌烦；还有许许多多的厌烦、厌烦、厌烦……这厌烦心也不知打哪儿来的，我总觉得是自个儿活得太笨了，天上的地下的，远的近的，生的死的，男的女的，善的恶的，拆房的盖房的，赚钱的赔钱的，政治的经济的……什么什么都是一笔糊涂账，什么什么都难弄清事情的真相。我能感觉到每件事都有个真相在其中的，可我只能对真相做没用的猜测，就像只能站得远远地看人家盖楼一样。这一切，黑巧这个对手上的冻疮都没办法的人，又能知道多少呢？

　　我看着黑巧，觉得她脸上有一种愚蠢的自信，这自信在许多人的脸上我都看见过，很可能我也有，只是自个儿看不见。

　　我问黑巧，你知道村委会搬到哪儿了吗？

　　黑巧说，知道。

　　我说，带我去一趟吧。

　　黑巧说，要是为盖楼进度的事，不如不去。

　　我说，你要带我去村委会，我就跟你去香港。

　　黑巧说，真的？那太容易了，村委会跟香港比，不过半拃长，带你去十趟都行。

　　这条件让黑巧一下子高兴起来，她有一口雪白的牙，一笑显得人就更黑了。她说，她得先把猪窝挡好才能带我去，新买了几个小猪崽，淘得很。说完她就往那片土坯房走去了。

　　我站在原地等她，旁边是那堆盖了萝卜白菜坑的玉米秸。我已经挖开过两回了，取出几棵白菜、几十个萝卜，就够吃一阵子了。去年入冬前我还撒了菠菜和香菜籽，让它们长出了绿叶子，蛰伏了一冬天，现在那叶子已经有返青的迹象了。春天的菜价高，我可不舍得去菜市场，再说有那黑心的人滥施农药，对菜市场心里也是没底呢。

　　待黑巧从土坯房那边走过来，我们就往村委会去了。村委会原来在村子的中心，拆掉后就搬到小学校了，后来小学校也要拆了，村委会就又搬到北面的邻村去了。我问黑巧怎么知道的，黑巧说夜里有巡逻的保安到她家勒索钱财，她和丈夫找过村委会。我说勒索了多少？她说，不过三头五十。我说村委会怎么说？她说，那小毛孩子咱没见过，模样也说不清楚，白跑一趟呗。我回头看看那片土坯房，它们在春天的旷野里七扭八歪的，一阵风就可能被吹塌似的。我安慰黑巧说，好歹那是自个儿的家啊。黑巧说，我可没这感觉，每天一觉醒来他们都上班走了，我就像被他们扔掉了一样。我说，是啊，我都被扔掉了好多年了。黑巧说，你也是，这么多年了，干吗不再找一个啊？黑巧这个人，说着说着就没办法跟她说了。我只好不再理她。

　　到了邻村，找到村委会新搬的地方，就见是所大院子，一排溜儿十几间的高房大屋。我们挨屋地敲，却都没人应答，隔了窗玻璃朝里望，果然不见一个人影。一会儿，从外面跑进个瘦巴巴的老汉，问我们什么事？我们问他是谁，他说他是看门的。问头儿们去哪儿了，他说头儿们去哪儿又不跟他汇报，他怎么知道。我和黑巧互相看看，明白今儿也是白跑一趟了。

　　出了邻村，朝西走上一段路，便是那条新开通的马路了，可我没往马路那边走，仍陪黑巧沿原来的小路返了回去。那马路太宽，汽车太多，据说跟高速公路都接通了，那一接通，就等于跟全国各地接通了。接通了自然是大好事，早些年想都不敢想的，可要是那马路跟自个儿没什么相干，大好事又有多少意义呢？

　　和黑巧走回我承包的两亩地上，忽然想挖些萝卜、白菜送给黑巧，便要黑巧回去拿把铁锨来。黑巧被我这念头弄得挺感动，却也怀疑我是另有企图，她说，去香港的事还算数吧？我说算数。她才放心地拿铁锨去了。

