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爱所有人，信任少数人，不负任何人。

　　 我荒废了时间，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要让冷酷的命运窃喜；

　　 命运既然来凌辱我们，就应该用处之泰然的态度予以报复。

　　 明智的人决不坐下来为失败哀号，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挽救。

　　 ——莎士比亚《暴风雨》

　　

序 章

　　 把时间推回到几年前。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突然出现炸裂似的头疼。这种头疼如此强烈而陌生，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家人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去了医院。在当地医院做完头部CT检查，看过片子，医生告诉他，他脑袋里面出血了，情况非常严重。为了搞清病因，医生紧接着给他做了脑血管造影，检查发现他脑子里有一个动脉瘤，必须做手术。做完手术，住了一段时间院。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小伙子很快康复回家了。他想，好在早早发现了病情，而且及时得到了治疗。他才二十多岁，还那么年轻。手术效果也不错，头疼消失了。然而好景不长，过了一个多月，他再一次出现了炸裂似的头疼。他不得不再次回到了医院。医生又给他做了CT，发现还是出血。重新做了一次造影之后，医生惊奇地发现，他脑子里又有了五个动脉瘤。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上次做完手术，动脉瘤明明已经消失了。医生想不明白。听到医生的诊断，小伙子陷入了绝望之中。一个动脉瘤已经那么严重，他不能想象脑子里有五个动脉瘤是什么状况，他可能要死了。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家人听从医生的建议，找到了天坛医院，这是中国脑血管病治疗排名第一的医院。如果在这里不能得到有效治疗，那可能真的没有希望了。天坛医院的医生检查之后发现，病人脑子里确实有五个动脉瘤。检查结果让天坛医院的医生也感到十分困惑。一个多月的时间，脑子里又长出五个动脉瘤，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一定有别的原因。于是，医生问他，你能告诉我你在病变半年内还出现过什么意外吗？得过什么病？小伙子想了半天说，病倒是没得过什么病，只是两个月前我受过一次伤。医生问，你怎么受的伤？小伙子说，那天，我和父亲到一家餐厅吃饭，旁边有人在打架，我起来劝架，不小心被刀子误伤了手臂。情况也不严重，去医院包扎了一下，过两个星期就好了。医生问他，好了之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吗？小伙子说，别的还好，老是低烧。听小伙子讲完，医生回到办公室，陷入了思考之中。过了两个小时，医生站了起来，他想，他知道问题的答案了。医生没有给小伙子做手术，只给小伙子输了三个星期的消炎药。打完消炎药，再复查，所有动脉瘤消失了。医生的治疗让病人家属目瞪口呆，他们本以为又要做大手术，毕竟这次有五个动脉瘤，比上次要严重得多。他们没想到，打打消炎药，病就好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神奇的故事，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神医。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一直流传着神医的故事。他们要么以神乎其技的医术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要么因崇高的医德而受到世人的敬仰。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医生的诊疗方式也许有所改变，对生命的忠诚却是永恒的。然而，所有的神奇，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就像魔术师那双神奇的手，如果拆掉层层迷障，一切变得清晰而符合逻辑。就拿上面这个病例来说，真正的原因在于，小伙子受伤之后产生了细菌感染，细菌顺着血管到了心脏，使心内膜感染，造成感染性心内膜炎，它每次脱落一团细菌，脱到脑子里面就腐蚀了血管，形成一个动脉瘤。至此，逻辑非常自然地成立了，治疗的结果也证明了医生的判断。

　　 做出这个判断的便是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著名脑血管病专家王拥军教授。

　　

执着科研：和团队一起成长

　　 1982年，年仅二十岁的王拥军从河北医学院（现河北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作为团委书记，王拥军志愿要求去唐山工作。众所周知，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那次地震造成的破坏让人触目惊心，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二，仅次于海原地震。六年过去了，地震留下的创伤依然存在。整个城市虽在重建之中，然而条件依然非常简陋。王拥军所在的医院，楼还没有盖完，很多病房还是当年的地震棚。一个病房里住四五十个人，不分男女，看起来就像在厂房里一样。他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医学生，在那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重建中的唐山，医疗系统医护人员极其缺乏，王拥军一边在医院上班，一边还要去卫生学校做老师，协助培训医护人员。

　　 刚去医院，王拥军作为一名实习医生，没有分在神经科。直到有一天，神经科主任对王拥军说，王拥军，我观察你好长时间了，觉得你脑子挺好用的，你来神经科吧。在当时，神经科并不是一个热门的学科，根本不受重视，几乎所有的医学生毕业时都不愿意学这个。多年后，王拥军教授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里依然有些不平，他说，不要说当时，就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很多神经科医生还是很轻视脑血管病，认为在学术科研上难度不大，不就是出血缺血兩类嘛。这种状况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好转。当然，随着科研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现在医学界对脑血管已经非常重视了。其实稍微想象就知道，人的大脑构造那么复杂那么精密，哪可能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王拥军教授还清晰地记得他在神经科开出的第一张病历的遭遇。

　　 那天，王拥军刚给一个偏瘫病人写完病历，正好主任过来查房。主任问了几句，接过他写的病历看了一眼，脸色顿时变得非常不好，皱着眉头。过了一会儿，主任抬头看了王拥军一眼，异常严厉地说，谁教你这么写偏瘫描述的？说完，生气地把病历从窗口扔出去了。当时，十几个医生都在病房里，主任的表现让他们吃了一惊，一群人惊诧地看着王拥军。那一刻，王拥军如坐针毡，好像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知道，他肯定是做错事了，而且错得非常离谱，不然主任不至于那么生气，也不至于当着那么多医生的面给一个才二十来岁的年轻医生难堪。主任走后，王拥军流着眼泪到病房外把病历捡了回来。病历躺在病房外的草地上，那一张纸那么刺眼，捡起它时，王拥军觉得它那么沉，好像快要拿不起来了一样。他拿着病历看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想找出主任生气的原因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实在看不出来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看着病历，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也许他选错了学科，是不是他真的不适合学神经科？过了三个多小时，所有的医生查完房都走了，主任走到他身边对他说，王拥军，你现在是不是非常难过？王拥军没有说话。看着王拥军，主任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以为我扔你的病历是故意让你难堪，也不要以为上面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你要知道医生笔下，弄错了不是几个字的问题，这几个字可能和一条生命有关，人命关天啊。主任说完，王拥军心里一沉，似乎有一扇窗在他面前打开了。是啊，生命。以前，他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职业和生命的关系这么近。病人来看病，等于是把命交给医生了，这是一种比天还要大的信任。那一刻，王拥军感受到了医生作为职业的崇高和责任。此后一年，工作之外，只要有一点时间，王拥军就在办公室画脑神经图。从春暖花开，到白雪飘飞，寒来暑往，画了整整一年。一年下来，到底画了多少张脑神经图，他没有数过，对脑神经系统的认知却比一年前有了本质的飞跃。他下定决心，留在这个专业不走了，这一留就是三十六年。

