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

　　“有旧鞋换洋火。”吆喝声一出现，我们院孩子都跑出去，随后大人也来到大门洞外。好多年没吆喝声了，春天胡同口出现卖小鸡的就让我们很意外，很兴奋了一阵子：农人推着一辆双梁加重自行车，一边拴着一只大箩筐，筐里的小鸡你挤我、我挤你满满当当快漾出来。大概因为多年来第一次进城，农人穿得干净整洁，崭新的兔毛帽子映着一张红扑扑的脸，一双干净的眼睛。这么多刚破壳的小生灵让有些东西沉默了，有阿姨、大妈也挤进了挑小毛鸡的人堆儿。农人不招谁、不惹谁，不声张、不吆喝，往电线杆子边一靠，让人想起干净的杨子荣。也不管挑公母，自己挑，挑好收钱。秋良白色的手与老祖奶黑色的手交替晃来晃去，那是像枯藤一样的九十多岁的手，单看手已不像人。

　　我抓的是母鸡，祖奶帮秋良挑了四只小鸡。秋良白色的脸竟有了一点红，小鸡装在不用的书包里，激动地快步往家走。祖奶三寸小脚儿跳舞似的跟着，一边喊“祖宗、祖宗、我的祖宗，你慢点、慢点”。她才是祖宗，说简单点，她是秋良的爸爸的奶奶，算算她有多大了？好多人都死了她还活着，耳不聋眼不花，头二年稀疏了的头发又长出来，好在核桃脸没舒展开，小眼睛还陷在核桃缝儿里，贼亮贼亮，不然更吓人。

　　家家都买了小毛鸡，小毛鸡仍恋着大箩筐，喜欢扎堆儿，整体地在当院运动，水波一样，一会儿波到这儿一会儿波到那儿，也分不清谁是谁家的。不过一到饭点各回各家，一点不差。家家剁菜叶，弄食盆，拌棒子面，一下回到很久以前的乡村。也难怪，谁没有老家？谁不是来自乡下？稍往上一两代都是农民，谁家与乡村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小毛鸡最是激动人。只是终究城市与农村不同，没过多久小毛鸡死的死炖的炖，多数大点一看就是公鸡，养它做甚？毫不含糊炖了。秋良的四只都是公鸡，虽然没炖也都命不长久。幸好最后一只死了没多久，吆喝声又出现了。

　　张××拿信！周××拿戳儿！吆喝声有点像以往的邮差，通过大门洞如同通过天然的扩音器，非常响亮。秋良听信是一绝，仿佛专门竖着耳朵听，一听喊像箭一样冲出去。多数时候各家里没人，秋良接了信用砖头压在邻居大爷大妈叔叔阿姨的窗台上，主人回来一看便知。要是赶上阿姨叔叔在家，秋良将信送上会等上一会儿，叔叔阿姨有时会告诉他信的内容，有时不会，秋良等上一会儿便走了。如果是汇款、寄的包裹需要拿戳儿，秋良每次都直接取了自家的戳儿。邮差连问都不问了就按了戳儿，倒是秋良有时问一句，用我们家戳儿行吗？不行，邮差边按戳儿边说，很是严肃。

　　“有旧鞋换洋火。”

　　全院人都是一怔，这天是星期天，全院人都在，这可和卖小毛鸡不同。这完全是以前的声音，大人都记得。我们不知道，但是也像听惯鸟叫忽然听见一声鹅叫。秋良既不像大人有记忆，也不像我们，没和我们一起跑出去。

　　多年了家家都积了不少破鞋烂袜子，破家值万贯，什么都不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话这么说可也隔了好几年吆喝再起。说春雷过分了，秋雷还可以，反正是震人。换还是不换？这个疑问还是划了一下，但人都敢喊了岂有不换之理？

　　来人真的像野草一样，却没春天气息，破衣烂衫，一看就是盲流。这倒跟以前也差不多。初次交易热火朝天，很快盲流的破袋子就满了。洋火是紧俏商品，凭本儿供应。秋良自然也换了洋火，但不像别人欢蹦乱跳，大概还在想邮差的事。

　　像早先一样，吆喝反复出现，但不是一个人。平时院里没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秋良竖着的耳朵不用分辨，一下跑出去。祖奶动作也就不慢了，一出溜就下炕跟了出去。邮差可以放心，这才出现的换洋火的可不让人放心。到了大门洞秋良一下慢下來，停住，像小永他们家的猫一样。

