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它给人们提供了发表意见的便捷方式,但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文化问题。由于监督机制的相对宽松和隐蔽,由于“博主”享有对自己“博客”的相对独立的管理权(例如,他可以自由地删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跟帖,可以保留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声音,甚至可以根据需要完全关闭“跟帖”发表意见的渠道),所以,“博客”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些错觉和假相: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博主”完全可以随意地发泄压抑和释放焦虑,不仅可以任意地对他者进行话语杀伐,而且,无论后果多么严重,也无人追究,也无须承担责任。那些错误地理解和利用了“博客”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把它当作一个表演的舞台,而不是对话的平台;更渴望通过它收获掌声,而不是倾听别人的意见。正是这种错谬的想象和理解,使得有些“博主”把自己的“博客”变成了恐怖的景阳冈,变成了猛恶的野猪林,变成了可怕的十字坡。
浏览一些“文化名人”的“博客”,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的缺乏教养,简直到了不像样子的程度。有些人在“博客”中辱骂、诅咒别人的时候,其措辞之恶辣、气势之凌厉,与“文革”时代的“大字报”颇为相似,有时简直比“文革”期间动辄将人“打翻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的暴力话语还要厉害!
本来,对那些动辄将批评家的批评比做“猪尿脬打人”之类的行为,我并无深察细究的兴趣。但是,类似的事情,却时有发生,尤其在互联网上,更是司空见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一是“80后”韩寒三年前对评论家白烨的辱骂,一是相声演员郭德纲最近对批评者的诅咒———为了报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为了替小品演员“小沈阳”辩护,郭德纲在自己的“博客”里,对学者肖鹰和娱乐界人士宋祖德等人,进行了异常猛烈的话语杀伐。
对这样的恶性事件,人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有人甚至仅仅视之为纯粹的娱乐事件,或者视之为骂人者和被骂者之间是非难断的乱斗。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北京文学》开辟了一个专栏,邀约读者讨论这样一个话题:“韩寒们为什么与传统文坛势不两立?”有的站在韩寒一边,有的为“传统文坛”辩护,什么样的意见都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看来,其中的是非曲直,仍然是个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而相声演员郭德纲的“恶骂”,似乎更是显得“理直气壮”、“风光无限”,他的攻讦批评者人格的行为,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不仅没有受到理性的分析和批评,而且,他的口若悬河、舌灿莲花的骂人“艺术”,还博得了网上“看客”和“哄客”的一片喝彩声———我的一位在大学里做教授的朋友,对郭德纲的骂人“才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才华横溢,文笔又好,赞扬他懂得“骂人的艺术”,骂得又巧又毒,让任何对手都无法招架、无法还口。
这是怎么了?这些一夜成名、短期暴富的“作家”和“艺人”,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为什么会如此肆无忌惮?难道“名气”和“金钱”像权力一样,能够使人陷入一种异化的“非我”状态吗?他们在回应别人的批评的时候,怎么会连起码的教养和规矩都不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让我们先从所谓的“韩白之争”说起。
在当代批评家中,白烨也许是对“80后”最早跟踪研究的人。对于这个特殊的写作群落,他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大力的扶持,与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005年底,他在《长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80后”的现状与未来》的文章。关于撰写此文的目的,白烨在文章里开宗明义地说道:“‘80后自前些年涌现出来之后,就一直成为近年文坛持续不衰的一个热点。这个现象的陡然发生就很出人意料,而它的持续火暴就更加让人意外。但这个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它预示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人好好关注和研究。我接触到这个现象之后,深感我们既不能对它视而不见,更不能对它无动于衷,它其实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文学映像和文化投影,它的发生和发展,连缀着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篇文章写得坦率诚恳,推心置腹,甚至有点苦口婆心。作者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可靠的资料,分析了“80后”崛起的原因,考察了几位“80后”代表性作者的特点和问题。