芹脂之盟，那几个伟大读者_十月_美文_网络文摘

1

　　乾隆二十七年，岁在壬午。正月，乾隆皇帝开始第三次南巡，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这一年为西历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是危险、邪恶的书，不能出现在国王治下的巴黎。同年7月，彼得堡发生政变，即位不久的彼得三世被他的妻子废黜、囚禁、毒死或勒死反正是弄死，该女士登上帝位，是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据说她后来成了《社会契约论》的热情读者，当然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俄罗斯的又一位大帝。

　　时间由1762年进入1763年，在中国，乾隆二十七年或壬午年已是岁暮残年，除夕那日，想必是大雪封门，在北京西山黄叶村，一个人死了。

　　他叫曹雪芹。世间大热，鞭炮震天，北京城并不知此人已死。他为数不多的好友也迟迟未能周知，比如一个叫敦敏的，过了年开了春，约他三月初一会饮，为此还写了一首诗，他不知道世间已无曹雪芹。

　　乾隆二十七年，大清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字是二亿零四十七万，二亿零四十七万个生生死死，其中一个是何其小事。如果不是有一人在一份稿本上用朱笔写下“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叫曹雪芹的人就死于此时。

　　到他死时，曹雪芹是绝对的失败者。穷愁潦倒、一事无成。大半生的时间他都在写一本书，叫《红楼梦》或者《石头记》，这部书到那个除夕也没有完成。

　　这听上去是一个悲凉的故事，但是，慢慢等吧，终有水落，终有石出。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他死后，他才开始踏上归来之路，1963年，北京城里隆重举行了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完全可以预计，到2063年，曹雪芹逝世300周年将会以更大的规模被纪念，之所以纪念他离去的日子，因为我们实在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生于何时。

　　一个卑微的作者，写了一部卑微的书。在当时，在那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系统中，这部书毫无位置，有也罢了，但也完全可以无、完全等于无。然后，二百年间，它经历中国之现代大变，它竟成为一部现代之书，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无穷镜像，成为一代又一代现代中国人的历史、生命与人间之书。

　　《红楼梦》岂是古典，它是这个民族的现代正典。茅盾在1963年为曹雪芹加冕，宣布他是我们的莎士比亚，卑微的、可疑的莎士比亚，他死于1616年，然后无数读者把他读成了莎士比亚；同样卑微的、可疑的曹雪芹，死后二百五十余年間，亿万读者把他读成了曹雪芹。伟大的读者们完成了曹雪芹在最远的梦中也不可抵达的伟业——《红楼梦》被读、被创造为伟大的巅峰之书。

　　从第一个读者开始。从脂砚斋开始。

2

　　1927年5月，胡适在上海，住在静安寺沧州饭店，一日，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

　　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胡适“最喜《红楼梦》”，此时天下皆知。六年前，他写成《红楼梦考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定《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更指出，此书不是什么政治影射或宫闱秘史，而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

　　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当高潮，胡适的考证开创了“新红学”，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后又为《红楼梦》发明了一种现代读法。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那次秘密集会的一位参加者，同样“最喜《红楼梦》”，他将在很多年后发动对胡适“新红学”的批判，并将《红楼梦》转化为具有革命性能量的现代正典。而此时，胡适立于时代潮头，站得高，却也看不到那么远，他和他的朋友们意气风发，抓住三千年未有之机会，正忙着对一个古老的文明实施大规模的拆与建；一面力倡新文学，另一面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其实是在现代视野下重建传统，于是，小说由化外之边鄙而蔚为大国，作为规划中的国民艺术将取代文与诗，获得至高的地位。

