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波

　　他出生时已堆积了万古愁，如果还纠结着老祖宗多尔衮的墓园，还怨念曾经的西郊美园林，那就不是顺应时势的金寄水了。

一、金寄水

　　金寄水先生应该对失去西郊燕园毫无印象，燕园是后来的叫法，如今也是北京大学校园的一个别称。当年它还属于金寄水先生所在家族的时候叫“墨尔根园”，这是满语，“睿亲王园”，实际上它就是清朝廷赐予世袭罔替睿亲王家族的西郊别墅。

　　1919年睿亲王家族失去墨尔根园时，金先生才四岁，我很怀疑他在一生中有没有来过曾经的家族花园参观过。作为老北京，应该是来过，譬如他曾经有过燕京大学的师生朋友，抑或北京大学的师生朋友，他便以好友身份前来造访。不过，这个几率总不是很高的，此地于他，则是并不相干的陌生地界。他成长、生活几乎都是在北京城区，在他去世后出版过一本关于王府生活的书，叫《王府生活实录》，里面只字未提在他四岁时家族失去的这一片有着二百余亩土地的西郊园林的事情。而离开他生活的睿王府府邸时，他也才十岁，所以书里他叙述的王府生活其实大多描写的是另一个王府或者其他的王府，因为所幸，他与怡亲王世子恒殊是发小玩伴的关系，十岁后被接去怡亲王府生活。

　　在他稍微记事后，西郊花园的转让只是个败落引子，他家族的城里王府——几百座房屋的住家府邸、堆成小山的金银财宝、车马座驾逐一荡然无存。不是被打劫了，而是被一个庞大的家族消费掉了。1925年，他家的王府，位于石大人胡同的睿王府被抵债，一家人四处租住房舍，越住越小，条件越来越差。1931年他的伯父，末代睿亲王中铨锒铛入狱，则家道彻底败落。彼时，金寄水只是十六岁的青年，因已退学没有正规文凭，也无谋生技术，。此后的一生便是卖文为生，清贫窘迫。就如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写道：“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

　　所以，后来有人称他为“末代睿亲王”是“随时可能接到宫里当皇上的那种人”（金受申先生语），这其实是过于理论意义上的推测，真正的“末代睿亲王”是金寄水的伯父——中铨。而中铨袭睿亲王名号已是1915年的事情，中国已经进入民国时期，所以枉担了“睿亲王”的虚名。至于为什么说金寄水有理论意义上的继承人价值？是因为中铨无后代，金寄水是中铨弟弟中铭的儿子，过继给他继承家业的。如果清室还在，作为世袭罔替铁帽子之一的睿亲王位是有可能由金寄水承受的。但，从中铨始，已是黄粱一梦。1915年他还被授王衔，完全是暂且缩在紫禁城内的“逊清小朝廷”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任命，就像一个荣耀称号，甚至被世人当作一个不合时宜的迂腐笑话。被推翻的清王室不可能给他们任何实质俸禄。是的，非常可笑！一个被推翻的王朝还在余烬里自娱自乐，而遗老遗少们也没办法浴火重生，顺应时代振奋前行。因为他们除了世代袭王爵，几乎一无所长。

　　所以一看到有人说金寄水是末代睿亲王，我便想起《红楼梦》里“尴尬人遇到尴尬事”，恰巧金先生也研究红楼，不过他不怜惜自己的命运际遇，所以他不写贾宝玉，而是写《司琪》——这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或许他一辈子积攒胸臆的就是那一股子窝囊恶气，憋屈，厌恶自己的出身，没给他带来荣耀和富贵，却都是与之相反的际遇，而且像个笑话，祖上享受了多少的荣耀，他就承担了多少的耻辱，说文雅些便是浮云如梦且噩梦。还不如大观园里的丫鬟司琪 “品貌风流”，“高大丰壮”，所以他生前给自己写好挽联，说是：人生已无缘，过眼云烟休再梦；他生如有约，纵使前因未了，伤心旧地莫重来。投胎在了睿王府却得此生不如意。

　　一百年前的燕园不可能有今天这么美！是的，距离墨尔根园出售距今整整一百年！清王朝结束时皇太后特别下旨原内务府，已分配给各宗亲的房产园林归各家所有，王室不再掌控，实质上完成了彻底的“房改”。仅八九年之后，已经多年失修破败相尽显的这处西郊别墅已在睿亲王迫不及待的出售资产名单之中。1919年他仅仅叫价两万大洋，便被陕西军阀陈树藩买走，这是一片二百四十亩的园林，是原圆明园南侧众多附属园林里规模最大的一处。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校园以未名湖为主体的核心部分。而这位睿亲王大爷带着兄弟去了一趟天津，携妓游玩，铺张排场，一天就花掉了一万大洋。

