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他们给了我一个题目：《乡村重建与士绅传统》。中国的乡村重建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一项伟大艰巨的世纪工程。

　　我们讲中国的进步，讲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其实说的是工业、服务业、城镇化等方面的巨大进展。我们经常把北京的CBD、上海的浦东、外滩跟纽约、巴黎相比较。从这些外在的指征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确实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内在则是观念的革命，管理与科技的进步。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就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进行乡村振兴与重建。如果我们到美国、到欧洲，如果只是以城市景观和一些制造业指数进行比较，中国人心中会产生巨大的荣耀。但是我们不能出城。到乡下去，出城二十里地、十里地，情形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在欧洲、在美国可能是另外的情形。

　　我曾经自己开着车，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在爱荷华州，在弗吉尼亚州旅行过。目的就是看看美国的农村。我去到美国的乡下，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你这才是来到了真正的美国，这儿才是白色的美国。什么意思呢？这位朋友说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人种，是肤色，在城里打工的多是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而在乡下有产业，从事规模化农牧业生产的多是白人。他们是拥有土地、技术和资本的农场主，是白领，不是蓝领，这是白的第二层意思。

　　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提升生产技术，也在于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今天我们所在的贾家庄就是以这种机制建设与治理乡村的一个成功案例。但在中国乡村，贾家庄这样的存在并不普遍。普遍存在的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土地、劳动力分散，因此无法进行高技术含量的、资本集中度大的有组织有规模的生产经营。这就说明，中国的乡村需要重建。来到这里，出席活动的作家们要往文化衫上题一句话，我来了个老詞新用，写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国家提出来叫乡村振兴，在不够发达的地区叫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的标准并不高，有些地方一个家庭人均年收入三千二百块钱就算脱贫，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四口五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就是一万多块钱，不到两万块钱，就算脱贫，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解决乡村的问题，这就是短板，城市的繁荣就会有一些表面繁荣的意思。

　　中国振兴乡村、重建乡村经济的努力，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为什么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呢？过去中国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乡村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和外界发生实质性的交流，除了很少的必需品，大部分农业产品是供自己消费的。但是当世界进入到工业社会，我们或被迫或主动和全球接轨，因为西方的工业品来了，轻而易举就击败了乡村的手工业。我们读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书写的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事情。费先生研究的不是中国贫穷的山村，他研究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最富裕的地带。那个时候，西方发达的纺织业把他们机器织造的纺织品倾销到中国，继而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起来，也把机器制品销售到农村。机械化生产的东西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价格低廉，第二个是质量稳定。所以那个时候就造成了以手工纺织为支撑的传统乡村经济的危机。那么，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挑战呢？就只有用外国人的技术，学会使用机器。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作“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文学的观点看，我们把《江村经济》这本人类学著作看作书写当时乡村状况的非虚构作品也未尝不可。

　　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的农村就已经不能够坚持原来的生产方式。而新的生产方式将会彻底改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改变农民计算土地产出的方法。比如说关于丰收的观念。过去说丰收很简单，遇到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多打了粮食，多摘了桃子，一棵树多收了几百颗枣，这就叫作丰收。但是今天农民生产的东西，大部分要提供给市场，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定价问题。而且，市场的价格不是由卖东西的农民决定。今年一亩地多打了二百斤麦子，但是在纽约，或另一个金融中心，小麦期货市场的价格因为全球小麦都丰收了，或者预期会丰收，价格跌了，你多收了二百斤和每斤跌了两毛钱一比较，算不上丰收。也许明年少打了一百斤麦子，小麦价格又上去了两毛钱，反倒多收了钱。过去自给自足的时代，农民可以自己把握自己命运，今年风调雨顺，我们自己又勤劳，没有刮大风，没有下冰雹，没有遇虫害，粮食都囤在家里，明年有灾荒也不怕。但是今天很少有人做这种储备，我们生产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到市场上去流通，换成现金，再用现金去换取我们必需的东西。过去在乡村手工生产的，今天都是在城市机械化生产，农民需要支付大量现金购买。世界经济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农村经济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乡村根本的问题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因此难以进行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生产，今天，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亿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转岗到制造业和服务业，腾出了相当的空间，为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提供了一定条件，使乡村重建和振兴有了某种可能性。

