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鲁迅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雷峰塔终究又建起来了，而且我这个侏儒式的许仙也会命犯桃花？

　　不妨告诉大家吧，我姓陈，原名叫陈元，昵称“第七个小矮人”。具体有多矮呢？我测量过几次，每次从身高测量仪上下來都非常羞愧——仅仅只有155.5cm，都不好意思运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说我160cm。我的身份是上海一家机关小报的记者，每周还兼一两天的编辑，按照别人的说法，我管天管地又管柴米油盐，我利用这份工作确实也管了不少闲事，比如像许仙一样救救保护动物啊，比如给残疾人征婚啊，比如为含冤受屈的人抱打不平啊。最近一次，我卧底一家火锅店，在里边当了一名洗碗工，偷偷地把他们使用泔水油的过程都给拍下来了。因为我的连续报道，这家火锅店被查封，后来就接到好多电话，莫名其妙地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警告我，小心头顶掉砖头。每次接到电话，我就呵呵地笑着听他们骂，说我不怕，别说掉砖头，有本事你掉下个林妹妹让我看看。

　　遇见白素贞之前，我去雷峰塔溜达过一圈。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报社拿到相关研究部门的检测数据，说几味中药里含有有毒成分，估计与原材料有关，所以派我回老家那边采访。我的老家在陕西秦岭东麓，那是药材主产地，尤其我们大庙村，满山遍野都是天麻、茯苓、天冬和柴胡。我曾经回去探亲的时候，看到大家为了卖个高价，耍了五花八门的花招，比如用硫黄熏天麻，用双氧水漂白核桃。我从上海回大庙村没有直达车，必须先乘坐高铁前往杭州，然后转乘K466次绿皮火车，这趟火车是下午4点38分的，中间有四个小时的空当，我趁机去附近几个景点转了转，看到雷峰塔的介绍我就琢磨一个问题，既然1924年的时候雷峰塔倒掉了，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的白素贞，说不定已经跑出来正在西湖边游荡着呢。

　　从雷峰塔出来，我并没有许仙那么幸运，不过，一低头，在草丛中发现一条小蛇，有七八寸长，通体雪白雪白，从我脚下经过的时候，似乎有意放慢了速度。我拿起手中刚刚喝空的易拉罐，希望把它收起来，带回家养着。它会不会以为是法海招是搬非的钵盂，所以回头盯了我一眼，似乎说了一句“小样”，哧溜一声爬上一棵柳树不见了。

　　五天之后，我便在返回的绿皮火车上遇到了白素贞。

2

　　那是八月初，上海虽然已经出梅，依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而陕西那边的天气十分晴好，我忙着采访的时候，被父亲逼着相了次亲。父亲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安排的相亲对象非常漂亮，不过是个小寡妇。我说你儿子长得再丑，也不会和寡妇结婚吧？父亲说寡妇怎么了？生起孩子来多方便呀。我说人家已经有个孩子，你直接认作孙子不是更方便吗？父亲说你都三十多了，耽误不起了。我安慰父亲说，缘分来了老天爷也挡不住，回上海的时候自己继续坐那趟慢腾腾的绿皮火车绕道杭州，说不定在火车上睡一晚上就能给他抱个孙子回来。

　　十分凑巧，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我返程的下午5点36分发车的K468次火车，已经没有硬卧了，我就狠狠心花了五百多块订了一张软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软卧，我拿着那张车票坐在候车室的时候，像拿着某个女人闺房的钥匙等着天黑一样兴奋。我猜想，每个软卧包厢里仅有两张床，两个人处于独立封闭的十分狭小的空间里，在炎热单薄的季节，吃饭，洗漱，更衣，入睡，呼吸，醒来，一起穿过暧昧的夜晚……这多么像发酵面团或者酿酒，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不过，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比如遇到和我一样糟糕的男人，或者五大三粗的会打呼噜的女人。

　　这一切想象都过于美好或者过于悲惨。当我推开自己的软卧包厢，发现共有四个床位，有一扇可以关闭的门，除此之外与硬卧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照样是需要爬上爬下的上下铺，照样铺着破旧的遗迹斑斑的白色被褥，照样有个拉着绿色窗帘的透明度不高的窗户，关键是有股刺鼻的混合型的气味。我失望地拍了拍硬邦邦的床，正要发牢骚的时候，突然看见包厢里还有点色调——这色调来源于一张脸，首先因为她是女的，性别特征十分明显;其次因为她和我年龄相仿，三十左右的样子。

　　我已经查过K468次火车，它的起点是西安，终点是宁波，途经商洛、丹凤、商南、镇平、唐河、信阳、潢川、固始、合肥、巢湖、芜湖、宣城、长兴南、德清西、杭州、绍兴、余姚，所以，她肯定是从前边的西安或者商洛上车的。她是这间包厢里仅有的一名乘客，静静地坐在上铺的角落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站台。

　　窗外正是黄昏，夕阳鲜红鲜红的，把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乘客拖得很长，像是被她拉扯着的不愿意松开的一根根橡皮筋。她穿着一条白色纱裙，又把白色被子搭在腿上，而且绝对忽略了我的到来，所以我开始并没有看见她。当我看见她的时候，立即给她起了个名字——白素贞。因为她看上去尤其像赵雅芝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边饰演的白娘子，至于具体哪里像白娘子我不清楚，只觉得她的目光有几分冰凉，穿着的白裙子像蜕下来的一张蛇皮，上边布满闪闪发光的鳞片。我不明白给她私下起的这个名字代表着白娘子还是代表着演员赵雅芝，反正那是我对她的第一反应，她们三个人确实挺像的。她真实名字叫什么也不清楚，当我和她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她会不会就是从雷峰塔下跑出来的蛇妖。

　　整个晚上，白素贞并未走出包厢，仅仅下了几次床，每次都非常短促，似乎翻看自己放在床下的行李，或许寻找什么东西，还幽幽暗暗地说了几句什么。后来，我听到偶尔有虫子吱吱的叫声——火车正在穿过夏季的山峦，能听到虫子呢喃并不奇怪，只是那声音隐隐约约，也许来自火车内部，也许来自火车外部。我猜测，白素贞频频下床寻找的，也许就是一只鸣叫的虫子。在我们秦岭山区，虫子非常多也非常普遍，从春天一直会叫到初冬，但是我对虫子认识不多，分不清蛐蛐、蝈蝈和蚂蚱。我也大大咧咧地巡视过两遍，还是无法判断那声音来自何处，有时候都怀疑那不是虫子的叫声，而是火车某个部位的摩擦声，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耳鸣。那声音微弱、孤单，甚至有几分凄凉，节奏也越来越慢。我躺在床上，仔细地辨认着虫子的方位，想象着它的类别，体会着它的处境，这样的过程无异于催眠，让我很快也进入了梦乡。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几天前看见的那条白蛇，它已经长大了，盘在我的胸口，张着嘴，吐着芯子，在不停地蠕动着。

　　当我醒来的时候接近第二天十点，白素贞已经洗漱完毕，仍然盘腿坐在她的上铺。

　　再过两站就是我要下车的杭州。我终于壮了壮胆子开始搭讪，问她是不是陕西人？白素贞说，差不多。我说下一站是不是德清西？白素贞说，不知道。我说大概几点到杭州？白素贞说，应该快了吧。我说你出差还是旅游？白素贞说，我回上海。我说，我们竟然是同路的，千年修得同船渡，是不是毛爷爷他老人家说的？白素贞说，可能吧。我说，你是不是姓白？白素贞说，为什么？我说，你长得这么白，不姓白真是天理难容……白素贞并没有被我的幽默逗乐，我只好言归正传地说，我觉得你很像赵雅芝或者白娘子，更像我小学同学白素贞，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叫白素贞。

　　父亲中间给我打了个电话，仍然在追问小寡妇的事情，我故意把声音提高了几分，说男人三十有什么关系，个子矮点有什么关系，娶个个子高点的，不影响下一代就行了，反正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委屈自己。放下电话，我从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白素贞，然后又掏出手机说，我们扫一下微信，回上海请你吃饭。她接过名片，随手装进了裙子里，眼睛盯着窗外淡淡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微信。我尴尬极了，恨不得把手机扔出窗外。

　　我明白，我被无情地拒绝了。

　　我说，这年头，你没有微信？

　　白素贞并没有解释，微微地闭上眼睛，很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行驶着。半个小时过后，突然，白素贞的呼吸急促起来，两片薄薄的嘴唇颤动着，像落入蜘蛛网的一只蝉的两只翅膀。她似乎在和谁亲热，又遭到一条恶狗的追赶……我想，她应该做噩梦了，便拍了拍床板，摇了摇她的胳膊。她醒了，睁开眼睛，开始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后来又死死地盯着我——她第一次正面看我，朦朦胧胧地问，我刚才怎么了？

　　我说，你做梦了。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做梦了？我说，因为我钻进去了呀！她说，你从哪里钻进去的？我说，我忘记了，反正梦就是公园，都是有入口的。她说，你别瞎掰了，我是说你到底干什么了。我说，我只是叫醒了你。她说，你老实交代你都干什么了。我说，我只是摇了摇你又拍了拍你。白素贞的语气越来越重，说你到底干什么了，快点告诉我，不然……我说，不然怎么了？

　　她说，不然我就告诉我妈。

　　我以为她要说的是警察。她说出“我妈”的时候，我松了口气，不免有些想笑。我说，你觉得我干什么了？她掏出一张湿巾纸，擦了擦自己的脸，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亲了我！

　　我愣一下说，亲是什么意思？

　　她说，你说什么意思？

　　我说，是吻吗？

　　她说，你说呢！

　　我说，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啊？

　　这时候，列车员推门进来，说杭州站马上到了，应该收拾行李下车了。白素贞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爬下床，从床下边拉出自己的行李。她的行李不多，除了一只黑色的拉杆箱，还有一只竹编的绛红色的提篮。她慌乱地打开提篮，在里边翻了翻，然后趴在地上，朝床底下张望。白素贞有些失魂落魄地说，你还动了我的行李对不对？我说，我什么时候动过你的行李？白素贞说，还有什么时候？当然是昨天晚上！

　　我感觉事态有些严重，说你什么东西丢了吗？

　　火车到站了，我提起行李开始下车。我本想等一等白素贞，也许可以乘坐同一辆高铁返回上海，方便的话还可以打车把她送回家……但是现在，我必须赶紧离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白素贞左手提着拉杆箱，右手轻飘飘地提着篮子，已经迅速地挤到了我的身后。她说，在她睡着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进来？我说，除了列车员之外，只有风。白素贞说，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从包厢里跑出去？我说，除了列车员之外，还是风。白素贞说，我说的不是人，也不是风，你又看不见风。我说，那你说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睡着了还没有醒啊？白素贞说，请你认真地听我说，我有重要的东西不见了。我说，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白素贞说，那个包厢除了你就是我。我说，你认为我是小偷对吗？白素贞说，当然，你的嫌疑最大。我说，包厢里还有你，难道你没有嫌疑吗？白素贞说，我自己也有嫌疑。我说，你到底丢掉了什么？是手机还是金银首饰？白素贞说，是一只蛐蛐。我说，蛐蛐是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已经走上了站台，白素贞还是紧紧地跟着，说蛐蛐又叫蟋蟀，它们会吱吱地叫，这个你懂吧？我本来有两只，成双成对的两只，但是另一只不见了。

　　我知道这是个捕捉蟋蟀的季节。我们报社楼下的保安，每年秋天的时候都会请假回家半个月，专门捕捉蟋蟀带到上海卖给那些以斗蟋蟀取乐的人。我说，半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叫声，还奇怪火车上怎么会有虫子呢。白素贞说，所以你动了我的提篮，然后把它放掉了对吧？我说，我为什么要放掉它啊？白素贞说，你觉得它可怜，或者嫌它吵闹，所以就把它放掉了，我看到你鬼鬼祟祟地起过两次床。我说，你也起过几次床，为什么不是你自己放的呢？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不知道它在床下，也不知道它是蟋蟀，从后半夜直到今天早上醒来，就再没有听到它的叫声了。白素贞说，那是它们睡着了。我说，蟋蟀也会睡觉吗？白素贞说，你都会睡觉，人家蟋蟀为什么不会睡觉。

　　我回过头，盯了一眼这个被我命名的白素贞，她迈着细碎的步子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她已经不像赵雅芝，也不像修道成妖的白素贞，真像条不停地吐着信子的蛇。我说，如果蟋蟀就是蛐蛐，它们还有另外一种消失的方式你知道吗？白素贞说，什么方式？我说，它们会吃掉自己的。白素贞说，它们怎么吃掉自己？我说，它们先吃掉自己左腿，再吃掉自己的右腿，它们还可以相互帮忙，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她说，胡扯！它们为什么要吃掉自己，為什么要吃掉对方？我说，也许它们饿了。她说，你饿了会吃自己吗？我说，当然，在非常孤独的时候。

　　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也许真的见鬼了。好在杭州是个大站，有着浩浩荡荡的人流，把我这个小矮子迅速地淹没了。我加快脚步，迅速拐进地下通道，重新检票进站，坐上了返回上海的高铁。时间还处在一个初秋的下午，江南的天气已经变了，除了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还起了大雾，据说能见度不足一百米，高速后退的树木、水塘、房子，更增添了几分朦胧和神秘的气氛。

　　