　　睿亲王家族在失去王室供给之后依然维持庞大的支出，挥金如土，北京刚有汽车的时候，他家就拥有四辆（其实他家本有八驾马车），刚有电话的时候，他家主要房子里都要装一部，此外他们还崇尚西洋物质，吃西餐，买洋货。这样的日子大约维持到1924年，西郊别墅根本不值钱，因为当年交通不便，地处海淀的这些园林房产多年失修，早已荒凉一片，就跟荒地相差无几，所以两万大洋就是卖了片荒地。而其城里的房产，即位于东城区石大人胡同的睿王府，共计五百余间房屋一股脑抵押给一个德国人做股东的“礼和洋行”，贷了十万大洋。十万块钱很快花完，便把王府里家人居住的二十多间房卖掉，一家人四处搬家，房子越搬越小。最后还把祖坟园的建筑和树木卖掉（这里有伏笔，坟墓还是他家的），坟地有数百亩，以每亩八块钱的价格卖给了看坟户。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钱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法院便将石大人胡同王府查封。他家就将那些排场物，马车啊、汽车啊抵给了车夫和司机当工钱。府中各种古董宝物、家具用品运出六七十车，寄放在当铺里。四十几箱绫罗绸缎衣服只开了一张二百多元的當票，后来便也没有赎回，成了死当。据说他家的古玩文物光房间就装了一百间，满满的全是，这些古玩一下子释放出来，激活了当时古玩市场的生意。那时候古玩市场，讲的故事都是王府家的，真货不少。

　　最后的睿亲王，家大业大，好似红楼梦里的奢华家族，瞬间大厦倾覆，只有残砖碎瓦遍地狼藉。

　　离开石大人胡同王府时，金寄水只有十岁，还是懵懂孩童。他自己的父亲中铭（中铨之弟）已于1923年过世，他便过继给没有后人的中铨做继子，理论上说，如果“逊位小朝廷”还继续过家家，他将是中铨的继承人，做一个落魄的末代睿亲王。清朝世袭罔替的十二铁帽子王，睿亲王这一支是进入民国后迅速败落的典型。

　　金寄水八岁开蒙，由一位老先生进府讲给他讲学，十三岁才进小学读书，只得插班到五年级。因为他旧学底子厚，一入校便文科夺魁，进入初中后依然历史、作文名列第一，但数学、物理、化学成绩几乎是白丁，因为老先生也不曾教过他这些。加之家道中落，而且还是原先不可一世的铁帽子王家落魄如此，难免成了世人笑柄，同学说起来都是津津乐道的闲话。这也难免令金寄水烦恼，于是初中没念完就退学了。为此他感慨：“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民国后，爱新觉罗家族大多选择姓金。退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31年他家又发生了一桩大事，或者称之为“丑闻”。

　　前面提及中铨卖掉家里的祖坟地，一般人称“九王坟”，在今北京东直门外新中街附近，占地三百多亩。包括上面的享殿、朝房、宫门、围墙山子等附属建筑，还有在北方比较值钱的松柏古树。被轰出王府后的中铨带着一家老小，日子越过越差，地已经没了，上面建筑也拆卖了，值钱的树也挪走了，就剩下埋在地里面的棺椁还算是他家的。最后中铨竟然打起了“起祖坟”的念头，口头上说是迁坟，但实则想借机打开地下棺椁，寻些值钱的陪葬之物。

　　1931年3月10日《世界日报》第七版，以“前清睿亲王墓被盗”为题，报道了一桩震惊京城的自家“盗墓案”，盗墓主使人就是中铨。报道渲染说“睿亲王十一世孙捕”，把中铨当十一世睿亲王，其实十一世是中铨的父亲奎斌，1915年就已经死了。更耸人听闻的是还疯传“多尔衮墓中之珍宝”被盗。其实，1931年2月7日上午八时至下午二时白天挖掘王爷坟的事情都是大白天在进行着，指挥者中铨不是“睿亲王十一世孙”，而是第十二代睿亲王。中铨组织了一群看坟户，打开的是他爷爷睿悫亲王德长的地宫。在中铨看来，他是名正言顺的要“起灵”，就是迁坟移灵至别处。但明摆着就是看爷爷地宫里到底有什么值钱东西。人要不是被逼到穷途末路，何至于如此。他绝对没有敢去刨老祖宗多尔衮的墓，所以说这位末代王爷还是有点禁忌。后话是，多尔衮地宫，在1943年被一百多盗墓者费时良久后打开，没有财宝，只见到一米多高白底蓝花瓷坛子—个，里边仅仅木炭两节。打开棺材看到多尔衮的“头”是铜制的，这是乾隆年为恢复多尔衮名誉而铸造的，因为当年顺治帝将死后的多尔衮头颅斩掉，并鞭尸，乾隆年间才重建宝顶，补了一颗铜头。