　　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要进行乡村振兴与重建。

　　第二，就要讲到中国传统乡村的士绅传统。

　　士绅传统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旧时代，民国或者更早以前，中国农村还未经历人口爆发式增长。乡下的田地比较多，有钱人有了钱第一选择就是下乡卖田，地主不光是佃出土地、收租，不光是干这样事情。他们中的一部分，之所以被称为绅，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维系乡村的道德秩序，尤其是致力于乡村的教育。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到城里去接受教育，而是在乡下自己家里接受教育。比如说我们四川。四川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点。虽然这里是山西，我还是说我知道多一点的四川。大家知道苏东坡，知道三苏。他们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就在自己家里。今天去苏东坡老家，乡下山上还有他留下的读书台。苏家家道殷实，有很好的田地，他们家又引水开辟了灌溉系统，不靠天吃饭，还惠及了一些乡邻。他们还在家里面办教育，自己办私塾，自己家的孩子在那里上学，村里别的人家，不太有钱的人家，单独请不起老师的人家，也在他们家私塾里上学。

　　学成了，他们才进开封城去，去赶考。我看历史材料，当时苏东坡老爹已经四十多岁了，苏东坡和他弟弟二十来岁，三父子在乡下学成了到开封赶考。开封是北宋朝的首都，这一去，父亲考上了进士，两个儿子一考又是进士。苏东坡据说考了第一名，但后来是按照第二名录取的。为什么呢？发生了一个误会，那个时候有一个散文家叫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是主考官，欧阳修一看苏东坡的文章像他学生的，为了避嫌，说我的学生不能够让他得第一名，我是主考官，所以就把他降到第二名，发榜之后才知道错了。欧阳修也很后悔，说我把你当成我的学生了，我要避嫌，所以才把你搞到第二名。苏东坡的教育在哪儿完成的呢？没有上过清华附小，没有上过北师大附中，就在家乡当地上的学。

　　四川还有一个人叫杨升庵，杨升庵的父亲在朝廷里面已经掌管内阁了，但也没有把他的户口迁到京城来，让他上最好的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国际学校，没有。还是留在四川乡下成都附近的新都县。今天我们去那里，还能够看到他们家的桂湖旁的大宅子。父亲在朝中当大官，儿子留在老家，就在家里面接受教育。也是二十来岁，才进京城考试。一考，状元。所以那个时候乡村的士绅家庭，最重要的不光是有地、有钱，还要有文化，有情怀。这个叫耕读传家。那个时候中国重要的文化教育的完成，大多是由那些有土地、有资产的人家在乡村完成的。

　　孟子有一句话，意思是，人有恒产，则有恒心；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恒心的养成，最重要的就是接受教育，努力学习。那些有资产、有土地，还以教育惠及一方老百姓的，就是绅。绅是什么意思呢？汉字很有意思的，大家看这个字，旁边的“申”，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为什么要加一个绞丝旁呢？就是人要穿衣服，那个时候人穿长衣服，腰间要束一个带子，绅就是穿上衣服，要束一个带子。一般的地主不能够称為绅，绅是指在道德和人文教育上对自己有要求的，就像穿衣服会用一条腰带把衣服束缚起来一样，用道德，用文化的基本原则束缚自己、要求自己的人。修身齐家不光要有财产，还要有道德要求，还有文化要求，并以之约束自己，这种人才能够叫作绅。但是它不能够叫作士，士是什么？士是知识分子，受到很好的教育，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重要的还有后半句：治国平天下。要达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还要参加国家考试，就是科举。苏东坡到京城去考试，并不是写诗，今天我们说苏东坡是诗词双举，但是他在宋朝考试考的是策论，策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给皇帝提建议。什么建议啊？怎么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为了什么？第一老百姓生活安定，社会就安定。第二税收增加。北宋国家文化很发达，但有一个问题，武功不振，边疆上老是被辽、金、西夏虎视眈眈。所以怎么样发展生产，增加税收，以加强军备……苏东坡考试得第二名，也是这样的内容。他写了一首词，有“大江东去”，今天尽人皆知是这个，但那是他的副业，策论才是知识分子核心的东西，这才叫作士。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我们今天读书特别喜欢背金句。老背金句有问题，会片面，会局限。比如孔子“学而优则仕”这句话人人知道，却不完全，还有下半句，但我们从来不说，我们鼓励自己的小孩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名牌大学，之后事业发达，当大官，如果不成，当董事长也可以，当首席科学家也可以，像贾家庄出了个贾樟柯，当个名导演就更可以了，是不是？但是“学而优则仕”，下面还有半句话，说士对自己有要求，除了对国家的责任之外，你要更好地履行这个责任，就要继续学习，我从来没有听到讲《论语》的人讲过下半句：“仕而优则学”。我们要把事情办好，积累经验之外还要继续学习，“仕而优则学”，这才是士，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中国古代的士首先是能在乡村耕读传家的绅。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文化人，哪一个是从城市家庭里面出身的？那时城市人口很少，杜甫也是乡下出身的，欧阳修也是乡下出身的。治国平天下成功了，最后还有一个词叫作告老还乡。