3

　　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上海几乎进入秋末冬初，关于白素贞以及我们共同乘坐的那趟绿皮火车，我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那阵子，我又忙完一个漂亮的新闻策划，帮助了陕西老家那边的一所贫困小学，小学校长在一次暴雪当中，为村里抢修高压电线的时候，不幸遭到电击失去了双臂。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讲台，每次上课的时候，由值日生把粉笔递给他，他用嘴叼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用嘴叼着钢笔备课，给学生批改作业……即使如此，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没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学校有个电脑室和图书室，自己还想到上海来听听课，看看人家大城市的老师都是怎么教书的。我被校长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在上海发动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慈善活动，首先给学校捐献了二十台电脑和一批图书，其次联系了一家假肢厂免费给校长安上了假肢，最后让父亲牵线搭桥，把那个漂亮的寡妇介绍给了他，如今两个人正在甜蜜地恋爱呢。

　　所以，我们报社在中层干部公开竞聘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部主任的人选，经过演讲、答辩和民意测评，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顺利，很快就进入了公示环节。按照大家的看法，公示只是哄哄人走走过场而已，同事们在楼上楼下见我，已经不再直呼大名，而是提前改叫陈主任了。

　　正当我雄心勃勃地准备就职社会部主任之时，分管我们的李副社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和我谈谈。当我推开他的办公室，他笑眯眯地说完“坐吧”，就不再吱声了。他这是在期待着什么，于是我开始表态说，请李社长放心，我会好好干的，争取策划更多的慈善救助活动，采访更多的舆论监督报道。我进一步暗示，我不会忘记他的提携之恩，等事情结束了，我要好好地谢谢他。他似乎并不满足，仍然使劲地盯着我不放，我干脆狠狠心，肉麻而直接地告诉他，我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以后就是他的人了，他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他让我杀人我绝对不会放火，他让我抢劫我绝对不会偷盗。

　　他的眼睛终于眨了一下，说陈元啊，我什么都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胡说八道，我们是报社又不是黑帮，我们只会救人救火，怎么可能杀人放火，而且我必须纠正你的话，你不是我的人，你只是报社的人，你还是党员，所以你根本上是党的人。他停顿了一下说，你既然是党的人，就必须注意作风问题……他说完之后，从抽屉里取出四封信，沉重地推到我的面前。

　　我感觉气氛有些不对，问公示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投诉了我？他不等我伸手，又把信收了回去，然后说，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值得人投诉的吗？我说，平常采访的时候，基本会有几百块钱红包，这是行业内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但是我每次都退回去了，有几次是政府部门发的，我不好退，回来就请同事们喝了咖啡，或者直接投进了爱心捐款箱;有一些报道对象，他们感激我们，会表示表示，比如那个无臂老师，他从上海离开的时候，偷偷地留下两张交通卡，总共一千块，我知道他正在谈恋爱，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就花了一千多块买了一套雅格尔，给他寄回去了。前些天，他又从老家寄来两箱苹果，是他自己家产的，退回去肯定不合适，我就和同事们一起分了分，你当时也分享到了，感觉我们陕西的苹果是不是挺甜的？

　　李副社长说，你的意思是你完美无缺？我说，我又不是神仙，我就老实交代吧，我们收到很多求助线索，大多数根本没有办法报道，我就利用记者的关系，私下帮忙给解决解决，比如给穷孩子找找工作，比如帮助被骗的消费者维权……另外，我还拿着记者证免费地进过不少公园，最脸红的就是利用记者身份花花人家小姑娘，你说说除了记者身份还有点光环之外，我这个丑八怪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李副社长说，男人嘛，比的是心灵美。我说，如果比心灵美，我卖力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尽量积德行善，又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娼，差不多就是天下第二美男子了。李副社长说，第一美男子是谁？

　　我说，还能有谁，李社长你啊。

　　李副社长说，我是副社长，马屁不要拍过头了。

　　李副社长继续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美男子，你自己说了不算，现在我说了也不算。

　　我说，那谁说了算？

　　李副社长说，白素贞。

　　当李副社长说出白素贞三个字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还是赵雅芝和她出演的那条蛇妖，并没有立即联系到绿皮火车软卧包厢里偶遇的那个人，她与自己早就是毫不相干的了，何况那个名字是我私下的称呼，仅仅在搭讪的时候提起过一次，当时并没有得到她的确认和认同。

　　我说，哪个白素贞？他说，你认识几个白素贞？我说，如果你指的是妖精的话，我起码认识一百个，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十分可疑。他说，我也可疑吗？我笑着说，当然可疑，不过你不会是蛇妖，你应该是法海。我想问一下领导，到底是谁投诉我？我不就竞聘一个社会部主任吗？又不是陈世美竞聘驸马爷。他说，这个投诉和竞聘无关。我说，那我就无所谓了，谁爱投诉就投诉去吧。他说，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啊，不仅仅是个主任了。

　　我一头雾水地说，不为主任，谁会写匿名信啊？李副社长说，人家不是匿名的，人家是实名的，我都说了，投诉人的名字叫白素贞。我说，白素贞这个名字很明显是假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我说，除非她爹妈有毛病，不然怎么会取个妖怪的名字呢？他说，投诉的人有两个，另外一个是白素贞她妈，你知道叫什么吗？我说，白素贞是蛇变的，估计她妈叫蛇蛋。他说，什么鸡呀蛋呀的，人家叫骊山老母。我说，那不是她妈，应该是她师傅，白素贞的法术就是骊山老母教的，还有樊梨花、穆桂英这些厉害的娘们都是骊山老母的弟子。

　　李副社长说，你能不能严肃一点？

　　我说，我怎么不严肃了，这些都是神话故事里记载的。反正我行得端走得正，不仅仅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在路上遇到蚂蚁都是要绕道的。

　　李副社长仍然笑眯眯的，但是他不再盯着我看，所以笑眯眯的味道已经变了。他说，你想得简单！你没有踩死蚂蚁，难道你没有放跑人家的蟋蟀？蟋蟀你认识吧？人家说那可不是普通的蟋蟀，那是她的男朋友……现在的人真变态，养只狗吧，叫儿子，养只蟋蟀吧，叫男朋友。

　　我的脑子里顿时吱吱地叫了几声，那个穿着白纱裙的姑娘立即草蛇灰线地浮了出来。我说，我真不认识蟋蟀，不过我明白了，我确实认识白素贞。他说，你们怎么认识的？我说，在绿皮火车上。他说，挺浪漫的嘛。我说，而且在软卧包厢里。他说，所以你就动了邪念？放走蟋蟀只是人家的投诉内容之一，人家主要投诉你趁她睡着的时候亲了她。我说，那是她在做梦，她做噩梦的时候，是我把她叫醒的，如果说我亲了她，那也是在她的梦里，如果在梦里亲了她，这是怪不得我的。

　　李副社长说，那怪谁？

　　我说，反正我是清白的。

　　李副社长说，人家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投诉你？

　　我想了想说，只有一种可能，她对我有意思，在坐火车的时候，她很少说话，一直看着窗外，似乎十分孤独。李副社长说，看着窗外就孤独了？我说，当然了，反正你没有见过她，你不知道她的孤独是多么可怕，她的神情酷似修行千年的一条蛇妖。他说，如果是蛇妖，人家就会看上你？你又不是许仙，虽然许仙家贫如洗，和你一样相貌平平，但是人家上辈子是有救命之恩的。我说，但我是童男，起码我是单身，她发现我是单身。他说，你就吹牛吧，单身是真的，童男肯定是假的。我说，当然不是吹牛，你如果是女领导，或者我是女记者，我就让你开包检查。

　　李副社长板起面孔说，你这么矮，又这么低俗，我看人家不像冤枉你的样子，你还是老实交代吧。我说，这么无中生有的事情，你让我怎么交代？你能把投诉信让我看看吗？我想看看她是怎么说的。他说，投诉信是随便看的吗？不过，我告诉你也无妨，这四封信其中两封署名是白素贞，还有两封署名是白素贞的妈妈骊山老母，内容全部都是一样的。我就奇怪了，如果不是你告诉人家的，她怎么知道你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单位地址呢？我说，她有我的名片。他说，你发给人家的？我说，是啊，我想让她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李副社长说，你把单身也写在名片上了吗？我看你是想花花人家对不对？

　　我说，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投诉信。

　　李副社长说，你觉得是什么？

　　我说，是情书。

　　李副社长说，有这样写情书的吗？我说，人家毕竟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为了显示她的含蓄和矜持，把情书写成投诉信多有创意啊，不然的话，莫名其妙地投诉别人，除非有病。他说，如果是情书，她为什么不直接写给你，而要写给报社领导呢？我说，就是啊，她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呢？

　　李副社长像橡皮筋，把脸上的笑收了回去，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你别自作多情，也别一味地狡辩，对于几封投诉信，我也没有对外声张，我今天私下叫你过来，就是和你了解一下情况，商量商量怎么处理，报社的复杂性你是清楚的，按照你的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当个副主编也不过分，但是为了提拔你这个主任，我顶着天大的压力，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出什么岔子。我说，我这个主任是不是当不成了？他说，这要看你的态度，关于你非礼人家的事情，对方说 “被迷迷糊糊地亲了一下”，其实这都什么年代了，一夜情啊，漂流瓶啊，摇一摇啊，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没有？亲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人家母女二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口口声声说是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伤，要我们必须给她们一个说法。

　　我说，她们有什么要求吗？李副社长说，她们没有具体的要求。我说，那怎么办？难道她的目的是以毒攻毒，也来亲我一口？他说，你做什么白日梦我不管，但是我建议你买些东西，先去登门拜访一下，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好好地道道歉，不让她们闹到社会上去，那就好办了，真的闹出去了，你的主任是一方面，关键害怕有人就此大做文章，无限地上纲上线，把矛头指向我，问题就严重了。我说，我怎么道歉啊？我一道歉，那不就承认自己有问题了吗？他说，对于男女关系，从来都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也没有讲道理的余地，你说自己没有问題，她说你有问题，这样的事情传出来，你说说大家会相信谁？恐怕其他人都会相信她——她毕竟是女人，又是漂亮的女人。

　　我说，妈的，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动手，如果真动手了，别说去低个头，就是给她下个跪，也是值得的。李副社长说，到底有没有亲，差别也不大，你就当是把她给那个了。我说，那个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睡了！你权当自己把她给睡了，你以睡了人家的心态去负荆请罪，保证什么事情都摆平了，而且你还是单身，你怎么讨好她，其实都不丢人，韩信你知道吧？他不钻人家的裤裆，就过不了那一关，在他荣华富贵之后，大家都以为他要报仇，但是他不仅没有杀屠夫，还感激不尽地给屠夫封了官。如果你这次表现得好，不仅仅是主任的问题，说不定还真能降服她的心，把她变成你的老婆。

　　李副社长说，你别当成道歉，权当是去约会吧。

　　我叹了口气，说我都不知道人家的门朝哪里开，我到什么地方去约会啊？李副社长说，人家投诉信上写着，在普陀区的真如镇，你不是也住在真如镇吗？那边有座真如寺对不对？你们说不定还是邻居，甚至就是隔壁的老王，那也算是天意了。

　　我拿到李副社长抄过来的地址一看，竟然是曹杨十二村，这地方位于上海西北部，确实离真如寺不远，离自己也不远，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要从那片社区的大门前经过。那是一片老式居民小区，比较破败，也没有太高的建筑，大门坐西朝东开着，向西边远远地望过去，能看到真如佛塔的大半截身子。北边是一家老年医院，南边是一家精神卫生中心，其实就是一家精神病院，时常会有行为怪异的人站在门口，手中挥舞着一根筷子，在指挥交通或者指挥交响乐。

　　我和李副社长谈完话，当时正是下午时分，秋末冬初的天气不错，天空蓝蓝的，阳光黄黄的，风已经冷丝丝的，梧桐树虽然还是绿的，但是叶子已经耷拉着，露出一副萎靡不振的表情。我没有什么采访任务，于是早早地离开报社，钻进了回家的公交车，打算从中途下来，去白素贞家那边走一趟。虽然她对自己的投诉有些荒唐，但我还是想认认真真地对待一下，以免玷污了自己的清白和误了李副社长为自己争取来的大好前程。自己从秦岭山区来到上海，从一位农民变成记者，这之中受了多少委屈，经历了多少煎熬，不就是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混出一官半职吗？有了这一官半职，自己就可以利用这点权力，更好地为遭遇不公的人抱打不平，给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帮助，而且自己这个小矮子，已经过了三十而立之年，要相貌没有相貌，要钱财没有钱财，要靠山没有靠山，如果再没有一官半职，或者干脆丢掉了饭碗，那自己不仅仅是喝西北风，恐怕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想到马上又能见到白素贞，我不免还有一丝兴奋，毕竟她的漂亮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在心里盘算着，当她打开门看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呢？她那清凉的如蛇芯子一般的目光会不会燃起一股哀怨的欲火呢？她投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财吗？是要一句道歉吗？或者说她确实想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接近我吗？那好吧，我真是求之不得，我这个单身的丑陋的男人，如今最需要的不就是女人吗？

　　在精神卫生中心门前的水果摊上，我称了几斤苹果和几斤香蕉，又狠狠心花费两百块钱买了一箱猕猴桃，然后打听着进入曹杨十二村，在小区西南角找到了白素贞的家。那栋楼没有电梯，她家住在顶层的六楼，在楼梯口安装了一道铁栅栏。铁栅栏关着，很难确定有没有上锁。我从外边敲了半天，里边没有任何反应，五楼的人家把门打开条缝，只见其声不见其人地问，你找谁？我说，我找602，她们还没有下班吗？五楼似乎有些惊讶地关上门，再没有什么回音了。

　　我下了楼。在对面的裙房里开着一家理发店，我钻进理发店准备象征性地理理发，顺便打听下白素贞家里的情况，比如她是不是上海人，家里还有没有父母兄妹，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只有了解清楚底细，才能更好地与她进行沟通，不仅仅可以消除误会，说不定还真有进一步发展下去的机会。