　　中铨大约认为爷爷的陪葬珠宝应该不少，所以便打开了这座墓，没想到这是违反了“中华民国”法律的，但更有可能是因为分赃不均得罪了当地官府，便被告发。当年的京师法庭判了中铨七年牢狱，结果这位王爷只挨了五年，就死在狱中了，也是可怜。世袭罔替的睿亲王家族庞大家产只十几年间就败光光了。而1919年西郊别墅出售就是这多米诺骨牌里的第一张。

二、陈树藩

　　1919年从中铨手中买走西郊别墅的是皖系军阀陈树藩，若非政治原因，他与北京没有什么渊源。他从一户陕西绸布商人家庭出生，时逢乱世他颇有权谋，正是改朝换代、天下大乱时期的弄潮儿。他原本是清军里的军械官员，因掌管武器库军械弹药，被革命党策反，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义爆发，陈树藩领着起义新军冲进军装局弹药库，取出急需的子弹和炸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两千旗籍骑兵被歼，将军文瑞投井自杀，六营巡防兵缴械投降，护理巡抚钱能训被俘，新军胜利，西安光复。经过几年，陈树藩长袖善舞，辗转腾挪，识时务认俊杰，很会搞政治，在最终摆平了一众陕西地方势力并使用手段制服袁世凯在陕西的代理人陆建章之后，他自己任命为陕西督军，还通电全国，最终迫令北京袁世凯政府承认他督理陕西军务，掌握陕西军政大权。虽然如此，他起家是投靠的革命党，照理来说应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没承想，袁世凯当道，他本是陕西一方割据势力而已，也没怎样，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第二天6月7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军阀一当，初心便忘。于是他便投靠段祺瑞这一老袁的继承者，正式加入皖系军阀，成为干将。不仅成了陕西总督，还兼任省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间，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陈树藩失去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门下，改投直、奉军阀，保住了他陕西督军的位置，但省长让出去了。同时，他又在观望南方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了讨好支持孙中山的靖国军，陈树藩将1918年9月诱捕囚禁的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释放回三原。

　　乱世之时，陈树藩这种本身没什么原则也不讲古人之“义”的人，是个政治投机者，最大的信条就是保全、扩大、发展自身的权力以及攫取财富。陈树藩和北京的关系就是，无论坐拥紫禁城或总统府的人是谁，他最大的诉求就是保住他陕西王的地位。同时他有各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譬如，在陕西种鸦片，并在各地投资。1921年夏秋，他彻底失势，被逐出陕西。此后几十年他辗转天津、上海、四川、杭州，靠攫取的财富做了一辈子的寓公，直到1949年去世。北京西郊花园只是他1919年众多投资中的一项而已。在象征中国权力中心的北京搞到一片土地，于商业于政治都有意义。

三、司徒雷登

　　1921年春天，陈树藩陕西那里的形势还看似平静。在这之前，传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中国杭州的司徒雷登，一直在中国为美国教会服务，也是一名传教士并兼任希腊文教授。1918年下半年，他所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下达了命令，令其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了一间由原来几家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新大学，这所新大学为起什么名字，几个合并学校争执不休。最后由司徒雷登命名为：“燕京大学”，其英文为：Peking University，这是其中被合并的一所大学——汇文大学，早在建校之初即在美国注册的英文名称 ，而当时北京大学为此名称问题与燕京大学交涉了好几年。因为从不懂中文的外国人的角度看“Peking University”就是“北京大学”。而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長的蔡元培没有办法，学校的英文只能是“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很奇怪的英文名字。而当时挂在燕园西门（燕大正门）的那块“燕京大学”的匾恰恰是请蔡元培题写的。我想蔡先生虽与燕大有校名之争，也乐见其成，踏踏实实亲自书写“燕京大学”四字，至少中文上不要和北京大学再混淆吧。谁也想不到，三十几年后，“燕京大学”又被“北京大学”合并了，而北京大学迁入了燕京大学的燕园校址，七十年来，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和最优美的校园著称。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我在燕园求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大学的英文却是使用“Peking University”，当然今天已是“Beijing university”。可见两校的历史交集，也是如梦如幻。