　　高原隆起，《红楼梦》被标定为群山之巅。岁月流逝，人们渐渐忘了《红楼梦》的高度是现代造山运动的结果，人们把《红楼》之高接受为“自然”，然后为如此之高的《红楼梦》发明历史。嘉庆年间曾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治红学者每每引用，以此证明《红楼梦》早为时人所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重，甚至重过了诗书。考此二句出于得舆《京都竹枝词》，全诗四句：“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在后来的引用中，“闲谈”有点闲，变成了开会般的“开谈”，普遍而庄重，鸦片烟鬼则全然不谈。此诗的讽世意味显而易见，吞云吐雾抽大烟与津津乐道《红楼梦》皆足证世风败坏，而《红楼梦》之“梦”与鸦片烟的幻觉恰可互相映照。在得舆看来，此书邪僻、堕落、显而易见不正确，它是有毒的，它与诗书相抗，它冒犯正典，如果它在当时和抽鸦片一样已成“时尚”——这首诗在《京都竹枝词》里正是被列入《时尚篇》——那么这恰恰证明了它已成为必须予以禁制的“邪典”。

　　《京都竹枝词》刊行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距鸦片战争仅二十三年，大时代的气运正在此等闲言碎语间暗行潜度。它并没有展现出红学家所期待的“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盛大景象，相反，它暴露了《红楼梦》在前现代、在现代前夕所处的文化空间：那是一个幽暗的、潜在的私密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秩序的威胁。

　　围绕《红楼梦》的这种政治性的暧昧视域，到了清末民初的索隐派那里，更是昭彰显明为民族革命的预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中，一部《石头记》几乎就是藏在鱼肚子里的反书，把《红楼梦》解成康熙朝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宝玉便是传国玉玺，废物贾宝玉成了康熙废太子允礽。这部小说由此被归入了一个偏僻隐秘的中国传统，从《春秋》的微言大义到谶纬之学、稗官野史，古老的记忆和经验被召唤出来，呼应和印证着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这进一步固化了《红楼梦》的“邪典”地位，不仅事关风化，还事关变乱。

　　《石头记索隐》作于1915年。按蔡先生的读法，《红楼梦》可谓既应时又过时，当新文化运动兴起，这部反清复明之书，似乎已是一部被封闭于过去历史的旧小说，它将和无数旧小说一样，存留于文学史或图书馆，注定干涸风化。但是，1921年《红楼梦考证》一出，似乎又有了一部新的《红楼梦》，此书真是齐天大圣啊，七十二变显神通，它由“旧小说”摇身一变成了“新小说”，它不再是鸡毛蒜皮干我何事的野史，它成为20世纪初现代性视野中的个人“自传”，成为新的“人的文学”中“我”的镜像。

　　当其时也，胡是北大教授，蔡是北大校长。胡教授一点没客气，直指索隐派旧红学是“大笨伯”“猜笨谜”“走错了路”。没点蔡先生的名，但“大笨伯”是谁天下皆知。蔡元培毕竟是蔡元培，蔡先生不会为此把教授叫到校长办公室谈话，江湖事江湖了，他在1922年1月为第六版《石头记索隐》写一篇自序，堂堂正正，逐条反驳。高手过招，互相觑准了破绽，胡适把《红楼梦》径直算作曹家家史何尝不是“猜笨谜”？更要命的是，假设大胆，求证更大胆，所谓自叙说依靠的不过是辛苦搜罗的闲言碎语，比如袁枚的《随园诗话》就被他引为主要证据，问题是袁大才子一向信口开河惯了的，他说他自家的南京随园就是大观园，连他孙子都看不下去，斥为“吾祖谰言”，这样的证据何以服人？

　　这一桩公案胜负未分，一悬六年。1927年，在上海接到那封卖书的信，胡适也懒得理他，这六年里不知有多少旧书贩子上门兜售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都知道胡先生爱《红楼》，胡先生有钱，直把胡先生当成了冤大头；这个什么脂砚斋，他听都没听说过，从清到民国到2020年，谈论《红楼》一直是中老年文人的广场舞，这脂砚斋正如李敬泽，想必亦是一路。此番来沪，胡先生很忙，其中一件事是和徐志摩、邵洵美等合股开办新月书店，这就是所谓的“新月派南下”，新文学史和新诗史上不大不小的一件事。那写信的胡星垣见久无回音，却在报纸上看到了新月书店开张的广告，索性送书上门，请书店伙计转交胡博士，买不买另说，请胡博士看看。

　　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彼时的胡适，占尽天下运气，运气好得都像是假的。——胡适拿到这部被胡星垣囫囵称为《脂砚斋批红楼》的抄本，发现书名其实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看来看去，大驚大喜。