　　 在唐山工作期间，王拥军遇到了一个疑难患者。那是一个女孩儿，才十五岁，正在上初中。女孩的妈妈告诉王拥军，三个月前她女儿感到四肢无力，等送到医院四肢已经瘫痪了。医生们给女孩做了各种检查，都查不清病因。年轻的王拥军给女孩做了个活检，他在女孩小腿上切了一块肌肉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观察结果看着不正常，又看不出到底是哪里不正常。带着疑问，王拥军找到了旁边的医学院，他想在电子显微镜下再看看。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条件简陋，还没有电子显微镜。要使用电子显微镜，只能去医学院借用。在电子显微镜下再看，王拥军发现，女孩的每个肌肉细胞全跟别人长得不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片子谁能看得明白？王拥军陷入了思考，他想到了北京301医院黄克维教授，黄克维教授当时是中国神经病理的最高权威。一下夜班，王拥军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找到黄克维教授后，他把片子给黄克维教授看了，看过片子，黄克维教授高度怀疑是一种病，但他一下也想不起来是什么病。他对王拥军说，你先别走，等我学生下了门诊，我让他给你复印一篇文献。看完黄克维教授学生复印的资料，王拥军知道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这种病例此前中国从来没有报道，也是中国第一次发现这个病。找到了病因，治疗就顺利了。三个月后，女孩重新回到了学校。这件事给王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医学博大精深，他了解得还是太少了，太浅了，他还要继续深造。工作四年后，王拥军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重新做起了学生。

　　 三十多年过去，王拥军从一个刚入行的新医生成长为国际知名，国内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一连串的奖项和荣誉证明了他的成功。

　　 2009年，王拥军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1年，王拥军获得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

　　 2016年，王拥军领衔的项目“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及其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7年，王拥军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8年，王拥军获得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这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抽出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骄傲，而这只是王拥军教授所获得的奖项和荣誉中的一部分。对王拥军教授来说，这些都是过往，他非常喜欢莎士比亚在戏剧《暴风雨》中的句子“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未来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2000年。那一年，人类跨入了21世纪，进入了新的千年。在这个历史时刻面前，总会让人有莫名的兴奋，似乎世界有一个新的开始，一切都有美好的开端。对王拥军教授来说，这一年，对他的职业生涯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1995年，王拥军三十三岁，他已经是宣武医院神经科副主任，科研成果突出，深受领导器重。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只有副高职称的年轻医生。医学研究永无止境，他想在更高更好的平台上继续攀登。在脑血管病领域，美国集中了最优秀最权威的一批专家。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1998年到2000年，王拥军离开了工作十年的宣武医院，去美国阿肯色医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做博士后研究期间，王拥军除了在专业上进一步拓展了视野，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先进的科研理念，了解了国内同行与世界一流医学科学家之间的差距。比如说每周一次的例会上，导师都会强调，如何把临床问题转化成研究问题？这种思路对王擁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年的国外学习经历，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那是他进研究中心不久，有天下班，导师给了他一把钥匙，告诉他，这把钥匙可以打开研究中心所有实验室的门，他可以去任何一个实验室寻找他需要的资源。研究中心一共十七层楼，到底有多少个实验室，他不清楚。这件小事让他非常感慨，这才是真正的资源共享，这才是开放性的科研环境。科研决不是独自为政，而是需要多方的配合和支持。

　　 两年时间过得很快，回国之后，何去何从，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恰好时任天坛医院院长向王拥军发出了邀请，想让他出任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作为同行，王拥军虽然从来没有去过天坛医院，但对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状况还是有所了解。当时的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只有一名硕士生导师，只有一人有博士学位，科研力量非常薄弱。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北京，在专业领域连三流都说不上。就在王拥军买好机票准备回国时，他还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千万不要去，别去蹚这趟浑水。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去的话，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肯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也有优势，基础差，更有可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思前想后，王拥军还是决定接受邀请。他和院长谈了一个条件，我去没问题，但您要支持我，不要在业务和科研上做太多的干涉，也就是说要给空间。院长答应了，出于关心，院长问，你要不要带几个人过来？王拥军说，不用了，我要是带人过来，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搞圈子，工作就更不好做了。

　　 2000年10月16日，王拥军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那天，他从美国回国。回国之后，王拥军一天都没有休息，第二天就去了天坛医院。要当好这个主任，手底下有什么资源要厘清。什么是最重要的资源？当然是人。只有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用。两个月，整整两个月，王拥军主要做了一件事，找人谈话。整个科室三十多个医生，加上护士长四十多个人，一个一个地谈过来。谈得最长的，谈了四个多小时，不停地在抱怨；短的五分钟，说了几句转身就走，不愿意和他聊。对这个空降过来的主任，大家都在猜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干什么？每个人的心态和想法都不一样。和所有人谈完话，王拥军心里有数了。作为科室主任，王拥军意识到光专业强还不够，还要懂得管理和经营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在科室建立正向引导机制，知道集体的目标是什么，个人的需求是什么，要把个人需求和集体目标协调起来。同时，如何用人也是一门学问。比如说，一个人专业很强，但总是在团队里起破坏作用，这对团队的损伤会比一个专业差的人更大。再者，每个人的专业能力、领悟能力都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一流的专家，这不现实。一个团队里面，有20%的人成长为一流专家就很不错了。那么，抓住这20%的人往一流专家方向培养。剩下的80%怎么办？不理不睬？扔掉？那肯定不行，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同样非常重要。谈起往事，王拥军教授笑了笑说，那几年，我身边的人经常换，可能有人觉得我太喜新厌旧了，一点也不专一。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也是在观察，在判断，看团队里的每个人适合干什么，最好往哪个方向发展。

