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一个人哪能两次落到同一条河里呢？我偏偏就落了两次。”

　　阿贵妈对阿贵的老婆，也就是她自己的儿媳妇阿珠说。

　　这话她不是第一次说，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话她还会絮絮叨叨地说很多次，不管阿珠听不听得懂。

　　这话最早她是从自己的女儿阿意，也就是阿贵的妹妹那里听来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候阿意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阿意的脑子比一村人的脑子都摆在一起还要好使，阿意从书里看见的东西，比别人站在山巅上看见的还要多。

　　阿贵妈嫁过来的这个村子，据说在雍正和乾隆爷手里出过五个进士，所以得了个“五进士”的村名。“文革”的时候，改成了“胜利村”。那只是文件上的事，乡下人叫顺了口，依旧叫五进士。民不举，官不办，就一直叫了这么些年。清朝的事，年月太久，终是考证不得了。村里年寿最高的，就数九十二岁的杨太公，他倒是真真切切地知道，从他记事起，这里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老人们聚在一处时，就免不得叹息，说一个破村子，原本就受不起那么大的福分，怕是先人把老天的氣数都耗尽了，后世就没得大出息。直到后来阿意考上了大学，众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其实，阿贵妈最早从阿意那里听到的那句话，并不是这个版本。阿意的原话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话也不是阿意的话，阿意说原话是一个叫赫拉克利特的古希腊人说的，意思是万事万物都无定性。一个人第二次踩进同一条河里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人了，而水，也不是先前的水了。

　　阿贵妈当时是听懂了的，她好歹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读过初中的。只是这话经过阿贵妈的耳朵，存到她心里，存得有些时日，就渐渐地变了味，不是起初的样子了。等阿贵妈再把这存了十几年的话翻出来，讲给儿媳妇阿珠听时，词虽然变得不多，意思却全拧了。阿意说的是世间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更，阿贵妈说的是日子怎么绕过去，就还会怎么绕回来，啥也不会变，因为人绕不过命。

　　阿意考上大学的消息，是云和的外公外婆先知道的。等阿意揣着录取通知书回到五进士村，已是两天后的事了。阿贵妈早让阿贵爸把家里的那头牛宰完了，全村每一户人家，都在仰头等着分到一碗肉。阿意还没走到村口，老远就闻见了香味。

　　牛是阿贵家村前村后地借了五千块钱买下的，已经在山上放养了大半年，原本想再等个一年半载，再养壮实些在集上卖了，好给阿贵说媳妇。那一阵子的市价，一头好牛能卖个一万多块钱。而阿贵二十六岁了，也算是老大不小的光棍了。可是阿贵娶亲是一家人的事，阿意上大学是一村人的事，一家人的事和一村人的事挂在秤上称一称重量，孰轻孰重，那是闭着眼都看得清楚的。

　　其实，村里人再起哄让宰牛请客，阿贵爸都没太放在心上。真正把阿贵爸说得动了心的，不是阿贵妈的催促，而是杨太公的一句话。杨太公说文曲星静了几十年了，这回总算动了驾，必得好好迎一迎的，省得将来又断了路。于是，阿贵的婚事就让路给了阿意的喜事。只是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一让，竟让了这么些时辰，等阿贵最终娶上媳妇，已经是九年后的事了。那年，阿贵三十五岁。

　　阿意的高考成绩，是整个地区的前三，上北大清华都有可能，可是阿意却选择了金华的省师范大学，因为师范生有生活补贴。阿意的家境，让师范大学顺手捡了个便宜。阿贵妈是懂得女儿心里的憋屈的，可是懂也没用，阿贵妈没有懂的资本。

　　阿意走的那天，一村人都来送，乌泱泱的，在她身后聚成一大片云。到了廊桥，阿贵爸让女儿给众人鞠了一躬，硬是把送行的人拦下了。阿贵妈独自追上桥来，塞给阿意一个小手巾包。

　　“你拿着，到了县城去买件新衣裳，颜色鲜亮些的，省得让同学第一眼就把你瞧瘪了。”阿贵妈悄悄对女儿说。

　　阿意那天穿的，是一件海军蓝带两条白杠杠的运动衫，高一的时候买的，已经穿了三年，衣裳洗得稀薄了，袖口磨出了毛边，白不再是白，蓝倒还是蓝，只是不是海军蓝了。

　　阿意站在桥上，手里捏着那个带着潮气的手巾包，没有吭气。半天，阿贵妈才听见她抽了一下鼻子。

　　后来阿意在路上把那个手巾包打开了，里边是三百五十块钱，都是几元几角凑成的，却叠得平平整整，大面值的在下，小面值的在上。阿意知道那每一张，都是阿妈从家用里抠下来的体己。

　　从五进士到金华，都在同一个省，却因道路阻隔，要行千山万水的路程。阿意得步行一两个小时，搭上拖拉机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火车到金华。走过廊桥，就是另一个地界，另一片天地了。阿意望着桥下的河水，突然拽住了母亲的手。

　　“妈，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阿意说。

　　母亲没听懂，阿意就解释了一遍那话里的意思。

　　“等我再回来时，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河也不是现在的河了。”

　　阿意松了母亲的手，咚咚地朝桥的那头走去。阿意还没发育好，身板平平瘪瘪的，衣裳随着她的步子一颤一颤，像一块晾在晒衣杆上被风吹动的布。

　　那天天很好，太阳升得很高了，热是热的，但不咬人，已经带了些隐隐的秋意。阳光把山把树把田把路都照得白白亮亮的，河面上泛着薄薄一层银沫子。

　　阿贵妈很想拉住女儿，问一声：“等你回来时，我还是现在的我吗？”可是她没来得及，阿意已经走远了。

　　五进士村位于浙南和闽北交界处，是浙江的嘴在福建的头顶上啃下来的一口肉。这地方海拔高，空气好，无论是雨是晴，一年四季的景致里都有一股外乡不曾有的清冽之气。进得村来，沿着一段还算平整的泥土路走到尽头，便是一条被雨水洗得泛白的长石阶，弯弯曲曲的一路通进山里。山也与别处的山不同，没有被采石人炸出斑斑驳驳的裸岩，倒是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树木，从山脚的羊齿蕨竹林，到中间的苦槠香樟栾树梧桐，再到高处的杉树和松柏，层层叠叠的满眼都是绿，却又绿得各不相同。

　　走到山脚，朝左一拐，便是一条河。河没有名字，就叫河。河并无什么稀罕之处，就是乡野常见的那种小河，水高的时候，只看得见水，水低了，才看得见河滩上的石头。稀罕的是河上的那座廊桥，是道光年间建的，没用一根钉子，每一根椽子每一块木板都是用榫头自然连接。桥壁中间有个神龛，早些年贴着毛主席像，现在供着观音菩萨。两边的字画就没有准数了，年节时是喜庆的春联年画，耕种时节就换了应时的农谚。遇到上面有任务交代下来，那字画的内容就跟着风潮走。

　　廊桥不算长，从这头走到那头，也就几十步路。桥走到尽头，就是几级石阶，顺着石阶走下去，落脚就到了福建地界。桥两头的人家，在一条桥上走来走去，早就厮混熟了，叫得出名字，也知道家里有些什么人，只是一开口，就能听出口音的不同，便知道再熟的人也不是乡亲。

　　这样的河流，在五进士那一带随处可见，可是那水落差大，河面上大都行不得船。乡人守着一道又一道的水，一条又一条的廊桥，想要走到外边的世界，终归还要依靠自己的两只脚。

　　泥土路的两边，一路到山脚下，都是一排排错错落落的民屋。杨太公说自他记事起，就没见着五进士村里有谁盖过新房，至多只是找人修一修漏雨的瓦，补一补塌陷的墙，换一换被狗拱出窟窿的竹篱笆。所以，五进士村里的房屋，到今天都还是老瓦老墙老门窗老地板，风一过，满山满路都是声响，山上是树叶子的唰唰摩擦声，路上是板壁和门窗吱吱呀呀的呻吟。

　　这地方交通不便，即使在多年之后修了公路，從公路开车进村里，还得曲里拐弯地开上好一段路，所以村里很少有外人来。偶尔阴差阳错窜进来几个游客——大多是走错路的，总爱大惊小怪地夸几句民风啊传统啊原生态啊之类的话。那是城里人的话，五进士村的人不爱听。城里人用一大堆词语还解释不明白的事，五进士的人一个字就够用了，那个字就是“穷”。五进士的人不想守旧，也不要原生态，他们倒愿意跟上世间的潮流。他们真想拆掉那一片片漏雨漏风漏话的破房子，住一住贴着马赛克墙面的楼房，可是他们口袋里的那几个钱，却只够他们做个关于楼房的梦。

　　五进士地势高，天时冷，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能收的瓜果种类也少。村里常年多雾，倒是个种茶的好地方，只是北边已经有了龙井，南边也有了乌龙大红袍铁观音，五进士的杂牌货，卖不得几个钱，只能采制了自己喝，或拿来送一送那些不讲究的客人。五进士又不靠海，非但不能以海产谋生，就是寻常日子里想吃一口海鲜，也是极不容易，得等着福建那边的小贩挑上来卖，那也只能是晒干了的咸鱼。

　　五进士村的人，是有一片好山水，可那一片山水既做不得吃，也做不得穿，只仅仅做了个摆设，这里的人过的是紧巴巴的苦日子。这样的日子，若在穷山恶水间，倒还容易挨过。苦日子放在这样钟灵毓秀的地方，就好比守着一个糖罐子吞黄连，过起来反而更是多了几分煎熬。这里的男人都得打上几年光棍，才娶得起一门亲。娶了亲，住的依旧是爹娘结婚时住的那间屋，睡的还是爹娘成亲时睡过的那张床，从漏风的窗口望出去，还是爹娘年轻时见过的那片天，世世代代，祖祖辈辈。

　　阿贵妈事先不知道这些。等阿贵妈明白真相时，她已经从李月娇变成了阿贵妈。

　　阿贵妈在还是李月娇的时候，家住在云和县城。云和和五进士村相隔三百来公里，原本八竿子也打不着，偏偏老天爷好事，小指头轻轻一弹，就把五进士拨入了云和眼中。

　　那时李月娇十九岁，初中毕业好几年了，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闲待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帮着母亲做点针线活赚点零花钱。她父亲在县城的供销社工作，工资不高，却因手头总有各样紧俏货物经过，家里的日子就过得比别人鲜活。李家没人真指望月娇出去挣钱，爹娘的心愿无非是找个稳妥的人家把她嫁了，就算了却一桩心事。

　　那年八月，月娇的爸弄到了几方木材，想给家里打个五斗橱和桌子，剩下的，就做几样原木家具，预备着给月娇当嫁妆。有一天，他往家里领进了一个陌生人，说是熟人介绍来的木匠。

　　月娇正坐在屋里织毛衣，房门开着，她就看见那人面皮白白净净，眼睛大大亮亮的，头发剪得很短，鬓角是修过的。身上穿了一件洗得认不出颜色了的衬衫，旧是旧了，却还干净平整，口袋里插着一杆自来水笔。到现在回想起来，她也说不清楚那天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她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也许就是那杆自来水笔——她从小就喜欢那些看起来有见识的人。

　　就在她打量那个男人的时候，男人也在打量她。她只有一双眼睛，而男人的眼睛很多，身前身后都有。男人和阿爸说着话，眉毛下的那双眼睛规规矩矩地看着阿爸，额头上的那双眼睛却在直愣愣地看着她。男人一眼就看见了她腮帮子上那一对大酒窝，那玩意儿像两口被风吹过的小河塘，衬得她的脸顿时鲜活起来，眉眼里往外汩汩地淌着笑意。男人心想要是把这个女人领回家来，撂倒在床上，怕是被子都要笑出声响来。

　　后来男人才明白女人的笑颜不是老天给的，而是好日子喂养出来的。好日子没了，酒窝就成了两个干涸的坑，他就再也没看她这样笑过。

　　月娇在屋里织着毛衣，眼睛耳朵和手脱了钩，各自干着各自的事，就老是错针，织了拆，拆了织。她听见男人用有点拗口的普通话，和阿爸说着话。他说他叫杨广全，是庆元边上的人，今年二十三岁，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兄弟。他从小就跟着一个族叔学了木匠手艺，家里干农活的壮劳力够了，一年的口粮不成问题，他就偷偷跑出来揽点木工的活儿，挣点外快。

　　男人那天说的话，除了名字和木匠手艺之外，没有一句是真的。

　　其实男人进她家院门的时候，也没想说假话，撒谎是在见到月娇之后才临时生出来的心思。男人自己也暗地里吃惊，他竟然能把假话说得如此熟门熟路，仿佛他已经练了一辈子的嘴皮功夫。

　　男人在月娇家里住了半个月，眼里到处是活儿。除了做木工，歇息的时候，他帮月娇妈挑水捏煤饼修晒衣服的竹架，甚至杀鸡，杀完了就把拔下的鸡毛给月娇的妹妹做毽子。他很快和月娇一家厮混熟了，连那只守门的恶狗，见了他也低了声气，露出一脸贱相。饭桌上，他给他们讲一路揽活儿遇见的新鲜事，有的是他亲眼所见，有的是他道听途说。是不是他的，他都拿来当自己的事说，听得一桌子的人大呼小叫，啧啧惊叹。只有月娇不怎么和他搭话，吃饭时两人眼睛若是撞上了，她总是立刻就躲了。这一躲，他的心就踏实了。

　　快要完工的时候，他找了个媒人，来李家提亲。爸妈问月娇的意思，月娇不吱声，脸儿却红了，一路红到了颈子。月娇妈把月娇爸拽到灶房，低声说怕是太远了。月娇爸说嫁到哪里都是别人家的人，人好手艺活泛，这才是紧要的。

　　月娇爸出来，只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水平。杨广全要了一张纸一杆笔，趴在那张他刚打好的木桌上，写了两行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没念过中学，但在公社的民兵训练营里受过几个月的培训，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他既没再捏过笔也没再拿过枪。可那天那几个字却写得方方正正，挺有那么几分架势，连他自己看了都吃惊。他觉得那天的字根本就不是他的字，分明是老天爷在扳弄使唤他的手指。一个人运气来的时候，那是连山也抵挡不住。

　　月娇爸看了他的字，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总得有样彩礼吧？我们这样的人家，不缺东西，只为给阿娇留一样念想儿。

　　这会儿轮到杨广全不吭声了。过了会儿，他才说一个月，给我一个月。中秋的时候，我再来，带只手表过来，给她。

　　事情就这样定了。

　　临行的前一天，趁着家里没人，就在月娇的床上，杨广全做了该做的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米虽然是生的，那天的饭却煮得不软不硬，恰到好处。月娇是第一次，广全却不是。这几年走街串巷揽活儿，他混过几个相好的，都是寡妇，或是活寡妇。他有过经验，自然知道轻重缓急。

　　从那天之后，月娇就天天盼着他的归期。

　　中秋节到了，杨广全没来。

　　十一月到了，又过了，杨广全还是没来。

　　月娇开始心慌了，她这才想起，她竟然没有问他讨过邮政地址。她纵想给他写封信，写了也没处可寄。

　　等杨广全终于敲响她家大门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底了。他说是家里老人突然病了，脱不开身。月娇没想到，他其实是为了凑足两个人的来回路费和给月娇妈的那个红封，才耽搁了这么多天。

　　杨广全晚是晚了，却没有失信，他给月娇带来了一只上海牌手表。表是男式的，玻璃面上有几道浅浅的刮痕。他说女表太紧俏，他没弄到计划票。他还说是他侄儿拿了表在灶房玩，把表掉在地上刮伤了表蒙。

　　月娇没在意。试了试表，有点大，有点沉，但她还是欢喜得紧，戴上了就再也没舍得摘下。

　　两天后杨广全带着李月娇离开了云和，一路上转了三趟车，然后就下车步行。那路似乎是越走越远，怎么也走不到头。月娇的脚上磨起了血泡，杨广全总是说快了快了，再有一里地就到。

　　在无数个“一里地”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家。杨广全跟月娇爸说的“家住庆元边上”的话，倒也不完全是假话，只是这一“边上”，就边出了近百公里。

　　月娇跟着杨广全进了村，远远地就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像是迎候了多时。杨广全见了那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结结巴巴地问能不能晚几日。那人紧了脸，说你走的时候说是一个星期，如今都快半个月了，我表哥急得要杀人，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了。杨广全就撩起月娇的袖子，撸下那只手表，给了那人——这表原是那人跟他在镇上工作的亲戚借的。

　　那天李月娇还发现了许多别的事。发现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场地震，把她十九年里搭起来的小世界，震成一堆碎片。杨广全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寡母，一个十六岁的弟弟，一个常年犯哮喘的哥哥，一个哑巴嫂子，还有两个七岁和九岁的侄女。杨家的壮劳力，其实只有杨广全一人。杨广全挣下的工分，到了年底一结算，还不够糊杨广全自己的一张嘴，所以杨广全就把工分扔了，偷偷跑到外头揽木工活儿。杨广全是村里第一个跑码头混饭吃的人，那时离五进士的年轻人把土地扔给爹妈自己进城打工的年代，早出了二十年。他算得上是一方的能人，可他再有能耐，一个人挣来的粮米遭这么多张嘴一分，谁也没能吃个全饱。他长了一副好皮囊，又有一门好手艺，赖女子他瞧不上眼，好女子又不肯嫁进他家，等到他把李月娇领进家门的时候，他已是二十八岁的老光棍。

　　李月娇看见了杨广全家的情景，就把自己关进杨家堆放柴火的那間小茅草屋里，不肯出来见人。那屋里摆放着她爸给她做陪嫁用的杨广全亲手打的马桶和洗衣盆。她怔怔地看着马桶发愣。她觉得日子就像是这个马桶，外表涂着清亮的桐油，盖子上雕着龙凤花纹，直到哪天突然掀开盖子，才发现里头是一摊飞着红头绿蝇的屎。她爹娘让她过了十九年捂着盖子的光鲜时光，仿佛就是为了预备着她后面要过的揭了盖子的烂糟日子。想到后面的日子还这样长，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杨广全的妈让杨广全背着，过来推柴火屋的门。婆婆看了一眼月娇已经走形的腰身，口气不软不硬，目光却是凌厉。

　　“女人这事上没把守，怨不得男人。你还要他怎么样呢？给你妈的那个信封，张张是新票，数字都连着，是他托了人到县城换的。为那只手表，他给人磕过头。哪天我走了，都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磕头。”

　　李月娇觉得婆婆一下子扯去了她身上的裤头。杨广全精心设计的那些路数，原来在整个杨家都是公开的秘密。杨家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事，个个都在那个骗局里留下了指纹。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可以把她当作笑话：一个云和来的、好人家的、读过中学的、脸上有两个酒窝的美人儿，原来是个只用几句好话、一只借来的手表、几张号码相连的新纸钞就能骗到手的蠢货。

　　不，这个蠢货远比这还蠢。在还没有见到那只借来的手表和号码相连的新纸钞时，她就已经把自己的最后一道门开给他了。这道门一开，她再也关不上了，从此她在这家人面前一览无余，永无抬头之日。

　　“出来吧，你不能在里头待一辈子，日子总要过的。”婆婆说。

　　那一刻，只要杨广全说句话，哪怕递给她一块擦眼泪的帕子，她兴许还不会生出走的念头。可是他没有。那条在云和时能把恶狗都说软了的舌头，在他的寡母面前，突然就失去了弹性。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大亮，李月娇借着解手，偷偷溜出了杨家的门。她完全不熟五进士的路，但她顺着土路往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廊桥和桥下的那条河。前一天她是从廊桥那头绕道福建地界进的村，她顺着原路从廊桥走回去，总归能找到路。她什么也没带，但兜里还揣着母亲临行前给她压路的四十块钱。有了这四十块钱，再加上一张敢开口问路的嘴，她就是走多少弯路，也还能走回云和。

　　直到这时，她才醒悟过来她其实是个有胆量的人。

　　她走过廊桥，走到了路上，把頭巾扯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她走一阵子，累了，就找户人家坐一下，歇一歇脚。后来才知道，就在她歇脚的工夫，她躲过了杨家寻找她的人。走到中午时分，她感觉身子越发寒冷起来——她知道那是饿了。她从路边买了两个番薯粉窝头和一碗热水，坐在一块石头上吃了起来。正喝着水，突然，肚子里有一样东西，狠狠地踢了她一下，她不防，身子抽了一抽。这一抽，就把她抽醒了。

　　她是有阿爸的。她的阿爸也有阿爸，那是她的爷爷。她的爷爷，也是有阿爸的，那是她的太爷，她很小的时候见过。

　　她肚子里的这团肉，不能成为没有爸的娃。

　　她站起来，又顺着原路往五进士村走。进屋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屋里昏昏地点了一条竹篾。篾条在水里泡浸过多日，发过酵，泛着一股酸腐之气。饭桌上剩着半碗番薯丝，面上盖了薄薄一层糙米。她端起来，一口不剩地吃完了。

　　她知道屋里所有的角落都坐着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她，可是谁也没问她去了哪儿。她放下碗，才听见有人叹了一口气。那是她婆婆。婆婆的床就铺在饭桌边上，图的是方便。

　　“阿全去公社给你爸打过电话，你爸说了，没嫁时说的是没嫁的话。嫁了，就是嫁了，这事没有回头的路。”婆婆说。

　　窗前的墙根处有一个红点子，一忽儿明，一忽儿暗，月娇知道那是杨广全蹲在地上抽烟。

　　她没吭声。他也没有。

　　他们吃定了她没有后路，所以他们并不慌张。

　　“人是逃不过命的。”婆婆窸窸窣窣地挪动着手臂，想翻身，可是腿没听手，也没听脑子，身下的床板嘎吱嘎吱地叫唤。

　　六个月后，她生下阿贵，跟村里其他有了娃的女人一样，被人叫作了阿贵妈。李月娇的名字，除了偶尔被邮递员叫过，已经渐渐被人淡忘。

　　“有谁会两次落到同一条河里去呢？除了我。命啊，那就是命。”

　　阿贵妈对儿媳阿珠说。

　　已经四月了，可今年的春天比往年都冷，天总是阴沉着脸，就连风，也比往年刁狠，吹过泥土路，带起一条灰里夹黄的飞尘，呜呜的，像狼嚎。难得今天云薄了，风也静了些，阿贵妈就把凳子搬到院子里择豆角。

　　阿珠坐在离阿贵妈几步远的地方，在奶她的老二小河。小河是个女娃，才六个月大，啧啧有声地咂着阿珠的奶头，眉心蹙成一个小肉球，仿佛在操心天下大事。

　　阿珠听着婆婆说话，嘴角往上挑了一挑，这一笑，就算是回应了。阿珠来五进士村已经五年了，阿贵妈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到底听懂了多少当地话。其实，听没听懂都不打紧，阿贵妈只想有一个能对着说说话的人。阿珠嘴紧，就算是全听懂了，也不会把话传出这个院门。阿珠不像别家的小媳妇，有事没事爱东家进西家出地串门子。阿珠唯一往来的人，就是那个嫁到了邻村的表姐。表姐来家里看阿珠，两人就会关起门来，像老鼠商量嫁女似的，叽叽咕咕的，有说不完的话。

