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问题与立场相关

　　———追思余虹

　　一年过去了，痛定思痛，更感到痛的重量。

　　记得2007年12月5号下午，我在海外的大学任教，收到曹卫东博士的手机短信，他说余虹走了，我很震惊。我一生很少失眠，但那一次我却连续失眠一周。

　　在北京学者当中，大概我住的地方离余虹是最近的，见面也是最多的，谈得大概也是最深的。余虹走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有幻觉，觉得余虹总在我的窗外。我经常熬通宵工作，一回头就能看到窗外的他。我想，他可能有一些未尽的话要对我说，有很多的想法要倾述。古人说，逝者会托梦给活着的人，表达他未尽的想法，但余虹一直没有托梦给我，这更是一个谜。

　　余虹走了，他为什么走？而且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我感到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当代中国学人思考。我不太赞成当一个思想者走了以后，将他无限拔高，也不赞成去找一些无所谓的生活细节来填充人们苍白的心或是习惯锁孔新闻的耳朵，我赞成的是依照他所追问的问题去继续思考并深究根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迷茫中寻找思想创新之路。记得2000年，我在国外任客座教授两年回国，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学者做西学并在中国推进西学思想已二十余年了，为什么越来越迷茫？我和余虹都是做西学的，他做海德格尔研究，我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并且经常交流看法。可以说，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做艺术本体论，到80年代末期做解释学、现象学乃至于解构主义，大抵沿着20世纪西学最前沿的方法论做下来。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走向了市场，有一部分在精神突围，还有一部分守留在学术的原地，但是这块学术变得并不那么可爱了。

　　我经常在问自己，“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提出要废除汉字、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诸说法，启蒙与救亡的特殊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战争频仍经济疲弱，综合国力地位排名在全球100位以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地位已经排名全世界第3名，如果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那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错乱的症候。而中国学人遭遇的问题是，西学知识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地基？西学知识是否不可以怀疑？西方的思想话语具有的虚无性是否不应该批判？这些问题我曾和余虹通宵达旦地谈。

　　于是，新世纪之初，我提出要重新发现东方文化并开始中国文化输出，但是苦于没有找到书名的关键词。后来我终于想好书名———《发现东方》。对我的观点余虹最初也不是很同意，他说你出国以后有了变化。我说是的，我以前写的都是西学，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写了很多，但并没有找到我们的精神大地。我们只是趴在别人的泥巴墙上窥视了几下，到别人的菜园子里摘了几个学术萝卜，但这不是我们的学术创造。如果说中国学者没有必要创新，这种说法决然错误！那种认为西学是普世性的说法，是显然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西方普世性是谁给的？中心主义立场是谁认定的？中国的知识成为边缘，被侮辱，被贬低，是谁导致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在《发现东方》里要讨论的。

　　后来，余虹我们俩都搬到世纪城。他到我家，探讨的是“问题和立场”。其实，这意味着中国学界的一种思考的转向。当我们觉得西化的独断性、唯一性、普世性等不再合法和绝对，而是有人为的意向虚无性的时候，那么我们应思考一下本土问题和中国立场。《问题》和《立场》成为他主编的两本刊物，我都参与了创刊号的组稿和撰稿。《立场》前前后后经过了很多的波折，每一次波折他都到我家里跟我谈。我知道，我当年和刘小枫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的时候也是很艰难的。出刊物就是对这个国家、文化负责任，也为思想者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一个漂泊的小船，大家可以在上面同舟共济，发挥一点点思想的热量。

　　在我看来，《问题》、《立场》这两个题目都起得很好。但是我想问的是，它们是中国问题还是西方问题？是东亚问题还是人类问题？是古代问题还是当代问题？这些问题和一百年前“五四”时期中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我更加强调的是当代中国问题和当代中国文人、中国知识者的立场，尤其强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指纹、知识身份和文化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他就是一个无指纹者，没有这些，他就会成为糊里糊涂地为西方说话和说西方话，而忘掉苦难的本民族精神的学舌者。