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此文对我们认识“80后”作家群的创作,仍然具有资料价值和启发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白烨对“80后”作者既抱着充分理解的宽容态度,又力求合乎实际地揭示他们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他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了“80后”的成绩,表达了对他们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也指出了“80后”所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市场”给他们带来的考验和问题:“比如郭敬明,他现在我看来已很难走出市场的包围了。几乎所有的出版社和出版商都盯着他,想从他那里得到稿子,有的甚至不惜重金。对于还是一个大学生的作者来说,要走出这样的诱惑是很难的。但如果他就这样总被市场的魔圈套住的话,他文学的才情将很难得到真正的发挥。除去郭敬明外,‘80后作者也都普遍具有市场头脑,与他们的前辈比,他们差不多都有半个书商的素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形,是以前所没有的。”他指出了郭敬明写作的市场化倾向,认为他“代表了‘80后写作中的大众化乃至商业化倾向,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观念去要求他们,这种倾向本当然无可厚非。(插一句,包括我们很多评论说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体现人生厚度和责任感,其实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人生追求和责任意识,不能硬拿我们的价值观念去规范他们。)”对于韩寒作品的主题内容和价值取向,他的分析和评价也是合乎事实的:“韩寒则大致代表了对主流社会的某些方面(如僵滞的教育体制、学校秩序等)的反叛倾向,这种倾向在他那里越来越极端,他去年出版的《通稿2003》,我看了之后很吃惊,里面把他在中学所有开设的课程都大贬一通,很极端,把整个教育制度、学校现状描述得一团漆黑,把所有的老师都写成是误人子弟的蠢材和十恶不赦的坏蛋。这种反叛姿态做得过分了,就带有一种为反叛而反叛的表演性了。他从也许是有道理的起点出发,走向了‘打倒一切的歧路,所以他的作品现在恐怕只有一种观念的意义,和文学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他写《三重门》的时候,那种语言和感觉还是具有着相当的文学性的。”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厚道的,负责任的,显示出了一个批评家的善意和责任感。他最后的结论是:“‘80后,虽然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但是,尚未进入文坛。”
“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但是,尚未进入文坛”,也许,正是这句话,惹怒了韩寒这样的实际上渴望获得文学成功和认可的“80后”。其实,白烨所说的“文坛”,根据我的理解,似乎并不是一个空间概念,指涉的也不是一个组织性的存在,而是隐含着文学评价的理想尺度,包含着对更高水准的文学的期许———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白烨文学批评工作的全貌和特点略作一番扫描和了解。
如果对白烨的批评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便会发现他的文学批评有这样一些倾向和特点:一是敏于感受文学观念的新变,致力于发现“文学新人”和追踪“文学新潮”,乐于做推进文学发展的“促进派”,自20世纪80年代迄于“新世纪”,几乎所有新出现的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现象,他都予以热情的关注和研究,这些成绩部分地见之于《文学观念的新变》(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演变与挑战》(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二是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需要,密切关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最新成就,及时研究现代西方的优秀作品,以期实现现代经典尺度的确立和经典意识的形成———可以说,那些对当代中国小说叙事发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品,例如卡夫卡、艾特玛托夫、鲁尔夫、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奥夫、迈哈富兹、多诺索、亚马多、富恩斯特、厄普代克和纳博科夫等人的作品,他都做过评介,这类文章集中收录在《赏雅鉴俗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三是倾注大量心力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成绩,探索当代文学批评前行的路向,尤其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他的研究具有奠基和开辟之功,他的《批评的风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细致地考察了从周扬开始到雷达为止的近20位有影响的批评家,描述了每一个批评家的风格,研究了他们对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贡献———由于材料的翔实和判断的妥实,他的这部著作完全可以被看作一部别样形式的1949-1989年间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纲;四是网罗材料、编撰史料,白烨这一工作的价值虽然常常被低估,但是,这实在是应该被褒奖的,因为,搜集和编撰资料是一件烦琐而劳人的事情,不仅需要有眼光,而且需要有耐心和耐力,甚至需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才行,而白烨二十多年来,孜孜矻矻,用力颇勤,建树亦夥,实属不易,这一点不仅见之于他参与其中的《文学年鉴》,更见之于他独立完成的《文学论争二十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此书几乎含纳了所有“新时期”以来重要的文学论争,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