　　以上大致是说，什么是绅，什么是士，以及士绅产生的社会条件。

　　中国乡村从近代以来，就是刚才提到的《江村经济》里面所讲的情况，乡村一直面临现代性的挑战。现代性挑战对于农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工业品进入到乡村，这个时候就要用现金支付，这个时候乡村的生产目的就改变了。过去是自给自足，但是今天必须把农产品换成尽量多的现金，来换取这些工业品。不换不行，因为工业一来就把原来手工业几乎全部摧毁了。今天的农民农业生产还是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的小规模生产不及美国等国的大规模生产。爱荷华就是美国的农业州，我在那里住过几个月，一两公里才一户人家，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全部都是玉米地和大豆地，每家农民的粮食仓库就像今天我们所在这个贾家庄，我们眼前的这座水泥反应塔这么高这么大，每户人家还不止一座。一家人生产这么多粮食干什么？卖到外国去。自己吃不了，美国全国人也吃不了，最大的目的地是卖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卖到外国去，卖到中国来。我们今天说东北有点衰落，除了东北工业面临升级换代的困难，东北本来是可以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农产品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尤其是我们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东西，在技术上，在定价权上没有办法跟美国的农产品相抗衡。所以我开玩笑，美国要打贸易战，对东北农民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国也相应会提高大豆的关税、玉米的关税，阻止美国产品进来。一家一户的生产都和国际市场有关系，很多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在外面的农产品生产大国手中。他们是用现代工业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中国乡村想要变化，但从费先生开始写《江村经济》起，到今天这个问题还基本没有解决。当然，我们一直在寻找和尝试解决方案。今天的乡村建设我们看到的是整理土地、盖房子、精准脱贫，但是最重要的是土地使用权变革和规模化生产。今天有一个制度创新，叫“土地流转”，就是便于大家把土地使用权出让出来，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进行生产经营，采用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等合作模式。但我们在书写乡村的时候，还在按照自己对乡村的某种原始想象，而不是真正地在面对今天乡村所面临的复杂变局，没有在这样一个格局当中来观察乡村的问题，思考乡村的出路。

　　今天上午对谈时我已经讲过了，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一开始就对传统乡村和传统农业形成巨大的威胁。我们知道英国曾经有过一个“羊吃人运动”，英国的纺织业发达之后，需要大量纺织原料，英国不产棉花，那地方纬度偏北，气候冷，倒适合养羊。资本家就把大量的农村土地買过来，不种庄稼了。干什么？变成草原，养羊。养羊干什么呢？剪羊毛，供给英国的纺织业，费先生研究的江村主要也是从事纺织业。英国人殖民印度也有发展纺织业的利益驱动。中国人很自豪，说我们是丝绸的故乡。印度人也有理由自豪，在机器时代到来以前，印度是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国家，今天到印度还会买到非常好的手工棉布。英国人一到，用机器纺织棉花，印度传统的棉纺织手工业立马就垮掉。费先生写的是丝绸纺织业在外来冲击下的衰落。今天农村面对的挑战是全方位的，这个挑战在今天主要来自这个国家本身变革的需要，中国乡村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到了必须改变生活方式的地步。留在农村的人口必定要减少，但是又不能像今天这样只剩下老人、小孩。有活力的乡村应该留下一些有文化、有体力、有智力的人，才能够更好地经营乡村建设乡村。今天乡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乡村失去了教育功能，过去耕读传家的传统没有了。

　　绅的阶层从农村消失了以后，士的阶层也就必然消失了。农村和农业的衰败，导致了士绅阶层的消失，倒是产生了大量的失去土地的人。这些人，在战争年代，是兵力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就成了城镇和制造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

