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起

　　2006年冬初的一天，我回徐水乡下探望已八十有五一直在农村生活的母亲，看看老人过冬的东西还缺点什么。返程途中，在县城小住一晚。次日清晨，与随行的司机悄然溜上街头，在临街的小吃摊上，香香地吃了两个家乡名吃———刚出炉的热火烧夹驴肉，喝了一碗带有浓浓地方风味的热豆腐脑。然后，邀了两个在本地工作的旧友，一起前往我近年一直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安肃镇大寺各庄村。

　　出县城东行不足一公里，矗立在徐（水）安（新）公路北侧的一块上书“1958年毛主席视察田”的牌楼，把我们引进了大寺各庄村，也把我的思绪带回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大跃进”年代……

　　一

　　这是一个只有在县级行政区划图上才能找到的极为普通的村庄。但在那发烧的1958年，这个小小的村庄却伴随着“红徐水”的大名，曾多次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样板村”而闻名全国。继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到村视察后，这个小小的村庄又相继接待了当年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几十个外国访华友好代表团及外国驻华使节。全国各地来取经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在全民“大跃进”中,全村的民房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统统推平,继而盖起了两排七栋居民楼。中间主楼四楼的顶端，高高地矗立着两座类似钟楼的塔亭。远远望去，颇有几分当年被列为国庆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的北京火车站的风韵。

　　那年我12岁，刚刚升入初中。虽然按年龄在家乡农村父老乡亲们的眼中,我仍属“乳臭未干”之列，但当时心中确信———离我们朝思暮盼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共产主义真的不远了。

　　进入村内,当年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带领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师生们为该村设计建造的七座楼房已踪迹全无。村里的人向我介绍说，最后的一座楼房———也就是那座顶端带有塔亭的主楼，是上个世纪末才拆除的。当年建楼时，村里买不到也买不起钢筋水泥，只好“干打垒”。所有的楼房既没有钢筋立柱，也没有水泥过梁。楼板全部是用全村拆旧房的旧柁檩和椽子加密，再铺上一层秫秸或苇萡，然后再浇上一层白灰沙浆而成。这七幢楼当年10月开工，到11月底全村居民迁入，前后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创造了名副其实的“大跃进”速度。

　　当时全村的人都吃公共食堂。村子里建有统一的大伙房，并设有幼儿园、托儿所和敬老院。所以，所有楼房的设计既没有伙房，没留烟道，也没有上下水道，更不用说供暖及卫生设施。实际上仅仅是每家每户按家庭人口多少，在楼房内分到了一到三间休息室而已。

　　到了1960年，村里的食堂办不下去了，于是，各家各户的做饭吃饭立刻成了大问题。再到后来，为了度过三年经济困难，农民开始有了一些少量的自留地，政策也允许农户养少量的小家禽家畜。但是，家家户户都没有自己的院，一些诸如锨镐锄头类的小农具无处放，有限的一点口粮也没地方存，猪鸡更没办法养，这楼自然就不能住了。再加上这种“干打垒”的“跃进楼”建筑质量隐患日现，人们就再也不敢住了。于是，它们终究难逃被拆掉的命运了。

　　走在已是水泥硬化路面的村街上,望着路旁近几年新建的那一排排前廊后厦、铝窗塑门、瓷砖贴面的新瓦房,在一群群孩子们的追逐嬉闹声中,我的心中暗暗地升起了一缕不为人知的无名惆怅———为什么把1958年所建的楼都拆掉呢？明天的孩子们还能够记得昨天村里的那些“共产主义”楼房吗？

　　二

　　“跃进楼”的彻底消失却抹不平我头脑中岁月留下的那道深深刻痕。伫立在村中唯一没有被拆除的1958年的公共食堂前（现已被改建成村民活动中心），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吃公共食堂的历史……

　　我们村是一个有1500余口人的大村。最初全村按片划分办了四个公共食堂。在那以“大”为上、以“大”为荣的年代,四个食堂很快又被合并在了一起,全村办起了一个大食堂。每到开饭时间村里要敲钟。听到钟响,我便提上荆篮和瓦罐，领上弟弟们一溜小跑地到食堂去排队打饭。

