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明四家”之一的绘画大家仇英是个异数，相对于沈周、文徵明、唐寅，他既不擅长诗、又不能文，也不工于书法，唯以丹青妙笔拔群出萃。
仇英出生于江苏太仓（今属江苏苏州）一个贫民家庭，幼年时，他和其他孩子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酷爱绘画。身边没有老师的指点，他就对着实物自行描摹，因为天赋出众，这些无师自通的画作看上去倒也有模有样。
等到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家人便开始为他将来的生计做谋划，知道他喜爱绘画，就让他跟着一位漆工师傅做学徒。学习漆工就要学习识色、调色和图案设计，这些对他而言，正合心意。他学得很快，不久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漆工，请他做彩绘栋宇的人很多，通过几年的省吃俭用，他也有了一些积蓄。
只是在内心深处，仇英更喜欢的依然是绘画，对于在宣纸上走笔晕彩有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执着。为了圆自己做画家的梦想，十几岁的他就离开太仓来到苏州，希望在这里为自己寻一位老师。
初到苏州，仇英依然是以漆工为业，凭着精湛的技艺，他很快就在一家漆作坊找到了工作。尽管做漆工非常辛苦，可是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每有闲暇，他必会跑到书画装裱店和字画古董店观看店中的字画，顺便听听别人对这些书画名家作品的点评，再仔细地观看这些画，暗暗记在脑中，晚上回去凭记忆画下来。
去的次数多了，那些店里的老板也就留意起这个衣着寒酸、只看不买的小伙子，其中不免有些人会对他白眼相加，也有人对他这种勤学精神很是赞赏。也就是在这些书画店中，仇英偶遇了文徵明，经过简单的交谈，文徵明对他关于书画中用色的见解极为欣赏，与他结为忘年交。
有了文徵明的赏识和提携，仇英很快结识了吴门画派中几位重要的画家，正式开始以绘画为业。等到文徵明进京时，还特意将仇英引荐给了大画家周臣，请周臣多加关照。看到仇英为人踏实勤奋，周臣正式将他收为弟子。
周臣的画风承袭了南宋院体的风格，构图洗练紧凑、墨色清润，这段学习经历为仇英的绘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周臣还有一位特别出名的弟子就是唐寅，作為早已名闻天下的才子兼画家，唐寅对这位匠人出身的小师弟照顾有加，时常指点一二。等文徵明再见到仇英时，仇英的画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有了文徵明、周臣、唐寅等人的提点和帮助，年纪轻轻的仇英很快就声名远播，成了青年画家里的翘楚。
文徵明画《湘夫人图））时曾邀仇英为之设色，仇英反复画了两次都没有达到文徵明想要的效果，最后还是文徵明亲自设色才达到理想的效果。
通过这件事情，仇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后发奋在设色上深研微探，使自己的作品设色鲜妍又不流俗，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因为是工匠出身，对于诗书一途毫无功力，仇英就只能在绘画上付出全部的心力，尤其是在临摹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他临摹的作品完全可以以假乱真。有实力又有许多名家提携，他的临摹作品深受当时的收藏名家欣赏，请他临摹前人佳作的应接不暇，不过对他而言，这也是绝佳的学习机会，可以开阔眼界又有大把银子可赚。
不久，昆山一位姓周的著名收藏家就成了仇英的第一位赞助人，将他接入府中专职创作。在周府的六年时间里，仇英进步神速，与这位收藏家也相处得极为融洽。之后，另一位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又将他聘入府内，专司临摹。在与这位收藏家相处的几年里，仇英有机会看到了更多的前人画作，他一面细心临摹一面认真学习，画艺得到进一步提高。
临摹的作品多了，仇英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和创作意识，虽然后来他的作品中也常常会有临摹的作品，却不是一味地抄袭前人的作品，而是在保留题材的基础上，加上个人的艺术创作，这其实就和文人画的取其意、遗其形的理论不谋而合。
《清明上河图》是宋人张择端的作品，所绘的是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生活实景，而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则是明代江南地区的生活情景，虽然构图布局参照了张择端的形式，但是其中的城墙、运河、茶肆酒楼、洗染坊等无不透露着苏州地区的明显标志。尤其他还采用了自己最擅长的青绿山水的技法染色，使得画面充满了“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的春天气息。
如果说张择端将宋人的生活场景截取片段留给了后世参详，那么仇英无疑是将明人的风俗和生活鲜活地记录了下来。文徵明看到这幅画后不仅撰写《清明上河图记》，还赞这幅画：“后之览者，当即以真本视之可也。”虽然他的摹本不如张择端原本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却也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这就是再创作后赋予作品的新生命。
一次，某收藏家得到了一卷赵孟頫的书《以般若经换茶诗》，可惜保存得不好，已经破烂不堪，经文也不知所踪。于是，他请文徵明补写了一篇《摩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请仇英画了赵孟頫以经换茶的情景，文徵明的长子写了跋文将此事记录下来，次子也在此卷上留下题跋。
文徵明的长子和次子在当时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文人，可以说文氏一族都在力挺仇英。有了这么多的助力，仇英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远远超过了老师周臣。当时资助仇英的还有昆山和苏州的两位大富豪，因此他的画在收藏界非常抢手，许多请不到他的人就学他的风格，或者假冒他的作品，以至于后世他的画作假款非常多，甚至有人用周臣的画挖去签名换上他的名字。
可就是画作如此抢手的仇英，却有着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他是明四家中最末的一位，也是名气最小的一位，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最小，而是因为他的出身。
自苏轼提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的主张后，许多文人开始加盟画坛，文人画在之后的数百年一直是画坛主流。明四家其他三人都是诗、书、画全能的文人画家，仇英画画却只敢在角落里落下一个小小款识，不用别人开口，他自己就知道矮人一头，即便是参加文人的雅集，不会吟诗的他也很难真正融入其中。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提出画坛的南北宗论（南宗是文人画，北宗是行家画）时，仇英就是很令他头痛的一个人物。仇英的画恰好介于画师与文人画家之间，他得到过文徵明和唐寅的指点，设色典雅，画中有士气，却又不能算真正的文人画家。虽然最终董其昌将他贬抑地划人了北宗，却又在看他的画时忍不住称赞：“近代高手第一”“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仇英的字）”。
观看仇英的画作，就会发现他的画中每一个皴擦、每一点虱都法度森然，一丝不苟。没有了诗、书的辅助，他只能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安放在画中的每一笔上，他的画有一种近似虔诚的工整，那是他对作画的赤诚与挚爱，这样的画者怎能不是画中高手，怎能不被后世铭记。
编辑/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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