　　阿贵妈不怕阿珠守不住嘴上的门，倒是担心阿珠嘴上的锁太沉。自从阿珠嫁进门，阿贵妈就觉得阿珠话太少了，少得叫阿贵妈心里暗暗吊着一根绳，总觉得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嘴上挂了这么沉的一把锁，难免让人揣测里边锁的是什么，她害怕哪天阿珠会爆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

　　这个春天，离阿贵妈被杨广全领进五进士村的那个冬天，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十二年。四十二年里，杨家的这个破院落里添过人，也走过人，算起来，添的还是不抵走的人多。

　　婆婆是三十四年前走的，那时她正怀着阿意。大伯子是婆婆走后的第五年走的，到底没挨过哮喘。大伯子走的时候，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他的哑巴老婆不愿守在五进士，就回了娘家。小叔子很早就去了福建寿宁打工，混到四十岁，才娶上了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就把家落在了寿宁。阿意是最后一个离家的，她师范大学毕业后，考了研，又出国读了博士，现在法国的一家生化实验室做研究员。阿贵这几年去了庆元县城，给一个运输队老板打工，半个月回一趟家。杨广全早就不出去揽活儿了，一朝有一朝的时髦，如今人人买集成家具，他的木匠手艺也就渐渐荒废了。现在村里有人在种蘑菇，他时不时去蘑菇棚搭把手。他不在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阿贵妈和阿珠婆媳俩，还有阿珠的两个娃。

　　阿珠的老大是个男娃，四岁零两个月，叫小树。小树这会儿正站在院子里的那棵桃树边上，拿了根小树棍捅一个树洞，脚尖踮得很高，鼻子贴在树干上，像在嗅树皮。

　　“你整天也没什么事，抽空带他去镇里的妇幼保健站查一查眼睛，别是近视。”阿贵妈扭过脸来，盯着阿珠嘱咐了一句。阿贵妈要从阿珠讨句回话的时候，就得追着她的眼神。

　　“嗯。”阿珠点头答应。

　　阿贵妈这句话表皮上的重点，是查眼睛，而表皮下还有个重点，却是“没什么事”，阿珠听得懂这个意思。阿珠刚嫁过来时，还干过农活儿，即使生了小树，也背着孩子下过地。那时阿贵已经去县城打工了，只能在农忙时请假回来救几天急。阿珠插秧、间苗、割稻子、脱粒，样样都干过。她在田里一站，阿贵妈一看就知道不是生手。阿珠说自己原先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装配工，一个月挣相当于一千五百块人民币的工资，阿贵妈是不信的。一个月挣这个数的女人，怎么肯嫁到五进士村这样的地方？

　　自从生下老二小河，阿珠就再也不下地了，两个孩子成了她的地，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活儿。现在家里种地的主力，反而成了杨广全。实在忙不过来，最多请个临时帮工。杨广全年轻时走街串巷攒下了好身骨，到今天也还有积余。年近七十的他，驾辕犁田，也还不输给他四十一岁的儿子。

　　阿珠实在不算是个好看的女子，一眼就知道不是那一带的人，面皮黝黑，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双颊上有一片日头咬出来的雀斑。可是阿珠的脸上有一种安静，不是悲苦的、逆来顺受的、让人见了禁不住生出负罪之心的安静，而是一种飞尘落地、细水静流的安宁。这安宁就把阿珠救了，叫她的丑变成了顺眼，愚钝变成了随和。

　　阿珠是越南人，娘家在永隆省龙湖县的一个村里。阿贵查过地图，永隆省是越南那条长蛇一样的版图里靠近尾巴梢上的一个小红点，而龙湖县却压根没有标注，阿贵拿放大镜查了几个版本的地图，都没找见。在结婚证明纸上，阿珠的越南名字很长，字母上趴着几个奇形怪状的小蝌蚪，阿贵怎么也猜不出发音。后来看了中文翻译，才知道是阮氏青明珠。这么长的名字，念起来中间几乎得换一口气，阿贵懒，就挑了一个字出来，叫她阿珠。倒是奇怪，阿珠生了孩子之后，村里人还是叫她阿珠，而不是小树妈。这百年古风是什么时候变的，谁也说不上来。

　　有一次阿贵同阿珠去城里办签证延期，碰到一个精通越南文化的办事员，才第一次弄明白那五个字是怎么回事。那人告诉阿贵：“阮”是姓，“氏”是垫名，和中文一样是表示性别和联宗续谱的意思，“青”是辈名，“明珠”才是阿珠真正的名字。办事员说阿珠的祖上大约是个讲究的人家，严格按照传统惯例把所有的垫名都用上了。若放在新潮懒散一点的人家，就会省去垫名，简化成为“阮明珠”。

　　阿贵听了一愣，感觉自己像个土老财，把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当作丫鬟随便收来做了小。回家的路上，他把这层意思讲给阿珠听了。意思复杂，他换了几种说法几个比方，阿珠只是笑，却不说话。跟阿珠聊天就有这层麻烦，你永远不知道她的点头里有多少含金量。她既不追问，也很少接茬儿，她的微笑里隐含着七七四十九种可能性。

　　那年阿意考上大学，杨家杀了牛请全村开宴。后来的两年里，全家一直在攒钱还买牛时的借款。终于还清了债，就接着攒钱给阿贵娶媳妇。钱倒是一年攒得比一年多，却总也赶不上彩礼的涨幅，一年又一年，几乎年年面对的都是同样大小的缺口。到了第九年，邻村有人过来到五进士看亲戚，说起他们村里的光棍到越南和柬埔寨讨了老婆，因为那边要的彩礼比这边少几万。阿贵听了就动了心思。

　　后来邻村的人又过来说，他们村的一个越南媳妇，有一个表妹也想嫁到中国来。阿贵让那个女子牵了线，和她的表妹通了一次视频，各自找了个翻译，半通不通地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就把这事给定了。阿贵绕过婚姻介绍所，省下了一笔中介费，自己去了一趟越南，办了结婚手续，就把女孩从她妈手里领回了家。

　　阿珠刚来那一阵，阿贵说什么她也听不懂。阿贵只能一边打手勢，一边吼。两人靠着手势，实在不行了就在纸上画个图，慢慢地，就把话说通了。其实说通的，只是些日常的皮毛。还有一些事是一时半刻说不通的，那就只能在床上解决。两人一到床上，就什么都通了。

　　阿贵终于娶上了媳妇，阿贵妈松了一大口气，但脑子里也隐隐吊着一根绳——她总觉得这样娶过来的女人来路不明。有一回，阿珠忘了锁门，阿贵妈进那屋找东西，冷不丁撞见阿珠在换衣服。阿贵妈突然发觉阿珠的肚皮上，有几道奇奇怪怪的纹路。出来就忍不住告诉了杨广全，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娃，怎么会有这样的肚皮，谁知道先前都干过些什么。

　　杨广全听了，只是抽烟，烟都烧到了指头才惊醒过来，扔到地上，拿脚蹍灭了，才说：“这事别跟阿贵去胡说。”

　　小树掏腻了树洞，就丢了树棍，找了根晒衣服的竹竿，满院子乱舞，嘴里咻咻地喊着“大刀，杀，杀”，院里的鸡惊得四下飞跳，扬起一地鸡毛。

　　阿珠见了，忙进屋拿出一个苹果，用衣襟擦净，塞到小树嘴里，他才消停下来。

　　苹果存了有些时日了，果皮蔫蔫的，一嘴啃不透，两三嘴下去，才咬落了一口。小树不爱吃，扔回给阿珠。阿珠咬了几口，就放回到桌子上，剩下的果肉很快泛起了一层黄皮。

　　“天杀的。”阿贵妈心里骂道。

　　阿贵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说这阵子活儿紧，要加班。这苹果该是前次带回来的。阿贵买回来的，都是县城里最新鲜的水果，这样的货色，别说五进士，就是镇里也很难见着。阿贵买水果，不是一斤，也不是五斤十斤，一买就是二三十斤，用塑料编织袋扛回家。苹果雪梨荔枝杧果水蜜桃菠萝，哪个时鲜买哪个。阿贵妈问他是个什么价，他也不说。后来阿贵妈问了别人，才知道，心口就像杵进了一根棍子。再见着阿贵，就忍不住数落：“你老娘我这把年纪了还做牛做马，也没见你给我买个橘子苹果。”

　　阿贵听出了这话里的怨气，就笑说：“我只给她妈留了五千块钱，就把人领回来了。那省下的彩礼，能买多少斤水果？她们越南人，也就爱这一口，又不是什么鲍鱼人参。”

　　阿贵妈一下子给噎得死死的，竟找不到一句回话。她还没擦到儿媳妇的皮，就让儿子不软不硬地挡了回去。当年她婆婆拿着刀子要剜她的心，她的丈夫连口大气也不敢出。她想不明白，在老婆和妈中间，挑了站在妈一头的男人，到底是汉子，还是脓包？若是在当年，她情愿她的丈夫能像今天的儿子。可到了今天，她又宁愿她的儿子能像当年的丈夫。

　　阿贵妈择完豆角，摸摸索索地从兜里掏出手机，给阿贵打电话。这电话是阿贵淘汰下来的诺基亚，现在市面上根本找不见这一款了，字盘大，阿贵妈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数字。

　　那头没人，阿贵妈只好留了言。

　　“你咋总不接电话？再提醒你一遍，阿意周日回国，飞到上海住一夜，第二天到家。你这么久没回来，这次怎么也得请个假，最好周六就到家。杀牛的事你得帮着你爸。”

　　阿贵妈说着电话，就觉出了手背上的热，那是阿珠的眼神。阿珠原先也是有手机的，还是个新牌子，可是阿珠隔三岔五就往越南家里打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阿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听上去口气平平的，不像在诉苦，倒像是无关紧要的家常琐碎。阿贵就跟他妈说这人平日连个屁都不放，怎么到了电话上就有这么多的话。阿贵妈说她这是把平时憋着的话都放到了电话里，说完了，大概就消停了。国际长途话费贵，阿贵往卡上充多少钱也经不得阿珠这么打，欠款没及时交，就上了电话公司的黑名单，害得阿贵自己要使电话，也只能用别人的名字来办理号码，后来阿贵只好把阿珠的手机没收了。

　　“周六，哦，还有那个，三天。”阿珠喃喃地说。阿珠的中国话里，带着浓重的越南口音，句子拆得很短，词序也常常有错。不过，杨家人都懂。

　　“你把那间屋子好好收拾收拾，床板整个擦一遍，用热水，阿意看不得这个脏。”阿贵妈说。

　　这些年里，杨家院子里住的人一个一个走了，阿贵妈先是把那些人的被褥衣物洗了，后来就把那些挡着道的床铺撤了。那些人走是走了，却把气味留下了。婆婆褥疮的腐烂味，大伯子腥甜的痰，小叔子结成痂的油垢……阿贵妈把他们的东西泡在皂角水里，洗了又洗，在太阳底下暴晒，可是没用。后来阿贵妈才明白，人有皮，屋子也有。人只要在屋子里住过了，气味就钻进了屋子的毛孔，长长久久地存着。

　　屋里还留着一样她无法准确形容的气味，有点像奶香，有点像月桂，也有点像太阳底下的河水。那是她的女儿阿意。阿意年轻，年轻人的气味淡，她找阿意，得先层层穿过所有其他的气味，像一条寻食的狗，拱开臭烘烘的垃圾，才能发现里头藏的那一小块肉骨头。

　　人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就有房间空出来了。蜘蛛是最先知道的，在每一个角落疯狂地结网，扫帚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接着是老鼠、蚂蚁、蟑螂。它们在人腾出来的地盘上垒窝筑巢，繁衍子孙。阿贵妈只好拿把锁，把空房间锁了，眼不见为净。

　　后来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所有的气味都变淡了，阿意的就变得更淡。有时阿贵妈躺在床上，捧着枕头，回想着阿意的脚搁在她枕头上的样子——阿意寒暑假回家，一直和她睡一张床，一个睡这头，一个睡那头。其实这枕头早就不是那枕头了，她还是忍不住嗅了又嗅。她甚至盼着那些烂糟糟的气味都能回来，为了闻见阿意，她宁愿再把鼻子糟践一遍。

　　她总觉得阿贵是替杨广全生的，而阿意才是她自己的。她传给儿子的是她的骨骼皮肉，而她自己的精神气血，却独独留给了女儿。阿意是她十九岁那年没做完的梦，只要阿意在，她就能找见并回到十九岁的那条路。阿意在，杨家的破院落就不再是个黑洞，阿意叫整个屋子有了光有了风。

　　她对阿意的偏心，连家里的锅勺都看得清楚。阿意在家的日子里，她舀给阿意的那碗粥，总比阿贵的稠。杨家所有的人，包括大伯子的两个女儿，都得下地干活，可是阿意连放农忙假回家的那几天里，也只用到田头送几次茶水饭食。

　　阿意不仅没下过地，阿意也没采过茶，砍过柴，煮过猪食。阿意做过的家务活儿，不过就是背着篓子去河边洗几件衣裳，或是缝一缝家里磨破了后跟的袜子。为了阿意，阿贵妈和杨家所有的人都撕破过面皮，包括那個向来老实的哑巴妯娌。幸好杨广全的妈死在了阿意出世之前，否则她无法想象会是怎样一场恶战。护起阿意来，她就变了个人，像头得了失心疯的母狮子。可是五进士的人从来不吃嗓门，也不吃脾气，五进士的人只认本事。阿贵妈最终让人服了她，还是因为她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儿。婆婆死后，她就成了杨家的当家人。当家人恶水缸，杨家的锅碗瓢盆油瓶抹布，见了她都烦。

　　那些年杨广全经常在外边揽活儿，分田到户之后，也是如此。木匠的活儿，总比田里的活儿挣得多。他赚的钱，并不全交给她，她遇上用场，就得一样一样地跟他讨。杨广全的钱包像是一只水压很低的龙头，拧到最大，出的水也只是滴滴答答。他不是有意苛待她，他只是觉得只有在她跟他讨钱的时候，他在她面前还有几分颜面。他是家里唯一能挣现钱的人，杨家的板凳见了他，都敬他三分，只有她不。

　　自从她进了他家的门，他就渐渐变了一个人，几乎木讷寡言。她觉得他一辈子的话，都在云和的那些日子和带她回家的路上说完了。那时的他，像鱼肚子里的那个鳔，大大的，饱饱的，闪着五颜六色的光。那鳔在他领她进村的那一刻就戳破了，瘪了下去，再也没能鼓回来。他大概真是欢喜她的，他把他一辈子的精气神，都攒在那一小段日子里，烟花一样地放给她看了。可是欢喜顶什么用呢，欢喜顶不过日子的软缠硬磨，磨破了，就再不能补。她不恨他，只是把对他的心死了。

　　阿意没让她失望。阿意把干活儿省下来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在了读书上。阿意读了这么多年书，一路读到法兰西，没用过家里一分钱。阿意叫五进士所有的人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养对了一个女儿，胜过养三个不争气的儿子。当年李月娇的爸在云和对杨广全的所有期许，到后来证明都是虚空，而杨广全唯一给过她的一样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却是她阿爸和杨广全都没有期许过的，那就是阿意。

　　阿贵打工的那家运输公司，有好几队人马，大货车，小斗车，皮卡。阿贵不在任何一个车队做事，阿贵管的是毛驴。运建材上山，尤其是在没有现成的路的地方，毛驴是最省钱省事的交通工具。

　　而小青，则是整个驴队里最肯吃亏的那一头驴子。

　　小青看起来不起眼，哪儿都短小，腰身，鬃毛，蹄爪，尾巴。厮混熟了才知道，它的短小其实是精悍。小青身上唯一出奇的地方，是眼睛。小青的眼睛极大，外边围着一个京剧脸谱似的白圈，睫毛长而浓密，一张一合之间，便有各样神情流出。小青看人的时候，能把人看得打一激灵，叫人觉得它随时要开口说话。阿贵总觉得小青听得懂他的话，阿贵哼一声，它就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他很少对它动鞭子。

　　驴队有十三头驴，都有编号，从一到十三，而小青是唯一有名字的。名字是阿贵起的。阿贵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女同学，叫李青青。阿贵早想不起她具体的模样了，只依稀记得她长着两个大眼睛，所以他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青。

　　小青力气大，又安静老实，所以小青最吃亏。全队出动的时候，小青是走在最前边领路的。老板派活儿，无论需要的是十头八头还是五头三头，小青总是第一个被点上的，所以小青永远没有歇息的时候。

　　小青虽然听话，却不是滥听，小青也是挑人的。驴队四五个工人，小青只认阿贵一张脸，所以驴队行进的时候，阿贵总是贴着小青，走在最前面。

　　山上在兴建一个旅游中心和一条通往中心的路。前些日子运上去的是石板，后来是水泥，这几天是砖。一摞九块，一共五摞，用粗绳一边一份绑在鞍上——这是力气最好的驴子。力气差些的，最后一摞依次递减，从八块到五块各不相等。老板在这一行混久了，对每一头驴的状况都知根知底。阿贵觉得老板对驴子力气的估算，不是以公斤也不是以市斤为单位的，而是已经精准到了两。若多出一两，那就是驴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若是少了一两，那就让驴子偷了懒。老板用使橡皮筋的法子精打细算地使着驴子，把它们的力气扯到极限，却又不能扯断。对老板来说，过重和过轻都是烧钱。

　　通往山顶的石头路只铺了一半，过了这一半，路就断了，进入一片乱石坡。乱石坡是人这么以为，驴却不这样看。驴的眼睛是长在蹄子上的，蹄子走过一遍，就有了路，驴记得自己开的路。

　　可是小青今天却突然犯起了浑。小青在人开出的路尽头站住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四下顾盼，似乎根本不记得它的蹄子已经走了无数次的那条驴路。无论阿贵怎么牵引呵斥，它只是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小青一停，后边的驴子就慢了下来，节奏一乱，队伍就散了。

　　阿贵挥起鞭子，抽了小青一下。他没下狠手，只是想吓唬它一下。小青扫了扫尾巴，屙下了一串屎，那气味熏得阿贵几乎背过气去。驴粪向来味大，但从没像今天那样臭得邪乎。过了一会儿阿贵才想明白了，从前驴大多是边走边屙，气味被风消散了不少，今天小青是站着屙的，那是把所有的臭气都叠在一处，臭上加臭。

　　阿贵恼怒地扬起鞭子，又抽了小青一下。这一下大约真是狠了，小青跳了起来，后腿一软，却又挺住了。小青扭过头来，看了阿贵一眼，这回轮到阿贵哆嗦了一下。那眼光像冰锥子，戳得他骨头缝里都冷，是那种三个太阳也暖不过来的阴冷。

　　小青终于抬起蹄子，慢慢走上了乱石之间那条窄路。它只走了几步，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声嘶吼。那声响不像是從它的口鼻里发出的，仿佛是从地底下生出来的，震得路边的树枝簌簌地颤动起来，阿贵的耳朵和头皮阵阵发麻。

　　得憋着怎样的一口气，才扯得出这样长这样刺耳的一声吼呢？阿贵暗想。他只觉得今天的小青不像是小青了，回来的路上，他不知怎的，就有些心神不宁。

　　回到住地，卸下鞍子和套绳，阿贵才发现小青左侧后背上有一条伤口，是绑砖的麻绳勒的。伤口很长，像条壕沟，模糊的血肉里，嵌着几根松针和绳丝。阿贵倒吸了一口凉气：天，这一路，它忍下了多大的痛楚啊。

　　阿贵打了一桶清水，将一块抹布蘸湿了，轻轻地给小青洗伤口。擦一下，小青的皮扯动一下，尾巴抖一抖。

　　阿贵突然就擦不下去了。

　　就算把这个伤口洗出一朵花来又如何？明天早上，同一条绳子还会绑上同一叠砖，勒在同一块皮肉上，把好肉磨出血，血磨出脓，脓溃烂再生成蛆。

　　后天也是一样。

　　大后天还是。

　　阿贵把抹布咚的一声扔回到桶里，水花溅了一地。

　　就转身去拌饲料喂驴。他在小青的料槽里多放了一块豆饼——那是小青最爱吃的精料。小青埋下头去，嗅了几嗅，恹恹地咬了几口就不吃了。阿贵把豆饼拿起来，掰碎了，放到手心，喂给它吃。它舔了舔他的手掌，睫毛扑闪了一下，睁大眼睛定定地看着他，那眼神湿漉漉的。

　　阿贵的心揪了一下。

　　他从小在家就养过鸡鸭养过鹅养过狗，也养过羊和牛，他见过它们出生、长大、野合，也见过它们在他眼前死，很多时候，还是他亲手宰杀的。早上还喂过食，晚上却已是盘中物，他无论是养是杀是吃，心里都没有犯过一丁点嘀咕，因为它们有它们的命，人也有人的命，它们的命，本来就是老天造出来滋养人的命的，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头牲畜动过怜悯之心。

　　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头牲畜长着一双像小青那样的眼睛。

　　阿贵轻轻抚摸着小青的头，叹了一口气。

　　“这日子，没有头的，怎么过得下去？”他问小青。

　　小青伸出颈子，把头拱进阿贵胸口，轻轻蹭了几蹭。小青的头硬硬的，却很暖和。

　　阿贵觉得胸口有一团东西涌了上来，堵在喉咙口，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他突然明白了，小青在可怜他。

　　因为小青就是他。他就是小青。

　　阿贵周六没有回家，他到家的时候，已是周日的早上。

　　小树是第一个听到摩托车的声响的。小树的耳朵比狗还灵，能从五进士那条泥土路上所有的嘈杂声中，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他阿爸的摩托声。他跳下那匹刚刚在他屁股底下焐暖了的木马，飞快地冲出门外，鞋带松了，差点绊了他一跤。

　　跑到路口，他远远就看见他阿爸的摩托在路上扬起一线飞尘。他拼命摇手，阿爸咔的一声把摩托稳稳地停在了他身边，双脚往地上一杵，像两根铁桩子。引擎还在喷气，吹得路上的石子啪啪地飞溅起来。

　　他喜欢看阿爸骑在摩托车上的样子。他觉得这个时候的阿爸才真是阿爸，其他时候的阿爸更像是爷爷。

　　“阿爸，你怎么才回来？阿妈说你不要我们了。”小树说。

　　“她知道个屁。”

　　阿贵把儿子托举上来，放到后座上。小树摸了摸绑在摩托车上的那个厚厚的黑色塑料袋，冰凉，带着潮气，手指碰上去有一些坚硬的棱角。

　　“阿爸，我不要苹果。阿妈说苹果放老了像棉花，我要杧果。”