　　秋良以为和邮差一样是上次的人，结果不是。这人穿得破烂，龇着黄板牙笑。祖奶赶到了，秋良才出了大门洞，也如猫一样。

　　祖奶对一双鞋换一盒洋火很不满，不依不饶，要求再加一盒。“我说你懂不懂规矩？早先都是换两盒的，早先换过没有？没有我得给你立立规矩，规矩都不懂干什么营生？”秋良不知道祖奶说的早先，还不是几年前，是太多年前，她年轻的时候，那是秋良无法想象的。其实祖奶也不算规矩，一边说着人家，一边就从黄板牙手里夺过一盒洋火。“那鞋好好的，还能穿呢，卖谁都值俩钱！”祖奶瞪着核桃缝儿里的小眼睛，秋良看不出那鞋哪儿好，那是他小时候穿的一双布鞋。

　　回到炕上，祖奶又说，早先吆喝声没完没了，推着排子车收旧衣服的，收破袜子、牙膏皮、尿骚被、破鞋、废铜烂铁的，虽然喊的也是洋火，可换的有杯子、空竹、瓷碗。说的就跟昨天发生的似的。秋良一点概念没有，换过洋火后洋火又不能玩，孩子玩火尿炕，还不如收信。秋良不想听了，还是让祖奶讲故事，尽管是老掉牙的故事，讲过无数遍了。

　　虽然已无鞋可换，秋良每次还是闻声跑出去，总比听老掉牙的故事强。来人要是上次的也就罢了，不是秋良也会有说道：“你凭什么只换一盒？早先都是两盒！”

　　“早先是什么时候？”有一次来人问，还没有人这样问过。

　　“早先就是早先。”

　　秋良依然保持着骄傲，看着来人的怪帽子。怪帽子脏兮兮的说不出像什么，帽子下面的脸黑得像炭。

　　“要看什么鞋，”来人说，“要是新鞋可以换三盒。”

　　“新鞋我还穿呢，谁跟你换！”

　　“可你什么鞋也没拿。”

　　“我没鞋了，再说我们家洋火已多得用不完，又不能当饭吃。”

　　“你有什么？”

　　“我有好东西，可我不想跟你换洋火，除非换别的。”

　　“什么？”

　　“闹钟，我有个小闹钟。”

　　“闹钟坏了？”黑脸人明知故问很烦人。

　　“没坏，就是不走了。”

　　“不走了不就是坏了？”

　　黑脸人说话也像他的帽子怪怪的，秋良几次想转身离去。

　　“修修就能走，是好闹钟，”秋良咕哝。忽然打起精神，“你有小人书吗？你要有我拿它就跟你换。”

　　每个新来的人秋良都会问一次，有一搭没一搭。“我就说了，换洋火的怎么会有小人书，还是听我讲故事。我讲个新的给你听，这还是我的奶奶给我讲的，早先有个哪吒一落生不是个人，是个大肉蛋，他爹托塔李天王一刀……”

　　讲了无数遍了。

　　秋良翻小人书，不时地打断祖奶的讲述，因为有和上次讲得不一样的地方，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上次没讲过的地方，秋良每每一旦挑得兴起，干脆合上小人书，瞪着大圆眼睛挑错。秋良脸圆眼睛也圆，直瞪得祖奶生气不讲了。不讲了秋良就看书，不一会儿祖奶一边缝着被子，一边又自言自语讲起来。

　　秋良有三本小人书，跟祖奶老掉牙的故事一样看过不知多少遍了。三本小人书原都不是秋良的，是全院的小孩集中到秋良这里的。三本小人书没头没尾，更不用说封面，什么样压根儿就不知道。其中一本简直不能称作一本了，因为只有三页，秋良粘了一个书脊勉强保住了这本书。

　　祖奶的孙子，也就是秋良的爹已是五十开外的人，在远郊上班，大礼拜才回来一次;是个铁匠，却喜欢做木匠活，一回来就闷头打家具，一句话不说。娘在床单厂上班，时不常带回处理床单，秋良受到街坊四邻照顾固然是因为有病，处理床单也是原因。他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和哥哥一个去了东北兵团，一个去了山西。二姐是七一届，留在城里向阳鞋厂，也有处理鞋——这也是“原因”。平时主要是鞋厂的二姐带着秋良到反修医院定期看病，打针吃药外加每次都要输血，连东北兵团的大姐都往家寄钱，山西插队的哥哥没钱，寄过花生、菽子和枣。