　　直到1927年，人们关于《红楼梦》写作和流布的知识基本上到程甲本为止，仅知在程伟元、高鹗印行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程甲本之前，前八十回以手抄本形式在市面上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可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红楼梦序》）但此时，胡适眼前的这部抄本显然属于更早、更隐秘的阶段。该抄本订为四大册，共存十六回：第一至八回，第十三至十六回，第二十五至二十八回。一个落款“脂砚斋”的人评阅批点，眉批、夹行批、双行批，朱墨灿然。更要紧的是，从批语中，可以看出脂砚斋就是《红楼梦》写作的在场者，交头接耳、飞短流长，他向胡适透露了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诸多消息，第一手的、外人和后人从未得知。

　　谢天谢地，运气真是好啊，抄本第一回正文中赫然写着“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甲戌为乾隆十九年，1754年，距雪芹去世还有八年，当然，曹雪芹何时去世的权威消息也是脂砚斋在此发布的。尽管这个本子是由后来的某个人抄录的（行话叫做“过录”），但这仍然是“海内最古的”、离曹雪芹原稿最近的《红楼梦》抄本，胡适将其定名为甲戌本。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唐代圆泽禅师转世为牧童，望着十三年前约定来访的前生友人李源，唱了这首竹枝词。此时此刻，胡适面对脂砚斋，必也会觉得此人此书前生有订，专为访我而来。二话不说，重价买下，所谓“重价”，在1927年是大洋三十块。从此后，这一部甲戌本成为“新红学”镇山之宝，所谓胡适的“宝贝书”（俞平伯语）。1948年12月，胡适搭上飞机仓皇离开北平，随身只带了其父遗稿的清抄本和这部甲戌本《石头记》，这部书随着他远赴美国，1962年，胡适去世，此书寄藏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终由上海博物馆重金购回。

　　1921年8月12日，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胡适的兴奋溢于言表：“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天上掉下个脂砚斋，不偏不倚，二百年前的一朵花正好就开在胡博士面前。凭着这个本子，本来悬置的《红楼梦考证》的一系列基本论断咣当一下落了地，获得了直接、有力的证据。而且“奇遇”联翩而来，1932年，俞平伯的亲戚徐星曙花了八块大洋在北京隆福寺书摊上购得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八大册共七十八回，前八十回中仅缺六十四、六十七回，其中写明为“庚辰秋月定本”，是为庚辰本。庚辰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距雪芹去世还有两年半，可说是前八十回在雪芹生前的定稿。从此后，由脂砚斋派生的各种抄本陆续出世，己卯本、戚序本等等，至今已有十一种，最远的远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红学”烟尘滚滚，主要就是围绕“脂本”、“脂评”猜谜打架，欹欤盛哉，蔚为大观，论文汗牛充栋，扰攘至今不息。

　　手握脂本、脂评，翻过来再看《红楼梦考证》，本来近乎谰言的“大胆”，却原来是天才的直觉，其中的主要结论从此几成定论，成为“新红学”的基石，成为现代读者的常识。即使是1950年代大张旗鼓批判“新红学”，胡适在大洋彼岸遥遥望着，眼见得他的基本结论在疾风猛雨中其实纹丝不动：还是承认曹雪芹是江宁曹家后人，还是承认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还是要在曹家的际遇和《红楼梦》之间展开对比和阐发……

3

　　1927年，岁在丁卯，胡适之博士于沪上饭店闲坐，手倦拢书，不觉伏于案上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只见行人熙攘，汽车往来，阗然无声，忽见那边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却句句听得分明。只听道人问到：“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如今这一干风流冤孽遭劫历世，待我携这几卷残稿，寻个下落，了结《石头记》这一段公案。”那胡适之闻得“石头记”三字，心中大动，遂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