　　阿贵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把个嘴巴惯得，还杧果呢，吃个？。”

　　小树觉得今天阿爸的脸有点长，见着他不是平日的欢喜模样，就噘了嘴，坐在后边不敢出声。

　　“你阿妈这阵子，出过门吗？”阿贵问儿子。

　　“去过集市，和奶奶一块。”小树说。

　　“有谁来看过她？”

　　小树低头想了半天，才说：“只有阿秀表姨。”

　　阿秀是阿珠的表姐，嫁在邻村，是阿贵和阿珠的介绍人。

　　“说了些什么？”阿贵警觉地问。

　　“没听见，她们关着门，我和阿权哥哥在外边玩。”小树说。

　　阿权是阿秀的儿子，比小树大两岁。

　　阿贵腮帮子一鼓一瘪，像在嚼豆子：“这个烂女人，要是下回让我看见，立马赶出门。”

　　“她给我带了蛋糕，奶油的。”小树小声替阿秀表姨辩解着。

　　“你就知道吃！”阿贵呵斥。

　　小树从没听过阿爸用这个腔调说话，瘪了瘪嘴，想哭。

　　阿贵伸出手来，撸了撸儿子的头发：“阿爸让你做件事，下回你要是看见你阿妈一个人出门，立刻给阿爸打电话，用奶奶的手机。记住了？”

　　小树看了阿爸一眼，点了点头，嘴巴抿得很紧。

　　“下次回来给你买水枪，天热了，打水仗。”阿贵说。

　　小树的嘴角立刻松了，欢天喜地问阿贵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父子俩骑着摩托车进了家门，只见阿贵妈和阿珠正在院子里晒被褥。窗架和桃树之间拉起了一根粗绳子，阿贵妈和阿珠一人扯两个被角，晃平整了，晾上去，再夹上几个夹子。太阳在云里进进出出，天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似乎撑不太住。小河正坐在一张竹圈椅里，用手指头追着天上一路小跑的云朵，嘴里吚吚呜呜。

　　阿贵放下小树，走过去抱起小河。小河怔怔地望着他，面无表情。

　　“没良心的，叫你认不出我，叫你认不出我。”阿贵把小河高高地举起来，在半空转了几个圈。小河哇地哭了，哭了几声，又咽了回去，咯咯地笑了起来。

　　阿珠迎上来，怯怯地问：“我去开热水器，你，洗澡？”

　　阿贵没理她，只对他妈说：“你别瞎操心了。我跟你说过，阿意住家里不合适，她带着她男人，就咱这个条件？”

　　阿贵妈拿起藤条拍着被褥，院子里扬起细细一片粉尘。

　　“新娘子头次回娘家，怎么也得住一夜，这是规矩。”她说。

　　“人结婚都快两年了，还说这话。”

　　“只要她沒回来过，她就还是新娘子。”

　　阿珠进去开热水器了。家里的卫生间，是阿贵结婚的时候盖的，在后院，另起了一套走水系统。

　　阿贵妈见眼前没人，就斜了儿子一眼。

　　“你这么久不回家，总得打个电话回来吧？就算不打电话，家里给你打电话，你也得接吧？爹娘你可以不管，我们自生自灭拉倒，那老婆孩子还是不是你的了？”

　　阿贵没回话，只是把小河放回到圈椅里，自己去卸摩托车上的东西。阿贵妈过去搭手，却被那个重量吓了一跳。

　　“皇天，这足足有五十斤吧？这么多水果，吃不完就烂，你不怕糟践天物？”

　　阿贵打开塑料袋，往外拿东西。塑料袋里还有塑料袋，大的套小的好几个，都沉甸甸的，口子用细铁丝扎住。

　　“不是水果，是稀罕物件，等着阿意他们来吃。”

　　阿贵妈拿过一个口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有股隐隐的血腥味。

　　“赶紧放冷冻室，放不下就匀几个口袋到世华茂盛他们家，借他们的冰箱使一使。”阿贵交代说。世华和茂盛都是他们家的近邻。

　　“什么东西？别是牛肉？不是说好要宰牛的吗？”阿贵妈问。

　　阿贵不答，只问爸去哪儿了。

　　阿贵妈说在地里呢，刚把牛弄下山来。阿贵说怎么不等我回来。阿贵妈说昨天等了你一天。

　　阿贵拔腿就朝外走去。

　　阿贵拐过小道，远远就看见他阿爸杨广全蹲在自家那块地边上抽烟，头发被风吹起来，抖抖索索的，像一朵扬着絮的蒲公英。

　　牛拴在一棵树身上，还没驾辕。五进士村的牛，一年到头都放在山上散养，到了耕种时节才找回来，用完了再送回山上。山替人养着牛，山也替人看着牛，第二年上山找牛的人家，丢了牛的少之又少。偶尔有牛跑到邻村去了，辗辗转转，迟早有人送回来。一个穷得只长毛不长肉的地方，却居然不出盗牛贼，也是一桩奇闻。只是如今村里已经没有几户人家还在认真耕种，养牛的，居多只是为了卖肉。

　　好一阵子没见着，牛老了，身上的皮起着灰黑的皱褶，乍一看，像一块脏石头。阿贵拍了拍牛背，牛漠然地看了他一眼，眼神混浊如泥。阿贵不禁想起了小青。“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是小时候在学校读书时，语文老师教给他的话。那时听着挺好，现在想着难免有点酸牙。不过，牲畜大概也真是有心的，只是他看不见它们的心，他只看得见窗口。窗口和窗口各不相同。

　　“如今的牛，太他娘的享福了，耕一两天地，玩儿似的，下山还老不愿意。”杨广全说。

　　阿贵脱下鞋袜，将袜子揉成一团，塞进运动鞋里，卷起裤腿下水田试了一试，咝地抽了一口气。

　　杨广全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来，扔给站在水里的儿子。

　　“先抽一根再说。”他说。

　　今年的天冷，但是草木有根，根只听土的。土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土有自己的信息系统。土告诉根时令已到，一山的树木便都郁郁葱葱。桃花开得粉一丛白一丛，衬在绿上，很是醒目。

　　阿贵从水里爬上来，在杨广全身边蹲下，借了他的火，两人一口一口地抽起烟来。

　　田埂上有一只鹅，不知是从哪家篱笆里钻出来的，大摇大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颈子一伸一缩。阿贵扔了块石头过去，正正地落在那爿肥臀上，鹅嘎地惊叫了一声，翅膀拍着地，半飞半跳地逃走了。

　　“小时候妈总吓唬我，说鹅逼急了，能啄死人。我没少作弄鹅，可鹅从没追过我。”阿贵说。

　　杨广全笑了：“禽兽也知道欺软怕硬。”

　　“阿爸，今天不用急，等太阳再把水晒一晒。咱不杀牛了，耕完地就卖了，听说今年的市价，一头整牛，能卖到三万多。”阿贵说。

　　杨广全急了，嗓门都变了调。

　　“这不行。你妈说的，阿意出国的时候，全村都送过路菜。她在外边结婚，家里也没摆过酒。这酒席是省不了的，你若省了，你妈得急死。”

　　阿贵见他爸脸上的褶子都挤成了一堆，就拍了拍老爷子的肩膀，说：“我敢吗，省那个钱？我带了驴肉回来，五十多斤，黄粿蘸红烧驴肉汤，叫他们吃得认不得家门。”

　　杨广全又吃了一惊。

　　“驴肉那是比牛肉还金贵啊，你钱多了烧啊？”

　　“运输队里有头驴，皮肉烂了，流脓发炎。老板不敢用狠药，怕万一死了卖不出去，就宰了。我买了一大块，比市场上便宜一半。”

　　杨广全这才不吭声了。

　　“真是头好驴啊。”阿贵叹息道。

　　小青被拉走的那天早上，他不在。等他回来的时候，小青已经成了案板上的肉。他以为自己会多伤心，但是他没有。小青活着是长痛，死了是短痛，他倒情愿小青早死，能少遭些罪。再说，小青的肉，他不吃，也是别人吃，一样是吃，他至少也得着了小青的最后一点好处。装驴肉的时候，他觉出了自己的心硬，只要他没看见小青的眼睛。

　　“阿爸，以后田里的事，还是可以叫阿珠来做的。她现在整天在家，能干些什么？”阿贵说。

　　杨广全看了儿子一眼，只觉得这话的语气有点奇怪，像是质问，又像是打听。他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一个女人，带两个娃，一天也够她忙的。”他含含混混地说。

　　阿贵哼了一声。

　　“我妈当年，也是两个娃，还有一大家子人，她照样下地。”

　　杨广全没吱声。他把一根烟抽到头了，又掏出一根来，接在那根的尾巴上，续着了火。他抽烟的时候，吸得急，吐得却很慢，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来，变成一个一个环环相扣的圆圈。渐渐升高了，圆圈涣散开来，各行己路，扁扁长长的失去了形状。

　　“所以，你妈才，走了两回。”杨广全轻声说。

　　阿贵觉得阿爸老了，不仅话少了，而且说话的腔调也变得绵软了。阿妈的事，全村人都知道，阿爸从前说起来，从来不忌讳使用“逃”这个字。

　　天终于稳住了，云彻底散了，露出一片朗朗的日头。阿贵舒了一口气，却想起小时候，每天夜里躺下，就期盼着早上能下雨。只要下雨他就赖在床上，不下地也不上学。阿妈喊了又喊，终于喊不动他，就自己披着蓑衣出了门。他躺在床上，想到阿妈裹着蓑衣穿着高筒胶鞋在泥路上一步一滑的样子，很想爬起来追上阿妈，可是脑子愿意，身子却不肯。年轻的身子有力气，年轻的脑子打不过年轻的身子，身子十回有八回赢。

　　“阿爸，你当年在外边揽活儿，待久了，回家习惯吗？”他问。

　　杨广全嘿嘿地笑了，眼睛里飘过一丝轻狂。

　　“你天天在外头，这话用得着问我吗？五进士这么个地方，一眼看过去，就到底了。那时候，家里又是这么个烂摊子。在外头，能叫人张狂啊，有时也真想过，就死在外头算了。”

　　“可是你……”

　　阿贵原想说“你没死在外头啊”，这话在肚肠里走过一遭，就改了道，变成了“你，还是回来了啊”。

　　“女人能走，男人走不了。女人是被子，男人是屋顶。被子盖在哪张床上都行，屋顶挪不了地方。”杨广全叹息道。

　　阿贵怔了一怔。阿爸这话是把冰凉的刀子，钝钝地捅了他一下，就像那天小青看他的那一眼，叫他心中突然生出一丝恓惶。

　　“那一回，我妈走了那么久，你就没想着去找？”他问。

　　“没用。那回我知道她铁了心了。一个人要是铁了心要走，那是天也拦不住。”

　　“哪怕有了孩子？”

　　“哪怕有了孩子。”

　　阿贵把一支烟抽到了头，扔进水田，哧的一声，水破了一个洞，烟头沉下去了，冒起一缕细细的青烟。阿贵怔怔地盯着烟头栽下去的那个地方，额头上有一根筋在微微颤动。

　　“你妈没想扔下你，她只是不想活了，她不想你跟她一块儿死。”杨广全似乎猜出了儿子已经滑到舌尖的那句话，就把那话堵了回去。

　　阿贵掏出烟盒，自己拿了一支，也递了一支给阿爸。这是他回到家之后的第二支，他阿爸的第三支。

　　“她丢得下我，却不会丢下阿意。”阿贵说。

　　“要不是阿意，这个家就散了，也就没你了。所以你妈偏待阿意，我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杨广全说。

　　偏待？仅仅只是偏待吗？阿贵在心里暗暗地问。

　　假如，那年家里没有因为阿意上大学，而杀了那头存着给他做聘礼的牛；假如，那些年阿意没有出去上学，而是待在家里幫着干活儿，或者像别的女孩那样，找个家境好些的男人嫁出去了，不仅给家里省一张吃饭的嘴，或许还能悄悄地往家里塞几个体己钱。那么，他也许早就娶下了一个知根知底、说得通话的女人。那个人肯定不从越南来，也肯定不会有一个像阮氏青明珠这样的名字；那么，他的儿子不会是四岁，也许会是十三岁，也许不叫小树，而是叫杨衍康，或许杨衍运，或许杨衍成——衍是他们那一代的辈分字。

　　假如。也许。

　　阿贵把攒在心里的那口气，在胸腔里咕噜咕噜地运成一口痰，惊天动地地吐了出去。几只鸡扑过来，争抢着那个被尘土裹成一团的黑球，仿佛那里头藏的，是一只肥硕的死知了，或是一只活着的大青虫。

　　“我留了点钱，你妈不知道。”杨广全从烟盒里，窸窸窣窣地掏出一张纸头，“户头和密码都在这里。这些年，家里亏待了你。”

　　“你结婚的时候，我都没敢拿出来，怕娶的那个人不知底里。现在看阿珠那样子，倒是老实规矩，肯跟你过日子的。”杨广全对儿子说。

　　阿贵冷冷一笑，说：“知人知面。”

　　杨广全正要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阿贵已经站起来，赤着脚，过去树边上套犁。牛吃饱了，正有力气，老老实实地背上了辕，和主人一起哗啦哗啦地下到了水田。

　　阿贵妈跟阿珠多次提过的“第二回落进同一条河里”的事，发生在阿贵七岁那一年。那年阿贵刚上小学一年级。

　　一年级是城里人的说法。阿贵上的学校，就在村里的一个破院落里，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学生，其中有的来自邻村，从七岁到十二岁不等。教书的只有一位民办老师，手里捏着一摞六个年级的课本，从这本里翻几页，从那本里挑几节，讲到哪里是哪里。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媳妇和婆子们也会拿着针线活儿，坐在院子里听老师说几句大舌头的普通话。到了农忙，连老师自己都回家种地去了，学校就空无一人。城里人说的几年级，到了五进士村，就成了村里人区分孩子大小的一个模糊说法，只为偷懒，跟学校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那时候刚开始落实分田到户制，杨家分到的几亩地，虽然远一些，却都还是平地，比起那些分到山地、有牛也使不上的人家，自然幸运了许多。

　　那一年快到春耕时节，婆婆好像打了兴奋剂，让人扶起来靠在墙上坐着，将全家都喊齐了商量事。

　　商量其实是一种含混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告诉，或者说，指令。婆婆做得了杨家每个人每只碗的主，婆婆唯一需要商量的人，只是她自己。

　　“老二在丽水揽着了一件大活儿，我不叫他回来，他挣的钱比我们多。”婆婆说。

　　“今年春耕我们家少一个老二，还有你们六个劳力，哪一个，都得拿出吃奶的力气。”

　　婆婆说的六个，是指小叔、阿贵妈、大伯、大伯娘，还有大伯家的两个女儿，一个十七，一个十五。

　　“还有你，”婆婆扬起下颌指了指七岁的阿贵，“大事你做不动，割牛草送水送饭，你不得偷懒。明天你跟你妈去山上，把牛找回来。”

　　婆婆在床上已经瘫了二十多年，婆婆在家里唯一能做的，只是针线活儿，可是婆婆管着家里每一个干活儿的人。婆婆的脑子是一个棋盘，她把杨家的每一个人都装在里边，做成了一盘棋。农忙有农忙的走法，农闲有农闲的走法，婆婆每一天都在调兵遣将。婆婆走的每一步棋，都是落棋无悔。婆婆的唾沫星子也有重量，落到哪里都生根。

　　众人无话，只有阿贵不懂事，嘟囔了一句：“我要跟小叔去，小叔会爬树看远，我妈不会。”

　　婆婆啧啧地咂着舌头：“你一个豆丁大的孩子，也有话说啊？”

　　婆婆转过脸来，斜了一眼站在角落里的阿贵妈。

　　“你妈是能人，那年你妈连家门都还没记清楚，就要一个人回娘家。几百里地，男人都不敢，她敢。你还怕她找不回一头牛？”婆婆说。

　　婆婆的话是从鼻孔里出来的，气息剐着皮肉，带着些咝咝声。

　　婆婆说的是阿贵妈新婚第二天就出逃的事。

　　八年了，她还没有放下那件事。阿贵妈暗想。

　　从阿贵妈进门那一天起，婆婆就是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的。刚开始，她觉得那是尖刀，剜在她心上，疼得让她抽成一团。后来她渐渐习惯了，就觉得那刀钝了，扎在身上还是痛，却已经是钝痛了。再后来，那刀就不再是刀，而成了一条竹片，剐着她的皮肉，难受是难受，却不再是疼。

　　五进士的女人一辈子受了太多的冤屈，从老天手里，从丈夫手里，从婆婆手里。五进士的女人一辈子积攒的怨气，把肠子都熏成了烟囱。五进士的女人若找不到一个法子泄一泄怨气，怕是人人脑门上都得顶一个西瓜大的肿瘤。幸好，五进士的女人都找到了发泄的法子，只要她们没有死在做儿媳的路上。等到她们熬成了婆，她们终于可以把那条漆黑的肠子拿出来，在儿媳妇身上好好洗一洗。

　　杨家有两个儿媳妇，婆婆并没有饶过谁。只是大儿媳是个哑巴，不能回话。大儿媳的沉默像一块气孔粗大的海绵，把婆婆的怨气都吸了进去，叫婆婆的拳头打过来，却没能弹回去。

　　其实阿贵妈也不回嘴，都是沉默，这份沉默和那份沉默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婆婆腿坏了，眼睛没坏。婆婆腿上的缺失，在眼睛上得到了加倍的弥补。婆婆眼睛能走到的地方，远胜过寻常人的十条腿。婆婆一眼就看穿了二儿媳沉默中的悖逆，从她低垂却硬挺的眼神中，从她梗着的颈子里，从她微微扯动的嘴角上。于是，婆婆像扔一块吸满了脏水的洗碗布一样，扔下了哑巴大儿媳，把心思单单放在阿贵妈身上。婆婆最解气的事，不是一巴掌拍扁了一团软面，而是一巴掌拍下去，看着面团瘪了，弹起来，再拍上第二掌。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让她觉得日子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活头。

　　婆婆的话虽然不好听，但婆婆这话说得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上山找牛是件耗时累人的活儿，婆婆是想让阿贵妈替下小叔子，让小叔子能养精蓄锐，应付耕种那几天的劳作。在调兵遣将的棋局里，婆婆看重的是全盘计划。她很少因为对某个棋子的好恶，毁了她的一整盘棋。一个瘫在床上的寡妇能掌一个九口之家，一掌就是二十多年，其间必定有自身的奥秘。婆婆只想着怎样把日子撑下去，却从没想过要招人欢喜。

　　阿贵妈曾经跟着丈夫上山找过牛，杨广全教过她找牛的诀窍。牛群居，很少分散着走，喜欢朝水多草多的地方去。牛群走过的地方，必定会留下粪便和蹄印。顺着这些印记走到头，就能找到牛。

　　可是那一次，往常的经验突然不管用了。前一年夏秋时节天旱雨水少，草比往年荒芜，牛群走得很远，蹄印时断时续。母子两个从一大早走到傍晚，竟然一直没有找见牛的踪迹。直到天黑得看不见路了，他俩才摸索着下了山。下山的路上，阿贵妈的脚指头磨破了袜子，在鞋尖上戳出一个大洞，每走一步，石子草刺都扎人。

　　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阿贵妈突然觉得腿脚从她身上脱落下来了，身子一矮，人就扑通一声坐到了泥土路上。吸走她最后一丝力气的不是疲惫，而是恐惧。春耕假若没有牛，那是件近乎天塌下来的事。找不到牛，不是牛的错，不是山路的错，更不是天候的错，只能是找牛的那个人的错。天若真塌下来，砸不到牛，砸不到山，更砸不到天候，只能砸在她一个人头上，把她碾成齑粉。

　　她掏出揣在怀里的那个手绢包，塞到儿子手里，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你先进去，把这个交给你奶奶。”

　　阿贵妈交给儿子的那个手绢包里，是一把山上采到的野菇。那菇不是寻常的菇，而是从山顶百年老枫树身上长出来的。山顶高寒，风吹得野菇自然开裂，表皮上就有了一块块花斑。这菇俗称花菇，个头小，却是菇中的极品，平日很难遇见，这几个是被雨水打落在地上叫他们捡到的。阿贵妈想让儿子把这几颗宝贝献给家里的那位老太君，等婆婆的怒气被亲孙子磨去了毛刺和尖角，她再进屋。

　　阿贵妈看着儿子跌跌撞撞地拐进小巷，走进家里的院门，她知道阿贵今天也已是筋疲力尽。她竖起耳朵，想听一听院子里的动静，可那晚刮的是顺风，风没有送来她想要的声音。风吹在她后背，一拱一拱的，一下子吹干了一身的汗，她觉出了衣裳的单薄。巷子里很静，听不见一声犬吠蛙鸣，静得她心里发毛。月牙出来了，星子清清亮亮的，有一队大雁从头顶飞过。

　　她从来不知道大雁会在夜间飞行。排的是一个人字，边角齐整得像一幅剪纸。大雁从来都知道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飞起来才如此胸有成竹，如此纹丝不乱，如此旁若无人。

　　眼看着大雁无聲地飞远了，天空平复如初，丝毫没留下鸟翅的划痕，阿贵妈冷不丁一下记了起来，那天正是自己的生日。

　　那天她二十七岁。

　　她也是知道自己的路的，但当她还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坐在床上织毛衣，从开着的房门里看见院子里那个口袋上插了一杆自来水笔的男人时，她并不知道她要往哪里去。那时她以为从云和的家门走出去，眼前就有无数条路。

　　现在她坐在离丈夫家不远的泥土地上，感觉到湿气渐渐透过裤子，渗入她的肌肤，她已经真真切切地知道了自己的路。她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从开春的第一日就可以看到严冬的最后一日，一年四季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她被圈在这个圆圈里，即使迷路，即使丢失，也是在这个圆圈的某一段弧线上，永远绕不出去。一直到老，一直到死。

　　她听见一阵咯咯的声响，那是她的上下排牙齿在相互撞击。是冷，是饿。又不完全是。

　　她在路口坐了一会儿，没有人出来找她，包括她的儿子。

　　她终于站起来，朝家里走去。平常这个时候，院门已经上了闩，今天却是虚掩着的，他们知道她会回来。进了屋，偌大的房子里，只有饭桌上点着一盏灯。家里最近不再点篾条，杨广全从外头买进了几盏煤油灯。灯光把黑暗剪出一个边缘模糊的圆圈，圆圈之外的地方坐着人。她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见墙壁上一团团的影子。灯芯焦了，呲啦呲啦地响着，冒着细细的烟，火苗一跳一跳的，照见了饭桌上阿贵的一张花脸——那是眼泪在尘土上走出来的路。

