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一

　　 我们乘坐的HU7937航班经过十个小时飞行，于7月16日清晨抵达布拉格；将近一百年前，1922年8月1日，茨维塔耶娃自柏林抵达这座城市，她乘坐的是火车，当时的航空交通还不发达，逃亡中的茨维塔耶娃也买不起机票，她一生从未坐过飞机，她说她害怕飞机，害怕一切高速运动的东西，她在布拉格的友人回忆，她从来不敢独自一人过马路，而总要紧紧抓住同行者的手，东张西望、脚步急促地穿过马路，嘴里还不停地嘀咕：“汽车可真是个怪物！”茨维塔耶娃对运动和速度的恐惧，似乎与她永远激荡的内心生活、与她诗歌中无处不在的跌宕和跃进形成了巨大反差。

　　 步出登机桥，看到航站楼上的一行大字：“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Václav Havel Airport）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以文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机场，不过，我想象着茨维塔耶娃就走在我们身边的人群中，她提着寒酸的行李，牵着十岁的女儿阿丽娅，高傲地昂着诗人的头颅，看到哈维尔的名字后她摇了摇头，有些不屑地说道：“还不是因为这位文学家后来当上了总统。”

　　 此番应十月杂志社和徐晖、韩葵夫妇邀请来十月布拉格作家居住地小住，主要目的就是寻访茨维塔耶娃留在布拉格的痕迹。1922年8月至1925年10月，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生活了三年多。这是她生活中颠沛流离、捉襟见肘的三年，后来却被她视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年三十多岁的茨维塔耶娃风华正茂，在异国他乡顽强生存，在持家、恋爱、生子的同时不懈地写作，登上了她创作的高峰。三年三个月的时间里，茨维塔耶娃共写下一百三十九首长短诗作，平均每周一首，显示出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可以说，正是在布拉格，茨维塔耶娃成长为了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

　　

二

　　 布拉格最著名的去处或许就是查理大桥（Karl v most），桥面上终日人流如织，人们踩着古老的石头桥面散步，或凭栏欣赏伏尔塔瓦河两岸的风光，或端详桥上鳞次栉比的巨大雕塑，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桥靠近古城堡一端的一尊骑士雕像。这雕像不知为何竟被置于桥墩之上，需俯视方能看见，这便是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骑士”。

　　 雕像上的人物是捷克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布隆茨维克（Bruncvík），石质雕像上的武士头戴盔甲，左手扶着放在脚边的正方形巨大盾牌，右手持一把笔直细长的利剑，黑色的石头与金色的宝剑构成强烈的明暗对比，一如静立的雕像与其背后流动的河水构成的静动反差。来到布拉格后不久的茨维塔耶娃，一次在友人斯洛尼姆的陪伴下游览查理大桥，斯洛尼姆把藏在桥下的骑士雕像介绍给茨维塔耶娃，女诗人看到后兴奋不已，惊呼道：他太像我了！

　　 把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照片与这位骑士的面容做比较，老实说，我们很少能看到两者的相像。布拉格骑士脸庞瘦削，眉清目秀，表情安静，而茨维塔耶娃却是宽脸庞，浓眉大眼，五官都洋溢着冲动和激烈。但茨维塔耶娃坚持认为这位骑士像她，一定有着她的逻辑：首先，这位骑士的面容倒是与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的相貌十分接近，而埃夫隆毕竟是年轻的茨维塔耶娃一见钟情并以身相许的男人，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疯狂爱上的另一位男人罗德泽维奇长得也很像这尊雕像，也就是说，布拉格骑士长着一副茨维塔耶娃喜欢的男性面容；其次，茨维塔耶娃一贯欣赏女人身上的男性特征和男人身上的女性特征，这位富有阴柔韵味的布拉格骑士，在茨维塔耶娃看来或许就是男女两种性别特征的结合，或曰矛盾组合，是不协调的协调，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会让茨维塔耶娃心动的一种组合状态；最后，在茨维塔耶娃对这位骑士的情感中，无疑掺杂着某种同情和怜悯，这位骑士毕竟只是一位骑士，比不上查理大桥栏杆上的高大雕塑，那些雕塑形象不是神话人物、宗教圣人，便是帝王将相，而一位普通的骑士是难以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因此被放在了桥墩上。那些大型雕像需要仰视，即便你不仰视它们，它们也会俯视你，而这位骑士却被所有人俯视着，或者说被忽略着，他的这种处境一定会引起茨维塔耶娃的同情。

　　 在与斯洛尼姆一同散步查理大桥后不久，茨维塔耶娃写出一首题为“布拉格骑士”（Пражский рыцарь）的诗：

　　 苍白的脸庞，

　　 世纪水声的守卫——

　　 骑士啊，骑士，

　　 紧盯着河水。

　　 （哦我能否在河里找到

　　 嘴唇和手的宁静？！）

　　 守——卫——者，

　　 在离别的岗位。

　　 誓言，戒指……

　　 是啊，但石头扔进河，

　　 我们这样的人有过多少，

　　 在四个世纪！

　　 进入河水的自由

　　 通行证。让玫瑰开放！

　　 他扔出，我冲过去！

　　 就这样报复你！

　　 我们不累——

　　 激情至今尚存！

　　 用大桥复仇。

　　 张开翅膀吧！

　　 向着泥潭，

　　 向着锦缎般的河水！

　　 桥面的错，

　　 如今我不哭！

　　 “从命定的桥上

　　 跳下，别怕！”

　　 我身高与你相同，

　　 布拉格骑士。

　　 无论甜蜜還是忧郁，

　　 你都看得更清楚，

　　 骑士啊，你在守护

　　 岁月的河。

　　 “我身高与你相同”，茨维塔耶娃就这样写出了她与布拉格骑士本质上的相像；在对岁月的河的守护中，在对跃入河水的冲动的不断抑制中，在对命中注定的守护角色既不认同、又无法逃避的痛切感受中，她深刻地理解了这位布拉格骑士，或者说，她把自己流亡捷克时的内心感受一股脑儿地投射到了这位布拉格骑士的身上。这首写于1923年9月27日的诗，因此成为茨维塔耶娃最著名的诗作之一，而查理大桥一端的布拉格骑士也由此成为20世纪俄语诗歌中的一处“名胜”。