　　理发师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他边帮我理发边主动地问，你是来看望朋友的吗？我说，是呀，我的朋友好像不在家。理发师说，你的朋友是几楼的？我说，是602的，你知道她几点下班吗？理发师停顿了一下说，有时候晚，有时候早，不过都在天黑以后，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们刚刚认识吧？我说，其实也不算认识。理发师说，那是不是网友？我说，也不算是网友。理发师说，你不会是她新找的男朋友吧？我说，你看看，我这海拔，有可能是人家的男朋友吗？理发师说，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吧？我说，不知道。理发师说，你又是干什么的呢？我说，我是报社的，我是来采访的，你能说说她吗？

　　理发师也许看在记者的面子上，向我娓娓地讲起了白素贞。

4

　　理发师说，她已经三十多了，还没有结婚呢。

　　我第一反应是十分庆幸。首先庆幸白素贞和我一样属于大龄青年，对于女人而言三十岁是一道门槛，跨过这道门槛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了，像过季的衣服是需要打折促销的;其次庆幸她还没有结婚，自从在绿皮火车上遇到她，我认为她未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仔细一想，如果她已经结婚了，我这么莽撞地登门道歉那是多么危险。

　　大家掌握的信息都很普通，白素贞的名字当然不叫白素贞，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叫什么，就像不知道一条蛇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一样。她妈更不叫骊山老母，只是响应号召去陕西临潼的骊山下当过知青，恰恰又姓丽，大家就叫她丽妈。丽妈在骊山那边嫁了个当地的普通农民，生了个女儿就是白素贞，多年以前从一家造纸厂下岗，才带着白素贞回到了上海，在曹杨十二村买了房子，把户口迁回了上海，恢复了上海人的身份。那时候真如地区还比较偏僻，房子不到两千块一平方米，不像如今已经涨到四五万了。白素贞是在上海参加的高考，原想着考上上海的大学，以后在上海找个工作，从此也就正正经经地成为上海人了，但是高考的时候成绩不好，勉强考上一家卫生学校的大专护理专业，毕业后没有进医院当护士，而是进了一家档次极高的美容院。

　　白素贞似乎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没有人见过她爷爷奶奶，也没有人见过她爸，有人问起来的时候，白素贞总是一脸茫然，而丽妈只有一句话，她爸呀，早走了。大家不明白到底是跑掉了，还是死了。母女两个过得不好也不坏，起码是平平安安的，但是在白素貞毕业那一年，丽妈突然患上一种怪病，每次发病的那几天，整天整夜不睡觉，总是冲向小区附近的广场。

　　那个广场十分空旷，位于某区政府办公室大楼前边，丽妈每次去广场上转圈子的时候，都会因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者发现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才去广场上转圈子的。久而久之，已经分不清，丽妈先去转圈子，还是先发现了问题。反正许多问题，在大家眼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比如踩到一脚狗屎了啊，比如路上有个坑把人绊倒了啊，比如小广告把公交站牌给遮住了让人坐错车了啊，有时候是关于自己的，有时候是关于别人的，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扯来扯去就变成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情。

　　丽妈带着问题回家之后，开始一笔一画地写投诉信。丽妈在投诉信中总是抱怨说，那不是一堆狗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坑的问题，更不是小广告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是有没有人管的问题。每次一模一样的投诉信要写四封，前三封分别寄给居委会、镇政府、区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最后一封直接寄给某某市长。具体要寄给哪位市长，也根本不看他们的分工，而是看当天的新闻综合频道，如果谁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那么丽妈的投诉信就会寄给谁。这些信，不管寄给谁，层层批示下来，最后转一圈子，又会回到镇政府或者居委会。

　　据看到过投诉信的人说，丽妈的信有理有据，没有错别字，行文工整，思路清晰，给人的感觉是，丽妈还是挺有文化的，并非胡搅蛮缠之人。其实，丽妈只有初中毕业，又那么大一把年纪，是没有多少文字功底的，但是遇到不会写的字，丽妈就一个个去查字典。丽妈毕竟是绞尽脑汁的，所以边写信边撕扯自己的头发。丽妈的头发总是被撕扯得七零八落，像遭到了恶人的欺凌，或者像个患病的疯子。

　　病情每次发作的时候，丽妈都像梦游一样，过后有人问起来，丽妈只记得自己写过信和投诉的内容，很少记得自己去过广场，也不记得围着它转过什么圈子。有人怀疑丽妈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建议去小区隔壁的精神卫生中心看看心理医生，可是遭到了丽妈的拒绝和严厉指责。丽妈曾经怀疑自己，脑子里是不是长虫子了，不然也不会那么撕扯自己的头发，于是跑到医院里拍CT，做核磁共振，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丽妈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病，是你们大家都病了。

　　大家猜测，丽妈的毛病可能是少女时代落下的，因为有一年国庆节，丽妈作为青年学生代表，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本来可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但是丽妈那天偏偏感冒发烧，被一下子烧糊涂了，从而错失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从北京回来之后，丽妈就背着行李爬上火车，到陕西上山下乡去了，从此只要见到英雄们的雕像和画像，丽妈便会痛心疾首地到处乱窜。每次在外边乱窜几圈回到家，丽妈就要坐下来边撕扯自己的头发边开始写信，那时候她写的还不是投诉信，而是向自己心目中仰慕的英雄前辈汇报思想，反映自己热烈的上山下乡生活。

　　后来，新的时代开始了，记忆也随之慢慢地模糊了，所以丽妈的病就慢慢地好了。尤其迁回上海开始的那几年，丽妈的身体不仅没有出现异常，而且还活得相当快乐，天天早晨去公园跳舞唱歌，直到白素贞参加工作之后的那年暑假，丽妈和几位老知青一起，回陕西曾经工作过的造纸厂游玩。当时造纸厂关闭了，正在进行大肆拆除，昔日热火朝天的设备被抛弃在河边，像一块块锈迹斑斑的废铁，厂子中央有一座英雄人物的雕像已经不见踪影，从推倒的墙壁里露出几条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丽妈发现这一切，受到了强烈刺激，病情又复发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第五套人民币流通了，上边印着伟大领袖的肖像，这种新版人民币总会引起丽妈无限的回忆。丽妈常常像财迷一样，直直地盯着钞票两眼放光，她似乎顺着那薄薄的一张纸，看到了炮火连天的岁月，看到了英雄们前赴后继的身影，看到了血液染红的旗帜，也看到了如今在金钱面前各种各样扭曲的表情……看着看着就迷迷瞪瞪地向附近的广场冲去，然后带着个看似针尖那么大的问题，开始不停地写信，反复地投诉、纠缠。丽妈为了避免受到刺激，交代白素贞尽量把纸币藏起来，专门准备一些硬币放在家里供她们花销，因为一元、五角和一角的硬币上边没有人物，分别印着菊花、荷花和兰花。但是丽妈的病情越来越厉害，因为在生活当中，人人都在挖空心思捞钱，什么事情最后都会归于钱，所以接触到钱的机会非常普遍，而且有些人知道了丽妈的弱点，比如买菜呀购物呀，比如诈骗呀推销呀，他们一旦与丽妈发生纠纷，或者伎俩被丽妈揭穿之后，就故意掏出新版人民币，在丽妈的眼前使劲地晃个几十秒，就把丽妈给逼疯了。

　　还有一种更加可信的说法是，丽妈的病情之所以复发，与白素贞毕业之后不去医院当护士，而是为了追求高工资进美容院上班有关。在丽妈那一代人眼里，去医院多好啊，工作稳定，不吃青春饭，自己看病又方便，而且救死扶伤，在社会上受人尊重，如果遇到战争或者大灾大难，还可以上前线报效祖国。何况白素贞长得漂亮，穿着白大褂应该更漂亮。但是美容院是什么地方？是腐朽的堕落的生活场所，放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要被批判的。于是，丽妈看到白素贞就像看到阶级敌人一样，胸闷气短，唉声叹气，老毛病就复发了。

　　据大家观察，白素贞在美容院里的工資非常高，每月至少有一两万块，即使丽妈隔三岔五就去外边折腾一番，她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挺宽裕的。白素贞穿衣打扮非常讲究，经常穿着的那件蛇皮似的白裙子估计需要一千左右，肩上挎着的那只黑色背包估计是意大利名牌;她自己在美容院上班，对美容一点也不含糊，要么把头发焗成棕色的，要么把头发焗成浅红色的，多数时候是焗成黑色的，显得时尚又美丽。

　　白素贞到底在哪家美容院上班，没有人说得清楚，每次问起她上班的地方，就像当初问起她爸一样，白素贞同样一脸茫然，似乎她不是上班，而是做梦。大家不敢问丽妈，一旦有人唐突地问起来，丽妈就会撕扯自己的头发，就会朝广场那边跑。她们如此神神秘秘，或者神神道道，引起了更多的猜测，有说白素贞根本不在美容院，应该是在洗头房，洗头房是干什么的，大家都是懂的;有说她仅仅是个大专生，只能在小诊所当护士，小护士是干什么的，不过消消毒打打针而已。那她宽裕的消费从何而来呢？有可能是哪位大老板给的。大老板为什么给她钱呢？自然是她长得漂亮。大老板给她钱干什么呢？大家也是懂的。再怎么议论，对她当面还是挺尊重的，因为她毕竟孝顺乖巧，而且对左邻右舍也相当客气。

　　直到有一次，白素贞有个女同学结婚，才把她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她的女同学家在曹杨八村，由于两家离得比较近，两个人关系又特别好，那天结婚的时候，就请白素贞给她当伴娘。同学的男朋友姓吉，家住虹口区景祥路，准确地说是与景祥路交叉的西宝兴路。因为提起西宝兴路大家都不陌生，立即会联想到一家特别的又是人人绕不开的单位，那就是宝兴殡仪馆。吉先生提醒说，请她当伴娘不合适吧？同学说，你是不是嫌我胖，羡慕人家长得苗条？吉先生说，我就喜欢胖的，吃肉我也喜欢肥的，只是怕她抢了你的风头。同学说，这是结婚，新娘是我，有什么风头好抢的？

　　这位同学长得五大三粗也就算了，偏偏嫁的这位吉先生玉树临风，留着一头卷发，活脱脱是一副徐志摩的样子。在结婚当天，当白素贞穿着一袭白纱裙站在新娘新郎旁边的时候，大家都把白素贞当成新娘来起哄，说白素贞与吉先生才是型号相同的一对，问司仪是不是把人弄错了。正当真正的新娘被冷落在一边有些生气的时候，突然冒出个男人自称是吉先生的表姐夫，这位表姐夫端着一杯酒走过来，冲着白素贞说，这位弟媳妇，我好像认识你。新娘站出来说，你弟媳妇是我，人家只是伴娘，你别搞乱了。表姐夫说，我怎么会乱说啊，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白素贞说，你怎么会见过我呢？表姐夫说，你在西宝兴路上班对吗？新娘说，人家在美容院上班，西宝兴路有殡仪馆，怎么可能有美容院呢？表姐夫你是不是喝多了？白素贞说，就是的，我连西宝兴路在哪里都不清楚。表姐夫说，难道你是双胞胎吗？新娘说，人家是独生子女，怎么可能是双胞胎呢？表姐夫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她如果不是双胞胎，那我遇到她就不止一次两次，好几次是在西宝兴路公交车站，她在那里上车下车。新娘说，在那里上车下车又怎么了？吉先生插话说，我说表姐夫，你看到美女想套近乎，也不用这么老土吧？小心回家被我表姐罚跪啊。表姐夫说，我和她套近乎？还不把我吓死了！

　　表姐夫把杯子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指着新娘问，这个伴娘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新娘说，她是我同学。表姐夫说，你的妆也是她化的？新娘说，是呀，人家在美容院上班，免费给我化化妆，并不比专业的差吧？

　　表姐夫还没有听完，就哗哗啦啦地吐了一地。大家纷纷说，少喝点吧，别喝醉了。表姐夫提起酒瓶子，咕咕嘟嘟又喝了几口，然后把酒瓶子往桌子上一扔，说你们以为我喝醉了？！老实告诉你们，不是我喝醉了，而是我觉得太恶心了，你们知道这个伴娘是干什么的吗？我彻底想起来了，她不在美容院上班，而是在殡仪馆上班，她是给死人化妆的，竟然还给人家新娘子化妆，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缺德了？有人说，你真的喝醉了，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表姐夫说，证据是我爸，我爸前几年去世的时候，就是她给我爸化妆的，我爸是发生车祸去世的，鼻子下巴都被撞歪了，是她想办法把鼻子给隆起来的，把下巴给矫正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她戴着口罩，不过脖子上有两颗痣，都是三角形的。

　　脖子上长痣并不奇怪，但是长成三角形的却十分罕见。大家一齐转过头，发现白素贞雪白的脖子左边，真有两颗三角形的痣，红小豆那么大，呈暗红色，像贴上去的贴纸。大家一下子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有的说自己儿子去世的时候好像就是她给换的衣服，有的说自己老妈去世的时候好像就是她给化的妆，有的说自己老公去世的时候似乎就是她给整的容。本应该是感恩戴德的事情，大家说着说着，反而开始呕吐起来，连司仪也手足无措地坐在地上，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现场出现了可怕的沉默，并不像参加一场婚礼，而像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几分钟过后，新娘似乎明白了什么，冲上前对着白素贞扇了两个耳光，然后冲进厕所把脸上的妆给卸掉了，再出来已经素淡得不成样子，无论如何都不像结婚，倒像是披麻戴孝。

