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第一高朋”：丹洋
那是2014年，西藏牦牛博物馆开馆，从首都北京、藏区各地来了很多客人，需要安排一家旅居场所。有人建议到北京西路的西藏宾馆，说那个位置离我们博物馆比较近，活动方便，设施虽然比较老，但服务各方面都不错。于是，我去拜见西藏宾馆的总经理丹洋。一见面，我的天哪，简直自惭形秽，自己太矮小啦——我本人1.77米，通常也还算是大个儿呢，可我挺身直腰昂首也就刚刚够得着对方的肩膀吧——丹洋的个头将近2米，而且，还是一位卷发的大帅哥呢！
第一次接触丹洋，我很奇怪他怎么没去当篮球运动员。其实，他虽然身材高大，却非常内秀，好静而不好动，说起话轻声细语，谦逊和气，细腻斯文，为人诚恳，彬彬有礼，给人很可交的感觉。此后，我们经常会面，成了朋友，他总是要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有事就打个招呼啊，甚至聚会晚了，他就会自己开着车送我回家。所以，我称他为“西藏第一高朋”。
丹洋1972年出生在怒江与澜沧江交汇的昌都，父亲早年是拉萨的进步青年，与阿沛副委员长的儿子阿沛仁青一起到北京学习，母亲则是西南民族学院毕业的，后来他们都在机关工作。父亲还是西藏一位老领导的秘书兼翻译，后来还担任过《西藏研究》的主编。丹洋自幼在地委机关大院长大，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说起昌都，感觉那是特别的好。当他10岁时随父母的工作调动来到拉萨，觉得拉萨远不如昌都好，那里的高山长满参天大树，那里的水果蔬菜很丰富，牛羊肉酥油也很不错，相比之下，拉萨差远了呢。所以，跟他玩得好的小朋友也大都是昌都的孩子。
在拉萨读完小学和中学，他考取了上海旅游学院，学酒店管理。此前，整个西藏可能都没有学酒店管理的科班生了。那时，也完全没有hotel的概念，只知道招待所这个词，拉萨城里有一所、二所、三所。上世纪70年代，我有一次从藏北来到拉萨，因为是半夜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落脚，只好在漆黑的拉萨城晃悠到天亮，才住进那座老旧的藏式建筑的第二招待所。丹洋学的却是酒店管理这个时尚的专业，当时学校只有他一个藏族学生。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西藏的旅游業、酒店业正在缓慢启动，最缺少旅游和酒店管理人才。上海旅游学院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地处东海之滨，其前身是五七干校。上海旅游学院在当时的办学理念也很前卫。因为这所学校培养的不是理论人才，而是实操人才，所以，学校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出去打工、经商、承包什么的，但酒店管理的专业课程却是不能马虎的。
丹洋大学毕业，本来可以留在旅游局机关，但他本人愿意到企业工作，便分配到拉萨饭店。拉萨饭店是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援藏项目，也是当时拉萨最高级的酒店。那时私人旅游在中国还基本没有开始，酒店接待的大都是外国游客。拉萨饭店接待过国家领导人，接待过外国元首。这家酒店经历了从自主管理到外方管理、再到自主管理的复杂过程，丹洋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从外方管理到再次自主管理的过渡期，但依然还有印度、瑞士、法国的管理人员。起初每天的晨会，还是外方经理主持，用的还是英语。丹洋的英语不错，因此要承担的事务就更多一些。他从最基层最具体的工作做起，在市场销售部、餐饮部、康乐部都干过，熟悉了酒店所有环节甚至细节，直到担任副总经理。当年的拉萨饭店在国内相当有名气，四川成都的锦江饭店还专门组团来观摩学习呢。丹洋记得，当初自己只有大约300元工资，骑着自行车上班，可每个标间的房价可以卖到800元。
专业工作需要专业精神，特别是像酒店这样很晚才进入高原的专业，更是如此。丹洋讲过一件对他触动很大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德国人，在拉萨饭店当过一段时间工程部主管，后来离开拉萨了，早就没有联系了。几十年后，他突然需要联系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信息线索，几经周折，才在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上查到这个人，那个人不知经历过多少个国家、多少家酒店，现在仍然是工程部主管。丹洋特别感慨，这样的人，哪怕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能够做很多年甚至一辈子，就是专业精神、职业精神支撑着，那他一定能把事情做到最好。丹洋本人这些年也还是有经商、从政的机会，但酒店专业精神却支撑着自己，一直干到今天。
2011年，丹洋从北京国旅集团挂职培训回来，调任西藏宾馆总经理。西藏宾馆是比拉萨饭店建设略早的一家宾馆，是中央多位领导人都批示过的项目，因为此前西藏实在没有一处可以承担重要接待任务的场所。这座藏式建筑风格的宾馆，30多年来，承担了无数接待任务，然而，到丹洋接任时，已经是设计比较落后、设施比较陈旧的宾馆了。但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仍然是在西藏承担重要政务接待任务的场所。不过，如今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拉萨市能够经营旅店居住的已经发展到1000多家，西藏宾馆也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
丹洋作为西藏星级饭店协会负责人，近期又在西藏旅投集团有限公司筹备组从事战略规划工作，他更关注西藏旅游业的宏观发展和未来走向。西藏的旅游业飞速发展，旅游人数已经达到2000多万人次，旅游业产值占到西藏GDP的14%，但酒店业的标准化服务规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当地民众的就业、收入和福利，对于西藏整个社会经济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丹洋说，很多年前，他看到尼泊尔设立文化旅游大臣，有些不解。如今，我们国家的机构改革也将文化和旅游整合在一起，这对旅游业是一个重大利好，旅游业的文化含量、文化意义，其实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走向。
酒店管理真是一门极有意思的专业，每天要接触多少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性格的奇奇怪怪的人啊，酒店不就是一个小世界吗？丹洋在朋友聚会时，通常很少言语，他更愿意倾听，而我们俩一起，谈到西藏经济和旅游发展时，那就畅所欲言了。其实丹洋是一个很现代很前卫的人，他觉得，在工作和交往中，无所谓什么民族，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文化交流就是要互相学习，社会发展就是要有世界眼光。我想，这些与他的家庭教育很有关系，也与他所从事的这个特殊的酒店专业也很有关系。
当我问起丹洋最近一次回昌都是什么时间，他算了一下，可能是10年前了。他父亲过世，这位藏族老知识分子没有按照藏族传统的丧葬习俗，而是选择了火化，遵从父亲的遗愿，丹洋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昌都，将父亲的骨灰撒进了那条穿越高原大山、奔往南亚大地的澜沧江……
【桑旦拉卓读后感】
如同丹洋先生提到的那位德国先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仍然坚持做一个酒店的工程部主管，我相信在这个行业里他会成为一位世界级一流专业人士。
专业精神和职业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年轻藏族人身上非常缺乏，毕业后，多数学生总在“铁饭碗”和自己的理想中徘徊，最终扛不住身边人的指责和缺乏职业精神的我们会选择一个所谓的稳定职业，也许梦想此时就已经开始慢慢淡化了。
丹洋先生能够很明智、坚定地选择自己的理想，并热爱着自己的工作毫无怨言， 我想和他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真心希望丹洋先生的这种精神能够伴随他一生。
才仁扎西：“我是牦牛的儿子”
1976年夏天，黄河源头第一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嘎多觉吾神山下，从通吉村通往县城的草原上，有几头牦牛驮着帐篷和行装，其中一头牦牛驮着一对权作摇篮的牛皮袋，左右分别坐着6岁的才仁扎西和大他2岁的小姨。这支小型驮队已经走了六七天了，他们是要从村里到县里去上小学的。这姨侄俩争论着，他们听大人们说，有一种巨大的铁牛叫作“拖拉机”，小姨说，那拖拉机走的道应该有五六步宽，才仁扎西则坚持说，不会的，那铁牛走的路最多也不过两三步宽。快到曲麻莱县城的巴干乡时，他们真的看到了一台拖拉机，红色的，轰隆隆地响着。才仁扎西惊讶地看着、听着，无比的震撼！他说，后来即使到了美国、德国，也没有那样震撼。
才仁扎西的父亲才德，6岁时成了孤儿，帮人放牧，甚至靠捡马料中的豌豆充饥。后来认识的一位干部，感觉这人不错，就把他发展为邮递员。再后来，县里成立种畜场，他父亲在那里当牧工，干了30年。父母婚后生下才仁扎西，就送到老家通吉村姥姥那里。才仁扎西是姥姥和姥爺养大的，才仁扎西一直管他们叫爷爷奶奶。奶奶特别疼爱才仁扎西，把他和自己的女儿（才仁扎西的小姨）带在身边。奶奶特别能讲故事，还会藏文字母，教给小外孙。才仁扎西第二天便把从奶奶那儿听来的故事，讲给他的小伙伴听。爷爷是一个非常慈善无私的人，在村里有点小职务，他专门收养草原人家的病马，为此，乡里还给他一点补贴，每个月有两斤大米，几斤白面，爷爷经常以此来接济乡亲。而才仁扎西则会拿上家里的饼子，加上奶奶的故事，号召他的小伙伴，久而久之，他成了那里的孩子王。才仁扎西小时候特别顽皮，他最热衷的是带领小伙伴用弹弓打麻雀。有一次，他们在冬季的夜间进入一个废弃的窑洞，闭上眼睛，挥舞着木棍，狂乱抽打着，打死了一大片麻雀。第二天，生产队长看到那一片麻雀尸体，以为是麻雀得了传染病，还担心会不会传染给草原上的牛羊，才仁扎西和他的小伙伴们则躲在旁边偷着乐呢。
才仁扎西在曲麻莱县读完小学和中学。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十世班禅大师到草原上来，父亲的种畜场选取了一头最好的牦牛，通过拉秀土丹活佛送给班禅大师。那是用种畜场抓捕的野牦牛的小牛犊与家养母牦牛交配生下的第一代，雄壮、健美。才仁扎西感触最深的是，班禅大师来，都是朝拜的人们向他敬献哈达，而当大师收到牧人们献给他的牦牛时，班禅大师却亲自向牦牛献了哈达。
此后，才仁扎西到玉树州上高中，并以全州最好的成绩，考上了青海民族学院，在省城西宁读了1年预科4年本科。正好这一年，中组部教育部和公安部等五部委发文，要选调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基层公安战线，才仁扎西就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曲麻莱。