　　 离开捷克后，茨维塔耶娃始终惦记着查理大桥上这位“守护着河水的小伙子”，在寄往布拉格的书信中，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的骑士”，“我的布拉格兄弟”，“我命中注定的同貌人”，“我在布拉格有位男朋友，他的脸长得很像我”……她数次求人给她往巴黎邮寄布拉格骑士的照片或肖像：“有没有一幅他的画像，更大一些，更清楚一些，比如版画？我会把它挂在书桌上方。如果我有一位护佑天使，就应该带有他的面孔，他的狮子，他的宝剑。”茨维塔耶娃的捷克友人捷斯科娃后来果真给她寄去了一幅布拉格骑士的画，这幅画被茨维塔耶娃视作最珍贵的艺术品，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一直带在身边。

　　

三

　　 十月布拉格作家居住地的窗户正对着一座山，即布拉格著名的佩伦山（Pet ín）。佩伦是斯拉夫原始宗教中的雷神，这座不高的山因为这个高贵的名称而具有了特别的含义。无论是在茨维塔耶娃的心目中，还是在布拉格的文学地图中，这座并不高大的山都有着超越它自身的海拔高度。

　　 茨维塔耶娃有一部题为“山之诗”（Поэмагоры）的长诗，写的就是这座山，也写于这座山上（此山南坡的一幢小楼），在《山之诗》开篇的“献诗”中茨维塔耶娃写道：

　　 颤抖，山从肩头卸下，

　　 心却在爬山。

　　 让我来歌唱痛苦，

　　 歌唱我的山！

　　 无论现在还是往后，

　　 黑洞我都难以封堵。

　　 让我来歌唱痛苦，

　　 在山的顶部。

　　 这是一部“山之诗”，也是一部“爱之诗”，它记录了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场爱情。1923年8月，来到布拉格刚好一年的茨维塔耶娃疯狂地爱上了康斯坦丁·罗德泽维奇（Констатин Родзевич，1895—1988），这位风度翩翩的男人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同学。罗德泽维奇生于彼得堡，比茨维塔耶娃小三岁，大学未毕业他便参军，成为黑海舰队水兵，十月革命期间两次转换身份，先成为红军，后随白军流亡海外，在20年代初来到布拉格，获捷克政府奖学金，成为查理大学法律系学生。1926年底，罗德泽维奇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继续学习法律，同时接近法国左翼政党；1936年他投身西班牙内战，在国际纵队任军事专家；“二战”时期他参加法国抵抗运动，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战后留在法国，据说身为苏联特工。晚年，罗德泽维奇成为一位艺术家，曾创作一尊茨维塔耶娃的木雕头像。

　　 罗德泽维奇保存了茨维塔耶娃写给他的所有书信，并在1960年把它们转交给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后者把这些信原封不动地封存起来，但其中两封（9月22、23日）被转交者私自复印，因而流传开来，通过这两封信中的只言片语，我们不难感觉出茨维塔耶娃当时的情感之炽烈：

　　 我第一次爱上有福的人，或许是第一次寻求幸福而非伤害，想获得而非给予，想生存而非毁灭！我在您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

　　 您在我的身上创造了奇迹，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天和地的统一。

　　 啊，您多么深沉，多么实在！您无比优雅，又极其淳朴！您是教会我人性的游戏高手。我和您在相遇之前似乎不曾活在世上！对于您，我就是灵魂；对于我，您就是生命。

　　 离开您，抑或您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就难以活下去。只有通过您，我才能热爱生活。您如果放开手，我就会离开，不过会更加痛苦。您是我第一根、也是最后一根支柱！

　　 您是我的救星，让我把生死置之度外吧，您就是生命！（上帝啊，因为这幸福饶恕我吧！）

　　 我把你黑发的脑袋揽入怀中。我的眼睛，我的睫毛，我的嘴唇。

　　 朋友，记住我吧。

　　 茨维塔耶娃改称爱人的姓氏，称他为“拉德泽维奇”（Радзевич）而非“罗德泽维奇”（Родзевич），因为“拉德泽维奇”有“欢乐之子”的意思。然而，就像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所有火一般的爱情一样，这段始于秋天的罗曼史也仅持续数月，在冬季便开始暗淡了。后来，罗德泽维奇娶俄国宗教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的女儿玛丽娅为妻，茨维塔耶娃则留在了丈夫身边。不过，作为这场爱情之文学结晶的《山之诗》（以及另一部长诗《终结之诗》和抒情诗《嫉妒的尝试》等作品），却构成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诗歌创作乃至她整个文学创作的巅峰。在茨维塔耶娃与罗德泽维奇热恋的这段时间，茨维塔耶娃租住在佩伦山坡一户人家，两人经常一起爬山，佩伦山于是就成了他俩热烈爱情的见证人，也成了茨维塔耶娃心目中爱情的等价物。

　　 在《山之诗》中，茨维塔耶娃将佩伦山写成情感的高峰，将她与罗德泽维奇的爱情比喻成登山之旅。在长诗的开头，“那山像新兵的胸口，/新兵被弹片击中。/那山渴望少女的唇，/那山在希求/盛大的婚礼”，这座山“不是帕那索斯，不是西奈，/只是兵营似的裸丘”，“为何在我眼中/……/那山竟是天堂？”然而，激情、爱和幸福都像山一样，终归是有顶峰的，“据说，要用深渊的引力/测量山的高度”，于是，“山在哀悼（山用苦涩的黏土/哀悼，在离别的时候），/山在哀悼我们无名的清晨/鸽子般的温柔”；“山在哀悼，如今的血和酷暑/只會变成愁闷。/山在哀悼，不放走我们，/不让你爱别的女人”！“痛苦从山开始。/那山像墓碑把我压住”，但是，这座山又是“火山口”，蕴藏着愤怒的熔岩，这将是“我”“记忆的报复”！