　　白素贞从头到尾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因为她确实是在殡仪馆上班，也确实是给往生之人化妆的。当时，新娘要她做伴娘，同时求她帮忙化化妆的时候，她认真地推辞过了，但是新娘说，我们是老同学呢，你怎么还想收费吗？白素贞说，不是收费的问题。新娘说，你不是美容师吗？难道你不会化妆吗？白素贞说，也不是化妆的问题。新娘说，那你啰唆什么啊？我们是同学，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不帮忙还要同学干什么啊？

　　白素贞还是答应了。其实她犹豫的，不是钱，更不是技术，而是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身份毕竟不同。人家那是喜事，无论当个伴娘，还是给新娘化妆，自己看得都是挺淡的，但是并非人人都能看得开。

　　当年，白素贞没有选择去医院当护士，而是选择进殡仪馆当化妆师，确实是看在高工资的份上，在这个视钱如命的社会，似乎只有钱能改变命运。在进入殡仪馆之后，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高工资，几乎是小护士的好几倍，但是她还是无法适应，甚至有一些后悔，有几次险些就辞职了，看在钱的分上才支撑了下来。后来，随着送走的人越来越多，她看到的死因五花八门，知道的悲剧千差万别，高大的弱小的，富裕的贫穷的，好的坏的，什么样的人生都有，她的心就变了。她明白，那不是给死人化妆，而是在给死神化妆，只有把死神化美了，那些离去的人才有尊严地离去，那些活着的人才会减轻悲伤，才不会恐惧死亡，继续活下去。所以她每次面对死神，都像面对英勇就义的英雄，必须一丝不苟，需要充满敬意，自己也生出了许多英雄气概。她觉得，在美容院就不一样，你面对的是活人，你可以嘻嘻哈哈，也可以浮皮潦草，客人不满意的话，大不了不来而已，何况最好的美容师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最好的美容术不是胭脂红粉而是精彩地活着。只要你好好活着，你就会红光满面，就会精神抖擞，就不会腐烂。

　　等理发师讲完了关于白素贞的故事，我抬起头朝着镜子里一看，发现自己原来留着的用来增加身高的一头长发，被他不知不觉地剪成了光头。理发师也许发现了我的惊讶，主动解释说，你还是留光头好看。我说，我这么矮，好看在哪里？理发师说，光头显得比较酷，矮点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惦记着白素贞，问那场婚礼泡汤了吧？理发师说，婚礼还没有结束，客人们都纷纷而散，说是觉得晦气。不过，那桩婚姻后来也泡汤了，据说结婚前为了逃离西宝兴路，两家合资在大华地区买了一套婚房，为了分割那套房子两家人打得不可开交，吉先生没有进洞房倒是进了监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说，当然不是真的，婚礼是不欢而散，但是人家过得好好的，第一胎生了个儿子，如今又生了二胎是个女儿，算是儿女双全了，关键是夫妻恩爱，不仅没有离婚，反而和新婚一样甜甜蜜蜜。理发师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记者啊，有什么东西能瞒得住记者呢？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是请了这么个伴娘，无异于请了个保护神，还有她化的那个妆是辟邪的，什么小三呀小四呀阿猫呀阿狗呀，谁还敢近身啊？

　　理发师说，原来这样啊！你这样解释也挺有道理的。

　　我说的，其实只是我的美好想象而已。

　　我离开理发师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还是没有见到白素贞回来，也没有见到丽妈回来。白素贞也许还在殡仪馆里吧？丽妈也许又去广场了吧？反正她家的那扇窗户依然是黑乎乎的。我问理发师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白纸，简单地写了一段：

　　白素贞同志：

　　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做梦，我也不知道梦的出口和入口在哪里，我更无法阻止别人的梦和我进入别人的梦。我想我们之间，如果有误会的话，可能都是因為梦，梦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也可能是一切希望的所在。但是我不怪做梦的人，要怪就怪我这个梦中人，或者是我这个把梦叫醒的人。反过来说，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又是梦的一部分。天马上就要黑了，又到了人人都想做梦的时间，此时谈论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了，无论从梦中来还是外边来，我都会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顺便申明，你的蟋蟀真不是我放走的，如果它真的不见了，自然有它不见的理由，比如回归自然。

　　给你敬礼！给丽妈请安！

　　某年某月某日

　　绿皮火车上的乘客陈元

　　我把信折叠成一只燕子，然后再次爬上六楼，连同几样水果一起，放在铁栅栏的外边。在离开的时候，我忍不住嘴馋，拿出个猕猴桃捏了捏，发现还是硬邦邦的，享受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放了回去。

5

　　又过了一个半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社会部主任迟迟没有得到任命。从理发师那里听到白素贞以及丽妈的信息之后，我对于主任的事情想开了不少，所以还和往常一样，要么背着包外出采访五花八门的民生新闻，这里帮人解解忧，那里替人出出气，偶尔待在办公室里编辑花花绿绿的报纸，在楼道里碰到李副社长的时候也只是朝他点点头，简单地打个招呼而已，并没有多少探听消息的欲望，也没有心情向他汇报发生在白素贞身上的故事。

　　有天晚上，忙到凌晨一点多，当我紧张地编完当天的版面准备下班，突然接到李副社长的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李副社长仍然是笑眯眯的，开始并不主动说话，只是盯着我等着什么。这么僵持了几分钟，他给我倒了杯水，然后无关痛痒地说，今天版面内容不错，尤其是那个标题很温暖。

　　在报社，除了暗访类的舆论监督之外，我主要联系的条线是民政、妇联、残联和慈善，我采访的新闻或者编辑的版面，几乎全是温暖的和有帮助的信息，我不喜欢那些打打杀杀的太猎奇的东西，我认为新闻对老百姓来说应该是有用的，我要拨开阴云和忧郁，让人看见阳光和雨露。我当天编了两个版，至少有七八个标题：环卫女工正在扫马路时，有人捧着九十九朵玫瑰向她求婚;六旬男子抱着八旬母亲，坐在医院大厅里排队候诊;公交司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车稳稳地停在路边救了一车人的命……我不明白李副社长指的是哪一条，所以我说，领导想说的恐怕不是标题吧？

　　李副社长低头喝水，似乎要把整个人都埋进水杯里，说你去见白素贞了对吧？我说，你说的是哪个白素贞？他说，你又开始装了！你给人家买了不少水果，有香蕉，有苹果，还有猕猴桃，花了不少钱吧？我说，奶奶的，好几百块呢，我这辈子对自己也没有这么大方过，你看看是不是应该让报社给报销一下？他说，你还说了“对不起”是不是？我说，不是说的，是写的好不好！他说，人家说你留下的信，不仅字写得漂亮，而且不愧是个诗人，我就奇怪了，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诗人？我说，人家是谁？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人家来信了，表扬你了。

　　我说，你说的是她还是她妈？李副社长说，和上次一样，既有她也有她妈，人家说你还在百般抵赖，什么梦里梦外的，虽然没有多少诚意，但是接受你的道歉，关于你非礼人家的事情就过去了。我说，我再次申明，那不是事实。他说，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你道歉了，那页就算翻过去了。

　　我说，这还差不多。

　　李副社长说，不过嘛，新情况又来了。

　　我说，什么新情况？李副社长说，你想想还有什么新情况？我说，不会哪辆火车脱轨了，也要怪在我的头上吧？他说，火车脱轨还轮不到她们来投诉你。我说，还是她们？你说的新情况还是白素贞？

　　李副社长说，除了小白，你难道还有小青？我给你说吧，这次你这个主任，我看有些玄乎了。我说，反正我也看淡了，玄乎就玄乎去吧。他说，你以为仅仅是个主任吗？ 如果你破罐子破摔，或者不负责任的话，不是我吓唬你，恐怕连我也会受到牵连的，你知道我们报社的老社长马上退休了，按理说应该由我这个副社长来接替，可是许多人盯着这个位子，这个轻重你应该懂吧？我说，我们小记者懂什么呀。

　　李副社长说，放在平常，你亲一口白素贞，就是睡了白素贞，也不算什么事情，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哪怕是一根针，也会被人放大再放大，把它变成千斤顶，把我给活活地顶到半空。前几天党委开民主生活会，有一位副书记知道投诉信的事情，说人家除非吃饱了撑的，不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投诉你？要么说明你真有非礼人家的问题，要么说明我这个分管领导在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时的态度不积极、不实诚、不公开，对于投诉，如果查证属实，这不仅是党员的作风问题，也是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是我们选人用人的问题。这话的意思，你听出来了吧？你是谁招聘来的？是我招聘来的！这次主任是谁提出来的？是我提出来的！那么你出了问题是谁的问题？自然是我的问题！

　　我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上纲上线吗？而且白素贞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李副社长拉开抽屉，从里边取出五封信推到我的面前，笑眯眯地说，人家在表扬你的同时，又变本加厉地投诉了你。我说，还是说我非礼她？他说，当然不是的。我说，那说我睡了她？他说，你没有那个本事！我说，是不是投诉我买的猕猴桃太硬了？他说，人家说放两天已经软了！我说，是不是投诉我买的苹果不甜？他说，人家说陕西洛川苹果甜得很！我说，那投诉我什么？他说，这次啊，人家回过头投诉你在绿皮火车上，把人家的蟋蟀给放走了。

　　我气愤地说，又是诬陷！

　　李副社长说，人家诬陷你？你真没有见到过她的蟋蟀？

　　我说，我听到过吱吱的叫声，以为是什么虫子钻进了火车，你知道那正是虫子到处乱窜的季节。李副社长说，人家没有说错啊，人家有两只蟋蟀，原来是成双成对的，那只“男朋友”不见了，另一只就太孤单了。我说，蟋蟀难道没有长腿吗？不见了就得找我？他说，软卧当时只有你们两个人，不是你放走的，就是她自己放走的。

　　我说，不管怎么样，不就一只蟋蟀吗？用得着写这么多信搞我？李副社长说，上次四封，这次五封，有一封直接寄給了副市长！我说，写给副市长的信怎么跑到你副社长手中了？他说，按程序一级级批转下来的。我说，领导那么忙，为一只蟋蟀批来批去，也太无聊了吧？他说，信访无小事，这怎么是无聊？！而且别小看一只蟋蟀，最贵的有几万元。我说，你吓唬我吧？这些破虫子，在我们乡下，拉屎的茅坑里都是的，我给她捉几只回来不就行了？他说，你有点常识好不好？当时是夏季，现在是秋末冬初，捡几片树叶子方便，捉一只蟋蟀可不容易。

　　我说，那就等到明年夏天，我保证还她一百只。李副社长说，等到明年夏天黄花菜都凉了，我暂时捂一月两月可以，终究要闹到报社层面的，其他领导一插手就复杂了，而且人家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人管，她们还会继续信访。我说，让她们信访啊，上海不行还有北京呢，北京不行还有中南海呢。我的脑海中，突然浮出了理发师讲述的故事——白素贞她妈在写这些信的时候，也许在她妈的潜意识里，信不是写给副市长的，而是写给英雄前辈的，目的并非投诉，而是汇报思想，说白了就像呓语，和自己向自己汇报思想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李副社长说，人家还说了，不排除去广场拉横幅。我看这母女两个不像是说着玩的，到时候横幅一拉，上边不管是谁的责任，到时候有些人就会拿着鸡毛当令箭，责令你公开赔礼道歉是轻的。我说，那严重的呢？他说，严重的，是给你真真假假地整一堆材料，不管你在梦里还是梦外，亲了人家一口还是十口八口，给你安一顶猥亵妇女的帽子，也不管你放走了一只蟋蟀还是偷走了一头牛，再给你扣一顶盗劫财物的帽子，到那时候你百口莫辩，哭都来不及了。

　　我说，你也太夸张了吧？

　　李副社长说，你是记者，你认为我夸张吗？

　　李副社长说得有些夸张，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案例也并不少见。

　　我伸手去拿信，被李副社长给挡住了。他说，信你就别看了，我给你一周时间，早点处理早点安心，不然夜长梦多。我说，他妈的，真是倒霉透了，领导你有什么建议吗？他说，第一个方案是，你先去西藏南路、中山北路、灵石路、武宁路，在几个大的花鸟市场看看，据我所知，在夏天的时候，蟋蟀的生意都很兴旺，如果你的运气好的话，碰到一只两只长寿的，就买回来给她送过去。我说，万一真像你说的，几万块一只怎么办？他说，现在不是斗蟋蟀的季节，真有人养那么一两只，也只是自己玩玩而已，所以不会那么贵的，万一有人故意哄抬价钱，那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要紧，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我说，万一她们较劲，非要原来那只，那又怎么办？他说，那说明她们精神有毛病。

　　我真想说，她妈的精神确实不正常，想想还是把这句话咽下去了。

　　李副社长说，最好是启动第二方案，你就打感情牌。我说，什么叫感情牌？他说，你天天上门，今天给她妈买点水果，明天给白素贞买束鲜花，后天给她们家修修下水道，大后天给她们家清理清理空调，天长日久不信她们还好意思投诉你。我说，还有第三方案吗？他说，当然了，最理想的，就是打亲情牌，必要的时候以身相许。我说，以身许谁？他说，当然是女儿了，反正你是单身，她们孤儿寡母的，你随便追一个。我说，李社长啊，你还说我低俗，你们这些领导不仅低俗，而且缺德。他说，听我把话说完！追上小的，当媳妇;追上老的，当干妈。

