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洁

　　数年前，新华社十堰记者站站长袁正洪先生告诉我，他们要建一个“民俗文化网”，全力打造“房陵文化”，他郑重也激情地把他的故乡房县推介给了我。他说，房县民间的神农文化、西周诗经文化、帝王流放文化、汉水文化等多种文化，在民间世代相传，数千年的交汇，融合成了今天独特的房陵文化体系。房县广为流传的民歌、戏曲、故事、谚语，以及从古代《诗经》到当代诗歌，从“待尸歌”到汉民族创世长篇《黑暗传》，房县众多的民间歌手、民间乐人以及各类民间艺人、匠人构成了房陵民间文化非凡的魅力与独特的存在。

　　那时，“房陵文化”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

　　此后，我知道故乡十堰的人们已开始在抢救性挖掘、整理、提炼、包装这一民间文化的精粹，我深知这一重大课题的论证和研究将对中华文化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人文背景，我也深信对于这一文化内涵的追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价值意义，厚重而大雅的“房陵文化”必将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枝独秀。

　　数年过去，魅力非凡的“房陵文化”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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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房陵”，即巴山山脉中的一片广阔的盆地，峰峦叠嶂的大巴山宛若房屋墙壁般围拢着这一片肥沃而神秘的土地。相传四千多年前尧的儿子丹朱被封为房邑侯来到这里，丹朱为儿子取名房陵，舜就封这里为房子国，这是“房陵”来历的一种释义。春秋时期，房陵的周边与秦、巴、楚三大国和庸、麇、邓等小国相邻，这些国家的文化在这里融合，构成了“房陵文化”的多元与独特。

　　应该说，房陵文化中最基本的内涵是神农文化。神农氏在鄂西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斫木以耜，揉木为耒”，开创了农耕文明，在神农架搭架采药开创了医药文明。三千二百平方公里的神农架有三分之二在房陵辖区内，始于房陵的农耕文明和草药文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养育了地球上一个庞大的民族。而草药文明使中华民族从蛮荒中一步步强健地走到了今天。至今，在房县一些民间医生把祖传的草药医术传承得炉火纯青，也把草药文化传承得至善至美。

　　关于此，网上有人写道：“在房县，民间医生很多，乡乡有、村村有，而且每个村落往往都不止一个两个。就是不行医的一般的人，往往也懂得一些草药知识和医术。这里的民间医生大多并不以行医为生，他们行医不收钱，也不收礼，完完全全是为着治病救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行医执照，没有被国家认可的合法的医生身份，但是他们的医术非常高明，常常让现代的医院望其项背。”

　　也有学者认为：在房陵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流放文化。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历史上把房陵作为流放地的朝代最多，被流放到这里的人数最多，而且品级最高。自秦至宋一千二百年间，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十四位，先后还有四十五位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被流放此地。在中国的历史上，河北的沧州、黑龙江的漠河、四川的巴州和黔州，以及新疆和海南等地，都是较为集中的流放地。但是，没有哪一处能够在上述几个方面与房陵相比。

　　自秦以来，房陵有数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亲政的时候，长信侯嫪毐趁秦始皇刚刚亲政，便起兵叛乱后被处死，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童等四千多户、上万人口被流放到房陵；接着是吕不韦被免职在蜀郡忧惧自杀后，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童等一万多户、数万人被流放到房陵；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以及济川王、济东王、清河王、河间王等均被流放到房陵；唐朝庐陵王李显被贬谪在房陵长达14年之久，他在这里卧薪尝胆，最终东山再起，光复大唐江山。

　　时至今天，在房县野人谷镇（原名桥上乡）一座百丈悬崖前，人们多次告诉我，这是庐陵王李显当年“挂榜招贤”的地方，今天的人们依然称其为“挂榜岩”。在神农架寒凉的高山草地“大九湖”，人们说当年“薛刚反唐”就是在这里秘密操武练兵。当然，这仅是传说而已。

　　“纵观历史，被宫廷流放到房陵的帝王，被流放帝王带到房陵的宫廷文化，改变了房陵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升了房陵在鄂西北地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房陵这个独特的地域里，王与民的亲和、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流放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为中国的历史书写了独特的篇章。”这是我读到的对房陵流放文化最中肯的价值判断。

