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蛟

　　时间往前走，记忆向后走，三十三年过去，一个四岁的男孩依然在石桥上徘徊。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村口张望，间或有人往桥上来，他就避开几步，跑到桥边岔路口的红豆杉下，假装看溪水卷起一片打转的落叶，他不喜欢人家问起，心里的委屈好比口袋里捡到的一枚硬币，得独自藏着掖着。他等了许久，那一天显得格外漫長。他面前不断闪现出母亲走时的样子，她解下身上的围裙，故作轻松地抚摸他的头。随后，一个人走出村去，跟碰到的邻居大嫂说：“这个事情迟早躲不过，现在就去做了。”他并不很明白母亲去做什么。

　　夕阳下去，一层暮色在远处青山边浮动起来，小男孩看到远远一群人拥着一个什么从村口小路进来。等到人群近些，才发现他们抬着一个担架。他没有急切地跑去，只在心里担忧着，目光在杂沓的人群里寻觅，他找不见母亲的身影。直到人群更近了，担架这一头仿佛就要触到桥边的石头。他居高临下瞧见了夹杂在担架边的疲惫的父亲，还来不及喊爸爸，有人冲他说：“妈妈回来了。”

　　男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先被这架势吓住了，他瞥见担架上母亲苍白的脸，母亲额头包着一块帕子，眼睛紧紧闭着。他哇一声哭了出来，他的哭声就在那个黄昏荡漾开去，融入近旁的薄暮中。他觉得心空落极了，牙齿根发痒，头皮麻麻的，去年立在屋檐上望着黑瓦下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那是1984年早春，妹妹出生后第二年，母亲到乡里医院做了绝育手术。1980年初期，计划生育如火如荼在全国铺开，真正推行到这个小村庄时晚了几年，小男孩才“捡”了一个妹妹。

　　那个傍晚的漫长等待，那一片自青山里浮动而来的薄暮，大概是他记忆里最早觉察到的人间的忧伤。忧伤通常无迹可寻，但他分明又觉得它就是暮色的另一种形式，它缥缈，寂静，悄然而至。

一

　　那会儿，父亲、母亲、我，还有小我三岁的妹妹生活在一个寂静微小的世界里。世界小到只有两条极瘦的溪，只有一片山，只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树，只有鸟衔着无边无际的贫穷飞来飞去。父母一直在忙碌，我们睁开眼睛，父亲和母亲就出门干活了，他们往山上走。我和妹妹在早晨的霞光里往另一个方向走，我们走去祖父家。山太大了，父亲和母亲一头扎进去，让我们再找不见。直到天黑透，他们才会重新出现，头上、粗布衣服上沾着枯黄的锯齿状的草叶。我和妹妹在奶奶家随便对付一顿午餐，吃点粗糙的食物，有时是一个大麦饼，麦饼的圈很厚，不像母亲烙的饼，圈薄，馅足，一口就能咬到白亮亮的板油；有时是红薯米粥配土豆。奶奶的灶台永远黑乎乎的，端出来的粗瓷碗黑乎乎的，奶奶烧好饭后，脸上沾满锅灰，脸也是黑乎乎的。

　　午饭后，我们晃回自家门前，穿过一个东倒西歪的木台门，里面四五户人家围起一个院子。我家临溪，老屋低矮简陋，以石头垒砌成一堵面溪的墙，其他三面支着薄薄的木板，木板墙和石墙中间撑着几根粗大的木柱，已被虫蛀得坑坑洼洼，露出一副颓败相。一个吱嘎作响的木楼梯通往二楼。二楼低矮，两面通风，三角的木屋顶直压下来，每一次走上去我都有些害怕。老屋以黄泥铺地，时间久远，众人踩踏的地面已变得黝黑坚实。

　　六岁的小男孩和三岁的小女孩，两个暂时被大人遗忘的人，有时坐在门槛上，有时坐在屋旁木台门下长条凳上。那是两条供人们晒太阳的圆横木，到冬天深处，就会有一群老人蜗牛般慢慢爬满它们。但现在它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在上面跳，在上面练“金鸡独立”，或者在上面一寸一寸地蹭来蹭去。我已记不起是怎样度过漫长的午后时光的，我们晃晃悠悠走遍了小村庄的角角落落，时间笨重而迟缓。日头跌下去后，还得等很久，父母亲才会回来。那会儿，我们村里人想到的赚钱方法是编橘筐，那是他们在绞尽脑汁后忽然“遇到”的一个赚钱方法。我们所在的是著名的橘乡，小山村里却没有一棵橘子树。可有一天，有人到乡里来收橘筐，并拿来了一个藤条编的筐做样品，他们讲这种橘筐叫藤篰。没过多久，家家户户男人女人都上山砍藤条去了，这是一种长得很齐整的藤本植物，小拇指般粗细，韧性十足。他们白天砍藤条，晚上编藤篰，再到市场上以五角到七角一个卖出。一个藤篰能装五六十斤橘子，那真是一个不小的筐子了，六七岁的孩子跳进去，蜷起腿来，恰好就能躲在里头。

　　那些日子，我们在沉沉暮色里等待的就是背着一大捆一大捆藤条的父亲和母亲，他们跟随村里男女，从老屋边的那条石路上走来。也有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归来，山上藤条越来越少，他们就得和大部队错开，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地方。

　　我和妹妹站在歪斜的木台门边，借着最后一抹余光，我看到她头上的小辫子快散开了，她的头发黄黄的，一个真正的黄毛丫头。第一个背着藤条的人出现了，第二个背着藤条的人出现了，这两个人哼哧哼哧从我们身旁穿过，脚步吧嗒吧嗒敲打着青石路。暮色笼罩着小村庄，最后的夕光把他们的身影剪出来，身体镶上了一圈金边，我跟妹妹忍不住站到了青石路上，踮起脚跟看。有时候，第五个就是父亲，第六个是母亲，有时候是第七个和第八个。也有很多时候，他们迟迟没出现，等到大队人马都过去，等到零零散散的人也过去，等到我们渐渐辨认不出那偶然冒出来的背着沉沉藤条的人是谁，密集的脚步声变成了零碎的脚步声，零碎的脚步声又渐渐沉落，被屋旁突然清晰起来的溪流声替代。我和妹妹还是没等来父亲和母亲，肚子重新叽里咕噜发出抗议来。

　　也有时候，薄暮刚升起，酡红的夕阳卡在山一角，母亲竟早早回来了，她卸下肩上的一大捆藤条，连歪斜的粗布衣服都来不及拉直，即刻走向楼梯，我和妹妹踩着她的脚后跟，木楼梯吱嘎吱嘎的，像我们的肚子一样叫起来。

　　母亲去看望她的小鸡。早一个月前，家里刚买了几只小鸡，母亲是想把它们养大下蛋的。昏暗已全然占据二楼，一点光线自木窗透入。我们走上去，昏暗往后退开了几尺。母亲疾步冲向谷柜，谷柜床一般高，内里装谷子，客人来了铺上毡子，又用来当床。小鸡就养在谷柜上的一个竹篮里，篮子上覆了竹筛，筛子上压了两块足有几斤重的大石头。这样养鸡是因为山村里黄鼠狼横行，母亲养下的七只小鸡，已被黄鼠狼吃掉过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