　　早晨下了雪，中午变成了雨，下午雨小得几乎感觉不到，基本就是清晰的雾。不用穿雨衣、打伞，不过黑脸人的怪帽子还是湿了。他站在大门口，手里拿着一本小人书。书在雾般的雨中，不碍事。

　　“你的闹钟呢？”

　　黑脸人晃着小人书，似乎是拍打雾，“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本，你可别拿不出闹钟来。你们家大人让你换吗？”

　　小人书包了褐色牛皮纸书皮，一看就不是新包的，因为牛皮纸都很旧了。也因为有书皮所以不在乎小雨。黑脸人打开小人书，翻到扉页，是一本古装小书——《双枪将陆文龙》。

　　秋良跑回屋，拉出太师椅站上去爬上八仙桌子从最里边的玻璃框拿出红色小闹钟，二话不说往外跑。祖奶一般不跟着秋良，这会儿一出溜下了炕，三寸金莲飘了出去。

　　“怎么着，还真的有小人书了！我看是哪个挨刀的动了坏心眼子，这不明抢打劫吗？慢着点儿、慢着点儿，你慢着点儿，我的祖宗！”

　　秋良的小闹钟尚有五六成新，工字牌，全铜机芯，带日历，红色，一边有一个银铃铛。

　　祖奶追到大门洞，全红色小闹钟已落入黑脸人之手。黑脸人正左看右看，转来转去，嘎嘎拧发条。祖奶眼见生米做成熟饭，再者过去答应过秋良可以用小闹钟换小人书，便没好气地说：

　　“甭看！看什么看！”祖奶百岁的声音像干木头，“这是好闹钟，修修就能走，能换你十本小人书，你亏心不亏呀，没看他有病！”

　　秋良的雪白一望而知。

　　祖奶说十本都少了，小人书多少钱，一两毛钱一本，闹钟要十好几块钱，旧的也值个五、六块。算算五块钱能买多少小人书？但黑脸人却一点不收敛，居然弄响了闹钟，长下巴露出满意的笑容，随手扔进帆布鞋袋子里，这下又惹恼了老祖奶。

　　“咳，你怎么能把这么金贵的闹钟扔鞋袋里，它有魂儿，是活物，每天把它放你胸口上，拍拍你的良心是不是叫狗吃了！”祖奶跺脚。

　　真厉害，黑脸人直往后闪。

　　秋良充耳不闻，低头翻书，走走停停，回屋里时祖奶也回来了。照着刚才的气势祖奶非把秋良数落一顿，却没有，继续上炕做活兒，只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叨叨念念同自己说。而且知道说什么也没用，秋良一对什么入了迷耳朵就聋了，说了白说。

　　秋良迅速地看完了第一遍，到第二遍、第三遍就慢了，第四遍老半天头都不抬一下，也不翻一页。有时翻回到封面，仔细端详，牛皮纸书皮已被揭去平展展放一边。封面画的是双枪陆文龙马上大战岳云，而且是车轮战，陆文龙真是了得。主要秋良还真知道点陆文龙，祖奶讲岳飞、岳云，讲过陆文龙，那可是个义薄云天的英雄。秋良没想到祖奶讲的，书上还真有，不时看祖奶一眼。祖奶说过那陆文龙本是汉人，他自己不知，一直以为自己是金兀朮的儿子。王佐断臂潜入金营告知陆文龙原委，他本是大宋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

　　这天黑脸人站在阳光中，手里的小人书没包书皮，彩色的封面一目了然，金光闪闪。不过封面一看就是陈年的旧书，有许多很细的裂纹。封面人物高头瘦马，金盔银甲，拿着很大的盾牌。旁边还有一头驴，一个小人儿。秋良见所未见，很陌生，而且主要是秋良也不像第一次那样兴奋。

　　“我没东西跟你换了。”

　　“看一眼都不想看？”

　　“能借我看吗？我一会儿就看完，一会儿就还你。”

　　“就是借你的，你可以拿回家去看，下次想着还我就行。要是你又有了好东西，就不用还了。”

　　“我没有好东西了。”

　　“那可说不定。”

　　闹钟换小人书的事受到全家人的嗔怪，甚至祖奶也受到责怪。秋良理直气壮地说闹钟换小人书祖奶早就答应过，只要有就换。祖奶捶胸顿足，骂自己老糊涂，该死不死真是活得够够的了。街坊四邻大多也都咂舌，小人书虽稀罕，可毕竟没法和闹钟比。秋良虽不说话心里也是认可的，再次见小人书的冷漠其实也是一种自责。