　　我和余虹对这些尖锐问题做了多次讨论，有时候还相当尖锐。余虹对中国当代政治有很多置疑，甚至有恨铁不成钢的急迫。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应该很清楚，但某些层面的政治问题并不意味着是中国知识问题，而且中国不仅仅是今日的中国，也是夏商周的中国，孔子的中国，也是汉唐的中国，是李杜的中国，中国是纵贯历史的我们的母国和本根。不能因为有一些消极恶劣的方面、有一些贪官为非作歹，一些文人无行，就把中国开除地球，非把她再殖民多少年等等。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立场和知识权力问题。我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文化的中国”，而不仅仅急于看成当下的有毛病的权力的构成体。

　　发现东方这一问题包括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情感归属。在中国，由于知识分子是仁义的、理智的、为人师表的，所以他的情感世界必须变成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他必须在身份上拒绝一切的诱惑和外在的抵制。在我和余虹无数次的交谈中，我觉得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一个单面人的群体。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文人，还是近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的情感世界是很丰满的。但中国知识分子当下面对的是无尽的教学写作出版，无尽的会议和行政工作，无尽的各种评比和图表统计，无尽的答辩和项目检查，而其他方面的精神自由和生命爱好被压缩了———应该用整个心灵去思考和写作的生命时间日益零碎化。对此，我和余虹经常感慨。我们与张志扬一块谈话的时候，他听到我们在北京的学者居然“五项全能”，就是教学、论文、评奖、项目、行政工作这五项一项都不能少，而叹为观止！他说，难怪很多学者终其一生做了很多琐碎的事情，却出不了一本真正的代表著。

　　余虹当时给我说，他要写一本《文学知识学》，但他最终没有完成。他曾设想这本未完成的书要谈的是中国知识的体系、构架，试图从两种知识碰撞当中揭示21世纪人类应该建立怎样的知识。他的体系是丰满的，他的陈述是充满建设性的，甚至还想在创新上做出努力，但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他思想中的精髓———他很重要的代表作了。

　　余虹有一个习惯，他每次有了好的想法总是要电子邮件传给我看，但是我从来不把我的文章传给他看。我的想法是把一篇文章写完并确定思想以后才示人。但是，余虹很愿意在思想刚刚呈现一个芽、慢慢长出一片叶时，将这些思想生长的过程展示给大家。余虹是很感性和诗性的人。有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知识学体系构成的时候，情感世界是暗淡无光的，而且也不敢呼唤光。很多知识者，如北大、清华、人大等的一些教授、学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查出来就是癌症晚期，痛苦地度过余生。说句直白的话，当代知识分子不快乐。他们从内心到外在都被焦虑所填充着，那些看破了红尘、感受金钱魅力的人就更加单面化了。

　　余虹和我的共同想法是，努力摆脱文人学人枯燥乏味的单面式的生命方式。摆脱的方式就是要进入艺术世界，让知识分子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在艺术世界中软着陆。他开始关注中国当代画家，并花了很多精力为他们写评论文章。但说实话当今中国值得我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拿着放大镜去揣摩、去神交的艺术家越来越少。现在艺术家在经济突围以后放弃了自己，艺术世界瓦解了。

　　不过总体而言，我认为进入艺术的精神世界是我和余虹的一个努力方向。有一次在香山开会，窗外有一大片的绿草地，余虹忽然提议和我出去散步谈话。在绿色的草地上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谈中国知识分子经济困境和尊严问题：教授退休后还能有何作为？可以说，退休以后处境是艰难的。当一位教授熬尽心血写作，极为低廉的稿费既换不来内心的快乐，也换不来学者起码的尊严。他认为，中国学者仅仅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是很难的，经年累月呕心沥血写作数年，出版一本书，稿费能有万元就已很不错，“五四”时期的教授能养活一大家人，今天的教授养活自己也很不易。我说，大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我们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既不可能下海经商赚钱，也不可能像海外大学那样待遇优厚。我们只能在日复一日的全力写作中善于保护自己、爱惜自己，当我们自己都不爱惜自己时，这个世界大抵就没有人爱惜我们了。