　　士和绅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乡村重现呢？今天上午也讨论到，有可能。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精英重返乡村。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本来出身乡村，去到城市的，有很多经验的，真正面对过世界的，懂得市场的，掌握了技术的这些人重返到乡村。他们重返到乡村，肯定跟上一代不一样了，他们的思路、他们的做法都升级换代了。今天的土地可以流转，那么他们就可以把很多土地集中起来，二百亩、三百亩、一千亩，我见过最大的一个例子，一个人把一个乡的土地全部都流转了。全村的人既是他以土地作价获取租金的人，也都是他的雇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可能进行那种对应市场的大宗产品的生产，而且大宗产品生产，你要有竞争力，要提高品质，那就可能要改良品种，改善储存、运输的条件。如果是一家人还是五亩地、二十亩地，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一些精英重返乡村，但他还不是过去的那个绅，他可能特别地唯利是图，处于早期积累资本的阶段。他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呢？短时期内，我看也难。因为今天的教育和古代我们对士，对苏东坡、对杨升庵他们的那种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今天是一个更全面、更专业、更系统的多学科教育时代。现代教育已经不可能在传统的乡学和书院里头完成，必须在现代的新的教育体系当中完成，所以乡村教育的重现几乎就不可能了。如果乡村教育重建不可能，那么士绅传统之中，至少士的那个部分就消失了。因为在乡村中已经不能完成现代教育了。教育中心已经转移到大城市。但是当一些出身乡村的人在城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返回到乡村，经营乡村的时候，绅这个传统就有留存下来的可能。不然就只剩下唯利是图的人，只会赚钱的人，那乡村的情形还是令人恐惧。过去的中国人，因为乡土观念，本乡本土自身就构成一个道德约束，一些人可以在外面干坏事，他在外面挣的钱不一定干净、合法，但是回到本乡本土之后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形象。

　　我也举一个四川的例子，四川有一个大地主，“文革”中非常有名，叫刘文彩。“文革”批判他时，有一些事实是编造的。但他的发家确实并不光荣。他们家出了两个军长，侄儿是军长，抗战死了。他的亲弟弟也是军长，他的亲弟弟一度管着四川最富裕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当军长，这个地方的政府最高首长也是他。他就叫刘文彩管四川最富裕的地方的税收。自贡那一带，那个地方产盐，供应好几个省的食盐，是大买卖。军长就叫刘文采管这个四川当时最大产业的税收。刘文彩利用这个发了大财，然后就回到老家。他在外面的名声很不好，到处刮地皮。但是回到老家，形象一变，对佃户也很好，对老百姓也很好，建现代化的中学，到省城去请当时最好的老师，周围乡邻的佃户的孩子上学都免费，他对老师特别好，他们家有一辆福特轿车，他自己不坐，但是老师们进城回城，都派这一辆福特轿车迎来送往。今天大家去看刘文彩庄园，这个福特轿车还停在那个地方。他对推动当地的教育，开当地的风气，发展当地的经济，确实是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今天回归乡村的人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他们在外面学到的知识，学到经营手段，积累了资本，加上今天土地可以流转，可以进行规模化的农业经营，而且是外向性的农业经营，那么中国的乡村就可能变成另外的样子。

　　上午我们参加过乡村重建工作的嘉宾还讲了一些老百姓不愿意顺势而动的例子。现在负责乡村建设的干部们说到这种情形时有一个专门术语，叫“缺少内生动力”。政府让他动，他不想动，不愿意动，或者没有能力动，动不起来。这个情况不是今天才产生的，早在上上个世纪，中国农村就面临变局，但真正的改变一直没有发生。意识到要更新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的主动性一直很少出现。费孝通《江村经济》里农民适应生产方式变革的主动性在中国并不普遍。