　　 此前，几乎每家医院都有一个潜规则，科室主任如无意外情况，基本是“终身制”，只有科室主任升职或退休之后，其他医生才有增补的机会。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原因说通了也简单。当上科室主任的医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管理上都是团队顶尖的。当上科室主任之后，他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资源，不断提升自己，从而保持专业上的优势。受这个原因影响，很多医生直接把目标瞄准科室主任。问题是一个科室只有一个主任，如果大家都瞄着这个位置，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必然会产生恶性竞争，这对团队建设显然是有害的。如果科室主任还很年轻，那意味着所有人都没有机会，很容易形成混日子心态，团队会丧失上进心，缺乏进取动力。王拥军到天坛医院担任神经科主任时，年仅三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离退休还远得很。他一来，等于是把大家的路给堵死了。要把这团死水搅活，只有带着团队一起发展，把具备条件的团队成员往一流专家方向培养。团队成员成长起来了，各专业方向的人才队伍建立起来了，团队的科研实力自然强大了，团队内部也形成了看重专业看淡位置的正向引导机制。

　　 为了管理好团队，王拥军教授还特意报读了北京大学的MBA，他深有感受地说，一个团队，集体目标一致，个人目标分开，其实非常好。我们经常强调团队要团结，这要看怎么看。做事当然要团结，在学术发展方向上，可以不团结，保持差异性和个性特点，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特长。比如说，天坛医院的神经病学全国第一，那是不是天坛医院所有医生都来学神经病学？那当然不行，其他专业也要出人才，争一流。

　　 好的团队要出人才，出成果。在人才培养这一块儿，王拥军教授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教专业上的细枝末节，主要帮助学生制定目标，教他们如何将科学的思维方式、清晰的表达方式和有效的社会沟通方式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塞给学生一条鱼有什么用？那也是一条死鱼，重要的是学会抓鱼的方法。学会了方法，才能抓更多的鱼，即使这条没有抓到，还可以找到另一条。十多年过去了，天坛医院神经病学团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研人员基本博士化，王拥军教授的不少学生都做了博导。2018年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天坛医院神经内外科同获全国科技影响力第一名。当王拥军教授的学生伊龙把获奖证书抱回来时，王拥军教授感慨万千，当年伊龙加入天坛医院神经病学团队时，刚拿到硕士学位，如今他已经成为整个科研团队的一面旗帜。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未来怎么办？王拥军教授给出了响亮的回答，天坛医院的神经学科，不但现在第一，未来我们还要继续保持第一。我们做了一个基础学科振兴计划，除了神经学科以外，在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领域寻求发展和突破。

　　

心系基层：以卓越服务群众

　　 王拥军教授常说一句话，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还缺乏卓越的医学科学家。

　　 他把医生分为四个级别：培训中的医生、合格的医生、优秀的医生和卓越的医生。培训中的医生指正在接受培训的医生；合格的医生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巧，能够使患者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这是独立行医的底线，也是职业道德的底线；优秀的医生更看重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而不是单独疾病的治疗，他们是医学的将才，是临床的能工巧匠；而卓越的医生，除了医治病患，救死扶伤，还能创造新的理论、新的治疗方式、新的学说、新的手段、新的指南，他们的工作收益不只是一个患者、一个案例，更是一群患者、一个行业。他想做一个卓越的医生，而一个卓越的医生说大一点应该心怀天下，解决人类的困境。在医学史上，我们常常提到青霉素的发现者英国细菌学家佛莱明，他的发现改变了医学史，青霉素的广泛应用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要想做一个卓越的医生，心里要装着人，怀有对人的大爱。对中国医疗来说，就是要让基层医疗强大起来。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在基层，只有基层医疗强大了，才能惠及更多的人。

　　 2013年，甘南地震那年，王拥军和同事一起去了甘南。甘南全称“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段，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自治州，经济落后，医疗条件也非常有限。那次，王拥军先从北京飞到兰州，又从兰州坐了六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达甘南。一路经过高山草甸，还有狭窄的山谷，雪山在远处露出白色的顶部，偶尔路过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点，看上去一片苍凉。到了甘南，王拥军一下车就对当地接待的同志说，我想找个老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看看。作为脑血管内科专家，王拥军知道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方面的疾病。在当地接待人员的带领下，王拥军去了当地的敬老院。王拥军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敬老院有四十个老人，他和同事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和老人们待在一起。他问了四十位老人，你知道你的血压吗？没有一个人知道，从来没有人量过。王拥军又问，你知道你有脑中风的危险吗？还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些老人平均年龄七十多岁了，但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王拥军说，我带了设备，我给你查一下。检查下来，结果非常不好。四十位老人中，五位脑子里面已经出现了亚临床病变，也就是说，这五位老人在未来的几年可能会得中风。其中一位姓王的老人，从王拥军到敬老院那时起，就总是跟在王拥军身边。王拥军给人看病，他跟着；王拥军去拿东西，他跟着；王拥军去上厕所，他在门口站着。等王拥军给所有人做完检查，该走了。王拥军对老人说，我要走了。车开动了，王拥军发现老人跟着车在跑，身形佝偻，步履蹒跚。那一刻，王拥军心里非常难受，基层百姓太缺乏医疗资源了，太需要人关心了。