　　余虹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我没有看到一个教授流过眼泪，但我看见余虹流过泪。有一次在广州暨南大学开会，一个学者谈到余虹一本书的翻译有问题，同时也批评了其他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余虹没有说话走出去了。等我出来看他，发现他望着天空默默地流泪。我知道他不能容忍他人对他所思考的学术的肆意批评，也不想别人把很友好的知识联盟说的很糟糕或者歪曲误读。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无端指责，《老子》有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没有人骂你，没有人批评你，你是做不起来的，我认为你做的对，没关系。从这些我能看出，余虹是一个真性情、真血性的人。我们很多做学问最后做成了灭绝师太，做的已经没有表达自我情感的能力了。

　　余虹最具有创造力的学术没有做完，这未完成的交响曲令人遗憾。我觉得如果给他以时间，他会成为中国很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知识性的思想家、理论家。当我看见窗外余虹的时候，他想说的话，我慢慢明白了，他让我好好做下去，因为我们是经历过苦难的一代学者，肩负着中国文化重建和中国文化输出的学术大使命。1977年高考考进重点大学的考生为万分之一，然而今天留下来的能够成为比较知名的学者的大概又是当时大学生的百分之一，最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比例大概为百万分之一。这是多么珍贵的文化资源！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学和西学根底本来就单薄，一些学养不够的人容易看风使舵，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思路，在学术制高点上去透彻地审视东方西方，找到自己立场的学者少之又少。所以我说，余虹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思想曲，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话题。

　　文化上的哀伤或思想上未完成的遗憾，成为了我们永恒的痛。冷酷的命运本身限制了余虹，使他未能走得更远。而中国问题却不会终结，相反会更加突兀地呈现在新世纪，使一批学者在“人类问题”和“中国立场”之间走得更远。这或许是追思逝者的意义，也是生者活着的意义。

　　余虹走了，还留下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与我们同在……

　　2008年12月5日在京郊追思余虹会上

　　的即兴发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与金开诚先生相处的日子

　　这一天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至。

　　送走金开诚先生回到北大，我重新走进冰天雪地的未名湖，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开诚先生走了，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北大书法所所长。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五十年，我和他有二十多年的学术交往。金先生的离去让我感到不仅是北大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书法界的重大损失。

　　薪火相传的学术人生

　　金先生的乐观大度，使人们没有意识到病魔的出现。今年四月，我发现他脸色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四月下旬给书法研究生上课，他讲到最后说他很累讲不动了。在我的印象中，多年来，他去人民大会堂和各种会场开会，都是声若洪钟惊四座！到了今年五月四日北大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和北大校庆110周年书法展在北大图书馆开幕时，我近距离地站在先生旁边，才发现他脸色不好。我就提醒说：先生您脸色不太好。他说：我一直发低烧。我说：那可要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海外大学任教，等到我七月份回来的时候，他夫人和女儿告诉我说他六月做了手术，我当时很震惊，马上赶到医院。一见面他就说：我这次得的是癌症，我年龄也大了，吉凶难料。我说：先生别这么想，手术不是已做了吗？癌症病人很多，很多人都会得这个病的，他们大多数不是渐渐好了吗？我说，同学们还等着上您的课呢。结果，没多久先生就出院了，我心中很高兴。再见面我感觉他明显瘦了好多，起码瘦了二十斤。

　　只过了一个星期，先生又发烧住院治疗，病情更严重。我又一次到医院去看望先生，这次见到的情形很不妙。我看到先生正处于昏迷状态，鼻孔插着氧气管，他女儿舒年守在床头。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我想他也许会醒过来。他女儿说：这不是睡，是发烧，体力不支，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次见面后，金老师就再也没出过院，那是十月份的事了。