　　阿贵捧着一碗红薯粥，吃几口，抽泣一声。一屋的人都没说话，就像八年前阿贵妈出逃回来的那个晚上一样，不过那个时候她还不叫阿贵妈，因为阿贵还在她肚子里。空气很密很紧，绷得像一块风吹过来会发出颤音的超薄玻璃，每个人手里都捏了一角，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一动就要裂成一地碎片。

　　就在这时，阿贵妈的肚子毫无廉耻地叫唤了起来，一屋人都听得清楚。没人问她吃没吃过饭。婆婆不开口，这屋里没人敢说话。她只好自己摸进了灶房。她不怕磕碰，她闭上眼睛也知道各样物件的位置。她走到灶台，掀开锅盖，用搁在锅边的锅铲探了探虚实。她只探着了薄薄的一层锅底，那是红薯粥结下的锅巴。她把锅巴铲起来，放到掌心。她懒得找碗，就在掌心上把锅巴嚼完了。锅巴黏在她的喉咙口，不肯下去，她在灶台的水罐里舀了一瓢温水，就着瓢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锅巴终于落了胃。离饱还很远，但肚子至少有了一层底。

　　她在灶房的门槛上坐下来，心突然就定了。天要塌就整个塌了吧，碾成齑粉也是瞬间的事，总好过塌了一角悬在头顶，时时刻刻不得安宁。她已经把要说的话想好了，第二句，第三句，还有第四句。第一句话她不用想，那是婆婆的事。只要婆婆不开口，她绝不开口，看谁能把耐心先磨出窟窿。

　　屋里有人咳嗽了一声，灯芯颤了一颤。

　　“咋办呢，你说？”婆婆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

　　这话像是说给每一个人的，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这话是说给谁的，所以谁也没接。

　　“明天，我再去找。”阿贵妈轻声说。

　　“明天再没有呢？”

　　屋里还是沉默，但这沉默里已经有了裂缝，掺进了一丝如释重负。在今天早上之前，牛本来是每一个人的事，而到了这一刻，牛就成了她一个人的事。春耕无牛这样的大事，落在别人身上，总比落在自己身上好。他们不是懒，也不是恶，他们只是穷途末路。

　　“租吧。”阿贵妈说。

　　众人发现阿贵妈变了，变在哪里，也说不清楚，他们只觉得她说话的口气依旧轻软，但那轻软底下却绷着一根细细的铁丝。

　　“皇天！你知道那是什么價？”婆婆咚地捶了一下床板。

　　“知道，是三倍的人工。”阿贵妈说。

　　婆婆冷笑了一声。

　　“知道就好。买牛的钱还没还清，你拿什么去租牛？莫非是你男人偷偷塞了你私房钱？”

　　阿贵妈也冷冷一笑：“你儿子挣的钱，一个子儿也轮不到我。我有我自己的钱。”

　　阿贵妈松开裤腰带，取下裤腰里别着的一个塑料袋，从里边掏出几张纸票，展平了，放到桌子上。三张整的，一堆零的。看得出来那纸票有些年头了，折痕很深，起着毛边，纸面上蔫蔫地带着身体的潮气。

　　这是那年她跟着杨广全走出云和的家时母亲塞给她的压路钱。原来是四十块，后来她逃走的时候花了两毛钱，现在还剩下三十九块八毛。

　　屋里的人都吃了一大惊。

　　自从那次出逃之后，云和娘家知道了杨广全家里的实情。父母写了好几封信来，追问杨广全打没打她，赌不赌钱，在外边揽活儿时有没有胡来。在父母心中，只有这三样才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过，才能让他们为她打开回家的门。贫穷不是出逃的理由，不公也不是，好人家不能为这样的事背上骂名。阿贵妈从此不再和娘家说起夫家的事。只是从那以后，逢年过节，父母都会寄几个零花钱给她。这些钱不是秘密，邮递员站在路口高喊一声“李月娇私章”，全村就都知道了，所以她一个钱也留不下，都转交给了婆婆补贴家用。

　　婆婆没想到她还有私房。唯一知道这钱的，是杨广全——母亲当年是当着杨广全的面交给她的。可是杨广全谁也没有告诉。有几次杨家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杨广全也没逼着她把钱交出来充公。

　　“你哪来的钱？遇上阔佬了？”婆婆问。

　　“还真是。”阿贵妈说。这话不是事先想好的，这话是胸口的一股热气推出来的，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阔佬能图你什么好？”婆婆哼了一声。

　　“是啊，除了你想的那桩事，我还能有什么好？”阿贵妈说。

　　婆婆拿起床头纳了一半的鞋底，朝着阿贵妈扔了过来。阿贵妈想闪，却没来得及，鞋底正正扇在了脸颊上。先是火辣辣的，后来，那热的地方厚实了起来，像生出了一层厚皮。

　　“什么样的人啊，能当着细娃子说这样的话！杨家作下了什么孽啊，皇天！”婆婆尖声叫喊了起来。

　　这么准的眼力，这么狠的手劲。阿贵妈暗暗惊叹。

　　大伯子咳咳咳地干咳起来，用烟袋指着阿贵妈，连说了几个你你你，却没说全一句话。

　　阿贵妈转身进了自己的屋。

　　阿贵妈摸黑坐到床上，捂着脸颊发了一会儿怔。脸上的热慢慢地退了下去，她这才觉出了脚上一扯一扯地疼。点亮油灯，脱下鞋子，发现血泡早已磨破了，血水和袜子黏成了一片。她把袜子小心翼翼地脱下来，还是扯下了一层皮。脚上的裸肉里，扎着几根草刺。她拿出一根针，在煤油灯芯上烧过了，就来挑刺，挑一下，嘴里咝一声。

　　天终于塌下来了，是她自己捅的。她把她自己，逼上了绝路。

　　也好，她终于在那个从年头一眼就看到年尾的圆圈里，凿出了一个缺口。

　　门吱扭一声响，是阿贵进屋了。

　　“吃没吃饱？”她问。

　　阿贵的头动了一下，她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阿贵在床边站着，手松开，枕头上落下一枚煮熟了的鸡蛋。阿贵把鸡蛋往阿贵妈那头推了一推。

　　阿贵妈眼睛热了一热，突然放了心。阿贵姓杨，是杨家唯一的男孙，婆婆苛待谁也不会苛待阿贵。

　　“阿贵，你知不知道妈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不是真的？”她问儿子。

　　阿贵没说话，只是脱下鞋子，往被筒里一钻，脸朝里躺下了。阿贵妈过去脱阿贵的袜子，要看阿贵脚上的泡，阿贵把脚缩得紧紧的，不让。油灯的光亮把阿贵裹着被子的身影投在墙上，像是一个塌陷下去的坟包。阿贵妈心里一惊。阿贵的呼吸渐渐缓慢下来，后脑勺有一绺头发硬硬地翘着，随着呼吸一起一落。紧接着，屋里响起了细细的鼾声。

　　“阿贵，妈有事要跟你说。”

　　阿贵妈忍了一会儿，没忍住，终于把阿贵摇醒了。七岁的孩子还没长记性，他已经忘了刚才的事，他只是迷茫地看着他妈。睡意压在眼皮上，像一座大山，他扛不住那样的重量。

　　“你还记得云和的外公外婆吗？”

　　阿贵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三岁的时候，阿贵妈带他去过云和。五岁的时候，外公外婆到庆元县城和他们见过一面。阿贵还太小，那时候的记忆是浮云，做不得准。

　　“你外公叫李国胜，你外婆叫罗香云，他们住在胜利街和百合街的交界口，解放电影院对门。你长大了，他们要是不在了，你记得给他们烧香上坟。”

　　阿贵觉得有点奇怪。阿贵其实是想问妈妈：你不会带我去吗？可是阿贵那天走了太多的路，脑袋很沉，身子很轻，脑袋一下子把身子压倒了。他迷迷瞪瞪地答应了一声，身子一歪，就又睡了回去。

　　阿贵妈这一夜心定了，就睡得很沉，醒来时鸡已经叫过了一轮。灶房里传来扑哧扑哧的声响，那是哑巴妯娌在扯风箱煮番薯粥。

　　阿贵妈侧过身去，怔怔地看着儿子。从竹帘缝里漏进来的天光还是灰蒙蒙的，她定了一会儿神，才看清了儿子的睡姿。阿贵脸朝里，双脚紧勾，身子蜷成一团，像是一只等待破壳而出的小鸡仔。这是他昨天躺下时的样子，一夜里他没有换过姿势。

　　阿贵妈挪了一下胳膊，觉出来有样东西硌着她的肘子，一摸，原来是阿贵昨晚带进屋来的那枚鸡蛋，这会儿已经冰冷了。阿贵妈把鸡蛋焐在自己的手心暖了一会儿，轻轻塞进阿贵攥紧的拳头里。阿贵动了一动，却没醒。

　　阿贵妈轻手轻脚地起了床，穿上衣服鞋子，给阿贵掖紧了被子，便走出屋来。正要抽院门上的木闩，腰上被人轻轻拱了一下，回头一看，是哑巴妯娌。哑巴手里拿着一个刚出锅的番薯，嘴里嗷嗷叫着，阿贵妈听懂了，是让她先吃早饭。番薯很烫，哑巴两只手倒腾来倒腾去。阿贵妈摇了摇头，说不吃。哑巴挑起衣襟兜着番薯，腾出一只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条手绢，将番薯包在手绢里，塞进了阿贵妈的裤兜。

　　阿貴妈走出院门，走到路上，看见村里早醒的人家已经把鸡轰到外边找虫子。邻家有个跟她差不多岁数的媳妇，已经背着一篓猪草下山了。临近春耕时节的五进士村，所有的事情都比往常提早了两三刻钟。

　　“阿贵妈，这么早就上山找牛啊？”邻家的媳妇问。

　　阿贵妈扯了扯嘴角，表示默认。

　　杨广全家丢了牛，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今天早晨，就已经是全村的新闻了。闲话不需要嘴巴，闲话自己长着腿脚，可以从门缝墙缝窗棂格缝里钻出去，随意爬上别家的饭桌床头。不知昨晚那句关于阔佬的话，是不是也已经成了五进士家家户户的话题？阿贵妈轻轻笑了一笑，她已经不在意。那句话从她舌尖上溜下来的时候，她就知道，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伤着她了。

　　昨晚挑破的血泡还没结成硬痂，脚板踩在地上仍旧隐隐生疼。幸好她今天不用赶路，她可以按着自己的性子慢悠悠地行走。也幸好她今天换了一双新鞋子，鞋底很厚，踩着比平日松软结实。其实，这也不能算是新鞋子了，它已经在柜子的一个角落里闲放了好长时间。那是阿贵四岁那一年，杨广全在县城揽活儿回来时给她买的，当时他还顺手让人给她钉了一层胶皮鞋底，天下雨时也能撑几步路。杨广全把鞋子带回家时，是用两张又破又脏的报纸严严实实地包着的，看起来不像是新物件，倒像一团亟待丢弃的垃圾。杨广全是到了夜里关起门来时才把鞋子交给她的，再三交代她不要在家里穿——她一下子明白了他是不想让他的寡母看见。她气他的这句话，就把鞋子丢在柜角，一丢就是三年。杨广全大概也是想对她好的，只是杨广全对她的好，是窃贼对赃物的好，不能放在明处，见了光就死。

　　天还早，天边的鱼肚白里刚刚露出第一缕红粉。山在这个时候还不是绿，绿是半个钟点之后的事，这个时候的山还只是深深浅浅的青和灰。在日头出来之前，什么都是湿的，山，路，田地，树木，山的褶皱里飘浮着一些朦朦胧胧的雾气。通进山里的那条小径远远望去，像是一条湿漉漉的肠子。廊桥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廊桥像一只灰褐色的乌龟，横卧在那条没有名字的河上，前蹄在河的那头，后蹄在河的这头。廊桥到底是道光爷手里的货色了，老也老得有气势，把身后的山、身下的水收拾得服服帖帖，大气也不敢出。一群被风惊扰的雀子，从树林中飞出来，钻进廊桥，过了一会儿，又三三两两地从那头飞了出去，满耳都是叽叽喳喳的聒噪声。

　　嫁进村里八年了，阿贵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仔细地看过五进士的景致。她知道那是因为怨气。怨气里看见的景物都是地狱，怨气里听见的声响都是噪声。而今天，她终于可以放下怨气，安安静静地看一看这个把她从李月娇变为阿贵妈的地方。

　　真还是好山水啊。她对自己说。

　　这是一句心平气和的话，离喜欢很远，更不是爱，至多只是释然。她终于可以释然了。这个地方有一千条触须，每一条都死死缠绕着她，不肯放她自由。她只能靠割舍自己来割舍她和它的联系。

　　走到廊桥跟前的石阶时，她停了下来。她已经走过了无数次廊桥，但她从来没有数过通往廊桥的石阶是多少级。今天要走的路，她早就想好了，就在她脱口说出那句关于“阔佬”的气话时。只是她还没想好怎么个走法，她需要上天给她一个信号，一个只有她懂的暗示。

　　假如台阶是单数的，是一种走法。双数的，则是另一种。

　　她抬脚走上了台阶。台阶很滑，带着隔夜的潮气，亏了鞋底胶皮上那些凹凸不平的纹路，让她踩上去很稳很有底气。

　　那是杨广全给她钉的鞋底。他能让她记住的，恐怕也就是那么一丁点的好处了。

　　她走上了廊桥。她暗暗数过了，从下往上，是十二级台阶。

　　她走过廊桥，到了那头。桥面到平地，从上往下数过去，也是十二级台阶。

　　都是双数。

　　她准确无误地读懂了老天爷的暗示。

　　阿贵妈回到五进士村，已经是十天以后的事了。离开的时候，她没料到自己还会再回来，但十天的时间足够长，让她想通透了回来的理由。走的理由很充足，回的理由是个意外，但比走的理由更加充足。当她走到廊桥跟前时，她心里是踏实稳妥的。

　　她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廊桥的石阶上坐了一会儿。天黑了，无星无月，空中飘起了细雨。那雨几乎算不上是雨，不成条也不成点，落到肌肤上，感觉只是雾气。河面上有几朵粼光，一跳一闪的，不知是不是冤魂。这条河上，每隔一两年就有人丧命。游泳淹死的，投河自尽的，洗衣裳时被水鬼拽下去的……可是阿贵妈一点也不害怕。离家出走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回来时她已经有了秘密，一个关于旅途的秘密。她不会告诉任何人，无论是她自己的父母，还是杨广全，还是婆婆。回家后即使婆婆把刀子架在她的脖子上，她也不会做任何解释。她的事，只有河知道，但河守口如瓶。

　　那天她离家之后，沿着河道走了很远很久。她想走到一个她的腿脚再也载不动她身子的地方，然后投进水里，了此一生。这一段的水，还是上游，这条河还要流出一段，才会汇入一条比自己大得多的河流，然后入江，入海。上游的水会载着她漂到下游的某个地方，等到别人发现她的时候，也许她早已无从辨认。

　　这是她的计划，可还不是天意，天意替她安排了另外的路。

　　那天走到中午，她累了，就走下河道，在河邊找了块地坐下，掏出哑巴妯娌塞给她的那块番薯，吃了起来。她仅仅是洗一洗手，歇一歇脚，这里并不是她的目的地，这里离家还太近。她呛着冷风吃着那块已经冰凉了的番薯，胃有些反酸，就弯下身来，哇哇地呕了一地。吐完了，她撩一把水洗脸，突然日头咚的一声砸下来，把水砸出了一个大坑，水在她眼前变了模样，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漫到了天上去。她不知道自己那一刻到底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一阵晕眩，便头重脚轻地栽进了河里，挣扎了几下，很快就不省人事。

　　醒来时，她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一个看上去比她略微年长几岁的陌生女人，端了一碗姜汤，坐在她的床前。

　　“醒了就好，睡了这半天了，怪吓人的。”女人说。

　　阿贵妈问这是在哪里。女人说了个地名，那地方离五进士村大概二三十里路。

　　女人是在河边洗草药的时候看见她落进水里的。女人的水性不好，但幸好有她的儿子在边上。女人的儿子才十一岁，拖不动她，只好用一根竹竿把她捅到岸边，那女人拽着她的衣服把她拉上了岸。

　　阿贵妈听着女人说话的口音有点相熟，一问，果真是她家乡那一带的人，家里世世代代从医。女人嫁到这里后，自己开了个小中药铺子，卖药，也给人看病，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你有了身孕，怎么能一个人出门？”女人责怪她说。

　　她吃了一大惊。自从生下阿贵之后，她还怀过两胎，却都流了。一次是因为插秧时在水田里站了太久染了风寒，还有一次是在山上打猪草的时候摔了一跤。婆婆说这是城里人的娇嫩，乡下人在猪圈里都能生孩子，生完了，站起来就能把猪圈打扫干净。婆婆说的是实话，可是婆婆的每一句实话里都插着针。婆婆的实话比跳蚤的活力还强旺，这边杀了一只，那边生出一百，永远没有灭绝的时候，她躲不胜躲。后来，她就偷偷问人讨来避孕药吃着，她的月事从来不正常，所以她压根没想到她居然又怀上了。

　　她随口编了个出门的原因，女人心善，并没有生出别的猜想。因是乡党，女人就留她在家里将息了几日。临走时，女人送了她一块蓝底印花的头巾，还塞给她五块钱上路。她原本压根没想过还会回家的，所以身边没带一分钱。她就告诉女人半个月之内，一定会有人给她寄钱的。阿贵妈想好了，这一回，她会厚颜跟爹娘讨钱，她有过了死里逃生的经历，她问得出口。女人坚辞不收，她执意要给，两人为了一张悬在半空的汇款单，真情实意地推让了好几个来回，分手时，竟有了几分依依不舍和惺惺相惜。阿贵妈走出好远，还看见女人在路边朝她一下一下地摇手，一直摇到她看不见了为止，心中就生出了一丝愧意——她本不该对这个女人撒谎。

　　天渐渐就黑透了，雨雾也下成了雨珠。阿贵妈起身走进廊桥，突然，眼前一道大闪电，把廊桥照得通明透亮。这闪电有点邪乎，似乎被一枚巨大的图钉给钉住了手脚，一动不动地亮着，半天没有暗回去。接着，不远处响起了一连串的鞭炮声，鞭炮的间歇里，是一阵一阵的人声和鸡飞狗跳的喧闹声。

　　阿贵妈这才醒悟过来，是五进士通电了。清路架线的事，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日子一久，人就疲软了，她已经忘了还有这样一桩事情。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时候廊桥内里的模样——在没有电的日子里，夜晚的廊桥永远是一片黑暗。灯光之下，她猝然发现了廊桥的皱纹和寿斑。桥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结着蜘蛛网，桥壁修过多次了，每一次用的都是不同的木料，补丁太多，深深浅浅的，就有了许多颜色。每一层颜色，大约都是一个朝代。她见过的事，廊桥都见过了，而廊桥见过的事，她又知道多少？难怪她一惊一乍，廊桥沉稳如山。

　　桥那头雨篷和桥身相连接的那个角落里，蹲着一个男人。男人的一只胳膊套在一件灰色夹克衫里，另一只胳膊露在夹克衫外边，像是仓皇之间出的门，来不及把外套穿齐整。男人在抽烟，两个肩膀夹得很紧，脖子却收得很低，头发在风中飞飞扬扬。阿贵妈认出来那人是杨广全。她不是从他的背影上认出他来的，那天杨广全的整个身姿对她来说是陌生的，从背后看过去，他几乎是个老人。她是从杨广全露在夹克衫之外的那半件衬衫上认出他来的。当年她父亲领着他走进云和的家门时，他穿的就是这件衬衫。那时就已经旧了，现在他依旧在穿，只是当年洗得稀薄的针脚如今看不见了，都压在了补丁下面。

　　听见脚步声，杨广全转过身来，看见她，一怔，却不是大惊。

　　“你在这里做什么？”她问。

　　“等你。”他说。

　　“你知道我今天回来？”她有些意外。

　　他摇了摇头。

　　“你走后，我给方圆三百里所有的公安局派出所都打过电话。他们都说没找到，你的……”

　　杨广全迟疑了一下，她知道那个停顿里省略了的词，是尸体。

　　“他们没找见你，就是好事。只要你在，你总会回来的，所以，我每天都来这里，候你。”他说。

　　她觉得眼睛里冒上一股潮气，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日子像一张大号砂纸，已经把那些细致的情绪磨浅磨薄了。再以后，还会彻底磨除。

　　他吃准了，我会回来。他和他的全家。她想。

　　“回家吧，哑巴留着粥，还温和的。”他说。

　　她心里生出微微一点的感激，不为那碗粥，也不为他每日的等候，只为他没有追问她去了哪里。

　　杨广全丢了烟头，套上了那只夹克衫的袖子。阿贵妈觉得眼睛突然被割了一下，因为她看见了夹克衫袖子上别着一块黑布。

　　“我妈，走了。”他觉出了她的目光，低声说。

　　这个夜晚充满了惊讶，但这一次不是惊讶，而是震撼。她曾无数次地诅咒过婆婆，各种各样的骂法，各种各样的死法，当然都是暗地里。可是这次不是。这次她走出杨家院门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过婆婆。她觉得她一脚迈出去，婆婆就已是前生的事。

　　“炉子上烘蘑菇，一氧化碳中毒。”他告诉她。

　　其实婆婆是完全可以躲过这一劫的。村里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只要开了窗户就可以逃过一命。可是当时家里没人，婆婆坐不起来，够不着窗户。等众人从地里回来时，她已经走了多时。她躺在床上，脸色红红的，像抹过了胭脂花粉，眉眼带着一丝接近羞涩的笑意，看起来年轻了二十岁。

　　阿贵妈听丈夫说着婆婆的死，喉咙口涌上一团东西，只觉得哽得很緊。后来她听见了咕噜一声响，喉咙松动了一下，她以为自己要哭，却没想肌肉和神经各走了各的路，她竟然嘴角一扯，笑了。笑没走出多远，眼泪就下来了。

　　“我妈是被媒人骗过来的，十年里逃了三次。前面两次都是我爸和大伯抓回来的，第三次她没走大路，而是走了山路，山路难追。那天刚下过雨，路滑，我妈从崖上摔下来，摔断了腰椎，被一个砍柴的人救了回来。她腿脚不能动了，一门心思想死，连续三天不吃不喝。她熬了多久，我们弟兄三个就跪了多久。她终于忍不下来，才松了口。她是为我们几个才活在世上的，所以……”

　　杨广全的声音开裂了，他没把后面的话说下去。他不用说，她也不用问，她知道他没说完的是什么。

　　这些年里，婆婆那双形同虚设的腿脚，在这世上唯一还能做的，只是踩贱那两个嫁进她家门的儿媳妇。杨广全和他的两个弟兄，看着婆婆作践她和哑巴，却都不敢吱声。做娘的是忍不下年轻时的冤屈，做儿子的是忍不下对母亲的愧疚。他们都把他们忍不下的痛楚，扔给了旁不相干的外姓媳妇。