　　 爱情是一座山，需要两个人携手攀爬，但爬到山顶之后却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原路返回，这就意味着注定要走下坡路，越来越低；要么追求更高，这就意味着从山头跃起，短暂地飞向高空。如此一来，佩伦山在茨维塔耶娃的诗中便从爱情之山转化为存在之山，构成了关于人类存在之实质的巨大隐喻。或许正因为如此，茨维塔耶娃才在《山之诗》中运用了这对令人震惊的韵脚：山/痛苦（гора/горе）。

　　 傍晚，当夕阳渐渐西沉，或粉或金的云彩会在佩伦山背后的天空聚汇成一幅缓慢流动的水彩画；待天完全黑下来，山就会显得雄伟起来，黑压压一片绵延在地平线上，而山坡上此起彼伏的灯火则像一只只不知疲倦的眼睛，看向我们住处的窗口；夜深之后，山的轮廓线才渐渐隐去，与夜幕融为一体，于是，山坡上的零星灯火也就与天上的繁星连成了一片。

　　

四

　　 佩伦山南坡瑞典街（ védská）51/1373号，是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市区的故居。1923年9月2日，茨维塔耶娃一家租住此处，直到1924年5月。茨维塔耶娃住进这幢房子后心情愉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在布拉格一切都好：一扇巨大的窗户敞向整个城市，敞向整个天空，阶梯构成的街道，远方，火车，雾。”

　　 如今这里像是布拉格的富人区，沿着整洁的坡道向上走去，路边是一幢接一幢风格各异的别墅，绿树掩映着庭院，门前和露台上鲜花盛开，身边不时有几辆高级轿车静静地驶过。茨维塔耶娃一家住了近一年的这幢两层小楼，从外貌上看与当年留下的照片并无二致，绿色的铁皮屋顶像是给小楼扣上一顶硕大的钢盔，淡黄色的外壁与四周的绿树构成色彩上的呼应，房子侧面有一道长长的阶梯，阶梯的末端消失在一片幽静的树林中。房子正中有一个露台，露台四周围着半圆形的铁栏杆，房屋立面的左侧有两个门牌号，较小的蓝色号牌上标明“51”，稍大的红色号牌上却写有“1373”，据说蓝牌上写的是街道编号，而红牌上写的是布拉格第五区的编号。正门的右侧悬挂着一面纪念铜牌，铜牌右上角有茨维塔耶娃的头像浮雕，浮雕的左侧和下方镌刻着这样几行文字：

　　 致捷克

　　 人民，你不会死去！

　　 上帝在将你护佑！

　　 让石榴石成为心脏，

　　 让花岗岩成为胸膛。

　　 俄国诗人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923—1924年曾在此生活和创作

　　 纪念牌上的诗句引自茨维塔耶娃的组诗《致捷克》（К Чехии）。1939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侨居法国的茨维塔耶娃闻之义愤填膺，很快写出对捷克人民饱含深情的组诗《致捷克》。布拉格人为茨维塔耶娃的故居设置纪念牌，并引用此诗，显然是对茨维塔耶娃的“捷克情结”的一种回报。

　　 看到这幢“豪宅”，人们往往会惊叹于茨维塔耶娃当年流亡生活的舒适和惬意，殊不知茨维塔耶娃一家仅仅租住了这幢房子阁楼上的一个房间，即便如此，茨维塔耶娃当年也满意得不得了；尽管在莫斯科市中心长大的“城里人”茨维塔耶娃曾将这幢小楼所处的区域称为“郊外”，可这幢小楼实际上却是她整个捷克流亡期间在布拉格市区的唯一固定住处，其余时间她都落脚在距布拉格数十公里远的真正的郊外；看到这幢房子前的纪念铜牌，人们不禁为布拉格人对茨维塔耶娃的怀念而心生感激，但楼前高高的栏杆和铁门上崭新的电子门锁，以及停在楼前的几辆豪华轿车，却又形成一种拒斥，似乎在有意与茨维塔耶娃当年的生活构成反差，划清界限；楼前有一条路，左拐向山上延伸，这大约就是茨维塔耶娃和罗德泽维奇“登山”时常走的路，而楼的一侧那道通向树林的漫长阶梯，则有可能是茨维塔耶娃独自下山的必经之路，据说她在接到书信后便会走下阶梯，在树林深处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仔细阅读。

　　 茨维塔耶娃住在这幢楼里的时候，自柏林到布拉格的纳博科夫曾来此造访茨维塔耶娃，看来，纳博科夫对这幢小楼很满意，他后来出资租下这套住宅，让他侨居布拉格的母亲和姐妹住在了这里。

　　