　　黑脸人给秋良的小人书叫《堂吉诃德》，秋良看不懂也不喜欢。炕上的祖奶警惕地问书怎么来的，秋良不搭话，问烦了才说是借的。雪白的眉头一直皱着，一看就很是较劲。要说也不是完全不懂，字面都懂，画面也懂，只是不理解：这个瘦干儿狼的半人不鬼的家伙没任何本领，也拿着长枪，可简直像个玩笑、大傻瓜，总被打得丢盔弃甲，抱头鼠窜，还神经病，把风中转动的“风车”当敌人。桑丘呢，倒是有点猪八戒的可爱，比堂吉诃德还聪明一些，但猪八戒也还有三十六变，有时也能丁点劲，最不明白的是堂吉诃德顶不济也该比桑丘强吧？但是不，就更别提和孙悟空比了。秋良问祖奶，祖奶更不懂，祖奶只说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的事咱不知，快百岁的人还是不知。

　　“有旧鞋换洋火——”

　　一听就是戴怪帽子的人，声音不太大，不是使劲喊的那种，秋良一耳朵便听出。别的换洋火的声音秋良已无动于衷，不再跑出去，倒是听见邮差还像以往跑出去，接信或拿戳儿，与邮差说上一两句。

　　“喜欢《堂吉诃德》吗？”

　　秋良不知说什么。读不懂能说什么？正是大风降温的天气，已经非常冷，手都不容易伸出。

　　黑脸人向手上哈气，将《堂吉诃德》又塞给秋良，从破棉袄兜里摸出一本新小人书让秋良拿着。

　　“我没东西了。”

　　“傻瓜，你怎么回事，还看不出来？”黑脸人抚秋良的头。

　　秋良还是不太相信。

　　“是我欠你的，你奶奶说得对。我转了好多的废品站。”黑脸人擦秋良的眼睛，没像哄孩子那样，而是继续问那本小人书。

　　“至少喜欢桑丘·潘沙，对吧？”

　　“喜欢！”秋良说，眼睛亮晶晶的，“桑丘像猪八戒，我喜欢他。”其实也没那么喜欢，但是这两本小人书都是他的了，太高兴了。而且要是自己的了就没不喜欢的道理。所以秋良也说的是真的。

　　“桑丘很好玩！”

　　“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想到猪八戒，还真有点像，你很聪明，能想到猪八戒真不错。”

　　他们聊起来，有点像朋友了。

　　“什么时候你要是觉得堂吉诃德也好玩就好了。现在我已把你的小闹钟完全修好了，我每天听着它唱歌起床。”

　　“它怎么会唱歌？”

　　“唉。”黑脸人叹，“因为是你的闹钟，难道不是唱歌吗？丁零零，丁零零。你太饥饿了。”

　　“我不饿。”

　　“不饿。”黑脸人笑笑。

　　“你住哪儿？”

　　“车子营，”黑脸人一下高兴起来，“知道车子营吗？我住在大名鼎鼎的车子营。”

　　“知道！”

　　老五叔指航程，七姑儿走向车子营——我们院，我们那片儿的孩子都会唱这句。老五叔、七姑是《青松岭》的落后分子，唱腔是《杜鹃山》柯湘所唱，我们给串在一起。就像我们还篡改了耿连凤和张振富的“嘿——山也笑水也笑，我们提着裤子满街跑憋着一泡尿，你们家茅房一排排，你们家尿盆一摞摞”。我们斜挎着书包在上学路上排成一队唱。绝对的歪瓜裂枣之才，没法不歪，怎么可能不歪呢？

　　车子营是北京最大的废品站，我们心中的圣地。不知怎么“走向车子营”？车子营在菜市口丁字路口往南一点的一条宽敞胡同里，早年嘉靖皇帝加筑北京外城设立七坊，車子营是七坊之一，很有些来历。清代车子营发展起来许多车马店，自然和城里客栈没法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南来北往，各色游民、三教九流，在这里或暂住或寄居或隐匿，以至于这里各种物品交易十分活跃，大铁锅、大铁桶、缸、洗衣盆、火炉子……形成北京最大旧货市场，后改名废品站。废品有着特殊地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一直叫得特响，从未失色。