　　这就是杨广全那个“所以”之后省略的话。

　　她差一点，就走上了和婆婆一样的路。假若那天，廊桥的石阶是单数而不是双数，她就会和婆婆一样，选择了山路。假如那天她走了山路，兴许，她会和婆婆一样，从湿滑的山石上摔下来，摔成瘫子，或者瘸子。

　　“她其实，不是对你……她只信儿子，她说只有儿子，不会逃走。”杨广全结结巴巴地说。

　　“你到我们家来时，妈特意交代了每一个人，谁也不能把这事告诉你。”他说。

　　“她是怕我，学她的样子？”她冷冷一笑。

　　“她是怕，吓着你。”他说。

　　她不信，但没有反驳。

　　婆婆死了，她才终于知道了婆婆在成为婆婆之前的生活。和婆婆吃过的苦相比，婆婆待她，几乎已是仁慈。她吃过的苦大概根本就不能叫作苦，至多只能叫作不适，或者难受。可是婆婆的苦替代不了她的苦，婆婆的苦也不能替代婆婆的歹毒。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忍耐限度。对婆婆来说，那个限度是一条断了的腰椎，两条不能行走的腿。而对她来说，也许只是一只扇在脸上的鞋底，一碗该留而没有留的番薯粥。

　　对死了的婆婆和活着的丈夫，她本该有一些话说，比如理解，比如原谅，比如哀伤，比如抚慰。那些话都应景应时，但对在杨家熬过了八年的她来说，那都只是书本里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便是矫情。

　　她只有沉默。

　　“有电了，将来这里，就能看到电视了。”杨广全说。

　　两人沿着廊桥的石阶走下来，一前一后地走上了回家的路。赶热闹的人群还没有散去，鞭炮依旧在断断续续此起彼伏。狗被人带疯了，东一阵西一阵，吠得声嘶力竭。五进士每一户人家的窗口，今晚都镶嵌着一盏电灯。五进士的人节省惯了，舍不得电费，灯泡的瓦数都很小，二十五，十五，甚至更低。可是再昏暗的电灯也胜过最明亮的篾条，一家一家的电灯连起来，暗夜就有了破绽。这个夜晚，电灯把五进士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你，等一等，我有话跟你说。”阿贵妈突然喊住了丈夫。

　　她跟他说话，从来都是没头没脑的。她不想学他家里人的样子喊他阿全，也不想像村里女人喊丈夫那样叫他“孩子他爸”。非得跟他说话时，她只会用一个含含糊糊的“你”字。

　　“我不是为你回来的。”她平静地说。

　　“我知道，你是舍不下阿贵。”

　　她摇了摇头：“不是阿贵，我是为阿意回来的。”

　　“阿意？”他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她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三个半月了。”

　　他的眼睛里唰地飞过一只萤火虫，脸顿时活了。

　　“你走了，我给云和打电话，商量怎么找你。你妈说要是再有一个孩子，说不定就能把你拴住了。这话，真就让你妈说准了。你妈还说，你要是平安回家，她答应匀给我们两百块钱，给我们三年时间，慢慢还。”

　　云和。拴住。两百块钱。她听是听清了，却没有入脑。她在想着别的事情。

　　“你听着，你要想我不走，得答应我两件事。”她说。

　　“第一，这孩子生下来，若是男娃，他就跟着阿贵叫杨天意。若是个女娃，反正不进你家族谱，就跟我姓，叫李天意。”

　　阿贵的学名叫杨天贵，“天”是他那一辈男孩的排字。

　　杨广全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第二，这孩子长大了，要送到外公外婆那里读书。”

　　这一回杨广全没有犹豫，立刻点了头。

　　两人继续沿着那条泥土路，慢慢朝家走去。鞭炮声越来越响，远处听到的一团一团喧哗声，到了近处就分化成了不同的声音，她开始分辨出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孩子。

　　她从生活里溜开了几日，现在她又回来了，她得重新应对生活。冥冥之中，老天替她挑了一个好日子回来，因为村里出了一件比她的出走大得多的事情，他们一时顾不上别的。潮水一样的好奇心明天会朝她凶猛地冲来，但那是一夜以后的事了。此刻和明天早上之间，还隔着一晚天昏地暗的睡眠。明天醒来，会有明天的力气，她会用它来对付明天的好奇。

　　“牛找回来了，地都耕完了。”杨广全告诉她。

　　“等大哥的两个女娃嫁了，日子就会松快一些，再熬几年。”他说。这话像是对她说的，又像是自言自语。

　　她没回话。杨广全不懂算术，他永远只算出的，不算进的。就算他妈走了，他的两个侄女嫁了，家里少了三口人，可是他自己还会添一个孩子，他的弟弟要娶妻生子，他的儿子阿贵会很快长大，需要聘礼说媳妇。这个家，永远不会有松快的日子。

　　只是，就算是再苦的日子，现在她的头上再也没有山压着，她终于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一天一天慢慢地熬了。

　　阿贵妈摸了摸自己的肚皮。这个孩子真是个福星。这个孩子结束了五进士没有电灯的时代，她，或者是他，落下地来，就再也不会知道篾条松灯煤油灯为何物了。这个孩子在娘的肚皮里落了胎，就把娘变成了一个虽然还没熬成婆，但却再也不是儿媳妇的女人了。

　　这个孩子，救了她一命。

　　天意哦，我的天意。

　　她喃喃地说。

　　阿贵妈喊来阿珠，两人把屋里的衣橱抬到院子里，打开柜门和抽屉透风。屋子已经腾出来了，阿贵妈和阿贵爸昨晚就已经搬到了楼上大伯子原先住过的那间屋，好让自己的房间空着消消气味。

　　“晒一晒，省得阿意放衣服有霉味。”阿贵妈说。

　　阿珠点了点头：“阿意姐，爱干净。”

　　那是阿意留给她的印象。两年前阿意跟实验室主任一起到北京开会，匆匆绕道来了一趟家里探亲，只待了三天就走。阿贵妈没张扬——阿意的意思是别惊扰村里的人。那是阿珠第一次见到阿意，她没和阿意说上几句话，却记住了阿意每天都洗澡洗头，衣服一天一换的习惯。

　　“这个衣橱是生阿意那年，她阿爸自己打的，阿意有多大，它就有多久了。”阿贵妈告诉阿珠。

　　衣橱是老式的，做工很细，门上描着花。左边一屏是富贵牡丹，右边一屏是吉祥玉兰，颜色已经旧了，线条也有点模糊。

　　阿珠用手摸着牡丹上的花蕊，嘴里喃喃地说：“漂亮，阿爸真行。”

　　阿珠掌握的汉语名词，远比形容词多。阿珠使用名词的时候，基本收放自如，可是遇到需要形容词的时候，她就有点捉襟见肘。阿珠对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会用漂亮来称赞。苹果漂亮。菠萝漂亮。云漂亮。衣裳漂亮。鹅漂亮。天气漂亮。阿珠见着什么都惊奇，好像每次都是第一次。

　　阿貴妈哼了一声：“阿贵他爸只是个手艺人，他哪会这种描花绣朵的事？这是他从县城买来的现成贴面。”

　　小树正在院子里骑木马，一圈一圈的，嘴里发出突突突突的吼叫——那是在学他阿爸的摩托车声。小河坐在圈椅里沉沉地睡着了，嘴角挂着一线口水，腿脚不时地踢蹬一下，仿佛在做着一个关于行走的梦。

　　“你轻点，小祖宗，吵醒你妹子，你妈就做不得事了。”阿贵妈瞪着眼睛警告小树。

　　“奶奶，我姑回来，会给我买法国玩具吗？”小树把木马停到了阿贵妈跟前。

　　“你姑是第一次回门，你只能问她讨喜糖吃，不许讨别的，记住没？”阿贵妈说。

　　“我不要糖，我要巧克力。”

　　小树扔下木马，跑出了院门。

　　“这孩子大了，不能成天在这里瞎混，得送到城里读书。太奶奶老了，姨奶奶家还能住。”

　　阿贵妈这话不是对阿珠说的，她只是在自言自语。她用不着问阿珠的意思，拿主意的不是阿珠，阿珠的点头和摇头都算不得数。

　　“你把米洗了，泡下。我到茂盛家跟他们敲定明天帮厨的事。”她交代阿珠。

　　阿贵妈说的米，是打黄粿用的粳米，要先洗了泡过，蒸起来才蓬松。

　　阿珠说不上懒，只是眼里没活儿。阿珠看见太阳，绝不会想到被褥上的霉斑，阿珠也从来不会从院子里的落叶中，联想到簸箕和扫帚的用途。想要阿珠干活儿，只能直截了当地指派。阿珠有一样别人没有的好处，那就是顺从。

　　阿贵妈办完事回到家里，发现阿珠还坐在凳子上洗米。米泡在一个大木桶里，汪着满满的水。阿珠从木桶里抓起一把米，让水从手指缝里漏下来，淅淅沥沥地漏光了，放下，再抓一把。那样子不像是洗米，倒更像是在数米粒。

　　阿珠没想到阿贵妈会这么快回来，猝不及防，想别过脸去，可是阿贵妈早已看见了她面颊上的泪痕。

　　“你和阿贵，到底鬧的是哪门子鬼？”阿贵妈问。

　　阿珠没回话，但阿贵妈知道她有话。阿珠的话在肚腹里叽叽咕咕地行着路，跳过了嘴巴，直接跑到了太阳穴。阿贵妈看见阿珠的额角上，有一根筋在微微颤动。眼见着阿珠挂在嘴上的那把锁随时就要掉落，阿贵妈突然有些害怕起来。她很想知道那锁后边拴着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但又怕锁一松，会蹿出个什么妖魔。这几天她总觉得有点心神不宁。过了几年太平日子，人咋就变得这样战战兢兢，胆小怕事？她忍不住嘲笑自己。

　　可是阿珠的锁并没有掉落。阿珠没说话，只是继续俯下身去洗米。这一回，就有了劲道和速度，米粒在她的搓揉之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呻吟。

　　这时阿贵妈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阿意。

　　“妈，我明天到不了了，最早也得后天早上。市里的领导专程赶过来，要请我和加斯顿吃饭。”

　　加斯顿是阿珠的男人，是索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阿贵妈想说酒席的时间都定下了，客人都通知了，帮厨的人把时间都留妥了。阿贵妈还想说驴肉再放下去就不新鲜了，你阿爸都提前把地耕了，你阿哥只准了三天的假，你不回来他还得延期。但到最后，她只说了句：“那是好事啊，给咱家长脸了。”

　　阿意顿了一顿，又说：“妈，有一件事，我要和你商量。我们这回，还带来了一个人……”

　　阿贵妈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已经猜出来这句话后边跟着的，不是一件好事。跟这件事相比，酒席的延期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细节。每逢阿意说话态度强硬用词决绝的时候，其实正是她外强中干心中没谱。而一旦阿意语气委婉神情迟疑时，反而表明她心意已定刀枪不入了。从小到大，阿意向来如此，“商量”只是一件坏事的锦绣包装，知女莫如母。

　　阿贵妈避开阿珠进了屋里，和阿意说了一会儿话。挂了电话出来，脸色阴沉得像是一块没晒干的抹布。她呆呆地望着屋檐下的那个空鸟巢，心乱如麻。燕子认得旧路，往年这个时候，早已回来了，今年却渺无踪迹。燕子不来，不是个好兆头。早上起床时新纸一样平展的心情，这会儿已经满是皱褶。

　　阿珠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留意婆婆脸上的神情，她抬头叫了一声妈，却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见不得你这个磨叽样子。”阿贵妈不耐烦地说。

　　阿珠撩起袖子，让阿贵妈看她的光膀子。

　　阿贵妈乍一看，只觉得阿珠的膀子有点脏，东一块西一块地粘着泥巴。再一看，她才看清楚那是几个大小相似的圆点子，像是早年种牛痘留下的疤痕，只是颜色有点深。

　　“香烟，烫的。”阿珠说。

　　阿贵妈捂住胸口，喊了一声皇天。她突然醒悟过来，为什么阿珠这些年大热天都穿着长袖衣裳。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她的眼皮底下，她竟然一无所知。阿珠该有多能忍呢，她从没听见阿珠叫唤过一声。一股热气噌地涌了上来，顶在胸口。她想说阿贵你是个人吗，等到话出口的时候，她听见的却是：“你，你怎么没逃走？”

　　阿珠怔了一怔，过了一阵才听懂了婆婆的意思，就连连摇头：“不是，哦，不是阿贵干的。是他知道了，我先前的事。”

　　阿珠嘴上的那把锁，咣当一声掉了下来，后边果真锁着个妖魔。阿贵妈的直觉没错，不是她胆小怕事，是这个家本该有事。

　　阿珠的嘴巴，在失去了锁的把守之后，一时不知所措，语无伦次。阿珠的中文只够说一件简单的事，却不够解释一个复杂的过程。经过几轮追问澄清之后，阿贵妈终于在那个乱线团里，找出了一根线头。

　　事情是从手机引起的。阿珠把电话打爆了，阿贵就收走了阿珠的手机，把卡销了。有一天在工地宿舍里整理东西，他偶然翻到了这只废弃的手机。密码本来就是他自己设的，出于好奇，他插上电，随意打开手机翻了翻，没想到就看见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六七岁模样的男孩，在对着镜头说话。男孩脸生，女人却是阿贵认得的——那是阿珠的妈。两人说的都是越南话，阿贵一句也听不懂，但他猜到了是男孩在哭着喊妈。

　　阿贵起了疑心，就回家来问阿珠。阿珠经不得逼问，只好说了实话。

　　阿珠十六岁还在上高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校门口摆摊的越南男人，就跟着那人走了。那个男人爱喝酒，喝了酒就下死劲地打她。后来她终于忍不下去，只好逃回了娘家。她妈看着情景不对，就托了表姐牵线，把她嫁到了中国。

　　这事阿贵是知道的，那是阿贵发现阿珠身上的伤痕之后，阿珠告诉他的。阿贵当时听了一惊，阿珠就解释说她以为表姐把什么都讲清楚了。阿贵觉得媒人不说实话也是常情，虽有几分不爽，但阿珠一再说明已与那个男人再无瓜葛，阿贵也就把这事放下了，没告诉家里任何人。

　　阿贵只是没想到阿珠还有隐情——阿珠和那个男人有过一个孩子。她嫁到中国之后，那个男人到娘家去找她，把孩子扔给了她妈。

　　阿贵这次真动了气。他气的不仅是那个孩子，还因为他不知道阿珠还对他瞒下了多少事，她对他到底有几分真情与真心。

　　阿贵妈听阿珠讲了前前后后的事，只觉得脑子哗啦一声，碎了一地。无数个想法尘土一样地在眼前飞过来扬过去，竟没有一个能捏成团。今天本来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可是阿意进来搅和了一下，阿珠进来再搅和了一下，这天，就突然变馊了。

　　报应啊，报应。阿贵妈的牙缝里挤出一丝飕飕的凉气。

　　杨家的媳妇都是骗来的，阿贵妈，婆婆，还有婆婆的婆婆。到了阿贵这一代，男人却落在了女人挖下的坑里。

　　可是，阿贵就没骗过阿珠吗？阿贵去越南领人的时候，是许了阿珠一份好日子的。阿珠来到五进士，过上好日子了吗？院子头顶的那一片天，几个苹果菠萝杧果，半个月才见一次面的男人，还有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重逢的父母。这就是阿贵许给阿珠的好日子吗？

　　阿貴的越南之行，是一家人仔细商议过的。阿贵的脑子有很多盲点，需要别人来一一拨明。阿意那时还在法国读博士，靠着奖学金紧巴巴地过日子，她指望不上家里，家里也指望不上她。家里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几个总也赶不上聘礼涨幅的存款。那几个钱就是长了最强壮的腿，也只够走一趟越南。而且，只能是一趟。

　　“你告诉她：不用下地干活，每年出门旅行，一年回一次越南探亲，将来接父母到中国玩。”

　　这是他们三个人坐在饭桌前定下的话，阿贵妈要阿贵一条一条记下了，别到时候说一句拉一句。

　　“这些话，每一句都能替你省钱。”阿贵妈说，“兜里的钱看紧了，不能一次掏出来。掏出去的钱就是泼在地上的水，再想收回就难了。要见机行事，慢慢拿，能少拿一分是一分。”

　　临行前，阿贵妈殷殷嘱咐儿子。三十五岁的阿贵是个完完全全的大人，也是个完完全全的孩子，因为他还没见识过女人。

　　要是阿贵骗了阿珠，那也不是阿贵一个人的事，阿贵的骗局里到处都是她的指纹。就像当年她被骗到五进士，每一个细节都是杨广全一家人的合谋。只是这一回，那个做儿媳的可不像她当年天真老实。阿珠或许早就有了提防，所以赶在他们骗她之前，先骗了他们。

　　到底是谁骗了谁？谁又能长长久久地骗得过谁？人听久了骗人的话，习惯了，是不是就把那假话当成了真日子来过？

　　阿贵妈想不明白这里头的道理。她闭着眼睛靠在身后的房柱上，头痛欲裂。

　　她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响动，觉出眼皮上的重量，是阿珠走过来，站到了她跟前。

　　“我妈说我有过孩子，所以，才收了五千块钱。我表姐阿秀，是三万。你可以问她。”阿珠怯怯地说。

　　便宜没好货。阿贵妈一下子想起了杨广全最爱说的两句话。

　　还有一句是：天底下的好事要都叫你一家子占了，别人怎么活？

　　“下回别叫我看见她。”阿贵妈咬牙切齿地说。

　　阿贵妈眼皮上的重量还在，阿珠依旧站在她跟前。

　　“你要走，就走吧，谁能拦得住一个铁了心想走的人？只是，等小河断了奶。”阿贵妈睁开眼睛，疲惫地挥了挥手，叫阿珠走开。

　　“妈，我想……”

　　阿珠的嘴唇嚅动着，还想说话，却被阿贵妈一下子堵了回去：“让你妈再给你找个男人，满天下生孩子去。只是，下回把手机藏严了。”

　　阿贵父子两个犁完田往家里走，老远就听见自家院子里传出杀猪似的号叫——是小河的声音。进得门来，只见阿珠抱着小河，左哄也不是，右哄也不是，急得满头是汗。原来是圈椅扶手上停了一只蜜蜂，小河拿手去抓，被蜇了一下。

　　阿贵看见小河的手心肿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包，便黑了脸，粗声粗气地说：“整天都干啥了？连个娃都看不好。”

　　阿贵摊开小河的手，吐上一口唾沫，轻轻地吹了几口气。小河的身子扭来扭去，咿咿呀呀了几声，渐渐安静了下来。

　　“你妈呢？”杨广全问。

　　“楼上。”阿珠说。阿珠眼睛红肿着，声音有些嘶哑。

　　阿贵妈从楼上走下来，额上包着一条湿毛巾，隔老远就闻着了刺鼻的风油精气味。

　　“你这是咋啦？”杨广全问。

　　阿贵妈取下塞在耳朵里的两团棉花，瓮声瓮气地说：“头疼。”

　　杨广全见小河闹成这样，阿贵妈都没下楼来，看来不是寻常的头疼，就问要不要去卫生所量个血压。阿贵妈说一时半刻死不了。杨广全说今儿怎么没人管送饭了，我和阿贵饿得想吃人呢。阿贵妈冷冷一笑，说你们杨家的事，我管不了了，能人多着呢。

　　杨广全只觉得阿贵妈今天脸色不对，哪句话出口都像炮仗，便猜想是和儿媳妇怄气了，也不敢多问，只催着阿贵赶紧把脚洗了。

　　阿贵妈说你儿子能耐着呢，你还以为人家是孩子，什么事都需要你罩着。

　　杨广全听了这话，又觉得老婆是在和儿子置气，就问阿贵你咋惹你妈了。

　　阿贵心下明白了，却不回话，只是舀了一瓢水，哗哗地冲脚。冲完了，低头坐在凳子上，挤着脚上的伤口。阿贵今天忘了穿长筒胶鞋，又懒得回家取，就赤脚下了田，被蚂蟥咬了几口。当时没觉得厉害，回家一看，两条腿上足足有十好几个伤口。

　　“你得挤干净了。茂盛家的老二上回没弄干净，发了炎，说是什么坏死的，住了好几天医院。”杨广全嘱咐阿贵。

　　阿贵妈哼了一声，说：“当年我背着他下田插秧，你怎么没跟我说过这话啊？”

　　阿贵爸就嘿嘿笑，说：“没见过你这个婆娘，跟自己儿子吃醋。那时候的蚂蟥哪有现在的毒性？”

　　阿珠把小河放回到圈椅里，走到阿贵跟前，两个膝盖一软，跪下来，头埋在了阿贵腿上。众人吓了一跳，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原来她是要给阿贵吸伤口里的污血。

　　阿贵的身体往后缩了一缩，僵成了一坨铁，可是阿珠的嘴唇没有放过。阿珠的嘴唇像超大功率的吸盘，吸得阿贵一身的汗毛都炸成了针。阿珠瘪着腮帮子，吮一大口，呸地吐出来；再吮，再吐；地上便都是一摊一摊带着血丝的唾沫。渐渐地，阿贵身上的汗毛草似的平伏了下来，只觉得阿珠一口一口吸出去的，不是血，而是他身上的力气。阿珠的嘴唇和舌头剔走了他身上的每一根筋每一块骨头，最后只剩下一泡水一堆烂肉。他看着阿珠裸露的颈子上那一层水蜜桃似的绒毛，全身瘫软，嘴角扯了一扯。

　　“去灶房泡碗盐水，漱一漱口。”他起身推开了阿珠。

　　阿珠从灶房回来，手里端了两大碗米饭，上面浇着厚厚一层笋干炒木耳。本来是有鸡丁的，阿贵妈把鸡留给了第二天的宴席。

　　父子俩端起碗，谁也不看谁，就呼噜呼噜地开吃起来，把筷子当成了勺使。一口气的空当里，碗已经见了底。

　　“没人跟你们抢，这副吃相。”阿贵妈摇了摇头，起身给他们各添了一碗。这一回，两人就慢了下来，尝出了点儿菜的滋味。

　　“贵他妈，谁惹了你的？给我说说。”

　　杨广全放下饭碗，点上了一根烟抽着，打了个哈欠，嘴大眼小起来。

　　阿贵妈斜了阿贵一眼：“你待会儿自己问他。”

　　阿贵也点了一根烟，蹲在地上腾云驾雾，沉默不语。

　　“他妈，你人不舒坦，歇着吧。明天阿意来，够你忙的。”杨广全指了指楼上，对阿贵妈说。

　　“你计划一年，也顶不上人家说变就变。”阿贵妈就把阿意后天才到的事，告诉了杨广全：“待会儿你去一家一家通知吧，我懒得去。”