　　两个人聊完天，走出报社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三点了。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有一弯下弦月悬挂着，清清淡淡得像即将融化的冰块，夜风由凉爽早就转为寒冷，不禁吹得人有些发抖。往日骑着共享单车回家的时候，我总是注意着两边的夜行人，或者是稀稀落落的灯火，这天晚上，我留意的却是街道两边的绿化带。我在仔细地倾听着绿化带，哪怕是已经躺在床上了，似乎仍有吱吱的噪声似的声响，隐隐约约地含含糊糊地传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虫子的鸣叫。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我草草地吃过早饭，迷茫而又兴致勃勃地出发了。我要照着李副社长提供的几个地址，逐一地去逛一逛。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真正地逛过花鸟市场，因为对我们这些外来人而言，花鸟鱼虫和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我的生活就像一只瓶子，只适合用来装水，而不适合插花。装水是为了在口渴的时候喝上一口，而插花是为了在悠闲自得的时候慢慢地欣赏。

　　我专门买了一张地图，百度了几家花鸟市场的具体地址，然后由远及近地一家家地跑过去。我去西藏南路的时候，人家摊主正在侍弄几盆菊花，有些鄙视地说，现在几月了啊？！我去中山北路的时候，人家摊主正在喂养几只小鸟，有些冷冷地说，你是玩蛐蛐的人吗？我去灵石路的时候，人家摊主正在擦拭几只花瓶，有些漫不经心地问，你想要蛐蛐？我说，是啊，你这里有吗？人家问，你能出什么价钱？我说，价钱可以商量。人家就拨通电话问，你那只蛐蛐还在吗？怎么不在了啊？呵呵，好可惜啊。摊主放下电话告诉我，那只蟋蟀是他八月份从山东宁津县收购来的，当时八百块卖给一位姓黄的玩家，哪知道那只虫子生性好斗，可以说是百战百胜，给黄老板赢了几十万，所以比赛结束之后，黄老板把它当成退伍的英雄一样，给它治伤，给它洗澡，买鳜鱼和大龙虾之类的美食，捣成肉泥给它养老，天气转凉之后，在阳台上专门建了一间玻璃房，安装了空调，但是毕竟虫子的命，还是逃不过节气，立冬不几天就死了，黄老板把蛐蛐埋在公园里，还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葬礼。

　　最后一次，我来到武宁路花鸟市场，原来做蛐蛐生意的一家门店，已经改做乌龟王八生意了。摊主笑着说，你买乌龟吧。我说，我要买蛐蛐。摊主似乎不明白我的話，还是笑着说，乌龟寿命长，又便宜，而且好养。我有些沮丧，在离开这家门店的时候，我想起了李副社长，又想起了白素贞和丽妈，不过这次想起的白素贞，已经不在奔驰的绿皮火车上，而在一间安静的房子里，她的面前摆着一具尸体，身上覆盖着雪白的床单。

　　我转身买了两只小乌龟装进蛐蛐罐里。我认识这种乌龟，它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停地长大再长大，足可以大到我们无法预料的程度。我毫不犹豫地又买了一箱葡萄和一箱橙子，然后打着出租车向曹杨十二村赶去。

6

　　当我第二次来到白素贞家楼下的时候，时间还在下午，天气非常好，白云在楼顶一动不动地堆着，感觉整个世界都轻飘飘的，有些天堂的样子。六楼的那道铁栅栏如今是开着的，我进去敲了敲靠西的那扇门，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声控灯似乎坏了，使劲地弄出再大的动静也不见亮，所以楼道里有些暗淡，甚至有几分恐怖。

　　我放下水果和两只乌龟匆匆地下了楼。回到楼下，发现那家理发店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大意是家里要办喜事，暂时停业七天，七天之后回来，免费开门三天，所以请邻居们耐心等待。有一位中年妇女，站在我的身边告诉我，理发师回家结婚去了。

　　理发师家是南通那边的，原来是个当兵的，从部队退役之后，开了这家理发店，谈了个上海的女朋友，在普陀区一所小学当老师。两个人谈了七八年，和正常夫妻都差不多了，但是理发师提了不下十次的亲，每次都被女朋友的父母给轰出来了。父母不答应，主要嫌弃理发师是个外地人，又没有正式工作。直到前几天，有人主动做媒，想成全这段苦命姻缘。其实也不是做媒，而是写了几封信，两封寄给了市区两级妇联，投诉父母干涉婚姻自由，往小里说是老封建，往大里说是违法的，而且给上海人丢脸。我们的城市精神是什么？是海纳百川！人家理发师，多好的一条小溪，正准备奔流入海呢，你死活不接受，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大海的胸怀，充其量是个带着偏见和歧视的小水潭子。另一封寄给了女孩的父母，说外地人多好啊，他的父母亲戚都不在身边，你们把女儿嫁给他，不等于白白捡了个儿子吗？起码和倒插门女婿是一样的。人家原来是保过家卫过国的，据说还立过几次三等功，如今凭手艺开理发店，也算响应政府号召自主创业，而且无论战争年代还是革命年代，头发天天长，胡子日日新，除非天生是个秃子，不然哪怕天王老子，十天半月都要理发。理发的时候又不可能把头卸下来快递给网店，所以，理发店多稳定啊，理发师多有前途啊。顺便说一句，不是吓唬你们，小伙子长得那么帅，女孩排着几里长的队在盯着，我给你们五天时间，如果再不答应，那么，我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他，他的理发店就在我家楼下，我对毛主席发誓，这是上天注定的……这个媒人，在信中放了一张自己女儿的照片，女孩的父母收到那封信，又看到如花似玉的照片，也许是开窍了，也许认识到包办婚姻是不对的，于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了。理发师害怕夜长梦多，第二天就带着女朋友办理了结婚证，第三天就回南通大摆酒席入洞房去了。

　　我说，真不错！这个媒人是你吗？

　　中年妇女说，我哪里会写信呀。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是不是六楼的？中年妇女说，是的，我们也有点意外，你是来理发的吗？我看你的头发也不长，就等理发师回来吧，到时候不仅有喜糖吃，还可以给你免费呢。

　　我抬起头，看了看六楼的那扇窗户，说我不是来理发的，而是来找六楼的。她说，你是报社记者对吗？你前些日子来过一次，还买了不少水果，我都听说了。我说，你都听说什么了？她说，听说她们投诉你非礼，你给她们道歉了。我说，你是谁呀？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她说，我是居委会的，我姓刘，叫刘万清，前一届主任辞职了，我目前代理主任工作。

　　刘万清指了指理发店外边的一张长条椅，示意我们坐下来聊聊。

　　刘万清说，你可能不知道，她们母女两个每次写投诉信的时候，都会抄送一份给我们，就是她们不抄送给我们，上级部门也会把情况转给我们，让我们帮忙做做调解工作。我说，她们投诉我的事情，你们相信吗？她说，相信不相信已经不重要了，真真假假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不给个说法，她们就没完没了啊，你非礼人家的事情解决了，放走蛐蛐的事情又出来了，你把蛐蛐的事情解决了，她们接着又会投诉别人，这叫按下葫芦起了瓢。你是记者，见识多，如今社会这么混乱，大家为了利益，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国家也在治理整顿，但是擦个屁股，都要花费时间，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就拿她们投诉的牛皮癣小广告来说吧，我们刚刚费尽气力清理干净，一夜之间，又贴上去了，而且用的是强力胶水，想要撕下来，比治疗牛皮癣都难。所以，我们最头痛的，不是她们投诉了什么，而是她们什么时候不再投诉了。

　　我说，就没有其他办法吗？刘万清说，我们几乎把办法都想遍了，开始以为是女儿的主意，心想年轻人，总归是有单位的，只要找到她的单位，让单位找她谈谈话，给她施加一些压力，但是只知道她在美容院，具体在哪家美容院，我们四处打听过，没有一个人清楚，也派人跟踪过她，她像个潜伏的特务似的，出门就把我们甩掉了。我说，她不是在殡仪馆吗？她说，那是后来才知道的。如果她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了自己的饭碗和前途，或许就好办了，但是偏偏在殡仪馆和死人打交道，我打电话给她单位，你知道单位怎么说吗？说她那不是投诉，是伸张正义，是啄木鸟捉虫子，对社会生态是有益的，你们不表扬就算了，还想让我们出面阻挠，那好啊，我们直接开除她，你愿意来这里上班吗？

　　刘万清唉声叹气地说，我们在小区里遇到她，怎么问她，她不解释，也不吱声，被问多了，她就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你问我妈去吧。我们在广场上堵住丽妈。我们趁着丽妈没有犯病的时候，一了解，那些信和女儿无关，都是丽妈自己写的。我们比对过笔迹，确实都是丽妈写的，开始丽妈一个人署名，自从女儿的身份暴露之后，丽妈就把女儿的名字也加上去了。我们劝丽妈，有什么要求都好说，千万别再写信了，我们工作做得再好，你一封信就是孙猴子的一棒子，就把白骨精打回了原形，什么功劳都被否决了，所以优秀党员、文明单位、领导提拔，什么都被搅黄了，上一届的居委会主任就是看不到前途辞职的。但是丽妈说，你们觉得我投诉有理，那就赶紧解决问题，而不是层层推诿，和和稀泥，把老百姓根本不放在心上;如果觉得我胡搅蛮缠，甚至是违法乱纪，那就把我抓起来，关进监狱算了。

　　刘万清说，有阵子，真把人逼上了绝路，也想把丽妈抓起来，但是那么一把年纪，似乎精神又有问题，抓起来出点事情，那更不好收拾了。何况真要抓丽妈的话，也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人家除了正常地写信投诉，绕着纪念碑转转圈子，念几句口号，也没有其他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我们为了感化丽妈，过年过节带着东西上门慰问，但是人家說，你们看看我们困难吗？我们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心领了，慰问品是绝对不收的;我们给医院打过招呼，丽妈去看病，直接一路绿灯，不用排队，但是人家说，来看病的，谁不急啊，我为什么搞特殊？我们偷偷地把她们的小区物业费给免除了，但是人家发现了，分文不少地都补上来了。丽妈犯病了，去广场上绕圈子，我们派保安跟在后边，像保镖一样保护丽妈，万一摔倒了也好扶一把，但是丽妈说我腿脚好着呢，你们有那些力气，多去抓抓小偷吧。最后，她反过来告我们一状，说我们没有原则，在败坏社会风气。

　　我说，人家挺有自尊的，她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刘万清说，问过了，丽妈在犯病的时候，就呼喊那句口号;丽妈在清醒的时候，说她们没有目的，如果说有目的的话，就是想端正风气，想让大家多关注民生疾苦，想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我说，目的也是挺纯正的。

　　我感觉丽妈有时候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们记者风里来雨里去，不说是为民请命吧，起码是想做一些善事。

　　刘万清说，丽妈每次送投诉信到社区来，我们居委会像对待锦旗一样，双手接过去;如果遇到吃饭时间，都要留她在食堂用餐，而且把她一路送到门外。大家怕哪个环节不周到，就会成为她的投诉对象，一旦成为她的投诉对象，那就没完没了。她家是602室，601室原来住着一个女孩姓米，也是南通那边的。小米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去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天天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小米平时打扮得花枝招展，尤其喜欢穿着高跟鞋，每次上楼或者在家里，高跟鞋敲打得楼板咚咚响，就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说高跟鞋叩在地板上，像两台挖掘机一样恐怖，把钥匙插进锁孔里的声音太大，像一把刀插进插出那么刺耳，吵得大家失眠睡不着。丽妈听到反映，也不找小米沟通，每隔几天就写三封投诉信，一封寄给区里，一封寄给居委会，一封寄给女孩的公司，搞得小米在公司非常难堪。丽妈在投诉信里说，这种不顾别人感受的人，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必须清理出党的队伍，以免影响党的形象;如果是领导干部的话，就应该给予记过处分。当时小米恰好处于预备党员公示期，所以入党的事情就泡汤了。小米被处理之后，丽妈把寄给公司的那封信改寄给了公安局。她说这样的人，打扮成那个样子，扭着水蛇腰，路都走不直，天天半夜三更回来，怀疑是不是在外边做皮肉生意，要求公安部门予以严查。公安局通过居委会回复说，经过深入调查，人家是良民一个，之所以天天在公司加班，是因为公司是做外贸的，和客户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差。丽妈把这封信又改寄给了市里，投诉的对象又加上了公安局，说公安局不作为，包庇坏人。小米赌气，不仅不注意，还故意放摇滚，把整座楼都弄得颤巍巍的，像吃了摇头丸。居委会无奈，去做小米的思想工作，说你去报个芭蕾舞的培训班吧，费用我们给你报销，只求你上楼下楼的时候，尽量像跳舞一样踮着脚尖。后来，小米还是屈服了，再回家就把高跟鞋脱下来提在手上，像贼像猫又像在跳《天鹅湖》。再后来，心想还是搬家算了，到房产中介挂牌出租或者出售，但是中介听说对面住着这么个邻居，哪里还敢代理啊。

　　我说，最终怎么解决的呢？刘万清说，我干脆也叫她白素贞吧，自从白素贞在殡仪馆的工作被暴露之后，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小米被吓得不敢回家，家里人从南通赶过来，天天堵在楼道，朝602身上吐唾沫，把垃圾堆在602门口，在602门上贴符咒，说是从真如寺请来辟邪的，逼着602搬家。她们投诉归投诉，除了钻钻牛角尖，处事还是温和的。601又是符，又是骂，小米的弟弟还拿着刀，有几次守在602门口，搞得她们心灰意冷，也想把房子卖掉或者租出去，重新找个安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去房产中介挂牌，因为房子里住着个神经病，又住着个给死人化妆的，这样的房子哪有人接手啊。最后，还是居委会出面，给小米每月补贴两千块钱，让她在公司旁边租房子搬走了，这套房子居委会和物业租下来当成了库房。