显然,就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研究来看,白烨一方面鼓励创新,对几乎一切新人和新作都给予充分的鼓励,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批评又有着明确的指向,即总是显示出对更高目标的追求———他的希望“80后”进入“文坛”,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目标意识。
然而,白烨却令人意外地遭到了韩寒的误解和辱骂。2006年3月10日,韩寒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表了题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文章,以粗野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谩骂回应了白烨的批评:“文学和电影,都是谁都能做的,没有任何门槛。某些人所谓文学评论家就非常愚蠢,对畅销书从来置之不理,觉得卖的好的都不是纯文学,觉得似乎读者全是傻逼,就丫一人清醒,在那看着行文罗嗦晦涩表达的中心就围绕着‘装丫挺三个字的所谓纯文学。但倘若哪天,群众抽风了,那所谓纯文学突然又卖的特火,更装丫挺的评论家估计马上观点又要变化。”他不仅倾向于混淆“畅销书”与“纯文学”的界限,而且还非常自信地高自标树:“比如我,我的写作可以说是中国难得的纯文学。写我所想,并不参加任何宣传活动。也从不假惺惺叫帮人开个研讨会之类。新书也更无任何的发布会。卖的好,是因为写的好。有终一日卖不好,是因为总有那天,也没关系。很多的畅销书作家,写的都是纯文学。因为,无论他们怎么写,都有人送钱,所以,就彻底不用考虑什么取悦读者,迎合市场,想写什么写什么。相反,很多书卖的不好的号称纯文学作家,必须时不时考虑,我要加点吸引眼球的东西啊,我第80页要上个床(还得野外)啊,100页要同性恋(并且3P)一下啊,200页得来点暴力(必须死人)啊,400页得来点乱伦(还是母女)啊。(通常这类作者写东西还特别长,没500页打不住),440页文革一下啊。评论家一看,惊了,我操,都是人性啊,都是社会的边缘啊,都是性格的错乱啊,关心人类啊,牛逼,纯文学。蛋,就是这么扯的。”他通过对别种样式的“纯文学”的抹黑和丑化来肯定自己,通过对“纯文学作家”的贬损和妖魔化来抬高自己,从而将自己的“写作”标榜为“中国难得的纯文学”。他巧妙地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和真相,那就是,他自己的所谓“纯文学”,只不过利用了别样形式的“宣传活动”罢了———如果没有“萌芽杯作文大奖赛”这种炒作平台,他怎么可能一夜成名?如果没有他所不屑的“文坛”的“著名作家”的提携与书商的推销,他怎么会一下子被吹成恁大的文学神话?还有,根据我的观察,一个真正“写得好”的作家,很少甚至几乎不说自己“写得好”,只有那些自我认知能力较差的人和那些对人类文学的伟大成就缺乏了解的人,才或者自我吹嘘,或者动员一些“批评家”来替自己吹嘘。韩寒的《三重门》虽然也有反讽尖锐、书卷气浓的特点,但是,似乎还不能说是非常成熟的“纯文学”,因为,即使在语言上,它也不是无可挑剔的。至于那些骂詈的话语,诸如“文坛算个屁,矛(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人家这边早干的热火朝天了,姿势都换了不少了,您老还在那说,来,看我怎么手淫的,学这点,要和我的动作频率一样,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淫坛”之类,就不仅跟“纯文学”不搭界,而且似乎离“俗文学”更近。
韩寒的完全失去理性自控的狂骂,固然制造出了轰动一时的娱乐效果,固然给渴望“娱乐”的人们带来了茶余的谈资,饭后的话题,但也使人们见识了“80后”在心理和人格上的不成熟,也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文学环境,严重地破坏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进行正常对话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从性质上看,这种对批评家的非理性、无教养的“谩骂”,正如陶东风所分析的那样,反映出的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分裂”:“‘80后缺乏理性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这源于他们成长的环境。在独生子女、应试教育和消费主义的大环境下,老师和父母只关注孩子们的成绩,并不关注他们的心理世界。”他还进一步指出:“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分裂、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世界中,他们不可能懂得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他们有着分裂人格,表面遵从但内心拒绝,拒绝的同时又务实地捞取各种现实好处。”(《陶东风:整个世界都分裂了》,《新京报》2006年12月21日)
关于“韩白之争”,白烨在《三年后,再说“韩白之争”》(左岸文化网:http://www.eduww.com,2009-3-23 11:21:49.)说:“我们今天说80后的问题其实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的问题,那么我们共同来考虑怎样面对这个问题、现状。我觉得把我们的眼光、观念、胸怀做一下调整。要相对长远,一定要看到80后在成长,人生、文学都在成长过程中,一年一个样。郭敬明这几年变化很大,韩寒也在成长。”指出应当“用长远眼光,博大整体眼光来看”。他的态度宽容而乐观,对“80后”仍旧充满期待。如果成长了的“80后”也能以德报德,那么,超越了种种隔阂的对话就是可能的,就不仅会避免对于他人的话语施暴,而且会给所有参与对话的人带来精神上的快乐和收获。
然而,年岁的增长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成长”和人格上的发展吗?