　　 中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相对缺乏，这是一个基础现实。至于优质高端的医疗资源，那就更紧张了，很难惠及广大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合理地调配医疗资源，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少花钱，看好病，成了王拥军思考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王拥军在天坛医院推出了分级诊疗方案。什么叫分级诊疗？简言之就是对患者进行分类，普通患者门诊医生直接解决，疑难患者转诊给专家。这么做看起来没什么特殊之处，患者还是那么多患者，醫生还是那么多医生。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先从患者说起。很多患者来看病，对病情并不了解，有的患者出现了头晕、失眠等症状，就觉得自己的脑血管堵住了，连基本的检查都没有做过，就来盲目投奔大专家。还有的患者虽然确诊是脑血管病，但现在的症状是以前病症的后遗症，属于康复的范畴，挂专家号也不好使。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患者通常是人在家乡昏迷，家属拿着几张片子来咨询，希望大专家能扭转乾坤。但看不到患者，患者情况危险又不适宜挪动，专家也没有办法。盲目找专家，多花钱不说，也耽误了专家的时间。就拿王拥军教授来说，作为天坛医院神经系统疾病诊疗团队的“金字招牌”，王拥军每周出半天门诊，十来个号，但一半病人根本不需要他看，真正的疑难患者又要排队几个礼拜甚至更长，医疗资源实在太浪费了。

　　 经过反复论证分析，2016年3月，天坛医院开始试运行知名专家团队门诊，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分级诊疗。由王拥军教授领衔的脑血管病知名专家团队中，八位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组成的“团员”，第一步工作就是对患者进行分流、筛选。接诊后发现，有的病人是脑血管病，有的不是，有的是脑血管病但病因不明。团队成员副主任医师杜万良在实行专家团队出诊的第一天，接诊了36位患者，最终给2位患者开具了教授预约单。其中一位是青年脑梗死患者，另一位是双侧丘脑病变的颅内静脉血栓患者，来天坛医院前都做了很多检查，但病因尚未明确。专家团队分级诊疗模式推行后第三天，王拥军教授迎来了第一批团队模式预约来的8位患者，其中5位年轻人，3位中老年人。了解到8位预约患者年龄的一瞬间，王拥军敏锐地感受到了团队分诊给自己接诊的患者性质带来的显著变化。

　　 从脑血管病的发病特点上看，真正需要大专家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在病因判断上。如脑梗死或脑出血的病因，老年人多见动脉硬化、房颤等常见的危险因素，因此在检查上也有着较为固定、成熟的流程。病因明确后，按照治疗指南，诊疗过程相对标准化。而最复杂的，就是青年脑血管病患者，大多数病因不明，极难发现。但这些人都是家庭的中坚力量，一旦患病，对家庭、社会造成的损失巨大。遇到这样的患者，每位医生都希望尽可能让他们最快地得到最权威的诊断。王拥军教授接诊的8位患者中，5位青年患者的脑血管病病因特殊、鉴别复杂，3位老年人的脑血管病存在病因隐匿、不易发现。这才是真正需要专家来解决的问题。

　　 通过分级诊疗，门诊医生接触了大量的病例，业务水平得到提升。对专家来说，也充分发挥了专业特长。同时，患者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可谓一举多得。王拥军教授脑血管病知名专家团队运转两年来，整个团队所有成员一共出诊近17000人次，接待的初诊患者超5000人，复诊患者近12000人。其中知名专家接诊426人，由团队直接转诊给专家的356人，转诊率约为2%。专家本人疑难重症接诊率从以前的不到40%，提升为现在的90%。团队分级诊疗模式运行至今，患者构成和诊疗模式明显变化，除了让专家出诊过程更加顺畅，也为医院临床诊疗水平的提升、科研教学的积累，节约了宝贵的经验。

　　

勇攀高峰：让世界看到中国

　　 先来看一组数据：

　　 目前我国现存中风患者超过800万人；

　　 每年新发中风患者200余万人；

　　 每年死于中风患者150万人；

　　 全球每年死于中风患者570万人。

　　 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意味着每21秒就会有一个中国人因为中风而死去。作为我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王拥军教授长期从事脑血管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研究。怎么办？必须攻克这个难题。很多人都不知道，1993年前，王拥军教授主要从事神经免疫研究，研究重点并不在脑血管。当时医学界内部有一种风气，觉得脑血管病研究价值不高，某家著名的医院甚至声称，我们不收脑血管病患者，我们做的都是疑难病。王拥军在首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孟家眉教授1993年去世，也正是那一年，王拥军教授转到了脑血管病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巧合。孟家眉教授去世前，留下了大量医学研究手稿，师母把这些手稿转给了王拥军，全是孟家眉教授一笔一画的手写稿。读完导师的手稿，王拥军百感交集，他从老师的手稿里读出了最紧要的三句话。第一句是脑血管病没那么简单；第二句是神经科面对的80%的病人都是脑血管病。如果一个神经科医生对80%的病人不感兴趣，那你感兴趣的到底是什么？你感兴趣的是人还是学问？第三句是脑血管病治疗应该药物治疗和康复结合在一起。从那一刻起，王拥军决意转向脑血管病研究，作为一个医生，他被孟家眉教授的话击中了，如果你对80%的病人不感兴趣，那你感兴趣的到底是人还是学问？人，必须把人放在第一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时间很快到了2000年，和90年代初相比，虽然还有不少医生觉得脑血管病简单，但也逐渐开始重视了。在王拥军教授看来，觉得脑血管病简单纯粹是一个误解，只有深入进去，才会发现这个领域极其复杂，难度极大。身为脑血管病专家，他对当时脑血管病诊疗现状非常不满，甚至觉得当时没几个医生会看脑血管病。在王拥军看来，大部分医生看病的方法不对。当年，天坛医院每年招进修医生，每次培训一年。刚来进修的医生，很多都不愿意去脑血管病病房转，老是去遗传病、变性病等少见病病房转。看到这种情况，王拥军教授有些着急，他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在脑血管病上多花点时间，遗传病、变性病等你们回去之后，一年见不到几个，而且可以转院。脑血管病不一样，它救治时间只有三个小时，没有办法转院。王拥军教授的话说得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把精力投放在最有效的地方，最大限度地为患者服务，这才是真正体现一个医生价值的地方。刚开始，有些进修医生还不太理解，甚至还有人觉得这是不是王拥军教授有所保留，不愿意把真本事教给他们。面对这种状况，王拥军教授耐心地对进修医生说，你们不要觉得简单，把心沉下去，你会发现脑血管病其实非常复杂，非常有价值。思想工作做通了，王拥军带着进修医生，手把手地教他们看脑血管病。三个月后，王拥军再找他们交流，进修医生不好意思地说，王教授，看了你们的看病方式，我发现我是真的不会看病。听完进修医生的话，王拥军一笑，这就对了，你们以前看病的思路根本就不对，全是错的。不过没关系，现在还来得及，好好把握住难得的进修机会，把本事学到手，服务更多病患。