有一年，著名画家步雨青徒步考察长江，从长江入海口溯源到曲麻莱，县里派才仁扎西陪同。才仁扎西不畏艰难，爬冰卧雪，陪同他们半个多月，从不冻泉到格拉丹东，一路照顾他们，自己还得了雪盲症。才仁扎西的行为让步雨青他们感动得不止一次流下了眼泪，并打电话给曲麻莱的县委书记说，这么好的干部，你们一定要培养重用啊！不久，才仁扎西便被任命为曲麻河乡党委副书记。当时的老乡长身体不好，第二年，才仁扎西就成了乡党委书记。
才仁扎西熟悉家乡的情况，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有感情，把基层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在曲麻河乡搞起了以全乡四个村为单位的“一队三协会”，即长江北源野牦牛保护队、野牦牛繁育协会、藏羚羊保护协会和藏獒繁育协会，这样，就把牧业生产、生态保护和牧民致富几件事情抓起来了，乡里的工作连续三年都是全县第一。有一天，州委组织部的冯部长突然打电话，没跟县委打招呼，就直接到乡里来调研，到实地看到乡里的各项工作都抓得很好，特别是能够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领牧民致富，很是满意。2006年8月，才仁扎西被任命为治多县委常委，主抓畜牧业，他从曲麻莱县带了20多头野血牦牛的种牛到治多县，在哲曲乡搞起了一个生态牧业示范村。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大地震，2000多人遇难，1万多人受伤，整个城市严重损毁。在全国人民支援下，玉树人民开始了可歌可泣的灾后重建。州委州政府从全州选派得力干部参加重建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才仁扎西被任命为玉树县（后来改为玉树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时至今日，我还常听到很多玉树的干部感慨万千地谈起玉树重建的艰难过程。重建的那几年，玉树的干部真是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今天走在玉树新城的街道上，我们看到几乎是重新规划重新建设的一座新城，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都流下了他们的泪水汗水甚至血水。在人们感恩感激的同时，很自然也会有一部分人希望能在重建过程中得到利益，甚至提出过分的不合理要求。重建的组织领导者们受苦受累加上忍辱负重，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挨过骂挨过打。才仁扎西说，那时候，身上都是伤痕，脸上都是唾沫。现在玉树州博物馆所在的位置，曾经是三江源商场，就是才仁扎西负责强行拆迁的。今天走过玉树州博物馆，人们还会不会想起当年拆迁重建时的艰难呢？
旷彪退休至今也快20年了，虽然在成都有住房，但在西藏工作了一辈子，对西藏深怀感情，也因为对内地炎热的气候很不适应，所以，迄今为止，他每年都要在西藏待上大半年。80岁的老人在拉萨，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天在拉萨的大街小巷晃悠，拉萨的阳光灿烂，紫外线特别强烈，旷彪便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扶着自行车，没有人知道他是80岁的老人。
旷彪与曾经有过恋情的德青虽然没能成为夫妻，但却是好朋友。他婚后带着妻子和孩子经过索松村，还会住在德青家里。现在都是老人了，两家人还跟亲戚似的。
再说郭家法的故事。
1936年生于浙江金华的郭家法，14岁参军，在东海舰队服役。先是在文工團作为小演员唱歌跳舞，深受首长喜欢。但后来越来越讲政治出身，郭家法知道自己家庭成分不好，便跟首长要求，到舰艇上做技术工作，于是调到海上做雷达技术工作，在海上漂泊了25年，成为技术权威，后来调到北京总后勤部工作，离休时享受军级待遇。
郭家法原本与西藏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海洋与高原的距离。但离休前一年即1996年，因为公务出差到西藏，对西藏感觉特别好，尤其热爱西藏的阳光，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离休后郭家法就来到西藏。
郭家法现在是浙江金华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西藏擎天太阳能服务中心总经理，也是拉萨太阳能研究所的副所长，还担任那曲地区科技局的太阳能技术顾问。郭家法来西藏后，专门研究高原太阳能的开发利用。60多岁后来到西藏，跑遍了高原，但主要工作在能源最缺而太阳能资源却又最丰富的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这两个地区恰恰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地区。郭家法在这里一干就是20多年。
郭家法有一次到阿里的边防部队，住在连队里，外面零下18摄氏度，看到年轻战士在寒冷中站岗，他很心疼，要是当两年兵落下病可怎么办啊？于是，郭家法就研制太阳能防寒服，被兰州军区接收，装备给高寒地区的边防部队。他在西藏做了很多科技项目，还给西藏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做了不少贡献。郭家法到阿里地区普及太阳能知识和维修技术，讲了一星期，培训班结业时，学生们给他献了64条哈达。郭家法当了一辈子兵，如今到了80多岁，还是一身戎装，仍然红光满面，乐哈哈地四处奔波，他每年要在西藏高原工作9到10个月。冬季到老家金华，但清明节前一定要回拉萨，他要去为西藏军区老政委谭冠三将军扫墓。我问他到那些高海拔地区有没有高原反应？他说，没有啊！我还去过海拔6700米的地方维修雷达呢。以至于藏族同胞都说，他比我们藏族人还适应高原。席间，我们喝了一小点红酒，郭家法满脸红润，哪像82岁的人哪。近期，郭家法的主要课题是，利用太阳能来推进高原的厕所革命。
我原本认为自己在西藏这么多年，也60多岁了，是该考虑休息的时候了。旷彪和郭家法两位却对我说，哈！你还年轻着呢。
一位是1936年出生、一位是1938年出生的人，他们兴致勃勃地谈到未来，他们还会继续在西藏高原工作和生活，说到“两个一百年”，都信心满满地说，第一个“一百年”即建党100周年，2021年，那是没问题的；第二个“一百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2049年，他们觉得，按照现在的状态，按照现代医学的发展，也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高原虽然确有严酷的一面，而且人的个体差异比较大，但真的没什么可怕的。
由此，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啊！
【桑旦拉卓读后感】
在西藏有一种精神叫“老西藏精神” ，那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这两位老人身上都具备着共同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伴随着他们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走到耄耋之年，这种精神来源于他们一颗热爱西藏的初心，也来源于他们不负此生的一颗赤子之心。
西藏的高寒缺氧、经济滞后，确实会让部分的内地同胞觉得进藏是一个比较恐惧的事情。
但当你们感到恐惧、纠结的时候，很多老西藏已经在这里奉献出了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热血和热情给藏族人民提供了很多方便。同时也活出了别样的人生，因为结缘西藏他们的一生才会更加多姿多彩。
虽然经常会在各个媒体中听到要学习“老西藏精神”，但真正能落实到生活中的实属不多，也许是因为人们总会很轻易地遗忘自己的初心吧。
唐卡大师丹巴绕旦
我与丹巴绕旦老师同住在拉萨河边的仙足岛生态住宅小区。他今年77岁了，个头比较小，但身体很不错，每天清晨都会在一个年轻人的陪同下，去往布达拉宫孜廓转经。我们通常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互道晨安。
丹巴绕旦老师是当今西藏勉唐派唐卡艺术首屈一指的大师，我与他和他的不少弟子相识，并在西藏牦牛博物馆为他和他的弟子举办过一次隆重的唐卡艺术展。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总结的牦牛品性：“憨厚、忠勇、悲悯、尽命”的藏文匾额，也是我登门请丹巴绕旦老师题写的。
丹巴绕旦出身于西藏传统美术世家。祖父次热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宫廷画师，以壁画见长。十三世达赖喇嘛上世纪初游历蒙古，并到北京觐见，祖父也随行其后，见到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见过当时皇上和皇太后的藏族人，在西藏真的是屈指可数的了。丹巴绕旦本人并没有见过祖父，只是听父亲格桑罗布说起过，只知道祖父长着大胡须。
父亲格桑罗布从祖父那里传承了藏族传统绘画技艺，后来担任西藏噶厦造币处的设计师，西藏地方货币中的100两和20两的纸币，就出自丹巴绕旦父亲之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布达拉宫为其建造灵塔，那是一座与五世达赖喇嘛同等规模的灵塔，也是其父亲设计的。设计完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后，父亲对丹巴绕旦说，这个以后再也不需要了，也不用传给你，你也不用学了，你就学唐卡吧。罗布林卡新宫里达赖喇嘛的宝座，也是丹巴绕旦父亲设计的。
丹巴绕旦是1941年出生的，那时候他家住在老城喜德林对面的老街。6岁开始，丹巴绕旦便到八廓街的一所私塾去上学，早上天不亮便独自去上学，天黑了才能回家。他的老师丹增坚赞曾经在噶厦的“索南勒空”（相当于如今的农牧厅）当秘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丹巴绕旦在那里学习藏文和算术，成绩一直很不错。但幼年的丹巴绕旦非常顽皮，经常在外面跟人打架，到了学校，老师便让两个人抓住他的双腿，两个人按住他的上身，扒下裤子，用皮鞭抽他的屁股。从11岁开始，父亲便教他学习度量经画唐卡。每天从私塾下学，吃完晚饭就画一张佛像，不画完是不能睡觉的。藏族唐卡画师一般都是家传，不教授外人的。据说到上世纪70年代，整个拉萨会画唐卡的也只有二三十个人。到15岁，丹巴绕旦被送到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旦增切扎仓，当上了一名小扎巴，在那里学习佛经和唐卡理论。丹巴绕旦与后来的大学问家东嘎教授同在一所寺庙，他说，如果继续待在色拉寺，即使考不上拉让巴格西（佛学博士），考个措让巴学位还是有可能的。