　　车子营最火时还要属头几年，别的四旧不说，光是书就堆积如山，线装书、外版书、硬皮书、竖版书、小人书从这儿运往纸厂。废物利用。当然不可能没有遗漏、收藏，从来没铁板一块的事。我们唱“老五叔指航程”也没人怎么样我们。

　　戴怪帽子的黑脸人具体住在车子营哪儿是个谜，那儿太杂了，路边、门口、墙犄角、电线杆子下到处都是废品、破烂儿，盲流熙熙攘攘，以至于这儿好像都没街道积极分子。墙上的标语贴了也白贴，形同虚设，虽然除了墙上的标语我们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黑脸人，最接近的一次是我们院大鼻净在一个大杂院里发现了黑脸人的背影，但院里曲里拐弯，废品又多，最终也没有确认是不是黑脸人。当然，我们院孩子其实也不单为黑脸人而来，真正的原因是为小人书而来。

　　小人书是几年前的遗存，存在于众多废品的角落里，废品站的工作人员哪儿找到一本就给了黑脸人。自然有个别废品站的人警惕性特别高，黑脸人也有被带走的时候。我们当然找不到小人书，一行有一行的道儿。

　　黑脸人换洋火碰上好东西也给废品站的人员留着，他们深入民间什么可能都有。秋良好奇，什么东西黑脸人总是拿小闹钟相比，“就是好比长着两只银耳朵那种东西。”

　　“到底是什么？”

　　黑脸人吹雪，“你知道Zippo打火机吗？”黑脸人掸了掸了鸭舌帽帽檐儿上的雪。秋良当然不知道Zippo，秋良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不过秋良现在已知道黑脸人头上的帽子叫“鸭舌帽”，黑脸人的一切现在都让秋良着迷，小人书只是其中之一。

　　隆冬，雪下得很大，两个人在胡同的大门洞外，雪越大反而越不冷，就像下着羊毛、棉被，比平素的冬天更有一种温暖。

　　“不就是打火机？”

　　“Zippo，Zippo打火机。”

　　秋良不服气，我们院里常走动的一个亲戚就用打火机，很简单。但黑脸人说起来可真复杂，什么机械、凸轮、铜制镀铬外壳，好像他就是生产这种打火机的。越不懂、闻所未闻，秋良就越着迷。“你知道吗，二战有个美国黑人士兵就因为Zippo的坚硬外壳保住了命，子弹打在打火机上，打火机非但保住了士兵的命，啪一打还照样能用，什么事没有。”

　　秋良不知道二战，不知道美国——只知道美帝苏修。不知道黑人、黑人士兵。黑脸人是合肥人，秋良也不知道合肥是哪儿，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中国科技大学。当然，更不知道计算机——想都想不出来。

　　临别黑脸人说：“小人书别说是换的，跟谁都别说，有人问起也不要说，不要提车子营、废品站，什么也别说，明白吗？”

　　“明白！”

　　秋良又紧张起来：“可是我已经跟别人说了。”

　　“那就别再说了。”

　　黑脸人笑着说。

　　“我不再说了。”

　　黑脸人继续微笑说：“有一个废品站让我把《神笔马良》交回去，你要交吗？”

　　“不交！”

　　“好，那我们说定了，这个闹钟你拿回去。春天快来了，春天我看你就可以上学了。现在你连下雪都不怕了，你的病好多了。拿着，听我的话，必须拿着。要不然我们再都换回来？你把小人书都还给我？”

　　“不换！”

　　孩子的世界简单而残酷，仨儿一群俩儿一伙儿分分合合，今儿你和他好了，明儿他又和他好了，策反背叛的事时有发生。而群体孤立某一两个人的事更是司空见惯，是实在没得玩时最有趣的一种游戏。正如一群人在船上把一个人扔在沙滩上，一个人如何自处？不过有了小人书，情况不太一样，至少一个人可以和书自处，游戏也就失去意义。那段时间小人书统一归了我们。小人书就是新的地方。我们都到秋良家看小人书。

　　小人书承载着世界，闻所未闻的世界。平时还好，赶上礼拜天尤其大礼拜，我们院随父母在远郊区上学的孩子回来了，秋良家成了我们院的少年之家。街道有“少年之家”，在永光寺西街一座朱红古寺里。我们前青厂胡同往西走到头，就是永光寺，过了永光寺就叫“永光寺西街”。那个“少年之家”老说要重新开放，却一直迟迟未开，一直朱门紧闭。门中间的封条都好几年了，日晒雨淋，斑斑驳驳早已失去封条的用途，按理可以随便打开，却没人打开。