五

　　 布拉格旧城木炭市场（Unelny trh）1号是幢三层小楼，这里曾是俄国侨民文学杂志《俄罗斯意志》（Воля России）编辑部的所在地。《俄罗斯意志》由流亡布拉格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创办，起初是日报，后改成周报，到茨维塔耶娃来布拉格时它已为月刊。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国知识分子流亡境外，他们在异域坚守俄国文学传统，或不懈写作，或创办刊物，使得俄语文学在俄国境外继续开花结果，构成“20世纪俄国侨民文学”这一文学奇观。在所谓“第一浪潮”俄国侨民文学中，布拉格与巴黎、柏林以及我国的哈尔滨等地一样也是一座重镇，而《俄罗斯意志》则是布拉格俄侨文学生活的中心，与这家杂志的合作，是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她在《俄罗斯意志》上不间断发表的作品，则不仅塑造了她布拉格第一俄侨诗人的身份，也奠定了她最优秀俄侨诗人乃至20世纪最优秀俄语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茨维塔耶娃与《俄罗斯意志》的关系，得益于该刊文学主编斯洛尼姆。马克·斯洛尼姆（МаркСлоним，1894—1976）生于敖德薩，先后就读于佛罗伦萨大学和彼得堡大学，后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期间前往南俄活动，后经海参崴到日本，从日本到欧洲，1922年至1927年侨居布拉格，后去法国，并于1941年定居美国，在纽约劳伦斯学院教授俄国文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俄国文学研究家，他出版多部俄国文学论著，其中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Writers and Problems，1977）一书在我国影响很大。作者在这部文学史性质的书中写道：“茨维塔耶娃是在她创作的全盛时期到欧洲的。在十七年的流亡生活中，她创作了她的最佳诗歌和散文。旅居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几年，是她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证实了她是有创新天才的诗人。”“她像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致力于使现实理想化，并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变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变为一种令人振奋、经常是神话式的东西。她把客观的事实、感情和思想加以扩大，不论当时什么样的东西占据她的思想和心灵，她都以非常强烈的手法，用诗歌甚至简单的对话来表达它们，使她的读者和听众都能全神贯注。”“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都普遍地认为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就是在这部文学史著中，在提及《俄罗斯意志》时，作者还加了这样一个注脚：“作为该月刊的文学编辑，笔者1922—1932年间连续发表了茨维塔耶娃的大量诗作、论文和诗剧。”作为《俄罗斯意志》文学编辑的斯洛尼姆，从未拒绝发表茨维塔耶娃的作品，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创作的诗文大多首发于《俄罗斯意志》，这家杂志开出的稿费也成了茨维塔耶娃一家布拉格时期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没有《俄罗斯意志》和斯洛尼姆的关注和帮助，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生活和创作都是难以想象的。

　　 斯洛尼姆写有一篇题为“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О Марине Цветаевой. Извоспоминаний）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了他与茨维塔耶娃的交往和合作。斯洛尼姆写了他与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散步”，也谈到他对茨维塔耶娃及其创作的理解和认识：

　　 1922年末，尤其是1923年，我常对茨维塔耶娃说，我们的友谊是行走中的友谊。我俩一边在街道和花园漫步，一边相互交谈，我们的散步注定会在咖啡馆結束。茨维塔耶娃曾对安娜·捷斯科娃说，她由于我而熟知了数十家咖啡馆。不过，她也同样熟悉了布拉格。我当年和现在都十分喜爱这座十分出色的、带有几分悲剧色彩的城市，我常领着茨维塔耶娃走过现已成为大学的克莱门特学院附近的胡同，走过布满宫殿和神话的小城，走过狭窄的黄金小巷，传说在15—17世纪，小巷两旁的低矮房屋曾是炼金术师和占星学家的居所，我们还一起漫步于壮观的洛布科维茨宫和华伦斯坦宫，在这些宫殿建筑中，崇高的文艺复兴风格转变成了巴洛克。

　　 在1922年至1925年末的这三年间，我与茨维塔耶娃经常见面，一连数小时地谈话和散步，我们很快亲近起来。文学方面的一致很快转变成私人友谊。这种友谊持续十七年之久，它并不平缓，有些复杂，伴有争执与和解，高潮与低落。有一点我却始终不渝，即我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非凡的诗人，堪与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并列，早在1925年我就写到，在侨民界仅有霍达谢维奇可与她比肩。我至今仍持这一看法。

　　 从斯洛尼姆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在布拉格期间，他是茨维塔耶娃诗歌天赋的赏识者，他力排众议，发表了茨维塔耶娃交给他的所有作品。在布拉格时期之后，斯洛尼姆仍在继续研究和宣传茨维塔耶娃，为茨维塔耶娃文学史地位的确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反过来说，斯洛尼姆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俄国文学研究家，他与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的相识或许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斯洛尼姆与茨维塔耶娃的亲近，甚至一度超出了友谊的范畴，斯洛尼姆在回忆录中不无遮掩地写道：茨维塔耶娃在与罗德泽维奇分手后需要“一个友善的肩膀”，她仿佛觉得“我”能够给她这种精神支持，“我”当时与第一任妻子的分手也使两人生出同病相怜的感觉，但两人在个性、激情和追求等方面的差异构成障碍，使“我”最终意识到，“我既不能接受那种暴风雨，也不能接受她那种导致拒绝生活、拒绝自己本人、拒绝自己的道路的绝对现象”。“我知道，我们的生活道路无法汇合，只是有时相互交叉，我俩的命运完全不同。她由此得出错误的看法，似乎我在推开她，而且还看上了一些卑微的女人，我宁肯要‘石膏的碎屑，而非卡拉拉的大理石（她在《嫉妒的尝试》一诗中就是这样写的）”。在《嫉妒的尝试》（Попытка ревности）一诗中，茨维塔耶娃的确曾向离她而去、娶了另一个女子的负心汉发出了嫉妒的质问：“在卡拉拉的大理石之后，/您与石膏碎屑过得如何？”然而，斯洛尼姆在这里多少有些自作多情了，因为，无论是茨维塔耶娃的同时代人，还是当今的茨维塔耶娃研究者，大多认为《嫉妒的尝试》一诗的矛头还是指向罗德泽维奇的。

　　 斯洛尼姆第一次向茨维塔耶娃约稿时曾告诉她，《俄罗斯意志》编辑部所在的木炭市场1号曾是莫扎特的下榻之处，据说在1787年，莫扎特在楼上一间阳台朝向内院的房间里写成了歌剧《唐璜》，茨维塔耶娃闻之大为振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答应与你们合作。”斯洛尼姆在他的回忆录中一本正经地写道：“我直到如今依然坚信，正是莫扎特影响了她的决定。”在这幢小楼的墙面上，如今可以看到一尊不大的莫扎特头像浮雕。

　　

六

　　 在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生活中，如果说斯洛尼姆在创作上对她帮助最大，那么在生活上对她搀扶最多的人，无疑就是捷斯科娃。

