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号召人们向当时的苏联学习，口号是“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要美化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号召女性穿花衣，越鲜艳越好。我们研究院领导动员女同志先美起来。我们是院里最年轻的女性，当然更在动员之列。
　　
　　由于我们来自农村，过惯了简单朴素，老气横秋没有朝气农村生活的原故，不但一下子美不起来，鲜艳不起来，如果美了、艳了反而有一种很不自在甚至别扭的感觉。说实话，出身于农村的女孩子，突然来到繁华的都市，不会美，不知道怎么美，想美也有个过程。为了响应号召，美化自己，我们四人分别买来我们认为“够鲜”的两块颜色各异的格子布料，每人做了一件式样较新颖的上衣。李和群她俩喜欢深咖啡色。我和陈的布料颜色显得幽雅清晰，呈淡蓝色，穿起来使人神情气爽，精神大方。我们四人穿着两种格子的上衣，为我们在户外活动添姿增辉了不少。
　　
　　我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重大节日都会举行大会和游行，每逢五一、十一更是大庆，我们几乎年年参加沈阳市的大游行，我们四人都穿着这件花格子上衣，都被安排在院部队伍的最前列，以显示游行队伍蓬蓬勃勃的朝气。
　　
　　这件格子衣，给我们四人带来了“名气”。我们哪怕是平常行动一般都是出双入对，在行进途中，或者在集体活动场所，院部同事们一眼就会认出“没错，那是四位湖南姑娘！”有的还对我们说：“从远处看，你们的个头、形象，加上穿同样的花格衣服，真像两对双胞胎，特有风味！”由于我们平常在院里表现都比较好，集体行动多，加之着装相似，在群众中不知不觉地无形的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
　　
　　1956年10月我出差山西太原后，返乡到衡城探亲时，我自1953年与男友分别后第一次相会就是穿这件格子上衣。在我们那个年代，真正做到了节约资源，物尽其用，有了新衣就更加珍惜，所以我们这件衣服成了我们接人待物，串门走访的正式“礼服”。如果拿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格子布衣，甚至没人瞧得起的土布衫罢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逐渐开朗，以及经济条件的好转，我陆续添置了花色布料连衣裙，一件高档价格较贵的短袖花绸子旗袍。这件花了我1/3工资的旗袍，成了我的最贵重的物品，最时髦的夏装。由于沈阳夏日太凉爽，绸子旗袍没能发挥它应的作用，只能穿了几个小时，便一直沉压箱底。
　　
　　1958年调回南方衡城工作，炎热的夏天旗袍可有它“用武”之地，虽然我已为人母，但我的身材体型还算适中，这件旗袍也曾为我“风光”过几天。可惜的是没留下穿旗袍画面，供读者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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