　　秋良家就是我们院的小“永光寺”，我们不仅自己来看还带着同学来看，还带同学的同学、同学的伙伴，络绎不绝。常常一本书四五个、五六个人围着看，围成了一把伞。按理围着看也算看了，不成，还非要等到自己拿着书看，被别人围绕着，那才算看。真的，接近白色的秋良，自然成了中心。白色的秋良给大家伙儿发书，叮嘱要小心，洗干净手、剪掉指甲，防止鼻涕流到小人书上。

　　我们每个人几乎鼻子下面都挂两条鼻涕，这几乎是我们的标志。鼻涕自然有长有短，有人吸回去，有人完全不自知。一旦掉到小人书上，白的还好说，黄的就是毁灭性的。秋良注意打量每一个人的鼻子，手拿着纸，光这一项就够他忙活的。

　　各家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秋良家算宽敞的，还有里间半间，也不够来人占，常常里外屋全是人，里三层外三层没站脚的地方。炕通常是娱乐的地方，打牌、下棋、讲故事，大家团团围在炕上，这么多外人，开始不让上炕，后来也上了。

　　秋良給大家端茶倒水，身体允许的话，会把从黑脸人那儿听到的自己也还似懂非懂的东西讲给大家。大家都爱听，没不爱听的，放下小人书听。像后羿射日、海底两万里、环球旅行八十天、司马光砸缸、加加林、Zippo、计算机——计算的机器，可不是算盘子儿，秋良竭尽全力描绘，说得也不过像他小闹钟后面的齿轮。不过一间屋子的齿轮还是让我们震惊，一秒钟能算多少秋良说不出，似乎脸都憋红了。秋良的博学让我们吃惊，秋良不再是秋良。

　　秋良的家人也没有任何怨言，不仅如此，还都成了工作人员。连闷葫芦爹都帮助烧水，通火炉子，添煤。祖奶坐在炕头里面总是笑，不笑还好，越笑越吓人，简直像小人书《堂吉诃德》里的人。有时祖奶在火炉子盖儿上给大家炒黄豆，人多，每人也只能分上几颗。有几颗就不错了，大家吃得兴高采烈，满屋子嘎嘣嘣响。

　　秋良在床单厂工作的娘、鞋厂工作的二姐在边上看着秋良发号施令，指挥阅读、讲演，眼圈儿有时都红了。没人注意到秋良娘和姐姐幸福的百感交集的目光。我们都知道秋良有病，但秋良的病是让人不太理解的病，血液里的病，不理解的事物一般有两种结果，让人回避或者忘记。

　　每次，黑脸人送来一本新的小人书都像一股春潮，大家奔走相告。最初的第一本大家惊讶但并不喜悦，到第二本《堂吉诃德》我们院的小永就猜到了第三本，我们还不太信。三本之后，四本、五本已无悬念。其中有两本小人书赶上我们没课，大家都在院子里玩，重复看小人书，听见喊声，我们跟在秋良后面看见了黑脸人。小永也不知从哪儿知道的说黑脸人戴的帽子叫鸭舌帽。黑脸人不如我们想象得高大，最多不算矮个，下巴很大，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黄色大头鞋，一看那就是高个子的人穿的鞋。加上黑脸和鸭舌帽给我们一种混乱的印象，而眼白和牙事实上多少还让我们有点害怕，有点像“坏人”。我们亲眼看见黑脸人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本小人书，秋良接过小人书，我们简直像观众似的。他们窃窃私语小声交谈，我们不敢过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本能地不敢。我们隐在各个角落，就像在树杈上或假山上。我们完全忘了秋良是一个病孩子，一个过去我们不太接近的人。

　　老祖奶真是老糊涂了，她竟然说黑脸人不该送钟，将秋良的死归咎于黑脸人送钟。好像很奇怪，秋良死后黑脸人再也没来过，他知道秋良没了吗？从初秋到隆冬，直到快春天的残冬，黑脸人一共给了秋良或者说我们院孩子九本书，加上原来没头没尾的三本书，共十二本书。是的，九本书也不抵闹钟的价值，可黑脸人已把钟送还了还说什么？有些后续的东西在我们之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争论了很长时间，都是瞎争论。秋良的十二本书后来分散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手中，流出了我们院，流到社会上，像漂流瓶一样，一直在留传。我们院最后只剩下那本只有三页的小人书，书脊一直都还在，书脊在就仍是一本书。

　　责任编辑 蒋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