　　 安娜·捷斯科娃（Anna Tesková，1872—1954）生于布拉格，两岁时便随父母迁居莫斯科，父亲在莫斯科一家啤酒厂任厂长，安娜·捷斯科娃在莫斯科上学，在她十二岁时，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她和母亲、妹妹后来被迫返回布拉格，中学毕业后成为教师。她终身未嫁，却将情感投向俄国文学，将包括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作品在内的大量俄国文学、哲学著作译成捷克语。茨维塔耶娃来到布拉格时，捷斯科娃是捷俄友好协会（ esko-ruská jednota/Чешско-русская Еднота）负责人，对俄国和俄国文化充满友好感情的捷斯科娃，为在布拉格接待和安置俄国侨民做了大量工作。她对茨维塔耶娃的帮助更是无微不至，她张罗举办茨维塔耶娃诗歌晚会，亲自翻译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对茨维塔耶娃有求必应，提供接济，送去食品和衣物，在茨维塔耶娃离开捷克去巴黎之后，她仍为诗人着想，甚至发起成立了一个“帮助茨维塔耶娃委员会”。

　　 茨维塔耶娃这样描写捷斯科娃的相貌：“头发花白，举止端庄，没有欲望的叶卡捷琳娜，不，比叶卡捷琳娜更好！内在的威严。两只平静如水的眼睛像两汪天蓝色的湖水，中间的鹰钩鼻子像是山脊，头发像银色的皇冠（冰川，永恒），高耸的脖子，高耸的胸口，一切都是高耸的。”照片上的捷斯科娃的确相貌端庄，圆圆的脸庞与茨维塔耶娃倒有几分相像。捷斯科娃年长茨维塔耶娃二十岁，她对茨维塔耶娃的关照几乎是带有母性意味的，而茨维塔耶娃对捷斯科娃的态度也十分坦诚，甚至不无撒娇和任性。她们两人的关系能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得益于捷斯科娃保留下了茨维塔耶娃写给她的一百四十封信，捷斯科娃在去世之前将这些书信捐给了布拉格的国家文字博物馆。1969年，这些书信部分面世；2009年，它们被悉数编辑成书，书名为“感谢长久的爱的记忆：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书信集”，由莫斯科“俄罗斯道路”出版社出版（Спасибо задолгую память любви. . .：Письма МариныЦветаевой к Анне Тесковой）。茨维塔耶娃给捷斯科娃的第一封信写于1922年11月2日，是对捷斯科娃要求她前来参加文学晚会所做的回应，最后一封信则写于1939年6月12日，是她在返回苏联之前对捷斯科娃的告别，她们两人的通信持续近十七年，而十七年正是茨维塔耶娃流亡生活的总长，也就是说，她俩的通信伴随了茨维塔耶娃流亡生活的始终。

　　 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的书信如今已成为最珍贵的茨维塔耶娃研究资料，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活动，茨维塔耶娃离开布拉格之后对这座城市的眷念和“神化”，都集中地体现在这些书信中。在离开布拉格前夕，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中这样写道：

　　 您来和我们告别吧。我温柔地爱着您。您来自另一个世界，那里只有灵魂才有价值，是梦境或童话的世界。我很想和您漫步在布拉格，因为布拉格就本质而言是那样的城市，那里只有灵魂才有价值。我爱布拉格，仅次于莫斯科，并非因为“亲缘的斯拉夫血统”，而是因为我自己和她的亲缘关系：因为她的混合性和多灵魂性。我想我会在巴黎写布拉格，不是因为感激，而是出于喜爱。（1925年10月1日）

　　 去往法国之后，茨维塔耶娃对布拉格的情感却逐渐增强，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写到布拉格，“布拉格之后”的“布拉格主题”始终贯穿在她的书信中，一如她在“俄罗斯之后”（После России，她一部诗集的名称，也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对于俄罗斯的眷念：

　　 布拉格是一座神话般的城市：那里是礼物的世界，是枞树的世界。（1925年12月19日）

　　 我还是更喜欢布拉格，更喜欢它的宁静，尽管有嘈杂，或许是透过嘈杂的宁静。（1925年12月30日）

　　 我非常想去布拉格。您或许能在捷俄友协举办一场我的晚会，把我介绍给我完全不认识的捷克人，我们可以在布拉格漫步，总之，那该有多么美妙啊。（1926年9月24日）

　　 您会来车站接我，想想吧，多么美妙啊！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梦想吧。任何一片海洋都不会让我如此高兴，如同我此刻想到了布拉格。（1927年10月4日，复活节）

　　 布拉格！布拉格！我从未挣脱她的怀抱，我始终在扑向她。……有人（不是您，是其他人！）会对我说：“您的布拉格。”而我将狡猾地、却又内心坦荡地回答：“是的，我的布拉格。”（1927年11月28日）

　　 今天我想起了布拉格，花园。花园和桥。夏日的布拉格。这座城市给了我什么，使得我如此地爱她？（1929年6月19日）

　　 哦，我多么思念布拉格啊，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她呢？！原以为只是离开两个星期，可是却离开了十三年，到11月1日就整整十三年了……（1938年10月24日）

　　 我经常在电影中看到布拉格，始终觉得她是我的故乡城，我更经常地收听她的T.S.F.（电台），永远能听到亲切的话语和音乐。这个地方比地图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令我激动。（1939年1月23日）

　　 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茨维塔耶娃，自然无法像捷斯科娃那样完整地保存对方的信件，捷斯科娃写给她的信仅留存十一封。茨维塔耶娃应捷斯科娃之邀参加她来到布拉格后的第一场文学晚会，时间在1922年11月20日，地点在哈尔科夫街（Hálková）35号的“俄罗斯恳谈会”，这个地方离我们十月布拉格作家居住地仅百步之遥。茨维塔耶娃和捷斯科娃大约就是在这个地方首次见面的。

　　

七

　　 到布拉格之前，徐晖便说要介绍我认识一位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研究专家，在布拉格一家名叫“雾”（Mist）的中餐馆里，我终于见到了她。她名叫加琳娜·瓦涅奇科娃（Galina Vaně ková），是一位八十多岁的俄国老太太，但刚一见面，她就让我们用俄语中的爱称称她“加里娅”（Галя）。中餐馆的老板菲利普是加里娅的学生，在查理大学跟她学过俄语，菲利普也曾留学中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于“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这一话题同样很感兴趣的菲利普，便在他的“文学咖啡馆”里安排了一场报告会，邀请加里娅和我发言。