　　不止是费先生，注意到这种情况的还有梁漱溟先生。今人讲梁先生多是讲他在儒学上的修养有多深厚，然后又讲他当年向毛泽东主席提意见是多么坚守知识分子的气节，这可不可以讲？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中国从古到今讲知识分子就是讲这些，也讲不出什么新鲜感了。梁漱溟身上最重要的一点，却没有人讲。那就是他敏感到农村必须变化，他有中国儒家那种知行合一的行动。梁漱溟先生最宝贵的经验在今天反而几乎被他单面的形象遮蔽了，为什么？这说明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包括文学界，我们自己在认知上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我们穿得像现代人，生活习惯越来越现代，但我们对中国真正的现实问题是隔膜的，缺少关怀的。农村今天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与巨变，或者说正处于巨变的前夜，很多文学书写却只是在说一些浅薄的乡愁。虽然我们有大量的笔墨在书写乡村，但是乡村面临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却视而不见。像梁先生这样一个人某方面功业的被遮蔽也说明我们这一代知识人、文化人在某种程度上、思想上、视野上存在巨大的缺陷。

　　当年，梁漱溟意识到农村的问题，就投身于山东邹平县农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实验。去组织农民学文化，帮助他们提升生产技术，改善生活环境，组织各种各样的合作社，不幸，这种乡村建设的实验因为日本人的入侵而被迫中止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努力，这种实验。这样的事实发生并不太遥远，就在民国年间。梁先生还写过关于乡村建设理论方面的论著，可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早都忘记了。

　　民国年间是大混乱、军阀大内战的时期，后来又有外敌入侵，那是民不聊生的时代。战争频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是曹操的诗，写三国时代战乱的恶果。民国时代呢 那样的时代，有知识分子关注到乡村问题，并付诸实践，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时，中国传统乡村结构正在解体，绅和士这样的阶层正在消亡，一些军阀在作威作福。

　　在这样情形下，不光是梁先生，那时还有长期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晏阳初先生。他从美国念了博士学位回来，立志不要当官，不要发财，要投身于中国的平民教育，投身于新乡村建设。而且，他的这种社会实践并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东部不行了，他又在战争时期转移到西部继续他伟大的工作。

　　这个时候乡村破败，乡村的士绅也奄奄一息。

　　所以，晏先生总结中国农民的四个特点：“贫、弱、愚、私”。

　　“贫”，首先是由于社会环境恶化，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差，传统的乡绅约束在废弛，到处都有人在造反，造反就不依规矩了，农民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了。

　　“弱”，就是常常吃不饱饭，营养不够，卫生习惯不好，醫疗条件不好，体弱多病。

　　“愚”，愚昧。受教育少，迷信，听天由命，不懂科学。

　　“私”，有了前面三个字，人就必然自私。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

　　今天政府、公司和社会组织进入农村，去帮助农民改善乡村落后状况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基本上还是这四个字造成的局面。从民国到今天，近百年时间了，这个情况并没有真正改变。

　　搞乡村建设，晏阳初先生他们那个时代的手段，和今天也差不太多。第一是推广新的耕作技术，推广新的更高产的、更优质的作物品种。这个工作相对容易。第二，农民自组织能力很弱，就想方设法把他们组织起来。但这个工作难。农民天天算账，但算不了长远的账。你给他讲明年或者三年之后，他不会相信，他就只算眼下的账。长远的眼光，需要使其得到利益后渐次养成。

　　说到弱，就要改变农村的卫生状况，我去过比较多搞扶贫攻坚的农村，走进乡村，看到的标语是：饭前洗手，早起刷牙。很多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因为农村贫困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疾病。今天改变乡村卫生习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和生产垃圾对环境的污染，这也不是一日之功。

　　新中国成立后，在乡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目的也还是破解乡村积贫积弱的难题，但操之过急，尤其是大跃进运动的开展，致使农业出了大问题。组织化，一大二公，从动机上看，其实没什么不对。如果更循序渐进，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中更注意到以上所说的农民的那四个缺点，徐图改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果。所以，人民公社成了一个以举国之力推行的巨大的同时也是失败的社会实验。但互助合作开展之初，中国农村焕发出新的精神气象，也不好一概否定。当时的乐观前景，也是被那个时代的文学家所欢迎的。不然，柳青不会投入那么巨大的精力去写《创业史》。就在今天我们所在的贾家庄，昨天夜里庄上的邢万里书记给我讲当年村集体如何坚持大面积改造盐碱地，提高粮食产量的事，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集体，这样的事情怕是不会发生。如果不是那时的贾家庄走上集体化道路后焕发出新气象，怕也不会吸引到马烽等前辈作家来深入生活，写出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样的好电影。这其中，在真正关心农村的人看来，不一定全是负面的经验。