　　其实，作为文学写作者，我特别钟情的是房陵文化中的“诗经文化”。早在2005年我撰写《大江北去》一书时，已经十分动情地写到了《诗经》，我把其看作汉水文化对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贡献。

　　我曾读到我作协的同事、诗人简明先生一首有关《诗经》的诗，他这样写道——

　　诗经

　　是一只鸟怀念一只鸟

　　是一条河穿越一条河

　　是一座山覆盖一座山

　　诗经

　　比古老的绘画更绘画

　　比伟大的史诗更史诗

　　比神圣的宗教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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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动简明先生把《诗经》诠释得如此美丽。简明的故乡在遥远的乌鲁木齐，但他却以圣洁的诗人情怀读懂了来自汉水岸边的《诗经》。我的感动又仿佛不仅仅是这些，因为在我内心的深处还以为：与其说简明读懂了美丽的《诗经》，不如说他读懂了美丽的汉水。

　　汉水对华夏文明的进化在《诗经》里有着最幸福的彰显，地老天荒，人类千年的爱依然美轮美奂。有人统计过，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述古代先民在江河边繁衍生息、劳动生活的诗多达六七十首，而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就有十七首，大多与汉水有关。

　　比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是表达男子追求爱的相思之苦，这深情而淋漓的相爱永然是人类精神的大典。

　　還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首堪称千古情诗的珍品，诞生在汉水之滨。爱的飘忽不定，爱的扑朔迷离，爱的艰辛与含蓄，都在汉水之滨演绎成为人类梦境般的追寻。

　　再有《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支汉江流域的情歌，是写一砍樵青年对一女子求之不得的心情，反复借汉水的宽、长和不可泳渡来比喻女子的可望而不可即。译出来就是：“南方有棵高高的大树，却不可在树下休息；汉水边有位女子，难以表达对她的深情；汉水宽又广，难以游过去；汉水长又远，难以渡过去……”

　　还可以举一些。

　　由这些美丽的古代情诗，我们不难看出繁衍生息在汉水流域的儿女们深情的气韵。他们灵秀、聪颖，他们善良、多情，他们忧伤、善感……这就是汉水文化的质地。

　　近些年的汉水文化研究表明，最早采集、编著这部中华诗歌元典的人叫尹吉甫。作为两千七百多年前西周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尹吉甫，我们知之甚少。但作为中华诗祖的《诗经》，一部文化元典，江河般世代流淌，使一个民族最终找到了千年精神的源头。

　　如今，在离湖北省十堰市西南八十公里的房县青峰镇尹家山，旷古的荒芜掩隐着大师的一丘荒冢。在尹吉甫的封地里，一方断碑，几字镌刻……亘古的沉寂里，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一代诗魂穿越千年的浩瀚，在向我们吟唱：“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

　　《诗经》中称赞尹吉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他奉周宣王之命，率军北伐猃狁，南征荆蛮，驻守淮夷，辅佐“宣王中兴”；又诵“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重文化和文学的朝代，当时周室有“采诗”制度和“献诗”制度，定期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也即采风。我们今天的文学采风，应该是从西周沿袭而来。朝中公卿士大夫定期为天子献诗，正是周室的这种文化制度，才使《诗经》得以产生。与西周王朝都城西安王畿接壤的房陵，民间有“好歌”的传统，于是就成了采诗人的理想之地。房县不仅是《诗经》的采集地，还是《诗经》最早的采录人尹吉甫的故乡。在房县的榔口乡、青峰镇等地至今还保留有尹吉甫的墓冢、墓碑和纪念供奉他的祠堂——宝堂寺。

　　应该说，“诗经文化”是房陵文化的血脉。产生于西周的“诗经文化”，发育成熟期整整五百年。在尹吉甫之后三百年，由孔子最终完成《诗经》的编选。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最终成为中国文字文学的源头和基石。