　　 研究工作一步步推进，王拥军教授在脑血管病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时间前进到了2006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让王拥军教授难以忘怀的事。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0月29日。下午六点多，天已经黑了，王拥军独自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窗外是北京模糊的背影。街上人来人往，正是下班高峰期。王拥军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门，也没有开灯，屋里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王拥军坐立不安，他在等待一个结果。那天，世界卒中大会在南非开普敦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将决定2012年世界卒中大会在哪里召开。从内心讲，王拥军渴望2012年的会议能在北京召开，那样全世界卒中研究领域的专家将齐聚北京，這对中国的卒中研究将会大有帮助，对中国脑血管病病人也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人不在现场，他却比谁都紧张。他让在现场的同事每十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告诉他投票结果。每一分钟都那么难熬，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大约七点多，同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出来了，不是北京，专家们选了韩国首尔。那一瞬间，巨大的失望笼罩了王拥军。后来，一位与王拥军相熟的德国教授告诉他，现场专家觉得北京的会议条件非常好，但是中国脑血管病研究的成绩全世界看不到。那天晚上，王拥军一夜无眠。作为脑血管病研究专家，他意识到中国还缺少能够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的研究成果，没有成果就没有发言权。失败激起了王拥军的斗志，他要把这个担子挑起来，这不是赌气，而是为了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脑血管病患者能够早日摆脱痛苦，也要让世界看到中国。

　　 搞科研，要投入，更要方法，要找到方向。方向不对，再投入也没有用。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王拥军教授发现，以前的脑血管病研究多集中在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但这类患者目前还没有有效手段可以减轻急性期复发或致残。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推着轮椅或者行动不便的中风病人，医学上基本没什么办法。而症状相对轻微、临床却易复发或进展的非致残性脑血管病却大大被忽略了，而这个人群恰恰有可能通过有效干预恢复健康。从数据上看，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和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对半开，而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重复发病率是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的四倍。如果在复发前能把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病情控制住，患者就能变成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如果没有控制住再次复发，那一定是致残或者致死的。二选一，选哪个？王拥军教授选择了后者。他确信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就是“上帝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扇窗”，能不能为广大脑血管病患者造福，就看能不能在这一块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007年，王拥军教授正式提出了“高危非致残缺血性脑血管病（HR-NICE）”这个概念，这也是国际医学界第一次见到这个名词，它源自王拥军教授的创造，也为国际脑血管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目前已成为国际医疗界的研究热点。方向清晰了，恰好这一年，王拥军教授领导的项目获得政府立项，攻坚的序幕正式拉开。

　　 2008年，王拥军教授团队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样本，以明确非致残性脑血管病人群的基本情况。项目组在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抽样的9.8万人群专项调查中发现，我国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病人数高达2390萬人，其中78%为高危不稳定状态，易复发或进展为致残性脑血管病，急需实施有效手段阻止其发生，但这部分患者的知晓率仅3.1%，诊断率仅16.0%，规范治疗率仅4.1%，处于被严重忽视的状态。项目组还分别对全国130余家代表性医疗机构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脑血管病登记研究，建立了国际代表性脑血管病样本队列，分别收集了2.2万和2.5万例患者，从中发现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比例逐年攀升，已超过脑血管病构成比的50%，而其中轻型卒中早期复发或进展为致残性脑血管病比例高达10%，属高危状态，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复发，降低致残率和致死率。

　　 怎样有效降低高危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复发风险？摆在项目组面前的严峻现实是，阿司匹林是当时循证指南推荐的唯一有效的早期抗血小板药物，但单独应用疗效有限，即便早期应用，脑血管病复发率仍高达10%～20%。而国际上开展的系列双重抗血小板临床研究均因出血风险大于获益而失败，“双抗”治疗被国际指南认为是脑血管病复发防治领域的禁区。项目组并未盲从所谓的国际权威。王拥军教授团队通过对全球九万多病例的分析发现，早期（24小时内）、短程（3周）、NIHSS ABCD2评分≥4的TIA患者接受双抗治疗出血风险较低。他将这个发现称为“甜蜜点”，通过这个方法，只会减少出血，而不会增加出血。受这一发现的鼓舞，项目组启动了著名的CHANCE研究，在国际上首次针对高危（ABCD2评分≥4）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探索中低剂量配伍的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联合的短程、早期、优化的“双抗”治疗的疗效。面对团队所取得的成绩，王拥军自豪地说，这个方案最大的贡献就是突破了在卒中二级预防中输入抗血小板的禁区。在这之前不允许使用双重抗血小板，现在这个禁区被我们突破了，这个影响是世界性的。

　　 王拥军教授团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国际著名的NEJM、Circulation等杂志，被NEJM评为“2013 年度国际医学领域重大进展研究”，被Lancet Neurology评为国际脑血管病领域年度重大进展之一，被2014年美国心脏病学协会和美国卒中协会《缺血性卒中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级预防指南》及《中国缺血性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级预防指南 2014》等权威指南纳入并推荐，被美国脑血管病权威专著引用，成为美国心血管专科医生教材，也被编入了我国“十二五”8年制/7年制医学规划教材。

　　 成绩的获得来之不易，可谓甘苦寸心知。面对成绩，王拥军教授说，这些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而是给整个团队。我们经历了曲折和困难，可我们始终目标坚定。如今回首过去，我们确实收获不少，中国第一个卒中单元、NEJM中国神经病学第一篇论著、连续七年Stroke全球单中心最大贡献团队等。话说得轻描淡写，背后却是一个披荆斩棘的艰苦历程。