　　——你若说这一部甲戌本是胡适自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处得来，我也肯信。盖因这《红楼梦》实为古今第一奇书，一人有一人之命，一书有一书之命，曹雪芹、《红楼梦》命数之奇，翻遍中外文学史，得未曾有。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由程伟元、高鹗二人运筹经营，一百二十回《绣像红楼梦》由萃文书屋以木活字刊行，是为程甲本；次年，大加修订后再版，是为程乙本。这是《红楼梦》真正开始商业印行。后来中国人所读的《红楼梦》，如建国后通行的1957年人文社版即是以程乙本为底本。这一百二十回，按《红楼梦考证》的看法，前八十回大体为曹雪芹原作，后四十回由高鹗续补。张爱玲说“三大恨事”，一恨鲥鱼有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恨便是此事：《红楼》未完。

　　此时距雪芹去世仅二十八年，但人间善忘，已无人知他是谁，也无人知《红楼梦》作者是谁。程伟元很可能也是真不知道，他在程甲本的《红楼梦序》中只是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所幸第一回中提了一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曹雪芹才作为一个可能的修改者留下个名字。

　　作者死了。作者不在。1968年，罗兰·巴特思考抛弃“作者”这个概念的可能性，他想象一种不依存于作者主体、排除了作者权威和特权的文本的存在。罗兰·巴特应该找到的最好实例或许就是《红楼梦》。直到1904年，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盛称《红楼梦》为“我国美术上之第一大著述”，深憾于它的作者之不在、之无名：“吾人于作者之姓名，尚未有确实之知识，岂徒吾侪寡学之羞，亦足以见二百余年来，吾人之祖先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语），于这冷淡冷漠一派荒寒中，却有脂砚斋。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雪芹已逝十二年，他重读甲戌所抄《石头记》，翻到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提朱笔、掭脂砚，于此页书眉上写道：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殆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4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酒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此诗为敦敏所作，题为《访曹雪芹不值》。

　　在西山，曹雪芹在夕阳下，在野、冻、晚、薄、寒、落中，写着他的书。茅椽蓬牖，瓦灶绳床，满径蓬蒿，食粥赊酒。他很穷，和人们的想象相反，他即使经历过曹家的末世余晖，也只是童年、少年，然后，就是穷，一直穷，走投无路的穷。人们不知道他以何为生，据说他卖画，但迄今尚未发现他的画，庞大的造假行业竟也不好意思造出一幅曹雪芹的画；据说他善制风筝，据说他还写过一本《南鹞北鸢考工志》，好吧，他摆个地摊卖他的风筝，那应是一个穷作家最恰当的生计，他也许可以用《红楼梦》的废稿糊一只风筝，看着它飞起来，飞远去，飞到天边寂寞处。

　　他的朋友、敦敏之兄敦诚为他写下两首挽诗，第一首第一句是“四十萧然太瘦生”，第二首开句是“四十年华付杳冥”。四十，很难说是否就是正好四十岁，按作诗的习惯，也可能是四十多岁，概称四十。1754甲戌年，离他去世仅仅八年，按甲戌本的说法，此前已“披阅十载”，一笔糊涂账大致算下来，《红楼梦》应该写了二十多年。他的一生皆付于此书。他的少年仅仅是为了让此书开始，他的成年仅仅是为了让此书写下去、写不成。

　　曹雪芹为了什么呢？为了不朽？为了当时和后世的的荣耀？为了在文学史的万神殿上高踞榜首？在他所在的18世纪中国，这一切如同在三维空间里想象第四维。在彼时、在彼时之前的中国，写小说绝对是一件不体面的事，以至很少有小说作者愿意留下他的名字，《金瓶梅》的作者至今悬疑，吴承恩、施耐庵其实也在有无之间。在古中国的意义系统中，写小说是失败者破罐破摔的放纵、是道德可疑者诡秘的幻术，没有人以穷毕生之力成为小说家而自豪。

　　他是否期待现世的、商业的成功？在晚明，商业印刷极大推动了小说市场的繁荣，这在乾隆年间依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但是，在脂本和脂评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曹雪芹或脂砚斋考虑过本书的商业前景，他们倒是经常像个纯文学作家一样表达一下对市面上种种流行小说的鄙夷不屑。

　　一部《红楼梦》，花了二十多年工夫搭上一条命，也不过写完前八十回七十余万字，到了高鹗手里，程偉元程总的萃文书屋出资约稿，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却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不到一年就交出了后四十回三十万言，然后开始数钱。当然，有人推测高鹗很可能是在此前的某一部续书稿本上动的手，这或许是他对自己的续作者身份讳莫如深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在前现代，商业与资本的介入也确有大力，而曹雪芹显然对此无知无觉。