　　 加里娅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先说起她来到布拉格的原因。当年，在加里娅的故乡乌拉尔，还是少女的她遇见一位留学苏联的捷克小伙子，小伙子生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所学的专业又是不无浪漫色彩的地质学，这两样东西迷倒了加里娅，她便义无反顾地跟随捷克小伙子来到了布拉格。加里娅在发言中多次重复“蔚蓝色的眼睛”和“地质学家”这两个词组，同时把微笑的目光投向听众席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头儿，老头儿也每每用微笑的目光做出回应，他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已很难断定其中的颜色。这就是加里娅的“地质学家”，查理大学地质系教授米尔科·瓦涅切克（Mirko Vaně ek）。

　　 来到捷克后，加里娅一直在查理大学教俄语，直到退休。到布拉格后不久，她在查理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一部茨维塔耶娃诗集，深感震撼，而她之前在苏联居然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俄语诗人一无所知。从此，除了地质学家及其蔚蓝色的眼睛之外，她又有了另一个迷恋对象。在捷克的数十年间，她不懈地搜寻一切与茨维塔耶娃的生活和创作相关的资料，遍访茨维塔耶娃的遗迹，研究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她策划了捷克国家博物馆的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1992）、圣因德里赫教堂的“天上的拱门——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特展（2003）、斯拉夫图书馆的“捷克人致茨维塔耶娃”特展（2004）、捷克美术学校学生茨维塔耶娃作品插图展（2004）以及“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图片展（2012），她发起成立了捷克茨维塔耶娃学会（2001），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两处故居的纪念铜牌的设立，也都有加里娅的功劳。上面提及的《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书信集》一书，也是加里娅编辑和资助出版的；她还编了一本“旅游手册”，即《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旅游指南》（Прага МариныЦветаевой.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加里婭的作为令人动容，她几乎以一己之力描绘出了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生活史，也奠基了捷克的茨维塔耶娃学。加里娅还经常参加世界各地与茨维塔耶娃相关的活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接到她的一封电子邮件，说她刚去了一趟俄罗斯，参加在茨维塔耶娃最后的长眠之地叶拉布加举行的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荣获俄方颁发的茨维塔耶娃研究贡献奖。

　　 我在加里娅之后发言，称加里娅有一位“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我们同样也有一位“中国的茨维塔耶娃”。我介绍了中国的茨维塔耶娃译介情况，如汪剑钊先生编选的五卷本《茨维塔耶娃文集》、谷羽先生翻译的三卷本《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我翻译的《三诗人书简》等，也谈及茨维塔耶娃在中国诗人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学者的茨维塔耶娃研究成果和现状。

　　 加里娅把她编的《指南》带到会上，标明200捷克克朗一本，我们赶紧买了几本。在我们分手时，加里娅主动提出要领我们去看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郊外的住处。

　　

八

　　 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加里娅的率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弗舍诺雷（V enory）。这是位于布拉格西南方的一个村庄，它和周围的若干村庄连成一片，原是布拉格市民的别墅区，布拉格人会在周末或假期来此度假。在茨维塔耶娃来到布拉格时，这里已成为俄国侨民的聚居地。

　　 沿着并不宽敞的高速公路驶向郊外，四周风景如画，公路两边一个接一个的广告牌上千篇一律地张贴着巨幅捷克国旗，开车的小伙子解释说，公路管理部门担心驾驶员开车时看广告分心，从而引发交通事故，便决定用国旗来覆盖所有广告，如此一来，倒是营造出了一片浓烈的爱国主义氛围。

　　 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贵族、白军和知识分子及其家属流亡境外，当时刚刚摆脱奥匈帝国而独立的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却向俄国流亡者敞开了热情的怀抱，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展开著名的“俄国救助行动”（Ruskápomocná akce/Русская акция помощи），由國家财政拨出大量资金，即所谓“马萨里克奖学金”（马萨里克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资助对象不仅有生活困难的难民，也有青年学生，捷克政府甚至在布拉格创办了好几所用俄语教学的大学，使得布拉格一时竟有“俄国的牛津”之别称。据统计，当年约有三万五千名俄国流亡者获得工作机会，四千名俄国大学生获得奖学金，数百名俄国文化人士按月领取津贴，茨维塔耶娃也是其中之一。捷克政府的“俄国救助行动”使布拉格成为俄国流亡者心向往之的福地，而布拉格郊外的弗舍诺雷，则因为相对低廉的生活开支而吸引来大量俄国侨民。

　　 茨维塔耶娃一家的第一个落脚点是诺维德乌尔（Novy Dv r），1922年8月3日，也就是抵达捷克后的第三天，茨维塔耶娃和女儿被埃夫隆领到了这里，住在一位护林员的农舍里。加里娅领我们走近院门，敲打木栅栏，院里响起狗吠声，女主人应声而出，与加里娅热情拥抱，加里娅显然来过这里多次，与房东已成为熟人。房东就站在栅栏旁与加里娅交谈，不时呵斥一下身边那条黑狗；与女主人交谈的间隙，加里娅也不时转身朝向我们，她指了指正对栅栏的窗户：“茨维塔耶娃当年就住那间房。”她指了指远处的山崖：“茨维塔耶娃最喜欢爬这座悬崖。”她指了指村庄四周的树林：“茨维塔耶娃喜欢到林中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她指了指栅栏门口的一棵树，这棵歪脖子树的根部紧贴着地面，像是一张木凳：“茨维塔耶娃经常坐在这里看书写作。”她俩谈了许久，女房东却丝毫没有让我们进屋的意思，其实，如果茨维塔耶娃当年就难以在这间农舍里拥有一条木凳，那么如今那里面也就的确不会再有她的任何痕迹了。