　　 科研要人，要有一个强大的科研团队。王拥军教授2000年从美国回国，来到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当时的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科研力量相当薄弱，作为项目负责人，搞科研的同时，他还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更要命的是团队缺乏大型临床实验的经验。这不光是天坛医院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大都还缺乏做大型临床实验的经验，直到今天国内大型临床实验也基本靠自学，不像美国有成熟的教学培训体系。比如说在国外，大型的临床实验中都会设有项目经理的职位，保证项目的整体推进，这些国内都没有。没经验怎么办？学习，王拥军教授先从国外先进单位学，学完再和团队分享。除开经验，摆在项目组面前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科研经费。类似的项目，美国科研团队的研究经费高达五千多万美元，王拥军教授团队拿到的科研经费是一千多万人民币，样本量却多出美国团队五分之一。

　　 人和钱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受试者权益保护。在2008年，中国科研机构受试者保护机制还不完善，受试者对自身权益也不是太了解。王拥军教授的项目需要大量的受试者，是像有些科研团队一样照惯例操作，还是切实做好受试者权益保护？对王拥军教授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必须要做好受试者权益保护。作为一个研究者，王拥军教授有一个底线，绝对不能因为科学而伤害受试者权益。研究的目的是解除患者的痛苦，但科学研究从来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临床实验更是如此。如果百分之百有把握，临床验证也就没有必要了。在王拥军教授的设想中，不仅在临床设计时不能让受试者承担任何风险；万一出了问题，也要让受试者获得良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在当时确实是个问题，而且还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王拥军教授想给受试者购买高额的临床实验险，去和保险公司谈，保险公司一头雾水，什么临床实验险，没听说过。你们做临床实验找些受试者做不就完了嘛，没这个险种。国内的保险公司不行，王拥军教授只好找国外的保险公司，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德国的一家保险公司。但问题又来了，国外的保险公司在国内无法落地。幸好，平安保险见德国公司承保了，在各方协调下配合做了这个项目。受试者权益这块算是保证了，王拥军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

　　 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项目组需要大量的病患血液样本，这些血液样本要从全国114家医院运送到北京。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难的，找家物流公司不就完了？如果这么想，真是把问题想简单了。运送血液样本要冷链运输，温度必须保持在4℃以下。也许有人又要说了，这算个什么事儿，运冰鲜的不都是这么运的，我们家菜市场门口就有。问题是当时所有的物流公司都不提供冷链血液运输服务，一来没有这个先例，不知道怎么搞；二来担心风险，万一是传染病怎么办？有聪明人又要说话了，加钱，加钱肯定有人干。这个想法还是太天真了。5毫升的血液样本，也就是一管血液，300块的运输费用，相比普通货物，这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但还是没有人敢接单。谈到这个，王拥军院长开玩笑说，整个项目研究中，成长最快的就是我们的物流团队，他们经过一次次的协商，探讨，最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现在不同了，临床实验险、冷链血液运输都不是问题，以前是我们求着他们干，现在有点反过来了。这都是进步，都是好事情，我们做临床实验也比以前顺畅多了。

　　

放眼未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比翼双飞

　　 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此前，IBM公司总裁托马斯·沃森在1943年表示，可能全世界只需要五台计算机就够了。美国数据设备公司创始人、“小型机之父”肯·奥尔森在1977年发表看法，认为普通人家庭中根本没必要有计算机。实际上，1981年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办公室和家庭。就连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也曾说過，可能永远也做不出32位操作系统，如今他们已经出到64位。1964年，互联网在美国出现。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发展之快速和广泛，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从来没有一项科技如此深刻而快速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在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取得革命性的进展。还记得在1996年，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与名为“深蓝”的IBM超级电脑展开较量。这一战，卡斯帕罗夫以4∶2获得胜利。这次胜利引得不少人发出欢呼，它在当时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人类的智力战胜了人工智能。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经过IBM科学家一年多的改进，在1997年的对决中，卡斯帕罗夫以1胜2负3平的成绩败下阵来。消息传出来后，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巨大震动，人类最顶尖的智力输给了人类制造出来的机器。激愤者甚至猜测卡斯帕罗夫收受了IBM公司的好处，故意输给了深蓝。今天回头来看，这种猜测毫无依据，深蓝凝结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专业智慧，而且它更冷静，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卡斯帕罗夫输给了深蓝，不如说是输给了一群IBM科学家。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各领域掀起了一股“互联网+”的风潮，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得到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甚至试探着使用在创造性领域，比如著名的微软机器人小冰，它不仅会与人对话、唱歌、卖萌，甚至还会写诗。2017年5月，小冰出了它的第一本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小冰还会不会有别的创造，谁都无法预测。可以肯定的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了，它已经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

　　 面对新的变化，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王拥军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将对医疗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谁先抢占先机，谁就能成为跑在前面的人。相关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在医疗和健康领域的市场将从2014年的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66亿元，增长11倍，未来更将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2018年4月28日，国办印发《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从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医疗AI应用等七个方面，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机会来了，政策上也明确了，在怎么做之前，还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也是王拥军需要向大家说明的问题。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有什么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全国现在有两万家公立医院，在公立医院中876家是三级甲等医院，每一个医院每年大概有几万个出院患者。过去就是看诊断，有大数据之后，可以分析出很多过去没有的。比如，如果大数据分析出这家医院的非正常死亡率很高，那就意味着这家医院可能风险比较大。判断一家医院是不是一家合格的国家级医院，是不是老收普通患者，可以从大数据提取它的CMI（病理难度系数），CMI值老是低于1的话，这个医院就应该改成社区医院，而不应该是大型公立医院。对一家医院的管理者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同样非常重要，通过数据平台，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医院的运行状态，比如每天多少门诊量、人流从哪儿来、医保的病人有多少、非医保的病人有多少、他们花了多少药费、多少检查费。从数据平台能综合判定整个医院的医疗覆盖能力，CMI是降低了还是增高了，是不是浪费了医疗资源。这些数据，对医院管理者做出决策非常有帮助。