　　杨广全抽完了一根烟，站起来，在院子里兜来兜去，揉着饱胀的肚皮。

　　“阿意后天到，也好。阿贵明天你跟我去趟下边，买点海货。家里请客，肉够了，缺鱼。”

　　杨广全说的“下边”，是指廊桥那头的福建地界。

　　阿贵犹豫了一下，瞟了阿珠一眼：“明天那边有集市，要不全家都去逛逛？”

　　阿贵妈起身朝楼上走去。

　　“你们去吧，我头疼，歇着。”她说。

　　最初的寒暄有几分尴尬。

　　阿贵家的场地不大，却挤了满满一院子的人——他们一路把客人迎进村后，就待在阿贵家里不肯走了。杨广全两口子和阿意夫妇坐在堂屋里，四下一圈一圈地围着看热闹的人。圈子逼得很紧，都闻得见嘴里喷出来的蒜味和烟味。阿贵妈只觉得这会儿的场景，有几分像多年前在娘家见过的街道批斗会。空气不够，脑瓜仁子憋得一蹦一蹦地跳，仿佛里头有一面鼓在敲。

　　除了在电视上，五进士的人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真正的洋人。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是阿意的洋夫婿，有背时些的，就不太清楚那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女孩是谁。有人说那眼睛不是蓝，是绿，也有人说在太阳底下是蓝，到了阴暗处就变成了绿，像猫。有消息灵通些的，就趴在背时之人的耳朵上说：那女孩是阿意的夫婿拖过来的油瓶，千真万确，是阿贵妈亲口告诉茂盛媳妇的。那背时之人就感叹，说这么老相的男人，还拖个这么小的油瓶。村里人只知道女人带了孩子再嫁叫拖油瓶，如今拿了这话来说男人，就觉得滑稽，有一两个婆娘忍不住哧哧地笑出了声。

　　有个婆娘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就有人反驳，说人家是法国大学的校长，要是在中国，这个级别该算是省长了吧。阿意嫁他，不吃亏。又有人说阿意是法兰西最大的实验室里最有名的科学家，名声赶得上屠呦呦，分分钟要得诺贝尔奖，是人家占了阿意的便宜。

　　关于阿意和加斯顿身份地位的传说，最早落到五进士的第一只耳朵里时，还只是一块鹅卵石。从第一根舌头传出去，落到第二只耳朵时，就已经是一块岩石了。等在五进士村里转了个圈，再传回到阿贵家院子里时，已经是一座山峰。

　　这些话虽然是低声说的，阿贵妈却也免不了猜着了个大致的意思，只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就摆了个笑脸，挥挥手，叫众人都先回去，好让阿意两口子歇息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再聚。

　　阿意在外头这十几年里，也交过几个男朋友，却没有一个到了可以领回家来的地步。阿意一天没着落，阿贵妈一天心神不定。突然有一天，阿意发了张照片回家，说在巴黎认识了一个人，要结婚。阿贵妈一看照片，是个洋人，看起来比阿意岁数大些，样子还算周正。阿意找的不是中国人，阿贵妈心里就有些别扭，但想到阿意三十好几了，已经过了挑三拣四的年纪，只好点头认了。结婚是阿意自己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到市政厅登个记拍了张照片，就算完事了。

　　后来阿意和母亲通电话，才说起加斯顿先前结过婚，有个五岁的女儿，现在和他们一起住——那都是结婚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阿贵妈心里一惊，就问他是不是先前骗了你。阿意就笑，说妈这不是在五进士，我哪有这么好骗。发给你的那张结婚照上，给我拿着花的，就是他女儿。

　　阿贵妈一时气结。她见不得阿意在还没成为自己孩子的娘之前，就先做了别人的后妈。她更不痛快阿意在如此重要的事上，竟然瞒过了自己的亲娘。阿贵妈为这事憋屈了很久，免不得要在杨广全身上撒一撒气，说真不愧是你的亲骨血，都不用学，天生知道怎么把生米先煮成饭。杨广全便说：好事要都落在阿意身上了，你让别人怎么活？她要是先告诉你了，你能同意吗？你同不同意，这个婚她都是要结的。她要不是这么能拿主意，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阿贵妈冷静下来，想想杨广全这话还是有点道理，才把心头的一块疙瘩渐渐平顺了下去。杨广全老了，没了从前的那股子张狂劲儿，可现在说出来的话，倒比年少时中听。

　　半个月前阿意打电话来，说要回国开会，顺便带加斯顿回家探亲。阿贵妈想着女儿结婚的时候，娘家没有替她张罗过，就早早地傳出话来，要宴请全村。

　　谁知事到临头，阿意又从上海来了个电话，说加斯顿的女儿也跟着他们一起回国了，后天一起回五进士。

　　阿贵妈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只觉得当头挨了一记闷棍，好不容易已经平伏下去的一口气，又噌地一下被挑了起来。就拉下脸，说你头一次回门，带着她来算什么。阿意说加斯顿说了，孩子得看看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加斯顿还说了，孩子需要了解跟她父亲在一起的那个人的生活经历。

　　加斯顿。加斯顿。加斯顿。

　　阿贵妈发现阿意现在说话不仅是口音而且连腔调都变了，阿意把加斯顿的话当成了经书。她一下子没管住自己，忍不住对女儿说：“好好的一块白布上有了个疵点，你非得缝在前襟上招摇过市吗？”

　　其实白布的比喻是她临时改的口，她当时真正想说的是一盆白米饭上面有了一粒老鼠屎，话到嘴边的时候，她又吞了回去。阿意不是阿贵，更不是阿珠，她就是再糊涂，也知道对他们三人说话，各该有各的尺度。

　　听了那个关于白布的比喻，阿意在电话那头愣了一愣，半天才说：“妈，你要不同意孩子过来，那我也不回来了，省得丢你的脸。”

　　这一句话，把阿贵妈堵得没有了退路。宴客的消息早已敲锣打鼓地在五进士张扬出去了，这几天连村里的狗都不肯好好寻食，在等着啃酒宴上剩下来的肉骨头。女儿带着别人的油瓶回来，是丢脸；女儿压根不回来，更是丢脸。阿贵妈把两桩丢脸的事放在天平上称过了，最后只好认领了稍轻的那桩。

　　从小让她最信得过的女儿，原来也和儿子一样，没让她省心。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先斩后奏，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偷梁换柱……她的一儿一女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三十六计，知道那背后的一刀捅起来最过瘾，最叫爹娘猝不及防，手忙脚乱。

　　看热闹的人终于散了，阿贵和阿珠领着几个留下来帮厨的男女劳力，进了灶房里忙活，院子里这才安静了下来。

　　加斯顿站起来，走到杨广全夫妻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那腰弯下去，遮暗了一小片地，阿贵妈才真正覺出了女婿的个头威猛。

　　“爸爸妈妈，很高兴见到你们。”加斯顿说。

　　加斯顿的话听起来很怪，杨广全夫妇怔了片刻，才明白过来那是洋腔洋调的中文。小树在旁边听了，就哈哈地笑：“奶奶，奶奶，他说‘剪刀你们。”

　　见加斯顿弯腰站着，纹丝不动毕恭毕敬的样子，杨广全慌慌张张地去扶，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阿意你赶紧叫他别这样。阿意说阿爸你随他去，他在日本教过几年书，学会了日本人的样式。

　　小树听了，就举起拳头，说日本日本，打倒日本。阿意揪住小树的耳朵，说你这个小不点，上回见你才会走路，一眨眼就长成小泼皮了。小树的身子扭来扭去地躲着阿意的手，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新娘子，巧克力。”

　　阿意松开小树，说：“我早不是新娘子了，不过巧克力倒真有，等姑开了箱子找出来给你，吃得你满嘴黑牙。”

　　阿贵妈打了一下小树的屁股，说大人说话，你别在这儿淘气，出去玩去。

　　小树哭丧着脸，正要出门，加斯顿的女儿艾玛突然扯了扯阿意的袖子，轻声用法语问：“露意莎，他可以带我出去玩吗？”

　　露意莎是阿意的法国名字。

　　阿意就拦住小树，问你能带这个法国小姐姐出去玩吗，不走远。

　　小树看了一眼艾玛，神情突然就扭捏起来，把那副泼皮模样全丢了。半天，才轻轻点了点头。

　　阿意交代艾玛：“路上遇到人，见面就说‘你好。记住，是‘你好，不是‘再见。听不懂也没关系，微笑可以带你走一万里路。”

　　艾玛说：“爹地说过，到了中国，话听不懂的时候，头两回点头，第三回就摇头，三回里头总有一回能蒙对。”

　　阿意和加斯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阿意拉着小树说：“不能让小姐姐吃生的东西，你行她不行，她的胃不适应。”

　　话没说完，小树已经拉着艾玛的手跑出了门。

　　杨广全看了一眼加斯顿，对阿意说：“你告诉他，在五进士，牛丢了都会有人送回来，人更丢不了，叫他一百个放心。”

　　阿贵妈把阿意拉到一边，轻声说：“她咋能叫你名字呢？不叫妈，也至少叫声姨吧？她爸不会教她礼数？”

　　阿意就笑：“她有妈，凭什么叫我妈？在国外，都兴叫名字。”

　　“在国外，我管不着。在咱这儿，就得守咱们的规矩。”阿贵妈的脸紧了起来。

　　加斯顿疑惑地看着阿意，急切地想加入谈话。这几个月里，他从旅游书和网上吭哧瘪肚地学了些中文——阿意没耐心教他，说他的理解能力一流，模仿能力却是零。他学来的那几句中文，在跨进五进士的头一刻钟里就使完了。离开了阿意这根拐杖，他觉得寸步难行。可是这会儿阿意没心思当拐杖，阿意自己有路要走。

　　“你去屋里，先把行李收拾出来，一会儿艾玛回来好洗澡。”阿意对加斯顿说。

　　阿贵妈听不懂法语，但却看得出来女儿跟女婿说话的时候很有底气，不像是要依女婿脸色行事的样子。两年没见，阿意胖了一些，面颊满了，笑起来有了浅浅的双下巴，坐在凳子上不动的时候，衣服在肚腹之间显出几个隐隐的褶子。阿贵妈想起那年她送阿意上大学，从廊桥的这头走到那头，女儿告诉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话。那时候，阿意还是个干瘪精瘦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十几年了，阿意从廊桥走出去，一走就走得那么远，一没留神，她竟然就错过了阿意从女孩到女人的整个过程。

　　“妈，艾玛是个，好孩子。”阿意对母亲说。

　　阿贵妈发现阿意头发上有一张红纸片——那是鞭炮留下的碎屑。她想伸手把那纸片拿下来，女儿微微地躲闪了一下，她讪讪地缩回了手。她和女儿，已经生疏了。日子过得太快太糙，日子只教会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日子却没有教会她温软亲昵。

　　“再好也是别人的，你该有一个自己的。”阿贵妈打量了一下女儿的腰身。

　　阿意挪了挪身子坐正了，收紧了肚腹。

　　“哪有时间？”阿意说。

　　“你只要辛苦九个月，生下来，我和你妈给你带。”一直还没机会说话的杨广全，突然插了进来。

　　阿意低头瞅着自己的鞋尖，直到脚指头觉出了热。

　　“孩子，要跟父母，在一起。”阿意说。

　　阿意像拟电文一样吝啬地挑选着她的用词。她信任名词，容忍动词，却怀疑形容词和副词。她在自己的日常用语中小心翼翼地剔除着这两种词，因为它们不仅变幻无常缺乏逻辑，而且极不可靠，随时会把谈话引入万劫不复的歧途。

　　三人都沉默了，他们都同时想起了阿意在云和度过的那些日子。阿贵妈从来没问过，这些年阿意在外头，最想的是亲妈，还是外婆？阿贵妈不敢问——她不想听假话，但她更害怕听真话。

　　“嫂子现在，都习惯了吧？”阿意换了话题。

　　阿意的问话，谁都听得懂，但别人听懂的，只是表皮的意思。底里的意思，只有他们三人知道。在那层意思里，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外人，包括阿贵。

　　从娶进阿珠那天起，阿贵妈就惴惴不安。这一带娶过来的越南媳妇，有人逃走过。邻村的一户人家娶了两回，逃了两回。阿珠没生孩子的时候，阿贵妈担惊受怕。阿珠生下了孩子，阿贵妈还是担惊受怕。前头怕的是白扔了聘礼，后头害怕的，就不只是聘礼了，还有没娘的孩子。

　　阿贵妈张了张嘴，正想说什么，杨广全轻轻咳嗽了一声，她就住了嘴。半天，她才叹了一口气，说还过得去吧。

　　阿意觉得父母的相貌，在这一刻里突然就变了。父母的老，大约和天下所有人的老一样，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是她，错过了量变的那条线，一下子看到了质变的那个点，就在父亲的那声咳嗽和母亲的那声叹息里。当杨家的院子里站满了人的时候，父母的額头是鼓的，眼里有光，脊背上戳着一根硬直的骨头。可是人一散，绑着父母筋骨的那根绳子就断了，父母突然就瘫软了下去。阿意不知道她到底更想看见父母吃力地绷着，还是放心地懈着，这两样都叫她不知所措。

　　“爸，妈，我和加斯顿商量好了，今年申请你们到法国，探亲。”阿意说。

　　阿意的确和加斯顿谈过这事了，但他们说的是明年，而不是今年。

　　“等你有了长期工作，再说这事吧。”阿贵妈说。

　　阿贵妈知道阿意这几年都还在做博士后，收入比读博士的时候多一些，却也多不到哪里去。

　　“加斯顿答应借我钱了。”阿意说。

　　阿贵妈吃了一大惊：“他，不养你？”

　　“我有收入，为什么要他养？”

　　“男人不养女人，你嫁给他做什么？”阿贵妈的声音裂开了一条缝。

　　阿意没回话。要想把她和加斯顿的婚姻模式转化成五进士的语言来解释，需要三个博士学位十门哲学伦理历史课程，再加上一千公里的耐心。她走了太远的路，她有些筋疲力尽。

　　“妈，我和加斯顿，是真心的，我不图他，他也不图我，不像哥哥和嫂子，还有……”

　　阿意猝然收住了话尾，但是阿贵妈立刻明白了阿意咬住的那半截话是什么。

　　那是“你和我阿爸”。

　　假如说阿意前头的话是石头，虽然不顺耳，至多也只是堵心，那半截话就是刀子，在阿贵妈心尖上捅出了一个窟窿。她想说我和你爸，当初也是真心的。只是真心抗得过日子吗？日子一磨，什么真心都得漏底。你和加斯顿是不是真心，等过十年再说，到那个时候，再闻闻你今天的话是不是馊了。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阿贵妈再次想起了那年阿意在廊桥上和她说过的那句话。是的，阿意回来了，可是桥不是同一条桥，河不是同一条河，阿意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兴许，她自己也不是了。

　　那一刻阿贵妈坐在女儿旁边，心给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母亲。作为女人的那一半，很想把心里的这几句话啪地扔给阿意，扔她个满脸开花；作为母亲的另一半，却希望这些话一辈子都用不到女儿身上，到老，到死。

　　最终是母亲的那一半赢了。母亲的一半永远是赢家。

　　阿贵妈什么也没说，说话的是杨广全。

　　“我和你妈，出不出国都不要紧。你若真有闲钱，帮一帮你阿哥。”

　　“Un，deux，trois，quatre，cinq……（法语：一，二，三，四，五……）”

　　五岁的艾玛站在五进士村那条土路上，数着铺在路上的饭桌。她能数二十以内的数，但不能被打断，一打断，就得从头开始。

　　其实，她会的数字比这个大得多，她可以一路不打一个磕巴地从一数到一百，但二十一和一百之间的数字，对她只具备抽象意义，和具体物件没有联系。

　　数过几次之后，艾玛终于数明白了，是十九张桌子，正好落在她懂的那个数字范围里。

　　小树也在数。小树的数法不是艾玛的数法，确切地说，小树其实不是在数数，而是在背数，他能从一背到十。五进士的孩子都没进过幼儿园，小树的数字是阿珠随意教的。但是数字对小树来说只是小和尚嘴里的经书，能顺着背，但什么也不懂。小树如此这般背了几遍，就腻烦了，猫下身子钻进桌子底下，这头进，那头出，再那头进，这头出。

　　十九张桌子，大部分是圆桌，也有几张方桌，还有一张长桌。凳子有长条的，方的，圆的，高矮不齐。艾玛想问爸爸或者露意莎，为什么桌子和凳子会是这样五花八门的呢？可是爸爸和露意莎这一刻都不在身边，没人理她。她只好去问小树。

　　小树听不懂她的话，却猜出了她的意思。小树伸出一个指头，大大地画了一个圈，把路两侧所有的房子都圈了进去，说：“大家的。”

　　艾玛听不懂小树的话，但她也猜出了他的意思。

　　他俩就这样各说各话，在瞎蒙乱猜的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一会儿，突然间，老天爷伸出一根手指点拨了一下，他们的脑子就通了。她不再说她的话，他也不再说他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没有音标语法时态，除了他俩之外谁也不懂的语言。等到加斯顿和阿意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毫无阻隔地玩在了一起。

　　加斯顿惊叹不已，拍了一段视频，说要带回去给语言系的教授做研究，看这是个什么现象。阿意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要沟通的欲求足够急切，就能创造语言。世上所有的交流障碍，其实只是懒惰的借口，因为人还没被逼到绝路——没有奇迹的原因是没有欲求。

　　加斯顿看了阿意一眼，微微一笑：“露意莎，我总觉得你更应该是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

　　艾玛在五进士的这半天里，经历了好几次惊讶，或者说，惊吓。

　　早上当他们刚刚拐进村口，她就听见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没错，当时艾玛就是这么认为的。她一下子扑在加斯顿的腿上，两手捂住了耳朵。后来露意莎告诉她，这不是枪声，是鞭炮声。艾玛知道焰火——她看过埃菲尔铁塔和诺曼底海滩上的国庆烟花表演，但她从没见过鞭炮。她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单词：Les pétards。

　　“为什么要有这么可怕的声音呢？”艾玛问。

　　“世界上表达喜庆的方式很多。在中国，鞭炮就是一种。”露意莎说。

　　艾玛说：“知道了，就像香榭丽舍大游行时，仪仗队手里的枪，但是他们的枪不发出声音。”

　　“可是今天是什么喜庆日子呢？”

　　艾玛正想问，还没开口，就听见鞭炮的声响里又夹杂进了别的声响。那声响听起来也很热闹，但却不那么尖脆，不像锥子扎着耳朵——那是锣鼓。敲锣鼓的人站在路的两边，路正中有两个壮汉扯着一面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中国字。

　　艾玛觉得那些字像是剪刀剪出来的，每个笔画都边缘清晰，一眼看上去都能觉得出刀锋的锐利。只是她一个字也不认得。加斯顿比女儿略强一些，从那一堆字里认出了四个不知用什么逻辑排列的数字：“十，百，一，五。”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数字？”他问妻子。

　　露意莎眼力好，隔着很远就看清楚了横幅上的字：

　　十年寒窗，历经世间百般苦。

　　一朝荣归，羞杀前朝五进士。

　　露意莎没有回答。她没法告诉加斯顿：这里所有的数字，除了五是真的，其余的基本都是比喻。十不真是十，一也不真是一，百更不真是百。可是，假若它们都不是真的数字，那它们又是什么？

　　艾玛扭头看了一眼，突然惊叫了起来：“爸爸，露意莎哭了。”

　　加斯顿把一根手指放在唇上，嘘了一声，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递给了妻子。露意莎窸窸窣窣地擤过了鼻涕，才瓮声瓮气地说：“是欢迎的意思。”

　　艾玛从座位上颠了颠身子，兴奋地说：“那块布是不是就像戛纳的红地毯？只是不铺在地上。”

　　去年戛纳电影节开幕时，加斯顿正好在附近度假，就带着艾玛去看过一次红毯秀，没想到孩子就记住了。

　　艾玛对事物的观察和解释，总有着她自己的路数，乍一听天马行空，再一想却是在逻辑的地界之中。有一回，幼儿园的老师说到圣诞节的来历，问孩子们“教堂”有什么用途。艾玛第一个举手，说那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办公室。老师听了一怔，然后拍案叫绝。

　　艾玛的想象力，时时让大人胆战心惊，生怕她走火入魔误入歧途，但她却总会在脚尖几乎踩上荒谬边缘的那一刻，出其不意地突兀转身。

　　早上当他们从车上走下来，众人像潮水一样把他们脚不点地卷裹进杨家院子时，艾玛捏了捏父亲的手，问：“露意莎是明星吗？”

　　父亲也许回答了，也许没有。人流太拥挤喧嚣，她听不清楚，她只是觉出了父亲的掌心很潮濕滑腻。

　　艾玛在五进士经受的更大的惊吓，发生在下午，当她和小树在院子里看杀鸡的时候。

　　虽然阿贵家有两眼大灶，但即使柴火一刻不停地烧着，也供不了十九张桌子的饭食。阿贵妈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法子：肉菜和黄粿，在自己家里做，鱼和素菜，借用隔壁茂盛家的灶火。但是总会有一些菜，落在这些分类中间的模糊地带，比如红烧肉炖蘑菇，再比如笋干炒鸡丁，那是素中有荤，荤中有素。于是就需要一个充当运输队角色的人，把盛着肉汤的锅从这头送到那头，再把装着菜蔬的篮子，从那头搬到这头。

　　阿珠就应运而生地做了那天的跑腿。

　　阿珠用一根布带，把小河绑到背上，在自家院子和茂盛家的灶房之间，来回奔跑。小河从没在她阿妈的背上走过这么多路，见过这么多张被汗水和兴奋泡得走了形的脸，闻过这么多种她压根分辨不清的味道。她浑身上下连脚指头都好奇，不困不饿也不闹，静静地睁圆双眼东张西望。

　　阿珠不仅当跑腿，也负责把散在路上的鸡轰回到院子里。阿贵家里养着二十多只鸡，阿贵妈决定今天要杀七只。挑选死刑犯的标准很简单：母鸡按生蛋能力强弱，公鸡按脾性顽劣程度。七只里有六只她都不用过脑子，只有挑第七只时，她犹豫了一下。第七只是大公鸡，是家里这群鸡中的山大王，天生好斗。跟其他的公鸡斗，是争风吃醋；跟围着它的母鸡斗，是为了显摆；跟闯进杨家院子的狗斗，是为了守住地盘。甚至连树上飘下一片落叶，它也会竖起一身毛，聒噪不已。论脾性它该第一个挨宰，可是让阿贵妈犹豫不决的，却另有原因——它长得实在惹眼。