1959年民主改革，年长的僧人可以留在寺庙里，年轻的僧人则被劝说还俗，去参加生产劳动。18岁的丹巴绕旦离开寺庙，到拉萨东郊的纳金电厂当了一名工人。问他当的是什么工人，他笑笑说，其实就是当民工，每天挖土背土。因为丹巴绕旦算是有文化的人，又会画画，不久就把他抽到电厂的广播站，让他当上了广播员。自己写文稿，自己播音，内容多是厂里的会议通知，好人好事。丹巴绕旦感觉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就能干一点轻松的活儿。
20世纪60年代，丹巴绕旦所在的西藏军区生产部的农场，组织去藏北色林措周围挖硼砂。因为属于军区生产部，粮食有保障，丹巴绕旦记得，那时的定量是每月50斤粮食，能吃饱饭，还会有一些罐头和土豆、莲花白供应。在这里，丹巴绕旦的专业特长再次发挥了作用，他担任黑板报的绘画和撰文。
1962年，丹巴绕旦到山南浪卡子农场，仍属军工编制，被称为“西藏第一代工人阶级”，他们的领导是现役军人，戴帽徽领章的，他们虽然没有帽徽领章，但可以佩戴部队发的“为人民服务”胸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丹巴绕旦在日喀则浪卡子农场小学当教师，主要是讲藏文课，也兼着美术课，但更重要的政治任务，是绘制巨幅毛主席像。丹巴绕旦记得，一张毛主席像就有一层楼高，当时也没有绘画颜料，就是几种颜色的油漆，用煤油调色，绘出来的毛主席像辉煌耀眼。但油漆调和色禁不住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过了不久，调和色里红色褪得比较快，黄色比较突出了，毛主席像就变得有点像强巴佛像了，这样就不得不再重新绘制了。除了绘制毛主席像，丹巴绕旦还要书写当时到处可见的毛主席语录牌，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之类，写藏文当然没问题，但丹巴绕旦那时候还不懂汉文，他只好按照汉文的字样，照葫芦画瓢似的把汉文画出来，汉族人看了，也觉得写得不错。
1980年，经过考试，丹巴绕旦调入当时的西藏师范学院（即西藏大学的前身）的一个研究所工作，那里边有抢救《格萨尔》的小组，丹巴绕旦的工作，是为整理出来并将出版的《格萨尔》画插图。为了抢救《格萨尔》这部藏族英雄史诗，政府拨出了专款，所以，在这个研究所，经费比较充足。
虽然丹巴绕旦在民主改革后20多年时间里，从事过各种工作，凭着他的美术专长，做着与美术若即若离的事情，但毕竟与唐卡艺术没有关系。到1985年西藏大学成立，1987年美术系设立唐卡专业，丹巴绕旦才正式回归了他幼年时代就学习的唐卡专业。这一年，他只招了两个学生：昂桑和巴欧。这可以算是西藏高等教育里最早的唐卡科班了。他从事唐卡教育，自己也画唐卡，出自他的手笔，当时都是精品，尤其他画的《大威德金刚》。
但实际上，从1980年起，丹巴绕旦就开始在自己家里开办家庭唐卡艺术学校，招收有志于传承唐卡专业的学生。他真的很担心唐卡这门传统的艺术失传，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丹平起初也不愿意学唐卡，想画现代画，丹巴绕旦说他儿子，你这画的是人还是鬼啊？后来儿子丹平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劝说，认真学起了唐卡。丹巴绕旦的唐卡艺术学校一直实行免费教育，他说，如果收费的话，有钱的可以学，没钱的孩子就没有学习机会了。那些从农村牧区来的学生非常刻苦，相比之下，城市里家境比较好的孩子学习就没那么好。丹巴绕旦坚持了20多年的家庭免费教育，培养了300多个学生，其中多是来自农村牧区的孩子，也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蒙古的学生。其中一个蒙古青年失去双手，只能用两只胳膊夹着画笔，但几年学习下来，居然画得非常好。一名叫“爱我”的日本姑娘，在学习唐卡的过程中，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从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中，不少人传承了老师的做法，除了自己画唐卡，也开办艺术学校，这样，丹巴绕旦的徒子加上徒孙，已经超过1000人了。
今年春天，上海戏曲学院一位叫玉冰的女博士在达孜县的一个地方学唐卡，并邀请我去看看，我有些好奇，便到达孜县去访问。那里有一位叫罗桑桑格的唐卡画师，他就是丹巴绕旦的学生，从1997年到2005年，在拉萨跟随丹巴绕旦学了8年，毕业后到达孜县开办了一所唐卡艺术学校，在那里画唐卡、教唐卡。我到那里去，看到的条件还是相当简陋，生活也相当艰苦，居然能够把一位上海女博士吸引到那里学习，还是让我很有些惊讶。当我向丹巴绕旦说起他的徒子徒孙时，他说，我知道，我去过那里，他们做得很不错的。
丹巴绕旦2009年以50年的工龄、以博士生导师的职称，从西藏大学退休，之后还被返聘，直到2016年才不再带研究生，真正退下休息了。我有时候会跟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第一个科班学生昂桑去看望丹巴绕旦老师。现在，老师眼睛不太好，不再画唐卡了，有时候会看看徒子徒孙的作品，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这几年他和弟子们在上海开办唐卡艺术鉴赏会，上个月还到南京的一个博览会上做讲座呢。
每次从老师家里出来，昂桑都会有一些感慨：丹巴绕旦的品性那么好，做了20多年的免费家庭教育，自己的画作也从来不标天价，钱财于他真的无所谓，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他现在每天转经、念经，像回到了色拉寺一样。昂桑说，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能够当几年喇嘛，可能还是有些好处吧……
昂桑说，老师晚年挺幸福的，就是显得有些孤独啊。是啊，希望弟子有时间还是多去看看老师哦。
【桑旦拉卓读后感】
看到文中写到，丹巴绕旦先生的一位残障蒙古学生，用胳膊夹着笔都能画出很好的唐卡，这不禁让我热泪盈眶，同时又想到了前段时间在一个帖子上看到很多外国人在学唐卡，有些画得非常不错、有些画得一般，但他们还是很努力地在学，让我既喜悦又有些失落，喜悦是因为我们祖辈留下的文化精髓在国际上获得人们如此的喜爱、我们的文化得到了弘扬；失落是因为我们自己对学习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态度有些懈怠，或者艺术成了致富的捷径，扭曲了艺术最初的意义，甚至比我们更年少的孩子们，对本民族民俗、文化、艺术上的了解少之又少。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像丹巴绕旦先生那样的艺术家的存在，使我们对艺术燃起了希望，使艺术回归到了艺术本身，使艺术得到了原有的尊重，使艺术不会成为金钱的傀儡。这种不忘初心的态度，我们应懂得学习和传承。
丹玛江永慈诚：生活在英雄史诗当中
结古寺高耸在城边的山上，俯视着这座古老小镇中的沧桑人世，护佑着这里的男女老少。
1942年藏历8月15日，是个吉祥的日子。结古寺下的一栋普通平房里，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取名丹玛江永慈诚。活佛对孩子的父母说，恭喜你家生了一个小佛爷啊！远方的甘孜寺派了人来，说要把这个男孩迎请过去。但是，结古曲卡庄园的主人说，他是我们这里的小佛爷，我要来抚养他，让他成为我们这里的活佛。6岁半的丹玛被送到了结古寺，成为喇嘛阿约的小弟子。阿约是结古寺里非常有学问的僧人，小丹玛跟着老师阿约开始学习藏文和经书。老师阿约的藏文非常好，写的藏文字是八思巴体，丹玛也学得一手漂亮的八思巴文体。经过14年的学习，丹玛成了结古寺的一名小堪布。
1958年玉树发生红色革命，结古寺的年轻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次年，丹玛被送到玉树州民族师范学校去学习汉语文，聪明的丹玛在学校中各项成绩都名列第一。1963年，州文教局抽调部分优秀学生到基层当教师，去发展小学教育，丹玛被分配到澜沧江源头的杂多县当上了小学教师。原本说是在基层执教一年的，可是因为乡村小学很多教师自身的藏文很差，需要教师，于是，丹玛在教授小学生的同时，又成了老师的老师，就一直留在杂多县。1966年，丹玛在杂多组织乌兰牧骑演出队，有男女学生各10人，还有两名解放军。在这期间，丹玛与他的一个学生也是演出队女演员古措结婚。
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需要布置环境，在机关内外的墙上写标语，丹玛便用他稔熟的八思巴字体，书写“斗私批修”之类的毛主席语录。丹玛说，这一下，四级干部会让他成为当地名人了。因为一些基层干部曾经当过喇嘛，懂得欣赏藏文书法，一看这些藏文标语的字体，都很惊讶地问：“这字是谁写的啊？”后来，丹玛被调到木雍公社当副主任了。因为丹玛办事公道，不沾私心私利，工作特别勤奋努力，当地群众反映很好，上级领导来视察，干部考核各项指标丹玛都是第一。领导表扬他，还要提拔他当公社党委委员，丹玛说，我连党员都不是啊！领导说，那没关系，你的工作比党员做得还要好哇！于是，1970年，丹玛便成为木雍公社党委委员，这个任职通知比他的入党批准还早了一个月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甚至世界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传达上级精神，县委书记冯玉林在会上做报告，丹玛担任藏语翻译。冯玉林是一位很有水平的县委书记，而且懂藏语。冯书记的报告大意是，尼克松访华，是世界关系中的大事，特别是对于中美苏三个大国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丹玛身边坐着一位老者，曾经是一个寺庙的老阿卡。老阿卡听着冯书记做报告，私下用藏语跟丹玛议论，大意是，这个关系的改变，很像是格萨尔王传中联合战略的改变。他们忘了冯书记是懂藏语的。冯书记做着报告，突然停下来了，他虽然懂藏语，但没有听懂丹玛和阿卡议论的意思，就说：“我要撒尿，现在休会。”休会时，冯书记问丹玛，你们刚才说的什么意思？丹玛就对他解释说，他们只不过是谈到了格萨尔当中的一个典故。冯书记说：“格萨尔不是大毒草吗？怎么还有这么深刻的内容啊？”于是，冯书记就让丹玛给他讲了几天几夜的格萨尔故事，而且后来让丹玛每天给他讲两个小时，冯书记说，啊，这可是个好东西，有点像汉文的《西游记》啊！几年之后，《格萨尔》平反了，冯书记说，丹玛这个人，有100个人的脑子啊！
《格萨尔》是世界著名的藏族英雄史诗，上千年来在广大藏区，特别是在青海的玉树、西藏的那曲有着广泛的流传，还产生过很多神奇的说唱艺人。丹玛会说唱《格萨尔》甚至被人认为是“神授艺人”，但丹玛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在结古寺时的师傅阿约，经常会讲格萨尔的故事，常常用格萨尔故事中的典故来谈论时事。玉树历史上的13户大户人家，家家的宝箱里，都藏有格萨尔的传本，但不外传。玉树的很多人都会讲格萨尔的故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杂多县基层的老百姓也还在偷偷地唱格萨尔呢。丹玛认为，自己只是记忆力好，把从小到大听到过的说唱、看到过的文本，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丹玛还跟人戏谑地讨论：《格萨尔》当然是集体创作和历史流传的，但其中创作者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丹玛认为，应该是女人更多，因为自己还是在吃奶的时候，就听母亲讲述过格萨尔的故事。