这不好说。
在网络上的“博客”世界,年龄老大的成年人像孩子一样使气任性的例子,似乎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个案,就是郭德纲最近在自己的“博客”里对批评者的羞辱和诅咒。
郭德纲用话语的刀斧砍杀的,是学者肖鹰先生和娱乐界“明星”宋祖德先生等人。肖鹰我是熟悉的,他的文化姿态和基本观点,我也大体是了解的。最近几年来,他致力于对庸俗、浅薄的“娱乐文化”的批判,提倡“求真悦学”的精神和健康积极的文化。他尖锐而理性地批评过“于丹现象”,也批评过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小品文化”。对“小沈阳”的模式化的“娘娘腔”表演,他也做过持之有故的分析和言之成理的评价。应该说,在一个“娱乐致死”(A?鄄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时代,他对“娱乐文化”的批评既是有难度的,也很容易引发别人的不满和报复,很容易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伤害。
宋祖德其人,我素不相识,对他的事业和成就,我也知之甚少。到他的博客里观光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此人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也有言说的勇气,但是,他在指摘别人缺点的时候,不仅每有言过其实之处,而且,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娱乐性的“网络语言”和刺激性的“博客修辞”。例如,在《建议停映电影<南京!南京!>》(发表于2009-4-27 13:09:48)中,他如此说道:
看完电影《南京!南京!》,感觉是一部很没意思的烂片,不知道脑残的导演想表达什么,祖德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导演,完全是一个奸商,为了电影票房,丧尽天良,在“强奸”方面花了浓重的笔墨,他深知“强奸”是最大的卖点,祖德还是建议将这部电影干脆改名为《强奸!强奸!》更为贴切!
陆川就是个打着爱国旗号的小人,残忍地在中华民族的伤口上狠狠地撒了一把盐,还虚伪地叫嚣拍影片的目的就是要让日本人道歉,可笑!祖德不明白,中影集团为何要把纳税人的钱砸在这个弱智的导演身上,让他导出这么一部毫无意义的电影,陆川还恬不知耻地向媒体报喜,首映当日的票房达到多少多少万,彻底暴露了他嘴里论的是主义,心里想的是生意的丑恶嘴脸,中影集团的韩三平真的该下台了,花巨资拍出这样一部烂片是必须向老百姓道歉的!
这部电影为什么以一个日本士兵为男主角,原因很简单,这个日本人花了不少钱买通了导演,买通了权利(力)机关部门的人,因为他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所以导演写剧本故意歪曲历史,刻意美化他,讨好他,让中国观众看了十分不舒服,导演还自作聪明地让他悔过自杀,更赤裸裸地体现了导演的奴性、无知。而其他演员象刘烨、高圆圆,导演在他们的戏上没下功夫,人物刻画得单薄,做作,而整部电影情节很不紧凑,想表达太多的思想,结果什么都没表达清楚。
尤其令人反感的是,导演为了讨好日本市场,花了太多笔墨去描述日军声势浩荡的祭奠仪式,只有脑子进了水的导演才会干出这种蠢事,都不知道广电局为何要发公映证给这部电影,祖德建议广电局领导重新审核此片,最好勒令停映此片。
对《南京!南京!》的问题,宋祖德的质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对导演陆川的人格,他显然是不够尊重的,“脑残”、“丧尽天良”、“强奸”、“小人”、“弱智”、“丑恶嘴脸”之类的侮辱性的措辞,除了引发误解和隔膜,实在看不到它有什么积极的作用;至于“这个日本人花了不少钱买通了导演,买通了权利(力)机关部门的人”之类的揣度之辞,更是要不得,因为它有深文周纳、罗织人罪之嫌。
敌意点燃的只能是敌意,侮辱换来的只能是侮辱。
宋祖德因为预言“小沈阳”的好运不长,而惹怒了与“小沈阳”惺惺相惜的郭德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郭德纲在侮辱对手上表现出了更加无畏的“勇气”、更加出色的“才华”和更加凌厉的“锋芒”!他的“博客”文章《人在江湖》(2009-03-30 01:38:21),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铺排方式,把义气和褊狭、聪明和浅薄、自信和轻蔑、知识和偏见,胡乱地搅拌到一起,一股脑儿倾泻了出来。借助善于逗弄和戏谑的“相声”语言,通过毫不留情的嬉笑怒骂,郭德纲实现了对宋祖德的有效打击和杀伤:
……力挺小沈阳,惹来与专家口角。……我痛恨的是那些披着教授马甲的假专家。正文一点没有,闲白比谁都强。踢寡妇门,刨绝户坟,骂聋子,卷哑巴,调戏老太太,打小孩,一天到晚跟浪风抽得似的。看谁红骂谁,老憋着跟人家分账。人家一还嘴,他还犯小性,跟自己怄气,假模假式的装流氓。真流氓我都不怕,何况你这模仿秀呢?读圣贤书,做仁义事,您真不懂吗?百鸽呼雏,乌鸦反哺占其仁,蜂见花不采结尔群,鹿见灵芝不逮鸣其众,占其义,羊羔跪乳,马不欺母占其礼,蜘蛛罗网而食,蝼蚁塞穴避水占其智,鸡非晓日不鸣,雁非暖日不至占其信。都做到教授了,连仁义礼智信都不懂,还需要说相声的来普及,不丢人吗?看起来,专家无情教授无义啊!那位老说别人泡沫文化的教授,您换换说法行吗?逮谁说谁泡沫文化,您得出新作品呐。按春晚的标准也得一年一个新的,您这都五年了,还更新不?呵呵,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此万祸之源也!口口声声是学者,一天到晚在演艺圈里腻着,人前反三俗,被窝看毛片。又想当教授,又想立牌坊。长虫绕葫芦,假充龙戏珠。估计这些位也确实没正事干,哭着喊着不炒作,可谁红往谁跟前凑合。这种心态,比结账后的嫖客空虚,比收工后的小姐寂寞,比年假里的鸡头孤单,我都想给教授点小费了。
通过这种对现成套语、谚语、警句和典故的淋漓尽致的堆砌,郭德纲向读者显示了自己对话语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丰富占有,显示了自己对精辟语言的记忆能力和引用能力;接下来,他又通过极其随意的联想,从人格上对“那些披着教授马甲的假专家”进行嘲弄和贬损;随后,又通过与有情有义的动物的对比,进一步对敌手进行丑化和定性:“看起来,专家无情教授无义啊!”同时,郭德纲又让自己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都做到教授了,连仁义礼智信都不懂,还需要说相声的来普及,不丢人吗?”然而,最后的几个排比句构成的比喻,不仅显示出郭德纲内心的冷,而且也证明了他的浅———“我都想给教授点小费了”,这句话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暴发户式的庸俗习气和目中无人!
叹罢多时,拿出一张祖德老师的照片,仔细端详着。一个学者,一个专家,一个真正的教授,一个德艺双馨的圣人。峥嵘峻拔高旷,顶天立地磅礴于天下。窗外,早春的冷月挂在天上,星星在颤抖。又偷望一眼祖德,真的令人柔肠寸断,犹豫彷徨悲伤,剪不断,理还乱。我端详着祖德的脸,那是一张摩擦系数极大的脸,使我身临其境的体会到那个久远的年代。整张脸极喜兴,一看就是喝了糖尿。真的奇怪,人脸怎能长得如此标致,细看竟然极象骨盆,造物主太神奇了。那一双眼睛,甚是有神,如栗子,底朝上,与膀胱相贴,尖朝下,前面贴耻骨联合,后面依直肠。英语叫prostate。祖德的嘴,豪爽通达,大笑时能直接看到裤衩上的花纹。那两个大牙,更是巧夺天工,我常天真的想,要是请祖德到后厨开启大桶番茄酱,那该何其壮观!就这张脸,气死画匠,难死木匠,鲁班来了都得哭,四面吊线,旋不出一个尜儿来。
祖德对工作太忘我了,要注意身体,你不属于自己,你的身体属于所有肇事司机。另外,出门时,一定要佩戴避雷针,防患于未然。真有一天,被雷劈后,又被车压烂,用勺子往盆里舀尸体时,我们会难过的。
老实说,看到包含在这些话语里的敌意和恶毒,我真的替郭德纲难过和悲哀:他实在太不尊敬自己了,因为,在给别人带来不快和伤害的同时,他自己受到的伤害似乎更多,在道德上付出的代价似乎也更大。不错,相声演员的职业,就是逗人一笑,博人一粲,但是,他是通过智慧使人笑和快乐,通过笑里所包含的善念和教养使人喜爱和尊敬他。
有朋友纳闷,此二人一姓宋一姓刘,为何亲兄弟?各位不知,这里有一位英雄母亲。其母善守寡,养五子。长子宋祖德,次子刘信达,三子庞小杨,四子萧雀,五子夏二。广东扫黄办曾为这位英雄母亲赠一匾:行行出状元。
请允许我赞美祖德。啊,祖德,你是一个奇才!一个伟人!有人背后议论你,他们说你:娘娘宫抱一兔爷,没人样。点灯不亮炒菜不香,不是好油。吃铁丝尿大筐。比电线杆子多挂下水。高粱地种荞麦,杂种。蛤蟆秧子跟着甲鱼转,装王八孙子。黄浦江翻船,浪催的。山羊群里跑京巴,狗日的野杂种。不!不!我不要听了,怎么能容忍他们这么说祖德呢?祖德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做了多大的贡献!祖德的舍己为人,你们不知道吗?祖德的离去,明朝才有了郑和,祖德的离去,清朝才有了安德海,才有了李莲英!让我们赞美祖德吧,让我们吃饭时,都先把第一杯酒泼给祖德,祖德,给我们托梦吧!