　　 谈到大数据，王拥军教授认为在中国做医疗大数据最重要的是数据质量，所采用的数据必须是准确的，可靠的，这也是一个基础前提。数据不准确，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偏差，这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以中风病人为例，在北京能够接收中风病人的医院有130多家，每年住院约14万人，诊断正确率72%，另外的28%是错误的。北京的医疗水平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尚有28%的诊断是错误的，如果放在边远落后地区，诊断错误率显然会高于这个数据。这意味着，如果不对数据进行甄别，直接采用所有数据，最后得出的结果恐怕会离预期效果非常远。问题归问题，王拥军教授认为，中国做医疗大数据这一块也有国外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数据量大。他在脑瘤研究中发现，要做到看脑肿瘤不犯错误，至少要学一千张片子。全世界找不到一家医院，脑肿瘤会有一千张片子，但中国有，而且这些片子都有病理结果，都是打开之后看过的。此外，由于中国医疗体系架构的原因，会让很多复杂的病人集中在个别医院，比如说脑肿瘤病人肯定是肿瘤医院最多，而在国外，比如说美国，病人非常分散，导致数据很难凑到一起。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同一病理数据，涉及的医院越多，数据质量变异度越大。举个例子来说，天坛医院神经内外科均处于全国第一的位置，如果脑血管病所采用的数据都是来自天坛医院，数据质量就会非常高，如果采用这个数据进行分析，准确度自然就高了。中国目前质量比较好的数据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脑血管疾病；二是肿瘤，尤其是消化道和呼吸道肿瘤；三是代谢疾病，也就是糖尿病。王拥军教授的研究恰好是脑血管疾病，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数据。

　　 探索的道路上，总是需要先行者。2017年，王拥军教授启动了天坛医院人工智能项目，尽管前期做了足够的准备，项目启动后，还是出现了反对意见。第一个出来反对王拥军的是放射科主任。放射科主任有种担心，采用人工智能后，放射科是不是不再进人了？这势必影响到放射科的人才队伍建设。再者，人工智能是不是就比人脑更为先进？为了做好放射科主任的思想工作，王拥军一次一次地和他谈。空讲理论肯定不行，必須用事实说服他。王拥军找了个切入点，从普通放射科医生解决不了的地方入手。他想到了一个例子。患者脑中风有30%是出了血肿，这里面有30%的患者第二天会变大继续出血，继续出血的患者有一半会死亡。那么，患者第二天会不会出血？如果猜错了，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猜对了的话，提前一天采取措施，就能挽救一条生命。就这个问题而言，正常来说，医生猜对的概率是60%，比随手抛硬币略高。而人工智能读过上千张片子，它猜对的概率有90%。数字冰冷，但冰冷的数字后面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经过反复做工作，放射科主任接受了使用人工智能的做法。很快，事实验证了王拥军的判断。放射科主任的态度也从不乐意转变为积极配合推行人工智能项目。

　　 人工智能说起来似乎很神秘，像是科幻片里面演的一样。其实，人工智能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家里常用的扫地机器人也利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应用原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路上碰到一个智力障碍患者，即使他不说话，甚至坐着不动，只看看他面部特征，包括表情和眼神等，也大致能够做出正确判断。这是因为大家见过大量的智力障碍患者，在感官上形成了一套判断标准，而患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也非常明显，易于判断。如果患者表现特征不是那么明显，判断的难度一下子就加大了。很多患者一些非常微小的特征，靠人脑很难识别出来。采用人工智能甄别的话，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识别出来就容易多了。比如说帕金森综合征早期，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仅靠肉眼识别，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通过人工智能识别的话，由于发现得早，尽早进行药物干预，有可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用于医疗，终极目的都是服务患者，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痛苦。在这方面，王拥军教授深有体会。人工智能首先把医生从基础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某些方面，人工智能确实也具备人工所不具备的优势。就说在语言康复辅助训练方面，如果要测试患者的语言能力，医生使用的一般是普通话，也有不少医生普通话不好，带有各种方言，其实，即使医生普通话再好，也不一定管用，病人最熟悉的还是他自己或者亲人的语言。比如说进行语言能力测试，不要说患者本身就存在语言障碍，即使没有语言障碍，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也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如果是用患者自己的语言进行测试会怎样？显然更有利于患者做出反应，得到的结果也会更准确、更真实，从而为下一步的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再比如在语言康复训练中，就不说语言环境，谁有那么多时间整天关注病人？但人工智能有，不光有时间，它还能抓住病人的每一个微妙反应，绝对不会因为走神没有抓住。

　　 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推行人工智能项目让天坛医院尝到了甜头，王拥军对大数据人工智能非常看好，他认为，五年以后，大数据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天坛医院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它将取代医生枯燥的重复性工作，比如神经病理诊断、所有的核磁诊断、影像诊断，让医生腾出时间做开发性工作。第二，能够完成部分原来做不到的工作。从病理学上讲，很多脑疾病会引起脸部表情变化，比如抑郁、不高兴。智力障碍、帕金森综合征这些会有面具脸，未来也许可以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帮助医生早期识别这些疾病。第三，快速阅读数据，给医生提供诊断依据。比如说，人有很多编码基因，如果用A4纸打印的话，大概能打十一层楼，医生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海量阅读。如果不借助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这对临床来讲是一部读不懂的天书。

　　 至于未来的计划，王拥军教授说，随着神经疾病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工作的全面开展，天坛医院未来将展现出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如神经病理切片的辅助诊断；神经疾病患者的智能护理；依据患者诊疗数据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辅助医生决策；卒中后恢复、帕金森综合征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肢体及语言康复智能化辅助训练等。此外，还将建立人工智能脑血管培训中心，利用人工智能模拟“还原”各种脑血管疾病患者状态，医生可在“机器人”身上进行诊断、治疗、干预，机器人也会表现出血压升高、出血等病征，让科研、教学和培训场景更生动、更有效。