因为丹玛的工作表现好，杂多县委有意安排他到另外一个公社当党委书记。正拟调任时，玉树州政协副主席兼州志办主任阿钦仁波切来杂多考察，看到丹玛丰富的藏文和历史知识，决定把他调到州志办当副主任。1979年，《格萨尔》正式平反，并在成都召开第一届《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丹玛参加了会议。丹玛回忆，当时会议上还有一些关于格萨尔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的争执，参加会议的多是研究者，而丹玛既是研究者，又是吟诵艺人。他认为，格萨尔既是历史，又是神话，是有历史基础的神话。他的意见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在那次会议上，丹玛还结识了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著名藏学家王沂暖先生。2002年，丹玛在玉树州政府支持下，做了一个关于格萨尔的展览，王沂暖教授题词写道：我与丹玛认识很久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全才！
此后丹玛一边做史志工作，一边收集整理格萨尔的故事，一直到現在。州志办的几个人，成为“玉树州永不退休的干部”。他是全国格萨尔学会委员、国家级吟诵艺人。目前，已经整理了5部格萨尔故事，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实际上，丹玛在做史志工作和格萨尔整理的同时，还在搜集大量历史资料，用他那漂亮的八思巴文体撰写康木多历史。不仅如此，丹玛还通过自己的文史研究，帮助党和政府做统战工作呢。
我是在筹建西藏牦牛博物馆进行田野调查时认识丹玛先生的，2014年牦牛博物馆开馆时，丹玛先生与玉树州老州长杨学武一起来到拉萨参加开馆仪式。他跟我讲起格萨尔当中与牦牛相关的故事，表示将来要把其中的一部捐赠给牦牛博物馆。 这几年，我们几乎每一年都能在拉萨或者玉树见上一面。丹玛今年77岁了，这个只有1.59米的小个子老人，精神十足，雄心勃勃，聊起天来口若悬河，他打算在未来的几年，要整理出113部格萨尔故事，甚至还要翻译成汉文，还要做成有声说唱本。往往，在我们相聚的酒席上，丹玛还会即兴说唱一段呢。玉树州文联主席彭措对丹玛说，你要干到80岁啊，丹玛拍拍自己的胳臂说，我干到90岁、100岁也没问题！
【桑旦拉卓读后感】
丹玛江永慈诚先生是我见过的最阳光且正能量满满的老爷爷。
第一次见到老先生是在西宁，记得老人当时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牛粪的知识，以及他对格萨尔史诗的热爱，惭愧的是我对格萨尔的史诗了解得很少，但见到老先生，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位活的史诗，他的激情、乐观、风趣、豁达，也许就是岭·格萨尔赐予他的护身符，后来老先生到牦牛博物馆参观，当时在一个展厅的角落，老人家见到斯巴宰牛的诗歌时，很激动地在我们面前唱起了这首古老的歌，并且为我们很耐心地解释这首民谣的意义。
跟老先生交谈时，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会是愉悦的，我们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20岁的激情澎湃的灵魂。
愿这位活在英雄史诗中的老者长寿、安康、快乐！
格桑扎西：远走与归来
1954年，只有11岁的格桑扎西跟随父母的驮队，从云南到四川到西藏再到印度的崎岖山路上，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上背着护商的长枪短枪，腰间还横着藏刀，像个小大人似的，自己感觉很神气。
此前，少年的格桑扎西早就从奶奶、父母亲的举止，看出此次迁徙的不寻常——父亲丹增次仁那段时间频繁出入银行，其实是在以纸钞兑换黄金，奶奶屋里的米柜里，大米底下藏的也是金条。他们脚下的路乃是一条逃亡之路。尽管格桑扎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十分兴奋。由几百头牦牛、骡马组成的驮队，缓缓地走过白雪覆盖的大地，云雾缭绕的山川，彩霞与鲜花烘托出梦幻般的高原境界，让这位已经很有审美感觉的富豪少年脑子里生出一个念头——今后无论走到何方、无论等到何时，我一定要回到这里来！
其实，格桑扎西的爷爷幼年还十分贫穷，曾被那时的一个富人骂成“猪”，让他“立即从这里滚出去”。很多年后，爷爷发迹了，那个骂过他的富人却成了乞丐，来到他家乞讨，爷爷在厨房给他安排了一桌饭，还敬了他一杯酒，说感谢当年骂他，从而激发了自己创业发家，不然没有今天。爷爷堪称商业天才，取名马铸材，藏区人称他“嘉米次仁”，意思是“长寿汉人”，实则他是云南中甸的藏族人，但通晓藏汉语言，甚至还会英语、印度语和尼泊尔语。还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也就是20世纪初，他的生意就做到了很远的地方，在我国的云南、四川、西藏和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地都有自己的商行，可能算得上是藏人当中最早的跨国公司了。嘉米次仁来到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希望他能够留在噶厦政府做事。但嘉米次仁深谙拉萨贵族政治的复杂和腐败，婉言谢绝了，继续他的商业生涯。他用赚来的钱，在中甸资助了松赞林寺大殿的修建，在丽江修建了道路和桥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爷爷还与另外几位商人一起，共同购买飞机，支援抗日战争。1939年，民国政府特使刘曼卿进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相见后，取道噶伦堡回国，爷爷还邀请她为当地的汉藏同胞讲述抗战形势。嘉米次仁在印度已经是名声显赫的巨商了，中国的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张大千到印度，也是他接待的，拉萨的贵族到印度，也要投奔这位富商，都说，到印度一定要找马铸材（嘉米次仁）。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驻印度大使袁忠贤也与马铸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有一位藏商要解决一个与英国的商务问题，对嘉米次仁说，你要是能找到袁大使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马上就在家里把毛泽东的相片高高挂起。嘉米次仁果真帮他办成了。
而在中国国内，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红色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那可真正是翻天覆地啊！当时格桑扎西的家已经从丽江搬到了省城昆明。父亲丹增次仁白天与昆明市民一起，参加欢庆解放的游行和集会，振臂高呼革命口号，也看到了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精明的丹增次仁晚上捧着《毛泽东选集》等政治读物在研究，他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社会，将是一个不利于他们这些富人的世界，他决定远走他乡。而此时，他的父亲嘉米次仁正在印度的噶伦堡等候着他和家人呢。
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的跋涉，不知道越过多少高山峡谷与河流，父亲丹增次仁带着格桑扎西他们从亚东出境，到达了印度的噶伦堡。格桑扎西问，我们的房子在哪里啊？顺着别人手指的方向，格桑扎西向一座城堡式的建筑望去，爷爷嘉米次仁正在远远看着他的孙子。很多年以后，格桑扎西還记得，他与爷爷的眼光相触的那一瞬间。他说，虽然隔得很远，但他能感到爷爷眼光中的期待、欣慰和喜悦。
爷爷在噶伦堡的房子，一共四层，居住着家族的几十口人，包括他的几个舅舅舅娘和第三代的众多亲兄妹和表兄妹。嘉米次仁还曾跟当时西藏的巨商邦达仓等合作，做西藏的羊毛生意，在噶伦堡进行初加工，然后贩卖到英国。爷爷在噶伦堡出资开办了一所“中华学校”，亲任董事长，孩子们开始就在那里上学。大舅娘的厨艺非常好，有时还会带着一位四川厨子当助手。那个家族热闹极了，经常是高朋满座，富贵云集，孩子们也不亦乐乎。刚刚到噶伦堡的格桑扎西还经常跟长他6个月、高他10多公分的表哥打架，由于格桑扎西非常机敏，屡屡得胜。
在印度的尼赫鲁时代，中印关系相当敏感，既有友好相处之时，也有激烈争夺之战。1953年，马铸材带领印度和巴基斯坦华侨代表团回国观光，对共产党的治国能力非常赞叹。在陈毅外长的招待宴会上，当陈毅外长问到马铸材对尼赫鲁的看法时，马铸材表示，他不能与尼赫鲁在同一蓝天下生活，用汉语成语说就是“不共戴天”。其后，印方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嘉米次仁，拆毁了嘉米次仁在噶伦堡的房屋。中国外交部对此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格桑扎西戏谑地说，在印方拆毁他们家的房屋时，他“那个最没用的舅舅”，扔下满屋值钱的东西，其中包括张大千的真品画作不管，却从院子里摘了几篓水果背走了。马铸材从那次回国观光后，就开始有计划地把家庭后代陆续安排回国，1962年，在中国驻印使馆的帮助下，爷爷回到中国，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和中侨委主任廖承志的接见，被陈毅外长称为“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
年幼的格桑扎西传承了爷爷身上的聪慧基因，包括语言天赋，很快掌握了英语、印度语和尼泊尔语，并以优异成绩考上美国常春藤大学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1966年9月13日，踌躇满志的格桑扎西来到美国，只用3年时间便修满学分，其间，还因为父亲去世，他把虔诚信仰佛教的母亲安顿到尼泊尔。他毕业后留在了美国，进入华尔街的银行业。因为他的金融专业水平，他在美国的多家银行工作过，应该算是一个小富豪了。