　　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家乡是个农业丰收年。生产队虽然无多少红可分，但饭还是凑合着能吃饱的。加上小孩子们的好奇心———总觉得全村的人一起吃一锅饭挺好玩儿，尽管我家的房已被大队无偿平调作了村公共食堂的粮库，我们一家老少八口成了串房檐找房住的无房户，但我作为一个刚满12岁的孩子，当时心中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满。

　　记得那年我小学毕业。全县升初中的语文统考中，作文题是“公共食堂就是好”。已记不得当时我写了类似包括“妇女下四台(锅台、炕台、碾台、磨台)，解放妇女劳动力”、“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家中无柴草堆放、改善环境卫生”等内容在内的公共食堂的多少个“好”了，总之，当时我就是觉得公共食堂真的很好。

　　似乎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就觉得公共食堂不那么好了。

　　1959年本来我们县的农业年景还算可以，但由于大刮“浮夸风”，全县向上报了一个“放卫星”的高产量，国家征了过头粮。于是，社员们的吃饭便成了大问题。当时我们全家祖母、父母加我们兄妹五人老少共八口。早晚两顿饭仅能在食堂领到半瓦罐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这半罐稀粥提到家，再掺上自家用白水加盐煮的半锅野菜，凑合着把一家人的肚皮哄圆。中午一般是高粱、玉米加红薯干面蒸成的黑不溜秋的一两一个的混合面窝头。整劳动力每人每顿给两个,小孩子则按年龄的大小每人每顿分别给半个或一个多一点。这么总算下来，全家8口人,大约每顿能领到12个饼子窝头。年过七旬的奶奶是全家理所当然的重点保护对象；下地干重活的父亲又是必须重点保证的对象；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又理应是特殊照顾对象。而全家一顿窝头的总量，平均每人仅够一个半而已,还不够一个半大小子吃个半饱!

　　接下来又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日子更加难熬。为填饱肚皮,“瓜菜代”、“增量法”让人们尝遍了村里村外所有的各种树叶，几乎没有任何营养的玉米芯、干红薯蔓，也被粉碎打浆发酵后蒸熟上了饭桌。小孩子们吃得只长肚子不长个头儿，成年人几乎百分之百的浮肿，而不少体弱的老年人却没能熬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本村乡邻间吊唁发丧的事几乎隔三岔五的常有。据《徐水县志》载：仅1961年1月，全县即病亡1642人。全县逃荒外流了多少人，我没有查到准确的数字。我只从县志中看到，到1961年5月，全县相继有12553人返乡。

　　那个年月我做的最多最甜的梦，是饱饱地喝了一顿黄黄的、稠稠的玉米面粥。梦醒后却仍肚子空空，于是便缩在被窝里，拼命地咂寻着似乎梦里残留在口中粥的余香。

　　三

　　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我已年逾花甲，大半生来,大事小情经历的不能算少,但时至今日,我仍然搞不明白,当年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低级疯狂究竟缘出何处。

　　1958年《人民日报》以“激变的徐水”大字标题，报道了徐水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粮食亩产当年平均要达到500斤，在我国黄河以北地区率先放了一颗重磅“卫星”。尽管就当时我国的农业生产总体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几乎一年翻一番的高速度和惊人的高产量了，但依我们今天的粮食生产水平看来，也许倒也还不算太离谱。但到了毛主席1958年8月到徐水视察后，县委立即召开全县农业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乡乡社社向毛主席宣誓：保证当年粮食产量单产要超过2000斤！接着，县委又提出：1959年粮食亩产3000斤；1963年亩产超过8000斤。再后来，这个仍被当时认为是右倾的“蜗牛”速度和“保守”的亩产指标竟被吹到了几万斤！于是，全县“万斤小麦”、“千斤棉”的“卫星”放了一个又一个，村村社社扛着红旗，敲锣打鼓到县委报喜报捷的队伍一拨接一拨。

　　县委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要求每个县社干部都要搞丰产田、样板田。田头竖立标牌，标明种植品种和产量指标。县委提出：样板田的小麦亩产要达到8万斤，棉花达到3000斤，白菜10万斤……同时要创造出一棵白菜200斤,一块红薯100斤的奇迹。