　　阿贵妈养鸡的历史比她的婚史还长，远在她还是个小姑娘、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她就跟在母亲的身后，学会了在鸡窝里掏出隔夜的蛋、用糠混着米碎和菜叶喂鸡、隔三岔五换一次鸡窝里铺的稻秆。可是即使她养过这么多年鸡，她也没见过长得这么精神的公鸡。这只鸡的尾巴上生着一大蓬赤红色的毛羽，那赤红若仅仅是赤红，倒也普通了，偏偏那赤红里，又夹杂着几绺刺眼的孔雀蓝和杏黄。这蓬毛羽，静着看是一片虹彩，跑起来那可就是一团镶着青丝黄丝的飞焰，叫人看着就忍不住想扯开喉咙喊上一嗓子。

　　阿贵妈不禁感叹：难怪人长得好能倾国倾城，连鸡长得好都能让人刀下留情。但怜惜归怜惜，阿贵妈心里明白，这只鸡留着，杨家院子便无安宁之日。在阿贵妈的情绪队列中，安宁总归还是排在怜惜前头的，于是在片刻的犹豫之后，她还是把这只鸡归到了死刑犯的队伍里。

　　杨家管杀鸡的，从前是杨广全，今天是阿贵。

　　杨广全杀鸡，跟他年轻时干木匠活儿似的一板一眼，精工细作。他先用草绳把鸡的两只翅膀捆了，然后剃了颈脖上的毛，在脖子上割出一个小口子，把鸡血沥干净了，再扔进滚水里煺毛。

　　阿贵对他阿爸的杀鸡方法有些不以为然。他说那是杀一只鸡的方法，杀七只鸡也用这个法子，那得从早晨杀起，杀到太阳落山。阿贵杀鸡的方法很简单，简单到几乎粗暴。阿贵只是把刀磨锋利了，准备好两桶热水，把鸡按到案板上，一刀砍下去，刀落头也落，再砰的一声扔进水里了事。杨广全虽然嘴上不服，心里也知道儿子的方法不无道理：十九张桌子的饭食，自然没法像一张桌子那样精细操持。

　　这天他们抓那只长相俊朗的公鸡，很是费了一番周折。阿珠花了一把好米，才勉强把它哄进院门，但它却不肯束手就擒。它似乎知道那是它的最后时辰，那腿脚和翅膀上突然就长出了一副弹簧，杨广全父子两个大男人，跟在它身后居然怎么也追不上，眼睁睁地看着它一路狂奔，扬起一片飞尘，几乎遮暗了天日。就在阿贵几乎得手时，它却撑开两只铁扇般的大翅膀，哗啦哗啦地飞到了院子里的那棵桃树上，死活不肯下来。最后是阿贵妈舞着一把扫帚将它捅下来，阿贵和他爸扯了块破床单一把拢住，才总算把它降服——众人早已是一头一脸的汗。

　　阿贵举起刀，正要下手，却被阿贵妈拦住了。阿贵妈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

　　鸡啊鸡，你莫怪，

　　你本是人间一道菜。

　　今日去了明日你再来。

　　这是五进士的女人在宰家禽家畜时都要说的话，第一个字依据当时情况随意填改，可以是鸡鸭鹅，也可以是猪羊牛。

　　阿贵妈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完，阿贵已经手起刀落，鸡头砰的一声掉在案板上，鸡颈里冲出一条黑血，足足有两尺高，溅到半空，落下来，裹起一团浮土，地上就开出一朵一朵肮脏的花。案板上的鸡头怒目圆睁，鸡冠涨得血红。小树兴奋地拍手尖叫起来，阿贵妈啧啧叹息，说可惜了那半碗好鸡血。

　　阿贵正要把鸡扔进热水桶里，不想那鸡突然硬挺起来，唰地挣脱了阿贵的手，跳到地上，呆立了片刻，便狂走起来。那鸡没了头也没了眼睛，可身体上仿佛又生出了新的眼睛，一路沿着院墙，走到晒衣服的竹架跟前时，身子矮了一矮，从底下钻了过去；遇到阿珠泡着脏衣服的木盆时，从旁边绕开了走。一路走，脖子上一路汩汩地冒着血泡。走到艾玛身边，众人都以为它会绕过艾玛，没料想它在艾玛的褲腿上蹭了一蹭，身子突然软塌下来，啪的一声扑在艾玛脚面上，再无动静。

　　艾玛惊叫一声，把那团软绵绵的东西一脚踢开，雪白的运动鞋面上已经沾上了一团温热的血。艾玛盯着那团污秽，嘴唇颤抖起来。

　　艾玛对鸡的全部知识，都来自超市里那些装在塑料盒里、蒙着一张塑料膜的白白净净的肉。在走入五进士之前，她完全不知道那些盒子里的肉和刀和血有什么关联。她一把搂住了离她最近的阿贵妈，扎在她怀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阿贵妈浑身上下突然就紧了，紧得如同一块被风吹干了的木头疙瘩。艾玛的身子很柔软，摸不到一根骨头一根筋，金黄色的头发被风吹着，轻轻痒痒地摩挲着阿贵妈的手背，犹如一把丝做的刷子，阿贵妈突然间觉得自己的皮肤已经老得像鱼鳞。

　　阿贵妈惊惶地问阿意：“这，这孩子在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她说‘奶奶，我害怕。”阿意解释道。

　　阿贵妈搂着艾玛的颈子，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自己手上的毛刺会在那绸缎一样的皮肤上钩出丝来。

　　“傻孩子，怕什么？鸡本来就是给人吃的。”阿贵妈贴在艾玛耳边，轻声地说。

　　艾玛已经止住了眼泪，只是依旧在抽噎。

　　“阿意，你告诉她，我给她留着鸡毛。这么好看的鸡毛，别说五进士，全世界也没有。”阿贵妈说。

　　小树听了，立刻跑过来，扯住阿贵妈的衣襟叫唤起来：“奶奶，我也要，我也要。”

　　阿贵妈揉揉小树的头发：“你是个小子，要鸡毛做啥呢？奶奶是要给那个黄毛丫头做毽子的。”

　　加斯顿站在一旁看着，用胳膊肘撞了一下妻子：“今晚你可以猜得到，艾玛会有什么样的噩梦。”

　　阿意用胳膊肘回撞了一下加斯顿：“是你要带她来‘看一看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你要改变主意，现在还不晚。”

　　阿贵妈蹲下来，把那只断了头的公鸡扔进热水桶里准备煺毛，嘴里喃喃自语。

　　“新鲜，谁是她奶奶？”

　　就在艾玛站在村里那条土路上数着饭桌的数目时，她的父亲加斯顿正蹲在杨家的灶房里，看他的丈母娘炮制用来做黄粿的草木灰汤。柴是山上砍来的山苓，已经烧成了灰，阿贵妈正一瓢一瓢地往盛着灰的筛子上浇滚水，泥黄色的汁液冒着热气，从筛孔里淅淅沥沥地漏了下来。

　　阿意看见加斯顿的眉毛轻轻挑了一挑，就扯着他往院子里走。

　　“这个环节你可以跳过，直接进入下一个步骤，省得我看着你别扭。五进士的人有生病的，却没有一个是因为灰汤。”

　　终于沥完了灰汤，杨广全端着一大桶滚烫的米饭出来，倒进石臼里，阿贵妈就往上淋灰汤。米饭渐渐变了颜色，就有些带着碱味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杨广全举着一个长柄木槌，开始捣黄粿。阿贵妈的手在盆里蘸一把凉水，在杨广全举槌的空档里，捏挪着石臼里的饭团。他没看她，她也没看他，他的木槌和她的手指似乎都长着眼睛，各看着各的路，各自警醒。他落槌的时候她抽手，他起槌的时候她伸手，一起一落，一伸一缩，木槌和手指在半空划出一条条天衣无缝的弧线。

　　加斯顿看得目瞪口呆，就问阿意：“这本事是怎么练出来的？”

　　阿意就笑：“你是想听我爸的版本，还是我的版本？你要问我爸，他一准说山里人天生就会干这些事，不会捣黄粿的就不是山里人。”

　　“那你的版本呢？”加斯顿问。

　　“他们吵了四十年的架，才磨合到这个程度。”阿意说。

　　加斯顿但笑不语。阿意揪着他衣袖逼他说话，他才摇了摇头：“我放弃，我本来还想学一学怎么做黄粿的。四十年，我没耐心。”

　　两人正斗着嘴，阿贵进了院子。阿贵身上围着一条厚塑料围裙，上面沾满了斑斑驳驳的血点和碎骨碴——他刚刚和茂盛一起剁完了驴肉。

　　阿贵妈看了他一眼，说：“瞧你这样子，吓着谁，像刚杀过了人。”

　　阿贵脱下围裙，正要接手他爸的木槌，阿意就嚷了起来：“哥拜托你先去洗个手，这里有FDA的人。”

　　阿贵没听懂，问：“你说的啥洋话，欺负我文盲啊？”

　　阿贵妈就舀了一盆水，递了块肥皂给阿贵，“洗洗吧，这里有人肠胃嫩得像豆腐。”

　　阿贵洗了手，接过他阿爸的木槌，和他妈一起继续捣黄粿。配合依旧默契，但终赶不上他阿爸。他和他阿妈搭手，是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干一桩家常活。他阿爸和他阿妈搭手，是神采飞扬地上演一出排练了多年的戏。

　　每一架，都留下了痕迹。加斯顿暗想。

　　杨广全歇下来，就蹲到墙根，掏出一个烟盒，抽出一根烟来抽。想了想，又问女儿加斯顿抽不抽烟。阿意刚摇了摇头，加斯顿却把手伸出去，讨了一根。加斯顿点火夹烟吸气呼气的样子都很老到，一看就知道曾经是杆老烟枪。

　　加斯顿又问岳父要了烟盒过来，放在手心仔细端详。盒子设计很简单，两道白，中间隔着一道红，上面印着几个他不认识的汉字，倒是注了拼音。

　　“Liqun。”他念出了声。

　　杨广全伸出两个指头，对加斯顿比画了一下：“二十块钱一包，比法国烟便宜吧？”

　　阿意正要翻译，加斯顿已经猜出了意思。

　　“便宜。”他用中文说。

　　这是汉语旅行手册里的内容，他用上了，而且用得恰到好处，把他的岳父逗得哈哈大笑。

　　杨广全扭头瞅了一眼阿贵妈，见她正背对他忙活，就对阿意做了个手势，让她过来。

　　“我挂在树上那件衣服口袋里，有两个红包。你拿去给小树小河一人一个，就说是你给的，不用跟你妈说。”杨广全小声说。

　　这么些年了，杨广全依旧有着自己的小金库。

　　一股热气呼的一下冲上了阿意的面颊，她觉出了难堪。阿爸什么也没说，阿爸又什么都說了。阿爸一切都看在眼里。阿爸用他的周全，责备了她的欠缺。阿爸用他的体贴，叫她看见了自己的毛糙。

　　她知道阿爸没说出来的话是：“你欠了你哥。”

　　可是，谁欠了我呢？阿意心想。在该上清华的时候，她选择了师范；在该去剑桥的时候，她选择了索邦，放下已经学到传神地步的英语，捡起了仅仅算是通顺达意的法语。当所有的最好朝她迎面扑来的时候，她却只能忍心放过，而抓住了次好。只因为她的家境，奖学金和研究基金就成了她这一路上跨不过去的沟壑。

　　血渐渐地落了回去，她冷静了下来。她的确欠了她阿哥。而欠了她的，是命运，不是她阿哥。

　　“爸，不用了。我给他们每人，都准备了礼物。”她平静地说。

　　十九张桌子是五进士人的算法，要是在城里，兴许就是二十一张，甚至是二十二张，因为大人的腿上，或者大人和大人之间的空隙里，还存在着数目难以确定的孩子。他们是不固定的存在，像水，从这张桌子流到那张桌子，或者从桌子流到路上，再从路上流回到桌子。他们制造着一波又一波的声浪，把暮色和夜色之间那段难得的清静，撕扯成一堆烂棉絮。孩子什么时候都是闹的，只是今天的闹与往常不同。今天他们闹得放肆安心，因为他们知道大人顾不上他们，大人的眼睛都盯在别处。

　　艾玛已经完全融入了水流。在最初的好奇观察犹豫较劲过去之后，五进士的孩子们不再怕她，她也不再怕他们。小树理直气壮地充当了她的保镖，不厌其烦义正词严地呵斥着他的同伴：“她叫艾玛，不叫黄毛。”可是没有人理他。对孩子们来说，艾玛和黄毛就是一回事，就像水不叫水也照样流，山不叫山，依旧还是石头。

　　后来，在回程的路上，阿意对加斯顿说：“那些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的话题，都是大人的扯淡。融会哪是书本可以教的？你把一群孩子放到户外，让他们去抢一个球，抢一只蜻蜓，谁还顾得上看你长什么肤色，说的是哪国语言？”

　　加斯顿转过脸来看着阿意，微微一笑——那是他对他的中国妻子表示赞赏时的标配表情。

　　“露意莎，这次回去，你可以写一本社会学专著。”他说。

　　阿意从这副神情里看到的却是嘲讽。她哼了一声，说：“这么伟大的事，还是记载在你的回忆录里，等着流芳百世吧。”

　　那天的晚宴不到五点就开场了。这是阿意的提议。阿意说早点开吃，能一边吃饭一边看山水，等点煤气灯的时候，就只能看见人了。

　　阿意这话是替加斯顿说的，也只有阿意会说这样的话。五进士的人从来不谈论山水，山水早已和日子裹缠在一起了，谁也不会把它挑出来单说，除非是外乡人。加斯顿是外乡人。阿意也是。

　　这十九张桌子里，第一张桌子上坐的，都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村长，支书，会计。除了阿意，这一桌没有女人。但最重要的人，还不是前面说到的那几位，而是杨太公。杨太公不等人引领，就毫不谦让地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上。一个人活到了一百零七岁，挣下的，也就这么点自在了。杨太公六十岁时，就让子女备下了全套寿衣寿鞋，后来这套衣装长了霉遭了虫咬，又换过了几套。再后来为他置装的子女们全走在了他的前头，连他的孙子辈中，也已经折损了一员。杨太公私下里感叹：一辈子辛辛苦苦拉扯大了这么多儿女，到了，恐怕还是没人给自己送终。

　　杨太公信奉“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古训，已经好些年不出来串门。杨广全记得当年阿意考上大学，杨太公说过“文曲星动驾”的话，总觉得阿意后来的运势，多少是得了杨太公的恩，所以一定要请杨太公出来吃酒。杨太公听说是阿意回来，倒也肯破例，让孙子喊人来家里，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了身干净衣服来赴宴。

　　杨太公眼神和牙齿都还够用，只是耳朵有些聋，杨广全就让他坐在阿意左侧——他的右耳比左耳强。杨太公听力差了，说话自然就声如洪钟。他指了指杨广全，又指了指阿贵，问阿意：“五进士的媳妇，都是骗过来的。外国人结婚，也时兴骗女人不？”

　　村长怕杨太公说背时话招人嫌，就一味往他碗里夹菜想叫他住口。阿意却不在意，贴近杨太公的耳朵说：“在国外，人都不喜欢结婚，结婚责任太重。是我辛辛苦苦，才把他骗过来的。”

　　杨太公半天没吱声。众人都以为他没听清阿意的话，谁知他咳咳咳咳地咳嗽过了，吐出一口痰，大声说：“他比你长得好看，说你骗了他，太公也信。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我娃脑子好，骗他也是件容易的事。”

　　众人没想到杨太公脑子还如此清醒，说话还有这等风趣，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加斯顿不知所以，强烈要求翻译，阿意想了想，就说：“他们问你是怎么把我骗到手的。我说你给我看了一个大钱包，又不让我看钱包里到底装了什么，我就上了你的当。”

　　加斯顿也笑了，让阿意告诉桌上的人：“情况基本属实。”

　　话题轮着转，后来就转到了支书手上。支书开过各样的会，镇上，县里，还有省城。支书吃过各样的酒席，知道怎样把场面上的话说得有趣。

　　“阿意，你上了大学，给村里的孩子带来多少祸害，你可知道？”

　　阿意吃了一惊：“我怎么啦？”

　　“你拍拍屁股走了，倒是轻省，村里的爹娘管教孩子，哪个都拿你做样子，阿意这个阿意那个的，连扇耳光子都念叨你的名字，你说村里的孩子能不记恨你吗？”支书说。

　　夸人夸到这个段位，也是空前绝后了，一桌的人又轰地笑了。

　　村长也不甘示弱，但村长插科打诨的本事比起支书还是差了几个等级。村长到底比支书年长几岁，说起话来就免不得中规中矩。

　　“阿意你是开路的人。你一考上大学，后边就有人跟上来了，这几年村里也陆陆续续考上了几个。”

　　众人就站起来，纷纷给杨广全敬酒，说可惜了现在不是清朝，皇帝不赐碑文了，要不然你们家就是不到竖碑的地步，起码也该有一块大匾。

　　杨广全笑得一脸的皱纹飞成滚水里的面条，阿贵见他爸喝高了，便要替他喝这一杯。众人哪里肯，结果是父子俩同时干了一杯。

　　加斯顿问阿意众人敬的是什么酒。加斯顿是个做学问的人，事事都要求甚解。阿意已经微醺，随口就说：“他们说在我之后，一切皆成可能。我开创了，历史。”

　　阿意发现，自从她回到五进士，她的法语和翻译功夫直接长了十个等级。

　　正在上菜的阿珠听见这话，忍不住抿着嘴偷笑。

　　阿珠端上来的这道菜，是今晚宴席里的头牌：红烧驴肉和黄粿。加斯顿也学着村人的样子，将黄粿掰下来蘸肉汤吃。吃了几口，他突然觉出了一丝怪味，就忍不住问阿意这是什么肉，颜色这么红。阿意说是野味。加斯顿问是什么野味。阿意说好吃就行了，管它是什么。加斯顿心生狐疑，放下了筷子，说你要是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那我就不吃了。阿意搪塞不过去，只好说是驴肉。

　　加斯顿咚一声扔下碗，跑到路边蹲在地上，顾不得斯文，哇哇地吐了一地，直吐到只剩下一口胆汁。

　　众人慌了，连声问阿意到底出了什么事。这肉可是煮得烂熟了的啊。阿意说加斯顿的爷爷在法国乡下有个小农场，养过一头驴，叫花生。一家人把花生当成孩子来疼，死了都葬在家族墓地里，所以他吃不得驴肉。

　　阿意就问加斯顿要不要吃点消炎药。他说不用，只想回屋洗一洗。阿珠就说阿意姐你招呼客人，我带他回家，喝一碗盐汤就好。

　　加斯顿跟着阿珠走了，阿意就责怪阿贵：“不是原先说好吃牛肉的吗？不光是加斯顿，他们老外都只认牛肉和鸡肉，连猪肉都很少吃，别的肉心理上很难接受。”

　　阿贵听了，心里不悦，却碍着一桌子的人，只说了声“不是想着驴肉比牛肉金贵吗”，就不再吭声，只闷头喝酒。

　　阿贵桌面上忍下的话，是回家时才说的。他没说给阿意听，只借着酒疯说给了他的爹娘：“总不能老为她杀牛吧？这酒席花了多少钱，她心里有数吗？”

　　阿贵妈听了这话，赶紧关上门，让杨广全把儿子架到床上躺下，自己去灶房沖了一碗醒酒汤，叫阿珠端过去给阿贵喝下了。

　　“没有一个知道好歹。”阿贵妈对自己说。

　　这都是后话。

　　当时加斯顿在宴席上吐过之后，阿珠领着他进了自家的灶房，泡了一碗盐开水，等着慢慢凉下来。

　　“其实还有鸡肉、蔬菜，你都是可以吃的。”阿珠怯怯地说。

　　加斯顿怔了一怔，半天才醒悟过来阿珠说的是法语——他这才想起阿珠来自印度支那。

　　“哪里学的法语？”他问。

　　阿珠的脸腾的一下涨得通红，一路红到颈子。

　　“我上的中小学，都是从前法国传教士办的，教法语。”她嗫嚅地说。

　　加斯顿发觉阿珠的法语虽然有语法错误，却发音纯正，很容易听懂。就从手机里调出越南地图，让阿珠指出家乡所在地。阿珠把地图放大了几倍，指头在图上走了几个来回，终于犹犹豫豫地停在了一个地方。

　　“想家吗？”加斯顿问。

　　加斯顿问完了就知道那是一句蠢话，是明知，也是故问。

　　阿珠没有立即回话。阿珠沉默了很久，才叹了一口气。

　　“五年了。”她说。

　　宴会散去时，夜已深，众人仍未尽兴。各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就已经知道，这场盛宴，在很多很多年之后，还会是五进士人讲给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听的一个精彩故事。当然，到了那个时候，就会出来很多个版本。为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会生出许多面红耳赤的争论，直到某一天，有一场超过十九张桌子的宴席，终于覆盖了这场热闹。

　　阿意给艾玛洗完澡，上了床，艾玛看见床底下铺着一些树叶子，就奇怪，问露意莎这是什么。

　　那是梧桐叶子。梧桐叶子的背面有细细一层绒毛和黏液，虫子爬过就黏住了——这是五进士最原始的对付跳蚤的法子。现在跳蚤臭虫都已是罕见之物，可是阿贵妈还是不放心，去打了几片叶子摆放着，以防万一。

　　阿意当然不能告诉艾玛实话。阿意说这是乡下的习惯，在床底下放几片有香气的树叶，能安神助眠。艾玛拿过一张叶子闻了闻，说了一句没什么气味啊，没等回话，就已经沉沉入睡。这一天，她实在是玩累了。

　　加斯顿洗完澡进屋来，阿意看见他的头发都没打湿。家里的卫生间很小，刻薄点说，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宽敞的笼子。冲澡的莲蓬头，对加斯顿那样的身个来说，大概是在肩膀的位置。

　　两人坐在床沿上，看着艾玛沉睡的样子。竹帘子有缝，月色从外头爬进来，在艾玛的脸上啃下一块一块的白印子。艾玛的眉头轻轻蹙了一蹙，突然蹬了一下腿，哼哼唧唧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加斯顿只隐约听清了一个字“……pétards（鞭炮）”。

　　“她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加斯顿说。

　　“在别人的生活中偶然经过，总能发现兴奋点。在自己的生活里，人想的是怎么逃离。”阿意说。

　　加斯顿闻到了妻子的呼吸中散发出来的复杂气味，有桂花酒，有驴肉，还有一些他暂时无法命名的情绪。假如房间里没有那些入侵的月光，他应该还能看得见情绪的颜色。

　　“露意莎，你今天，喝了很多酒。”加斯顿说。

　　阿意靠到了加斯顿的肩上：“对不起，驴肉的事。他们是想用最好的东西，招待你的。”

　　加斯顿把艾玛往里推了推，两人在艾玛的外侧躺了下来。阿意发现母亲至今没用席梦思，她一直还睡木板。母亲嫌席梦思太软，伤腰。母亲怕女儿女婿不习惯，就在床板上铺了一床褥子，可是阿意还是觉得硬。阿意一挪身子，就听见了咯吱咯吱的响动——那是骨头碾过木板的声音，那声音在暗夜里听起来暧昧，惊心。五进士没有一张床能摆得下加斯顿的躯体，他只能侧过身，蜷着腿，他弯曲的膝盖把阿意挤到了床的边沿。她只好也侧过身去，把自己缩进他的腿弯。