格桑扎西长得一表人才，体魄雄健，性情豪爽开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是自由风行的年代，他当然很得时尚女郎的青睐，那真是满眼春色啊。但格桑扎西有一个固执的念头：一定要找一位藏族姑娘才会成婚。可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哪里去找合适的藏族女性呢？这样的念头支撑着格桑扎西，等到30岁、40岁，一直到50多岁，还是孤身一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格桑扎西于1983年回到了中国云南老家迪庆州中甸（后来改称香格里拉），1985年，来到了拉萨，此时距离他远走他乡已经将近30年了。此后，他又多次回到西藏，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西藏的变化。格桑扎西很想在这里做点事情，做一点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带有一些理想色彩的事情。他说，西藏高原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他说，他满脑子都奔涌着西藏的色彩、色彩、色彩！他想把西藏的色彩表现出来，把西藏的色彩让世界共享。经过很多次考察，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座中美合资的藏毯公司。
公司的名称叫作“喀瓦坚”，意思是“雪域”。西藏地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工艺，被列为世界三大名毯之一，它融合了高原的羊毛、藏族的手工艺、西藏的审美。藏族人从出生到衰老的多数时间都在毯子上度过，一张毯子能够伴随藏族人的一生，所谓“一生一毯，一毯一生”。喀瓦坚地毯公司兴旺时曾有三进院落，有400多名工人。除了藏族的传统工艺外，格桑扎西还从瑞士请来染色专家，先后培训了2000余人。喀瓦坚一直坚持藏族传统的全流程手工制作，因此品牌声誉远播海内外。喀瓦坚销售最好的时候，因为汽车紧张，不得不请邻近的运输部队来帮忙。到现在，喀瓦坚的藏毯虽然不像当初那么热销，但外销订单仍然维持得不错。据说有一家日本经销商就是靠销售喀瓦坚藏毯，养活了三代人呢。
1996年，格桑扎西再次因商务来到拉萨，住在当时拉萨最高级的酒店拉萨饭店，能够在那里住的多是外国游客或国内富商。那天，工作完毕，格桑扎西坐在拉萨饭店的一间拥挤的酒吧里休息喝咖啡，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进来，指着他边上的空座，很有礼貌地用英语问他，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格桑扎西对她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看着她更像是一位汉族导游小姐吧。而这位女性坐下看着格桑扎西，觉得他更像是一位日本商人。格桑扎西以在外国的生活习惯觉得，就这么一张小桌，跟一位美女坐在一起，不打招呼不攀谈是不礼貌的，便随意地交谈起来。当他们相互寒暄时才发现，他们俩都错看了对方，其实他们都是藏族人，虽然这对男女的年龄相隔了23岁。格桑扎西感觉他多少年等待的机会出现了，这将是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于是，他向这位藏族姑娘发起了攻势。
这位美丽的藏族姑娘名叫柴旦，当时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生，她来到拉萨饭店是帮助外国游客治疗高原反应的。柴旦那时已经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硕士学位，正打算攻读中国科学院专门研究癌症的博士。人们永远都无法解释男女之间的缘分，也许真的就是上天的安排，就这样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柴旦的人生。柴旦招架不住格桑扎西的攻势，终于在一年多以后，嫁给了这位美国国籍的藏族男人。1996年，他们在格桑扎西的老家中甸——那时已经更名为香格里拉举办了婚礼。无论是拉萨还是香格里拉的朋友们，都称这两位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一年后，他们的女儿白玛拉姆出生在拉萨，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旦增出生在昆明。第三年，格桑扎西带着妻子儿女举家迁往美国。这其中的故事就太多了。如今，两个孩子都长大了，都在美国上大学，他们的志趣虽然不太相同，但是都把中文作为自己的主修课程。现在，女儿白玛拉姆正在北京大学短期进修汉语，不久，儿子旦增也将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汉语。格桑扎西说，除了商务之外，在家庭里，做父亲他要尽100%的责任。在国外长大的孩子，不能命令他做什么，但可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
2018年5月25日，格桑扎西带着夫人柴旦在喀瓦坚藏毯公司总经理泽强的陪同下，来到西藏牦牛博物馆参观，并到我的办公室聊起天来。这家有30年历史的藏毯公司，因为各种原因，后来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格桑扎西是一個具有浪漫色彩和梦想的投资商，甚至还是极有艺术天赋的设计家，却并不是精于日常经营的管理者，但他们有幸找到一位在卡塔尔航空公司工作的山东小伙泽强来做总经理，让这家濒临绝境的公司又起死回生。格桑扎西阅人无数，感到这个山东小伙真是不错，他找对人了。
最近一次格桑扎西来到西藏，除了商务之外，还有时间就在拉萨城里逛逛，特别是夜间漫步在灯光闪烁的八廓商区，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他甚至觉得，这里的民族风情和现代气息，简直可以与巴黎、纽约相比。他说，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我们藏汉民族的关系都非常好，我们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得更好。由此，他更想在中国做一些事情。大约是100多年前，爷爷曾在云南大理的下关建过一个茶场，创立了一个叫“圣焰 ”的茶叶品牌，格桑扎西决定恢复这个家族品牌，以现代的消费理念和审美意识，让它在嘉米次仁的第四代接续传承。
格桑扎西完全不像是75岁的老人，底气十足，谈锋甚健，说起他远走与归来的故事，禁不住站起来手舞足蹈。他们夫妇来到我的住处喝茶，谈起他们的藏毯，谈起西藏文化，谈起国外的见闻。格桑扎西说，“西藏”，如果从汉语的字面可以理解为“西部的宝藏”，西藏文化永远都会有其生命力。他打算在照顾生意的同时，用更多的精力，把他的经历写下来。我相信，那将会是一部丰富而有趣的传奇，甚至是藏区近现代史的缩影。医学博士柴旦目前正在从事美国医学科学最前沿的研发工作，她则表示，现在工作太忙了，等将来退休了，要好好学习藏文，好好学习佛经，把西藏文化传承下去……
【桑旦拉卓读后感】
格桑扎西先生让我们懂得了落叶终会归根。
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原则性让人钦佩，在异国他乡的多年里始终不忘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并且从不曾改变过对家乡的热爱。
他对爱情宁缺毋滥的原则性更是让人钦佩，宁可孤身一人多年在异国他乡，也不愿将就自己的爱情，向所谓的现实妥协、向年龄投降，最终等到了自己美好的爱情、拥有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这是一个人坚持了自己原则，同时，这也是离不开“无龄感”的人生态度。
一个人得到自己想拥有的实属不易，但你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本该有的原则，人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贡巴萨·丹增朗杰：从贵族到艺术家
拉萨西北郊的堪培乌孜山下，有一座贡巴萨寺，曾经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隔着拉鲁湿地往南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布达拉宫，背后山沟里生长着繁茂的绿树鲜花，山下有大片的寺属土地。第四世贡巴萨活佛在这里生养了5个子女。丹增朗杰是他的长子，生于1950年。熟悉他的朋友及同人都称呼他为丹朗。丹朗1岁的时候，西藏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丹朗说，那时候他太小，但还隐约有一点印象。他家别墅旁的平房里，住进了八九十个士兵，那是首批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应当是进军西藏部队的先遣队。
贡巴萨寺始建于七世班禅时期即18世纪，其最大的主寺在现在蒙古地区。贡巴萨·土登吉扎是这座寺院的第四世活佛，1917年生于朗县，5岁时被认定为贡巴萨活佛转世。贡巴萨·土登吉扎19岁时，蒙古贡巴萨寺院大管家多次来函，要求贡巴萨活佛到蒙古接管寺院事宜。此时恰逢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于是贡巴萨·土登吉扎陪同大师，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贡巴萨·土登吉扎准备借此机会前往蒙古处理贡巴萨寺院一事。然而，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国民政府即派出一个护卫队，将喜饶嘉措大师、贡巴萨活佛一行辗转护送至西宁，交马步芳部护送回藏。贡巴萨活佛在内地的经历和喜饶嘉措大师的教诲，使他对西藏与祖国的关系有了最初的感知和认识。
丹增朗杰后来才知道，“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张经武将军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央代表，一行共计12人，绕行中国香港、印度，从亚东进入西藏，会见了当时正在那里准备出走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两人见面后，张经武介绍了协议签订的经过和具体内容，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随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张经武也进入了拉萨，当时住在一处叫赤莫的院落里，但由于藏军严格把守，外人不得与之接触。贡巴萨活佛得知，张代表的藏文翻译叫朋措扎西（即彭哲），是青海人，曾经受教于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而贡巴萨活佛也曾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大弟子，因此，可以算是同门弟子。贡巴萨活佛便以探望师兄为名，带着当时拉萨少有的水果和蔬菜，还有番茄，来到赤莫银巴大院，见到了他的师兄朋措扎西，并由他引见拜会了张经武代表。此后，贡巴萨与十八军首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此，首批进藏的先遣人员，最早就在贡巴萨大院落脚。不久，又进来四五百人，可能是一个团，房屋住不下这么多人，贡巴萨活佛便请部队在自家寺庙前的草地上扎下帐篷。那块草地邻近拉鲁湿地，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据说，当时噶厦政府的人还拿着望远镜监视这边的动静。在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仍然是旧政权时，如此厚待“红汉人”，把解放军迎进自己家中，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杀头之罪。