　　 我们乘车驶向弗舍诺雷车站，沿一条狭窄的道路穿过这座很大的村庄。即便在今天，这座村庄也显得有些萧条，房屋低矮，墙面斑驳，庭院很小，在茨维塔耶娃的时代这里可能更破落，倒是能与俄国侨民的落魄处境构成呼应。加里娅左顾右盼，不停地“导游”：“茨维塔耶娃在这里住过，但是房子已经毁了。”“快看，就是那间房子，山坡上的那间，茨维塔耶娃在那儿生下了儿子，生下了穆尔！”“这就是著名的博仁卡别墅，奇里科夫和安德列耶娃当年的住处，茨维塔耶娃常来这里参加文学晚会。”来到弗舍诺雷车站，加里娅在下车之前又说：“我们刚才走的这段路，就是茨维塔耶娃母女每周送埃夫隆返回布拉格时走过的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当时在查理大学哲学系学习，每个周末来这里与妻女团聚，周一早晨返回布拉格，茨维塔耶娃和女儿总要把他一直送到车站。我们车行这条路用了十多分钟，茨维塔耶娃母女当年徒步来回，大约要走一两个小时，那时，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只有十岁。

　　 阿丽娅是爱称，她的全名是阿里阿德涅·埃夫隆（Ариадна Эфрон，1912—1975）。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的女儿，她先后与忒修斯和狄奥尼索斯相爱，均遭遗弃，她曾赠忒修斯以线团，帮他逃出迷宫。茨维塔耶娃给女儿取了此名，没想到女儿后来果真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那位克里特公主的命运。阿丽娅继承了母亲的文学艺术天赋，很早就开始写诗、记日记。茨维塔耶娃曾在组诗《给女儿》（К дочери）中写道：“我是你的第一位诗人，/你是我最好的诗。”阿丽娅与母亲相依为命，从莫斯科到柏林，再从布拉格到巴黎。她在巴黎学习绘画和艺术史，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后在1937年返回苏联，不久被捕，坐牢二十年，20世纪50年代获得自由后，她以整理、宣传母亲的文学遗产为使命，并撰写了大量回忆文字。在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О Марине Цветаевой：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чери）中，阿丽娅在描写了当年她和妈妈一起送爸爸去车站的场景之后深情地写道：

　　 我想，在玛丽娜到过的所有车站中，在她送过人或接过人的所有车站中，她最称心的就是这一座，弗舍诺雷小站，这是一座整洁的郊外车站，人很少，遮阳棚下有几个小花坛，花坛里是微微垂首的金莲花；站台两端有两个路灯；信号灯；铁轨。

　　 玛丽娜常乘火车去布拉格。等车的时候，她站在路灯旁在内心与帕斯捷尔纳克交谈。她的思绪随着奔驰的列车飞向病榻上的里尔克，或飞向相距不远、却难以抵达的魏玛。

　　 在这个站台上，玛丽娜在心中推敲着她的长诗。两条铁轨把她的思绪引向远方。那里是俄罗斯。

　　 令人惊讶的是，眼前的铁路小站与阿丽娅的描写、与当年的老照片几乎如出一辙，时间在这座铁路小站上几乎停顿了，就连阿丽娅见过的金莲花也依然在“微微垂首”地开放，似乎就这样一直开放了将近一百年。突然，一列崭新的双层客运列车从我们身边隆隆驶过，丝毫没有减速，列车就像一道彩色的拉链，把茨维塔耶娃的时代和我们所在站台拉合了起来。

　　 紧挨着车站，就是弗舍诺雷村的图书馆，与图书馆馆长熟悉的加里娅经多方努力，把她的“茨维塔耶娃博物馆”设在了这里。所谓“博物馆”不过是一间十平方米见方的小屋，看模样像是这家图书馆的门卫室。走进小屋，墙上的茨维塔耶娃肖像让人震撼，这幅占据一面墙一半的照片因为小屋之小而显得更加巨大，茨维塔耶娃的目光似乎充斥着小屋的所有空间。加里娅一一打开巧妙地悬挂在墙上的多个展板，指着上面的照片，向我们介绍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尤其是茨维塔耶娃在弗舍诺雷的生活和创作。若将那些展板同时展开，小屋就绝无任何人的立足之地了。小屋的上方有几层搁架，摆放着加里娅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茨维塔耶娃作品或关于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著作，其数量之少也令人心酸。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小的茨维塔耶娃博物馆，也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家文学博物馆！

　　 加里娅打开留言簿让我们留言，我用俄语在上面写道：

　　 尊敬的加里娅：

　　 请允许我以茨维塔耶娃的名义向您致敬，感谢您为她所做的一切！

　　 ——一位中国的茨维塔耶娃译者

　　 我们在弗舍诺雷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去拜谒茨维塔耶娃在这里居住最久的一个住处。茨维塔耶娃一家在这片区域也同样是颠沛流離的，三年时间里租住过的地方就不下七八处，这处故居离车站不远，沿一道山坡上行，也就两三百米。如今这里的住户可能也不喜欢被打扰，加里娅轻轻敲了敲院门，无人应答，她竟然有些如释重负地对我们说：“没人！”于是，我们便将所有的注意力投向了悬挂在斑驳院墙上的那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刻着一幅线条画，画着一头狮子和一只猞猁，这是茨维塔耶娃留给丈夫埃夫隆的一张便条，因为他俩相互为对方取了“狮子”和“猞猁”的绰号。纪念铜牌上用捷克语写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923年曾生活于此。”

　　 乘车返回布拉格市区，汽车的轰鸣声中，耳边却响起了茨维塔耶娃在给捷斯科娃的最后一封信（1939年6月12日）中所说的话。当时，茨维塔耶娃已决定返回苏联，在离开法国前夕，她却在向捷克、向布拉格道别：

　　 十七年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我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请您记住这一点！——就是莫科罗普西和弗舍诺雷，还有我那座亲爱的山。

　　