　　到了十一月初，金先生病情更严重。我带着第二届书法班的几个同学去医院。让我感动的是，我一进门他看见我，眼睛特别明亮锐利，说：你来了，我要坐起来！我说：先生您别动，您就好好躺着就行。他不同意，拉着我的手，攥得特别紧。我觉得在这种劲道中他想传达一种想法，一种力量，想表达他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我使劲把他扶起来，心里很难受。但先生半坐着什么也没说。我能理解这种生命的茫然———见到很熟悉很亲切的人时，他头脑清醒想跟你表达某种生命深层的感受，但病体衰微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后来，他拼足体力对学生们说：“我明年还给你们讲课。”但我们都知道先生可能等不到明年了。因为他是六月做完手术后，医生说超不过半年，而且这段时间医院发了三四次病危通知书。学生们回来后说，自己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这样一位病重的老人，他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他人，一心为了国家，一心为了中国文化的崛起，一心为了将中国美好的东西传出去和传下去。

　　我率领北大书法所代表团12月14日早晨8点飞往汉城。飞机降落仁川机场允许开机时，我开机一看是金舒年副教授发来的噩耗：金先生于今晨6：50病逝。巨大的悲痛使我一下就怔在韩国机场。我告诉大家金先生去世了。曾来德教授和同学们都很吃惊和悲伤。第二天韩中第十四回书法交流展在光州双年展大厅隆重举行，展厅里韩国来了大约二百位书法家，我在会议上宣布了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以后，韩方的主持人宣布，集体为北京大学书法所金开诚教授默哀。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崇敬并默哀，我感到了一丝欣慰。

　　回顾金老师人生的最后这段日子，我认为先生是很坦荡的，视死如归，他没在我面前说过痛苦。他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最艰难的最后时间里，完全靠坚强的意志来维系自己的生命。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刚做完手术住院的日子，他居然躺在床上跟他的女儿口述文章。就这样，他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金开诚先生在学术界、书法界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他做学问和写书法都很严谨，他在韩国出《金开诚文集》四卷，尽管他眼睛不好已不能自己校对，但他对排版错字盯得很紧。我深刻地意识到为什么叫“校字如仇”。有人认为出一本书就是荣誉，其实出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你的政敌立一个把柄，为后代留下笑柄。对此，金先生说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金老师是一个专注于精神的学者，对自己的生活不甚在意；先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一个得到别人的恩惠就会经常去感谢的人；先生是一位澹定坚强、无欲则刚的蔼然长者。先生对学术和艺术体现了八个字———惜时如金，疾恶如仇。他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对自己是惜时如金，对社会和艺术界的不良现象是疾恶如仇。

　　金先生备课超出常人地认真，讲稿上那细细密密的小字密密麻麻地，而且对着镜子录音练习讲授，他几乎把自己讲课的每一段内容都背下来。我有时候很疑惑地问：先生口若悬河，文惊四座，为何还要这样费心备课？他说：哪怕是成了教授博导，也要像青年教师第一次上台那样小心翼翼地去上课，这才是上课的本质。如今一些人上课已经是开始随便聊天闲扯，但这么多年来，先生讲课认真严格的程度没有丝毫改变。

　　金先生在北京大学书法所授课期间，研究生班的学生并非正式招生的硕士或博士，他们进入北大就带着敬仰的眼光看待北大名教授。像金先生这样的北大重镇级教授，很多已经不上大课。然而金先生却坚持连续几天上大课，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金先生去世后我对学生们说，先生是为你们累死的。记得每次上课后下午五点多钟，我送他回家，见他坐在后车座上，面色憔悴，极度疲劳。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能够一天连着上六个多小时课，中午只是简单地吃顿饭，这种人格襟抱是多么难得！