丹朗记得，他四五岁的时候，驻藏人民解放军还会派出吉普车，来接他们家人到营地去参加节日联欢。在他父亲的协调和支持下，哲蚌寺将西郊诺堆林卡的闲置土地卖给解放军，建立了现在的“七一”农场和“八一”农场。解放军官兵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在购买的这片土地上开展生产自给。贡巴萨活佛随后就到解放军的“七一”农场里，教授解放军藏语文，成了一名藏文教师。贡巴萨也会在休息日或节日，把十八军首长请到家里来做客，客人们还会给丹增朗杰这样的孩子一些小礼物。
在丹朗9岁时，拉萨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即使他只是一个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白色恐怖。1959年3月，事态一触即发。派出的侦察人员，其实就是丹增朗杰的侍佣，从八廓街打探返回，带来的都是外面叛乱人员集结闹事的消息，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贡巴萨一家住在临近拉萨河的藏族干部学校，贡巴萨活佛担任了藏干校的总务处长。丹朗说，那几天，解放军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父亲贡巴萨活佛也是枪不离身。除了长枪短枪外，藏干校的干部还每人配发了两枚手榴弹。因为一时找不到手榴弹袋，父亲让丹朗骑着很罕见的三枪牌自行车，当时丹朗个子还小，只能斜蹬着自行车架，到藏干校马车队缝纫处，用白色帆布做了一个简易的弹袋，装上那两枚手榴弹挎在腰间。丹朗在外面沿街看到的状态非常恐怖，正如他父亲所说，如果让叛乱分子得逞，他们全家肯定都要遭殃。
应该是3月19日那天夜间，解放军通知藏干校所有家属人员，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随时可能有情况发生。丹朗说，那会儿是小孩，不懂得害怕，反而很兴奋，等待着情况的出现。可没熬多大一会儿，还是睡着了。大概是午夜，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了，解放军把所有家属人员全部带进事先挖好的战壕。丹朗他们还会偶尔伸着脑袋向外探看，但马上就被流弹吓得缩回来。紧张的局势没有持续超过两天，拉萨的叛乱基本被平息，丹朗他们走出壕沟，感觉天已经变了，叛军已经撤逃，胜利的旗帜在飘扬。父亲贡巴萨活佛则带领着解放军部队去往墨竹工卡一带，继续平息叛乱的战斗了。
1964年，刚过14岁的丹朗，坐着汽车从拉萨出发，经过十几天的颠簸，到柳园换乘火车，终于来到陕西咸阳西藏公学，成为预科班的一名学生。他喜好绘画，几个同样喜好的学生，成为预科班学生中的美术爱好者，后来就成了学校美术组一员了。民族学院的正规学习不到两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丹朗记得，那天发“红卫兵”袖章，全班的人都有，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出身贵族，没有得到红袖章。为此，他十分沮丧。但后来群众分成两大派组织，也就不管什么出身了，他参加了“农奴戟”，算是一个“保皇派”吧。他的美术天分，在“文革”当中的黑板报、墙报、专栏上得到了发挥。丹朗由此也与同学当中的美术爱好者结成了朋友，后来一起在西藏从事美术工作。
1965年，西藏公学改为西藏民族学院。1970年8月，丹朗毕业回到西藏。毕业分配时，他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于是被分配到拉萨汽车修配厂，当上了一名翻砂工，浇铸汽车的配件。据说，他一天能浇铸12个配件，每个配件能卖1000块钱左右，但他每月的工资只有42元，丹朗感觉到产业工人是特别能够创造效益的。翻砂工没干多久，丹朗被抽调到厂里的“大批判组”，还是做他的美术工作。他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后来还画过华主席像和邓小平像。
两年后，丹朗被调到刚成立不久的西藏人民出版社，专门从事图书装帧设计及美术编辑工作。此时，为西藏的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父亲贡巴萨活佛，已经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了。父亲把原属于贡巴萨寺院的全部物件，基本上都捐赠给国家了。当母亲提醒他是不是要给孩子们留点什么时，父亲说，只要是他们跟着共产党，他们都有手脚，还担心没饭吃啊？！
作为贡巴萨主席的后代，又曾担任过多年的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还是很看重丹朗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组织上有意培养提拔使用丹增朗杰，相关部门很正式地安排谈话，但他非常喜欢自己的专业，担心有了什么级别的行政职务会把美术专业给荒废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辞谢了组织的好意，一直做着美编室主任。那一阵，拉萨业内就有传闻说，出版社有一个“傻帽”，给乌纱帽都不要。丹增朗杰笑笑，他就是那个“傻帽”，他真的不想当官，只想做好自己的业务工作。
2008年贡巴萨主席以92岁高龄辞世，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立即打来电话表示哀悼并问候家人。党和政府一直把最早支持解放军进藏的老人挂在心中。老人去世后，政府拨出专款购买黄金白银，作为贡巴萨第四世活佛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在哲蚌寺密宗院为他修建了灵塔。
丹朗自己现在也退休了，他还是喜欢自己的专业，经常自己开着车到西藏各地去采风写生，没事的时候就到他在太阳岛上的一处画室画画。他的油画《珠穆朗玛》被人民大会堂收藏。在自治区党政部门等众多重要场所均有他创作绘制的油画作品。他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徽章的设计者，是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等大庆徽标的中标设计者。
我与丹朗相识于西藏收藏家协会的会议上。他是常务副会长。我问他有什么收藏，他告诉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收藏，但前任的会长们说，你这个人就是最大的收藏啊！丹朗是西藏自治区外宣品审定专家组成员、西藏画院副院长、油画学会副主席。去年，他找到我，希望能在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举办一次油画展览，我们欣然同意，那是一场很有质量和水平的展览。日前，丹朗开车带着我，来到贡巴萨寺。原来的贡巴萨寺已经在“文革”中被毁了，现在是重建的新寺，也算是贡巴萨的家寺了。为祭奠父亲，寺里的佛像是他们兄妹自己出资请的，平日里都是哲蚌寺管理着，逢到宗教节日，家人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老父親。过去的古树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棵老的桃树，现在市政部门正在种植新的树苗和花草。前两年，拉萨市修建北环路，正好经过寺前，政府指示设计部门，修改图纸，北环路绕行了60米，以示对这座寺庙的保护，体现对贡巴萨活佛的尊重。
【桑旦拉卓读后感】
伍德罗·威尔逊的一句名言是：“我们因梦想而伟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丹朗先生虽经历了几次政治和时代的变迁，但外在环境的变化未能影响到他对艺术梦想的追求，甚至对艺术的热爱有增无减。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一个“现实”的借口，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梦想、遗忘了自己的所爱，面对现实的同时不知不觉迷失了自己，再也找不回自己真正的方向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但很多人正在经历着……
丹朗先生，在有权有势的贵族生活和有艺术气氛的平民生活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中，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有多少人能做到这点？有些人调侃说丹朗先生是“傻帽”，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傻帽”，是抵挡不住外在的诱惑从而放弃自己内心的人，面对物质从而放弃灵魂的人。我想在这里致敬像丹朗先生一样有梦想，并为之付出真正的行动，让它成为神圣事业的人们。
是你们让世界变得更精彩！
何宗英：世纪往事
1959年，西藏大地正席卷着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红色风暴。
而在北京西城的第41中学，家住小绒线胡同的19岁的小伙子何宗英即将高中毕业，正在选择报考大学。41中的程老师传递了一个信息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系开设了藏语班，你们可以报考。何宗英喜欢学习语言，又对西藏那片陌生的土地充满好奇和向往，就填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最后被中央民族学院顺利录取。完成5年学业后，1964年，何宗英被分配到了西藏。
要讲何宗英的故事，如果最简单地说，就是54年前，一个汉族大学生进藏，后来成为藏族人的丈夫、藏族人的父亲、藏族人的爷爷。但如果细说起来，就复杂了。