九

　　 布拉格是一座享誉世界的文学城，这里的“文学纪念碑”随处可见：旧城广场上有捷克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人胡斯的巨大雕像，我们住处附近的查理广场上也坐落着多位作家和诗人的造像；大街小巷里，以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命名的连锁餐馆随处可见，赫拉巴尔与克林顿见过面的金虎酒吧人满为患；198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弗尔特就出生在布拉格的日夫科夫区，由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组成的“捷克文坛三驾马车”自20世纪下半期起更让布拉格成为世界文学的中心之一。在布拉格，一些非捷克语作家也同样受到推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卡夫卡，卡夫卡几乎成了文学布拉格的符号和象征，这里有卡夫卡博物馆、卡夫卡书店、卡夫卡咖啡馆，各种各样带有卡夫卡头像的旅游纪念品几乎出现在每一家商店，每一个商铺。另一位德语诗人里尔克也在布拉格得到怀念，在他就读过的德语学校旧址的墙壁上就镶嵌着一座他的雕像。

　　 里尔克的这尊雕像，是茨维塔耶娃协会提议建造的，然而，在文学的布拉格，作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却似乎是被低估的。与里尔克和卡夫卡相比，茨维塔耶娃的确只是布拉格的匆匆过客，里尔克和卡夫卡虽然只用德语写作，但他俩毕竟都是土生土长的布拉格人。早在1916年，茨维塔耶娃的一首诗就被译成了捷克文，这也是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第一次被译成外文；1927年，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你的死》一文被捷斯科娃译成捷克文，这也是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首次被译成外文。然而，茨维塔耶娃似乎始终没有成为一位被捷克读者广泛接受的诗人。或许，茨维塔耶娃的“俄国诗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妨碍。在茨维塔耶娃来到布拉格时，捷克人对俄国是充满好感的，“俄国救助行动”的开展就是一个例证。捷克作为一个中欧小国，却是斯拉夫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18、19世纪之交的捷克语言学家约瑟夫·东布罗夫斯基（Josef Dobrovsky，1753—1829）被公认为“斯拉夫学之父”，19、20世纪之交的捷克画家慕夏（Alfons Mucha，1860—1939）的巨幅组画《斯拉夫史诗》曾风靡东欧，捷克国家图书馆中的斯拉夫图书馆直到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好的斯拉夫学资料库。但是，地处欧洲中部的小国捷克，毕竟像是一个在拉丁文化和斯拉夫文化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时而倾向俄国，时而亲近德国。在被德国吞并之后，德语和德国文化在布拉格占据统治地位，像茨维塔耶娃这样的俄语诗人自然会被排斥；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于“二战”后再次赢得独立之时，受苏联体制影响，茨维塔耶娃所属的俄侨文学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官方认可。东欧剧变之后，捷克社会中生发出的仇俄情绪似乎也连累到了茨维塔耶娃。我在网上看到查理大学一位俄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与捷克文学界》（МаринаЦветаева и чеш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среда），论文作者就对茨维塔耶娃没有学习捷克语、不愿接近捷克文学而颇有微词。我在查理大学的一间酒吧与捷克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交谈，他们无意之间流露出的对于茨维塔耶娃的态度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看不起捷克，认为这里是乡下，她有些居高临下；她在捷克的生活其实不太困难，捷克政府的救济足够他们一家生活，只是茨维塔耶娃不会过日子；茨维塔耶娃离开捷克后还一直在领取捷克政府的救济金；茨维塔耶娃在创作中也很少写到捷克人……我忍不住提醒他们：可是她在她的诗歌中写到了布拉格！

　　 是的，单凭茨维塔耶娃写下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她就有权被称为“布拉格诗人”，单凭她的组诗《致捷克》以及她写给捷斯科娃的书信，我们就不难判断出她对捷克和布拉格的一片深情。就对布拉格的文学呈现而言，茨维塔耶娃做了与里尔克、卡夫卡、昆德拉等相同的事情，只不过布拉格人尚未意识到，或暂时还不愿承认这一点。茨维塔耶娃毕竟在布拉格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茨维塔耶娃毕竟也让布拉格在她的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布拉格的文学神话中，在将布拉格文学化的神话中，茨维塔耶娃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十

　　 捷克人的斯拉夫乌托邦意识或多或少也体现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的名称上，即斯拉维亚咖啡馆（Kavárna Slavia），因为“斯拉维亚”就有“斯拉夫大地”或“斯拉夫国”之意。这座咖啡馆开张于1881年，据说一直保持原样，已成为布拉格最古老的咖啡馆。咖啡馆开在最繁华的商业街，又紧邻布拉格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民族剧院，离查理大学和科学院也不远，因而成为布拉格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

　　 这座呈L形的咖啡馆位于民族大街与斯美塔那滨河街交会处，一面正对着富丽堂皇的民族剧院，一面敞向风景秀丽的伏尔塔瓦河，而河对岸就是佩伦山，这里无疑是看山看河的绝佳地方。不过，对于一家“咖啡馆”来说，这里似乎过于宽敞明亮、过于色彩缤纷了，巨大的玻璃窗就像一幅幅活动的画面，远处的红顶古堡建筑群和苍翠的佩伦山在近处的伏尔塔瓦河面上留下斑斕的倒影，河上的几座大桥像是摆在镜面上的积木，隆隆驶过的有轨电车的红色车身不时切割着民族剧院的巨大立面，剧院的绿色屋顶和屋顶上的金色雕塑也会在窗玻璃上留下复调般的反光，每个窗口上方悬挂的红色遮阳伞更使咖啡馆内洋溢着一派喜庆，散落的红色光斑似乎随着乐手奏出的钢琴曲在忘情地舞蹈。

　　 茨维塔耶娃当年也来过这里，斯洛尼姆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他与茨维塔耶娃在这间咖啡馆里一连聊了两个小时。我们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吃冰激凌，只见不远处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正与对面的中年男性交谈，神情有些激动，幅度很大地做着手势，男子指了指墙上悬挂的哈维尔造访这家咖啡馆的大幅照片，那女子略微转过身来，面容竟有些像布拉格时期的茨维塔耶娃，只见她摇了摇头，似乎在有些不屑地说：“还不是因为他后来当上了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