　　司徒雷登一方面为燕京大学筹款，他的筹款能力超强，他总共为燕大筹措到了二百五十多万美元的大数目，此外他还争取到一笔接近二百万美元的个人巨额遗产捐赠，这位大亨是当时美国的铝业大王，这笔款项在哈佛成立了“燕京哈佛学社”，建了一所燕京图书馆，迄今为止，依旧是非常著名的汉学研究机构。这在一百年后今天的大学，接受相当于今天几千万万人民币的捐赠也是不小的事情。除了大亨遗产，其他捐赠基本来自美国的教会和个人，中国军阀也有出钱的，譬如孙传芳先开始拿出一百美金（军阀也缺外汇），后来又给了两万大洋。不过这以后，燕京大学出现了他一个儿子的身影，这倒是很符合我国人“无利不起早”的特色，相当于有条件的赞助费。当然这个男孩学习很刻苦，也爱国。日本入侵中国后，因从事“爱国壮举”而离开燕大。

　　另外，因为新学校没有像样的校园，司徒雷登需要带着助手走遍北京四郊，为燕京大学找一处理想的校址。有一次他拜访清华园的朋友时，朋友向他推荐清华园西面这一大片废弃的园子，但产权已经从睿亲王王爷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名下。陈树藩对外说是为了孝敬自己的父亲陈兴德安享晚年，园子已改名为“肄勤农园”。但易手两年多了，除了有些仆人看园子修理树木，陈家人并未搬来居住。因为这期间，陈树藩在陕西事务缠身，甚至很多时候内外交困，暂时顾不上了。

　　司徒雷登通过中间人向陈树藩表达了购买西郊花园的意向，并未被回绝，陈树藩那边也欢迎他去陜西做客。至于价格，中间人反馈的陈树藩父亲的意见是二十万大洋，包括原先买价、这两年打理守护园林的皮费，中间人的好处费等，反正司徒雷登当时已筹到二百多万美金，他想就是二十万大洋买下二百多亩地的园子也合理，他还是有不少余钱为校园再盖一些教室和宿舍楼的。于是他真的带着二十万大洋（应该是银票）从北京出发了。

　　那正是1921年乍暖还寒的季节，司徒雷登带着一个仆人从北京出发，他们沿北京—汉口一线乘火车经过初春的华北平原，然后继续沿着一条正在建设的东连大海西至西安的线路（应该就是最早的陇海线）向西前行。但下火车的地方距离西安还要步行一个星期，且这个区域土匪横行，陈树藩特别派了一个班的士兵来护送他们，士兵带来一驾由两只毛驴拉着的轿子车，木头的，躺在里面很舒服，另外还有一匹马，司徒雷登喜欢骑马，而仆人得到许可也很乐意躺在轿子里，俩人各得其所，各自欢喜。司徒雷登则悠然骑在马上，眼睛不够用的四处张望着这片古老文明的秦陕大地，此时春意盎然，新生萌动。他说：“这种旅行方式让我亲眼看到了未受到现代和西方文明侵蚀的土地上的朴实农家风情，这对我来说十分宝贵。”

　　在西安，司徒雷登的洋人身份受到了官方的热烈欢迎。关于北京西郊土地的事情谈得很顺利，陈树藩以六万大洋将地块转让给燕京大学，其中他只收取四万大洋，另外两万大洋还是给燕京大学作为奖学基金，当然还附属了一些司徒雷登很容易答应的小条件，譬如每个学年给陕西籍学生一定的入学名额，让陈树藩在西安建的中学（承德中学）成为燕京大学的附属中学，在校园里为他的父亲建一座别墅。后来别墅还是建了，但陈家人再也没有回到燕园，别墅就改成了一座纪念堂。

　　1921年的早春，司徒雷登在陕西权力高层的觥筹交错的欢宴中发现了汹涌的斗争暗流。有一回，在陈树藩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的宴会中，两人坐在了一起，看似感情融洽，气氛热烈。可是他们的食物都是各自厨房准备的，因为害怕对方会下毒。他们两人身后都跟着保镖护卫，有个护卫的枪不小心掉在了地上，顿时，全场一片惊慌。而在发现是一场虚惊后，大家又装得没事一般，稳稳坐好继续进行着亲切的聊天。这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官场上经常会出现的事情，譬如鸿门宴。司徒雷登在自传里写道：“在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你有多足智多谋，最终都是竹篮子打水。这些事情经历过后，我就知道与当权者打交道的重要性了。”

　　司徒雷登与陈树藩的这笔交易做得多么及时！因为司徒雷登返回北京后不久，就听说陕西省省长推翻了督军，夺回了陕西的军权，而陈树藩简直就是亡命般出逃四川。如果错过春天的西安之行，燕大的购地建校计划又不知会几番蹉跎。