在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之前，中国的“左”倾思潮比较明显，在校的很多时间并不是在学习藏语文，而是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学习成绩好的还可能被戴上“白专”的帽子。1963年何宗英被认为“思想反动”，开除了共青团籍。直到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才寄了一封信给他，说当初的处理“是不对的”，而没有说是错误的，“政治上视为超龄团员”。此时的何宗英已经40多岁了，这真让人哭笑不得。毕业前，因为他藏文学得不错，中央民族学院的洛桑老师有意让他留校，征求他的意见，但何宗英说，去年我们到西藏实习，才知道我们的藏文并没有学好，既张不开嘴，也听不懂，文字也不行，我既然学了藏语文，就想真正学好。我还是到西藏去吧。
于是，1964年，19个同学就进藏了。但因为何宗英的档案袋里的结论，到西藏后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马上分配工作，而是先到“七一”农场劳动锻炼了半年，后来又被派到“三教”工作团二分团，先后到达孜县、堆龙德庆县、曲水县去做基层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三教”工作团解散了，有单位的人都回原单位闹革命去了，何宗英因为本来就没有分配单位，就把他就地安排在曲水县的聂当区。那时西藏正准备建人民公社，何宗英就到村户去动员群众入社，按照上级的政策，先是鼓励贫苦农牧民入社。何宗英到一户贫苦人家，对那位中年妇女说，你家成分好，你先入社吧？可那位妇女不愿意入社，她找借口说，我家成分好，可是我的亲戚家成分不好，还是先不入吧。还有一个社的副书记对何宗英说，还是互助组好，互助组的土地还是自己的，只是大家互相帮助一下。入了人民公社，土地、收成都是公家的，一点余粮都是生产队的，自己连买个火柴的钱都没有。何宗英心里想，我在大学时就觉得人民公社办早了，这不是证明吗？但何宗英不敢说，也让基层的群众不要乱说。
虽然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了5年，但多数同学的藏语文并没有过关，甚至拼读听写都不行。而何宗英，正是在这两年与基层群众的日夜相处中，才真正掌握了藏语文。何宗英说，基层的藏族老百姓真好，我们工作团的人到村里，老百姓都是把最好的房子给我们住，当然，那会儿最好的住房也可能只是不漏雨而已。
那时候还要清查反动印刷品。邻村工作组的同志发现了一本藏文小書，但他们都不认识藏文，不知道是什么书，想起何宗英是学藏文的，就派了一位叫巴桑的女同志送到邻村何宗英处。何宗英看后告知，这只是一本普通的经书，不是什么反动印刷品。由此，何宗英与巴桑结识了。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好感乃至爱情。
后来何宗英留在了曲水县，巴桑则分到当雄县去了。何宗英找到组织，请求把他的女朋友调到曲水县来，在聂当区当一般干部。组织同意了。1967年，何宗英与巴桑成亲了。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因正赶上“破四旧”“立四新”，就取名为何立新。再之后，二儿子何立军、三儿子何格桑陆续来到人间。
1972年，曲水县才有了第一所小学，这一年，何宗英被调去当小学教师。学生的岁数从六七岁到十几岁不等，大多是农家子弟，不会汉语。何宗英只能用藏语给他们上语文、算术和地理课。刚开始也没有统一的正规教材，何宗英就自己编、自己印，或者找来老教材。他的这批学生到如今也都有50多岁了吧。
1974年，拉萨市有线广播站的书记张志峰找到何宗英，问他是否愿意到广播站来。能够进拉萨城当然愿意啊。何宗英便开始了一个月的试用期，任务就是把广播稿的汉文译成藏文、藏文译成汉文。因为何宗英不俗的藏、汉文能力，他只试用了一个礼拜，就成了正式员工。广播站缺人手的时候，何宗英还兼做过藏语播音员呢。
1980年，与广播站相邻的一处藏式院落内正筹建西藏社会科学院，那里招考工作人员。何宗英得知消息后想去试试。请示领导后，领导以为他考不上，就说，你想试试就去试试吧。考试进行了一整天，考政治、汉文和藏文，结果他4门课考了317分。何宗英不知道自己考得如何，问一位女同事，因为她先生是那里的负责人，同事说你直接问他吧。那位先生竖起大拇指，说，没问题，你是这个，是所有参加考试者当中的第一名！这时候，拉萨市才觉得何宗英是个人才，不能放，不同意。此时，何宗英正巧遇到当时西藏群艺馆的馆长饶元厚，饶馆长问他，我明天要去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代为转达吗？何宗英便写了一封信，说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考上社科院了，可拉萨市不放人。几天后，拉萨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让何宗英去一趟。何宗英一去，问什么事？宣传部说，你可以办调动手续了。就这么简单，何宗英就调到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了。很多年以后，何宗英才有机会到北京，见到老书记阴法唐，当面表示感谢，可阴书记并不记得这件事了。
何宗英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后，在资料所工作，同时也担任《西藏研究》杂志的藏汉文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他在社会科学院与著名历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有着深厚的师生之谊和学术交流。我在筹建牦牛博物馆时，几次请教恰白先生，都是何宗英老师陪同并翻译的。
1990年何宗英撰写了一篇《第巴桑结嘉措何许人也？》的文章，发表在自治区总工会的《主人》杂志上。第巴桑结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一个重要人物，曾主政西藏政坛20多年，又是一位宗教学者、历史学家、藏医药学家、建筑学家，著作甚丰，也是布达拉宫红宫建造的主持者。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长达十余年。后因为康熙大帝西征时从一位藏族俘虏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康熙大怒，斥责桑结嘉措“其罪甚大”。桑结嘉措方才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公布，并认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此文一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何宗英的文章引起了很多反对意见，有的反对意见还相当激烈。1992年，何宗英要求调出社会科学院，到其他单位去工作。何宗英坚持自己的意见，坚信真理在自己一边，时间必定能够证明这一点。7年后，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讲话，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何宗英调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工作。何宗英觉得这个单位挺好，能够接触浩如烟海的原始的藏文历史资料。在这里，他晋升为研究员。他继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论据。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但1998年，自治区党委任命何宗英为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本来想坚辞不受，但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又回到了社会科学院。两年后到年龄退休。但何宗英退休后比在职时更忙，自治区宣传文化广播电视系统经常找他帮忙策划或审阅与西藏历史相关的剧本、书稿和文章。我日前去拜访何宗英老师时，他手头还积攒着好几部要看的书稿，78岁的老人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一个有着戏剧性穿越感的场面——54年前，何宗英大学毕业，从北京只身来到西藏；50多年后，何宗英的孙女卓玛、孙儿嘉措却从拉萨出发，去往北京西藏中学求学。
我很想知道，他的孩子们在内心的自我意识当中，自己究竟是汉族人，还是藏族人？何宗英笑笑说，有时候可能觉得是汉族人，有时候可能觉得是藏族人，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藏族汉族都是中国人啊！
【桑旦拉卓读后感】
非常崇拜何宗英爷爷，一个汉族人可以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得如此深入浅出。
这既令我感到崇敬又让我羞愧，作为一个藏族人，我对藏语言文字的学习还是很欠缺的。尤其是现如今社会有很多人总喜欢说自己是藏族，有藏族人的名字、血管里流淌着藏族人的血，可实际上连一个藏文都不识、一句藏语都不会讲，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南怀瑾先生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我们的语言文字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理应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护好，而保护的关键在于学习和传承。
因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失去了，我们将会一无所有
敬庭尧：从高原攀向高峰
2007年11月17日，早晨的北京，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中国美术馆人头攒动，其中有很多是戎装军人，还有一大批肩负将星的高级军官，包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前任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上将等重要首长。他们是前来出席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员敬庭尧的个人画展《西藏风骨》的开幕式的。这个画展共有作品80幅，集中表现西藏高原历史、人物、风情和高原战士生活，占据了中国美术馆西侧的5个展厅。画展得到了军界、美术界、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美术馆一次就将他的3幅作品作为永久收藏。在当天举办的研讨会上，文化老人文怀沙甚至说，我对西藏的认识，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文成公主，她把汉族文化带到了西藏；另一个就是敬庭尧，他把西藏文化带到了北京。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代表当时参观画展的很多人的感觉。
