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舒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某日清晨，当涂太平州清和门外姑孰堂，户主郭祥正刚刚起床，阳光洒于窗楹，听鸟鸣数声，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但不知为何，他隐隐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他披衣起身，正欲掀帘出门，扭头一看，这种预感很快应验了。

　　只一夜，家里的雪白墙壁便被墨色浸染，画了一片东倒西歪的图案。他近前细看，才渐渐品出那大约是竹子。郭祥正扭头冲着客堂的方向，一声大喝：“臭屁东坡！喝多了在我家墙上乱画！”

　　苏轼一直有个画家梦。为啥呢？因为他的心里住着一个爱豆，爱豆做的事情，他都要做;爱豆研究的专业，他都要研究。他的爱豆是唐朝人，叫王维。

　　王维诗写得好，他就写得一手绝妙好词;王维参禅，他就和佛印打得火热;王维说自己上辈子是个画师，他迟疑了。

　　因为当时的“画师”绝不是个好称呼，即使画得再好，也就是个技术活，连职称都不被承认。最著名的例子是阎立本。某日，太宗和侍从朝臣在春苑池中划船赋诗，忽见珍禽异鸟随波起伏，就让人喊阎立本过来作画。当时阎立本已官至主爵郎中，却要趴在池边研磨颜料，吸吮笔尖，同僚们却在船上惬意地喝酒吟诗。他羞恼不已，回家后對儿子们说：“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学画！”

　　王维自诩画师，源于他对自己诗人身份的极度自信。这种自信，苏轼自然也有。不过，按照当时的绘画评价标准，他肯定不能算一个好画家。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绘画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像。到了苏轼所在的北宋年间，“像”被一帮院体画家发挥到了极致。按照这个路子，苏轼和他的朋友们恐怕一个都不符合标准。苏轼在郭祥正家的墙壁上乘醉涂画的竹子，估计也是差不多的风格。

　　但郭祥正吼了两句之后，忽然住了口。在阳光下，他退后了两步，细看墙上的竹石：看似潦倒，但石之飘逸、竹之刚劲，像极了绘画者本人。郭祥正的沉默，在于他忽然看懂了这幅涂鸦之作。此时的苏轼，因“乌台诗案”正遭贬斥，心中郁闷，涂画两笔，是为了浇胸中块垒。

　　最终，郭祥正没有把苏轼扭送公安机关，而是送给他一对古铜宝剑，作为涂抹墙壁的礼物。郭祥正的一对宝剑激励了苏轼，他开始严肃思考一个问题：难道画家只有职业画家一种类型？难道画画只有形似一个标准？既然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为什么不去开拓一个新标准呢？

　　苏轼为绘画开拓的新领域叫“士人画”，顾名思义，就是知识分子们所作的画，后来董其昌将之概括成更易于理解的“文人画”。

　　文人画首先解决的是文人画家身份尴尬的问题。在苏轼看来，文人画家的宗旨自然不同于职业画家，通俗来说，我们知识分子画画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抒发胸臆。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苏轼的好朋友文同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因画竹子相当出名，求画的人络绎不绝，他反应激烈，“厌之，投诸地而骂日：‘吾将以此为袜。”

　　苏轼大为赞赏文同的这一行为，逢人便夸他画的竹子好。结果，来找文同的人更多了，文同只好写信威胁苏轼：“我跟他们说了，你的竹子画得特别好，让他们都来找你。”

　　那么文人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苏轼说了，形似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儿童都能看懂的画，我们知识分子的画求的是传神和写意。所谓传神，就是要画出气质;所谓写意，就是要画出意境，抒发作者的情感。这样一来，对于外形的描摹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苏轼真乃天下第一聪明人，避开了文人画技缺乏的弱点，让艺术家的内心成为重要的创作命题，这是苏轼为整个艺术史带来的贡献。在这之后，无数文人雅士走入绘画领域，文人画超越院体画，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

　　在成为文人画派掌门之后.苏轼开始先锋创作，再也不回头，而且越来越理直气壮。

　　他用朱砂来画竹子。世人觉得怪，世上哪有红色竹子？苏轼回答，那世上难道有墨色的竹子吗？他画竹从地上直升到画幅顶部，人家问他何不逐节分画，他答日，竹子生长的时候哪里是一节节生出来的？他说不开心的时候，只要画画墨竹，就开心了。喝醉之后在纸上画木石，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但只有懂他的人才知道，他把自己的郁郁不得志画进画里。在那有些枯涩却又充满灵秀的笔墨里，苏轼不再是那个煮着猪肉、哼着小曲、调戏着朝云的苏轼，而成为那个悲叹“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苏轼，他给我们看到的是内心最大的隐痛。

　　可即便痛到了骨子里，那枝条仍然昂然向上，如同苏轼本人，命途多舛却不曾放弃。人生如梦，抖个机灵

　　◎郑元吉

　　一天，苏轼登门拜访老友吕大防，他却睡到日晒三竿还没醒。苏轼等到花都谢了，他才懒洋洋地从屋里走出来。苏轼觉得自己受了怠慢，刚好看到盆里养着一只绿毛乌龟，于是一本正经地对吕大防说：“讲真，这种乌龟我见多了。听说过六眼龟吗？那才是肥宅界的至尊宠物！”吕大防第一次听说六眼龟，顿时萌性泛滥，忙问其出处。苏轼不动声色地说：“唐庄宗在位时，外邦曾向大唐进贡过这种神龟，有人献诗祝贺——不要闹，不要闹，听取这龟儿口号，六只眼儿分明，睡一觉抵别人睡三觉。”吕大防听后笑喷了，“这也算诗？这乌龟也太能睡了吧！”苏轼点点头，说：“对，这乌龟也太能睡了吧！”笑成震动模式的吕大防逐渐静音，然后握紧了小拳头。

　　苏轼在黄州任职时，有位姓何的名士请他赴宴，席上有盘酥脆可口的油果，瞬间征服了苏轼的胃。苏轼问：“这种小吃叫什么？”主人说：“这是家妇亲手做的，无非是想吃个新鲜，没啥叫法。”苏轼说：“细细嚼来，一个‘酥字勾魂摄魄，不如就叫‘甚酥好了。”后来，苏轼又到一户姓潘的人家蹭饭，主人是苏轼的超级粉丝，自然盛情款待，还特地为他酿了糯米甜酒。苏轼连喝几杯，觉得自己的酒量被严重低估了，不过这甜酒倒也别有滋味，于是笑道：“这真是‘错煮水啊。”

　　有次苏轼出去野游，忽然想起“甚酥”和“错煮水”，便写了一首小诗，分别派人前去购买。诗中写道：“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煮水，更觅何家为甚酥。”两家主人拿到苏轼的墨宝兴奋不已，“甚酥”和“错煮水”两款美食也在当地迅速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