　　我等着黑巧，一边把那堆玉米秸挪开。可玉米秸下的情景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一米见方的土坑，赤裸裸地现了出来，填的土不见了，坑里的萝卜、白菜也不见了，只剩了几片狼藉的菜叶和一半个断为两截的萝卜。我怔在坑边，半天回不过神来，如今人们的饭桌上，鸡鸭鱼肉都是常见的了，谁会稀罕一点萝卜白菜呢？

　　这时，就见黑巧也慌慌地往这里来了，她手上没拿铁锨，却掂了只喂猪的长把勺子，她几乎是带了哭声喊，猪没了，猪没了啊！

　　我的心一沉再沉的，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猪没了，萝卜、白菜也没了！是我要黑巧陪我去找村委会的，是我要黑巧离开那些猪的，要知道是白跑一趟……其实我早知道是会白跑一趟的，就是找到村委会的人也会白跑的，反正手印是按过了，房子也拆掉了，已经不需要你再说什么了，你的一句话还不如一个屁有响动呢！

　　黑巧跑到跟前时，已经满脸是泪了，她看看那空了的土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一定是外地人干的，我找他们去！

　　我一把拽住了她粗粗的胳膊，我说，算了，肯偷萝卜白菜的人，日子一定也不好过。

　　黑巧说，那我的猪呢？我的猪总得找吧，他们回来要骂死我的！

　　看着黑巧坚决的样子，我只好答应陪她一块儿去找。

　　我的肚子有点饿了，估摸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但丢了猪崽的黑巧比丢了萝卜白菜的我要伤心得多，我知道这时候是不能说饿的。

　　我陪黑巧找遍了土坯房一带的角角落落，还同其中的一个外地人几乎吵起来，他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屋，说屋子是人呆的地儿不是猪呆的地儿，说我们是在污辱他。他说得义正辭严，看样子也不像偷鸡摸狗的人，我便硬把黑巧拽走了。黑巧不服地嚷嚷，什么狗屁屋子，比我们家猪圈也好不到哪儿，还人模狗样地装相！我心里倒觉得，那人说得不错，屋子再不好，人也是得要脸面的。

　　后来我们又去村里找，烂砖碎瓦都蹚遍了，还找到工地的入口在工地现场绕了一圏，也没见有猪崽的影子。我觉得我运气太差，上回是没找到入口，这回入口找到了却又没见到一个人影，工地上空荡荡的，除了几座半截子楼得不到一点关于楼的信息。还有村委会，也是空荡荡的，所有与楼有关的人都像是在躲着我。

　　走出村庄时，我听到肚子咕咕的叫声。我说，黑巧，先回去吃饭吧。黑巧说，不想吃，他们回来会骂死我的。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臭电池的味道。这味道不新鲜，早先住在村里时，一刮南风就能闻到。南边有个化工厂，五年前就听说要搬到远离市区的地方，可到现在还没搬。

　　春天是往夏天过渡的季节，南风要多起来了，臭电池的味道也就要多起来了。

　　我和黑巧继续找那猪崽。

　　已经是下午了，一阵歌声传来，我们才发现，竟不知不觉地找到我住的小区旁边的公园里来了。老远地，我听到女人们在唱一首比《在水一方》还要柔美的歌，我不知歌的名字，黑巧知道，黑巧说叫《天路》。

　　“天路”这词让我停下来怔了大半天。黑巧问我怎么了，我说，天路就是上天的路吧？黑巧说，一个歌名，管它什么路呢。

　　女人们唱得仍有些声嘶力竭的。不知为什么，我认定天路就是上天的路的意思。如果天是目标，那路上的我们，也就半斤八两前后脚的事了吧。我惊讶着自个儿，竟是和唱歌的女人们“我们”起来了。

　　但我还是拉了黑巧肥厚的手说，明儿咱还去村委会吧。

　　黑巧说，还为盖楼的事吗？

　　我说，也为你猪崽的事。

　　黑巧脸上还挂了泪痕，但很快露出雪白的牙齿，高兴地答应下来。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