看有人还嘴吗?
我很期待……
郭德纲侮辱当事人还不够,还要株连上人家的“母亲”;对一个人点名道姓还不够,还要通过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方式,打击更多的人。“萧雀”是谁?“夏二”又是谁?连说出人家的真名实姓都不敢,这不多多少少也说明了郭德纲自己的虚怯和不磊落吗?“看有人还嘴吗?”这句话听来怎么这么熟悉?“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在“文革”中弄潮的无法无天、“唯我独革”的造反派,不就是用这副腔调说话的吗?
截至2009年8月19日,郭德纲这篇话语施暴的“博文”的点击量已达741278次。我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该替他难过。人咬狗是新闻,但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为了被人关注而让自己的牙齿跟狗发生关系;耍猴的围栏边上,从来就不乏哈哈大笑的看客,但被人当猴耍,似乎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至于自己拿自己当猴耍,更是智者不为的。所以,看客的多少,并不总是衡量表演者水平的根据;而自我羞辱和自我厌恶式的恶作剧,实在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业———无论他是前途无限的“80后”,还是日进斗金的“大班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尼尔?波兹曼就曾尖锐地批评过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在他看来,“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他深刻地洞察到了电视娱乐的特点和本质:“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同前,第136页)在波兹曼写作此书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成为一种比电视影响力更大的娱乐方式,“博客”式的自由而随意的写作,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他提请人们注意的赫胥黎的警告———“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尤其是当“滑稽戏”性质的“娱乐文化”铺天盖地而来而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
我们应该警惕地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由于成功地将自己的所有资源转化成了“娱乐资源”,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文化霸权”———他们在互联网上的“博客”里之所以敢于如此无忌地进行话语施暴,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拥有了这种“文化霸权”。我们必须意识到滥用这种霸权会产生的后果和危害。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网络-博客意识形态:它披着娱乐的外衣,自以为是地拒绝对话和交流,赋予流氓习气以时尚的性质,赋予话语施暴者以英雄般的光荣,从而最终使人们止步在远离真理的地方,对一切高尚和美好的事物都丧失了追求的热情和兴趣。
“博客”世界的话语施暴也许是一场又一场的狂欢,也许能够给人们平淡的生活提供刺激性的话题和短暂的兴奋,但是,它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给那些具体的当事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不仅将用话语杀伐的“博主”异化为施虐狂和 “杂耍艺人”,而且还内在地瓦解着交流的规则和教养的意义,会把这种“网络-博客意识形态”的病毒传染给那些抵抗力尚未形成的群体。这就是我们从韩寒和郭德纲的那些充满娱乐色彩和杀伐之气的“博文”中得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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