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经常痛感中国人的健忘，善于文过饰非。再大的不幸，曾几何时，便会被乐呵呵的我们忘得干干净净；再大的灾难，无须多久，便会被虚怯和爱面子的我们遮蔽得不留痕迹。对那些可耻、可悲的糗事，中国人普遍的态度是“不揭短”和“不计较”。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凡事宜粗不宜细，睁只眼闭只眼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从这些心理和行为，可以见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存态度和策略———近视的现实主义、投机的功利主义、糊涂的中庸主义与苟且的绥靖主义。

　　然而，对文学来讲，最为重要的，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和伦理精神。它强调对苦难和不幸的记忆，强调对被遮蔽的和真相的还原性叙述。它执着地探查痛苦的深度，丈量罪恶的广度。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把“真”当作最高原则的精神现象，是与一切形式的遗忘和遮蔽格格不入的。我们的许多作品表现出衰弱不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没有追问“真相”的勇气，普遍放弃了文学“记忆”的职责。

　　虽然中国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有很强的“小说性”———能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能写出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但是，当代的小说却越来越缺乏“历史性”———缺乏直面现实、“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根据我们时代流行的小说观念，“小说”等于“想象”和“虚构”，而强调“体验”和“观察”，则不仅是多余的事情，而且还是在文学上观念落后甚至冥顽不化的表现。受到怂恿的作家，不顾外部现实和生活事理的制约，天马行空地玩着狂欢化的“叙事”游戏。这样写小说当然很快意，很轻松，但后果是，我们的小说因为虚假和空洞，而失去了读者的眷顾，而成为热闹一时的过眼云烟。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洋洋洒洒，动辄四五十万字，但是，细细读来，却很少看到丰满的人物，很难留下深刻的记忆，其内容含量，远远不及一部较好的中篇小说。

　　于是，人们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生活的真实状况，便只好借助那些“忌虚妄”的纪实作品。六十年来，那些优秀的纪实型作家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为读者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尤其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写作环境的相对宽松和渐趋正常，一些经历过牢狱之苦和炼狱体验的作家和学者，开始反思历史，反思“反右”和“文革”，着力探寻一系列巨大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原因，并用凝重而深沉的文字，记录下自己的苦难历程和对灾难的思考，写出了一大批像《人妖之间》（刘宾雁）、《唐山大地震》（钱刚）、《走向混沌》（从维熙）、《中国的眸子》（胡平）、《思痛录》（韦君宜）、《干校六记》（杨绛）、《中国知青梦》（邓贤）、《庐山会议实录》（李锐）、《以人民的名义》（卢跃刚）、《露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九死一生》（戴煌）、《寻找家园》（高尔泰）、《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墓碑》（杨继绳）等叙实事、说真话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作者或者传主在“大跃进”、“反右”、“文革”、“上山下乡”等巨大灾难中的痛苦经历，记录了他们对那些重大事件的观察和体验，对专制和腐败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当然，由于复杂的原因，尤其由于自欺欺人的劣根性和文过饰非的坏习惯，至今不为人知的真相，仍然很多。

　　令人意外而且振奋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文化界和文学界正在形成一种良好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学者和作家开始说真话、写有真意的文章了。

　　李洁非的《典型文坛》以当代文坛具有典型性的作家和行政领导为对象，将那些已经被人们忘却或被岁月之尘掩盖的往事，刮垢磨光，去伪存真，通过对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的有序化铺排，还原性地讲述了当代文学风云变化的诡谲和人物命运遭际的坎坷。言必有征的考辨，眼光独到的选择，一针见血的断制，笔致活泼的叙事，在在显示出一种“求真”的态度和成熟的治史精神。

　　一贯锋芒内敛的学者李辉，则以少见的尖锐语气，披露了好发谠言大论的文怀沙的不为人知的真相———行将百岁的年龄是假的，光荣的“入狱”也别有缘故，学术上的“业绩”更是经不住认真的审视和严格的究诘。义山诗云：“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在真实的尺度面前，一个志得意满、风流倜傥的“世纪老人”，竟然显得如此虚弱和不堪。

　　其实，戴着人格面具生活的不只是文怀沙一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面具是人的一种消极需要。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是戴面具的人。问题是，面对那些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摘下面具，必须给历史和后代一个负责任的交待。罪恶遮蔽得越严，责任推诿得越久，将来的后果就越严重。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述往事，思来者”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从来就不乏舍了性命也要说真话的人，不乏采善贬恶的信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然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宋代史学家刘攽则说：“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所谓“实录”，所谓“传信”，就是要写出把真相告诉后代的信史，就是要为“来者”提供鉴古知今的启示。

　　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就是这样一部“实录”和“传信”性质的好作品。它是从废墟上生长出来的新草，是从罪恶里升华出来的良知，是在遗忘之风中绽放的记忆之花。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作品了！

　　它写得如此真实，如此有力量。

　　这才是有血有肉有热度的文字。

　　这才是“人学”意义上的文学。

　　从精神谱系上看，《聂绀弩刑事档案》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但却比那些涕泗横流的控诉，更悲怆，更沉郁；它接近追根溯源的“反思文学”，但却摆脱了那种虚张声势的做作和“载之空言”的浮泛。

　　它是一种古老的叙事传统的复活，是太史公《史记》的精神之子，因为，它遵循的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扬雄评价太史公有“多爱不忍”的慈悲和善良。司马迁爱惜那些正直而多才的人，同情那些高尚而不幸的人。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不忍见那些豪侠之士被淹没到遗忘的尘埃里，所以，他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但太史公认为他“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故吾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对于聂绀弩，寓真先生也有着同样“多爱不忍”的情感，也有着读其诗、“想见其为人”的尊敬和欣慕。他说：“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1}于是，他进而说道：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