　　终于都静了下来。夜像一只蘸满了墨汁的大号狼毫，唰唰地抹去了白日的喧哗，只剩下了独属于夜的声响。虫子在？？？地叫着，阿意分不清有多少种，只觉得像是一个舰队，或者一个军团。她记得秋天是虫子的天下，她已经想不起来春天的虫子竟然也是这样猖獗。不过，和青蛙相比，虫子的叫声至多只是没完没了的絮叨，而青蛙的声音是愤怒的呐喊，不，更像是狂躁的鼓点。小时候她问过阿妈：青蛙的身子这么小，怎么叫得比人还响？为什么青蛙永远也不会叫腻味了？阿妈说那是青蛙在呼吸。世上有谁会腻味了呼吸？除非他要死了。阿妈随口那么一说，阿意却信了很久。从那以后，她既腻烦青蛙叫，也害怕青蛙不叫，因为她不想青蛙死。

　　黑暗中有一只手伸过来，探进了她的睡衣。那手很大，温温软软的，带着一点潮气，摩挲着她的胸脯，一路缓缓下行，滑过她的肚腹，进入她两腿之间。她觉得身子一下子软了，化成了一堆提不起来的豆腐。她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却立刻咬住了嘴唇。

　　“今天，不行。”她推开了那只手。不仅是因为那个睡在他们床上的孩子，还因为屋里那无数条门缝窗缝和木板缝。每一条缝都长着耳朵，每一只耳朵里都生着钩子，能钩得住最细微的声音。

　　“那，什么时候？”加斯顿轻声问。

　　阿意没有回答。她知道这是加斯顿的试探——住在家里是她的决定，加斯顿仅仅是同意而已。同意可以分成很多个程度，从热烈的赞成到勉强的附和，中间还有一千种色差。

　　加斯顿很快睡着了，她却一直醒着，两眼圆睁地盯着天花板。假如这一刻有人走进房间，一定会看见黑暗中有两簇电筒似的亮光。她总觉得酒在她身上走的是跟别人不同的路子，酒使她清醒，叫每一样感官都绷紧了，锐利如刀锋。

　　眼睛习惯黑暗之后，她渐渐理出了屋里各样东西的轮廓。墙角那片长着尖角的黑影，是父親亲手打制的衣橱，从她出生起就立在那个位置。不，当她还是母亲肚腹里的一团肉时，它就已经占据着这个空间了。它在那块地盘上站得太久了，脚底下大概已经长出了根须。

　　阿意的目光沿着衣橱往左走，走到房子中间的那面墙上。墙中间的地方，挂着一个木头镜框，里头镶着一张放大了的全家福照片，已经褪色泛黄。她现在看不清照片的细节，她用不着看，她闭着眼睛都知道那些人的排列和表情。那张照片，是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的一个星期天，阿妈带着全家到镇里拍的。那时还没有阿珠，没有加斯顿，没有小河和小树。那时阿珠和加斯顿还行走在某条旁不相干的轨道上，等待着苍天的一脚，把他们踢到与照片上那些人相遇的路途之中。照片中的阿意干瘪精瘦，与美丽相差甚远，与好看也遥不可及，甚至与顺眼都隔着一两条街，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着叫人看了忍不住要打一个寒噤的锋芒。那双眼睛里充满着逃离和远行的期盼。那时她就已经知道她会走很远的路，只是还不知道路到底有多长，会拐多少道弯，会让她摔倒几次，受多少伤。

　　隔壁屋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是有人在翻身。隔壁的床是席梦思床垫，隔壁的床垫不堪重荷时，不会发出木板那样赤裸直白的抗议。席梦思把反抗磨去棱角和毛刺，只剩下委婉而意义含糊的呻吟。接着，阿意听见了一串男人的声音，是阿贵在说话。但阿意听不清阿贵的话，阿意听到的，只是音节和音节之间的那些颤动的喉音。再接着，阿意就听到了女人的声音，是阿珠。阿珠肯定没在说话，阿珠的声音本是连成一片的，只是被呼吸一刀一刀地斩断，变成了有节奏的哼声。阿意一时无法分辨那到底是忍不下的笑声，还是没压住的哭泣。

　　阿珠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系的星球，他们只看见了正对着他们的那一面，而无法探求发光面背后的那片阴影。阿贵只能借着那一小片的光，来猜那一大片的暗。也许他会猜对，也许他会猜错。或者，他压根懒得去猜，就凭着那片光亮信了那片灰暗。也许，那片光亮就够他们走一辈子的路了。其实，谁对谁不是一个陌生的星球呢？比如她对加斯顿，再比如阿爸对阿妈。也许，科学的原理只适合宇宙万物，却不适合人。在科学的世界里，探索意味着突破。可是，突破是一个粉身碎骨的过程。也许，在人的世界里不需要探索和突破，只需要固守。无知是危险的，但最危险的，也往往是最安全的。

　　后来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她从一个古怪的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手机在桌子上充电，她不知道这一刻是什么时辰，只知道窗外田野里的虫子和青蛙都安静了，上苍收回了所有的夜音，只给她留下了鼾声。她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多鼾声一股一股地交缠在一起，犹如家里拴牲口的麻绳。此刻她的耳朵也像是阿妈铺在床底下的那些梧桐叶子，长着细密的绒毛和黏液，过滤了声音中的杂质，只留下了声音最纯粹的内核。她很惊讶自己居然能从一屋子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每一个人的声音。

　　父亲的鼾声是最响的，父亲的气管和悬雍垂已经稀松得像一块洗过多水、早已失去经纬交织力度的破布片。父亲的鼾声爆发力十足，却缺乏耐力，父亲的鼾声断断续续。和父亲相比，母亲的鼾声在音量上是个幼童，但母亲的鼾声固执而均匀，是一篇没有头没有尾也没有句读的长文。假如把母亲的鼾声绘制成一张音波表，每一个音波都是相邻音波的完美复制。

　　阿贵的鼾声在节奏上最容易辨识，几步之间就带有一个喘气的间隔，仿佛是在给鼾声打着拍子。阿珠年轻，阿珠的气管和悬雍垂都像她的皮肤一样平滑紧致，阿珠在睡眠时发出的声响，其实还不是鼾声，而仅仅是劳累了一天之后的粗重呼吸。

　　这一屋的鼾声中有一个奇怪的空白点——阿意突然觉察到了加斯顿的缺席。她转过脸去，只见黑暗中有两颗炯炯闪亮的玻璃珠子，这才明白加斯顿也醒着。

　　她捅了一下加斯顿，悄声说：“起来，我们出去走走。”

　　“现在？”他惊讶地问。

　　“现在。”她说。

　　两人蹑手蹑脚地套上衣服，穿上鞋子，溜出了院门。

　　唰啦一声响，很轻，阿贵妈却一下子就惊醒了。

　　她怀疑自己压根就没睡着。这一天里她感受到的兴奋，原是从前四十年里积攒的，还需要后边的四十年来消化。只是，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四十年。

　　那是院门的木闩抽动的声响。她在杨家当了三十多年的家，她熟悉杨家院子里的每一种声音。她倒不怕有贼，五进士从来没人丢过东西。门闩其实只是摆设，闩门也只是一种仪式，宣示了夜晚和白昼的彻底切割。如此而已。况且，有人抽门闩，只能说明是院内的人要出去，而不是院外的人想进来。

　　她起身，用脚指头在地上探了几探，没钩着鞋子，就光脚下地，打开窗户，只见两个朦朦胧胧的人影正从院子里往外走，一高一矮，她猜出是阿意和加斯顿。这个时候出去，应该也是睡不着觉。这一夜有很多睡不着的人。

　　阿貴妈想追出去，犹豫了一下，又退了回来，坐到床沿上犯愣。杨广全睡得很沉，鼾声如雷。杨广全的每个毛孔，都在往外咕嘟咕嘟地冒着酒气。杨广全昨晚没少喝酒，不过他喝不喝酒都一样没心没肺，天塌在脚前也照样睡得安心。昨晚躺下时，她是有话想和他说的，他嘴上嗯嗯地答应着，喉咙里却已经发出呼哨声。

　　阿贵妈用肘子推了他一下，他哼哼唧唧地翻了个身，却没醒。她忍不住捏住了他的鼻子，他扑哧一下张大了嘴，像扔在沙滩上挣着最后一口气的鱼。他噌地坐了起来，恍恍然不知身为何处。

　　“天，天亮了？”他揉着眼睛迷迷瞪瞪地问她。

　　她狠狠踹了他一脚，他疼得嗷地叫了一声，这才彻底醒了。

　　“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吗？”他捂住被她踢疼的小腿。

　　“那两个，出去了。”阿贵妈小声说。

　　“哪两个？”他一头雾水地问。

　　“还能哪两个？大个头和阿意。”她说。

　　她背地里从不叫他加斯顿，她觉得这个名字听着像某种洗洁精，或是止疼药的名字，叫起来也是拗口。不当着他的面时，她只叫他大个头。

　　“出去就出去吧，这么大的人了，又不是孩子。五进士就这一条路，还能把人走丢？”杨广全说。

　　“是床太硬了。我就没想到，把阿贵屋里的席梦思换过去。”阿贵妈说。

　　“就这点事，非得把我喊醒？”杨广全嘀咕着，正要躺回去，阿贵妈又推了他一下。

　　“昨天刘四强的妈悄悄跟我说，村里要给咱家发两万块钱，每户出两百，自愿的，村委会多退少补。”

　　刘四强的妈是村支书的老婆，昨天吃酒的时候，就坐在阿贵妈旁边。

　　“啥理由？”杨广全问。

　　“说咱家阿意是村里有史以来唯一的博士，是国际上的科学家。这顿饭不该我们请，该是村里请。”

　　杨广全靠在墙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你跟四强妈，是怎么说的？”他问。

　　“我哼哈了两声，没说话。我觉得，这钱不能收。”她说。

　　“为啥？”

　　“这钱要是公家出的，我就照单全收。要是村里人凑的，我们就一分不能拿，吃了人嘴软。阿珠现在是临时签证，算不算在咱家户口上，就听村委会一句话。先让人欠着我们，分配宅基地的时候，我们好仗着阿意的名声，厚着脸皮说几句话，也能有人帮腔。”

　　杨广全缓缓地呼出了一口烟，半天才说：“你知道，刘四强的爸昨晚坐在我边上，说了什么话吗？”

　　阿贵妈摇了摇头。

　　“他说镇里的公路是修好了，那是政府出的钱。可是进村的那一段，上面的意思是民间自筹。他说五进士只有你们一家吃外汇，一个欧元换七个人民币，一万欧元，就是七万人民币。你们家要是修了这条路，就叫天意路，那是光宗耀祖功德无量的事。”

　　阿贵妈倒抽了一口凉气，说了一声“难怪”。

　　她现在是后悔莫及。

　　“都怨我，不该摆这个酒。要像前次那样，悄悄来，悄悄走，就没这事了。”

　　杨广全终于把一根烟抽完了，把烟头扔在床下的痰盂里，这才说：“不能怨你，你也是给孩子，挣了个大面子。谁想到会摊上这事？我们只能先装糊涂，等阿意走了再说。”

　　“只是这事，千万别让阿意知道，省得她跟村里生分了。”阿贵妈嘱咐丈夫。

　　两人便都又躺下了，看着那竹窗帘的颜色，渐渐从深黑变成了灰褐，扑在窗帘上的那些个树影，也已经暗淡模糊了。院子里的鸡笼里，传出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鸡在躁动不安地翻着身。鸡比人知道时辰。

　　“怕就怕，是名声在外了。”杨广全轻声说，“阿意的手头，哪有什么钱？我看她穿的运动鞋，还是两年前的那一双，鞋尖都踢破了皮。大个头挣的钱，管家，管他女儿，阿意是自己管自己。”

　　杨广全说的，阿贵妈早看在了眼里。她的眼睛，远比他的尖利。但是她不肯说破。阿意是撑在她心里的那个大气泡，有了这个气泡，她才能每天仰着头做人，走路两脚生风。所以，她容不得任何人在那个气泡上扎针。

　　“阿意说了，他们这个项目，很快就要出成果，是治疗老年痴呆症的重大突破。阿意说她是这个项目组的主要成员，要是出了成果，她今年就会升职，薪水起码涨一倍，还有自己的科研经费。到时候，还不知道谁养谁呢。”阿贵妈说。

　　阿贵妈这话，不完全是给自己鼓劲的，她只是相信阿意。阿意走路，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从小学开始。阿意从来不是个轻狂的人，阿意的嘴上有两扇大门，该开的时候倒不一定开，不该开的时候，却一定是紧闭的。阿意既然肯把这话讲给她听，说明这事起码已有了八九成把握。

　　阿贵妈担心的，其实还不是这件事。

　　“他爸，你没觉得阿意的脸色不怎么好？”

　　杨广全摇了摇头：“没觉得，我看着挺好，比从前胖了些，也皮实了。”

　　男人是永远不会懂女人的事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一条河里的两艘船，各行各的路，除非有大风大浪，要不然它们一辈子也很难相靠相撞。阿贵妈心想。

　　“我觉得，那个谁，个头实在太大了，不知道阿意，吃不吃得消……”阿贵妈犹犹豫豫地说。

　　杨广全在黑暗中呵呵地笑了。

　　“瞎操心。你没看出来？阿意像你，哪能轻易让人欺负？”

　　两人便不再作声，都知道，这一夜，怕是再也睡不着了。

　　即使是有月色的夜晚，路也没有向他们全然显现，他们是从低洼之处水田的反光里，猜测出路的边界的。山是一团一团巨大的黑影，廊桥也是。夜里的廊桥失去了白日的细节，只剩下桥身和桥拱的形状和线条，却带着一股白日没有的滄桑和威严，叫人不敢大声说话，仿佛开口就是冒犯。

　　五进士的夜，即使在盛夏也有凉意，更何况这才四月。寒意带着利齿咬过阿意的外套，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用双手搂住了自己的肩膀。肌肤和骨头同时喊了一声疼——那是母亲的木板床留下的伤痕。寒冷让疼痛变得锐利，她觉出了鞋底下粗粝的石子。从前，她是光脚走过这条路的，她不知道现在的石子还是不是当年的石子，但地上一定还留着她当年的脚印。

　　她带着加斯顿，走到了廊桥跟前，在石阶上坐了下来。桥下的河发出响亮的水流声，水底下埋着高矮不一的石头。水在白天看起来是平缓宁静的，只有夜晚才显露了白天掩盖着的巨大落差。

　　阿意把腿伸展开来，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突然，她的左脚踢着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丁啷地滚了几下，停住了。阿意顺着声音摸过去，抓起来，是一枚钱币。

　　她把那枚钱币捏在手心，抚摩了几遍，她的触觉向她报告了她的视觉还不能完全破译的信息：那不是现在的零钱，因为它比零钱厚，印花纹路里有一种陌生的凹凸，她甚至觉出了金属面上斑驳的锈迹。

　　“是古钱，一定是当年建桥的时候埋下来，压路辟邪的。”阿意惊喜地说。

　　“桥是道光年间建的，道光皇帝1850年去世，这枚钱币，至少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加斯顿的脑子是一台存储和移动空间都很充足的电脑，他能在那样巨大的库房里随时调动所需要的库存。

　　“村里人都说，找到压路的古钱，是好运气。”阿意说。

　　两人静静地看着月亮和星子一点一点地下沉。“它们行走的时候有脚吗？为什么听不到脚步声？”小时候，她曾这样问过母亲。小时候的她该有多招人烦呢？她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不停地打磨着母亲已经被家常琐事损耗得稀薄了的神经。母亲大多是顾不上她的，可是母亲一旦回话，那必然是石破天惊。“太阳月亮星子走路的时候都是有响动的，只是人听不见，因为人的心不清静。”母亲说。“那怎么样才能清静呢？”她问。母亲沉默了很久，才说：“死了，到死了才能真正心静。”

　　风起来了，树叶子唰唰地颤抖着，空气中飘过一层细细的湿意。加斯顿脱下外套，盖在阿意身上。

　　“想什么呢，親爱的？”他问她。

　　她在想着多年前她学过的一段古文。那时候，她的记忆像海绵，张着一个一个粗大的毛孔，贪得无厌地吸吮着所有经过的水分，包括毒素。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这句话在她的脑子走过，不是那种怯怯的低眉敛目的左顾右盼的走法，而是张扬的热烈的一往无前的奔跑，像从未经历过缰绳的野马。她肯定不算富，但她算贵吗？古人在发明这些词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什么样的名声才算得上是贵？究竟以什么地界为鉴定范围？是村？是乡？是省？还是国？

　　“娃啊，你是五进士这一百年里的头一个。”

　　这是晚上吃酒的时候，杨太公对她说的话。杨太公为她提供了标准，杨太公的标准是时间。一百年使得所有其他衡量坐标都变得无足轻重，一百年的一粒尘埃都是历史。她书写了五进士的历史。她就是历史。

　　我没有，衣锦夜行。

　　她很想把这句话喊出来，用把声带撕出血的那种喊法，让夜把这句话扯得粉碎，扔给山，扔给水，扔给风，再化作回声，十倍百倍响亮地扔回给五进士村。蚂蚁也有虚荣心。何况，她不是蚂蚁。

　　但是，她不能。人一生，总有几句话，是无人可说，无人能懂的，必须永远烂在肚子里，化成泥化成蛆。

　　“我刚才，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我的脚变成了树根，是那种长满了肉瘤的根，棕褐色的，一路蔓延上来，像石化的过程。我害怕，怕我很快就会，变成一棵树。”阿意打了一个哆嗦，“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不是梦。”

　　加斯顿倒吸了一口气，说：“露意莎，我不能解释这个现象，我只能告诉你，我刚才也做了一个梦，我在梦里看见了你告诉我的那个梦。我看见你的身体，慢慢变绿，变成树木。”

　　阿意悚然大惊，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半天，加斯顿才说：“露意莎，你对家乡的感觉，是不是，有些纠结？”

　　阿意没吱声，只是伸过手臂，探进加斯顿的衣服，搂住了他的腰。她摸着了加斯顿腰上一排鼓起的小包，密密麻麻的，像下雨之前聚集的蚂蚁。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应该不是，跳蚤？”她问。

　　“应该，不是。”他说，“露意莎，这不过是你的家乡，迫切地要留给我的印记。”

　　阿意轻轻地笑了。

　　她突然想起了一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话：“一个没有离开过家的人，是没有故土的。”她离开了家，所以有了故土。但是，故土在她不在的时候，悄悄地蜕过了皮。蜕过了皮的故土，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纹理和质地，剩下的只是轮廓。她只能站得远远的，才认得出它的样子。

　　“明天晚上我们搬去宾馆住，好吗？我至少，可以好好洗一个澡。”加斯顿小心翼翼地问，“白天，我们依旧可以回到村里。”

　　阿意点了点头。她知道加斯顿这句话，已经在心里憋了一天。

　　故土，是让人远远地看着的。阿意心想。

　　月亮和星子越发低沉下来，天离黎明近了，却不知为何，四周似乎变得更黑。阿意摸索着，从加斯顿的背上绕过去，揽住了他的臂膀。

　　“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我想今年就申请我父母，到巴黎探亲。”阿意犹犹豫豫地说。

　　加斯顿没有立刻回话。

　　“我知道，原先我们说的是明年。这笔钱，假如运气好，今年年底我就能还你。我们实验室……”

　　加斯顿捏了捏阿意的手，打断了她的话。这就是他委婉的拒绝。她和他相识已经四年了，她熟悉他的表达习惯，无论是说话，还是沉默。

　　“我不能同意。”加斯顿终于说话，温和而坚决，不留一丝讨价还价的空隙。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阿珠，我出资，让她和你哥哥回一趟越南探亲。”他说。

　　阿意和加斯顿回屋，又睡了一个沉沉的回笼觉，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到了树分叉的地方，窗外人声喧哗。两人一摸床上，艾玛不见了。就慌忙起床开门，一看，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一堆孩子，他们在玩老鹞捉小鸡。

　　老鹞是隔壁茂盛家的大孙子，一个七岁的男孩，母鸡是阿珠。小鸡很多，从大到小排了长长的一队，后一个抓着前一个的后襟，艾玛和小树排在队尾。

　　老鹞很灵活，一会儿窜到左，一会儿窜到右，脚下像安了风火轮。母鸡也很灵活，不仅懂得及时躲，而且还知道提前量，老鹞一时半刻不能得手。母鸡岂止是灵活，几乎是刁蛮，两只胳膊撑得直直的，十个指头张开来，像十根小铁棍，头发被汗水湿湿地沾在面颊上，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尖叫。这一刻的阿珠不是母鸡，这一刻的阿珠更像是每个毛孔都冒着热气的母狮子。

　　阿贵抱着小河在旁边看热闹。他从未见过阿珠今天这副样子，不禁看呆了。

　　孩子，她还是个孩子。他想。

　　阿贵妈坐在矮凳上，搓洗着泡在木盆里的脏衣服。一边洗，一边嘀咕：“也不管管你媳妇。这衣服泡了两天了，都长绿毛了，她从边上走来走去，一天走一百趟，就是看不见。”

　　阿贵抓起小河的手，一下一下地塞进自己嘴里，假装要咬，小河笑得直打哆嗦。

　　“难得看她这样疯，也是憋的，让她耍一耍吧。”阿贵说。

　　阿贵妈哼了一声：“怎么就没人叫我也耍一耍呢？我是你们一家子的洗衣机啊？”

　　阿贵就嘿嘿地笑，说：“妈，五一长假，我早点买票，咱们全家去云和看外婆。”

　　阿贵妈抬头斜了一眼阿珠，对儿子说：“手机总是要给人一个的，为省那几个钱，憋出事来，谁给你擦屁股？”

　　“还给她了，就是不能给她电话卡，给了她就管不住。就让她用微信视频。”阿贵说。

　　小鸡的队伍太长，母鸡躲闪了几个来回，队形就甩乱了，老鹞终于抓住了掉队的小树。小树想蹲下来捂住耳朵，可是已经晚了，老鹞已把小树拦腰抱住。小树挣来挣去，双脚在地上踢出一个泥坑。母鸡扔下队伍，蹲在地上，笑得前仰后合，小鸡溃不成军。

　　突然，小树停止了挣扎，伸出一个指头指着房顶，大声叫着：“奶奶，奶奶！”

　　阿贵妈抬头，就看见屋檐下歇着两只燕子。一只已经钻进了旧年的窝巢，只露出一个尖尖的小脑壳，另一只在梁上跳来跳去，警惕地巡视着周遭的环境。

　　“还知道回来。”阿贵妈擦着脸上的肥皂沫子，愤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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