　　文学和农村农民一样，和我们所书写的对象一样，早就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如果不是农民群体，不是全部农村，但至少在这个庞大的群体当中，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已经在对这种挑战做出正面的，积极的回应。这个是必须看到的。有些回应成功了，有些回应失败了，如果我们要写失败，为什么不写这种回应的失败？为什么我们喜欢成功，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样的成功？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吗？如果说农民一些毛病，一些弱点，根本原因还是长时间以来，整个社会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忽视，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国家没有像城镇人口一样为他们提供切实的保障。

　　我们这些书写的人，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们不光精通中文，还会英文，好一点的可以到外国用英语演讲，但是他一写农民，还是像个农民一样。写农民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也是一个农民，跟我们书写的那些对象一样的眼光，一样的心胸，一样的水准。文化，不只是我们接受教育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胸怀眼界的问题。当我们的书写对象都变成当下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形：在旧的东西彻底消失以前，在很多正在成为被遗弃的乡村的废墟上——人文的废墟、产业的废墟——物理空间中一个一个失去生机的村落确乎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样的废墟当中，有着新的可能性，一些新的东西在萌芽、在成长。

　　我们对外国作家借鉴，大部分谈的是那种技术性上有创新的、观念上标新立异的。当然技术性上、观念上有创新者我们要关注他，但是我们不能够偏废。一些坚持了人道主义情怀，更深入、更敏锐地反映时代生活的作家，我们也应该要关注。同样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美国的作家我们喜欢谈论海明威、福克纳，但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另外一个作家被谈论，他就是斯坦贝克。斯坦贝克在二战时期是一个战地记者，写过很多欧洲战场的战地通讯。但他在战前美国，有一个深刻的经验。美国在二战爆发以前，有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期，股市崩盘，产业萎缩，最悲惨的就是带来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河沿岸农业的破产。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就是写这个的。美国的农业生产，种的小麦农民自己是吃不完的，他是农场主，种的棉花自己是穿不了那么多的，也是为了出卖到市场，而且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资本支撑。资本流动从哪里来呢？经济不景气，这些产品卖不出去，银行也不贷款了，大农场还能够扛住，那些刚刚走向发家道路，还没有积累足够资本的农户和农场主就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他也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而且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关注美国农村，我们没有对这样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关注。

　　我们知道美国有菲茨杰拉德这样的爵士时代作家，同时也要知道他们也有写农业写得很好的作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有大量书写乡村生活的作家。但如果天天谈卡夫卡，却没有人谈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那是很奇怪的。我今天以作家身份站在这里，但是我知道我是农民。我的父母是农民，我从小和他们一起干农活，我知道从土地之中得到一份收获是怎样的艰难，我七八岁就跟父母下地干活了，一直到我十九岁彻底离开农村。

　　所以，我要关注国际上那些先锋作家的同时，也重视常在我们视野之外的那些作家的经验。今天谈拉美文学，都谈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当然是重要的，但为什么不谈谈胡安·鲁尔福，谈谈他对破产乡村的书写 包括更早些的古典一些的作家，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经验。比如说英国的哈代，当我们说他是古典作家的时候，其实认为他的经验是过时的。当然，谁都不会这么说，但不谈与忽略就暴露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是后发展国家，我们自己的命名叫发展中国家，国际上一个更通行的叫法叫做后发展国家，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那些先发展的国家已经经历过一回了。他们经历过一回，文学书写也积累了经验。但是很奇怪，我们有那么多人书写乡村，却不关心那些经验。我们这些写乡村的作家，总去关心美国人、欧洲人他们工业化程度很高了之后，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的孤独、疏离与荒谬，比如大家动不动就谈卡夫卡，卡夫卡也不是不能谈，我也去看了卡夫卡的故居，也读他的作品，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关注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的人，比如说英国转型时期，农业社会向工业时期转型，比如那个时代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不就是写一个乡村的农民，乡村破产必须进入到城里去打工，没有更多的技能，无非就是到别人家去当保姆，要不然就是到KTV去端酒盘子，对不对？

　　对于乡村重建，我所谈的东西都是非常皮毛的东西，我们作为文学家处于这样的时代，如果要很好地书写乡村，再现这个现实，就必须对世界性的经验加以足够的关注。我们到一个村里，熟悉一下周围的人物，观察一下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情感反应模式，这当然是必须的，但仅仅如此又是远远不够的。要看到，今天的乡村、今天的农民，面临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一村一户的问题，一乡一镇的问题。它面临的是普遍性的，国际性的挑战。