　　在纯粹的身体意义上，这个人深陷于茫茫无尽头的苦役。八十回七十余万字，这是仅就定稿而言，再计入批阅增删，计入反复的重写，计入不同时期不同稿本的废弃和择取，计入不同阶段定稿的抄清、抄清后再改，这大概是数倍于七十万的庞大字数。更不用说，还有想一想都令人发疯的一屋子纸稿的编排整理、粘贴补缀。

　　让我们回到18世纪，回到曹雪芹在极端穷困中书写的现场，回到这部巨著物质的、生产的基本条件中去，让我们记住，这时没有钢笔、圆珠笔，没有电脑，只有毛笔、墨、砚和纸，墨还不是墨水，还得磨。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没有19世纪欧洲的印刷厂把稿子排成清样，留出天地供作家修改。有人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是王士祯，现在我有点信了，在前现代，如果不是家里良田千顷，如果没有书商出资支持，长篇小说这样持续的、大规模的个人创作几乎是超现实的。

　　现在，我何其幸运，我坐在了西山黄叶村的那张桌前，我深吸一口气，朕就是曹雪芹，好吧，现在，让一切开始，后边还很长，有二十年三十年，天生德于予，舍我其谁也，我将写完一百二十回，还得让全世界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写的！——我在心里坐了五分钟，把我的工作条件工作量默默过了一遍，想了想还是算了，今日天朗气清而人生苦短，何不喝酒撸串儿？

　　而那疯子曹雪芹，他仍坐在那里，默默地一字一字地写着。

　　——《红楼梦》正典地位的一个构成要素，就在于这个作者，他在小说这样一种当时世俗、卑微的文体上表现得如同一个现代的、浪漫主义的原型“艺术家”，他是无功利的，他仅仅是要作出伟大的讲述，为此，他投入全部的生命，耗尽全部的生命，不仅仅是才华，还有超现实的、超人的耐心和体力。

　　而他其实并不知道他的工作意义何在。杜甫也穷也苦也执着，但比起曹雪芹，杜甫何其幸福，他毫不动摇地知道自己置身于伟大传统中的关键位置，他确信，他的身后是江河万古。而曹雪芹，他哪里是在西山啊，他是南去大兴登了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四野茫茫无人。在18世纪的乾隆朝，除了内心的神秘召唤，除了不可抑制难以解释的天才之外，他空无依傍。多年来，学者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在茫茫人海中为他寻出了几个生前好友，但没有迹象表明，敦诚敦敏等人知道他在写一部小说，从纪录他们交往的诗文中，我们看到的曹雪芹能喝酒、善作诗，如此而已，一个有趣的穷朋友。

　　人活在价值系统意义空间之中，乾隆朝两亿人，人多如过江之鲫，只有这么一条漏网之鱼、涸辙之鱼活在他为自己创造的那个空间、那个系统里。

　　这个人，命里注定，他在18世纪中国要写一部伟大的现代小说，他后来有了亿万读者，但是，彼时他孑然一人，这里有一个作者，他必须有一个读者，他需要一点点水，否则，泪尽而逝之前，他必在绝对的孤独中窒息而亡。

　　所以，必有脂砚斋。1927年胡适发现甲戌本，索隐派偃旗息鼓，对脂砚斋和脂评本的质疑揭竿而起。时至今日，颇有人把论证脂砚斋不存在作为毕生事业。但是，请相信，脂砚斋必定存在、脂评本总体为真。这不仅是事实判断——学习了大批论证脂砚斋为假的著作文章，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永远无解。做学问、求真相如酷吏断案，逻辑如罗网，蛛丝马迹、一颦一笑都不可有破绽，必须经得住推求，站在如此的一个公堂前，古人无法证明自己有过，李敬泽也无法证明自己就是李敬泽。因为，人确实是不合逻辑，人本就是通身破绽，人生不是方程式而充满意外和偶然。学者们声声断喝：此处不合理！脂砚斋只剩筛糠，但岂不知只有造假者才会努力合理，真相中的活人必定不合理。