　　 作为国际一流的脑血管病专家，王拥军教授还有一个希望，他希望有一天人工智能通过海量脑血管疾病信息的深度学习，提高对脑瘤的早期识别和鉴别诊断能力。那么，基层医院接入这个系统后，相当于引进一名拥有国际领先技术的神经疾病诊疗专家，使脑病患者不必奔波大城市、挤大医院，在家门口就能获得高品质、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从而缓解疑难重症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从而真正惠泽苍生。

　　

尾 声

　　 回首一望，三十六年过去了，王拥军在神经病领域耕耘了整整三十六年。这三十六年，有苦有乐，有喜悦有悲伤，他也从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受人尊重的脑血管病权威专家。他和他领导的团队取得了一串串丰收的硕果。仅近些年来，他领导的团队就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973、863、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30余项国家科研基金，近五年来在国际著名刊物发表学术SCI论文100余篇，特别是在对国人危害极大的、复发率极高的轻型脑血管病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最权威的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使我国脑血管病临床研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显著提升了我国脑血管病临床研究在国际的地位和影响力。其中在脑血管病领域顶尖杂志Stroke上发表20余篇，是国际单中心在该杂志发表文章最多的中心。

　　 这样一位杰出的医学科学家，在别人的想象中也许是一个严谨过度，没什么趣味的人。实际上，王拥军教授亲切随和，风趣开朗。他说，都是普通人，只是职业不同，爱好方向不一样，不要用教条化的形象来妖魔化科学工作者。对医学，王拥军有一股来自骨子里的爱。也许有人觉得科研工作枯燥无味，他却乐在其中。他经常说，医学是生命的科學，和人密切相关。同时，医学也是“社会科学”。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王拥军形成了一个看法，好的医学工作者其实和福尔摩斯一样，他像一个优秀的侦探，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结合专业知识的推断，从而找到真相。这里面有一个逻辑的自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就像一个人戴着VR眼镜在看悬疑片，里面有一个不断推理的过程。比如说，医生看片子，都是2D的片子，但要有3D的场景想象力，这样才有可能重建病人疾病的场景，从而找到真实的病因。

　　 把医学说成生命科学非常正常，需要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也容易理解，为什么也是“社会科学”？这有些让人费解。医学需要理性的头脑，严密的科研精神，它看起来和“感性”的社会科学沾不上边。王拥军教授自有他的道理。医生是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而人非常复杂，具有社会属性，要做一个好医生，就要深刻地理解人性。就拿他从事的脑血管病研究来说，他面对的病人以中老年人居多，其中有很多文化素养非常高。医生看病，首先要了解病人，病人愿意和你说话，你才有可能了解更多的信息。问，也是了解患者病情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说，如果病人从事文学研究，你能和他聊聊文学，说得还都在点子上，这样很快能够拉近医生和病人的心理距离。病人信任医生，什么都愿意告诉医生，也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效果显然会比医患缺乏沟通要好得多。人总是愿意和亲近的人说话，好的医生应该让病人产生亲近感。在王拥军看来，医生应该是一个杂家，什么都应该懂一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公共关系学、文学甚至理工科知识，不要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专业范围内。这些看起来和医学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对医生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能不能从优秀到卓越，这些外部功夫也非常重要。从古到今，真正卓越乃至伟大的医生，几乎都有渊博而庞杂的知识，他们视野开阔，看得自然更高更远。

　　 在生活中，王拥军教授是一个具有生活乐趣的人，他喜欢阅读各种非专业书籍，尤其喜欢哲学。谈到这个，他笑了起来说，我爱人学的就是哲学，现在做纪录片。我不看点尼采、康德，和她连个话都说不上，两口子天天在一起，话都说不上，那还怎么过？他还喜欢看纪录片，中外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他几乎都看过了。不光纪录片，好莱坞大片，能看到的，他一部没有放过，谈起来如数家珍。说到家庭，王拥军坦言，家庭在他的心中排在第一位。他说，一个人出来工作，总有成功、得意的时候；也有挫败，失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跟谁说？跟谁说都不太好，你只能和家人说。哪怕兴奋得像个傻子，哪怕痛哭流涕得像个孩子都不要紧，家人理解你，包容你，安慰你，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能够让人获得内心的平静。再说得现实一点，如果家庭不安稳，工作时心里能踏实吗？心里不踏实，能做得出成果吗？工作和生活就像跷跷板的两头，要找到好的平衡点，才能稳定下来。

　　 让王拥军得意的是女儿学的也是医学。平常大家都说，干一行恨一行，老师不愿意孩子当老师，医生不愿意孩子当医生，甚至还有文科学者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学文科。这是因为身在其中，实在太了解其中的艰辛之处，而不愿孩子重蹈覆辙。王拥军不这么想，在他看来，做医生非常光荣，救死扶伤，造福人类，多好的事情。为了让女儿学医，他还花了些小心思。女儿读高中时，文科成绩非常突出，物理化学却比较糟糕，最差的一次，物理化学（合卷，满分100）才考了36分。为了让女儿补齐物理化学短板，他特意给女儿请了私教，老师一个在西单，一个在南城。那段时间，每个周末王拥军都带着女儿奔波在补习的路上。一年下来，女儿的物理化学总算及格了。不光给女儿补习，他还刻意为女儿创造环境，让她了解医生这个职业。大年三十，王拥军带着饺子去看值班医生，他让女儿和他一起去，让她知道医生的付出和意义。女儿寒暑假，他带着女儿去实验室，让她了解医生在干什么。在王拥军的影响下，女儿学了医科，目前在国外学习。有时女儿和他视频时，还逗他，你别指望我将来做医生啊，我不会做医生。王拥军一笑，好好，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心里却有一丝狡黠的得意，你不做医生还能做什么？他知道种子已经种下了，它已经发芽，它会继续长大，长成一棵大树。

　　 做医生多好啊。王拥军抬头看了看前方，三十多年了，我从未后悔过我的选择。每次想到我的工作能够挽救生命，帮助病人解除痛苦，我就没办法不为这个职业骄傲。路还有很长，继续，加油。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