　　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在经历，好多国家早经历过，拉丁美洲文学在中国火了很多年了。这几年，我去了智利、秘鲁、墨西哥、古巴、巴西，这些国家中有些发展得比中国要早，中国人在“文革”中精神激扬，肚子却半饥半饱的时候，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人均收入已经在两三千美金了，只不过他们后来跌入了经济学上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今天中国要摆脱的也是这个东西，中国要不跌入这个陷阱，光发展城市经济不行，必须解决乡村经济的问题。拉美是大量的农民自动进入到城市，他们的政府没有足够重视转型时期的乡村建设。他们的政府没有关注，但是他们的作家对乡村有巨大的关注。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胡安·鲁尔福在中国有两本书，一本叫《燃烧的平原》，一个短篇小说集，写墨西哥乡村破产的农民，他们有些进入城市，有些人走向反抗的道路，参加游击队，他还是以一种非常传统的、非常干净的方式来进行刻画，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大家可以看一看。过了多少年，拉丁美洲人说，我们拉丁美洲的现实特别光怪陆离，我们中国文学界今天也有一句话说：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离奇，更荒诞。怎么表达这种荒诞？拉美作家说我们要尝试一个新的方法，刚好法国有一个超现实运动，这当中有一些东西可以学习。

　　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出现。说到这个主义，今天我们老谈《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是集大成的。肇始者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巴拉莫是乡下的一个恶霸地主。地主有两种，贤仁者称为绅士，相反的就稱为恶霸。土豪劣绅，即使是绅也是劣质。那个巴拉莫就是劣绅。有一个人，他在墨西哥城里长大，临死前妈妈告诉他，说在你小时候，我把你带到这个城里来，贫民窟里面长大，我现在要死了，我很怀念我的老家，你能不能回去帮我看一下，你回老家就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巴拉莫。他是你爹。这个爹很坏，除了霸占田地以外，乡里漂亮一点的少女都被他睡过，这个临死的妈妈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不幸怀孕，巴拉莫也没有养过这个儿子一天。然后这个城里长大的人就回乡去，就走到山路上，碰见一个赶毛驴的人，他问路，说，那个村在哪里？对方说，再翻过一座山，这个村子就到了。他问，那你认识一个人，叫巴拉莫吗？对方说，我认识。又说，你找巴拉莫干吗？他说，他是我爹。这个赶毛驴的人说，他是你爹，他也是我爹。“他也是我爹”，用这么巧妙的一句话，就把恶地主强占民女的事写出来了。等他到了，那个村子全部荒废了，人都走光了，他就坐在那儿。结果太阳一落山，这个村子就活过来了。为什么呢？村子里头的那些死人的鬼魂出现了，那些鬼魂就在那个村子里构成了一个世界，他就描绘那人回到村子，看见过去的那个村子，村子没有人，只有鬼，他用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写了墨西哥乡村的破败。毛泽东主席有一句诗，“万户萧疏鬼唱歌”，就这个意思。你想它的那种深刻程度，只是一个中篇小说，不管是写现实的深度，还是开创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文学流派，都非常了不起。我们今天喜欢做浅陋的简化。比如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就是马尔克斯，说到马尔克斯就是《百年孤独》，其实这样是不好的。那么，观察乡村现实时，有没有对复杂的现实也作这种浅陋的简化呢，我看也是有的。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不过是讲述我在观察和准备书写乡村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角度以及思路。同时也兼顾了对中国乡村、对今天乡村重建当中有没有可能重建士绅传统这个问题的粗浅的思考。一句话，绅有可能重新在乡村出现。今天已经有人在讨论的新乡贤会不会在重新下乡的资本持有者中产生，就是其中的可能之一。但士大概不会再由乡村产生了。因为教育体制已经变化，知识阶层主要靠集中在城市的学校体系来养成了。但乡村重建重构肯定是势在必行，这个过程刚刚开始，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中国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建设就没有完成。

　　谢谢大家。

　　a 此专稿文章共三篇，源自首届吕梁文学季“从乡村出发的写作”系列大家演讲录音，经过演讲者后期改写和修正，感谢吕梁文学季组委会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