　　2018年10月，中国第三届“诗经文化节”在房陵召开。我们驱车前往尹吉甫故里房陵青峰镇，在青峰大断裂带的万峰之巅，我有幸瞻仰了刚刚完成复建的宝堂寺。宝堂寺始建于明代正德十一年（1516年），清道光年间两次扩修。砖木结构的殿堂年久失修，后又在“文革”动乱中，损毁殆尽，只有后殿的两层石窟，遗存着千古诗魂的孑影。时隔五百年后的今天，房陵人为纪念先贤诗祖，共襄文化盛事，投资六百万元，千辛万苦，历时一年，在青山崖壁间，重修宝堂寺。

　　走进寺院，我看到尹吉甫、孔子、屈原三尊石雕，三位古代文化巨人在这万山青峰中屹立，我倏忽就在心底轻轻一颤：中华民族，该怎样感恩这些千古圣人？怎样感恩他们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

　　在宝堂寺停车场一侧，矗立着直径一米的铜铸圆盘“兮甲盘”，黑亮沉着的古铜器物连同盘中央铸刻的一百三十三字铭文，在青峰叠嶂的深山里，在蓝天白云的清朗下，发出悠远神秘之光——这是两千五百年前周朝太师尹吉甫掌政执法的器物。据史料考证，尹吉甫原姓兮，因在家中兄弟中排行老大，称为兮甲，号吉甫。后因官职为“尹”，“尹”即太师、宰相，后人随称尹吉甫。

　　兮甲盘中央铭刻着尹吉甫当年率军讨伐猃狁凯旋、封赏、贡赋制度诸事。兮甲盘极其珍贵，不仅是国宝级重要器物，也是尹吉甫身份的重要物证。兮甲盘曾流落海外百余年，后经美籍爱国人士购回，交于国家。

　　走近，慢慢走近。走近抚摸这千年圣物，一阵战栗袭上心来……

　　从诗祖故里返回，我们来到位于房县西河湖畔的“中华诗经广场”。站在这近七万平方米（相当于十个国际足球赛场）的广场上，旋身一望，“诗祖祭坛”“尹公塑像”“诗经碑林”“尹吉甫纪念馆”……当这些密集着中华古典文化精髓和元素的建筑物一起向我聚拢而来时，一种强烈的震撼，令我顿生一种朝圣之感。站在这片文化圣地上，我抬头向天一望，万里穹空中仿佛再次传来诗人穿越千年的吟唱：“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

　　此刻，在万米广场的舞台上，上百人正且歌且舞，他们将房县民歌与《诗经》诗句糅合之后进行演唱：“关关雎鸠一双鞋，在河之洲送过来，窈窕淑女难为你，君子好逑大不该，年年难为姐做鞋。”“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在这个“自古好歌”的神奇地域，在“厥声近秦，厥歌好楚”的古老房陵，在千年的文化流传中，人们已经把《诗经》首篇中的“关关雎鸠”当作民间表达爱情的流行语了。

　　据房陵民间文化挖掘者整理发现，房县民间有会唱民歌的歌师多达五万余人，有三千多首、百万余字的诗经民歌。在这些民歌中，除却表达爱情的民歌之外，还有用《诗经》里的《蓼莪》来哀悼去世的父母：“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还有《伐檀》：“东方发白兮，上山岗兮，砍砍伐檀兮，日暮而归兮。”这些民歌无不留有《诗经》的影子。

　　这些“影子”让研究者困惑了：究竟是两千多年前尹吉甫将《诗经》带入了房陵，还是当年《诗经》的采风者在房陵、在汉水之滨采得这些古老的民歌，经修改加工编入了《诗经》？我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房陵都是在古老而美丽的诗经文化的润泽中走过了千年。这是房陵人的文化福祉。

　　写到这里，我深觉在房陵这片极具特殊意义的地域，文化的独特和神奇不是其他地域文化可以比拟的，美丽的《诗经》文化在世代浸润着这片土地。

　　近十几年来，房陵文化工作者緊紧围绕“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彰显房陵文化魅力”这一工作主线，传承与保护并重，不断提升文化品位，使地方特色文化不仅成为地方的一张亮丽名片，也使地方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华旅游文化最具魅力的品牌。这是当代房陵人的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