　　我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刘万清说，是啊，大家开始寄希望于丽妈把病看好，后来嘛，我们说一句不近人情的话，只好等着丽妈哪一天不在了，世界就真正的太平了。

　　我听到此处，头皮有些发麻，问她们母女一般什么时候在家？刘万清说，我也不清楚，说实话吧，有时候在家，也不见得给你开门。我说，为什么呀？她说，原来白素贞身份没有暴露，家里还是挺热闹的，自从身份暴露之后，连政府部门来做调解工作的，推销的，也不愿意上门了。

　　刘万清说，其实她们也挺可怜的，白素贞她爸的情况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是陕西的，和你还算老乡。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陕西的？她说，也是信里写的，她们在信里什么都写了。我说，我长的这副德行呢？也写了吗？她说，当然，她们说你不足一米六。我说，她们眼睛还挺毒的，所以嘲笑我是三级残废对吗？她说，人家说你像童话里的小矮人。

　　我笑了笑说，这还是投诉信吗，怎么感觉像是表扬信啊？

　　刘万清也笑了笑说，从写信的角度看，还是挺有水平的，丽妈毕竟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知青。白素贞在上海有不少亲戚，直系亲属就有个舅舅和两位阿姨。出事之前，舅舅阿姨经常带着表哥表妹来串门子，谁家添丁呀做寿呀升学呀升官呀发财呀，去酒店摆几桌子的时候，少不了要邀请她们母女参加。还有白素贞的同学朋友，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她这朵校花不参加似乎就不完美。自从出事之后，白素贞就被当成笑话传开了，舅舅指着她的鼻子一顿臭骂，说你给活人化妆还好，给自己化妆也行，偏偏给死人去化妆，这和阴曹地府里的牛头马面有什么区别？我限你三天之内辞职，不然就没有你这个亲戚。白素贞说，辞职可以呀，但是谁来养活我们？你们来了又吃又喝又拿的，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舅舅说，想想过去，我就恶心，你不辞职，我宁愿饿死。白素贞自尊心大受伤害，不服气地嘟哝着说，你饿死了不需要化妆吗？人总有死的时候，又不会长生不老！舅舅听了，上前就给白素贞一个耳光。从此之后，所有的亲戚像不认识她似的，偶尔遇见了不吱声也不点头，有人问起白素贞的情况，他们愤愤不平地说，她呀，早死了。久而久之就再不联系了，更别说是来往了。白素贞的同学朋友更干脆，有任何聚会不仅不再通知她，还删除了她的联系方式，把她的微信拉进了黑名单，甚至连同学之间的合影照片，也把她给剪掉了。

　　大家有任何事情都躲着白素贞，不再提起白素贞。不小心提到白素贞，就有人出现呕吐，时间一长，似乎就没有这个人，或者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只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7

　　大朵大朵的白云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消失了，太阳把天空像口锅一样烧得红彤彤的。

　　刘万清说，尤其是白素贞的男朋友，莫名其妙地跳进黄浦江自杀了。

　　我彻底被震住了，问为什么要自杀呀？

　　刘万清说，有人说是得了忧郁症，也有人说是被鬼缠身了，她男朋友也是陕西人，比你高不了多少，黑不溜秋的，人很憨厚，有点像《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在一家装修公司当设计师，她和她妈两个人都叫他小徐。

　　我听了有些吃惊，问是言午许吗？名字是不是叫许仙？

　　刘万清说，还许仙呢，你以为她真是白素贞啊！她们投诉你的时候用了个笔名叫白素贞，是你给人家起的绰号，不过，她的长相像白素贞，气质倒是非常像条蛇。

　　白素贞的男朋友小徐跳黄浦江的那天，是两个人认识两周年纪念日，准备去东方明珠上边的旋转餐厅吃饭，半年前预订位子的时候，白素贞的身份还没有暴露，连男朋友小徐也以为她在美容院上班。小徐有时候要去接她下班，她就坐一站公交车或者步行，远远地来到中山北路某家美容院前边等着。小徐问她工作的地方，她下巴就朝着美容院指一指;小徐要去美容院看一看，她就生气地说，有什么好看的，那里边全是美女，你是不是想花心啊？白素贞的身份暴露之后，小徐并不清楚，虽然发现有些人的眼光十分异样，也没有太往心上去。但是白素贞的心态变了，开始总说自己工作忙，尽量减少两个人的约会，两个人真正约会的时候，她又说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心情不好，两个人除了拉拉手、抱一抱之外，她死活不让小徐亲她。小徐觉得非常奇怪，问她是不是变心了？她说，我怎么可能变心呢，只是得了口腔溃疡，我们两个人一亲啊，就把溃疡传染给你了。

　　小徐说，是溃疡，又不是艾滋病，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唾沫是消毒的，我给你消消毒吧。

　　白素贞说，病从口入，你可不要看不起溃疡，发展下去有可能就是癌症。

　　白素贞再怎么说，每次一见面，花前月下的时候，小徐还是不管不顾地抱着她亲个没完没了。

　　白素贞每次和小徐亲热的时候，包括拉手、拥抱和抚摸，内心尽量保持着愉悦感，感觉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影响她的幸福。比如好多人，还走上前去，深情地亲吻那些离去的人的尸体，而自己再怎么样，毕竟是活生生的干净的人。但是一想到被蒙在鼓里的小徐，她的良心还是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竟然把那些亲密动作的渴望慢慢转化成了恐惧，她的整个身体都会瑟瑟发抖。

　　有一次，白素贞再也忍不住了，使劲地推开了小徐。她退后几步，眼泪汪汪地说，你真是个傻瓜！小徐一头雾水，说你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想法？她说，什么是进一步的想法？小徐说，那个呀，人家谈恋爱，都会那个的对不对？白素贞说，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能不能把我的身份先摸清楚？小徐说，你的身份不就是我的女朋友吗？她说，你知道你的女朋友是干什么的吗？小徐说，你是搞美容的呀。她说，你知道我都给谁美容嗎？小徐说，你给那些爱美的人呀。她说，他们确实是爱美的人，但是他们是爱美的死人！小徐说，我不懂，你是不是受人欺负了？她说，不是人欺负我，是我骗了你，我上班的地方，不在中山北路，而是西宝兴路。小徐说，我还是不懂，单位在哪条路上不都一样吗？她说，其实我在西宝兴路的殡仪馆上班，这下你懂了吧？

　　小徐说，你在殡仪馆上班？

　　白素贞说，是的。

　　小徐说，你在殡仪馆上什么班？

　　白素贞说，给死人化妆。

　　小徐说，给死人化妆？死人需要化妆吗？

　　白素贞说，我对不起你，我们分手吧。

　　小徐明白过来的那一刻，他一下子呆住了，内心的火焰瞬间结成了冰块。那天告别的时候，他强忍着没有出现呕吐那样的反应，但是不敢直视她的脸，不敢直视她的嘴唇，尤其不敢碰她的手，似乎她的手指上还残留着死亡的气息。

　　小徐沉默了几天，还是不同意分手，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大家都在制造垃圾，就必须有人去扫大街？既然大家都会大小便，就必须有人去掏大粪;既然大家都会死，就得有人送他们最后一程。掏大粪的人就不能吃饭了吗？和死人打交道的人就不能好好活着吗？

　　小徐不仅道理这么讲，也确实想做到不在乎，但是心里慢慢地起了变化，当他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心，把她的舌头揽入自己的嘴里，他总觉得昔日的那只手和那条舌头，不再是条火热的充满诱惑的鱼，而是冰冷的有点毛骨悚然的蛇。甚至在亲热的时候，他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是一位身体僵化的老年人，已经失去了某种激情和冲动。

　　在两周年纪念的那天晚上，他们两个约好了在东方明珠上边碰头。小徐要求去接她，被她拒绝了。当她自己乘着超速电梯爬上267米的旋转餐厅，看着前来用餐的基本都是情侣，他们那么缠绵，那么浪漫，那么开心，那么热闹，她一下子泪流满面。但是，她还没有坐下来呢，在迷离的灯光下，就发现一个身影，特别像她昔日的朋友。朋友面前摆着蛋糕，蛋糕上点着蜡烛，应该是庆祝生日来的。她不敢前去确认，送上自己的祝福，只好转身离开了。她怕自己的出现，给朋友带来不快，也给小徐带来尴尬，于是打了个电话，说上边太吵闹了，而且转来转去的，还没有两圈呢，把人就给转晕了，还是重新找个僻静的地方随便坐坐就行了。

　　他们离开之前，顺便去滨江大道散了散步，这里毕竟是模糊暗淡的，多数又是外地来的游客，所以更显得自在一些。那是个秋天的夜晚，天是那么澄澈，月是那么白，风是那么凉爽，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是那么迷离，水上的游船开来开去，宛如航行在仙境一样。他们顺着江边，朝着清静的方向走，他一会儿拉着她的手，一会儿又放下她的手，她的手真像蛇一样，在他的手心不停地游动……他们两个人都沉默着，其实她有话要说，她想告诉他，她多么想换一份工作，但是咨询过一些招聘单位，包括几家民营医院，当人家发现她在殡仪馆工作过的时候，立即就拒绝了她，连护士都不要她。但是她不想看到他的痛苦，还是决定干到月底就辞职，哪怕当乞丐也要辞职。他也有话要说，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他前几天去看心理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如今已经在吃一种叫瑞必乐的药片。

　　两个人都还没有开口呢，先是白素贞失声痛哭，随之是小徐也失声痛哭。他们像瞬间解冻的火焰，已经顾不得什么了，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紧紧地抱在一起，边哭边吻了起来。她双手吊住他的脖子，眼睛迷离地睁开又闭上，闭上又睁开;他俯下身子，以脸贴着她的脸，把她的一切都揽进怀里。他们吻得那么激烈，吻得那么放肆，吻得那么天长地久。

　　他们缓缓地旋转着，似乎要飞起来了……

　　正在这么吻着吻着的时候，小徐突然一把推开白素贞，向后边一步步地退着，退着。当他再无路可退的时候，突然一个转身，像跨栏的运动员，轻松地越过栏杆，扑通一声跳进了黄浦江，卷起一朵小小的浪花不见了。

　　经历了这么大个弯子，白素贞表面上似乎一切如常，但是心底已经变了个人似的。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之后再回家，据说是不愿意碰到任何人，或者说是不愿意给任何人添堵。也难怪呢，小区里的人遇到她，都远远地躲着她，孩子不睡觉不做作业，父母就拿她来吓唬他们，所以小孩子见到她就哇哇大哭。她外出的时候，能步行的尽量不乘车，要乘车也尽量躲开高峰时段，要坐火车也尽量坐软卧包厢，因为软卧包厢人少清静。

　　刘万清说，那趟火车上多少人啊，你们两个能遇在一起，也许上辈子是冤家，这辈子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8

　　不管什么时候回家，白素贞就再不出门了。除了去殯仪馆上班，她和这个世界好像再没有丝毫的关系了。可能因为孤独寂寞吧，她晚上下班的时候，总会拐进小区前边的绿化带，带些剩饭剩菜喂喂流浪猫。后来，她离开的时候，总有几只流浪猫恋恋不舍地跟着她，过马路，进小区，上楼，她不忍心抛弃它们，干脆把它们一只只地逮回家去了。

　　丽妈对于收养流浪猫非常赞同，不仅去菜市场买点剩鱼剩肉，捡些被人抛弃的猪下水，回家给这些猫准备一日三餐，还给它们洗澡、梳头、除虫。丽妈把那些猫当成孩子一样打扮得干干净净，空闲下来就和它们说话，讲自己的过去，讲英雄们的故事，讲世界伟人们的传奇。丽妈唠叨最多的，是原来怎么怎么样，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尤其提到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的事情都禁不住要抹眼泪。她常常哀叹着告诉那些猫，说原来人心都是肉长的，是热的，是红的，是软的，是有感情的，流出来的时候是会让人疼痛的;而如今呢，你们知道人心是什么长的吗？是秤砣长的！秤砣是什么？是铁疙瘩！铁疙瘩是什么样子的？是硬的，是黑的，是冰凉的，是沉甸甸的，咽下去会把人噎死的。

　　喂养流浪猫的那阵子，丽妈的病就没有复发了。

　　她们母女收养的流浪猫很快达到五十多只，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乱跑乱窜，有的趴在窗台上嬉戏，有的躺在阳台上撕咬，同时叫起来鬼哭狼嚎，尤其到了发情期，半夜三更不睡觉，放肆地求偶和交配，像有几十个饥饿的婴儿一起啼哭，让左邻右舍坐卧不安。有些婴儿跟着彻夜哭闹，有些小夫妻一时性起，跟着一夜贪欢;有些老年人干脆早早地起床晨练，打太极、舞剑、跑步去了。关键是风一吹，整个小区就散发出一股尿骚味，还有细小的毛发在空气中飘浮着。

　　好多居民就联名向居委会投诉，说再不管管这群猫，他们都会变成疯子，也要去广场上转圈子了。居委会硬着头皮在菜市场找到丽妈，说你整天投诉这个投诉那个，要这个说法，要那个说法，现在好了，人家联名投诉你，你说怎么办吧？丽妈说，投诉我们什么？你们看看这些猫，原来没有家，下雨刮风，餐风露宿，多可怜啊。居委会说，再这样下去，可怜的就是小区居民了。丽妈有些意外地说，小区还有居民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大家怀疑，丽妈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为这个小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她的女儿白素贞，有时候恐怕连她女儿白素贞都不存在。