　　为了保证高产指标的实现，拿出了在今天我们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科技”措施：给白菜、玉米、红薯打葡萄糖，灌狗肉汤、青蛙汤；某县领导设想做一面大水银玻璃镜，竖立在田头反射太阳光为秋后的棉田增温；后来因为技术问题没有做成，又让社员拿出100条棉被缝合在一起，搭起个大帐篷，夜间用大功率的电灯照明增温，防霜冻延长棉花的生长期；为了小麦密植田的通风，把特制的特大扇车装在了地头，由几个社员轮流摇，为麦田扇风。最为可笑的是，为了生产农田急需的尿素，竟在我们学校的篮球场上支起了几口大铁锅，把厕所里的尿液放在锅里用大火熬。除了臊气冲天，最后一无所获———这大概也算是当年的“科学种田”了。

　　“悟空昨日花果山，今天徐水来参观。昔日这里是平原，怎么满目皆高山?按下云头仔细看，———原来粮堆顶破天！”这是登在当年《徐水报》上的一首著名的歌颂粮食生产大跃进的诗。“一块红薯装满一卡车”、“一棵白菜装满一车皮”的大幅宣传漫画，在全县村村寨寨的墙壁上随处可见。最后事实证明，不是“粮堆顶破天”，而是被一些人吹破了天。

　　暂且不说到1963年粮食亩产达到8000斤乃至几万斤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不去计算8万斤小麦平铺在一亩面积的地上会有多厚，就是提出当年亩产由500斤提高到2000斤的目标时，就早已过了农事的“立秋”节气。农谚云:“立秋十八日,寸草都结籽。”按冀中平原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当年的农业收成年景大局基本已定。这是连一般最普通的文盲农民都懂得的最基本的农业常识。已经到了这个节气，不要说亩产再提高1500斤，就是提高150斤也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难道当时我们那些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的领导，水平就真的低到如此不可思议的程度？

　　翻阅《徐水县志》，其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在大跃进高潮中，在徐水体验生活的我国著名作家、挂职县委副书记的康濯，曾与当时县委第一书记谈到全县的粮食产量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话：

　　“你说一亩地产几万斤，能达到吗？”

　　“是达不到。”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喊？”

　　“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亩产600斤也达不到。”

　　“那你也得实事求是呀？！”

　　“那不行。那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

　　呜呼!本来自己明明白白的知道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却煞有介事地喊着骗别人拼命去干,其原因仅仅是为了“不能泄气”和“紧跟形势”。一个县数以十万计安分守己的善良农民，就被如此简单而荒谬的理由给忽悠愚弄了。不知道这到底是哪家的逻辑！

　　四

　　伴随着粮食高产指标的窜升，一场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在全县迅速兴起。

　　这原本并没有什么错———改善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是农业增产的重要基础。就是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应该牢牢抓住不放的一个薄弱环节。问题出在背离了科学，脱离了实际。

　　当年为了改善土壤条件，提出了要深翻地。最初要求深度不得少于七寸，接着这个标准又提高到一尺，继而提高到一尺二到一尺五寸甚至于两尺。这个深度不要说用牛拉犁，就是用一般拖拉机耕大概也很难达到。于是组织全县开展深翻地大会战。我校全体师生参加了当年史各庄大会战。为了保证翻地的深度，每人配发一把宽半尺余、长一尺二寸的特制大铁锨。当时初中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娃娃，提起这把重重的铁锨都有几分吃力，要把地翻到一尺二寸以上的深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采取了“阶梯作战法”：第一个人首先把土翻起一锨，大约半尺余；紧跟着的第二个人在翻过的底层再翻一锨，大约又有四寸左右；接着第三个人再往深处翻一锨，这就基本上达到了一尺二寸的标准。不过当时大概忽略了这样翻地的结果，恰恰把多年耕作的松软熟土层统统压在了最底部，而瘠薄板结的生土却被翻到了顶层。在这种土地上种庄稼，其效果可想而知。况且，粮食产量绝对不会与土地翻的深度成简单的正比。真理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本来，徐水除了西部有少量的浅山丘陵外，绝大部分是平原。使人不可思议的是，1958年前后，全县竟然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库１７４座！于是，县委第一书记的《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豪言壮语登上了1958年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并以“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大字标题，在第一版配发专题社论。社论云：