　　放过他吧。让脂砚在，雪芹需要他在。难道一定要抓走脂砚斋、逼死曹雪芹才合了你们的心意？

5

　　脂砚斋为《红楼梦》而生。他是读者，是批评家，是编辑，他甚至负责校对抄稿子，一芹一脂一天地，他们二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近乎自足的文学生态。

　　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年，雪芹完成部分定稿，脂砚仿明清小说批点之体，作了大量点评，然后雇请抄手将稿子抄清，点评一并抄入文本——或者，用一个现代术语，这些批语在抄本中构成了与正文相互映照的强大的“副文本”。抄定的稿本应是一式两份，一份还芹，一份留脂，留脂的这一份，脂砚斋反复重读、加批，后来必曾出借供人传抄，所以有了甲戌本。此本现存四册十六回，胡适认为当时定稿也只有这十六回。也有人认为原应是八册三十二回，落到胡适手中时已失落一半。

　　从甲戌本起，书名由《金陵十二钗》改回《石头记》，而且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后，直到雪芹去世，历次稿本抄本皆用此名。

　　一个现代作家绝不会起这样的书名，他会认为这侵犯了作者的主权，批评者的地位或权利僭越于作者之上。其实这是明清小说的一种通行做法，比如金圣叹评《水浒》，就以《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行世。但芹与脂如此决定依然非同寻常，脂砚斋所评的不是一部死人的、无主的书，曹雪芹所让渡的也不是身后的权利。既有《重评》，前边就必有《初评》，显然这是在这一部大书的创作初期就作出的长久安排，如果雪芹活得足够长，我们今天所读的就不是《红楼梦》而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了——竟想不出世上有哪一部大书是如此写出的，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每写一章就要请二三好友听他朗读，读完了眼巴巴看着人家，等着批评（表扬）。但福楼拜想都没想过要把这几位的大名或外号放在“包法利夫人”之前。

　　而在此刻，当曹雪芹把正在写的这部书命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我相信这就是他的提议——这是为了表达芹对脂的感激吗？索然此生，无物相赠，只有此书。这是芹对脂的托付吗？这孤弱的、不知能否长大的孩子，我把他交给你。还是，他本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作品？还是在芹的心里，这部书其实就是写给脂的？

　　今人遥想二百多年前人，常如夏虫语冰。我们常常忘了，小说作者对作品至高无上的主权著作权其实是晚近的现代事物。雪芹固为世间至情至性之人，雪芹心里也早坐着缁衣如水的和尚，此一部《石头记》是他的命，是情根是尘缘，但今人以为大如天的事，雪芹或许真就是拿起放下、毫无牵挂。他从一开始就自隐其身、自隐其名，“雪芹”，号而已，他是一个匿名者，他在，他不在。现在，他提笔写下《脂砚齋重评石头记》一行字，“脂砚斋”，号而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个匿名者，两个隐于江湖、避于人世之极边的人，两个活在有无之间的人，相视一笑。

　　这是《石头记》外的“芹脂之盟”，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伟大作者与他的第一个伟大读者之间心心相印之盟。《红楼梦》的神奇命数在此已定，这部书将向着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想读者无穷无尽地敞开，它将在他们的阅读和批评中经历一次次转世重生，获得永恒的生命。

　　然后，雪芹继续写下去。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年，脂砚对已有的定稿又做了一次整理、清抄、校对、批点，随手记道：“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也就是说，这一批稿子中，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中的“新词”，雪芹还空着未写。

　　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年，脂砚从上年冬季开始校订批点，抄成“庚辰秋月定本”，即所谓庚辰本。此时前八十回规模大备，但仍未齐全，六十四、六十七两回空缺，七十五回的中秋诗还缺宝玉、贾环、贾兰三人。想来一口气写一堆中秋诗即使对雪芹也是一大苦事，故而一拖四年。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芹逝。稿子正改到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年，芹去十二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过录、传抄的方式隐秘流传。脂砚斋在这些年里不断地重读、批点这部永未完成的书，此年秋天，写下了“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那一段话，从此再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