　　居委会说，天啊，全小区一千多人呢，你不会以为就住着你们一家吧？丽妈说，不管有多少人，我养在自己家里，花的是自己的钱，这是在做善事对不对？居委会说，我们承认你保护小动物是公益行为，但是严重干扰到了别人。丽妈说，干扰别人什么了？居委会说，不说尿骚味熏天，也不说毛发乱飞，仅仅是撕心裂肺的猫叫春的声音，整夜整夜不停点，谁还受得了啊？丽妈说，这些猫不睡觉吗？居委会说，就是啊，你们难道不睡觉吗？丽妈说，被你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它们为什么整天不睡觉呢？居委会说，你还记得吧，601的高跟鞋，你都受不了，何况这么多的猫爪子挠人家的心窝子，所以你得体谅体谅别人。

　　丽妈问，你们要杀掉它们吗？居委会说，这太残忍了，它们毕竟是你的朋友，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丽妈问，你们要抛弃它们吗？居委会说，建议还是送人吧。丽妈说，送给谁？居委会说，可以让好心人来领养。丽妈说，如今还有好心人吗？搞不好被他们领回去假冒羊肉，卖羊肉串了怎么办？居委会说，羊肉与猫肉味道不一样。丽妈说，难道你吃过猫肉吗？居委会说，猫肉多恶心，谁敢吃啊！丽妈说，那你怎么区分它们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居委会怕被绕进去了，所以说，你看这样行吗？我们在公共绿化带里，专门开辟一块地方，搭几间小木屋，花花草草的，景色也好，你们把它们养在绿化带里怎么样？居委会把利害分析了一遍，又提出这么个解决办法，丽妈也就答应了。

　　最后，在绿化带深处选了个僻静的角落，搭起一排小木屋，设了一圈栅栏，成了流浪猫的新家。等到那些猫入住之后，许多老猫都生了小猫，加上自动投奔过来一批，队伍很快壮大到一百只左右，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养猫场，白素贞干脆取了个名字，叫猫猫咪蒙收容所。

　　有人来问，开养猫场，经济效益如何？丽妈说，我们分文不入，而且还是贴本的。有人就问，你骗人的吧？亏本生意谁做啊？丽妈说，我们不是做生意，我们是做公益。有人就问，养猫算什么公益？猫又不用抓老鼠。丽妈说，猫可以防止妖魔鬼怪害人。不久之后，果然有个老板来问，你这些猫卖不卖？我们可以高价收购。丽妈说，它们又不能看家护院，你收购回去干什么？老板说，猫皮细腻、柔软又有光泽，剥下来可以做大衣，猫肉补虚劳、祛风湿、解毒散结，割下来可以加工食品。丽妈说，你们还是剥自己的皮、割自己的肉吧，现在的人怎么这么缺德，都掉钱眼里去了。

　　半年不到，悲剧就发生了。

　　那天早上，上海非常冷，下着零星小雪，丽妈按照往常的习惯，风雨无阻地先去菜市场，然后带着碎骨头烂肉去喂猫。以往看到丽妈来了，猫都会扑到栅栏边，欢快地叫着。但是那天早上一片寂静，丽妈以为它们嫌冷，躲在窝里睡觉，或者商量好了要开一个玩笑。丽妈把猫屋的门打开，把猫食扔进去，吆喝一声“开饭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丽妈拾起一根竹竿，朝着里边捅了捅，说你们这些畜生，还知道开玩笑啊，快点醒醒出来吃早饭吧。

　　丽媽终于发现了异样，它们东倒西歪地一动不动地躺成一片，像一只只被掏空的枕头。

　　当丽妈意识到它们已经死了的时候，老毛病立即就犯了。丽妈像清扫战场的士兵，左手提着两只猫，右手提着两只猫，左肩膀挂着两只猫，右肩膀挂着两只猫，口里吐着白沫，眼里冒着雾气，跑步冲向广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转到中午，最后瘫痪在地上，被保安送回了小区。回到家之后，丽妈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边铺开信纸开始写信，整整写了一天的信。写了一遍不满意，再写第二遍，第二遍不满意，又写第三遍，直到完全满意为止，然后抄写了九封。

　　当天凌晨四点不到，在太阳刚刚露出半个小脸蛋的时候，丽妈把信一封封贴上邮票，投进了邮政信箱。

　　白素贞听到这些猫一夜之间全死的消息之后，不仅仅是惊讶，简直是被吓坏了，她蹲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她不知道到底是谁害死了她们的猫，虽然天依然很冷，还下着小雪，但是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家，也没有合眼，而是坐在猫猫咪蒙收容所前边的草坪上，背靠着一棵合抱粗的香樟树，拿出一把小木梳、几包湿巾纸和自己平时化妆用的口红，借着昏暗的路灯，给那些猫一只一只地化妆。

　　白素贞不仅给它们整理凌乱的毛发，给它们擦去眼角和嘴角的污垢，给它们的嘴唇涂上口红，还掏出指甲刀，给它们剪指甲。其中有四只猫，可能是被同伴抓伤的，也可能是在挣扎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咬伤的，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口。她必须回家，带一点针线过来，给它们缝合一下。这是一名合格的化妆师必须做到的，她不能因为死亡者的身份卑微，比如如今的几只猫，就忽视它们遗体上的残缺。这毕竟是告别世界，是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她必须追求完美。她的动作是那么熟练，是那么深情，是那么神圣，是那么一丝不苟，和她在殡仪馆里一模一样。

　　太阳高高地升起来，似乎没有经过那个夜晚，也没有下过那场雪。这些被整容化妆之后的猫，看起来那么光彩照人又那么疲惫，像刚刚参加完一场盛大的宴会，吃饱了，喝足了，睡着了。

　　这么多的猫同时死亡，虽然没有死人那么重要，但是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死的不是一般人的猫，而是这家投诉专业户的猫，上级部门十分清楚，肯定会遭到投诉的，所以在没有收到投诉信之前，主动开会研究对策，派人前来解剖化验，对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最后把相关情况专门通报给了丽妈——化验结果显示是食物中毒。

　　居委会来传达意见的时候，丽妈说，你们这是推脱责任对吗？食物是我亲自喂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居委会说，是呀，怎么会中毒呢？丽妈说，我看是别人下的毒。居委会说，人家为什么要下毒？丽妈说，有人嫌它们吵闹。居委会说，原来你养在家里吵闹，如今你养在绿化带，关他们什么事情啊？丽妈说，有人要剥皮吃肉，有个老板来过几次，他的嫌疑很大。居委会说，那人家为什么不逮活的啊？有毒的肉怎么吃啊？你仔细想一想，你前一天是怎么喂它们的。丽妈说，它们天天吃鱼吃肉，应该也吃烦了，我想让它们尝尝新花样，就去花鸟市场给它们买了一些猫食，你们都爱吃爆米花对不对？那些猫食很像爆米花，你们不信可以去花鸟市场调查。

　　居委会派人和丽妈一起赶到花鸟市场，没有想到那家店铺经营不善已经关门了，不过在门面上写着销售内容：不仅包括狗粮猫粮，也包括老鼠药和杀虫剂。居委会说，他们正在关门大处理呢，你确定他们卖给你的就是爆米花而不是老鼠药？丽妈说，他们当时在清仓处理，不可能这样缺德吧？居委会说，也许是无意的。居委会说，死了这么多猫，虽然不是你的本意，但是你也逃脱不了干系，有个动物保护组织你知道吧？我们不是吓唬你，在国外虐待几只蚂蚁，都要吃官司的。丽妈说，蚂蚁也是命呀。居委会说，所以呀，你肯定会遭到投诉的。丽妈十分懊悔地说，哪里轮得到他们投诉我啊，我自己投诉自己好了。

　　丽妈的病情越来越重，几乎每隔两天就去广场转上几十圈，然后躲在家里写信，内容都是一样的，是关于给一百只流浪猫沉冤昭雪的，不过，投诉人是自己，被投诉人也是自己，感觉像是一封封忏悔书。

　　这一次，丽妈不仅仅写投诉信，还去居委会询问处理结果。居委会说，你自己是投诉人，你自己又是被投诉人，你还要什么说法啊？丽妈说，一百只猫啊，没有说法怎么行。居委会说，那你说怎么处理吧。丽妈说，是赔偿，还是法办，我听政府的，你们政府不能不作为。居委会说，你一定要说法，我们的说法就是，人生难得不糊涂，冤家宜解不宜结，其实大家都是无心之错，所以双方各退一步，彼此达成谅解。

　　丽妈说，谁谅解谁？

　　居委会说，你自己谅解自己。

　　丽妈说，关键是我自己无法原谅自己。

　　刘万清说，丽妈折腾了将近一年，最终放下流浪猫事件的原因，也许是你倒霉，恰巧遇到了你，而且你又恰恰欺负了人家的宝贝女儿。

　　听完故事，我隐隐感到心痛。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她们把流浪猫放下，而把我当成她们关心的目标，毕竟我和她们之间，与这个世界之间，关乎的仅仅是一个吻和一只蛐蛐，并不关乎生死。

　　两个人聊着聊着，天就接近黄昏了。刘万清突然用胳膊顶了顶我的腰，指了指小区的大门悄悄地说，快看，终于回来了。我说，谁回来了？她说，还有谁啊？白素贞她妈呀！我顺着刘万清的目光看过去，丽妈因为逆着夕阳，显得十分耀眼;她的头发稀少，而且仅仅雪白雪白地留在两鬓，所以像个剃着阴阳头的巫师;她右手提着一桶食用油，左手提了个塑料袋，里边装着两个南瓜，也许太重，也许本身就是驼背，头差不多挨上了脚背，像一条受伤的蚯蚓，两头勾在一起，也像一只铁环，在身后拖着比自己冗长两倍的影子，摇摇摆摆地朝着这边滚了过来。

　　刘万清迎了上去，扶着丽妈说，哎哟大妈呀，你去哪里了啊？丽妈说，除了阴曹地府，你说还有什么好去的吗？刘万清说，你家来客人了，我们都等大半天了。丽妈朝四周望了望，有些怀疑地说，我们家只有仇人，哪里会有什么客人，你这居委会主任算什么客人？刘万清说，我当然不是客人，是人家报社的这位记者。

　　丽妈再没有吱声，也没有抬头看我，吃力地拐进了楼洞。

　　刘万清拉住我，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们别上去了吧？我说，为什么？她说，阴森森的，你不害怕吗？我钻进楼洞的时候，天一下子黑透了，上到二楼的时候，也许是声控开关坏了，也许是反应迟钝，无论怎么跺脚，灯都没有亮，楼道显得有些恐怖。

　　刘万清还是蹑手蹑脚地跟上来了。

　　我对白素贞家的印象并不坏，甚至还有一些好感。她家那套位于六楼的两室一厅，估计也就七八十平方米，但是因为地板、门窗、窗帘都是白色的，而且打扫得十分干净，布置得十分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加上又南北通透，所以非常敞亮。厅里摆着一张大方桌，两边各有一把太师椅，还有个小小的书柜，都是红褐色的。据丽妈自言自语式的介绍，这都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红木家具，当年从陕西搬家回来的时候，大方桌太宽，进不了门，有人建议先把四条腿锯断，等搬进门之后再安上，但是遭到了白素贞的反对，最后就想了个办法，把它从窗户吊上了六楼。大方桌上摆着一只大茶壶，是青花瓷的，上边有幅画，画中有个年轻人，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腰间有一只黄挎包，上边印着“立志农村干革命”;茶壶旁边摆着两只白色洋瓷缸，上边印着“为人民服务”。有一间卧室的门开着，里边有一张书桌，有一张木板床，也都是古典式的，床里边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我认得那是学生时代的白素贞。

　　开始的十几分钟，丽妈并无什么异常，和普通的串门子一样，又递糖果，又递花生，又递苹果——这些东西盛装在盘子里，好像早就预料到有人光临，而提前准备好了似的。

　　丽妈的话不多，还有几分慈祥，似乎我和她女儿之间，根本没有坐过那趟绿皮火车，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联系，她们的那些投诉是不存在的。也许为了打破沉默，也许是自言自语，丽妈拿出两块抹布，埋着头，边象征性地擦着窗台、桌子和地板，边简洁地和我们说话。丽妈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带的那些水果总共花了多少钱，她必须把钱还给我。丽妈在家里翻了半天，似乎在找钱，终于从储存罐里倒出一堆硬币，哗哗啦啦地装进一只塑料袋，递给我，说你数数吧。我说，阿姨，你在笑话我吗？丽妈说，我最怕占人家便宜了，这样晚上会睡不着觉的。

　　对于我带去的两只小乌龟，丽妈并没有客气，她拿出一个空着的玻璃鱼缸，先用水冲洗了几遍，再接了半缸水，拿出两颗鹅卵石放在水中，然后把两只小乌龜放了进去。丽妈盯着鱼缸，似乎对着爬来爬去的小乌龟说，你当记者累不累？我说，不累，一点都不累，能尽量帮帮别人，还是挺开心的，以后不管有什么需要，阿姨你尽管吩咐。丽妈说，你家是陕西哪里的？我说，我家是丹凤县大庙村的，从骊山，经过蓝田，翻过秦岭就到了，阿姨你在骊山那边下过乡，有没有去过我们那里？丽妈说，你今年多大了？我说，已经三十多了。丽妈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我长成这样，谁看得上我那不是缺心眼吗？

　　唯一的异常发生在我们离开之前。丽妈泡了一壶茶，说那是西湖龙井，刘万清在喝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大茶壶，大茶壶就像着魔了似的滚了几圈，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刘万清十分紧张，说大妈呀，我明天给你买个新的。我说，你明天就赔个新的吧。刘万清说，轻轻地摔下去，怎么就碎了呢？我不是故意的啊。我说，你当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丽妈听到砰的一声，似乎被针扎了一下，就再也没有吱声了。