如果说，作为职业军人和职业画家，这次画展已经算是最高顶点、最高荣誉，敬庭尧也应该是功成名遂了。但当天晚上，敬庭尧却在北京三环路旁的人济山庄工作室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百感交集，辛酸、惆怅、迷茫、悲伤、无望、失落……一一涌上心头。
1949年，敬庭尧出生在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这里也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故乡。敬庭尧只读过小学便辍学务农。1964年冬，16岁的敬庭尧正在村后山上放牛，村前来了一个陌生的军人，他是给邻村一位应征入伍的青年送通知书的，向敬庭尧的姥姥问路。姥姥告诉这位军人，那边路有恶狗，你要是去邻村，可以从我家堂屋穿过，直接去邻村。军人从堂屋走过，发现屋里歪歪斜斜贴着一些小画，内容无非是些农村崇尚的关公、花木兰，还有一些连环画的临摹。军人问这是谁画的啊？姥姥说是我外孙啊，说着就叫来敬庭尧。军人问敬庭尧，这是你画的吗？那现在画一张给我看看，说着就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敬庭尧自幼喜爱绘画，当即在那张纸上画了一只小猫。军人看后问，你为什么不报名参军呢？敬庭尧当时的年龄、身高、体重都不具备参军的条件。得知情况后，军人从自己的笔记本上又撕下一张纸，写了几行字，交给敬庭尧，让他第二天去找公社武装部的陈部长。第二天，敬庭尧来到公社武装部，部长给他一张体检表，让他第三天与复查的人一起到区武装部。敬庭尧居然就被特招录取了。几天后，敬庭尧来到绵阳，在等候接新兵的闷罐车时，正巧在那里遇到了来送新兵的本家叔叔。叔叔惊讶地发现侄子也当上兵了，就拿出自己的一本《毛泽东选集》送给敬庭尧做纪念。敬庭尧一边候车，一边拿出叔叔送的《毛泽东选集》，翻看其中有没有什么图画。这一幕被接新兵的指导员看到，大为惊喜，便报告给教导员，说有一个新兵在读毛主席著作，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教导员便带着敬庭尧到各个车厢向新兵宣传：“你们看看！这个新兵还没上路就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此来号召新兵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敬庭尧便一下成了新兵的典型。几年后，敬庭尧还真的成了沈阳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人物。
入伍到东北某集团军的新兵连后，敬庭尧还是喜欢画画，但带他的焦班长却希望他能好好训练，反对他画画，甚至把他的画给撕了，把他的画笔扔到炉子里烧了。半年之后，焦班长要转业离开部队。当时的转业费只有30块钱。焦班长居然跑到20公里外的兴城县，花了8块钱，买上画纸画笔，把敬庭尧叫到枪库，说：“你能成为一个好兵，这半年来，你入了团，评了五好战士，还是特等射手。我没文化，原谅我，你就好好画吧。”敬庭尧看着班长哭了。
两年半后，敬庭尧当了副班长。团里的放映队要选一个能画画的放映员，敬庭尧能画幻灯片，被选上了。他把本团的好人好事画成幻灯片，在放电影前播放。因为在放映队，有机会到锦州城里去换片子，“文化大革命”正开始，到处都在立伟人像。锦州火车站搭着一个巨大的脚手架，鲁迅美术学院的画家正在绘制一幅三层楼高的毛主席像。敬庭尧爬上去，看人家怎么画，老师们教他打格子，讲线条和色彩。敬庭尧所在的团部也要画毛主席像，全团只有敬庭尧会画画，领导就让他试试。于是，敬庭尧在团部门口搭起架子，蒙上篷布，画了20多天。画成之后，团首长一看，“哇，画得好啊！”揭幕那天，全团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军里发现本军还有这样的人才，就把敬庭尧调到军放映队当了队长。那年，他才24岁，已升为副营级了。军部要修建大礼堂，从鲁迅美术学院请来画家老师来画画和讲座，敬庭尧利用中午时间去听课，结识了人物画家赵华胜老师，赵老师看到敬庭尧有绘画天分，就跟军首长说，让他到鲁美去学习。军里批准他去学习一年。敬庭尧就住在赵老师家，跟他儿子同住一屋。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赵老师每天吃一个鸡蛋，把蛋黄剥出来给他吃。学习一年后，敬庭尧长进很快，部队又给他续了半年课程。正逢建军50周年举办全军画展，敬庭尧根据聂荣臻元帅在抗战期间从战火中救出两名日本小姐妹并悉心照料送回日本的故事，创作了《重逢》，这部作品被邓小平同志当作国礼赠送给了日本首相。由此，敬庭尧一炮打响，声名大震，成为军地两用人才的典型。1976年，唐山大地震，敬庭尧牵头组织绘制幻灯片《人民的尖刀》，歌颂人民军队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这个作品由马玉涛演唱，王刚解说。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观看后批示，到全军区边防部队巡回展演。后来，敬庭尧还前往老山前线，荣立了三等功。敬庭尧所在部队的军政委认为，过去我们不重视军队文化建设和文化人才，现在应当把文化人才用到刀刃上去。于是，敬庭尧从文化处副团职干事调任为军直高炮团副政委。
本来敬庭尧可以从此走上主流军官之途，可是，1985年的一次会面，改变了他的一生。敬庭尧从赵老师那里得知一个信息：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深深潜藏在敬庭尧心里的艺术创造欲望再次被点燃。他找到军首长，提出要报考军艺的想法。首长说，你可要想好了。敬庭尧说，我想好了！很多战友不理解：当领导多好啊，多有前途啊，还画什么画啊？
敬庭尧来到北京，先进修了两年，后正式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直到1989年毕业。在北京，他到处拜师学艺，开阔了眼界，艺术领悟也更深了。敬庭尧没有想到，他自此却跌入人生的最低谷——当时北京军队各单位都不招人，回到原来部队，领导也都更换了，没有位置。虽然他的关系还留在军艺，他却成了一个有军籍的“北漂”。在那些日子里，敬庭尧感到陷入绝境。他把自己关在一家军校图书馆的资料室里画画，生活窘迫到了极点，一袋方便面都要分作两顿吃。1990年春节，敬庭尧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去西藏，一定要去西藏！西藏是怎么回事？去西藏干什么？怎么去？他全然不知，但就是一定要去西藏！大年初二，他帶着全家给他凑的200块钱，踏上从东北到西南，从盆地到高原的路，从成都到马尔康、红原、玛曲……此时的他，囊中羞涩，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同车的一个康巴汉子从皮囊里抓出一把糌粑给敬庭尧，可他不知道怎么吃，看着康巴汉子吃，他才第一次吃上了藏族人的传统主食——糌粑。15天后，敬庭尧到达了拉萨。虽然他当时对藏文化一无所知，不知道藏族人为什么要转经、煨桑、磕长头，但是，当他一遍遍走过八廓街、大昭寺、布达拉宫时，他已经忘却了疲惫，忘却了烦恼。虽然他并没有创作任何一张画，但他在这里感受到了真正的艺术，冥冥之中似乎已经爱上了西藏。
都说来西藏会给人带来好运，别人情况如何，敬庭尧不知道，就自己而言，的确如此。从西藏回到北京，1990年5月1日，由敬庭尧牵头参与的“大地画会”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展览。时任总后勤部政委的周克玉上将来到敬庭尧的画作前面，问他：“这是你画的吗？你是哪个部队的？”敬庭尧回答自己是来自某军的军艺毕业生，现在还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周克玉将军说：“你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总后勤部创作室正缺绘画人才，你去画青藏公路的运输兵吧！”敬庭尧喜出望外，经过一番周折，敬庭尧调入总后勤部创作室从事专业美术创作。自此，敬庭尧正式成为一名军旅画家。此后，敬庭尧一次又一次沿青藏公路来到西藏。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兵站，据说这里通常只是运输部队用餐，极少有人在這里过夜。敬庭尧可能是在这里宿营的第一位副师级干部。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敬庭尧通宵不能入睡。入夜，他听到门外有声响，开门一看，几位官兵站在外面，说来了一位首长画家，晚上睡不着，一定是在画画吧？敬庭尧对战士们说：“你们也睡不着，想看我画画，好吧，我们到会议室去。”于是，兵站20多个人围着敬庭尧，有的举着蜡烛，有的研墨，敬庭尧为这些战士创作了一幅作品《岁寒三友》，表达了他与战友的情谊。30多年过去了，这幅画作至今还挂在唐古拉兵站，而且，还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走过了那么漫长的道路，敬庭尧的画作终于走进了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名声、地位（副军级创作员）、荣誉、钱财（一张画能卖上百万）都有了，可是敬庭尧却似乎又有了疑惑——艺术生涯真的到了顶点吗？从此就是走穴卖画混日子吗？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就是自己的句号吗？2007年11月17日这一夜，敬庭尧甚至在他最辉煌的日子里，流下最悲伤的泪水……
西藏！西藏！西藏！敬庭尧又想到了西藏，那些善良的西藏人的面孔一个个出现在眼前，那些壮美的西藏雪山一座座向他奔涌而来。如果用藏传佛教的“转世”术语，可以说，敬庭尧在这一夜转世重生了。
敬庭尧没有任何犹豫，他再次走向西藏。
他在拉萨的仙足岛租下了一处民居作为自己的工作室，这一待，就是近10年。
但是，在西藏干什么？画什么？他在八廓街走过一圈又一圈，他研读西藏相关的书籍，他拜访一位又一位老西藏和藏族朋友，一个宏大的创意出现了——《天上西藏/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是唐太宗的宗室女，7世纪嫁到西藏，成为藏王松赞干布的妃子，是西藏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至今在青藏高原上广泛流传着他们的佳话。在敬庭尧心中，文成公主是一个符号、一根导线，他要以此来展开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人文、民俗画卷。这幅巨作将达300米长，10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高达2米多。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工程啊！
几年前，在创建西藏牦牛博物馆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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