　　陈树藩在1921年夏秋之后彻底失势，从此以寓公身份度过余年，司徒雷登很感恩他，陈树藩隐居天津期间，司徒雷登还经常去看他。

　　司徒雷登请来当时最优秀的设计师之一亨利·墨菲，在他最初的规划中，他竟然希望把燕京大学的校园建成紫禁城的缩小版，甚至要对原有的水系进行填埋。但毕竟土地有限，而作为一所大学，需要各式功能的建筑，不可能做到随心所欲。不过司徒雷登的建校主旨是完全做到了。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办学目的：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事实证明，今天从北京大学西门（当年的燕京大学正门）进入校园，一架飞虹小石桥（校友桥）越过脚下清流，前方便是开阔的大草坪，左右各有华表玉立（它们来自圆明园），而这块巨大草坪地应为当年的校广场，当时称为“方院”，三面围合。两侧分别命名为“穆楼”和“民主楼”，为九开间庑殿顶建筑。正对面是行政楼，名曰“贝公楼”，歇山顶，其两侧为宗教楼和图书馆。这些大楼既雄伟大气又端庄秀丽，是中西建筑艺术优秀糅合的典范，一百年岁月轮转，非但毫无违和陈旧之感，反而愈加显现历史的饱满与丰厚，沧桑感中亦注入了毓秀钟灵，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经典区域之一。

　　燕京大学的校园建设从1922年持续到1929年，先抓主体，抓必要配套，而使燕京大学于1926年可以正式迁入校园。司徒雷登并未停止他的收购与建设，他继续收纳附近园林，相继从清王室的宗亲如爱新觉罗·载涛手上得到朗润园，并继续收购了校园西侧的蔚秀园和承泽园，面积比墨尔根园要大了许多。但徐世昌家族一直占据着鸣鹤园和镜春园的一部分，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徐家才退出这部分园子交给北京大学。

四、金寄水与司徒雷登

　　在金寄水的文字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燕京大学或者燕园，毕竟，孩提时他的家族失去这座园子，失去了，便意味着想都不要再想。如果有人说，想当年我家祖上如何阔气，如何有这有那，说出来也是耻辱。金寄水在民国时期就是底层卖文为生的文人，或许他也可以应长春满洲小朝廷之邀，获得相对更富足些的生活，但他不愿意去，当然后人解释为他是有气节的人，不愿为一个日本人傀儡的政权服务。或许，他就是个真正的淡泊人，吃喝还接济得上便在京城死守着。新中国成立后他和金受申一样，还被视为有点用处的老北京掌故文化人，被北京文联吸纳，在《说说唱唱》做編辑，然后退休，然后死去。

　　他最后的住址在紫竹院文联分配的宿舍楼里，天气好时可以看到西山，离北京大学所在的燕园也很近。他将居室命名为“野石斋”，自觉“晚晴无限好”。有诗为证：

　　凤城西北有高楼，薄醉凭阑易感秋。

　　毕竟晚晴无限好，闲云虽懒不知愁。

　　他出生时已堆积了万古愁，如果还纠结着老祖宗多尔衮的墓园，还怨念曾经的西郊美园林，那就不是顺应时势的金寄水了。

　　司徒雷登1946年7月至1949年8月为美国政府服务，出任驻“中华民国”大使一职，故这三年他在南京工作和生活。国民党溃败南下请求他前往广州，被他拒绝了，他请示杜鲁门希望前往北平面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至此他更兼具教育家与传教士的某种普世浪漫情怀，他想把他的理念与想法试图与共产党人沟通，延续与中国的联系。但杜鲁门总统拒绝了他的请求。1949年8月2日他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南京回国。当他被助手搀扶上舷梯时，他心有不甘地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冥冥中他知道，他与中国缘尽，他再也回不去北平，回不去他亲手创建的那座有着美丽园林的燕京大学。

　　六天之后，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因为这篇文章，司徒雷登在中国甚至普通人中间都名声大噪。而回到美国的他旋即退休，默默无闻，甚至被麦卡锡分子列入“通共”的黑名单，两边均不讨好。他继而中风，贫病交加，幸亏“义子”傅泾波一家照料残年。他1962年9月去世，据说来参加葬礼的都是中国人，且大部分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生。

　　金寄水与司徒雷登，穷其一生也不会知道对方是何等人物，但没落家族的一方土地竟然成就了中国一所优秀大学的校园，个中曲折，令人慨叹。

　　2020年3月3日于柳浪居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