　　丽妈神情恍惚地跪在地上，把碎片一块块地捡起来，颤巍巍地捧在手中。不小心，她的手被划破了，血汪汪地朝下流，整个房间十分安静，滴滴答答的声音清晰明了，像从丽妈身体里跑出来的脉搏。

　　刘万清脸色惨白，拉了拉我，示意我赶紧撤离。白素贞还没有回家，我有些犹豫，我想见到她，又害怕见到她，如果见到她之后，我会说什么，她又会说什么，我的心里还会产生和从前一样的反应吗？

　　从白素贞家出来，天空西边挂着个月牙，像快要融化的一块冰。我说，你以前去过她们家吗？刘万清说，今天是第一次，没有你陪着，我可不敢，刚才恐怖吧？我说，恐怖在哪里？刘万清说，你没有注意吗？那只大茶壶落在地上，在地上转了好几圈，才忽然碎掉的，像不像中邪了？我说，多好的人家，人家窗明几净的，我看是你们想得太多了。刘万清说，也许吧，反正局长、区长和镇长，各个部门的干部也来了不少，每次来都通知她们去居委会，好像还没有人上过楼呢，这么多年了，据我掌握的情况，就你来拜访她们，而且还带着礼物。我说，我们不诚心的话，人家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刘万清说，不是不诚心，是你个头不大、年龄不大，胆子倒是挺大的。我说，因为我是记者。

　　刘万清有些神秘地說，记者又不是钟馗，有什么特殊的吗？我看啊，你和她们之间没有这么简单，而且还没有完呢，不信你等着瞧吧。

?9

　　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上海真正地进入了冬天，不仅仅寒风刺骨，还有一些下雪的迹象。因为元旦和新年将近，从四面八方寄来了许多核桃玉米花生之类的年货，这都是那些得到帮助的采访对象们对我的一点心意，我依旧像过去一样，把它们都拿出来和同事们分享。

　　尤其让人开心的是，那个无臂校长和那个寡妇已经选定日期，在正月初六要结婚了。父亲传来喜讯的时候十分欣慰地说，你没有福气娶人家寡妇，但是你救了那所学校，校长本来是要辞职的，但是假肢一安啊，吃饭，穿衣服，给孩子上课，生活和正常人一样，干什么都不影响了。我说，谈恋爱呢，受不受影响？父亲说，影响个屁！估计小寡妇把孩子都怀上了。我说，他们手脚挺麻利的啊。父亲说，你自己不成器，如果当初听我的，我差不多可以抱孙子了。我说，学生呢？学生怎么样了？父亲说，你运回来的那些书，他们整天抱着看呢，而且已经学会了电脑，他们用电脑写了好多信，说是要寄给你，你收到了吗？

　　我读到那些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禁不住想哭。

　　除了好消息，也有不好不坏的消息。报社再没有接到关于我的投诉，不过，好几个月前的那辆绿皮火车似乎还在晃晃悠悠地朝前开着，围绕着车上发生的“案子”和社会部主任的提拔，对我的考察和调查也在明明暗暗地继续，在元旦过后不久，终于有了结论，在类似英雄模范一般的评价之外，依然给我罗列了一地鸡毛：比如不注意言行举止，把油腔滑调当成幽默风趣啦;比如不注意个人卫生，在十米之外就能闻到臭味啦;比如经常收受采访对象的小恩小惠，变相进行有偿新闻啦;比如在新闻线索的选择上，朝陕西那边没有原则地倾斜，有失公允啦。总共有八条，最后一条，说我喜欢盯着几位高个子美女同事的胸脯——我真想解释，我这个不足一米六的小矮人，如果按照正常的角度扫射过去的话，恐怕命中的就不是胸脯，而是更加危险的部位……

　　报社在开会研究处理意见的时候，李副社长不得不叫停会议，和即将退休的老社长关起门，面红耳赤地理论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拍了桌子。我那天还在外边采访，是关于一家医药公司制造抗癌假药的线索，当我以医药代表的名义进入公司，准备做最后一次取证的时候，身份遭到了怀疑，被保安扣留了，在他们搜身的过程中，为保护别在上衣口袋上的微型摄像头里的证据，我和他们发生了小小的摩擦，我的嘴角被打伤了……我给李副社长偷偷地发送了一条微信和定位，让他赶紧派人来营救我，好久没有收到他的回复，我直接拨通了他的电话，在这个免提的电话里，就清晰地听到了拍桌子的声音。

　　几个小时后，我在保安室里发现了一张《解放日报》，它竟然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说，你赶紧放掉我吧。保安说，你不老实交代你的身份，我为什么要放掉你？我说，因为我是诗人，你看看今天的报纸，上边就有我的诗。保安翻了翻报纸，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笔名叫陈仓，诗的题目叫《遛狗》。保安说，怎么证明这是你写的？我说，我可以背下来。保安说，你背吧。我就摇头晃脑地背了起来：我牵一只土狗/她牵一只洋狗/我们相遇在一条十字路口/两条狗在来来往往的街上/一眼就认出谁是人谁是狗/它们欢叫着跑到马路中央/搂着，抱着，亲着，闹着/如果有手，它们肯定会像人/握一下，再握一下/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就算认识也不会和狗一样如此亲密/我与她吆喝着把两只狗各自赶开/希望它们和我们一样/各摇各的尾巴，各走各的路/我们要把人类的冷漠/像病一样，传染给我们的狗……

　　保安说，哎呀妈呀，你真是诗人？我说，当然了。保安说，不瞒你，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当个诗人。我说，所以啊，你扣留诗人是不对的。保安说，那我就豁出去了，不管你是什么来头，我也要放掉你，不过委屈你先去上个厕所，厕所那边有个后门，你从后门赶紧溜吧。离开之前，保安主动和我添加了微信，说要好好交流交流，不几天时间，我就以帮他发表诗歌为名，把这个保安给策反了，让他把公司如何造假药、造了多少假药、假药都销往了哪里，统统地给我揭了个底朝天。

　　这是其中的小插曲，不提也罢。

　　报社的处理结果可想而知，我的社会部主任没有通过，理由是我不适合管理岗位。另外，针对我的八宗罪，要求李副社长找我进行诫勉谈话。当天晚上十一点多，李副社长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依然笑眯眯地盯着我嘴角的血迹，我也笑呵呵地看着他眼睛里的失意，僵持几分钟之后，他说了句，走吧，下班！我说，没有了？他说，是啊。我说，诫勉谈话呢？他说，谈完了啊。

　　李副社长带着一箱啤酒，在苏州河边找了个清静的地方，让我看着幽暗迷离的河水陪着他默默地喝酒，直到天亮，即使喝醉了，他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笑眯眯地盯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

　　李副社长也没有如意接班，照旧笑眯眯地当着他的副社长。接班的是一位副总编，姓银，他之所以能当社长，白素贞她妈的那沓投诉信以及那趟永远无法抵达终点的绿皮火车功不可没，他对“亲嘴”、蛐蛐与作风问题之间的关系研究到了相当专业的程度，在各种层面的会议上反反复复地引用。他每次提到这件事都是眉飛色舞，说吃不到葡萄惹了一身骚，苍蝇不咬无缝的蛋，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在干部任用上，品德是第一位的，品德有问题的人，都要一票否决……他没有点我陈元的名，但是在整个报社以至于上海滩的媒体行业，我已经像条漂在水面的好色的鱼，又腥又臭又酸，大家碰见我，总是嘿嘿一笑，不问“吃了吗”，而问“亲了吗”。有一次，他甚至想把白素贞和丽妈请到报社来，说是主动接访，实质上是煽风点火，鼓动她们把事情闹大，好在丽妈不太好联系，加上李副社长极力反对，说你把“疯子”请到报社，闹出点花花肠子无所谓，万一闹出点人命来怎么收场？

　　最终，才把影响消除在“不任命”的范围内。

　　对于李副社长，我是十分内疚的，如果不受我的连累，他已经坐上社长的位置，最直接的好处，不用像夜工作者那样，从来看不到日出，无法亲身体会什么叫“东方红太阳升”。至于我自己，对主任这顶乌纱帽早已经毫无激情了，我更在乎记者的身份，如果不当记者，我这个侏儒简直就是蚂蚁，任何人抬起脚都可以把我踩得粉碎。只要能当记者，我的名字就会带着光亮在人们的眼里出现，比起白素贞或者一条白蛇来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消极，很快把“抗癌假药”的新闻稿啪的一声放在了李副社长的面前。李副社长翻了半天，被不良企业草菅人命的行为气得直拍桌子，不过劝我说，还是算了吧，如今报纸都不景气，说不定哪天就关门了，你为了这样一家破报纸，如果把命搭上去不值得……

　　时间又过了两周，当我义无反顾地轰轰烈烈地干掉那家公司，正准备再买些水果去白素贞家看看，或者去那家理发店理个发的时候，在一个风很大、天很冷的下午，我突然接到居委会刘万清主任打来的电话，她无比沮丧而又急切地说，你赶紧过来一下吧。我说，为什么呀？刘万清说，还不是为了丽妈呀！我说，丽妈又投诉我了？刘万清说，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她家的事吗？我说，怎么不记得，你把人家的大茶壶摔碎了。刘万清说，是啊，就因为那只大茶壶，丽妈已经不投诉你了，而是使劲地投诉我，我们那天一转身，丽妈就发病了，捧着一堆碎片，跑到广场上转圈子，转完圈子回家开始写信，说我对她们不满，对“立志农村干革命”不满，是故意把她们家的大茶壶给摔碎的。

　　我说，你不是故意的吧？刘万清说，丽妈说我是故意的，我赔了一只景泰蓝，丽妈说那只大茶壶非常具有纪念意义，是去北京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购买的，我在网上购买了一只仿制品，被丽妈一眼就看穿了。我问丽妈，那到底怎么办？丽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用那只大茶壶，水我根本喝不下去。我说，你喝的是水，又不是茶壶。丽妈说，茶壶不一样，水的味道就不一样。我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味道？丽妈说，我要原来的味道。我说，原来的味道在哪里？丽妈说，在我的那只大茶壶里，你还我大茶壶就行了。我说，你的大茶壶已经摔碎了，除非你让我回到过去。丽妈说，我也想回到过去，最好回到三四十年代，那样的话我就扛着枪去前线。

　　我说，你又不会穿越，怎么回到过去啊？刘万清说，是啊，所以丽妈绕来绕去一直告到现在。我说，我也不会穿越，让我过去也没有什么用啊。刘万清说，丽妈指名道姓要你过来，而且还要带着你们报社的新社长，赶紧过来吧。我说，去她家里吗？刘万清说，丽妈在广场上，你再不来就出人命了，必须带上你们的银社长啊！

　　我在赶往广场的路上给李副社长打了个电话。李副社长说，人家点名叫银社长，那你就问问银社长吧。我给银社长打了个电话，银社长说，她又不是市长，我凭什么去见她？

　　这座广场北面是区政府大楼，南边是一家展览馆，西边是会议中心，东边是一条大街，街上车水马龙，正中心有座纪念碑，旁边是一根旗杆，上边的红旗正在迎风飘扬。人们已经把南边的展览馆围得水泄不通，我远远地看见并不高的楼顶上，站着一个人，拉着一条横幅，上边隐隐约约地写着“为某某申冤”。

　　我爬上了楼顶。丽妈说，你来了？我说，是啊。丽妈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怎么不记得，你是白素贞她妈，有个笔名是法力无边的骊山老母，据传樊梨花和穆桂英都是你的弟子。丽妈说，你说反了，她们都是我的师父。我说，你曾经告过我。丽妈说，我告过你吗？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说，你不记得是假的，你今天来这里是不是为了那只大茶壶？丽妈说，那只大茶壶多好看啊。我说，阿姨，我说几句心里话行吗？丽妈说，你说吧。我说，那种款式已经过时了。丽妈说，好东西会过时吗？我说，而且刘主任也不是故意的，我觉得那是天意。丽妈说，什么叫天意？我说，天意就是顺其自然，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看看，天这么冷，风这么大，你一把年纪，爬得这么高，万一摔下去，比大茶壶严重多了。丽妈说，我今天来，不为大茶壶。我说，那你为什么啊？丽妈说，对于我的举报，原来他们还会狡辩，我这次寄出去的信，他们竟然屁都没有。我说，那是他们不对。

　　丽妈说，所以我要为你申冤。

　　我很吃惊地说，我有什么冤啊？

　　我终于看清那条横幅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我说，我活得好好的，已经够幸运的了。丽妈说，你这孩子，你还不冤枉吗？我说，我哪里冤枉，我怎么不知道呀？丽妈说，那家火锅店关门，是你干的吧？我说，是啊，老板扬言要灭掉我，我又不是一只蚊子，有那么好灭的吗？丽妈说，那个无臂校长呢？现在怎么样了？我说，老婆估计已经怀孕了。丽妈说，前几天，那家制药公司呢？我说，他们塞给我五万块，竟然想蒙混过关……

　　丽妈说，你这样的人，不是黄继光邱少云，起码也算无名英雄，我要是市长区长，就给你塑一座像，竖在广场上。我说，阿姨，你看看我有多高？丽妈说，1米55左右吧。我说，你的眼睛简直就是尺子！你说说有我这么矮的英雄吗？丽妈说，怎么没有？但是你们单位为什么连个主任都不给你，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丽妈说，我是你们的读者，你们社长呢？社长为什么没有来？我说，他们忙。丽妈说，让他们继续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