　　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好榜样……对水利建设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水利建设，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经验。他们通过修建‘葡萄串、‘满天星式的平原水库，把洪水和洼水储存起来……花钱少，用工省，仅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使全县水利化了。”“一个蓄水1150万方的史各庄中型水库，只花很少的钱，九天时间就完成了……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右倾思想、清规戒律，都被运动一扫而光，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众越干越有劲，干部越干办法越多……

　　暂且不说一个县仅用短短的三个月是否真能消灭千年水患。作为水患这种自然灾害，没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检验，谁敢轻易下“彻底消灭”的结论？

　　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一件是当年仅我们村就沿漕河边修建了村东村西两座平原水库，但从未见到蓄过半方水；另一件事是，在宣布全县消灭水灾和旱灾５年后的1963年夏季，七天七夜的大雨后，徐水全县曾是一片水泽汪洋……

　　五

　　1958年令我至今仍不能忘怀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全民大炼钢铁了。

　　为了实现全国年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为15年“超英赶美”奠定基础，钢铁元帅要“升帐”。

　　八月初，徐水县成立了由县委第一书记挂帅的钢铁生产指挥部。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在徐水县城西火车站的南侧，建起了一个大小高炉150座、占地近千亩的钢铁厂。接着向各公社急招4000名强壮劳动力入厂。这些人一夜之间即由世代扛锄头种地的农民变成了钢铁产业工人，开始了高炉前的炼铁轧钢。

　　本来在此之前，全县“手无寸铁”，没有任何钢铁生产基础。县委却在当年九月份提出，年内全县要生产生铁3万吨，钢2万吨，钢材1万吨。为了实现县委提出的“钢铁生产保证40天任务15天完成”的要求，全县仅仅靠这一个钢铁厂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又开始了“运动”群众：县委一声令下，贯彻“小、土、群”方针，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建炉，户户炼铁。不到三个月，全县即建起各种土炼铁炉64625座，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的劳力达50万人（含当时合并的安新、容城两县）。

　　有了土高炉没焦炭就烧煤；找不到煤就烧大块的劈柴；没有鼓风机，于是充分发挥一些人的“聪明才智”，把社员家中世世代代盛衣服用的大红柜强行搬出来，让木匠改造成十来个人才能拉得动的超级大风箱，取代鼓风机。但炼铁又终究离不开铁矿石作原料，这也难不倒“革命英雄汉”，没有铁矿石就到家家户户搜集“废铁”———都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人人吃公共食堂了，家里的铁锅没用了，正好砸锅炼铁———这既解决了原料问题，又解决了因土炉的炉温不够，熔化不了铁矿石出不了铁水的难题，还能加速完成炼铁任务。就地取材,一举三得!

　　最后还是因原料严重不足完不成全年计划。于是，开始了搜集“废铁”大扫荡：大到各家各户的铁栅栏、铁门，中到铁桶、铁盆，小到铁饭铲、饭勺，甚至木门子上的铁门吊儿，墙壁上的铁钉，凡是沾“铁”字边的东西，统统一扫而空，全部进了土炼铁炉。

　　那时中学也不能游离于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之外，学校已全部停课参加大跃进。学生们除整天的参加上街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工农业生产放高产“卫星”后敲锣打鼓的报捷报喜活动外，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农业实验样板田。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上交多少“废”钢铁的任务（具体数记不清了）。这事确实让我犯了愁：家中的铁锅我是不想交出的———我的老奶奶每天烧开水还要用；搬别人家的锅又下不了手。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每天等着挨批评。

　　终于有一天回家后，发现我家唯一的一口锅也被人抢走了,于是气不打一处来。回学校找了俩要好的小伙伴，心里琢磨着：既然别人可以搬我家的锅，那么谁家的锅也甭想留下！但我们还是动手太晚了———全村家家户户的锅几乎早已被一扫而光了。经过几天周密的侦察，终于发现一个重大“敌情”———村头有一户的锅藏在猪圈旁边的柴草垛里。当晚，我们趁着夜深人静，“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口锅顺走了。

　　我上交“废铁”的任务倒是完成了，但是这家的锅第二天是无论如何再也找不见了。当时我真的没有想过，如果这家有老人病人，确实非常需要这口锅，那人家怎么办？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那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过！