　　金老师在无锡一所大学做书法所所长，他经常到无锡给大众讲演。他自豪地说自己开创了一个先例———不收费讲演。我说这很难啊，今天的经济学家出场费动辄好几万，像您这样的名教授，收费标准应该也很高。他说我就不收费，我一定要纠正这种恶劣作风。他在无锡面对市民和干部，创立了这样一个长期免费的讲座，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好评。在一切都以商品和金钱来衡量的当代社会，金先生的这种人格境界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

　　北大很多教授都非常忙，号称空中飞人，对学生的论文看得也不是很认真。我出席过很多博士硕士论文答辩，可以说一些导师对学生论文并不认真，对其中论题、文字的错误等没有纠正。金先生和我在书法所招收了研究生，先生看论文时眼睛很不好，买了个高倍放大镜，逐字逐句地读。后来把这个学生叫来，金先生提了近百条意见。先生学问是巍巍高山，但又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在一点一滴中让人感受到其人格魅力与精神滋养。那个学生一改过去狂态，说从此以后为人为学要向先生学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要这样做？先生告诉我，这叫做爱惜羽毛，一个人从黑色的毛、杂色的毛，好不容易修炼成白天鹅，通体白色羽毛，但稍不留神，一点污渍，一泼脏水，就能污染了羽毛。学生论文出了问题，老师有重大责任，所以为人为学，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金先生为北大书法所成立四周年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只靠北京大学‘金字招牌吃饭。既然书法界是个名利场，那么我们的特色就在于偏不计较名利！我们要大讲为弘扬祖国的标志性艺术———书法做奉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奉献。我们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但‘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还有笔墨纸，我们就要拿笔墨纸来做这个奉献之梦。”金先生很关心书法的国际交流，认为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主要就是从事书法的国际交流，要将汉字的审美化书写国际化，先生跟我说，一定要走出去，中国书法如果自己关起门来，变成一个退休老人玩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书法必须要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当这么多的外国人学了汉语和汉字，拿起毛笔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如春风化雨般点点滴滴输出去了。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在今天能够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已经很少。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国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国学习的就是很先进，坚守中国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这种太多的文化误读使得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实际上，当今西方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过分的强调竞争导致尖锐化的斗争，最终演化为层出不穷的战争。而金先生《关于中和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说：“中庸可以拿一杆秤来作比喻，一杆秤，你怎么用它呢？它的秤锤要在秤杆上面移动。怎么移动法？要根据所称事物的重量，这个秤锤才移动，移动到哪里一点，秤杆平了，把秤杆摆平了，也就把重量搞定了。这个就叫中庸。所以中庸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你把握住了这个动态平衡点，它这个事物就被你摆平了。”这是多么不同于西方的对东方智慧的理解！

　　现在一些学生动辄就喜欢大话，研究大而空的东西。而金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善于从语词句篇章的细处入手做学问，从文辞的考辨到书写自己的思想，其学问是由小及大，具体而广博。先生不仅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东方文化和中国思想的重建大业，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他终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国学者需要重新创造的新文化。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衰败被淘汰的文化，而是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刷，成为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

　　金老师为中国学术文化和中国书法文化的崛起鞠躬尽瘁，不幸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倒下了，他应该像季老、文老那样活到一百多岁。先生曾和我说过，北大就看两头，一个是口头，一个是笔头，此外都不重要，以先生的口才———文不加点，以他的笔才———立马可待，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的。可惜天不假年，不想先生就这么走了……

　　先生还说：我不怕古人，我就是研究古人的；我也不怕名人，我本人也比较有名；我更不怕前人。我问那您怕什么？他说我怕后人：不畏先生畏后生。前面一代先生的墓志铭是由这一代书写的，先生这一代人的墓志铭也将由后人书写。他通过点点滴滴地人格修为和精神践行，将自己的音容笑貌留存人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08年12月21日冬至日于北大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