　　全民大炼钢铁的闹剧很快就草草收场了。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58年全国炼出的1073万吨钢中，真正的合格品尚不足800万吨！全县的大小铁厂,除了一片狼藉的工地上留下的一堆堆铁不铁石不石毫无用处的蜂窝状的焦渣外，其余唯一的贡献，大概就是公共食堂散伙后，千家万户的铁锅需求，救活了几个惨淡经营、举步维艰的铸造厂！

　　六

　　“我们搞了几十年，却没有真正搞明白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位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世纪老人深沉的话语中，似乎又显得有几分无奈。

　　我倒是个“享受”过“共产主义”后，又从“天堂”返回到“初级阶段”的人。1958年的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模样？除了众所周知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生产管理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外，这里我不妨把当年《徐水县供给制试行标准和办法》摘录几段：

　　关于供给制等级的划分标准：供给制标准是本着公社成员大体平等，生活标准稍有提高，又不绝对平均的精神，工人、农民、干部略有差别，适当分几等。具体办法如下：

　　1. 伙食

　　农民：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月10元，大、中学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月4元5角，幼儿园孩子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所幼儿每人每月3元。

　　工人：根据劳动强度和技术高低分为三等：一等每人每月12元，二等每人每月10元，三等每人每月8元。

　　干部：分为三等：县委委员（含教授、工程师、主治医师）每人每月15元，中层干部（含公社级领导）每人每月12元，一般干部每人每月10元。

　　伙食费一律不发给个人，由食堂掌握。国庆节、春节两个节日，不分干部、工人、农民，每人发给过节费1元5角。

　　2. 服装、日用品

　　农民：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5斤，鞋3双,袜子两双,帽子1顶,毛巾1条,肥皂2块。

　　工人：可根据工作需要，另发工作服1至2套；加发香皂两块、牙膏两支。

　　干部（含教员、医生）：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5斤,鞋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2块,肥皂2条,牙膏2支。

　　服装、日用品每年发两次：3月份发一次，9月份发一次。农民、工人、干部、大中学学生一律折款发给本人，幸福院、小学、幼儿园、托儿所，集体发实物。

　　3. 津贴费

　　农民：根据劳动态度、技术水平、劳动强度分为两等：一等每月2元，二等每月1元。大、中学生每月5角，幸福院老人每月3角，小学、幼儿园、托儿所每人每月1角。

　　工人：按劳动态度、劳动强度、技术水平分为四等：一等1元，二等2元，三等4元，四等8元。

　　干部：分为四级：县级（含教授、讲师、主治医师）每人每月8元，中层干部（含公社领导）5元，一般干部3元，机关工勤人员2元。

　　……

　　这大概就是当年的共产主义了。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入冬前，倒是真的发过一次服装费和肥皂。因为当时我家人口多，确实领到了好几十块钱和几条肥皂。不过也仅此一次而已。以当时的县级财力，全县近80万人口（含当时合并的安新、容城两县），就是这种低水平的供给制，也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下去的。随着1961年以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到来，社员生活便进入了“后共产主义”的一天口粮五大两原粮的瓜菜代年代。

　　七

　　据相关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对“大跃进”持怀疑乃至反对态度的还是大有人在的。但这些人却遭到了严肃批判和残酷批斗。

　　据县委1958年9月20日的《关于全党全民总动员，鏖战一年变乾坤》的报告中记载：“县委常委、县长×××存在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不认真执行县委决议……县委认为,这种思想在干部中有代表性。于是就组织了县、乡、社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大家辩论了一个通宵，全体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认识到：没有千斤的思想，就没有千斤的行动，也就不会有千斤的产量……没有这样的革命干劲，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一日千里呢？”这大概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的源头了。

　　在把“大辩论”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县委又提出用“刮大风”（批斗、处分、逮捕）的方法来轰动生产局面。批判对“大跃进”持不同政见的县、乡、社负责干部，同时对“五类分子”和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进行劳动教养。全县建了3个劳改农场，各公社建若干个劳改点。当年8月、10月，全县集中组织了两次捕人高潮。仅据当时12个公社不完全统计，被集中劳改集训者竟高达7295人（内含中共党员308人、共青团员25人）。

　　在如此高压的政治气氛中，历来以“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信条世代逆来顺受的农民，只好“热情高涨”地投入那“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洪流中去了。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